1.时时牢记“谨慎”二字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吕坤在《呻吟语》中谈到：“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朱熹也说过：“真正大英雄人，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成立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待的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敢、强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内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随着镇压太平军的战功赫赫，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恺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恺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族，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2.锋芒时时隐，灾祸远其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锋芒毕露必将处处碰壁，不露锋芒则能保全自身。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该如此。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三国时的杨修，在曹营中任曹操的主簿。他思维敏捷，颇具才华，但他总是锋芒毕露，不知伴君如伴虎。
曹操曾命属下为自己建造一处花园，属下尽心尽力，很快将花园建好，请曹操前去观看。曹操去后，面无表情，没有对所建花园发表看法，只是提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匆匆离开。属下人苦苦思索，仍然觉得茫然。杨修对众人说道：“门上添一‘活’字，自然为阔，丞相觉得花园门太大了而已。”于是，主管此事的人立即对已建花园进行翻修，建好后再次请曹操前来观看。曹操见后，心里很高兴。不过得知是杨修解其意后，心中不是滋味。
事后不久，塞北官吏给曹操送来了一盒酥饼，曹操即兴在盒子上写下了“一合酥”三个字，然后将其置于台上。杨修看到后，即刻将酥饼取来与众将士同享美味。曹操问杨修为何不经过自己的准许便将酥饼分与众人，杨修却解释说，“一合酥”乃“一人一口酥”之意，既然丞相如此命令，不敢不从。曹操听后，脸上虽然高兴，心中却暗暗妒忌杨修的才能。
曹操猜忌心很重，他怕别人会暗杀他。于是常对手下说，他睡觉时总是做一些杀人的梦，告诫他们不要在他熟睡时靠近他。一日，曹操睡觉的时候将被子蹬到了地上，一侍从慌忙拾起被子准备给他盖上。这时，曹操一跃而起，拔剑就刺，侍从一命呜呼。曹操继续上床睡觉，醒后，假意不知其事，召人问之。待知实情后，曹操大哭，甚为痛苦，随后厚葬被杀侍从。杨修一语点破曹操的心思：“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曹操对其更加忌恨，欲找借口杀了杨修。
曹操带兵驻扎汉中一带，本想速战速决，不想竟与刘备大军形成对峙局势。曹操心中极为矛盾，进退难定。一天，厨师送上鸡汤，曹操见碗底有鸡肋，顿时心生感慨，暗自沉吟。适逢夏侯惇前来禀请夜间号令，曹操脱口而出：“鸡肋！鸡肋！”夏侯惇误以此为号令，将其传出，众人皆知。作为行军主簿的杨修立即令随行军士整理行装，为撤退做好准备。夏侯惇不明白杨修所为，急忙赶往其帐内。杨修说道：“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听了杨修的一番解释，夏侯惇甚感有理。曹操知道事情缘由后，异常愤怒，以造谣惑众的罪名将杨修处死。
杨修恃才傲物，屡次引发曹操忌恨，得此下场也是必然。历史上不乏类似杨修之人。
隋代的薛道衡，天资聪颖，十来岁便能够将《左氏春秋传》烂熟于心，并能够讲给别人听。隋文帝在位时，薛道衡因出类拔萃在朝廷任内史侍郎。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炀帝很是自负，他自认为文才很高，无人可以居其右。
炀帝时，薛道衡先在潘州任刺史，后被召至京城，在宫廷内做事。他作有《高祖颂》，其文辞自然超群，炀帝阅后，心生怨恨，妒其才。御史大夫火上浇油，在炀帝面前搬弄是非，说薛道衡自认为才华横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尽管有人指责他，他仍然我行我素，不把炀帝放在眼里。炀帝本来就对薛道衡不满，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其绞死了。
虽天下人都为薛道衡鸣不平，那又如何？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薛道衡不露锋芒，就不会引起炀帝嫉恨，也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土出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才，并不意味着能仕途通达，它需要有德来约束。这里的德，乃是指掩盖锋芒的自制力。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却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对于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生活中，他也尽量做到不露锋芒，将才华深藏。他曾说过：“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这里有一封他写给陈源兖和郭嵩焘的信：
易念园归，称岱云有《之官诗》四章，未蒙出示。（近各省有拐带幼儿之案，京城亦多，尊处有之否？若有，须从严办也。）杜兰溪于闰月杪奉母讳，将以八月出都，留眷口在京。胡咏芝来京，住小珊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虞缺折也。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陕甘番务办毕，尚为妥善。云南回务尚无实耗，大约剿抚兼施耳。镜海丈尚在南京。）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陈源兖凭着个人气节引人注意，胡咏芝凭着擅长交际露出不俗气息，虽然二人才能出众的途径不同，但都没有掩盖锋芒，都会招人忌恨的。
曾国藩认为，为人与书法有相通之处。书法有藏锋之说，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也是如此。
锋芒不露讲的就是一个“藏”字，仅这一个“藏”字，就包含着无穷意味。“藏”的目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长处，不引起别人的妒忌，更好地保护自身；是等待时机，在最有把握的时候出击，令敌人大吃一惊，防不胜防。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这里的“器”，便可引申为才华、实力。没有才干，想要有大作为，无疑是很困难的。但有了才干，却不加掩饰，锋芒尽露，这些“锋芒”或者“器”便如同带刺的玫瑰，很可能触痛别人的不平衡心理，于是，人们便会反击，将其“锋芒”拔掉，将其“器”缴械。
曾国藩有言：“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头角于外，至要至要。”
3.自剪羽翼，适时收敛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曾国藩同样面临这样的境况，为保全自身，曾国藩自剪羽翼，使清廷感觉到他无心和无力篡权。曾国藩的做法取得了实际效果，最终“命”和“名”都保住了。
曾国藩说过：“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走向覆亡之路，曾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终于可以暂时稳住脚跟。长达12年的苦战终于结束了，曾国藩受任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12年中，凡有战果，一般来说都会受赏。曾国藩培植起来的各湘军集团头目纷纷授予官职，巡抚居多。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曾国藩权势大增，不仅原有属下各有成就，他自己也受到众多赏赐。咸丰十一年（1861）被授职于两江总督，执掌四省军权。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被加授“协办大学士”头衔，此时的他已经是大清建朝以来权势最高的外臣。消灭太平军后，曾国藩再次受封，加衔太子太保。
为保地方稳定，曾国藩创建的湘军被清政府分派各地，无形中替曾国藩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清政府已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使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一方面刻意去压制那些不改气节的曾国藩死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曾国藩目前也面临着这样的境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曾国藩早就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将一切看在眼里，知道目前形势对己不利，于是采用了保身之法，即自剪羽翼。
太平军叛乱平息不久，曾国藩向上奏请停解了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1862年，曾国藩上奏，由于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奔赴广州办理抽调厘金等事务，后一直延续下去。
既然曾国藩提出了停解厘金，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复。他们令广东巡抚将厘金的七成征入本省，另外的三成仍解给驻扎在皖的湘军大营。曾国藩毅然拒绝，坚持不再从广东抽半点厘金。
事过不久，曾国藩再次奏请，要求停解江西半厘。江西半厘得之不易，为此，曾国藩曾与当时的赣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如今，却将此厘金拱手相让，从此不再解给湘军大营，统由沈葆桢征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将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的两路湘军归其旗下，军饷由沈本人发放。
1865年，曾国藩又一次奏请，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征局厘金。1860年，为扩大湘军规模，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解送至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锐裁湘军。湘军的建立是为抵抗太平军的，它与清政府的绿营军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被平息，理当解散。
曾国藩所率湘军达12万，实际上除去左宗棠属下的4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3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5万人掌握在手中。这5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就总会感到坐立不安。
1864年，曾国藩奏请将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25000人，分守江宁、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喜忧参半。喜的是曾国藩主动裁员，忧的是曾国藩裁兵过多，那些被裁的散兵游勇会破坏社会治安。为达两全其美，清政府向曾国藩提出，将所裁兵士中的精壮者编入绿营军。曾国藩不予理睬，坚持原有的裁军主张，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裁员。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1万湘军裁去八营。由于当时这些守军正在清理秦淮河内的淤泥，未能执行。不久，御史朱镇告发湘军在江南一带骚扰乡民，不待曾国藩执行，清政府又下令裁军。曾国藩加大力度，将裁军数量由八营增至十二营，江宁仅剩下二千余人守城。曾国藩裁军前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几次大裁员后，曾国藩的部队人数骤减，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威胁。
其实，曾国藩裁减湘军还有其他原因。
自从安庆之战结束后，湘军的数量虽然大增，但是因为多方面原因，湘军的素质与以往相比，却大为逊色，战斗力远远不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初。攻克天京后，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在城内大肆抢掠财务，很多军士都弄到了不少钱财，无心恋战，并且在城内欺辱妇女，可谓无恶不作，腐败至极。如果不将这样的部队遣散，他们手持兵器，则无法使社会安定。不仅如此，湘军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会党，哥老会在当时的军队中甚为活跃，经常聚众扰乱军纪，引发冲突等等。治人先治心，面对这样的湘军，曾国藩再也无法管理，裁减湘军成为必然。
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早在同治元年（1862）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因其弟曾国荃竭力反对，曾国藩才没有如此行事。但为了向清廷表示自己无心贪念权位，曾国藩还是决定上奏，免去其中一职。
曾国荃与兄曾国藩不同，他没有曾国藩那样低调。天京是曾国荃属下的湘军攻陷的，破城后，湘军首领顿时放宽军纪，湘军欣喜若狂，在城内肆意劫掠，将整个天京城洗劫一空。可是，城内太平军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乘湘军军纪涣散，到处劫掠之际突围而出，突围人数竟达千余人。残兵败将却能够突围冲出，说明还有重要的统帅没有被湘军俘获或杀死。
尽管有人逃脱，捷报还是得上传。为推卸并未彻底消灭太平军的责任，曾国荃与幕僚商议，在起草奏折时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金陵城太大，搜捕太平军散部难以彻底，曾国荃曾在扫城时回过雨花台大营，困在城中的败寇，可能有逃走的，曾国荃定会率大军出城沿路追杀。
清政府收到奏章后，严厉呵斥曾国荃，指责他贪图享乐，在未对天京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擅自回城外大营，导致太平军没有彻底消灭。曾国荃本想推卸责任，没想到弄巧成拙，惹得清廷震怒。
然而，早在左宗棠破杭州城时，已经有过好几万太平军突围成功的前例，但左宗堂并未受到任何指责。可见，清政府是有意与曾国藩为难。
收复天京后，曾国荃没有吸取教训，并不收敛，他甚至散布说攻克天京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难免招人不满。再加上他攻克天京后的恶行被舆论到处散播，直接影响到了曾国藩的名声。还有，当时曾国荃手握5万大军，清政府无法对其放心。于是，曾国藩以其弟曾国荃有病在身为由，奏请让其去浙江补缺，赴任浙江巡抚。清政府甚是高兴，爽快同意了曾国藩的奏请。
曾国藩的自剪羽翼取得了良好成效，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他曾在写给李鸿章等人的信中说道：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
在给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
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4.裁军不辞官，巧妙避嫌
军权可放，但不可全放。因为军权在握，异己者就不会轻易攻击自己。己有所恃，敌便有所忌。曾国藩同样深谙此理，官可以不做，利可以不取，但没有军权却万万不行。曾国藩虽握军权，但因为他手中的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的猜忌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两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曾国藩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就不会依赖曾国藩。他们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咸丰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迟疑，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咸丰皇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却劝他，说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振臂一呼，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响应，聚集在他的周围。虽然有了功劳可以得到奖赏，但给他权势，却不一定是国家的福气。咸丰皇帝揣摩过后，就改变了主意。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今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
曾国藩功成身退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降下谕旨，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军北上，并加封：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勇毅”二字……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九日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七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恋此一官……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技。
意思是：
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想永久占有，追求椒兰那样的芬芳的香气，如同泰山般稳固的地位。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
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我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实用。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然而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它。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包围了。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在攻破天京后，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一旦为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可接受，故而解官返籍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要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绝对使清政府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5.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东西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这句俗话强调了在说话过程中，必须得学会谨慎。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太平军起义时，咸丰皇帝登基不到一年。局势相当紧张，为保大清安稳，咸丰皇帝下令，广开言路，希望能够找到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两全之计。为表对大清的忠心和国家大事的关心，曾国藩难以抑制自己的一腔热血，立即上疏，将自己的治国和救国方略一一道尽，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但由于种种原因，曾国藩的提议始终没有被采纳。
曾国藩见自己提出的建议被搁置起来，不由得十分气愤。他没有善罢甘休，再次上疏，强调在大清国内革新政治，并且把咸丰皇帝当成了攻击对象。他在疏中陈述了咸丰皇帝的种种不是，如咸丰皇帝拘于小节，不为大清的长远利益打算；做事情本末倒置，不考虑上疏的实效性，只知道欣赏文字的修饰等等。咸丰皇帝看到曾国藩写的东西后，怒发冲冠，并立即下令查办曾国藩。幸好当时有权重大臣为他说好话，曾国藩才勉强得到保全。
有了这一次经历，曾国藩暗自揣摩，细心体会，在以后的官场中，逐渐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守口如瓶，并且经过自己的摸索，对多言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此中得益不少。
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有这么一段精彩文字：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相，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多言的坏处的确很多。首先，爱说话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
其次，言多必失。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地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了，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别人反驳，大则闯下大祸，弄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6.因骄而败，因慎而胜
有些人经得起失败，具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却经不起辉煌，一旦有些许的胜利，便不会考虑长远，开始自满、骄傲，放松警惕，最终以失败告终。过去的胜利属于过去，无论面对眼前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谨慎应战。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总数不过20万人，但起义军的人数却是他们的几倍。然而，曾国藩最终能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其中必有缘由。
起初，曾国藩的湘军总是吃败仗，自己开始谨慎起来。后来，湘军转败为胜，并能够一鼓作气，将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关键处就在于曾国藩明白“因骄而败，因慎而胜”的道理。
曾国藩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他会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再战。胜利时，他又会分析胜利的原因，而不是沉浸在已取得的胜利之中。
历史上多少有才之人本可以建功立业，但因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大意，最终抱憾终身。甲申之憾的李自成就是明证，他犯了骄兵必败、不能谨慎行事的大错，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于他人。
曾国藩则不同，他是一个经得起辉煌的人。有了成绩，他不会得意忘形，而是把这些成绩踩在脚下，坚固自己的根基，以谋求更大的成绩，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不会因为敌人的一次失败而产生轻视的心理，而是深刻分析双方的利弊，毕竟战争仍在继续，胜利并未彻底。
他的谨慎亦体现在作战过程中。曾国藩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顽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曾国藩用兵谨慎，不愿意冒险。进攻的时候，他反对孤军作战，因为他认为孤军作战便是轻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打胜仗，即使侥幸获胜，也会损失甚多。防守的时候，他的策略与上述情况相反，他要求将兵力集中起来，加强力量，防守最为重要之处，这样能够避免全盘皆输的结局。
曾国藩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必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解！芸芸众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晓得一个“我”，则一切相害相悻矣。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的一位湘军将领，咸丰十年（1860），鲍超在对抗太平军时立下战功，受到奖赏，由总兵荣升为提督。后来，鲍超逐渐露出骄横之气。曾国藩知道后，立即去信诫之：“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次年春，曾国藩又给鲍超去信说：“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
曾国藩不可能亲自指挥每场战斗，所以时时告诫各路湘军将领谨慎作战、不要骄躁是必要的，也正是由于曾国藩不知疲倦地悉心劝导有自满情绪的湘军将领，他创建的湘军才能够在全国各地连连打胜仗，呈现遍地开花之盛况。
7.不一味愚忠，善于自守
作为封建皇朝的臣子，忠心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但在历史上，多少忠臣因为直言进谏而受罚，因为愚忠而受诛。曾国藩在尽忠臣之职的时候，不是一味地向清廷表示忠心，而是懂得尽忠的方法。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他总是谨慎行事，以忠心为原则，灵活应付。在自守的前提下，尽力效忠清廷。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战场上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太平军虽在两湖、江西的战场上失利，但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入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章先后上奏，请求咸丰皇帝准许曾国藩率领湘军去浙江解围。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咸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是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竟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曾国藩的湘军几乎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清廷的做法无疑让在前方战场卖命的湘军感到气愤。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概。
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作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满意。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土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干。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让李次清将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恺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恺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恺运探身一看，几案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了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国荃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
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还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他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8.以“浑”字入世，巧装糊涂
“浑”是一种大智慧，心中虽有沟壑，但并不表现出来。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情况的发生。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的人，但对有些事情，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自己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在他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不和。王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挽回名声，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他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王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王璞山之骄蹇致败，贻误大局，凡有识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数百乡勇，在石潭杀残贼三十人，遂报假胜仗，言杀贼数百人。余深恶之。余与中丞、提军三人会衔具奏一折，系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将折稿看过，后渠又添出几段，竟将璞山之假胜添入。发折后，始送稿来画，已无可如何，只得隐忍画之。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在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曲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事无一成，辜负皇上委托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岂能怨人乎？怨人又岂有益乎？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璞山之事，从今以后不特不可出诸口，而且不可存诸心。
官场中事事难料，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发生。以糊涂应对，再好不过。
曾国藩曾经对其弟曾国荃说过：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糊涂的人要想变得聪明是件难事，但聪明的人要学会装糊涂，却更难。因为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但有时候又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装糊涂是成事保身之法，因为会装糊涂的人，不会计较自己吃了小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人们会认为他是单纯的人，从而愿意和他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会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轻松。单纯的人没有坏心眼，跟这种人交往，可以放松警惕。
与精明的人交往却是另一番情景，他会让人们的神经绷紧，生怕被他欺骗，被他愚弄。
“浑”便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处世为官方法，“浑”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能看透，对什么都想不明白，而是将精明藏在深处，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视而不见。
9.用人须以“慎”为先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想成就功业，仅靠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任何成就需经过多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能否会用人便成了成就事业的一个关键点。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都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识人、用人方面，曾国藩有自己的见地。
用人有很大的学问，用人得法否关乎事业之成败。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至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做人之道，亦惟‘骄’、‘惰’两字误事最甚。”这便是曾国藩总结出来的最基本的用人标准，他的用人治人之法是其事业的重要部分。
第一，夸夸其谈之人不可用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表现欲极强，也是不好的。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他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李鸿裔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钟爱他，拿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的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安排事务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这十个圣贤中的一个。
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
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
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道：“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人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文字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第二，轻薄人不可用
人最忌轻薄浮浅，没有内涵，几番接触，就会使人感觉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厌。大凡有一定学识或修养的人，都能够沉着稳重，谦谨坦荡。
曾国藩对于轻薄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大凡人品德寡薄，大约有三端最容易触犯：听到别人有恶德败行，听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别人的功业和名声，庆幸别人有灾，高兴别人得祸，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儿子受命于父，这都是有一定之数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贵，日夜自我谋划，将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块金子，冶炼时自认为是莫邪、干将一类的宝剑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蕴着社会上的清清浊浊、是是非非，但不明确去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本来是圣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强去分什么黑白，遇事就激动张扬，这是文士轻簿的习气，娼伶风流的形态，我们这些人不体察就去效仿它，动不动就区别善恶、品评高下，使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勉励，而低劣的人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现今老了，这三端还要加以防戒。
因此曾国藩最反对幸灾乐祸、狂傲自大、妄断是非、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严谨，更多地看到别人长处的人。他尤其是一个极富怜悯心的人，一些有功业名声的人遭了灾难，即使在戎马倥偬自身难保的艰难岁月，他也绝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尽量地给予照顾。
咸丰年间，曾国藩驻守祁门，险象环生，储备极其困乏，是他一生行军中最艰难的时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带多有经学大师，遭受战乱，颠沛流离，生死都不知道，于是派人四处寻找，生存的人给以书信，约他们来军中的幕府相见，死去的人对其家小给予抚恤，索取他们留下的文章保留。
至于轻薄的第二端，曾国藩特别指出其危害：骄傲是最可恶的一种德行，凡是担任大官职的，都是在这两个字上垮台的。指挥用兵的人，最应警惕骄傲和懒惰的习气。在做人的道理上，也是骄、惰这两个字误事最多、最大。
至于妄断是非的第三端，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
为人、为官、治世、为政戒此三端，必当受益无穷。
10.局势动荡，谨慎应变
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情况都会发生。朝廷内部同样如此，权力的掌握者会因为外部动乱而发生变化。作为臣子，如果自己拥护的当权者失势，新的当权者自然有其党羽，这时候，要想保官保身，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曾国藩在朝野动乱之时，却能够保官保位，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的“慎变”和应变能力。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漩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恺运、李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守惕。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11.轻名利，重谦让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曾国藩虽官位显赫，但他生怕“清名满天下”，于是适时将名利推让一些，以便更好与人共处。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说是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至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他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入世与出世相统一，成为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景观。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庄子》上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说，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就“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捻”4年，却全军覆没，以身殉职，换了曾国藩，自然也好不了多少，很快便遭败绩，捻军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线。这一次，曾国藩“屡败屡战”的精神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抚，却遭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臣不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怍。
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曾国藩的真实想法。因为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好自耀文彩。近待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其有过人之才，故不愿久居林下。”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曾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须知足，方能长乐。
在名与利上，最能体现“全生保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当数范蠡了。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便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为由，激流勇退，放弃上将军之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携西施隐居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范蠡的退隐，就是害怕功名利禄会给自己带来性命之忧。他的忧虑很快便得到证实，与他共助勾践的文种，因不肯退隐，贪恋在国中享用的尊荣贵利，结果被勾践找个理由处决了。
“荒冢一堆草没了”，人生的结局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一定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决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霍光，字子孟。汉朝人。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便入朝做官。武帝朝为奉车都尉，后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位居五辅臣之首，执掌朝政20年，勤政纳谏，轻徭薄赋，百姓充实，四方少数民族归顺，连辅二代皇帝，鞠躬尽瘁，恪守臣道，未尝有过。然不晓“人满天概”之理，致使族党满朝，权倾朝野。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夺了霍氏家族的大权。之后又以谋反罪，铲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时，宣帝对之十分惧怕：“光从骖乘，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后，族人却遭到了残酷的杀戮。所以人们说：“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俗语云：老年疾病，都是壮年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像霍氏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为时已经太晚了。咱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予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切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们总喜欢以家世、金钱、地位等这些单纯的客观现象或外在条件去衡量一个人的荣辱毁誉，把它们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却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从而犯下了许多错误，造成了诸多悲剧。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得失无常，兴衰浮沉有一种透彻的理解。这种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认识，对现今那些居官自傲，贪赃枉法，稍有一点地位和荣誉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为一剂良药。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对于这样的贪官，只能给他点好处，他才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对人谦让，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在人们的一生中，处处都有风波险阻，遭遇功名利禄，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谦让才是处世的妙方。做到恭谦让人，争斗就会停止，忿恨才会平息，积怨才会化解，天下再大的祸患都会冰消雪化于“让”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够把握住它，则可以免除灾祸而获得幸福。
12.抱残守缺乃最高境界
物极必反，盛况过后，衰落便随之而来。湘军维护清朝政府的重大作用让曾国藩在国内影响颇大，凡与之为敌者，必然会失败。社会动荡时候，曾国藩自然能与各方势力抗衡，但社会安定后，情形则会突变。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的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就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曾国藩明显感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并与他为难，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撼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后来，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只有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闻讯后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10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其变。
慈禧太后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她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表面上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也没有什么损害。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欲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采用“按兵请旨”之策，请求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自己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好对付。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是不成问题的。
但胜保对曾国藩寸步不让，他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独霸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最终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当然，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绝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容忍湘军坐大。她自有对付曾国藩的妙法。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共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13.慎独可戒虚妄
人人都有独处的时候，独处时同样需要谨慎地思考、做事，不能无人督查而放纵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慎独。慎独能够时时反省自己，杜绝一些虚妄的想法，从而不会违背自己的做事原则，也不会犯下大错误。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要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恺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及处世风格。
王恺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即所谓纵横之术。
王恺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乱世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王恺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恺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恺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据王恺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说的是王恺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
王、杨师徒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实为有据。计其进言当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备至，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1856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王恺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画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恺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几年过去了，王恺运再次拜望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恺运到来，极为高兴，只是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
但王恺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
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顺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恺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恺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纵横之计不就，王恺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
直到晚年，王恺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
据说民国后，珍藏着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的朱老夫子，曾专门去拜访这位当年行纵横计的王恺运，并拿出曾联求王写跋语。王恺运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笔，另书一联曰：
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
书毕，对朱君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这就是以霸才自称的王恺运，垂老始悔的一幕。历史上多少委曲的憾事，就是这样令人感叹。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
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为人处世的思考：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在莫或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
小人和君子都会有独处的时候，但在独处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邪恶狂妄的念头，慢慢地，这种坏念头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小人便会被这些坏念头控制，做出一些违反道义、欺负别人的事情。君子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检点自身，以诚实的态度来反省自己，生怕自己做了坏事。在检点自己的过程中，越来越谨慎，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经过对《大学》的探究后，大学里的东西被人们所理解，古人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让人丰富知识和增加阅历。人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能够公私分明；在阐明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辨明得失。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这是正确的见解。小人没有这样的见解，也不会按照这样的见解去做事。做好事的时候，他生怕没人看见，做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在不断思索做还是不做。做坏事的时候，又怕被别人看见了，想改正，却不会彻底改正。独处的时候，那些经过矫饰的感情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欺骗。只有君子才会担心因为办好事不彻底使自己变得堕落，而不好的东西如果继续保留，就会长久影响自己……
14.傲气万万不可有
人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人因傲而凌于人，必然会招来祸患。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
曾国藩曰：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望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诲说：
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
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
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
又告诫诸弟：
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为学戒傲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
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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