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帕默斯顿的笑声——怪里怪气的“哈！哈！哈！”自从皮特[1]时期和维也纳会议以来在皮卡迪利大街上就再也听不到了；约翰·拉塞尔勋爵已经老了；德比勋爵也下台了。一个新的局面打开了，新的主角——格莱斯顿先生[2]和迪斯雷利先生[3]——开始引人注目。维多利亚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对政治仍抱有始终如一的热情。她的偏爱是人们难以预料的。格莱斯顿先生是她尊敬的皮尔先生的信徒，曾赢得艾伯特的支持；迪斯雷利先生曾使用卑劣的手段让皮尔先生倒台，而且王子曾说“他的性格中，没有绅士的风度”。于是，女王不信任迪斯雷利先生，也不喜欢他，并且这种情绪也在与日俱增；相反，对于这个人的对手，女王却很信任、尊敬和关爱，即使是墨尔本勋爵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当女王发现在政府中只有迪斯雷利能够理解她哀悼艾伯特的感情时，女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其他人，她会说，“他们只是可怜我，而不是同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但是迪斯雷利能够理解她，他的安慰方式采用了对亡人的歌颂形式。女王认为他是“唯一赏识王子”的人。从此以后，她对他表示出了特殊的好感。在威尔士王子结婚时，女王在圣乔治教堂里给他和他的夫人预留了两个座位，同时还邀请他们在温莎住了一晚。当由下议院讨论为艾伯特纪念馆募捐的问题时，迪斯雷利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发表了演说支持这一项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辩论才能。女王赠与他一卷白羊皮装帧的王子演讲录，并亲笔题词。在给女王的答谢信中，他“大胆地触及了一个神圣的问题”，细致地描写了艾伯特完美无缺的品行。他说：“王子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够实现理想的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身上既有男子气概，又很率真；既有骑士的风度，又具有古典的智慧。在英国历史上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菲利浦·西德尼爵士。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品位，多才多艺，他们身上既有浪漫的活力，又有古典的稳重。”当谈到他与王子的相识时，他说这是“他一生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们的交往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与王子的相识会一直鼓励、安慰着他”。维多利亚被这些“深刻而精湛的话”感动了，从这以后，在维多利亚的关照下，迪斯雷利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1866年，保守党[4]上台执政，迪斯雷利作为英国财政大使和议院领袖与女王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两年以后，德贝勋爵辞职，这让女王非常高兴，于是任命迪斯雷利先生担任首相。

    但是，迪斯雷利执政只有9个月。内阁在下议院里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他们在大选中落选了。在迪斯雷利下台以前，女王和她的首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了。现在，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是感激的女主人与忠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了，而是成了朋友。他的公函是用他“最擅长的小说文体”写成的，真实地记录了政治新闻和社会传闻，从其中也能窥视他的个人特点。维多利亚很乐意审阅他的公函，她说，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函，好多事情自己以前并不知道。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女王亲自采摘了几束鲜花给他送去作为回报。他赶紧送给女王一卷自己创作的小说作为回赠。女王说她“很感谢，而且很珍惜”。后来，女王自己也出版了《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生活回忆》一书。据说，在这时首相与女王谈话时经常说“我们作家，陛下”。在政治问题上，女王是他忠实的支持者。“确实，没有见过像反对党这样办事的。”女王写道。因此，当内阁在议院中落选时，她真的“被下议院的行事方式震惊了；他们这样做是败坏立宪政府的名声”。她惧怕内阁重组的前景，她害怕如果自由党坚持要求废除爱尔兰教堂的话，那么她的加冕誓言就会成为障碍。但是，重组内阁势在必行。维多利亚失去了自己宠信的首相，为了安慰自己，她授予迪斯雷利夫人“贵族”的称号，但这是没有用的。

    当女王的指令送到哈瓦登[5]的时候，格莱斯顿先生正穿着一件衬衫在砍树。当他看完了女王的指令后，只说了“意义重大”这么几个字，就继续砍他的树了。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袒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写道，“万能的主啊，为了自己的某个目的，支持并宽恕我这个不值得注意的人。感谢上帝。”

    但是，对于上帝的旨意，女王和这位首相的意见并不一样。女王相信，在格莱斯顿先生安排的这次内阁重组计划中根本没有神的意志。但是，她又能怎么做呢？格莱斯顿拥有魔鬼式的能力，在下议院中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无法抵挡的。5年来（1869～1874年），女王发现自己一直处在因改革——爱尔兰教会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教育改革、议会选举制度改革、陆军和海军组织改革、司法改革等而引起的动荡不安中。她反对、力争、愤怒……她觉得，如果艾伯特还在世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她的抗议和抱怨并没有起到作用。那些处理不完的公函已经让她筋疲力尽了，因此当冗长复杂的爱尔兰教会法案送交给她时，她简直一筹莫展了。她看了法案再看说明，看了说明再看法案，到最后弄得都不知道哪一份更让人头疼了。但是她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她不仅要认真看，而且还要时不时地做笔记。最后，她把这一大堆文件交给马丁先生，要求他做一份内容摘要。看了他的内容摘要以后，女王的反对意见更加强烈了。但是，政府有着强大的力量，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她不得不敦促反对党进行调和妥协。

    在这次危机还没有解决、爱尔兰教会的前途还未知的情况下，女王的注意力又被提交的另一份改革法案吸引了。这项法案提议，应该允许海军留胡须。女王焦急地给英国海军大臣写信说，“不知德斯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总的来说，女王同意这项法案。她写道，“就个人的意见而言，我认为是可以的，只要不是留八字须就可以，因为八字须在外观上像陆军士兵。因此，最好还是按照提案中说的一样，留全须，但是应该短一点儿，这样才能保持清洁。”女王又考虑了一个星期，才写了最后一封回信。她说，她希望“对这个问题提一点附加意见，就是绝不允许只留八字须而不留下颌的胡须。这一点必须明确”。

    海军的改革法案还可以容忍，但是陆军的侵犯就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了。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艾伯特在世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陆军琐事，甚至比研究壁画的制作方法和设计卫生房屋花费的时间还要多。但是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格莱斯顿先生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在自由派的这些改革中，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认为，这项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攻击，也是对艾伯特地位的攻击。但是她没有办法，首相为所欲为。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外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她只能听之任之了。她曾指望上议院能够阻止这一切，但是格莱斯顿先生认为上帝会支持他，于是他准备了一条巧妙的对策：买卖军官职位已经得到了皇家特许证，现在理应由国王取消。维多利亚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她不想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但是她却被要求必须行使国王的职权来废除这一做法，这又使她满意。因此，当内阁提出她应该签署这项改革法案时，她没有犹豫地欣然答应了。

    就像格莱斯顿先生的政策让人难以接受一样，有一件事也让女王非常反感。她非常不喜欢他对自己的态度。这不是说格莱斯顿在与女王谈话时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相反，在和女王谈话和通信时，他的态度总是很恭敬。的确，在格莱斯顿的一生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给他的性格增添了令人费解的色彩。他把维多利亚看做神圣传统的体现——英国宪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国会法案指定的女王，有一种近乎于宗教徒般虔诚的敬畏。但是，女王并不赏识这种赞美。这众所周知的抱怨——“他说我说起话来就像在公众集会上演讲”——不管是真是假，都有点儿像警句，而不像是维多利亚说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表达了她反感的基本要素。她并不反感有人把她看做制度的体现，她就是这种制度，她知道这一点。但她也是一个女人，仅仅把她看做制度的体现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所有行为：拘谨的言辞、鞠躬时弯得低低的腰、谨小慎微的言行，都是没有用的。他的忠诚过了头，也就变成了盲目的奉承。他不得不把聪明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严肃的热诚都用在他尊敬的对象上，这样就产生了误会。真实的维多利亚和这位格莱斯顿之间产生了不和谐和灾难性的后果。女王的不愉快、不喜欢，最后也演变成了憎恶，虽然她很有礼貌，但是她不会作出任何让步；而他也非常失望、惶恐和屈辱。

    但是，他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在内阁会议上，首相真诚地朗读了女王的信函，女王在这些信中表达了她对目前问题的看法。会场上鸦雀无声，他一封又一封地读着女王的信件，就连信中的着重号、惊叹号以及语法特点，都没有一点儿遗漏。期间没有人发表任何议论，在休息了一会儿后，会议才开始转到议事日程上。

    二

    虽然维多利亚反感首相对她的态度，但是她却发现这些态度也有它的用处。公众对她难以让人理解的隐居生活感到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也在与日俱增，如今以让人惊恐的方式爆发了。共和主义思想到处流传。拿破仑三世的覆灭和法国共和政府的建立，刺激了英国的激进派，他们变得比184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极端，也第一次达到了受人尊敬的地步。宪章运动本来是下层阶层的事情，但是现在议会成员、博学的教授以及贵妇们都公开发表最危险的观点。君主政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攻击。它的一个致命点受到了攻击：人们说这太浪费了。有人提出疑问：国家在王室身上花费巨额资金，到底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维多利亚的隐居生活给这种论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有人提出，王室的礼仪已经失去了作用，那么每年30.5英镑的花费是否值得？人们详细审查了王室的收支情况，并且出版了名为《她用这些钱做什么？》的小册子，极为恶毒地陈明了王室的财政状况。这个小册子指出，王室每年给维多利亚提供6万英镑作为她的私人财产，但是按照法案规定，这笔钱的一部分是供她“支付家庭开销和维持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但是，很明显自从王子去世后，这方面的花销大大减少了。人们不得不想：每年拨给王室的巨额资金没有按照议会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落入了维多利亚自己的腰包。这笔钱到底有多少，不可能弄清楚，但是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笔巨额资金，总数可能达到500万英镑。这本小册子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异议，而且在报纸和公众会议上，这样的抗议也不断被提出。尽管对维多利亚的财产估计有点儿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确实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她每年可以从皇室专款里节省下2万英镑，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而且她从丈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1852年，守财奴约翰·奈尔德先生曾经赠给她一处价值50万英镑的房产。在这样的情况下，1871年，她要求议会为露易丝公主和公主的长子阿盖尔勋爵的婚姻拨款3万英镑作为嫁妆费以及6000英镑的年金，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异议，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调和公众舆论，女王亲自参加议会开幕，议案几乎以全票通过。然而，几个月以后，亚瑟王子到了法定年龄，女王希望国家能够给他1.5万英镑的年金，这使抗议的呼声更加高涨。报纸上处处都是愤怒的言论，布莱德劳有一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上，斥责“王子的可怜相”；查尔斯·迪尔克先生在纽卡斯尔的激进派会议上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王子的年金问题最终在下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但是少数派中有50个人坚持应该把年金缩减到1万英镑。

    对于这个不快的问题，格莱斯顿先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绝不赞成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人有极端的想法。他说，女王的收入本就应该由她个人支配，并且，他认为对王室存款的抗议只不过是怂恿了王室的铺张浪费，他成功地通过议会批准了这项提议。他指出，这是按照惯例进行的。1872年，查尔斯·迪尔克先生又一次在议会中受到了指控，他们提出应该彻底查查女王的费用，目的是改革王室的年金制度，首相用他的雄辩尽自己所能帮助女王。最终，他胜利了。在一场大骚动中，这个议案被否决了。维多利亚放心了，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喜欢上格莱斯顿先生。

    这也许是维多利亚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大臣们、报界、民众都一起找她的麻烦，指责她的所作所为，并且对她表示出冷漠无情和傲慢。她告诉马丁先生，她受到了世人的误解，她伤心地向他抱怨，认为人们对她的抨击是不公平的，并且说“沉重的工作和烦恼，10年来的孤独无助，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健康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这些几乎让她陷入了绝望状态”。情况确实很糟糕，仿佛她的一切都是失败的，仿佛女王和国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女王在19世纪70年代就逝世的话，世人肯定会认为她是一个失败者。

    三

    然而，她却承受了不同的命运。共和主义运动的爆发，实际上是这一时期紧张局面的回光返照。自从颁布《改革法案》以来，自由主义的浪潮就开始平稳地延续了，等到格莱斯顿先生重组内阁的时候，这股浪潮达到了顶峰。但是在内阁重组结束前，这股浪潮就开始消退了。这股浪潮的消退，来得很突然、很彻底。1874年的议会大选改变了整个政治格局。格莱斯顿先生和自由党人垮台了，而托利党却第一次在英国获得了毫无怀疑的优势地位，显然，这次托利党是由于迪斯雷利的卓越才能和魄力才成功的。迪斯雷利已经不再是军队的指挥官，而是一位凯旋的英雄，在一片胜利声中，他在内阁中重居要职。维多利亚也像对待英雄一样，欢迎了她的首相。

    接下来的6年是激动人心、惊喜不断、繁荣昌盛、多彩的6年。迪斯雷利，这个令人惊奇的人物，在经历了非凡的抗争后，在他70岁的时候，将自己少年时代荒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知道如何准确地猜测女王的心思。于是，他奇迹般地成了这位女王的仆从和主人。女人的心思在他面前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他的全部事业就在这本奇妙的书上，似乎书越奇妙，他也就越能从容应对。不过，比肯斯菲尔德夫人和疯狂的崇拜者穿着木屐鞋、身材很胖的乔治·威廉姆斯小姐，都已经过去了，取代她们的是一位更加杰出的人物。迪斯雷利凭借老练的手段审视着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没感到过茫然失措。他洞察着环境和性格的错综复杂的影响，明白地位的骄傲和本身的矜持的结合，了解在感情的流露背后，还有奢华和新奇的气质，他深谙一个充满智慧且充盈着女性成分的人，在这个神秘的地位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脸上带着笑容，把维多利亚尊称为“仙后”。他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模棱两可的名字可以准确地表达他对女王的幻觉。斯宾塞的典故让人很愉悦，它唤起了人们对安娜的美好联想。但是，他使用这个名字却有更多的含义，它暗示了一种具有魔力和神话特征的小生物，暗示了一种与她的性格十分不协调的矜持。他决定，从今往后，只为她一个人效劳。能够做到公允是很罕见的，但是在政治家那里，公允大概就更罕见了，然而这个精于世故的人却具有很高超的公允品性。他不仅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还知道他必须做的事情。他在听众席上就像在戏台上一样，细致地注意到每一个有趣的局势、每一个发展阶段以及他自己的完美表演。

    笑容出现，然后又消失了。他以东方人的庄严和顺从，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就开始他的工作了。他从刚开始就知道，同“仙后”这样的人打交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反格莱斯顿而行之。这样的方法正好是他的拿手戏。高谈阔论、训诫和阐述并不是他的习惯，他喜欢在政务活动的路途上撒些鲜花，把严肃的论据压缩成一句愉快的话，把自己的想法以友好的神态传达给别人。他很具个性。他发现，这样的个性是打开“仙后”心灵的钥匙，因此，在交谈中，他从不允许自己失去这种个性。他总是以一种亲切温馨的方式谈论各国的大事要事。她始终是皇家妇人，是受人崇拜敬畏的女主人，而他是忠诚的、谦逊的朋友。一旦他们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但是为了保持这种关系顺利平稳地发展，他必须谨慎小心：轴承需要经常涂油。迪斯雷利从不怀疑润滑剂的作用。“你听过有人叫我马屁精，”他对马休·阿诺德说，“这是真的。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奉承他，当你与王室人员打交道时，你必须奉承。”他说到做到，总是不断地拍马屁。他声称：“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荣誉，也没有任何报酬可以与陛下的宠信相提并论，我的全部思想、感觉、职责和喜好都是为女王而存在的。我希望在我的余生中，可以一直为女王效劳，如果不能再为女王效劳的话，我将靠回忆活下去。”“人活在世上，”他对女王说，“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一位神圣的人保管，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思想永远由女王保管。”她不仅是他的靠山，而且还是他在政府中的支柱。“如果女王生病了，”在一次严重的危机期间，他写道，“他必然也会崩溃。所有的一切，都是依赖着女王而存在的。”“他为她而活，”他郑重声明，“而且，只为她一个人服务，如果没有她的话，所有的一切也没有了。”在女王生日时，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夸张的贺词，“今天，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有必要为女王的政治影响而祝贺，为她帝国的广阔，为她海军陆军的强大而祝贺。但是他不能，他还有别的事情。他只能想起他奇妙的命运，这命运让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仆从。主人的慈爱、智慧和意志，使他只能勉强地承担起这重担。愿全能的上帝能够赐福于这个众多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女王！”在他的手中，泥刀似乎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成了门外汉无法认清其奥秘的工具。

    这样的献礼让人高兴，但是它们只是朦胧的宗教语言，于是迪斯雷利决定把这些甜言蜜语变成更加实在。他谨慎地鼓励女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持有一种偏激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本是维多利亚的天性，且由于艾伯特的原则和斯托克马尔的理论变得更加厉害了。他表示他相信宪法中的一条理论，即应该在内阁会议中确定女王的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又有点儿模糊不清。因此，当他强调应该有“真正的王权”时，他很有可能在心里想，那个王权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因为王权的拥有者并不听他的花言巧语。然而，他这种含糊的言辞却激励了维多利亚。他很巧妙地把作为女人的维多利亚和作为女王的维多利亚结合起来，把英国政务的处理权放在她的身上；仿佛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能够表达出私人的崇敬之情。在他重新上任第一次被接见时，他向女王保证，“无论女王希望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竭尽全力。”当内阁讨论《公众崇拜管理法案》时，他告诉“仙后”，他“唯一的目标”是“实现女王陛下在这个问题上的愿望”。当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成功时，他暗示说，这件事唯一的胜利者是维多利亚。“问题解决了，”他得意洋洋地写道，“你得到了它，陛下……400万英镑！而且差不多马上就能得到。唯一能够办理这项业务的商号是罗斯柴尔德。他们行为端正，而且利率低，埃及总管的全部利益都是您的了，陛下。”他无所顾忌地奉承着。他以首相的权威给女王写信，建议女王说，她拥有宪法赋予的解散内阁的权力，他甚至劝女王应该这样做，如果她认为“女王的政府太固执或者说由于软弱不能达到女王的期待”。这让格莱斯顿先生很惊讶。他不仅随时向女王汇报内阁事务的进展情况，而且还向她透露有哪些内阁成员参与了讨论。德比勋爵——前任首相的儿子、迪斯雷利的外交大臣，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难道这不会导致她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大吗？”他大胆地向他的上司写信说，“难道不是对公众的期望的漠不关心吗？我只是提个问题，应该由您判断。”

    对于维多利亚，她接受所有的事情——恭维、奉承、伊丽莎白式的特权——对于这些她从不怀疑。在她经历了丧夫后长期的忧郁生活以后，在被格莱斯顿的原则弄得寒心以后，她开始喜欢迪斯雷利的忠诚，就像花儿喜欢阳光一样。这种变化不可思议。她不用再为那些难懂的事务细节而冥思苦想好几个小时了，因为现在她可以让迪斯雷利给她解释，他会以最简洁、最有趣的方式解释。她不用再为令人担忧的新奇事物而担心了；当她发现，她被一位虔诚的绅士看做拥有渊博知识的希腊人的化身时，她不再不安了。拯救她的人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拿破仑三世身上的气质曾吸引过她，但是现在迪斯雷利先生身上的气质同样让她着迷。她就像是一个慢慢品酒的人，平时过着清醒的生活，如今就像不懂世故似的狼吐虎咽地吞下带有特别味道的诱惑。她沉醉于此，着迷于此。她相信他告诉她的一切，重拾自信，她又拥有了快乐，他在她的面前编制了奇妙的东方幻景，让她眼花缭乱，而这本来就是她的梦想。在这种影响下，她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矮胖的身材，穿着黑丝绒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一副威严的架势。在她的脸上，青春时期的魅力已经消失了，但是脸上的肌肉还没有被岁月消磨得失去光滑，悲伤、沮丧的情绪依然可见，但是已掩盖在自负的神情和骄傲蛮横的脾气下。只要迪斯雷利先生一来，她的表情就会立马发生变化，脸上就会绽开笑容。为了他，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听了他的鼓励，她不再过着隐退的生活了，她以半官方的身份来到伦敦，访问医院，出席音乐会，宣布议会开幕，检阅军队，在奥尔德肖特颁发奖章。这种公开的活动与她内心里的关注比较来说，有点儿微不足道。当接见他的时候，女王总是激动不已。“我只能这样描述我被接见时的心情，”有一次他给朋友写信时这样说，“我真以为她要拥抱我了。她笑容满面，一边闲谈，一边像小鸟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当他不在场时，女王一说起他来就滔滔不绝，流露出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心。迪斯雷利告诉布拉德福德夫人，“从奥斯本回来的人说，‘仙后’只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首相。据他说，政府必须把我的健康作为一个内阁议题，这是她的主意。看来约翰先生对她说的话很惊讶，不过你是应该习惯这样的感情的。”她经常派人给他送礼物，在圣诞节的时候，总会从温莎送给他一本带有插图的画册。但最珍贵的礼物是那一束束的鲜花，那是她和她的侍从们从温莎的树上摘下来的，它们表达了女王热烈的感情。他宣称，在这些花中，有他最爱的报春花。他说，它们是“春天的使者”，是“大自然的宝石和美玉”。他很喜欢它们，他说，它们就像“奥斯本农牧神和树神的礼物”。他告诉她，“它们展示女王您的权威已经到达那座具有魔力的小岛上了。”吃饭的时候，他的周围放着这些鲜花，他告诉他的宾客，“这些都是女王今天早上从奥斯本给我送来的，她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仙后”完全被挟持了，他说话变得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竟敢在他的奉承话中明目张胆地加入浪漫的情话。他用巴洛克式[6]的言辞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说，繁重的政务“让他筋疲力尽，以至于等到写信的时候，他头脑还是不清醒，不能完全向那位最可爱、最杰出的人传达他的思想和事实”。她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些报春花，他写信回复说，“说实话，它们‘比红宝石还要珍贵’，因为它们在这个时刻来自于他崇拜的君主。”她派人送来了雪花莲，他用诗歌表达了他的感情。他写道，“昨天晚上，一个精致的盒子出现在白厅花园里，上面有王室的标记，当他打开盒子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陛下把最高级的星形勋章授予了他。确实，他对这个美妙的幻想印象深刻，宴会上，有许多星形和环状袋子来装饰，他不能抵挡住诱惑，把雪花莲放在胸前，仿佛女王授予他勋章。”

    “然后，半夜时分，他突然想到，这一切可能是幻想，或许这‘仙后’的礼物来自于另一个君主：泰坦尼亚女王[7]。她的宫廷在一座小岛上，四周都环绕着大海，小岛非常平静；据说，她采摘鲜花送出去，谁要是有幸能够得到此花，就会被迷倒。”

    “仙后”的礼物！当他写这样的话时，难道不会笑吗？或许是吧。但是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热情也是很轻率的。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这两种角色很紧密地结合在一个临时的组合中，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很难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取其中的一个身份，他能够冷静地评价“仙后”的智慧和才能，惊讶地发现她有时候“非常有趣，非常高兴”，然后就又开始了讽刺；而用另一个身份，他被王室古老的华丽所折服，为他的地位感到恐惧，梦想着自己能够进入王室，享受荣华富贵、权势和骑士的爱情。他告诉维多利亚，“在有一点儿浪漫和想象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和一位高贵的人私下通信更有意思了。”这时候他是否是认真的？当他写信给一位夫人，谈到王室的情况时，说“我爱女王——或许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爱的人”。他这是不是在《一千零一夜》里给自己营造的一个魔宫，充满着忧郁且闪闪发光？她真的相信他的话吗？维多利亚的心态很简单，并没有被这个虚构的渴望打破自己的平静，她从没有在这个模糊不清的精神领域中迷失自我。她的情绪，即使高涨或者夸张，仍保持着日常生活的平淡。而且她表达的方式同样普普通通。她在给首相的公函的末尾告诉他，她是“你亲爱的维多利亚女王”。这样就很明显地表达了她的感情。“仙后”的双脚仍踩在大地上，悬在半空中的是那些工于心计的愤世嫉俗者。

    然而，他给了女王一个教训，而她以非常快的速度接受了这个教训。他不是称她为第二个安娜吗？很好，她的表现会证明她能胜任这种恭维。令人担忧的症状很快出现了。1874年5月，沙皇来到了伦敦，他的女儿刚刚嫁给维多利亚的第二个儿子爱丁堡公爵。由于一个不幸的错误，他的离开日期正好安排在维多利亚到巴尔莫勒尔的后两天。女王拒绝改动自己的日程。人们告诉她，沙皇必定会很生气，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德比勋爵表示了反对；印度国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公爵非常不安。但是“仙后”则表示漠不关心，依然决定18日去巴尔莫勒尔。最后，迪斯雷利用他的手段，说服女王在伦敦多待两天。他告诉布拉德福德夫人，“我的头仍在我的肩膀上，安然无恙，女王已经同意延期了！每个人都失败了，就连威尔士王子也失败了……我不怀疑我会成功。我没有别的办法。索尔兹伯里说，我避免了一场阿富汗战争；德比恭维我说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没过多久，在另一个问题上，胜利者是“仙后”。迪斯雷利突然之间转向了新帝国主义，他说，女王应该兼任印度女皇。维多利亚急切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不断地敦促他的首相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迪斯雷利表示反对；女王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1876年，尽管他和全部的内阁成员都不赞成，他还是不得不把改变女王称号的提案提交给议会，这给本来就不太平的议会带来了新的麻烦。然而，他的顺从最终征服了“仙后”的心。这个议案在上下两院都遭到了抨击，迪斯雷利不屈不挠地捍卫着这个议案，女王深受感动。她说，她为他“遭受烦恼”而伤心难过，她想，她是这件事的起因；她绝不会忘记这个“和蔼、善良、体贴的朋友”为她所做的一切。同时，她的愤怒转向了反对派，她说，他们的行为“非常不可思议，非常错误”。她还用强硬语气表示说，她“很高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的称号就是她的愿望，因为人们希望有这样的称号，这是人们强加给她的”。当这件事成功地解决后，人们庆祝了女王的胜利。在德比发表宣言的那一天，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来到温莎和印度新女皇一起用餐。平时穿着家居服装的“仙后”，在那天晚上穿了一件镶有大宝石的闪闪发光的礼服，这是她统治下的印度王公们送给她的。晚餐结束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站起来，发表了一篇辞藻华丽的演说，提议为“女王兼女皇”的健康干杯。他的这个提议深受好评，他的演说也大获成功。

    这是非常重要的插曲，第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显示出维多利亚的本性，这件事发生在比肯斯菲尔德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危机期间。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思想不断强化，他希望扩大英国的权力和威望，他坚持采取一项“果敢的外交政策”，这使他与俄罗斯发生了冲突，可怕的东方问题隐隐约约出现了。当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时，情势发展到更为极端的地步。首相采取的外交政策面临着艰难和危险。他意识到英俄战争的可怕后果，已经准备好面对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他相信，俄罗斯本质上并不想与英国决裂，如果他能够勇敢熟练地进行游说的话，到紧要关头，便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地让俄罗斯向他屈服，同意他的所有要求。很显然，他为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艰险，且坚持这条道路还需要特别的勇气；如果有一点点的失误，他或者英国就会陷入灾难。但是他从来就不缺少勇气；他战战兢兢地开始实施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发现，除了俄国政府、自由党和格莱斯顿先生以外，还有两种力量可能会使他陷入困境。其中之一是内阁中以外交大臣德比勋爵为首的强有力的政党，他们不愿意挑起战争；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仙后”。

    从一开始，女王的态度就很坚决，决不妥协。由克里米亚战争引起的对俄罗斯的憎恨之情再次涌上心头；她记得艾伯特的长期的憎恨；她为自己的伟大受到怀疑而痛心；她以狂热的心情投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她憎恨反对派，憎恨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这场战争中同情俄罗斯的所有的人。在伦敦举行了反对土耳其的集会，这场大会由威斯敏斯特公爵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主持，格莱斯顿先生和其他杰出的激进分子参加了这场集会。这时女王发现，“应该让司法部长去应付这些人”。“这与宪法不符。”她大声嚷嚷着。在她的一生中，甚至是在重组侍从们时，她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党派性。然而，她的不满并不仅仅是针对激进派的，她对退缩的保守党也感到不满，她甚至对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感到不满。她一点儿也不能理解他政策中的复杂之处，她不断敦促他采取有力的措施，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要准备避免战争带来的浩劫。随着形势的发展，她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女王，”他写道，“非常担心，唯恐会因为延期致使我们的行动太晚，失去我们的威信！这让她日夜不安。”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告诉布拉德福德夫人：“‘仙后’每天写信，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发电报，这是真实的情况。”她朝着俄国人发怒。她喊叫着说：“他们竟用语言来侮辱我们！这让我怒火中烧！”接着她又说道，“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我就能把那些没有一句真话的俄罗斯人揍一通了！我们决不会成为朋友，我们要一决高下，这是我非常确信的。”

    这个不幸的首相，一方面要竭力怂恿维多利亚采取武力；另一方面还要与外交大臣打交道，外交大臣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积极干涉。夹在女王和德比勋爵之间让他非常疲倦。虽然，他在挑动一方反对另一方中获得了满足——用女王的书信来刺激德比勋爵，通过批判德比勋爵的意见来安抚女王。有一次，他竟然在维多利亚的要求下，写了一封信来攻击他的同僚们，女王立马签署了这封信，并丝毫没有改动就送给了外交大臣。这种方式暂时缓解了女王的情绪；而且很快证明，维多利亚的战争热情并没有因为对德比勋爵的仇视而有所转移。仇视俄国，是她的需要，是她的希望。现在，她把性格中残存的那么一点点儿温厚抛在了一边，开始攻击她的朋友，还夹带着一些威胁。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许多次，她发出恐怖的威胁：她要退位。她给比肯斯菲尔伯爵写信说，“如果英国必须去吻俄罗斯的脚，我决不与那些给英国带来这种耻辱的人有任何关系，我将退位。”她还写道，“如果首相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把这些话重复给内阁人员听。”“如果这样延期的话，”她着急地说，“会让我们失去威信和地位，俄罗斯正在前进，而且马上就要到达君士坦丁堡了！到那时政府会受到严重的指责，我会感到极大的耻辱，我会立即退位。英国人要勇敢啊！”“我感到，”她重申说，“正如前面所说的话，如果这个国家要去吻野蛮人的脚，我不能再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担任君主。”当俄罗斯人到达君士坦丁堡郊区的时候，她一天连发了三封电报，要求开战。当她听说内阁只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加里波利时，她宣称：“作为女王，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摘掉这个令人烦恼的皇冠，如果这个国家的立场始终如一的话，我实在是不愿意再保留这个王位了。”显然，这样的信件让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很不安。这已不是“仙后”了；这是个妖怪，是他把她从这个瓶子里放出来的，她现在要展现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止一次，他困惑、沮丧、身体虚弱，想从这个游戏中退出。他告诉布拉德福德夫人，只有一件事阻止了他这样做。他写道，“如果我能够面对我辞职以后总部将会发生的场面，我一定会辞职的。”

    然而，他一直坚持着，希望最后出现胜利的局面。女王平静下来了；索尔兹伯里勋爵接替了德比勋爵的职位；在柏林会议上，这个犹太人取得了胜利。当他凯旋的时候，女王非常高兴，他向女王保证，很快，她会成为“欧洲的女独裁者”。

    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形势逆转。在1880年的换届大选中，选民不信任保守党的冒进政策，被格莱斯顿的雄辩之才吸引，自由党重新执政。维多利亚很惶恐。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受到了更大的打击。辉煌的罗曼史要结束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因为年老和疾病缠身，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还能够走动，只不过有点像木乃伊了，但他还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宴会，突然间他不再走动了。女王知道结局是难免的了，她好像抛开了王者的尊严，平静地来到他的身边，此时的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已。她以动人的笔触写道，“我送去一些奥斯本的报春花，这周我打算去看看你，但我希望你最好保持平静，不要说话。我希望你能好好地遵从医生的嘱咐。”她说，她将去看他，“等我们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那不会很久。”“每个人都为你身体不适感到伤心难过，”她补充道，她是“你亲爱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皇”。等女王的这封信送到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手里时，他竟然从病榻上伸出了双手，拿稳了信，好像是陷入了沉思，然后对周围的人低声说：“应该由一位枢密院人员为我读这封信。”

    [1]在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期间曾担任过英国首相。

    [2]英国自由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最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和首相。

    [3]本杰明·迪斯雷利，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第39、41任英国首相。

    [4]保守党是英国的老牌大党，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是英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

    [5]格莱斯顿的故乡。

    [6]17、18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中流行的一种风格。

    [7]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妖精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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