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维多利亚的私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了很大的进展。随着年长的孩子相继结婚，她的家庭圈子变得越来越大了，孙子一辈也已经开始出现，家庭的欢乐再次回来了。1865年，利奥波德国王逝世了，老一辈的人全都没有了。利奥波德以前在英国和德国这么一大群的亲戚中所起的中心和指导作用，现在要由维多利亚承担了。她兢兢业业地守着这份职责，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认真关注着不断扩大的亲戚队伍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她尝到了家庭带来的快乐以及辛苦。她享受着这种颐养天年的乐趣，她宠爱着孙子辈，这种宠爱是子辈们很少享受到的。但是，即使是孙子辈，她有时候也很严厉。举个例子来说，她的长孙——普鲁士的威廉小王子，是一个非常任性的孩子，甚至敢对他的祖母无礼；有一次，在奥斯本，当祖母要求他向一位来访者鞠躬时，他拒绝了。威廉小王子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应该的；女王严厉地重复了一遍命令，这个淘气的孩子，注意到他的祖母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妇人，只好顺从她的意志，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是，如果维多利亚的家庭难题都能够顺利平稳地解决，那该有多好。最让她费心的是威尔士王子。这个年轻人已经结婚、独立了；摆脱了父母加给他的束缚；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了。但是维多利亚还是很担心他，在1870年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这一年，威尔士王子在上层社会的一次离婚案件中做了目击证人。由此可见，这位王位继承人已经与那些女王不喜欢的人混在一起了。这该怎么办呢？她发现应该指责的不仅仅是他的儿子，这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问题；于是，她派人给《泰晤日报》的编辑迪雷恩送去一封信，问他可不可以“经常写一些文章来指出上层社会存在的轻浮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多变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5年以后，迪雷恩真的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但是好像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啊！如果上层社会的人都能和她在巴尔莫勒尔一样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该有多好啊！她发现在苏格兰高地她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慰藉；一年两次，春天和秋天，她都能舒一口气，不顾大臣们的反对，驾车北上。大臣们喃喃地说，相隔600英里，这样处理政务会给政府增加相当大的麻烦，但是没有用，维多利亚还是会北上。因为当时长途跋涉的条件不是很好，她的侍从们有时候也会有点儿不愿意外出旅行，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维多利亚北上的决心。多年以来，女王由于受保守主义的影响，禁止把铁路修到迪赛德地区，因此，旅行的最后一段必须乘坐马车。但是，尽管如此，马车也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上下车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王室长期以来排斥现代化生活设备，因此当马车在离月台很远的边远荒野地停下来的时候，那些养尊处优的小姐们就得从危险的踏板跨到地面上，只有女王的马车上备有一副可折叠的台阶。当这些小姐们穿着褶裙的时候，就会很尴尬。这时候往往会把约翰斯通召集来，这位矮小的苏格兰高地铁路局管理人员，不止一次地说，他总是冒着狂风暴雨，艰难地把倒霉的布兰奇夫人或者是阿加莎夫人“推进”车厢。但是，维多利亚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她只希望能够早一点儿回到她魂牵梦绕的城堡，在那里，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回忆，每一个记忆都是神圣的，在那里，日子就在这种琐碎且愉快的事情中过去了。

    她爱的不仅是这个地方，还有那些“淳朴的山里人”，她说，从他们那里，“她学会了顺从和信仰”。史密斯、格兰特、罗斯、汤普森——她都非常喜欢；但是，除了这些人，她最爱的是约翰·布朗。他原来是王子的侍从，现在变成了女王的贴身侍从，一刻不离女王，陪女王出游，白天服侍女王，晚上睡在女王隔壁的房间。她喜欢他的力量、他的坚决、他给她的安全感，她甚至喜欢他野蛮的举止和粗俗的讲话方式。她允许他可以随意和她开玩笑，这在其他人是难以想象的。威吓女王、命令女王、谴责女王——谁敢这样？但是，约翰·布朗就可以这样对待她，她好像还在享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怪癖有点儿不同寻常，但是并不足以为奇，试想，一个专断的老年人在人生行将末路的时候，允许某个可靠信任的仆从对她指手画脚，她的亲友们怎么可能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这些都是女王自己的意愿，是女王允许的。当维多利亚顺从地听从侍从的命令，下马或者是披上围巾的时候，难道她不是在显示自己的意志力吗？人们可能会奇怪，但是女王却很高兴这样做，而且她有着自己的意图。如果她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她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位大臣，这样似乎更聪明、更自然些，但是她这样做的话，她会觉得自己失去了独立性。她渴望能够有人可以让她依靠，整天支配统治着别人，让她很沉闷。当她默默地驰车经过荒野时，她背靠在马车上，疲倦且压抑；但是很欣慰，约翰·布朗在马车后面跟着，他强壮的手臂在那里等着她下车时可以搀扶她一下。

    在她的心里，布朗与艾伯特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年他们远征冒险时，艾伯特总是很信任他。她觉得，这个粗暴、善良、毛茸茸的苏格兰人，是她死去的丈夫留下的神秘遗产。最后她开始相信——或者是几乎相信——当布朗在身边的时候，丈夫艾伯特好像就在身边。每当她遇到复杂的政治或家庭问题，想理出头绪的时候，她就会深深地凝视着丈夫的半身像。但是人们发现，在这样的时刻，女王可能会凝视着约翰·布朗。

    最后，这位“淳朴的山里人”几乎变成了一位国家要人。他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给女王的信中，时不时地要问候布朗先生；在英国君主访问法国期间，法国政府也要给布朗先生提供舒适的服务。但是在王室成员中，他并不受欢迎，这是很自然的了。他的缺点——他确实有缺点，尽管维多利亚没有注意到他对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嗜好——已经成为宫廷里人们议论的话题。但是，他对他的主人很忠心，如果给女王写传记的人忽略了他的话，会是很失礼的行为。维多利亚不仅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而且还想让世人都知道。女王授予他两枚金质奖章；1883年，布朗去世的时候，《宫廷公报》刊登了长篇的讣告；女王亲手设计了一枚布朗纪念胸章，胸章一面刻着已逝的仆从，另一面刻着王室的标志，并把这样的胸章赐给了苏格兰高地的仆从和居民们，希望他们每年在布朗忌日的时候佩戴。在1884年出版的《女王的苏格兰高地之旅》第二卷中，她“忠诚的侍从和忠实的朋友”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实际上成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在这件事上，女王不再保持沉默，她似乎想从世人那里获得同情。但是，世界就是这样的！竟有人把他们之间的这种主仆关系亵渎成下流的笑料。

    二

    时光忙碌着匆匆而过，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清晰；维多利亚老了，头发变白了，成熟的脸松弛了，身体开始发福，她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动着。与此同时，在女王的生活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就是，多年来国人对她的态度一直是批判的，甚至是怀有敌意的，现在却发生了变化；而且维多利亚本人的性情也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结果是由很多原因导致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女王在短短的几年里，遭受了许多不幸的打击。1878年，爱丽丝公主在悲惨的境遇中死去（1862年，她嫁给了黑森州的路易斯王子）。第二年，欧仁妮皇后唯一的儿子在祖鲁战争中被杀（他自1870年的大灾难后就得到了维多利亚的宠爱）；1881年，比肯斯菲尔德伯爵逝世；1883年，约翰·布朗逝世；1884年，利奥波德国王逝世，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奥尔巴尼公爵在婚后没多久就英年早逝了。维多利亚实在是太伤心难过了，在公众看来，这个寡妇为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哭泣，于是公众更加同情她了。

    1882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显示了公众对维多利亚的同情。事情发生在温莎，当女王从火车上下来，准备到马车上的时候，一个叫罗德里克·麦克林的年轻人在几码远的地方准备向她开枪。幸好，一个来自伊顿的男孩子在他开枪以前用雨伞打了他的胳膊；子弹偏了，没有伤害到女王，这个犯人很快就被抓到了。这类枪击事件在40年间断断续续发生了7次，这是最后一次。奇怪的是，每一次都很相似。这些暗杀者——除一个例外——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目的显然不是真的谋杀，因为除了麦克林之外，其他杀手的手枪里都没有子弹。这些心有不满的年轻人，买了廉价的武器后，装上弹药和纸张，在国王面前弄得咔咔响，以此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心理学家研究。尽管每一次他们的行为和目的都是相似的，但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却有着天壤之别。第一个犯人，爱德华·奥克斯福德，在女王结婚后数月向女王开枪，最后以叛国罪受审，被判为精神失常，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但是，艾伯特对这样的判决并不满意，因为两年以后，约翰·弗朗西斯犯了同样的罪，最后的判决也一样。王子宣布，在这件事上并没有精神错乱之说。“这些卑鄙的家伙，”他对他的父亲说，“并不是精神失常，而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我希望，”他补充说，“能够严惩他们。”于是进行了严厉的审判；最后，陪审团的想法与王子的一致，驳回了精神失常的辩解，弗朗西斯被判死罪；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杀害或者是伤害女王的意图，经内政大臣和法官再次审议后，改死刑为终生流放。法律规定，这种枪杀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伤害，同样应判处叛逆罪；实际上，实际行为和最后的判决之间有很大的不符；陪审团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判定有罪的话，就意味着死刑，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他们更愿意判定犯人是精神失常——这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加合理。因此，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7年或监禁，同时服3年以下苦役劳动，或者不服苦役——如果罪过较轻，可以由法院自由裁定为“公开或私下的鞭笞，方法也由法院裁定，最多不超过三次”。以后的四次枪杀事件都是按照新法令实施的；1842年，威廉·比恩被判监禁18个月；1849年，威廉·汉密尔顿被判流放7年；1850年，罗伯特·佩特中尉在皮卡迪利大街用手杖打了女王的头，被判流放7年。佩特是这些罪犯中唯一成年的，他在陆军中担任职务，穿得像花花公子，据艾伯特说，“显然有点儿精神错乱”。1872年，亚瑟·康奈，一个17岁的少年，在白金汉宫外面用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向女王开枪，他很快就被约翰·布朗抓住了，判处监禁1年，并鞭笞20下。在这次事件中，布朗因自己的英勇而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在这些罪犯中，陪审团都拒绝承认他们中有精神失常者，但是，1882年，罗德里克·麦克林事件却有不同的结果。在这次事件中，人们发现手枪中装有子弹，由于维多利亚的威望在不断增长，公众对这次事件非常愤慨。或许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这次案件没有按照40年来的惯例审理，麦克林以叛逆罪受审。结果在意料之中，陪审团判定为“无罪，但是精神失常”；这个罪犯被送进了收容所，关押时间由女王决定。然而，这个裁决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维多利亚显然还记得之前艾伯特不赞成对奥克斯福德案件的判决结果，对这个结果非常生气。她问道，陪审团判定麦克林无罪是什么意思？他明明有罪，她亲眼看见他向她开枪。维多利亚的法律顾问告诉她，按照英国法律原则，除非证明罪犯有犯罪动机，否则就会被判无罪。维多利亚非常不服。“如果法律是这样的话，”她说，“那么就必须修改法律了。”法律果然被修改了。1883年通过了一条法令，对这种精神失常的裁定形式进行了修改，至今在《法令全书》中仍可以看见这种混乱的修改。

    但是，女王与她的民众关系密切并不仅仅是因为私人感情——同情或愤慨，在公众事务的处理上，他们开始形成紧密长久的一致。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二次执政（1880～1885年）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最后一败涂地；自由主义在国内声名狼藉，维多利亚发现她的臣民中不信任内阁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这让她感到很高兴。在苏丹危机[1]期间，公众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她是最早主张派兵到喀土穆的人之一，当戈登将军惨死的消息传来时，她像众人一样对政府进行指责。盛怒之下，她给格莱斯顿先生发了一份电报进行谴责，用的不是惯例的密码，而是明码；在给戈登小姐的慰问信中，她指责政府不守信约，这封信发表以后，到处流传。传言说，她曾召见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对他严加斥责。据说哈廷顿爵士曾这样和他的朋友说，“她指责我，说我就像一个大兵。”“为什么她不召见他的男管家？”他的朋友问道。“哦，管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躲得远远的。”

    但是不能再过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了，格莱斯顿先生失败了，他辞职了。维多利亚在最后一次召见他时，对他很有礼貌，但是除了这种场合应有的礼节外，只对他说了一句私心话，大意是说，格莱斯顿先生，你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他遗憾地记得，在1874年的那次召见中，女王是如何信任他，相信他是国王的支持者。但是他对这种变化并不惊讶。他在日记中写到，“她的思想、她的看法，从那一天起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这只是格莱斯顿的看法；但是大多数民众并不同意他；在1886年的换届大选中，他们表示与维多利亚的政见一致，不再顾虑地方自治——可恶的行为——的鼓吹者，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上台执政。维多利亚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心中充满着新的乐观精神，再次焕发了活力。她的生活习惯突然之间也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以往退隐的生活。过去在迪斯雷利的说服下，她只是间断性地参加社会活动，现在她全身心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她出现在客厅，出现在音乐会，出现在阅兵台上；她建立基金，去利物浦参加国际会展开幕式，在暴雨中乘车穿过大街，受到民众的欢呼。她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因此她非常高兴，同时开始喜欢她的工作了。她拜访了爱丁堡，在这里，她受到如同在利物浦一样的热情欢迎，甚至比在利物浦时更热烈。在伦敦，她到南肯辛顿去参加殖民地和印度博览会的开幕式，这一仪式特别隆重，军号长鸣后，女王驾到，随后唱起了国歌；女王坐在一个璀璨的宝座上，亲自答谢代表的致辞；之后，女王站了起来，以君王的尊严向前走去，一边还频频屈膝，答谢现场观众。

    1887年是她即位50年，因此在6月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维多利亚被达官显贵们围着，后面跟着一群外国君主和王室成员，他们驾车从热闹的首都大街上穿过，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向上帝祷告谢恩。在这全国欢庆的时刻，过去的一切不愉快和矛盾都一扫而空。维多利亚女王，既被称做国民的母亲，又被称做帝王的象征，她以双倍的热情来回报国民们的感情。她知道，她也感觉到，英国和英国人民以某种奇妙而简单的方式隶属于她。狂喜、喜爱、感激、深厚的责任感、无限的光荣——这是她的感受；此外，还有其他东西为这些感受增添光彩。最后，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快乐又回到了她的身边，虽然是片刻的，甚至是严肃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这种久远的感觉再次温暖了她的内心。当仪式结束，回到白金汉宫时，有人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我觉得很累，但是很快乐。”

    三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劳碌和风暴后，漫长的夜晚来临了——温和、宁静、闪着金色的光芒。一种无可比拟的成功和崇拜之情笼罩着维多利亚的晚年。她的胜利是一种更大胜利的总结——一个国家登峰造极的繁荣。维多利亚两次大庆之间的辉煌灿烂，在英国历史上是无法比拟的。看来，聪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建议，不仅给英国带来了财富和力量，而且还带来了安全。英国安定下来，享受着稳定的繁荣发展。自然，维多利亚也安定下来了。她是这个机构的一部分——好像是基本的一部分——一个固定的装置——国家大厅里不可动摇的餐具架，如果没有她的话，1890年举办的盛大宴会会失去光彩——那些餐桌上的美食，还有庄重的音乐，将会有一半失去色彩。

    维多利亚的生活与她周围的事物越来越和谐了。渐渐地，艾伯特退下去了。不是说他被忘记了——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他的逝世而留下的空虚不再那么难熬了，甚至，最后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维多利亚终于可以抱怨坏天气，而不至于想起她“亲爱的艾伯特总是说，我们不能改变它，只能顺应它”。她甚至可以好好享受一顿早餐而不想起“亲爱的艾伯特”是如何喜欢奶油蛋糕。既然艾伯特的形象逐渐退去，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也会由维多利亚自己来填补。多年来，她的生命一直围着一件外在物而旋转，现在，她改变了方向，开始以自己为中心了。必然如此：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公众事务的压力、不屈不挠的责任感，使其他一切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她的自我，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的人对她更加顺从尊重了；她性格的力量充分表露出来，并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强加给周围的环境。

    人们发现，艾伯特的影响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力量。宫廷中的氛围开始宽松起来了。当女王带着苏格兰高地的人乘车穿过公园时，照看孩子的婢女们热烈地议论着，在女王的帽子上有紫罗兰色丝绒饰布，还有一丝乌黑发亮的装饰。

    维多利亚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达到了最高点。她的子女都已经相继结婚了，后代不断增多，孙子辈中也已经有成家立业的了；在她去世的时候，她已有不少于37个曾孙和曾孙女了。当时有一张照片，他们全家齐聚在温莎一个大房间里，有50多个人呢，中间坐着的就是这个王室的女家长。在他们当中，她有强大的影响力。最小的孩子的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她的注意，而最大的孩子在她看来也只是个孩子。尤其是威尔士王子，他在母亲面前总是很畏怯。她坚持不让他参与政治活动，他有其他事要忙，不能说他不快乐——在他母亲看不见的时候。但是在他母亲面前，他的男子气概总会黯然失色。有一次，在奥斯本的一次宴会上，他迟到了，这次迟到并不是他的过错。但是人们发现他站在柱子后面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试着鼓起勇气走到他母亲面前。最后，他这样做了，他走到女王面前，但是女王生硬地向他点了点头，于是，他立刻消失在另一根柱子后面，直到宴会结束。而这时，威尔士王子已经50多岁了。

    女王的家庭问题中难免会偶尔牵涉到重大的外交问题，尤其是她的长女——普鲁士王妃的权力处在危险之际。这个普鲁士皇太子深受他妻子的影响，主张自由主义的观点，这让俾斯麦非常厌恶，俾斯麦用下流的话宣称，这个英国女人和她的母亲都是普鲁士政府的威胁。他们之间的争执，在老皇帝死后（1888年），皇太子即位时，变得更加激烈了。最后这场家庭纠纷引发了一场暴力危机。新皇后的一个女儿已经与巴顿伯格的亚历山大王子订婚，后来由于对沙皇怀有敌意，被赶下了保加利亚王座。维多利亚和新皇后一样，对这门婚事非常赞同。亚历山大有两个兄长，其中年长的已经与女王的一个外孙女结婚了，第二个兄长是比阿特丽斯公主的丈夫；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英俊的王子，尤其希望第三个孩子——在她看来是这三兄弟中最英俊的一个——也成为她的家人。但遗憾的是，俾斯麦反对这样做，他觉得，这次婚姻会危及到德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这对他的外交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宣布绝不同意这门婚事。接下来，皇后与总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维多利亚对她女儿的敌人恨之入骨，于是来到夏洛滕堡加入到这场争吵当中。俾斯麦咂着烟斗，发出了警告。他说，英国女王的目的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图——她希望离间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她会为所欲为。

    “在家庭事项中，”他补充说，“她不希望别人反对她。”她会“把牧师装在旅行袋里，把新郎装在大衣箱里，随时举行婚礼”。但是这位铁血宰相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挫败的，他要求与女王进行私下会谈，他们谈话的细节无人可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谈话过程中，维多利亚非常清楚反对这样一位强大的要人意味着什么。于是，她决定以她全部的影响力来阻止这次婚姻。最后，婚事被取消了，第二年，巴顿伯格的亚历山大王子与宫廷剧院的女演员罗伊辛格小姐结了婚。

    不过，这种痛苦的事件并不常见。维多利亚年纪越来越大了，没有艾伯特的指导，没有比肯斯菲尔德激励她，她更愿意把危险的外交事务交给聪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来处理，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身边可以自由控制的事情上。她的家庭，她的宫廷，巴尔莫勒尔的纪念物，温莎的牲畜，她参与的组织，对琐碎的日常事务的监督，这些事情比以往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她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一时刻都会提前安排好；一连串的约会都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外出旅行的日子——什么时候去奥斯本，什么时候去巴尔莫勒尔，什么时候去法国南部，什么时候去温莎，什么时候去伦敦——一年又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她要求身边的人做什么事都要谨慎小心，如果有人不按照她的规定来做事的话，她立刻就能发现。必须绝对服从她的意愿，不服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人不守时，不守时最可憎了。于是，她会很不高兴——不高兴得可怕——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个时候，把她称做一个严守纪律的军官的女儿并不为过。

    这些风暴尽管来的时候让人紧张不安，但是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逐渐越来越少见了。上了年纪的女王重拾快乐以后，也变得温和慈祥了。对于以前的愁容来说，微笑简直就是个稀客，现在却经常光顾：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整张脸也不再毫无表情，突然开朗柔和起来，向望着她的人展现出难以忘怀的魅力。她晚年的时候，在和蔼可亲的表情之中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她青春年华时也没有出现过。接近她的人，全部——或几乎全部——都能够感受到这种魅力。她的孙子崇拜她，她的侍从们带着虔诚的爱服侍她。能够服侍她是一种光荣，这种光荣能够抵消千百种不快——单调的宫廷生活，疲劳的站立，时刻保持着对琐事的超常注意力。当一个人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时，他会忘了在温莎的过道里奔波的劳累，忘记他的双手因在巴尔莫勒尔的严寒中已冻得发紫了。

    但是，让这些服务变得舒心愉快的原因，是女王对她身边的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女王对家庭生活中舒心的琐事、细小的风波、时常出现的感情风波都非常关心。这种关心需要不断扩大的空间，即使她的家庭圈子不断扩大，但是还不够。因此，她成了她的侍从们在家庭问题上的热心顾问，她甚至关心女佣和厨子，当他们的爱人被派往外地，当他们的姑妈风湿病恶化时，她都曾真诚地关心过、牵挂过。

    然而，身份等级之间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只要女王一出现，就能使这种界限严格地保持着，而且宫廷礼仪是神圣不可冒犯的。由于这些规定，墨尔本勋爵只能僵硬地坐在沙发上，别的来宾只能按照顺序坐在圆桌周围，不能逾矩。每天晚餐后，无比神圣的王室炉前的地毯，带着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荣光出现在人们面前，也有那么一两次，把他们吸引到跟前，直到深渊的边沿。在合适的时机，女王向她的宾客走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女王面前，他们的对话局促不安地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其他人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有在一次特殊的情况下，严格的宫廷礼仪暂时得到了通融。在女王上朝的时候，大臣们都是站在那里听着女王的训诫，当大病初愈的德比勋爵觐见女王时，女王说“她很抱歉，不能让他坐下”。后来德比勋爵提到此事，一直把它当做荣宠的证据，洋洋得意地和别人说着。后来，迪斯雷利伯爵在痛风发作后觐见女王，当时维多利亚女王正值感情汹涌之时，于是赐他就座。但是，当时迪斯雷利认为应该明智地拒绝这样的殊荣。但是在晚年，女王接见格莱斯顿先生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时，总是让他们坐着。

    有时候，晚间庄严的气氛由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或一场戏剧来调节。维多利亚在服丧中解放出来的证据之一就是她恢复了把伦敦的剧团召集到温莎宫演奏的做法（这个做法曾被中断了30年），每当这个时候，她都很高兴。她喜欢表演，喜欢有趣的故事情节，尤其喜欢闹剧。她像孩子一样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演出，领会其中的故事；有时候她会装出一种比别人拥有渊博知识的样子，得意洋洋地嚷着，“怎么样！你没有料到会这样吧，你料到了吗？”她具有很强烈的幽默感，虽然这种幽默显得有点儿幼稚。很少有人能够领会皇夫所讲的笑话，她就是很少中的一个；当那些人不再笑的时候，她仍然狂笑不已。在家里，她也会被那些逗人的小事引得哈哈大笑——某位大臣的怪癖，或某个不学无术的大臣说了什么不检点的话。当笑料变得隐晦起来时，她的兴致就会减少；如果笑话不得体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这时，女王嘴角下垂，瞪着眼珠，表情非常可怕。犯了错的人吓得不敢出声，可怕的一句“我们不觉得这个笑话可笑”会让在座的人鸦雀无声。后来，女王和她的随从谈起这件事，说这个人有问题，她很担心这个人“行为不检点”，这是个没有申诉机会的判决。

    总的说来，她的审美趣味始终保持不变，还停留在门德尔松时代、兰西尔时代和拉布拉什时代。她喜欢意大利歌剧的颤音，仍然要求高水准的钢琴二重奏。她对绘画的看法依然不变；她说，爱德温先生的画作很好；很欣赏雷顿勋爵的行为；非常不信任瓦特先生。她经常找人为王室人员塑像，每一次她都会要求把塑像的草本送给她，仔细看过后指出缺点，提出修改意见。每一个塑像家都发现，女王的建议很有价值。在文学上，她的兴趣范围很窄。她喜欢丁尼生勋爵的作品。由于艾伯特曾称赞过乔治·艾略特，她便读了她的《米德尔马契》，结果很失望。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这位女作家的小说女王非常喜欢，这位女作家在下层民众中也很受欢迎。除此之外，她读的文学作品并不多。

    然而，有一次，女王注意到了一种出版物，那是她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格雷维尔回忆录》。这本书中有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对乔治四世、威廉四世及其他王室人员进行了描写，这本书由里夫先生整理出版。维多利亚读了这本书，非常震惊。她说，这是一本“可怕的、诽谤的书”。她对里夫先生“对朋友的轻率、粗俗和忘恩负义以及对君主的背叛和不忠”的行为，不知道是多么“惊骇、愤慨”。她写信给迪斯雷利说，她认为对这本书“严加斥责是很重要的”，“当他谈到王室时的语气，”她补充说道，“太不像话了，真是少见，这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她对里夫先生也很气愤，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这样令人憎恶的书”，她希望亚瑟·赫尔普斯向他转达她的不满。但是，里夫先生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当他听了赫尔普斯转达的女王的评价——“这本书污蔑了王室”时，他回答说，“一点儿也没有。这本书通过今昔对比，提高了王室的威严。”然而，这一辩解并没有给女王留下印象，当里夫先生退休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爵士头衔。可是如果女王知道里夫先生在这本书中删去了很多对女王的抨击言论的话，她可能会很感激他的。如果这样的话，她又会怎么评价里夫先生呢？实在是难以想象。对于同样题材的现代随笔，女王恐怕要批评它们“行为不检点”吧。

    一般说来，在闲暇时刻，女王会找一些事情来打发时间，但是这些事情可不像文学或艺术一样难以捉摸。维多利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不仅拥有巨额的财产，而且还有大量的不动产；她继承了大量的家具、装饰品、瓷器、餐具，还有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此外，在她这漫漫一生中，她购买了大量的令人惊叹的东西，还有一批从世界各地运来的珍奇的礼物。她仔细地管理着这些物品，对这些财产进行精心的安排，这样让她感到亲切而满足。收藏的本能本来就植根于人类心灵的深处；对于维多利亚来说，她收藏这些东西主要有两个动机——她向来重视自己的存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加渴望稳定、富有，并希望建立一种保障来抵制岁月带来的变化，后来，这种感觉几乎成了她无法摆脱的了。她凝视着自己收集的财物，或者随意挑出来几件，体会它们之间的千差万别时，她仿佛能够从这些东西上看到自己，感觉自己在一个无限的领域里被放大了。这时她会感到很高兴，这是很自然的了。但是，接着就发生了惊骇的想象——所有的东西开始颤抖、碰撞，最后消失了；塞夫勒的餐具打碎了；甚至黄金的花盆无缘无故地弯曲了；还有自我，连同与自我一起存在的记忆和经验，也开始动摇、枯萎，最后融化了……不！不可能这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有什么变化！什么也不该变化，过去不应该，现在也不应该——她自己更不能动摇！于是，这位固执的女人，将自己的宝贝收藏起来，以极大的决心宣布它们是不朽的。她绝不愿意失去一点儿记忆，哪怕是一根针。

    她下命令说，什么也不能扔掉——确实什么也没有扔掉。一个又一个的抽屉，一个又一个的衣橱，放置着70年来的全部衣服。不仅是衣服——毛皮、斗篷、饰品、袖套、阳伞、软帽——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着，上面注明了日期，完整无缺。在一个大衣柜里放着玩偶；在温莎的瓷器室里，专门有一张桌子放着她儿童时期用过的杯子，还有她的孩子们用过的杯子。过去的纪念物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她的周围。每个房间的桌子上都放着王室亲属的照片，墙上挂着他们不同时期的照片，他们的形象有的用坚硬的大理石做成了雕像，有的用金银做成了小塑像放在托架上闪闪发光。死去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小型的瓷画瓷像，与真人大小的油画——出现在她的身边。约翰·布朗的画像放置在她的书桌旁。她喜欢的马和狗也被赋予一种永恒的形式围着女王的脚步旋转。镀银的夏普，放在餐桌上；铜的博艺和博兹躺在永不凋谢的花丛中。仅仅用大理石或者金属让过去的东西长存，并不足够，所有的东西在安排上跟实物一样，要放置在永远固定的位置上。可以增加数量，但是决不能变更内容。一块印花布、一幅地毯、一幅帷幔都不能更换；即使用的时间久了，非换不可，也只能按照原来的质地和款式仿制一模一样的，要仿制得就连最锐利的眼睛也不能看出丝毫的差别来。温莎的墙上不允许挂任何新的画像，因为那里的画像都是艾伯特挂上去的，他的决定是永恒的。当然，维多利亚的也是。为了保持原样，她请来了摄像师照相为证。女王的每一件东西都从不同角度拍了照片。这些照片都送交给女王陛下，经过她审查认可以后，就会放在照相簿里，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都有一段文字，标明物品的号码和存放它的房间号码，它的房间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一些特点等。经过这些程序后，每一件物品的命运就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了。所有的物品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便获得了永恒不变的位置。维多利亚的身边总搁着一两本厚厚的目录，以便她浏览、思考、谈论，并感受双倍的欣慰。在她的威力下，所有的东西都被固定下来了。

    就这样，她的收藏不断增多，它们不断侵占新的意识领域，一直根植在本能的最深处，成了她生命的一种主宰力量。它们不仅承载着回忆，而且还承载着她的心情和感受。周年纪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生日、结婚纪念、忌日，每一个日子都承载着她的心情，同时又以适当的形式——庆祝或哀悼的礼仪——表现出来，而这些表现基本上都是相似的。例如，在某一天，必须在巴尔莫勒尔的约翰·布朗的纪念碑前放一束鲜花；每年前往苏格兰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最值得纪念的，自然是围绕着死亡这个中心的，因为死亡是变化无常的人生的最后见证人。如果人能够回忆，那么是不是连死亡都要唾弃呢？因此，在艾伯特去世后，在维多利亚睡过的每一张床上，都有一张艾伯特的半身照片放在右侧的枕头边上，还有一个用灰毛菊扎成的花环。在巴尔莫勒尔，值得纪念的东西很多——方尖碑、金字塔、坟墓、雕像、锥形石堆、刻有铭文的花岗岩石凳等，这一切都显示了维多利亚对失去之人的心意。每隔一年，在她到达的日子里，都会举行一次庄严的巡视和追思活动。每年8月26日艾伯特生日这天，女王和全家人以及侍从和佃户，会聚集在身穿苏格兰高地服装的艾伯特画像下面，默默地哀悼这位死者。在英格兰，纪念的标志也有很多。在那些收藏物中，每一天都会增加新的纪念物：风笛手罗斯的小金像，真人大小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画像，基座的铭文上写着“引向更光明的世界”。在奥斯本的灌木丛中放置了一块花岗石板，上面写着，“瓦尔德曼：维多利亚最爱的达克斯猎狗；1872年4月从巴登带回来，死于1881年7月11日”。

    当王室成员在温莎的时候，维多利亚几乎每天都要到浮若阁摩尔陵[2]；但是有时候会去另外一个神秘的圣地，这就是艾伯特在城堡住过的一套房子，在这里，只有少数获恩准者才能进去，其他人不能进去参观。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王子逝世前的模样，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感觉，维多利亚每晚都给她的丈夫收拾床铺，每晚都会在盆里放上水，仿佛他还活着一样；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一直持续了40年。

    这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崇拜吧；然而肉体是受精神控制的，因此，维多利亚每天用辛勤的劳动表达对死者的怀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我牺牲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淡漠了。维多利亚把无穷的精力放在公务上，少年时代起对工作的热爱之情，重新焕发了生机。到老年，如果不能处理政事的话，对她来说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尽管大臣们累得叫声连天，痛苦不堪，但是她始终坚持政府的一切事务都必须经她过目。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规定，大多数的政令如果没有女王的亲笔签署是不能生效的，于是女王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种机械式的工作上。她不但没有减轻负担的想法；相反，她自愿恢复为军官委任状签字的做法。她不同意使用图章，只是到后来事物不断增多，女王有点儿应接不暇，才同意有些公文只要经过她的口头裁定就可以了，但是每一项公文都要读给她听，最后她说一声“批准”。她常常坐在艾伯特的半身像前，嘴里不断地说着“批准”。由于她现在的声音已与少年时代的高音不同了——是一种女低音，充满着力量，因此她说得字正腔圆。

    四

    在最后的几年，她被神化了。在臣民的心目中，她是至高无上的神灵。舆论也不再指责她，20年前提及的不足之处，现在也没有人再提起了。其实，她已经成为英国的代表了，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因为英国自从1837年开始到1897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似乎没有影响到维多利亚。这一时期工业迅速发展，艾伯特已经注意到了这些，但是维多利亚对这些却没有兴趣。她对宇宙、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对自然与科学等问题的看法，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她的宗教思想是从莱森男爵夫人和肯特公爵夫人那里学来的。当然，也可以说艾伯特对她产生过影响。因为艾伯特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是进步的，他不相信鬼神之说，怀疑加大拉猪群[3]的奇迹。斯托克马尔在关于威尔士王子的教育问题的备忘录中，建议“孩子必须毫不怀疑地接受英国国教的信条”。这未免有点儿过分，但是所有的王室子弟接受的都是正统的宗教。任何非正统的都会让维多利亚很伤心，尽管她对什么是正统还不是很明确，但是由于她天性想象力不丰富，感觉也不精妙，因此对于英国国教扑朔迷离的狂热，她不能接受，她能够接受的好像只有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单纯信念。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莱森就是路德教会牧师的女儿，而路德派与长老教会有很多共同点。

    多年来，诺曼·麦克劳德先生——一个热心的苏格兰牧师，一直都是女王主要的精神顾问。当他离世的时候，女王与巴尔莫勒尔的村民平静地讨论着生死问题，从中得到慰藉。她的虔诚绝对是真诚的，在老约翰·格兰特的严肃训诫中，在发奇哈森夫人虔诚的谚语中，她吸收了一切的养料，而这些正是她14岁时真心赞美过的《马太福音详解》中的要点：它们“朴素易懂，充满着智慧和真理”。维多利亚虽然处在穆勒[4]和达尔文时代，但是她的思想没有超过他们。

    维多利亚与当时的社会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论是微小的变化还是巨大的改革，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刻板的态度，不为所动。在青年和中年时代，她不允许上层社会吸烟，而且她坚持了一辈子，她这一生都非常厌恶别人吸烟。国王表示抗议，被邀到温莎的主教和大使也只能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对着壁炉偷偷地抽烟。尽管如此，女王还是坚持不允许上层社会的人吸烟。人们可能会想，作为一位君主，她可能会赞成她所处时代发生的重大变革——妇女解放，可是情况正好相反，一提到改革，她就觉得反感。1870年，她看了一份支持妇女参政的报告，非常生气，她写信对马丁先生说，“我急切地想召集所有能说会写的人来写文章声讨这一愚蠢的行为——所谓的争取‘妇女权利’，殊不知这可能导致妇女失去自己的本性和天分。妇女应该得到一个好的鞭策。说到这个问题，我就非常生气。既然上帝造人时，就规定了男女有别，那么人们就应该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谈到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女人如果失去女性天分的话，就会变成可恨、可憎、令人厌恶的人，这样怎么能得到男人的保护呢？我敢肯定，丁尼森一定同意我的看法。”女王的观点是不容反驳的，马丁同意她，但是问题也开始出现了。

    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对当时时代精神的理解不被世人所称道。长期以来，无论是礼貌的历史学家还是客气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极力赞美女王对宪法的正确态度，但是这样赞美似乎与事实有点儿不相符。在维多利亚晚年，她不止一次对自己在年轻时候重组侍从期间的行为感到遗憾，她试图让大家明白，从那以后，她变得更加聪明了，可是事实上，在她的一生中，她对宪法的态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凭着专横态度和自我中心主义，她中断了与皮尔先生的合作，后来对于帕默斯顿的敌视明显可见，以退位威胁迪斯雷利，要求起诉威斯敏斯特勋爵，谴责他参与反对保加利亚暴行的集会。在她统治期间，对于宪法的发展问题，她只是处于被动的位置。1840年到1861年，英国君主的权力不断扩大；1861年到1901年，则不断缩小。第一个阶段要归功于艾伯特王子，而第二个阶段则是由于一帮伟大的大臣。在第一个阶段，维多利亚实际上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在后一个阶段，艾伯特苦心孤诣集中起来的权力，落到了格莱斯顿先生、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手里。也许，由于她整天埋头于工作，分不清哪些是次要的事情，哪些是紧要的，所以对于这些变化，她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而已。在她统治的最后时期，君主的权力衰弱到了极点。与此矛盾的是，维多利亚得到了最高的赞誉，说她赞成政治改革，事实上，如果她明白政治改革的真正含义，她一定会非常不高兴的。

    不过，千万不能认为她是第二个乔治三世。尽管她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且不受原则的限制，但是由于她非常精明，这种欲望也就受到了限制。她可以激烈地反对她的大臣们，在理论和请求面前毫不动心，坚持决定毫不动摇，但是到最后一刻，她还是顺从了。她天生具有处理事务的才能，而且她牢记艾伯特向来做事很有分寸，所以她绝不允许自己陷入困境。当她感到事情非她所能挽回的时候，她就会顺从。否则，她还能怎么办？

    不过，即使女王与她的时代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但是他们之间的交汇点也还是很多的。维多利亚能够很好地理解权力和财产的意义和给人带来的吸引力，英国政府也精通此道。在她统治的最后15年里——除了1892年自由主义政党作为一个小插曲外，帝国主义思想始终是英国政府的信念，也是维多利亚的信念。她只允许自己的思想中有这一种信念，而不允许还有其他的。在迪斯雷利的影响下，英国的海外领土具有史上最重要的意义，维多利亚女王开始越来越迷恋东方了。只要一想到印度，她就很高兴，她到过那里，还学了一点儿印度斯坦语；她有一些印度仆人，这些人成了她寸步不离的随从，而且他们中的一个——蒙什·阿卜杜勒·卡里姆，最后接替了约翰·布朗的职务。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特征给她的职责赋予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大体来说，英国政体是一个常识性的结构，然而，在这个结构中，总会有一个角落是常识不能到达的——在这个角落里，普通的度量方法是不行的，通常的规则条例也不适用。因此，我们的祖先留有余地，确定了那些在人事中似乎永远不能消失的神秘成分。很自然，王冠成了英国政体神秘性的体现——王冠历史久远，有神圣的象征、威严的外观，但是在长达200年的历史中，常识一直把重点放在大的地方，那些小的、谜一样的角落没有得到大家的关注。因此，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帝国主义既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信仰，随着它的发展，它在公众生活中也一天天变得更加神秘了，与此同时，王权也开始具有新的重要的意义。英国人迫切需要一个象征，来表现英国的力量、英国的价值、英国异乎寻常又神秘的命运。王冠就是这样的象征，而王冠由维多利亚佩戴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维多利亚统治末期，虽然君主的权力削弱了，但是维多利亚的威信却增强了。然而，这种威信不仅是公众思想变化的结果，其中也有强烈的个人因素。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印度女皇，是庞大机器旋转的中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特质！比如说，她的年纪几乎是她在英国受欢迎的必备资格。她已经证明自己具有这个国家最受钦佩的特征之一——坚忍不拔的意志。她已经统治英国60年了，而且还在统治着英国。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尽管王室的很多情况还处在朦胧的雾中，但是，女王的个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民众的心目中，她那熟悉的身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她的形象引起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和同情。善良是英国人最看重的人性，而维多利亚在12岁时就说，她一定要做个好人，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责任、良知、道德——没错！多年来，女王一直生活在这些光辉里。她的生活就是工作——为国家尽责，为家庭操劳。多年前，在奥斯本确立的家庭生活的准则一点儿没有降低。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进入到宫廷内部。维多利亚严守着女性的贞操，并颁布了一项严厉的法令：她憎恨再婚的寡妇。联想到她本人就是一个再婚的寡妇所生的，这条法令就有点儿奇怪了。显然，这是一条很不合适的法令。中产阶级认为他们是很体面的人，他们为女王能够成为受人尊敬的君主感到欣慰。的确，他们几乎把她当做自己人，不过，这难免有点儿夸张。维多利亚的很多特征虽然在中产阶级身上都有体现，但是在别的特征——举止上就有点儿不同了，维多利亚具有十足的贵族气。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她既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产阶级，她认为她是帝王。

    这种特征不仅非常明显，还非常重要，而且对于个性的发展起着真正的、基本的影响。在维多利亚身上，很容易辨认出这种特质——一种特殊的真诚、坦白直率、真挚的感情等。因为她的真诚，她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她从不掩饰自己的真诚。她就是这样——完完全全、明明白白、从不炫耀。正如利特尔顿夫人说的，“在她的思想中，有一种透明的东西非常具有魅力，在表达感情和描述事实时，从没有夸张的痕迹；在我这一生所接触的人中，很少有这样的；虽然有一些人很真实，但是我认为他们的真实是有所保留的。她什么都说出来了，不多，不少。”维多利亚不仅什么都说出来了，而且还写出来了。她的书信，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感情，就像一个打开的水龙头，水不断涌出来，令人吃惊。虽然她的写作不讲究文采，但是这样的风格能够很好地传达她的思想感情，即使是那些平庸的言辞，也具有个人色彩。毫无疑问，她是用写作来打动公众的。她在《苏格兰高地的日记》中，平铺直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即使是那些发表在报上昭告国民的咨文，也很动人。人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维多利亚的真诚。

    把个性和魅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维多利亚在晚年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这位满头白发的小妇人，穿着朴素的丧服，坐在轮椅上或者马车上，身后跟着一群印度仆人，这种景象令人不自觉地生出神秘、威严之感。不过，在适当的时候，这位寡妇也会显示出女王的派头来。她最后一次引人瞩目的出现是在1897年即位6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当时，女王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的护送下，穿过人山人海的伦敦街道，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祈祷感恩。当人们在她的周围欢呼时，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不断地重复说，“他们对我太好了！他们实在是太好了！”当天晚上，她的祝辞传遍了整个帝国：“我衷心感谢我的子民，愿上帝保佑你们。”维多利亚漫长的一生即将接近终点，她已有了不同寻常的经验，但是她依然坚定地前进着。无论是作为少女、妻子，还是作为老妇人，她都一样活泼、认真、自尊、单纯可爱，这是她永远的品质，一直到最后一刻。

    [1]指1881年1月～1898年4月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领导的反抗埃英统治的武力斗争。

    [2]维多利亚的丈夫艾伯特的陵墓。

    [3]出自《圣经》中的典故。

    [4]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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