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布楚条约》签订直到十月革命前的2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商人一直积极地活跃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其商号遍及俄罗斯城乡及矿山，现在有些旧建筑物上中国商号的汉字痕迹还隐约可见。有的在当地设立商号，从中国进货；有的商号设在国内而在俄国设立分号；此外还有数量众多小本经营的跑行商，由中国贩进中草药、茶叶、布匹、食品，从俄国进口毛皮等。据清朝的曹廷杰于1885年在远东的调查，仅伯力、红土岩、双城子、海参崴、彦楚河五处，就有中国人的“大小肆店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从三姓（依兰）贩货行松花江、往东北至黑龙江口，往南沿乌苏里江至穆棱河口，就有二百多家华商“皆于江沿盖有房舍”；另外还有“自三姓分往二江，以货易货，春去秋回者，每年亦千余人”[3]。当时在海参崴已经出现了年交易额10万到15万卢布的中国商号。这样的大商号又派生出年交易额0.5万到1.5万卢布的分店。这些分店再分出年交易额在1000到5000卢布的小店铺，最后乃至走街串巷的小挑贩（转引自张宗海，2000：111）。中国商人按原籍分为四大帮，山东、山西为东帮，河北及东三省为北帮，江浙为南帮，广东为广帮。可见，当时在俄罗斯的华商人数还是不少的，国内的分布也是较为广泛的。应该说，中国商人对沙皇俄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俄罗斯的早期华人中，华工也较受关注。华工最早出现在俄罗斯是在19世纪中叶。当时沙皇俄国侵占了远东地区，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并开始大力开发远东。但由于俄国地广人稀，劳动力较为缺乏，俄政府就开始招募中国的劳动力。此时中国国内山东、河北等地区人口严重过剩，农民丧失土地现象极为严重，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和灾荒，大量的关内人口流向关外，除有一部分留居东北外，更多的人前赴俄国佣工。苏联科学院专门研究华工的研究人员索洛维夫约夫（Ф.Соловьев）认为：“19世纪中叶俄国人正加紧开发边区：建立城市和乡村，铺设道路和通信线路，修筑港口，建立地方工业和农业。这一时期边区深感人手不足。从俄罗斯中部省份输送劳动力不但花费昂贵，且时间漫长。当时在毗邻的中国正有大批破产农民找不到营生而忍饥挨饿。在俄罗斯远东能谋到工作的传言在中国东北和内地很快传开。于是，华工或成帮结伙，或只身奔向滨海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在选择工作时对劳动和生活条件毫无苛求。加之付给华工的报酬低于俄国工人，因此个体业主愿意雇佣华工。”（转引自张宗海，2000：117）
赴俄华工一般在工厂、矿山、铁路及林场工作，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在十分艰辛的条件下生活、工作，付出了血泪劳动。华工处于双层压迫之下。一方面，他们遭受着俄罗斯企业主的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受着把头的剥削，这些人以中国主人的身份榨干了华工的血汗（李勇昌，1988）。当时俄罗斯远东地区所需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主要靠中国供给，因此华工中还有很多人从事商品贩运或开小店铺，把中国商品运输到俄当地并进行销售。同到其他国家的华工一样，旅俄华工为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中，在沙俄的土地上，从北极圈附近的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到南方的顿巴斯矿区、高加索油田，从西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作战前线的工兵营房到乌拉尔矿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始森林，从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到顿河草原，到处都有华工的足迹（赵俊亚，2007）。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中俄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断，一大批以经营对俄贸易为主的华商损失惨重，华商及企业主在俄罗斯的厂房、住宅、财产被征用，大部分资产被没收，绝大部分华商纷纷撤回国内，在俄国的华工却成为革命争取的对象。大部分华工参加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在战争和革命中华工表现突出，一些人成为领导者，也有很多人牺牲了生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巴库、叶卡捷琳堡、彼尔姆等许多城市，都曾经有华工和当地俄国工人一起参加反对沙俄专制制度、反对临时政府、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民主的示威游行。[4]因此，革命后很多华工留在了当地从事一些商业活动。1928年，莫斯科有8000名旅苏华人，大部分是山东人，也有少数南方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旅苏华人主要以做生意为生，开洗衣房的很多，也有做面包、针织品和皮包的（А.Г.Ларин，2003）。1928年以后，旅苏华人数量开始减少，这主要是由于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取缔小商小贩的经济政策和对旅苏华人进行了各种限制。20世纪30年代，由于军事、政治等方面原因，苏联不仅禁止华人进入苏联，还把在苏联的华人和华商安上各种罪名，大规模驱逐旅苏华人出境，有的被逮捕关押甚至被处决，还有的被流放。从此，在苏联的华人数量骤降，在一些大城市很难看到华人的身影。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之间有一段蜜月期，中国也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学习进修。这一时期在苏联境内主要是一些留学生和外事工作人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留苏人员纷纷回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员很少交流，两国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往来。
当代华人大规模地进入俄罗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即是在这一时期陆续进入到莫斯科经商的个体商人。移民研究的相关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动力主要有迁入地的拉力和迁出地的推力。那么促使华商迁入的俄罗斯方面的拉力因素是什么，推动其出国的国内推力因素又是什么，即这一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本章主要结合华商迁入时的国内外社会条件论述这一问题。
第一节 接纳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双方关闭了人员交往的大门，进入对方国界只能采取偷越边境的方式。直至20世纪80年代，两国紧张关系缓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同中国的边境贸易，两国边贸蓬勃发展，俄罗斯开始逐渐放宽对中国商品和中国人进入的限制。
20世纪末的俄罗斯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转轨的时期，苏联解体后作为继承者的俄罗斯进行“休克疗法式”的改革，经济出现了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食品和轻工业品极为缺乏，急需国外商品的支持。处于转轨期的俄罗斯物价急剧上涨，使得民众更需要廉价的中国商品，中国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俄罗斯的。
一 两国关系的改善与限入政策的放宽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苏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当时中国在各方面效仿苏联，苏联曾给新中国全方位的援助。“苏联老大哥，帮我开火车；苏联老大嫂，帮我摘豆角”这响遍大街小巷的儿歌，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苏关系的融洽与和谐。当时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展较快，特别是黑龙江和苏联远东地区的外贸十分火热。但好景不长，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边境地区剑拔弩张，外贸关系也随之冷却，甚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基本没有任何的往来。
20世纪80年代全球国际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同时随着中苏两国致力于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各自奉行的内外政策的变化，两国关系逐渐缓解。在1983～1984年，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络协会联合会的代表团及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中国，中国代表团也到苏联进行了回访。这一时期，双方还进行了学生互换和体育代表团的交流等活动。这些来自中苏民间的往来和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1986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特别重视远东地区的发展，并积极推进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又称为海参崴）进行考察时，提出了远东长期发展的具体构想，即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把远东建成高度发达的和国际分工的经济综合体，把远东变成向东方乃至世界开放的窗口。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同中国的合作。7月28日，他在海参崴发表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讲话。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中国高层领导中很快得到了回应，同年，邓小平接受采访时给予了积极回应。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他们宣布，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抗，两国之间允许贸易和人员的自由往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两国之间关系又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91年5月15日至19日，应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访问了苏联。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高度评价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重申将继续遵循北京会晤所达成的协议和1989年5月18日《中苏联合公报》所阐明的各项原则。虽然当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存在了70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不复存在，但俄罗斯联邦作为其继承者登上了国际舞台，仍然坚持中苏已签订的协议，重视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
两国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两国边贸的发展。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就贸易方面已进行了谈判。1982年4月16日，中苏签订了《198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议定书》，并就两国沿边地区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进行了换文，决定恢复中国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与苏联的边境贸易。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苏联部长会议赋予企业、单位外贸自主权，从1989年起，苏联的所有企业、单位的法人只需注册登记，便可从事对外经贸活动，无须外贸中介，直接走向外贸市场。1991年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命令，取消所有限制，允许任何所有制和经营任何种类的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在政府的鼓励下，远东地区苏联对华贸易的企业剧增（张宗海，2000）。中国把黑龙江省的黑河作为对苏重要的贸易口岸。1984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河市，提出睦邻友好、建设黑河的战略主张。1987年，苏联阿穆尔州的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莫依希年科给对岸的黑河市邮寄了一封希望能够进行边贸的信件，从此拉开了中苏边贸的大幕。苏联用360吨尿素换取中国208吨西瓜，转眼间两国边境城市人声鼎沸，经贸往来络绎不绝（徐江善，1997）。
由于苏联重视重工业，轻工业较为落后，一些基本的日用物品都难以生产，轻工日用品更是严重匮乏；中国轻工业较为发达，商品相对滞销，而当时的机械等工业技术产业则较为落后，二者互补。因此双方正可以进行易货贸易，即物物交换。苏联向中国出口的是电冰箱、汽车、摩托车以及建筑材料（水泥、木材、玻璃）、化肥、农具、冻鱼。中国对苏出口的主要是粮食、植物油、肉制品、水果、花生以及纺织品、轻工业品（徐江善，1997）。两国之间做成的最大一笔单项易货贸易是用中国300多家企业的滞销产品换回四架苏联大型客机，由当时被称作为“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完成。这项易货贸易，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轰动效应，对两国也是一种双赢。对中国来说，为企业长期积压的产品找到了出路，国家获得了税收，航空公司廉价得到了飞机。苏联的收获更大，闲置的飞机换回了市民急需的轻工业品（徐江善，1997）。
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边贸的蓬勃发展，苏方开始放松对中国人进入的限制。当时的苏联政府为加强苏联各国同中国的联系和各个公民的往来，将入境审批权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各个州，规定入境审批权审批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同时，由在苏联有正式居留权的华侨华人提供邀请函，即可邀请在海外的亲友、朋友入境，华侨在苏联居住的期限从三个月延长至两年。1988年为加强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又开创了“一日游”的旅游项目。当年中苏双方交换团组26个，1046人次。其后，规模不断扩大，1990年增加到868个团组，35125人次。从1988年到1992年，中苏（俄）双方参游人员累计达21.3万人次（徐江善，1997：264-267）。“一日游”最初性质是观光旅游，之后变成了购物旅游。这种购物旅游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两国大量的游客，并在1989年至1992年形成高潮。
1992年12月18日中俄双方政府签订了《关于旅游团体互免签证的政府间协定》，即在中俄边境实行对持普通因公护照的中国公民赴俄免予签证的制度。互免签证的做法最早是由俄方提出的，当时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领导人提议希望建立一个同北美自由贸易区类似，人员和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的中俄边境贸易区，甚至提出要把“中国和沿海边疆区的边界变为友谊共同发展的边界”的想法（强晓云，2010）。互免签证的政策实施，使得进入对方边境城市也更加便利，边境人员往来愈加频繁。此后，借旅游、公务甚至探亲之名进入俄罗斯的中国人迅速增多。以黑河市为例，1987年出入境人员日平均流量为2.4人，1989年增长到227.6人，1993年更猛增到2165.7人（张宗海，2000：156）。在进入俄方城市更加便利的条件下，很多人开始做起了倒货生意，即通过肩扛手提一包包的中国商品，到对方的居民点和集市进行销售和换购，然后再返回。这种生意又被称作“倒包”，“倒包”是中俄边贸的初级形式，这种形式至今仍然存在。进行“倒包”的人也被称作“倒爷”，他们把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迅速传递到国内，吸引着更多的中国人奔向俄罗斯。
二 转轨俄罗斯的经济震荡
20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较为动荡的十年。1991年12月25日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本该是欢乐的日子，然而这一年莫斯科的圣诞却充满了哀伤。晚7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发表辞职演说。7时30分，那面几代苏联公民引以为豪的斧头和镰刀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随之取代。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20世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国际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超级大国苏联已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继承者，登上了国际舞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从1992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而激进的改革。叶利钦授予俄罗斯联邦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改革大权，制定了“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方案。“休克疗法”指采取一步到位的激进方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创始人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休克疗法”最初本是用于反危机的手段，即实行一整套激进的反危机措施，后来成为某些前计划经济国家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成为这些国家实行激进经济改革的纲领。为了进行激进经济改革，俄罗斯聘请了萨克斯担任顾问，并借鉴了东欧剧变后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
盖达尔政府全部照搬萨克斯的教条，完全不顾俄罗斯的具体国情。“休克疗法”的最重要内容是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盖达尔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80％的生产资料价格。在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政府决定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尽快实现预算平衡，稳定财政。同时，对外经贸实行自由化，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
1992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并没有按照叶利钦的主观愿望来发展，更没有实现盖达尔政府对人民许下的诺言，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严重恶化，经济危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危机程度日益加深。“休克疗法”通过紧缩银根，以使物价逐渐降低，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不但没有降低物价，反而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1992年在消费价格平均上涨25.1倍的情况下，职工平均工资只增长了9.2倍，这意味着职工实际工资下降60％，工资拖欠严重，相当大比重的职工长期领不到工资。通货膨胀还使居民储蓄化为乌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占50％（许新，2001）。很多人，特别是一些退休老人只能被迫到地铁站或商店门口伸手乞讨，在莫斯科市中心繁华地带乞丐到处可见。年逾古稀的老人，本应安度晚年，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原来积蓄的一点钱因卢布贬值而变成了废纸，而每月领到的微薄的退休金连每天的基本生存都不能满足，他们只能放下脸面走上街头靠乞讨勉强度日。
当时作为中国企业驻俄罗斯总代表的孙维韬和温家琦目睹了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后莫斯科的变化，并以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回国后完成《狂潮与涌流——苏联剧变亲历记》一书。在书中作者把1991年的物价同苏联时期以及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后的物价做了对比，吃惊地发现，1991年同1961年相比，物价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物价放开后的几年时间中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大面包（1公斤）0.16卢布
香肠2.2卢布/公斤
汽油0.45卢布/升
当时卢布同美元比价为1美元兑换0.6卢布，一般职工月收入为200卢布
这几年卢布天天都在贬值，物价天天在上涨，比如
面包由每公斤0.16卢布涨到3000卢布
香肠由2.2卢布涨到3500卢布
汽油由0.45卢布涨到2000卢布
特别是俄罗斯人日常饮食少不了的土豆，也由0.03卢布上涨到3000卢布，上涨了10万倍（孙维韬、温家琦，2006：106-107）
除了如脱缰之马的物价上涨外，“休克疗法”另一严重后果是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1992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14.5％（1991年下降5％），生产的国民收入下降16.2％（1991年下降10.5％），工业农业生产中所有部门生产都急剧下降（许新，2001：21-22）。在苏联时期，产品就较为短缺，很多商品会实行限购，老百姓经常会排队抢购商品。“休克疗法”实施后社会生产的急剧下降，更造成了俄罗斯本国商品的缺乏。虽然改革后的俄罗斯对外贸易实施了自由化，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欢迎一切外国商品及外国资本的进入，进口商品急剧增加，使排队和抢购的现象大幅减少，但面对价格高昂的各种商品，大部分收入低下的贫困居民只能望而却步。
中国商品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俄罗斯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商品，中国产品价格低廉，这些超廉价的日用品是贫穷的大部分居民唯一可以获取的，满足了俄罗斯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需求。中国商人带入当地的服装、鞋帽等极受俄罗斯人的欢迎，连一些穿旧的牛仔裤和羽绒服都成为抢手货。因此俄罗斯人是急需中国商品的，甚至当时出现了中国商品越多的城市，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越好的情况。可以说在那特别艰难的1992～1994年，正是由于有了中国这些廉价商品的存在，俄罗斯民众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才满足了众多俄罗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正是因为这些冒着各种风险的中国人把超廉价的商品带入了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俄罗斯商品严重不足的市场，为大多数收入低微的老百姓带来了经济实惠，才缓解了俄罗斯因实施激进改革带来的经济危机和生活危机。
因此，中国人大量涌入的背后，最重要的起因是双方的经济现状的差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在国内产生了产品剩余，特别是积压了大量的轻工业品。而在苏联时期就较为落后的轻工业在其继承者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中也并没有得到显著发展，随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内生产大幅度下滑，地区间的联系也不活跃，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商贸不得不寻找邻近的国外商业伙伴以求生存。作为对货品短缺和卢布贬值的本能反应，俄罗斯同中国贸易便兴盛起来，中国因此成为手工业品和食品的最佳供应商。较早来到俄罗斯的中国人看到了这样的机会，就带来了大量便宜的商品，然后再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国内的其他人，渐渐地就形成了规模。
第二节 出国的背景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是极为重视自己的故乡和家庭的，不愿意背井离乡，“父母在，不远游”是历代中国人秉守的古训。那么近代以来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国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家乡，来到陌生的异国世界呢？这一较有意思的问题也正是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二难推理问题，相关的解释也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对近代大量中国人口外迁的动因解释一般还是从当时国内的社会背景探究根源，即认为清末时中国社会人口过剩、食品短缺，以及经常性的自然灾害和连年内战迫使农民只能离开家乡到外面寻找生存之路。正是这个苦难深重的社会背景使民众移民海外的欲望得以滋生，社会缺少生存机会是中国农民大规模离开家乡的前提（陈国贲、张齐娥，1996：116）。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到俄国的华工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山东、河北等地的人口严重过剩，再加上连年的灾害和战争使得这些地区民不聊生，没有生存机会的农民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遥远的关外，进而又跨越边界去俄国寻找生存机会。但当代华人的海外迁移同近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所面临的国内背景已有很大不同，为了温饱和最低生存有如“难民式”的迁移已不复存在。那么今天为什么还有大量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奔赴异国他乡，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哪些因素促使了这样的一种出国淘金潮？要想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考察当时华商出国的背景和社会条件。
一 改革开放与“出国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经济社会逐渐走上正轨，并从1978开始进行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由原来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同时允许农民从事副业和商业。1984年，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1984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国企改革大幕拉开，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鼓励职工自谋职业，支持职工经商。
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拨“下海”潮。“下海”一词是当时中国的特有词语，一般理解是做生意，也含有风险的意思。“下”字有屈就的意思，人们对商人从事的行业有“商场”“商海”之称，故而称为下海。“下海”最初的意思主要指政府机关人员、国有单位工作人员放弃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到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早期的“下海经商”还是少数，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而当下海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成就了一批风流人物，如个体户、民营企业主、国企改革家、经商创业者、农村大包干承包者、边贸开拓者等时，下海具有的诱惑力和驱动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投身于经商大潮中，那些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的人也开始跃跃欲试。同时国家的相关政策也不断调整，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在国内又出现了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业的下海经商潮，而且愈演愈烈演变为不仅有政府人员、知识分子，国企职工和待业青年也参与其中的全民性经商潮。
在对内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外方面，中国也开始逐步开放。对外开放首先是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如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沿边城市。从1980年起，中国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1992年，中国进一步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的珲春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等沿边城市进行对俄贸易。
对外开放还有另一层含义：鼓励中国人走出去。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出国政策也进行了大的调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经一度紧紧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完全与西方隔绝，严格地执行限制公民移居国外的政策达30年。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大陆公民移居海外的情况基本不存在。“文革”时期，“海外关系”几乎可以同“敌对关系”相提并论。在那期间，没有多少人被允许离开中国，即使到外国旅行或探亲也不行。20世纪70年代末，结束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较长时间的“左”倾错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纠正了对“海外关系”的许多错误认识，认为广大侨眷及海外侨胞已经成为对外开放、对外联系的最活跃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自1978年起，中国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关于放宽和改进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归侨侨眷出国出境提供了方便。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与长期敌对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改善关系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放宽了移民政策。1985年国家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并给予一定的自由度。这些方面的改变极大地便利了中国人的出国。
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以及一系列出国政策调整后，人们对出国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个人不再回避海外关系，也不再对国外抱有敌意。实际上在闽、粤、浙等地的重点侨乡地区，当“文革”进入后期，但尚未完全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侨乡地区民众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了国内外相关重要信息而踏上了跨国跨境的迁移之途，掀起了最早的出国潮。这些人把国外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带回国内，国内的人也开始对出国较为向往，更多人希望能借海外亲缘关系申请出境出国，纷纷寻找各种机会和关系到国外去。对西方的观念从开放前全盘贬低转变为无限向往，并且这种思潮在中国逐渐高涨，人们也以能够“出国”为“有本事”，家人以有“侨”为荣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东南沿海侨乡最早兴起的出国潮，已逐渐向内陆转移，形成了包括留学、专业技术与投资、涉外婚姻与家庭团聚、非法移民等形式的中国海外移民潮。很多影视作品都反映了当时“出国热”的状况。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火爆一时，电视剧讲述了中国人在美国生存和挣扎的故事。“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一经典台词将出国热真切地展示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某些人对美国和西方的向往可以说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当时一部电影《大撒把》中有一句台词，表明了人们削尖脑袋都想去美国的决心。葛优对女主人公指点江山道：“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贝劳就是其中的一颗……若干年后，该国将举国迁往它的托管国——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去美国，不惜先去一个太平洋小岛等上若干年。当时的出国情景是：搞科研的，盯着国外先进的科技条件；从商的，想到海外赚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着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艺明星们，也成天惦着冲进好莱坞、百老汇。他们当年出国的目标，绝不是汽车、洋房那么简单，而是人人胸怀大志，带着“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幻想，盼着尽快走出国门（叶匡郑，2009）。可以说，这种“出国热”的影响直至今日仍余威未了，并且中国人迁移的目的地国家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出国潮，在某种意义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大陆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一种标志。改革开放，对一个封闭多年的人口大国来说意义重大，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历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人开始以发家致富为荣，并不再秉守传统“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人心思动，人们也不再安土重迁，农村人涌向城市，内地人涌向沿海，而沿海沿边人则将目光盯向海外。中国人不但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发财致富的门路，只要有可能，他们也十分愿意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去国外寻找赚钱的机会。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人海外迁移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动因。
二 华商出国时的状况
本书所研究的俄罗斯华商群体即是在上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国内的改革开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人们对金钱利益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反而把能赚钱作为有本事的象征。同时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逐步减弱，人们在职业选择上也不再像改革前以进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为荣。特别是对经商的看法的转变，使得择业观开始愈加重视经济利益。只要能赚钱，不在意到底是怎样的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远近，甚至可以远走异国他乡。而此时中俄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并且有着高额的利润：一件旧皮夹克可以卖数千卢布，一件穿旧的牛仔裤也能卖100美元，珍珠项链等工艺品一条15美元。很多人看到了去俄罗斯赚钱的商机，就开始辞掉原来的工作转行从事对俄商业。
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主要是早期来到俄罗斯的这批先行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是放弃了原来的国有的看似有保障的工作，走上赴俄罗斯的淘金之路。如笔者在调查初期认识的刘德庆，他讲述了早年放弃国内工作来莫斯科的原因和经历：
我大学毕业后本来是可以在机关有一番作为的，但当时我就觉得在政府工作没什么意思，就挣那点钱，一年挣的还不如我当时在这一天赚的呢！所以，我很早就下海了，1989年就来了莫斯科了。那时，很多同学同事不敢出来，没胆量，脑瓜儿不够活，很多人就死守着铁饭碗。我不行，我不愿意被人管，也不愿意受拘束，我的性格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地点场合就是敢说，所以机关里我待不了。我是最早来莫斯科的那批人，当时就是把中国东西扛过来卖，叫作“倒爷”。那时候确实赚钱，但也卖一些假货给俄罗斯人，不怪他们今天经常骂我们。后来，莫斯科这边不行了，我又去东欧了，后来东欧也不行了，最后我又回来了。现在，虽然很多同学都当上大官了，回去的时候我也经常去找他们，不管多大的干部我就直接跟他们开玩笑，也不管他们高不高兴。别看他们当的官大，但不如我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开了一个公司，主要是经营和销售国内的机械产品。现在在市场上干的那些人都是底层的，一天起早贪黑的非常辛苦，挣不了多少钱，我们不会做那些事了（莫斯科访谈07）。[5]
刘德庆是最早来莫斯科的那批人，当时被称作“倒爷”。“倒爷”的艰辛和风险一般人是无法体会的，并且作为一种职业称呼，“倒爷”往往带有贬义或歧视。但刘德庆却能放弃较有体面和稳定的政府工作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从事这一风险性较大的职业，可见其当时的决心与行动。像他这样辞掉国内体面工作来俄罗斯淘金的人不在少数，但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他是成功者，现在在莫斯科有自己的公司，也不必做以往所从事的较辛苦和底层的事情了。
在考察华商出国的背景和状况时，还必须要提及一重要因素，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原有的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出现了大量的富余人员，由于企业效益下降，国家采取有步骤的分流措施，很多人只能另谋职业。这一现象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北地区也最为突出。东北作为中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曾给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和生产的大调整，待业、下岗和失业者迅速增加，为了生存这些人员也被迫寻找出路。此时中俄边境的贸易十分火热，而国内下海经商潮愈演愈烈，很多人就利用东北同俄罗斯的地缘优势，从事对俄相关的商业活动，其中一些人进入俄罗斯。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主要是40～50岁的中年东北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原有单位不景气、效益不好，而身边一些来到俄罗斯赚到钱的人产生了示范效应，他们看到新的机会，就“走出”原来的工作来俄罗斯淘金。如在市场上认识的周建国，就是因为原来单位不景气下岗来到俄罗斯，他向笔者讲述了他个人来莫斯科的经历：
我家是吉林舒兰的，舒兰有很多人都来俄罗斯打工和经商，在我们那有一个村庄全村人都来俄罗斯了，村里就剩老人和孩子了。我在舒兰市里，20世纪90年代时在国营医药公司，当时做药物推销，是非常不错的工作，一个月收入最多时候只交税就交了几千元。一千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最少得相当于现在的5000元。我经常出差，广州、深圳都去过，俄罗斯也来过。后来我们单位慢慢就不行了，国营的到底不如私营的灵活，公司就卖给个人了，很多人只能下岗另谋出路。我当时跟着同事就来到叶卡（注：叶卡全名叶卡捷琳堡，位于俄罗斯中部，据首都莫斯科以东1667公里，是一座历史名城），最开始去的时候还行，但中国人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中国人都是自己人挤自己人，现在也很难赚钱了。后来我就离开那儿了，正好儿子在莫斯科，我就来这儿了（莫斯科访谈06）。[6]
此外，在调查中，还有一些华商是当时伴随着国内“出国留学热”来俄罗斯求学的留学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门的打开，出国留学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早期主要是去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北大门被打开了，苏联以及后来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成为留学的热点国家，特别是对北方地区的青年学生来说，也是较为向往那具有艺术和浪漫气息的国度。但来到俄罗斯后，与想象中的完全天壤之别，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整个外在环境的不稳定：物价的飞涨、教育的不正规、社会治安恶劣。而经商所蕴含的淘金机会，使得很多留学生往往在求学期间和毕业后留到当地进行商业活动。
笔者的一个访谈对象李敏，她就是1992年来莫斯科的，是当时莫斯科第一批自费留学生，但家里不富裕也不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她就想出来闯一闯，想到俄罗斯来看一看。后来就一边经商，一边学习。毕业后一直留到这里经商，现在在莫斯科买了房子，也正在想办法获得一个在俄罗斯长居的身份。还有笔者在莫斯科后期调查时认识的吴超，他也是在国内“出国留学热”的背景下来的莫斯科，他高中毕业后就一直想出国，当时更想去美国，但申请没有成功，后来就申请到俄罗斯留学并获得了通过，毕业后就留到莫斯科经商。
总之，正是在改革开放与出国热的影响下，使得很多人放弃了在国内稳定的职业和舒适的生活，奔赴国外淘金和生存。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跳出原来的社会结构，努力寻找各种经商赚钱的机会。当然必须强调，出国淘金实际上是华商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他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自己选择了自己未来的生活之路。而一旦踏上这条淘金之路，他们的生活就必然变得不同，前途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曲折，他们也必然会采取各种行动来应对前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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