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时候，“倒爷”们并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在火车站台上将货物销售一空就返回国内。而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和变化，专门从事中俄贸易的物流公司在国内相继成立，还有华人在俄罗斯建立贸易物流公司，他们不仅要组织货物的运输，而且还要负责通关。渐渐地，由原属民间个体行为的跨境贩运，逐步向组织化、规模化过渡，开始由最初的“倒爷”自己背货乘火车往返于中俄之间，贸易数额小、信誉差，发展到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以相当多的资本大规模地运作，并进行采购、运输、清关和分销等专业化的分工合作。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华商开始寻找一些固定场所，他们也不再像以往一样亲自奔波于中俄两地运输货物，而是专门在莫斯科负责接收、批发货物。与此同时，相对于原来“倒爷”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如今莫斯科逐步形成了华商相对集中的经营场所，即大市场。华商就在市场附近寻找住所，长期居住的华人比重越来越大，少数人开始买房，并且把家庭和亲属都带了过来，慢慢地也习惯了莫斯科的生活。随着华人数量在莫斯科的逐渐增多，以华商为主体的华人社会也初步形成。
那么华商早期进入时的状况是怎样的，经营场所是如何变迁的，当前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章主要结合相关文献和调研材料阐述以上问题。
第一节 早期“倒爷”
一“倒爷”的源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中国人手拎肩扛着各种商品一趟趟地往来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也是华商的最初形式，他们被称作“倒爷”。所谓“倒爷”就是倒买倒卖商品的人，低价收购商品再高价出售。“倒爷”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有现象。主要源于中国在商品价格上实施双轨制，即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一般来说，商品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就产生了所谓的“官倒”。后来参与倒买倒卖商品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很多企事业单位员工和社会人员，倒的商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倒买倒卖计划内的商品，其他各种形式的商品也都参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可见当时“倒爷”在中国的广泛性。后来，政府逐步取消了价格双轨制，“倒爷”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此时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允许双方人员往来，对方轻工业品极其缺乏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开来。国内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俄罗斯和剧变后的东欧，并想方设法携带各种急缺商品进入当地，高价售出后再返回国内，成为“国际倒爷”。
俄罗斯的中国“倒爷”的最早雏形实际上是两国关系解冻后中国的公派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中国教育部开始逐渐恢复同苏联互派进修生、研究生、本科生的工作。1983年，两国首批互换大学生10人，到1985年已增加到70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每年向当地派遣留学人员的总数都在200人以上。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带回来的消息是苏联物资匮乏、服装奇缺，皮夹克、牛仔服，一件可卖十倍的价钱，而当地的一切产品及在那里的吃住行都便宜得不可思议。于是后来的留学生每次回国后就会带几件皮夹克，卖掉后可以顶上一年的饭钱。还有人用卖皮衣的钱买书、油画、钢琴、提琴、俄产的望远镜、裘皮大衣等贵重的东西，回国后高价卖给国内的人。这就是中俄“倒爷生意”的源头和最初的形式（邓兰华、张红，2005）。
公派留学生并未在“倒爷”的路上走下去，但他们在中俄的早期贸易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把当地极其缺乏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信息带回国内，而且由于留学生语言好、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国情，当国内的公司和个体商人如潮涌般涌入莫斯科后，很多留学生当起了国内某公司驻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兼职业务帮办，通过中介活动收取费用；或为国内访俄团组或个人担任翻译，在中俄的商贸活动中起着引路人和牵线搭桥的作用。
中苏（俄）早期民间的“倒爷”贸易，主要在边境地区，伴随着中苏（俄）边境旅游的兴旺，很多人首先是通过边境的“一日游”的方式进行“倒爷生意”。1988年9月，黑河市与对面隔江相望的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éщенск，又名海兰泡）开通了“一日游”。首批中国旅游团一行40人于9月24日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接着黑河市接待了相同人数的苏联游客。1990年3月开通了哈尔滨赴苏“七日游”，6月又开通了同江—下列宁斯科耶（Нижнеленинское）“一日游”。在1990年的高峰期，“一日游”人员流量的比重竟占当年出入境人员总流量的52.16％。由于“一日游”出境手续简便，花费也不是很多，对很难获得出国机会而又很想到国外看看的内地的各类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时间，一些内地的机关、学校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无不寻找机会去黑河“公干”，目的是到隔江的对岸去看一眼，顺便随身带几件运动服、夹克衫、雪地靴、化妆盒之类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能换回异国风味的俄罗斯炊具、剃须刀、望远镜等物品（张宗海，2000：155-158）。参加人员也从最初满足于领略异国风情，到从事边境贸易的“一日倒”。很多人就经常性地利用旅游机会带过去一些商品进行出售，他们被称为“倒包者”，即通过手拎肩扛一包包的中国商品，到对方边境城市的居民点和集市进行销售，然后再返回，这也是“倒爷”的最初形式，即借助“一日游”“四日游”“七日游”等方式从事“倒爷”贸易。
二“倒爷贸易”的方式
早期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在俄罗斯的示范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俄“倒爷”的队伍中。当时“倒爷”们到底怎样从事这种“倒货”的贸易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相关的文献描述也较多。“倒爷”们首先在国内进货，主要在国内各个批发市场上购买，都较为便宜，以服装和鞋帽居多。在北京有专门针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批发市场，最著名的是雅宝路市场[7]，但这个市场只允许外国商人采购，是国外“倒爷”的聚集地。而当时国内也有很多服装鞋帽的批发地点，中国“倒爷”在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进行采购。然后，他们往往乘坐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进入莫斯科。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这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叶朗在《1992年秋天俄罗斯印象》一书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他在1992年乘坐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时在北京车站见到“倒爷”出国时的情形：
许多“倒爷”扛着像棉花包那么大的尼龙包。这种尼龙包颜色很像鱼皮，很多人就称它为鱼皮包。鱼皮包里装的大多是皮夹克和羽绒服。因为行李重量有限制，一些“倒爷”就像电视小品演的那样，在身上穿了四五件皮夹克，到了候车室再一件件脱下来，热得满头大汗。……由于每趟列车托运行李数量有限，所以要提前四天就去北京站排队，这四天四夜不能离开，因为每隔一小时叫一次号，人一离开就取消你的号了。“倒爷”们当然想方设法尽量多带皮夹克上车。如果有人借车票给他办托运，他给你10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帮他带一大尼龙包皮夹克（约25件）上车，他给你5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在沿途车站帮他销售，卖出一件给你300卢布作报酬。还有的“倒爷”设法在半途把皮夹克搞上车（叶朗，1993：1、12）。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倒卖的货物量较少，每位“倒爷”只带火车限制的38公斤的货，或者让别人帮助捎带一些，给一定的好处费。后来好多人生意从零售到批发，销货量越来越大，大家开始直接包车厢。生意最好的时候曾经有人买断一列车厢，整整17个包厢。那会儿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每一个包厢都被货物塞得满满的，车厢里的铺位大部分都被“倒爷”们买下，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货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连窗户都遮得严严的。列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从国内带来的货物蜂拥而下，这些货物包括皮夹克、羽绒服、假冒的阿迪达斯运动服装、旅游鞋、化妆品、儿童食品（如大大泡泡糖）等，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生意火爆得难以置信，那么多的货，顷刻之间就被一抢而空。当列车从莫斯科返回北京时，铁路沿线俄罗斯人向中国人兜售各种俄制商品，包括婴儿车、儿童脚踏车、水壶、手表、厨房用具、面包、牛奶、酒、西红柿等（谢良兵，2008：8）。
很多“倒爷”还未到莫斯科时，就把手中的货物销售一空，到达莫斯科后就潇洒一番，有的人还采购一些俄罗斯的商品，然后返回国内，再次进货，又一次经历了从国内进货、北京买票上车、沿途销售、莫斯科返回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这些人被称作“头一倒”，没有更多的中间环节，商品直接卖给俄罗斯人，价格也较高。第一倒的收益还是较为丰厚的，每次赚上几万块钱也是极为平常的，绝大部分“倒爷”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发家致富的。
“倒爷”自己从国内进货，到俄罗斯销售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即来回往返耽误的时间较多，手续也较烦琐，特别是护照不容易办理，有时候还买不到火车票，不能成行。因此，很多“倒爷”都是去时带上几千元的货物，过去后迅速卖掉，以此做本钱，再到一些中国货物较为充足的城市上货，如与中国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临近的俄方边境城市（边境城市的过货量较大，也较为方便），然后再倒到俄中部、西部的城市出售。这些人一般都是从一些中介公司或个人手中花大价钱购买探亲“邀请函”，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入俄签证，就可以长期在俄居留。1987年，当时的苏联对移民法进行修订，规定申请入俄签证须出示俄罗斯方面“有效的邀请函”。而在俄罗斯，所有城市的公安部门都有权发放邀请函。因此，一些人看到赚钱的机会，利用俄罗斯法律的漏洞，贿赂贪婪的俄罗斯官吏，获取有效邀请，再将其“转卖”到中国国内，从中牟利，为这些“倒爷”开辟进入俄罗斯的通道。
因此，“倒爷”也并不是仅有一种类型，实际上分为“一倒”“二倒”“三倒”，甚至更多倒，构成了一个经商链条。“一倒”即是从国内直接批发货物的商人，“二倒”是从“一倒”手中批发货物的商人，以此类推。当然，“二倒”以后的商人并不返回国内取货，而是直接从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处取货。在这个链条中，前面几倒的收益还是较为丰厚的，越到后面收益越小、风险越大。最后是直接面对俄罗斯人的零售商，这期间的中间环节已经有了很高的加价，到他们这里的时候所剩的利润也不多了。而“最后一倒”，也就是依靠体力起早贪黑站市场的商人，俗称“练摊”。这批人最为辛苦，并且风险最大。很多人也会因为抓不好货，把货物砸到手中，最后还赔了钱。
三“倒爷”的生存环境与面临问题
中国“倒爷”进入俄罗斯的时期，正是其经济政治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激烈的变革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和管理秩序。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冲突不断、官员贪污盛行、社会治安混乱。20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出现了一个“犯罪”的高峰期，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犯罪数量增加，特别是恶性案件骤增。每当夜晚来临，大部分居民都不轻易外出，紧闭房门。由于恶性案件发案率很高，破案率却很低，这就使得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当地市民都感到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旅居的外国人更感到担惊受怕。一些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往往就成为罪犯的袭击目标，中国人在俄罗斯遭到抢劫、凶杀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报道。
在俄罗斯的社会犯罪中，“黑手党”犯罪影响更加恶劣。俄罗斯黑社会势力的滋生和蔓延，严重影响着社会治安和居民的人身安全，而且也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插手政治，直接威胁着政局的稳定。“黑手党”在战后以来便一直存在。当时主要的业务是帮助国家官僚利用职权倒卖国家资产，并在法律与政治权势的掩护下从事走私。戈尔巴乔夫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后，“黑手党”开始公然活动；到了叶利钦政权实行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后，启动了瓜分国家资产的分食大赛，“黑手党”遂在全国各地扩张开来，形成了前所未闻的繁荣盛世（张锡模，2013）。“黑手党”插手经济、政治，经营企业，甚至还能经营银行。“黑手党”甚至还勾结政府官员，沆瀣一气。对于“黑手党”肆无忌惮的活动，执法部门非但不敢过问，有的还为他们开“绿灯”。有时他们会摇身一变，具有警察和政府的功能，向商家或个人收取一定的保护费，只要愿意交保护费，大家都可以保得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因此，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持市场交易秩序与信用保障的“武装司法官”。
中国“倒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淘金的。此外，对中国“倒爷”的生存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有当地警察。警察本来是维护秩序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但在俄罗斯警察却总是以索要红包、找麻烦的形象出现。中国“倒爷”们也是“谈警色变”，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警察都得拿些钱打点，否则很难在此生存。
因此，“倒爷”在俄罗斯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各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其实在其中经历了太多的惊险与失败。收益和风险是相伴而生的，收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倒爷”们靠着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在当地淘金，不少人有着惨痛的经历，他们的淘金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中进行的。作家张雅文在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这些国际“倒爷”中进行调研和采访，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俄罗斯玩命，回国后完成报告文学《玩命俄罗斯》一书。为更好地理解当时“倒爷”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以下将简要摘录其中一位“倒爷”的淘金经历：
他是一位朝鲜族人，三十七岁，曾是延边地区某市广播电视台的技术员。当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来到俄罗斯淘金，并且赚了很多钱。他的心也活了起来。后来，他想到西伯利亚曾有个亲属，于是，他东借西借凑了12000元钱，打通各个关节，买了一些服装，偕同五十岁的岳母，兴致勃勃踏上了淘金路。淘金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天买火车票就被人宰去2000卢布，上了去新西伯利亚的火车，又被乘务员要去两套阿迪达斯外加2000卢布。一分钱没赚就扔了几百元人民币。到了新西伯利亚没找到亲属，娘俩只好找个便宜旅店住下，第二天就去市场卖货。
第一天卖货经历较为顺利，但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晚上回到宾馆，一数钱却发现少了3万卢布，原来老毛子玩了中国人最古老的鬼把戏——调包计。在以后的卖货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遇到收到假钱或货物丢失的事情。他就开始更加玩命，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更像一只发疯的困兽，开始拼命于新西伯利亚到格城一带漫长的铁道线上，只身一人腰缠几十万卢布，三天三夜火车跑到绥芬河对面的格城去上货，然后把小山搬的货物带到售价更高的俄中西部城市卖掉。每天上货、乘车、卖货、再乘车，这就是他三个月全部生活轨迹，每时每刻都在心惊肉跳中度过。
有一次去乌苏里斯克上货，他守着小山似的货物买不到车票，急得团团转，没办法，最后只好像前几次一样去贿赂警察。几百卢布的车票对方要价1万。他一下子买了四张卧铺票，占了六个铺位。尽管如此，还是被罚了2万卢布。但这还没有结束，一位乘务员向他索要一套阿迪达斯，被他拒绝了。随后，五六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就开始盯上他，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一个人竟亮出刀子，冲他提包“噗噗”划开好几个大口子，然后就向外拽阿迪达斯。他愤怒了，但能怎样，五六个人围攻他，对方还有刀子，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看着他们来抢夺自己靠着辛苦血汗采购的商品。
还有一次，他腰缠全部现款60万卢布到格城火车站去采购货物，一到就相中一种羽绒服，正要成交，忽然发现警察过来检查护照。他的护照已经过期，完全“黑人”一个，如果被查出来，立即就得被押送警察局，然后就得被遣送回国。一进警察局，身上的60万卢布也会立刻被没收。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发现有一列火车正停在那，至于火车是往哪开，什么时候开走，他全然不顾了，一头向火车站底下钻去。好在火车并没有开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第一次俄罗斯之行共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共赚了150万卢布，被罚去46万，除了花销，手里还剩下70多万。回到国内后，兑换成人民币，最后赚了6000元人民币。这6000元人民币可真是玩命换来的（张雅文，1994：160-171）。
实事求是地说，中俄民间贸易的线路是由“倒爷”首先开创的。国内大量积压商品正是靠倒爷肩扛手提到莫斯科的，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辛与困苦，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正是他们以这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方式打开了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市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倒爷的最初创业，就没有对俄民间贸易今天的规模和水平。这种“倒爷贸易”模式在中蒙、中哈、中越都曾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温锦华，2001）。
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倒爷”们由于构成人员较为复杂，很多人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中俄双方都难以管理，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俄“倒爷贸易”最兴盛的时期，“倒爷”们在把一件件商品倒入时也把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带进了当地市场，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如很多服装尺码不够，扣子拉锁一碰就掉，甚至裤腿颜色不一致，皮夹克是染上的颜色，一沾水马上褪去，更不用说那些假冒国际品牌的商品。羽绒服，曾经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轻便、暖和、耐用。穿惯了呢子大衣、裘皮大衣的俄国人都想穿上一件中国的“充气大衣”。边贸兴起之初，羽绒服十分走俏。一件三四十元的羽绒服可以换回一件崭新的貂皮领呢子大衣。可俄罗斯人买回家后，发现羽绒服中塞满的都是劣质鸡毛，甚至还有稻草和卫生纸。俄罗斯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购买这些轻工业品也花去了他们较多的积蓄，回去之后发现都是假冒伪劣的残次品，便对中国的商品和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倒爷”最初到来的时候，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是十分钦佩和礼貌的，认为中国人很有能耐，能生产出这样好的产品。但当“倒爷”们将假货卖给他们后，他们开始憎恶中国人，见到中国人就指指点点，还有人当面指责，对中国商品也不信任，甚至许多俄罗斯人在开的小店前挂起了“本店不售中国商品”的牌子。
商品的质量犹如商品的生命，假冒伪劣商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造”的信誉，市场上摆放的五颜六色的各种中国商品很少有人问津。“倒爷”在俄罗斯的处境大不如前，“中国造”的商品很难出售，“倒爷”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在莫斯科街上的赌场非常多，一些“倒爷”经不住诱惑就去赌博，把钱输光就都回国了。很多赚够了钱的“倒爷”就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投资移民，还有一些人去东欧等国家寻找机会，再次踏上新的“倒爷”之路，当然最后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
第二节 经营场所变迁
早期个人式的“倒爷贸易”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俄罗斯方面也开始加强管理，严厉打击中国这些个体“倒包者”，对中国“倒爷”们的进入限制也日趋严格。1994年中俄双方宣布取消曾盛极一时的易货贸易，转而以现金进行交易。中国淘金者们开始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他们不再亲自奔波于中俄两地，而是积极地在莫斯科寻找固定经营场所。
最早到来的“倒爷”，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经商场所，因为他们只是随身携带一些商品，货物不是很多，在火车上或者站台上就可以卖完，这样的贸易形式也被称作“站台贸易”（张树华，2001）。站台贸易的特点是集物流、仓储、销售于一体，贸易的全过程都在这条铁路线上完成。这样的贸易形式无须专门的仓储和零售空间，贸易的全过程只需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随着中俄贸易的逐步正规化和分工化，专业运输公司开始出现，华商们也不必来回往返手拎肩扛商品了，而是以“包机包税”的方式由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和通关。商品也越来越多，不可能像以往一样很快被抢购一空。很多华人就在承租下来的住所中进行存放和批售货物，这种场所被称作“批货楼”，这种贸易又被称作“批货楼贸易”。“批货楼”大多原是苏联的高校学生宿舍楼，苏联解体导致各加盟共和国派往莫斯科的留学生数量锐减，造成许多学生宿舍楼闲置。一些资本雄厚的华商开始尝试租下这些宿舍楼，然后再转租给其他华商。华商不仅自己居住在楼内，也把货物囤积其中，人货混居，并开始在楼内批售货物，“批货楼”因此得名。
在1998年之前，莫斯科先后出现了10多座中国“批货楼”，同时并存的还有20多座“越南楼”。随着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批货楼”逐渐开始专业化，形成了以楼为单位的专业市场，如皮衣批发市场、鞋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等，每一座“批货楼”就是一个独立的批发市场。中国“批货楼”中有八座最为著名，它们分别是“莫大”“新莫大”“莫丹”“燕山”“东航”“兵营”“扩东”“海宁楼”。其中，“兵营”和“扩东”又是莫斯科南北鼎立的两个最大的皮货批发市场（王春来，2009：23-25）。[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市场研究》期刊的特邀记者宋晓绿当时也在莫斯科，回国后撰写文章描写了中国“批货楼”和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商人的一些情况：
大部分中国楼都是集住宿、仓储、批货为一体的。走进大楼，几乎所有的房间里都堆着货箱或货包，有的一直顶到天花板，占据了大半个房间，遮住了窗户，白天也得点灯。紧挨着货包放着简易的木板床和桌子，桌子上放着电话、电视、锅碗盆勺。人们就住在这里同时批货，样品挂在走廊。厨房、洗漱间都是公用的，每层楼都有被雇佣的俄罗斯人负责天天清扫。中国楼的条件不尽相同，有的楼管理得井井有条，比较清洁；有的楼卫生条件却很差，楼道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似乎永远去除不了的令人不快的异味。
这里生活、批货的条件异常艰苦简陋。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在莫斯科这个大都市竟然还有这样的经营方式。有一位浙江乡镇企业的老板娘风尘仆仆地来到莫斯科，看望在中国楼里经商的“老公”。一走进丈夫的那个住宿兼批货、充满着皮革臭气的房间，她就伤心地哭了。这个娇小玲珑的江南女子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丈夫那大把大把的美元竟是这样赚来的。要知道在国内他们有自己的制衣工厂、小洋楼、进口小轿车、大货车，每年以信用证方式同西方客户做着十来万美元的生意，何等体面何等风光。然而，当了解了莫斯科的现实情况之后，她擦干了眼泪，宁愿吃苦也要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这就是中国楼里的中国商人。他们不是做不了正规贸易，不是愿意呼吸着皮革的臭味与货物住在一起，天性不文明、粗俗；正相反，他们为了开发俄罗斯市场，放弃了已经拥有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宋晓绿，1999：8-9）。
中国“批货楼”就是这种集住宿、办公、仓储、销售以及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批发场所，这种方式是早期“站台贸易”之后华商寻找固定经营场所新的尝试。但由于“批货楼”既作为居住场所又作为商业场所，较为混乱，同时警察也会经常以各种理由来检查，也不安全。华商们又开始积极寻找一些新的经营场所。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俄罗斯政府借机开始有系统地查封中国“批货楼”，整顿商业秩序，当年年底“兵营”被强行查封，华商损失惨重。“批货楼”模式逐渐衰落，华商的居住区和交易区开始分离，货物的仓储和批售逐渐转移至莫斯科市政府指定的市场里进行。这就是“大市场贸易”时期。
在莫斯科经商20多年的老王讲述了他在莫斯科早期经营场所的变化过程及向大市场转移的原因：
我是1995年过来的，当时这边的条件非常差，什么吃的都没有，想吃个榨菜都得从国内带。所以那个时候东西只要能运过来，就能全部卖出去。我们就从国内拎着背着一些东西过来卖，有的时候不用下火车就能卖完。当时因为没有正式身份不敢进宾馆，只能露宿街头，面包就着矿泉水就是一顿饭。后来，我们就住在华人包的一些公寓里，一开始住在一个老华侨的家里，一个两室一厅的房间就住了20多个人，一个人几美金，当时算可以了。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小，我们还有很多货，往后就住不下了。我们又去了“扩东”，“扩东”是当时最出名的一个“批货楼”，是由俄籍华人李宗明办的。“扩东”里面非常大，住的人也多，在里面干什么的都有。我们就把货放到那，有人要就卖。
但在这里经营也有极大的问题，警察经常会来查。后来我发现，在市场上经营更有发展。因为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不像我们这只有一种东西，俄罗斯人在这买完这样东西，还得跑老远去别的地方买另一样东西，去一趟市场什么都可以买了。我就觉得在“批货楼”经商没发展，所以就到市场上买了一个箱位，开始在市场上做买卖（莫斯科访谈12）。[9]
老王所说的市场就是指在莫斯科市区东部的“измайловская”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市场，又因为“измайлово”的俄语发音“伊兹玛依罗夫”酷似中文“一只蚂蚁”，中国人习惯用地铁站的名字来称谓市场，所以该市场又被当地华商称为“一只蚂蚁大市场”。由于市场内的大部分摊位是由废弃的集装箱改装而成，所以称为集装箱市场。这个市场属于一个叫伊兹梅以洛夫（Измайлов，俄语发音也酷似中文的“一只蚂蚁”）的人，他是俄罗斯籍阿塞拜疆人。苏联解体后他买下了这块地，建起了大市场。他很快巴结上了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Лужков），有了这把保护伞，他就利用起这个大市场疯狂敛财。集装箱市场划分为若干大区，新太阳区、老太阳区、阿兹泰区（ACT，阿兹泰是俄语发音）、老阿兹泰区等，每个大区又分为若干个小区，可以说规模很大。市场采取做广告、给予优惠等方式来拉拢客户，逐渐地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成为莫斯科乃至欧洲最大的服装鞋帽等日用品批发市场。
华商逐步地把商品从“批货楼”或其他市场转移到“一只蚂蚁”的集装箱市场中，很多人买了箱位或者承租，集装箱市场就成为华商主要的经营场所。“大市场贸易”和“批货楼贸易”相比，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有专门的摊位进行销售，又有专门的库房储存，住宿和贸易分开，应该说更加完善、正规了。正如老王所说，这种方式既方便了中国人，也方便了俄罗斯人。
华商的经营方式最早是无固定场所的“站台贸易”，后来就在住宿和商业不分的“批货楼”中进行贸易，今天已转变为“大市场”的经营方式。如今在市场上经营的华商已不同于早期的“倒爷”，虽然他们还是具有倒货的一些特征，如仍是把国内的一些货物通过某种方式运输过来在莫斯科销售，但他们在当地已较为稳定，个人手拎肩扛进行货物运输的方式基本消失，已有专门的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和通关。华商的组成人员的国内迁移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倒爷”主要以东北、北京还有内蒙古的一些小商人或兼职的一些人为主，他们就是靠着低价买入再高价卖出的方式经营。现在则是沿海地区越来越多有实力的、有自己公司的商人加入了对俄民间贸易大军，如温州、福建地区的商人越来越多，其数量现已超过传统的北京帮和东北帮。他们在国内基本都建有工厂，有自己的产品或者品牌，贸易规模较大，也更加专业化。同时，在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些从事服务行业的华商。如为货物运输和存储提供服务的从事运输和仓储行业的华商，为华人办理身份、签证、机票购买和咨询的各种中介服务的华商，还有一些提供信贷、外汇兑换和汇款等方面服务的华商。总之，华商已从早期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倒爷”转变为在当地固定场所进行贸易的国际商人，经营方式更加多样化。
第三节 当前华商的新情况
2009年对华商来说是特别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华商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华商在莫斯科的最大经营场所，中国人称为“一只蚂蚁”的集装箱市场被俄罗斯政府强制关闭。很多华商的货物被没收，这些年的心血都付之东流，有些人还欠下了债务，甚至还有人跳楼自杀。这次事件给华商造成了较大影响，媒体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在市场关闭的时候，很多货柜被撬开，藏在里面的大笔钱款不翼而飞。虽然俄官方宣称商人进入市场拉货不受阻碍，但实际上要想迈进自己租赁的货柜要过好几道警察和保安把守的关口，每一道关都得用钱疏通。从最开始的2万卢布，到后来的5万、10万卢布，有的甚至要到20万卢布。即使万幸保住了部分钱物也并不一定就是货主的，在市场外巡逻的警察会以货物不合法为由随时把货车拦下。同时华商还得躲避移民局的检查。如果一旦被移民局抓到，也不管护照是否合法，直接就在护照上盖上“黑戳”，这就意味着必须在10天内离境，很多人就这样抛下自己的货物被遣送回国了。[10]
莫斯科政府关闭“一只蚂蚁”市场，对华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很多中国人以护照不合法为由被遣送回国。事件结束后，还有一些华商把货物甩卖后伤心地离开了莫斯科，最后仅仅约有1/3的华商留了下来。经营公司的华商相对稳定一些，他们受市场关闭的影响较小。但总体来看，现在莫斯科的华商人数要比鼎盛时期的人数至少减少一半以上。“一只蚂蚁”市场被关闭后，留下来的华商开始开辟了新的一些经商场所，主要有莫斯科东南部留步利诺（Люблино）地铁站附近的莫斯科商贸中心批发市场和附近的萨达沃市场（Садовод）。还有很多华商因为经营的艰难暂时放弃了生意，但他们对这个市场仍然是抱有希望的，在适当的时机他们还会加入进来，同时国内又有一些新的华商加入了进来。
刚刚来到新市场的时候，华商们的心理是忐忑不安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市场是否能够长期经营下去，不知道莫斯科政府对外来商人的政策是否还要变化，也不知道自己在莫斯科的未来何去何从。当时不敢扩大生意，甚至连箱位和仓库也不敢买。社会上还流传着新市场也要拆迁的谣言，并有媒体报道说莫斯科政府不允许在市内存在这样的批发市场。当地居民不满意安静的生活被打破，很多人走上街头游行进行抗议。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市场也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不知道哪一天也会像“一只蚂蚁”市场那样被关闭。所以，在这里经营的华商们对自己在莫斯科的未来无法预期，只能是待一天算一天。他们很多人心里清楚地明白，莫斯科就是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地方，说不定哪一天政策突变，他们就得卷铺盖走人。
随着留步利诺市场逐步稳定，市场上的华商才安稳下来，开始加大投资，购买承租箱位和仓库的商人也多了起来，新市场又成为莫斯科最大的一个批发市场。同时2009年“一只蚂蚁”市场关闭后很多被迫回去的商人又重新回来。当时很多人损失惨重，并且莫斯科经商前景不明，于是放弃了在市场上的生意，但他们仍然通过未回国的亲属和朋友关注着这里的动态，仅仅是暂时放弃了莫斯科市场。新市场正常经营后，一些不甘心失败的华商又重新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主要在这边，并且常年在莫斯科经商已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和习惯了市场的办事方式，反而不适应国内的经商环境，因此再次来到莫斯科寻找一些赚钱机会。他们在国内蛰伏休养一段时间后，对莫斯科市场又充满了期待。
来到新市场，他们看到一些变化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当前经营的艰难，但生存的压力和赚钱的欲望使得他们不能再回去了。“来了就应该试一试，如果机会好，就能赚一笔”，返回来的华商基本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莫斯科经商之路。当然，前方必然伴随着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在莫斯科经过了多年的摸爬滚打，这些困难和挑战他们也一定会很快适应的。郑子龙就是从国内蛰伏休养一段时间后，重新返回莫斯科的典型案例。
郑子龙在2009年大市场关闭后就回国了。主要是因为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较长，再加上老市场关闭，莫斯科生存环境更加艰难，就想换个环境，回国内寻找一些赚钱机会。2010年和2011年都在国内，但在国内这段时间里，也没做成什么事情，天天混日子。郑子龙认为国内的经商环境比这里还要复杂，要认识工商税务的人，关系都得打点好，不像这里，只要拿钱就可以办事。而郑子龙的朋友关系都在这边，所以今年他又来到莫斯科。他主要是通过朋友吴超的帮助在萨达沃市场上承租了一个箱位卖冬季羽绒服，吴超又帮郑子龙联系了厂家，可以给郑子龙提供货源。当然了，现在也感觉到做生意投入是越来越大，特别是箱位费非常高，这一项支出商人就很难承担。但郑子龙认为这个冬天赚上2万美金是没问题的，只要这样就满足了。当然了，经商要能够吃苦，每天早晨4点起床，同时还要处理很多烦琐的事务。但郑子龙在莫斯科这么多年，这些困难都不算什么了，最重要的是要赚钱回去。
大市场关闭后，虽然很多在这边常年奋战的华商纷纷回国，但随着新市场的恢复一些新华商也加入进来，新市场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国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也没有好的工作，就跟着亲属和朋友来到莫斯科寻找淘金机会。他们满怀着希望，但国外生活的艰难和莫斯科的特殊性使他们还需不断地调整。初来乍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得要重新适应。每天早晨4点就要起床，晚上4点才能回去，也没有休息日，一天12个小时就只能憋在市场中。语言不通，不会坐交通工具，也不能出去游玩，再经常听到市场上的“老人”讲一些警察勒索和歹徒抢劫的事情，就更不敢随便外出了。在莫斯科的生活就是白天在市场待上一整天，晚上回到住所，吃完饭，上会儿网就睡觉，每天都是从市场到住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这对才来到莫斯科的华商，特别是对那些从国内新来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再加上在这边各种高昂的费用，不仅箱位费越来越贵，食宿方面也在上涨，生意好的时候还好些，如果生意不好的话使得他们更加煎熬。尽管如此，很多华商还是要通过不断地调整来适应这样的生活，等待着淘金的机会。
刚刚从国内过来的阿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是温州人，刚刚大学毕业，在国内也没有合适的工作，就来到莫斯科，跟着他的姐姐做生意，主要是要学一下做生意的经验，以后可以自己独闯。但来到这之后，阿发不但语言不通，不能跟当地人交流，而且最重要的是担心这里的治安条件，每天出门都提心吊胆：
我刚来这一个月，在家也没有读书，就出来跟我姐做生意。我姐姐帮我办的是工卡身份，一年要2万人民币。刚来这里，感觉不是很适应。在这比家难受多了，我早晨5点钟就起来，晚上5点钟回去。家里多舒服，早晨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我现在的俄语不行，刚学，就在市场上的中国人办的俄语学校学的。现在连和客户都不能正常交流，更别说在外面去转转了。外面也不安全，警察总检查护照，还敲诈中国人的钱。昨天就有两个人被警察逮住了，一个罚了500卢布，一个罚了2000卢布。……还听说去年在市场上几个黑毛打了起来，一个被另一个割断了喉咙，刺透了心脏，当场死亡，就是在市场上，很多人当场都看到了，吓得不行了。今年生意不好，没什么事情过两天我就回去（莫斯科访谈32）。[11]
阿发总听市场上的一些人讲莫斯科如何乱，谁又被警察敲诈了，谁又被抢了，哪里又发生打架斗殴事件了，所以他平时也不敢出去，每天早晨就是从住所到市场，然后再从市场回到住所，哪里也不去。阿发刚来什么也不熟悉，也没交朋友，更不参加朋友聚会，就跟亲属和市场上认识的几个人聊聊天。再加上最近生意不好，在箱位上也不忙，这儿的物价较高，一天花费又那么多，所以他就感觉非常不适应，总盼望着早点回国。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又不能很好地和当地人沟通，生存压力大，生活单调，没有朋友，这就是这些刚来到莫斯科的年轻人的共同感受。当然，过一段时间这些年轻人也会产生分流，有些人适应不了就回国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适应的。当笔者在2014年再次去莫斯科调研时，阿发已很好地适应了莫斯科市场的生活。他的“市场俄语”也练得非常好，跟俄罗斯的生意伙伴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没事的时候还总在一起说笑。听别人讲，他们家今年的生意也做得不错。
第四节 徘徊与坚守
在俄罗斯经商，必须要面对极其不确定的生存环境。自华商20世纪90年代初大批进入莫斯科以来，俄罗斯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第一次是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随后波及了俄罗斯，并在1998年引起了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造成股市、债市动荡和汇率大幅下跌，其中的汇率下跌对华商的影响最大。在危机之前，当时卢布兑美元汇率为6∶1左右，金融危机发生后，卢布兑美元汇率一下子跌到20∶1左右，而从6∶1至20∶1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其中在1998年9月4日政府突然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这一天的汇率就从9∶1跌至17∶1左右，一天卢布就损失了将近100％（娄芳，1998：3）。
当时的华商对这次经历记忆犹新，如果在危机之前没有来得及把卢布换成美元的话，经过这个突然贬值，手里的卢布就相当于损失了一半。如果再算上手中货物的贬值，很多华商甚至赔了更多钱，一夜之间就从老板变成了穷光蛋。这次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民众的收入减少，消费能力降低，很多留在莫斯科的华商感叹经商利润再也不能回到危机之前的状况了。这次危机对华商来说也是重新洗牌，很多人经不起打击就回国了，留下来的人又得重新再来。
第二次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俄罗斯又产生了较大冲击。随着危机逐步蔓延，俄罗斯银行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企业破产和失业与日俱增。但这次危机和十年前又有所不同。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和国内的通货膨胀，但卢布的贬值促进了俄罗斯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能源出口更是成为俄罗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国际能源价格一路上涨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并取得了连续的经济增长。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很多实体产业也受到了影响，失业率升高（王志远，2009：39）。这次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一直持续到当前。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势必会影响民众的就业，造成民众的收入减少，消费能力下降，这也是造成近几年华商生意越来越难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最近由于气候异常，夏天热得晚，冬天又冷得晚，夏季和冬季销售旺季的时间缩短，所以当前大部分华商都感觉市场上人气不旺，经营较困难，赚钱也越来越难。
经营不确定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俄罗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政策的经常变动，使得华商也经常面临着一些未知的风险和损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即为2006年11月15日，俄罗斯总理签署了一项限制外国人打工的法令。法令规定：
从2007年1月1日起，外国务工者将被禁止在俄罗斯从事酒类和药品贸易。从2007年1月15日到4月1日，外国人在帐篷、市场以及商店以外的场所进行零售业的人数应限制在零售业总人数的40％。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在零售业总人数所占比例降为0。[12]
这个法令实质上就是要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紧随着这条法令，俄罗斯政府又削减了以正常签证手续进入俄罗斯的劳动力配额，但鼓励可免签证进入俄罗斯的独联体国家公民来俄罗斯务工。当时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莫斯科的华商产生了较大影响。市场上一时间人心惶惶，华商手中的箱位很难向外出租，很多华商也不敢再扩大生意，并且低价处理了自己的货物，做好了随时回国的准备。在年底新法令即将实施之际，莫斯科的大批中国商人已经开始纷纷回国，由于人数激增，当时莫斯科至北京航线一票难求。与此同时，华商撤出莫斯科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物价开始不断上涨，民众也怨声载道。
为稳定零售市场，莫斯科市政府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限制外国人在俄罗斯市场从事零售业的法令，自2007年2月12日起允许外国商人继续在莫斯科市场经营。不久之后又出台了一个对原法令的解释文件。据解释文件所说，俄罗斯并非全面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从事零售贸易，只是对相关行为进行规范；而且只针对零售贸易，企业和个人从事较多的批发贸易未受限制。[13]大批华商又开始纷纷返回莫斯科。但当时离开时低价处理的商品和箱位使得他们损失了很多，返回来后又得重新寻找箱位，还得承担箱位上涨的差价。
虽然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的法规最后不了了之，华商又可以重新在莫斯科市场上进行正常的市场贸易，但好景不长，2009年莫斯科政府又以商品不合法、市场卫生条件恶劣为由，关闭了“一只蚂蚁”大市场。虽然当前华商又开辟了一些新的经商场所，主要是留步利诺和萨达沃市场，并随着重返莫斯科和新加入华商的增多，新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承租箱位的商人越来越多，箱位费也在不断上涨，又是一片“繁荣景象”，但由于在莫斯科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事情，华商们的风险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很多人都在观望，一般都抱着做一年看一年的心态。他们不仅害怕突然有一天市场又被关闭，同时越来越感觉到在莫斯科经营的艰难，箱位费越来越贵，赚的钱却越来越少。近两年又赶上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更使得他们的经营雪上加霜。他们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只是希望以后的生意会像以前那样好起来，他们在担忧与期盼中艰难前行。
2014年3月当笔者再次来到莫斯科进行调查时，华商的生意并没有好转的迹象。特别是在2013年底时莫斯科警察对两个市场又进行了几次突击检查，遣送了一批身份过期的非法移民。这次主要针对原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并非针对中国人。华商虽然损失不大，但他们又开始担忧，莫斯科政府是否又要关闭这个市场。2014年末时，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同西方对立，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原油价格暴跌，这一系列因素使得卢布汇率大幅下跌，俄罗斯的经济遇到严重问题。据最近了解到的华商的一些情况：卢布的贬值和俄罗斯的经济快速下滑，使得华商们经营更加艰难，放弃莫斯科的生意，返回国内的商人开始陆续增多，但还有很多华商仍在坚守。
俄罗斯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的“休克疗法”造成了俄罗斯生产的衰退，并使其经济变得异常脆弱，一旦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会对其产生严重冲击。另外，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制度法规还不十分健全，政策也不稳定，特别是针对外国人的各种政策更是经常变动，这就使得华商在莫斯科的经营变得十分不确定。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很多起伏，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都已体验，生意时好时坏。这种不确定也使得他们未来在莫斯科的经商之路充满了变数，加之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震荡和衰退，使得在这里经营更加艰难。很多华商在徘徊和观望，但大部分华商还在坚守，对这个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弃。
经商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也很正常。在莫斯科的华商对这种体验也是最为真切的。在市场中如果机遇好经营有方的话你可能就会一夜暴富，一个穷光蛋一夜之间就会成为老板；反之遇到危机或者经营不善顷刻会让你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一夜之间一个老板也会变成穷光蛋。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这就是俄罗斯的市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仍然有大量的华商坚守在这里。这里是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意志品质的最大考验场。如果失败后心理承受能力差，那就很难再爬起来。但在这里也有很多机遇，只要不怕失败，跌倒了再爬起来，能吃苦，抓住机会，也一定会东山再起。很多华商对莫斯科是又爱又恨，即留恋又厌恶。每个人在这里都有着赚钱的美好回忆，同时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经历的起伏的事情多了，华商也就慢慢适应了莫斯科的生存条件，习惯了这种经商环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