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为自己的发展而探索
人类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关注。古罗马和希腊的奴隶主为发展生产，一方面希望增殖人口，如当时《圣经》条文号召人们“生育吧！繁殖吧！”但另一方面，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避孕措施，如罗马帝国的达官贵人使用羊肠膜作为膜具来避孕。
在中国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便产生了“万年维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3]“多子孙甲”[14]的思想，以鼓励人口增长。
到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周朝的奴隶制度将要破灭，封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时，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管仲提出了一系列人口思想。他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15]还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16]即想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做到国富兵强，首先就要增加人口。那么，如何才能增加人口，他又提出很多措施，如各地都要设“掌媒”之官、“掌幼”之官、“掌孤”之官，还要对生育三、四、五……个孩子的予以减税、免税等鼓励政策。但是，他在主张鼓励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并不是说人口愈多愈好，而是主张人口与土地应该保持平衡。他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17]。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人口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世界著名的大思想家孔子也有“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18]之说，认为统治者不能盲目增加人口，出现地多人少的状况，那是君子的最大耻辱。
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19]他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1793年，著《意言》20篇，其中《治平篇》和《生计篇》专门论述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危害。他认为，一人生3子，父子共计4人，给儿子各娶一妻，加上父母共计8人；儿子又娶妻生子，一家就20多人；孙子再娶妻生子，全家就不会少于50人或60人。当然，这期间也不免有死亡，但也有不只生3人的。因此，由一人开始，经儿、孙、重孙等，人口增至原来的五六十倍。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们，不仅为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而且就人口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威廉·配第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从劳动力对社会财富的作用出发提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20]亚当·斯密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时，他认为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刺激工人结婚、生孩子，人口增长就能加快。因此，“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21]。这把人口增长是生产关系所引起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劳动报酬的多少所引起的。西斯蒙第认为，“人口的增长仅仅是由收入的大小来调节。”[22]这同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一致的。魁奈在他的《人口论》中指出：人口过多，“国家就会从繁荣变得贫穷”，因为“人们将没有可能缩减自己的消费，以便分出一部分作为政府和保卫国家的费用”。他主张人口数量必须和财富的数量相适应。
马尔萨斯提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的“两个公理”，还说“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23]。至于这“两个公理”和“两种力”的假说是否正确，在这里暂且不谈。但他进一步探讨，“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平衡”[24]。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他在批判和继承了葛德文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抵制人口的两种办法”，即“积极抵制”和“消极抵制”。所谓积极的抵制是指人口开始增加后才开始抵制人口增加，比如由于食物不足而饿死或医疗卫生条件不好而病死，以及因战争、饥荒而死亡等。所谓消极的抵制人口是通过预防性的办法抵制人口增加，如因贫困而推迟结婚和生育。马尔萨斯由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尽管发表了一些不合实际的荒谬理论，但他也提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必须保持平衡”的自然法则，同时，也为抑制人口增长而作了大胆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光辉的道路，也揭示了人口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和一般人口原理。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阶级中的这个贫苦阶层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5]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深刻阐述了关于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精辟地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6]而且，恩格斯还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27]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人口问题有深入地研究和精辟论述。
在人口控制实践中，早在17世纪下半叶，欧洲有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宣传节育的机构。1878年，荷兰女医师杰科布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节育指导。随后美国护士马格丽特·桑格夫人于1909年在纽约创立节育指导所。1918年英国也成立了“母亲指导所”。还有法国、玻利维亚、西班牙、秘鲁、比利时、瑞士、瑞典、意大利、古巴、墨西哥等国都先后成立了宣传节育的机构。1915年，桑格夫人在纽约成立“美国人口协会”，随后到日本、印度、瑞典、中国等世界各地进行节育宣传，并在1922年8月倡导召开了世界节育会议，她对世界节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日内瓦和伦敦分别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为推动世界节育运动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发达国家企图用推行“家庭计划”来控制人口增长，同时也把世界节育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由桑格夫人与印度的劳夫人和日本的加藤静江女士共同提倡成立了“国际家庭计划联盟”，当时只有8个国家参加，到1983年已有118个国家成为该组织成员国，之后，在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广泛地推行了节制生育运动。
1922年，桑格夫人来中国做节育活动宣传，1930年上海成立“生育节制研究会”，1932年北平成立“妇婴保健会”，为节制生育作了初期的宣传指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党中央和政务院倡导节制生育，要求卫生部门对群众的节育进行指导，并批准了卫生部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同年10月9日，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中说：“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地生育。”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但是，由于理论界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认识有分歧，个别人持错误观点，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加之反右斗争开始，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政治斗争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使马寅初提出的节制生育主张遭受严重打击，从而全国的节制生育运动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节制生育问题还是有明确的方针，在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发展纲要》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周恩来同志也对节制生育问题有过多次明确指示，1963年2月26日，他就明确指出：“必须对控制生育进行计划和研究。”同年10月22日，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决定：“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在全国形成一个计划生育运动”。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开展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机构被“砸烂”，工作完全瘫痪。经过十几年的政治斗争，中国真正深入地人口理论研究和广泛的计划生育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30年艰苦努力，人口控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 “二孩”永续平衡定理
“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的基本内涵是：假设每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和人口年龄结构永续相对平衡，人口数量永续相对稳定，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永续均衡。如一个家庭，一对夫妇生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男孩长大娶妻，女孩长大出嫁……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其家庭男女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永续相对均衡，家庭人口数量永续相对稳定。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全人类的人口发展，同样是这个定理。当然，在社会现实中，有的家庭可能要生育3个，有的要生育1个，有的还可能不生育，有的也可能没有到生育年龄就死亡了，但总体上还是基本平衡，并且，也还需要政府的调节和全社会的计划生育。
“二孩”永续平衡定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经济比较发达阶段的必然现象，是人口从超替代发展向替代发展的转型特征，也是人们的一般生育意愿。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时期，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整个社会，一般都需要增加人口，以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增加财富。这由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实践和政府部门的人口政策以及学者们的人口研究所证明。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比较发达的阶段时，人们逐步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不再依靠更多的劳动力来发家致富，孩子多了反而影响家庭生活水平，所以不愿意再生第三胎、第四胎或更多的孩子。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看，在32个发达国家中，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都在1.1～2.72之间，其中有50%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5～2之间，在2以上的有美国2.06、新西兰2.09、以色列2.72。[28]从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看，某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放开生育限制，人们选择生育两个子女的，由2002年的57.6%上升为2010年的63.7%，其中农村的66.6%、县城的64.9%、城市的56%。[29]从社会发展的需求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的提高，社会事业的繁荣以及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加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必将代替更多的劳动力，要求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供给和配置。过多或过少的人口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比较发达阶段的必然现象，是人口从超替代发展向替代发展的转型特征，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关于“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的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就已提到，他说：“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30]这样一代接一代延续下去，永远是平衡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政策，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据统计，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08年的5.08‰[31]，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人口约4亿[32]。这是人类在控制自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控制世界人口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然而，人口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个规律，如果过度地人为控制，就会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现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2008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8.3%，老年人口抚养比重达13.04%，且今后3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应的劳动力资源逐年萎缩。这将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人口发展不协调性的影响，使人口内部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人口外部的不协调。
“二孩”永续平衡定理，要求人口内部永续平衡、外部永续平衡和总体永续平衡三个方面。只有实现这三个永续平衡，人类社会才能走向快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人口发展的内部永续平衡，是指人口自身的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人口自身规模、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永续均衡发展。它直接受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的影响。迁移只是对某个地区或国家而言，人口受到机械变动的影响。从整个社会看，人口内部永衡是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决定的。“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由于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两个老人必定要死亡，两个孩子长大以后又生两个孩子，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人口内部将永续平衡。
人口外部永续平衡，是指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永续平衡发展。它受人口内部的不平衡或人口过多、过少的影响，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比例产生不协调状态，特别是人口过多，会使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受到沉重的压力，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经济社会发展萎缩。“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由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实现人口内部均衡及人口总量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资源，科学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以实现人口外部永续平衡。
总体永续平衡，是指人口内部永续平衡与外部永续平衡相匹配时，实现的人口总体永续平衡。它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发展的过程。即使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实现总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及人口内部永续平衡，但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需要不断扩大，人口供给不能满足人口需要，这就导致人口外部平衡产生新的不平衡，要求合理开发新的资源，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增加新的人口供给，实现新的人口外部平衡。这样，不断调整和发展，相对保持人口内部永续平衡与外部永续平衡相匹配，实现人口总体永续平衡。
可见，“二孩”永续平衡定理，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发达的必然现象和人口发展的转型特征，也是一个生育概率和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原则。在实际生育中，有的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有的生育两个孩子，还有个别特殊情况的夫妇生育三个孩子，但总体上还是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永续平衡，也是在平衡中存在非平衡，非平衡是常态，平衡是主导，非平衡始终处于不断调整和发展的状态，以至于实现人口永续平衡。当然，这种不断追求的人口永续平衡目标，不仅要考察人口内部的平衡，还要考察人口需求与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和人口总平衡的状态。
“二孩”永续平衡定理，并非是一个无妨碍的自然现象，在马尔萨斯那里：“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33]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绝对没有无所妨碍的或孤立的存在和发展。人口是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和人们行为的作用下发展的。其实，马尔萨斯所谓的“无所妨碍”是有妨碍的。因为，他认为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不相适应时，用“饥荒、瘟疫、战争”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以实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对平衡。而“二孩”永续平衡定理中，人口发展也是有妨碍的，但这里是主张尽力去消除那种非人性的妨碍，采取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实行计划生育和大力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永续平衡。
三 提高人口质量是一个永恒真理
实现人口内部平衡、外部平衡和人口总平衡，不仅人口数量起着关键作用，但人口质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二孩”永续平衡定理的前提下，人口数量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人口质量问题就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在这里所指的人口质量，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科学和劳动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等，即德、智、体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有机地存在于活的人格中，是一种辩证统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是人口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志。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有利于身体素质的增强；而身体素质的增强，又为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提供优越条件。
人口质量的高低，对人口内部平衡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人口质量对人口内部平衡的主体因素人口数量起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人口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质和量的统一体。但人口质量的高低，对人口数量的增减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比如，一对夫妇一生是否只生两个孩子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素质、思想观念和文化科技素质水平。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先天不足，没有生育能力，就不会生育孩子；如果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好，思想文化素质高，就会对生育几个孩子做出科学的选择。其次，人口质量对人口内部平衡的人口性别起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比较高，就会具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不会有“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旧的思想观念。再次，人口质量对人口内部平衡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区域分布等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决定着年龄的大小，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对人的寿命和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
人口质量的高低，对人口外部平衡起着重要的影响。人口质量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提高的，是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但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又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也就是人口质量对人口的外部环境起着重要影响。第一，人口的身体素质对人口外部平衡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人的身体素质作为人力资源的直接载体和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在这里，也就是作为人的身体素质的眼睛、大脑、肌体等器官的健全能力，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第二，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对人口外部平衡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科技素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科技知识、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的结合体，表现为人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知识型产业等以文化科技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的确立，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是不言而喻的。第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外部平衡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具体表现为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以及纪律、法律观念等。有不同思想道德素质的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符合特定社会思想道德规范的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会有破坏或阻碍作用。
人口质量的高低，对人口总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不同的人口质量，就会有不同的人口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从而就影响人口的数量、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等。人口数量构成和人口质量共同影响着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口质量越高，就越有利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平衡发展，否则，就不利于人口总体平衡发展。实现人口总体平衡，在本质上就是人口总需求与人口总供给的平衡。在社会现实中，人口总需求与总供给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不断调整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人口质量高，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多，人口供给水平也就高，以满足人口需求的增长，实现人口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提高人口质量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比较发达阶段时，人口质量就要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相匹配，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经济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和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知识的生产率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据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研究报告《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指出：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在生产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知识服务、创新服务、咨询服务、贸易服务等，这都需要以高素质的人才为基础。因此，一个人口质量较低的国家，很难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那么，在当今世界，如何迅速地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口质量的重点是什么？如何以最快的速度使受教育者为社会实践服务？这些都是提高人口质量工程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从理论上看，在人口素质的三要素中，第一位的还是身体素质，因为身体素质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技素质的物质载体；第二位是思想道德素质，如果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再高的文化科技知识也不会为社会实践所用，甚至会阻碍社会实践发展；第三位的就是文化科技素质。
但是，从社会实践的紧迫需要看，人口素质“三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倒置现象。当今社会急需提高的是人口质量的文化科技素质。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益走向成熟，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成为人才的竞争。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等等，这都急需劳动者文化科技素质的提高。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进行新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普及文化科技知识，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社会急需提高人口质量占第二位的是思想道德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双重需求的驱动，有些人私欲膨胀，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思想道德品质败坏，使社会道德产生危机。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也有两种，一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厉打击和惩处违法分子；二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舆论宣传工作，自觉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主要是从优生优育抓起，加强医疗卫生和体育事业，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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