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可能
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时，中国正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它一无所知。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对它发生兴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所注意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及多种社会学说和近现代的自然科学。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胡贻谷译的英国人克卡朴所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该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平及其学说，介绍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899年，广学会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万国公报》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文中多次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新学者”。在20世纪初，中国人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孙中山、朱执信、马启武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以及海外的留学生都零星地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但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由于其经济的落后，还没有形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那时还不可能有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接受、领会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前，还说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那时的零星介绍只能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萌芽阶段。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到底何以可能呢？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少数留学生、知识分子便知道并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轮廓。其中，朱执信是最著名的一位，但在中国及知识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并宣布基本国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十分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一起，被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欢迎、所接受、所传播、所信仰。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具有思想理论的准备阶段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这种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天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实践性格。中国没有俄国那种“合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基本理论著作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中译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列的书，他们所知道的，大都是来自于日本人写作和翻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东西，因此，一个问题自然摆在了我们面前，那便是，在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到底注意、理解、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
1918—1919年初，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表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赏支持。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可说是第一篇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文，也标志着中国最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河上肇等日本人的第二手翻译著作，使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要点，迅速和果断地接受了它，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要求所造成，同时也是中国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展现，即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效果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需要。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那时起，这个古老而积弱不堪的东方大国内忧外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顶之灾，如何富国强兵，成为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曾经先后设计过种种蓝图、方案，提出了种种主张，但在实践中却逐一失败了，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命运也是如此。要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使它成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思想特征，革命精神极强，这对于饱受列强侵略之痛，又经过五四洗礼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极易引起共鸣，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含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暴露的危机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有预见的揭露，更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阶级性、先进性及博大、切实的思想特征，与当时风行国内的各种外来思潮相比，对那些急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人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广泛传播，不只是适应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还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而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工人阶级的力量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并且越出了经济斗争的范畴，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急迫地要求有一种革命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指导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本质上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广泛传播，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需要。
第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成功范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毛泽东曾精辟地阐明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运用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曾指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本来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但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薄弱，连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的可怜，这一基本学说的实用性质和范围都非常有限。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要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如果细看一下，便会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曾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人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与李大钊一样，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考茨基）的正统派或是柏因斯泰因（伯恩施坦）的修正派，都不过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呢？……阶级斗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欧美更格外破产了。”《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如前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十月革命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是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但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选择，即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而且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长久的文化传统和观念遗产，这些传统与遗产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不但毫不相关，甚至互相冲突；那么，这种对于他们是全新的观念、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被他们所接受呢？接受这一观点，除了救国这一现实需要外，有没有什么文化心理结构上的依据或条件呢？
从晚清起，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在中国便一直深入人心，风靡不衰，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到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曾非常迅速地抛弃千百年“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历史观和“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似乎并无任何思想困难或情感障碍便接受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它似乎说明，中国由于没有真正强烈的宗教信仰，知识者仍然习惯于用自己的理性来判定、衡量和估计事物，这种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性，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所以它没有“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情感上的阻碍，也没有从宿命论角度来安然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论，而仍然追求和呐喊着自立自强和刚健奋起。“自强”、“刚健”本是儒学传统，它却可以在西方输入的进化论观念下成为近代精神。可见，尽管近现代传来的好些西方学说，在某些具体内容，观念上与儒、道、墨、法的中国传统相背离，“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与“和为贵”（儒）、“弱者道之用”（道）的矛盾，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族精神”、“国民性”上接受和融合他们。这所谓“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本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
也正因为中国的实用理性使情感经常处在理智的控制、干预和渗透下，使人们的意念、信仰、希望以及意识形态经常要求某种理性的解释，进化论在中国便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来对待和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人们是怀着一种情感态度去接受、理解和信仰它的，但这是一种理性认识后的信仰，而不同于纯情感的倾倒或服从，正如同以前中国士大夫之信仰孔夫子不同于西方人崇拜上帝相信耶稣一样。进化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和情感信仰，指导中国知识分子去生活和奋斗，具有着理性的特征。
显而易见，由进化论走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顺理成章、相当自然的事。李大钊、陈独秀当年便是如此。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陈独秀、鲁迅等人，他们都曾是进化论的信徒。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代替进化论，它优越于后者之所在，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至少有突出的两点。，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和“庶之、富之、教之”（《论语》）的思想观念，它们一直未被人们所遗忘。尽管有宋明理学的冲击和统治，历代治世能臣从桑弘羊到张居正的形象，不但被史书所详加记录，而且基本上为士人们所肯定。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对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亡真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进化论后又选择了唯物史观，应该说是起了作用的，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亦即没有在情感、观念上强烈的排拒感、难以接受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中国人由于长久的传统观念和伦理情感的排拒，一般较难接受弗洛伊德学说和极端个人主义，对比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者难以接受“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似乎也表明这一点。
其次，就具体内容说，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有乌托邦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是希望”夏三代之治”，道、墨甚至佛教也各有其不同的乌托之邦或极乐世界。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更分别构造了他们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大同远景。以空想社会主义为自己现实奋斗的最终目标和远大理想，是这些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的动力。因此，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
这里，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作为一种历史观与中国文化心理尊重历史经验富有历史观念历史情感，更有相互接近的地方。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解放初关于“社会发展史”，即唯物史观的大规模宣传，使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好些宗教徒和非马克思主义甚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都自觉自愿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由热情的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但这种由‘人道’（政治）而‘天道’（哲学）的心理转移，不又正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么？他们不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了这一传统么？”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甚至像熊十力、梁漱溟，也都在他们的晚期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或反射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或肯定态度。
当然，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主要是大陆以外的）并没有接受甚至还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除了政治原因外，思想上的一个主要焦点是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人民无数次高声诵读的语录，虽然并不能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止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常常是从阶级斗争来看一切，包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形势和要求来认识，研究以至描述、区别阶级。无论是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或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主要是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情况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因此着眼点和着重点主要不在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位置的具体科学考察，不在于对中国社会作严格的结构性的阶级阶层分析，不在以比较严密的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所有制和财产分布的描述研究，而主要在描述各阶级在当时经济特别是政治上的处境、状态和它们在经济特别是在政治上的态度和可能性。从而收支状况、生活水平代替在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的地位，常常不是生产中的地位，而是分配消费中的地位，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政治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阶级分析和阶级观念更接近于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战略论著中的阶级分析，而不接近《资本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分析。它实际是从阶级斗争（政治）来观察、论证阶级，分析阶级也是为了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为了当前革命的急迫的实用需要。
阶级斗争学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率先传播，得到大批青年欢欣鼓舞地接受后，很快就有具体行动的落实。首先是建党，其次是到“民间去”。
建党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学说。以职业革命家为主体，有严格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共产党组织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开始领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上述思想理论上的阶级分析也正是有了这种阶级斗争实践之后才来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列主义创始人以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那种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论著，中国现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救亡斗争，使得人们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书斋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时间和注意，集中在紧迫的斗争实践上去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实用理性和集体意识无疑促成了这一特征。所以，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无不涂上这样一种直接为急迫的现实斗争，为当前的社会需要服务的色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中国现代特定的环境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的渗透下，具有了这样一种单纯和直接的实用特征。
有学者研究胡适时，曾解释为何杜威和罗素大体同时来华讲学，杜威的影响却比罗素要大的多，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通过胡适的中国化的诠释之后，这种‘改造世界’的性格表现得更为突出……杜威和马克思之间有许多根本分歧，但在‘改变世界’这一点上（包括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们的思想是属于同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其实，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在上述中国现代条件下，本来十分重视理论，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在中国也被染上了“有效即真理”和要求直接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因素。这一点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继实验主义之后炫惑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呢？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如何比实用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呢？
除了要求救亡图存的现实理由，又似乎仍有其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原因。就传统心态说，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与实用主义相近的一面，即重视真理的实用性、现实性，轻视与现实人生与生活实用无关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抽象和信仰模式，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但也有与实用主义并不相近的一面，即实用理性更注意长远的效果和具有系统内反馈效应的模式习惯，即承认有一种客观的“道”支配着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从而理性并非只是作为行为的工具，而且也是认识道体的途径。正是实用理性这一特点，使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在文化心理结构上更易倾向于前者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有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未来社会的理想，而实用主义的理论建立在生物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没有这种理论和理想，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肯定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存在，是重视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论证的，而实用主义则从理论上排斥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就写出了有关中国现实局势和奋斗前景的好些颇有理论水平的文章，今日看来，也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党派和其他的思想理论学说（例如胡适的政治文章），他们对中国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比其他理论学说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深刻性。这倒正是他们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论证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确实处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处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
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发展形态及特点
马克思主义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这一学说的整体而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大部分。就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所构成，这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初传时，曾大部分被人们所接触到，但当时先进分子所感兴趣并大力介绍的，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与之密切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与社会革命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重点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翻译简况
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介绍以唯物史观为重点，首先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上。仅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前后后这短短一段时间内，国内翻译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就有二十余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9年8月1日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该文当时的译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译者是李泽彰，除此，还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译本。至于该时期介绍唯物史观的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范围内出版了四百多种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思想倾向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宣传过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都竞相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例如，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译著和马克思生平简介。有时，还连载马克思原著的译文。其中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一周年而译载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其中难懂的概念范畴，如“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作了注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为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李大钊在1919年5月担任编辑期间，把他主编的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直接援引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段落，是第一次见诸中文。其他杂志，如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南京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月刊》等，也都不同程度的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
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以唯物史观为重点，还表现在他们都以唯物史观的研究宣传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如李大钊在五四后不久，便开始了集中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工作。短短几年中，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五四时期身在日本的李达，为系统地向国内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寄回国内出版。其中《唯物史观解说》，作为李达的第一本哲学译著，辑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国人民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准确把握史观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活动，一直持续到大革命失败前，其标志是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刊行。这本书，相当完整准确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社会意识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基本原理。陈独秀也于1922年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唯物史观为中心，也表现在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诸如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等等。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早在1920年，他就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探讨要以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1926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把马克思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必然产物。
总而言之，从五四运动到一战时期，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一直是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乎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
二、唯物史观在早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中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一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重点，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理论素养等诸条件所决定的历史逻辑的必然反映。
前面提到，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而俄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次历史性证实。因此，致力于中国劳苦大众解放的共产主义先驱们，在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时候，便不能不把自己的理论注意力指向唯物史观。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质上就是唯物史观的胜利。如蔡和森就曾认为：俄国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这样他们就必然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介绍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内容上直接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从唯物史观中，可以直接引申出革命的结论和行动的口号，这就使它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时，就曾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中，引申出广大无产阶级行动起来，通过自觉的努力去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世界的口号：“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陈独秀也从阶级斗争的原理出发，预言“有产阶级之倾覆以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并号召中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夺取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新型国家。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部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刚刚觉醒的，并渴望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苦难深渊中挣脱出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无疑更具有亲切感和可接受性。这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即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乃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载《晨报》，1922年11月7日。
其次，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也决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把理论注意力集中于唯物史观。这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给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03页。。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政党，就必须有一种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看来，唯物史观正是这样一种真理。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中，反复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给蔡和森》，《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卷，162页。正是先驱们这种认识的集中反映。其次，新成立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先“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以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借助于唯物史观才有可能。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得以在中国传播，还因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观诸问题展开的。由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引起了一场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潮；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激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这一切，使得一些人趁机把各种假社会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等，竞相向国内介绍。胡适也在宣传社会改良论。一时间，人们对社会主义真假难辨。因此，阐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便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迫在眉睫的任务。
这一时期出现的批判各种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如陈独秀编辑的《社会主义讨论》、《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写作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蔡和森、李大钊分别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等，大多是联系科学社会主义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介绍，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早期发展的这一特点，完全是由这一时期的社会条件、理论斗争任务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驻足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科学根据，同时也为中国人民重新观察国家的命运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阶段以李大钊的理论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一特色使他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通。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1924年，代表中共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遗著被编为《李大钊选集》。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当时他的哲学思想最主要的是信奉、宣传进化论。十月革命胜利后至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发生了剧烈地蜕变。在政治上，他由早期的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看齐，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主体力量、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哲学上，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的集中于对历史观问题的研究，摒弃了早期的进化史观进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了他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时期，他撰写了大量富有哲学价值的文章、讲稿，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史学与哲学》等。这些文章集中阐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理论贡献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的理论武器
李大钊从学生时代起就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也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但不久就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能救世。这时，俄国人的革命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得出向俄国人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即马克思——编者注）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建立“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的社会。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它必将带动劳苦大众起来争取解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从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李大钊文集》上卷，599～6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文集》上卷，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他热烈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坚信“现在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遍布中央欧罗巴一带……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沿岸，望见他的颜色”《李大钊文集》上卷，6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各种“偏于感情”或“涉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李大钊文集》下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李大钊文集》下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针对“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要形成一个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首先要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和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理想和主义，是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尺度”和“工具”。他明确表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二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这实际上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摆脱奴役和压迫、寻求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思想学说。
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处理好理论与实际或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是“主义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生存、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共性”是要与中国的“特性”相结合。“共性是普遍性，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具有普遍意义，“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社会主义理想运用到各国，“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文集》下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他认为，中国与英、德、俄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深受国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这说明李大钊当时已经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实际而把马克思主义抽象化、教条化的倾向。他一再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围绕着它的实境。”《李大钊文集》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应该细细地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文集》下卷，711～7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二）关于唯物史观的两大要点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李大钊文集》下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一再说明：“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李大钊文集》下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充分肯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他又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生产力愈发展，“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时期，他的崩坏亦复如是”。《李大钊文集》下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
李大钊还正确地指出，人们不可能主观随意地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改变社会组织。他说：“这个生产力，非到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命运，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李大钊文集》下卷，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的这一番见解可谓真正的深远，历史表明，忽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最终决定作用，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改变生产关系，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最终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李大钊十分重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明了阶级及其产生的原因，他说：“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是由于人们对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占有的不同而形成的；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的。“在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结构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这种阶级的对立，“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阶级对立中依次“进化”而来的，“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取敌对形式的最后”。他还指出，阶级的存在必然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李大钊进一步论述了阶级消灭的理论，指出：阶级在历史上产生，也将在历史上消灭，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时刻”就到来了。“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李大钊文集》下卷，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除了预言阶级斗争必将在中国开始，还纠正了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是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对立起来，认为唯物史观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两者似乎自相矛盾。李大钊指出，这并不矛盾，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另一种误解是把唯物史观歪曲为宿命论，以为人们可以坐等共产主义的到来。李大钊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大声疾呼，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打倒资本主义，可见他们并不坐等共产主义的自然成熟，否定人的活动。李大钊对当时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误解的更正，及时澄清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准确的理解和广泛的传播。
（四）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
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李大钊在理论上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曾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李大钊文集》下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鉴于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李大钊明确肯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李大钊文集》下卷，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个原理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说：“一个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他还指出，人民群众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具有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他说：“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遭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到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清王朝的灭亡，袁世凯的失败，段祺瑞的垮台，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所以，“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李大钊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认为，杰出的个人，“不过是效忠于民众大本营前的先驱，以后要始终听民众的指挥，为民众效命”。《李大钊文集》下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还阐述了人民群众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打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李大钊文集》下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同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是给人们一种新的人生观，即“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要求人们抛弃一切悲观消极听天由命的思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创造全新的时代。
（五）唯物史观与研究历史规律问题
李大钊对史学理论有精湛的研究，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家之一。积极倡导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批判唯心史观，扬弃旧史学，创立具有现代形态的历史科学，是他20世纪20年代理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李大钊指出，研究历史的学者必须要掌握哲学。因为“哲学要亘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研究关于宇宙的一般法则，所以，它“能对于特殊科学供给一般的原理及根本观念”。“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同时，历史的研究反过来也可以丰富哲学的理论，推进哲学的发展。但是，并非任何哲学都可以正确地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在于寻求历史的法则，而历史法则可以“与人生进路以预见之导星”，研究历史，可以从历史中寻出未来的新世界，寻出人生前进的大路，他说：“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未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那梦想将来所见的新世界，是虚的、假的，只有在‘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里可以描写的。”他把过去的历史比作一座高楼。“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炼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文集》下卷，7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小册子最后说：“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子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李大钊关于历史研究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第一传人，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还是初步的，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的理论则最为深刻。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曾指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是这样澎湃，可以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影响的重要可以知矣。”又说：“总之，李先生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之深切、一贯，这非他人所可比的。一方面破坏旧思想，一方面建设有体系的新思想……先生虽然早死，而先生之学说思想日益发展而广大。”郭堪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51、162～163页，北京人文书店，1936年8月再版。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当中，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民粹主义的色彩。李大钊大概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业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的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些掠夺农工，欺骗人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载《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民粹主义一般有两个相互结合的特色，一是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资本主义，来建立社会主义或理想社会；一是把这希望放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像这样号召到农村去，这样重视农村，歌颂农民，在陈独秀等人那里是看不见的。但这又并非李大钊一人的特点，在他前后的章太炎、鲁迅、章士钊、梁漱溟、毛泽东等人那里，曾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这同一特色。可以看出，在中国近现代，始终有着以康有为、严复、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为突出代表的西化思潮与以洪秀全等人为代表的民粹思潮的倾向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基本采取赞扬、肯定，还是保留、否定的不同态度上，前者更注意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工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幸福、国家富强，后者则更着意如何能保持“纯净”的农村环境、传统美德、精神文明等等，以超越资本主义。这确乎与俄罗斯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有某些相似。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像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没有俄罗斯农村公社的残迹，以及近代一些其他重要原因，中国没有或没来得及产生纯粹的民粹派的思潮、组织和活动。中国近现代所有的“志士仁人”都是自觉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从而具有民粹思想的人经常处在某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们经常并不否定近代大工业、大生产，同时“西化派”中也有不少人揭发、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所以上述划分便只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只是某种总的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并且只是从客观上和整体上来说的。在各个具体人物身上，又还有各种具体矛盾的复杂情况。但是，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指出这种差异，是因为中国近现代民粹思潮颇值得重视。正由于它没有像俄国那样具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独立性格，没有受过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的尖锐批判，从而它一开始便渗入了马克思主义之中，而发生了作用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不一定是坏的。许多方面，例如重视农村和农民，是符合中国实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但的确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毛病。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第二个特点是道德主义。李大钊在一开始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便又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曾用互助来“补充”阶级斗争。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规定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他（指马克思）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致，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一日消灭，不过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习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纠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来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具有某种伦理的道德的性质的内容，这一特征与上述民粹主义特征紧密地联系、融合和统一在一起，它们是在同一个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好像与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有些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因为这种“互助”、“协合”和“改造人类精神”是强调建筑在所谓“尊劳主义”，即以下层人民的劳动为基础。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觉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李大钊：《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载《晨报》，1919年3月14～16日。
“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176～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从一开始，李大钊便把伦理、人道、精神改造，与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即所谓“心与物”、“灵与肉”相提并论，要求作双向的同时改造。总之，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主张“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相结合，阶级斗争与在劳动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就是李大钊所理解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的渗入，似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它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判断、接受、运用中，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上面这些材料只是些思想贡献，论证只在纯粹理论领域，但活的思想史正是现实历程的一面镜子。通过镜子里的这些特征，深刻地反射出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和命运。
这条道路和命运确乎不偶然，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因此，只有清醒地及时认识它、研究它，才能发展它的强处和优势，避免它所带来的缺陷和弊病，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认识、研究都似乎太迟了一些。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从操。其著作甚丰，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从现有的资料看，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最初也是以宣传介绍唯物史观为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不同的是，他不像李大钊那样，主要就唯物史观本身进行阐释和说明，而是结合当时的各种思想论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联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说明唯物史观各个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一）陈独秀阐明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证明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一块基石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有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人竞相向国内介绍“国家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结果一时间鱼龙混杂，人们对社会主义真假莫辨。这样，阐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便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刻不容缓的一个重要任务了。陈独秀便是担当起这一重要任务的人物之一。
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这一历史观，有两个最根本的要旨：
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事物、时代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地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含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之前，决不能产生，至少必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的这两个要旨：“正因为他（马克思——引者注）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联系。陈独秀则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上述说明，揭示了唯物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判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正确标准。
（二）陈独秀根据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提出了三个革命的结论
“（1）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2）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实社会经济的事实；（3）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唯物史观在我国传播的初期，有一部分人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并不清楚。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既讲历史是一个类似自然的进化过程，又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社会革命，这两者不免自相矛盾。胡适就曾指责陈独秀说：“若不相信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等待经济组织的变革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张君励也说：“假如像马克思所说，社会进化为生产条件所支配，而无假于人力之推动，则马克思主义之宣传与颠沛流离，岂不等于庸人自扰？”（张君励：《人生观之论战》）梁启超更是用攻击的口吻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啊！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啊！若是你们所说的是真理，那我们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遗传的八字’‘境的流年’，早已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梁启超：《非“唯”》）针对这些误解和攻击，陈独秀在不少文章中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划清了唯物史观和机械论的界限。他说：“唯物史观固然含有自然进化论的意义，但是他的要义并不只此。唯物史观的要义告诉我们：历史上的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固然不能忘记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陈独秀：《答蔡和森》，《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这就是说，在陈独秀看来，根据唯物史观，历史的演化可以归结为经济制度的演变，而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又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革命则是依据这种自然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将来的历史。这样，陈独秀便把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论统一起来了，人也从自然和人为、物质和精神关系上阐明了历史进化与革命的关系。
（三）陈独秀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独到见解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分析社会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特别突出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并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一反过去认为“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的”模糊观点，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他认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还是中国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国家，都是有产阶级统治劳动阶级的一种工具。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等，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用阶级战”，去占领“权利阶级的地位”、“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去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陈独秀：《答费哲民》，《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这样，陈独秀就对国家的性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并明确指明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进行了揭露，批驳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达到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指出：“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财政而设立的，要拿它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他认为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到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他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说：“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o（倍倍尔——引者注）死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堕落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明确的、坚定的。
这时的陈独秀虽然还没有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形式就是武装斗争，但是，他对暴力革命思想的论述却是他的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当时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这一见解就更显其正确而可贵。他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应当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他还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陈独秀在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明确的认识的同时，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无政府主义最激烈地反对一切强权和暴力，反对一切国家，一切政治法律，认为革命之后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复辟的可能。对此，陈独秀作了不妥协的斗争。
他指出，不可抽象反对一切强权，我们只有反对资产阶级强权，他说：“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他并进一步指出，不仅不能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而且要掌握强权，利用强权，这样才能“完全征服”资产阶级，才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强权所造成的痛苦，劳动阶级方能有翻身的机会。他说：“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者阶级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渴望将财产私有、劳动等制度废除去，将这些不平等的经济状况废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政权，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说：“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文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期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他又说，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主义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陈独秀：《答郑贤宗》，《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这里，陈独秀不但指出了在社会革命彻底胜利初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同时，也阐明了在对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直至“私有制在人心上消灭”。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认识，达到了当时中国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第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反映在致罗素、张东荪的信和《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社会主义批评》集中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见解，同时他还批判了各种空想或伪社会主义。
他认为，从前的社会主义，“其学说都是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等或相对的平均”。“近代所讲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并说“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十卷第三号。
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吗？陈独秀第一个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要使中国人‘都’过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不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过着人的生活。”又说：“现代人类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断定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道：“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他认为，中国单独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方式必须打破可能遇到的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干涉。他说：“救济中国就要开发实业，采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未免太无谋了。在中国，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但任何制度的改变，“必先由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然后再使“渐渐成为国际化”。他说：“欧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改造运动。”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他还提出了在经济上搞公私合营的主张，他说：“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较为深刻的，他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笔尖上，而是真正地要以此来“救济中国”。
陈独秀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结合对各种歪曲误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的批评，来全面阐述唯物史观的各个基本原理及其内在的联系，这就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把刚刚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对陈独秀的几点认识
陈独秀是位敢于思想且善于思想的人，“无论任何学说，必予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他虽然缺乏精细的、复杂的头脑，但性格倔强，不畏强御，能将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融为一体，显出他特有的、非凡的魅力。他一生中接受过三种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也没有束缚住这位注重“自己思考”的“终身反对派”——这就是他的成功与失败、可爱与可悲，这就是他生活、奋斗的那一个时代。
正因为这样，他一生中曾几度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思想界的明星”，“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创造了党”……正因为这样，他在一条艰难、曲折和痛苦的道路上摸索：被开除党籍，成为托派，被捕入狱，流落他乡，贫病交加的晚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陈独秀的研究、评价才真正走上了实事求是、历史主义的轨道，学术界出现了比较解放和比较活跃的局面。但是，在涉及陈独秀评价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或未能更好的深入。
总之，不管是褒是贬，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留下了他独特的、庞大的身影。这个身影曾一度影响、支配、覆盖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生活和命运。
“世界进化的大流没有止境。”
“迷信和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
或许用陈独秀自己说过的这两句话，来作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倾心研究并努力使之中国化的结语更为合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一、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瞿秋白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瞿秋白同千百万个牺牲的革命者一样，以“他们留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瞿秋白选集》，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道路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所谓承前，就是继承了李大钊、陈独秀宣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工作，进一步推广到辩证唯物主义领域；所谓启后，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从此以后，中国就出现了完整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
自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他撰写了诸如《自由与必然世界》、《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新哲学——唯物论》等一大批文章和著作。他的这些论著集中宣传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结束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状况，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么，瞿秋白在理论上的具体贡献何在呢？
第一，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
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因此考察以往的哲学发展，分析评判当代的哲学流派，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瞿秋白以前甚至是同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基本立场和方法还不曾有过明确的认识与论述。而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此作了首次明确的阐发。他指出：“人者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观——他立刻就遇到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我’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乃是哲学基本问题。”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基本问题。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一种系统的世界观的建立，都是以对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能见到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早表述。
瞿秋白不仅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首次明确的表述，而且还依此为标准去考察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批判哲学史上的各种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以客观为出发点，而唯心主义，则以主观为出发点。与此相联，瞿秋白还分析了唯物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和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指出唯物主义是产生于以科学的观点去考察世界的。他说：“以科学观点考察自然便是不能以‘某一现象为某一神灵的动作’来解释，而要以自然界的法则（公律）来解释。人对于自然增进自己的权力，只靠着探悉自然现象的规律，知道的愈多，权力也愈大。”至于唯心主义，瞿秋白指出，它的产生与人类初期的万物有灵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人类在其初期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而便以为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冥冥之物在支配着，以为一切现象都有与人类似的灵性。“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的引导到‘客观（自然）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律’等类的学说”。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因此，“凡是与唯物论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在瞿秋白看来，唯心主义的产生还有社会方面的根源。他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发现整个儿的一部分现象，以前向来所没有研究过的，只能暂时是归之神归之于上帝。”“一个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物里，常常发现以前所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态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瞿秋白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揭示了唯心主义与宗教迷信、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内在相关性，证明了唯心主义哲学与科学是根本背离的，促进科学的发展同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二，对世界物质性原理作了新的说明。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斗争的急切需要，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多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与社会生活有直接的密切联系的部分，注意能够从事直接引申出行动口号的社会结论方面。至于对宇宙本原问题，世界物质性问题等等方面的内容，则无暇顾及。这一方面的不足，由瞿秋白作了重要弥补，他在《社会哲学概论》和《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物质范畴作了较为充分的阐发。
在瞿秋白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种种表现形式。“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合成混合的方式。”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瞿秋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整个宇宙由无限多样的物质所构成，物质永恒运动，依一定的规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其二，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形态，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而蛋白体即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过程。其三，意识是物质长期、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的属性，是现实世界的反映。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瞿秋白最终得出结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
瞿秋白不仅详尽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物质性原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作了尝试性的说明。
在瞿秋白看来，作为宇宙本原和统一基础的物质，其根本特性就是客观实在和永恒运动。具体就是“精神不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此外，瞿秋白指出，物质还有其他一系列基本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具有质量、占有空间和无限可分。
为了说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瞿秋白特别强调物质的质量和空间特性。他在给物质下定义时说：“凡是可以用我们的外部感觉去接触，并且有分量体积等可以称量的东西，都是‘物质’。”这一定义，表现了瞿秋白试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自然科学已有的成就上去概括物质特性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却把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了。以“能够称量”去证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便会割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关系，把人类社会排除在物质范畴之外，实际上，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物质现象，它客观存在却无法“称量”。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只能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去说明。
瞿秋白还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特性，指出：“凡是一个‘物’必自成‘系统’——从许多小部分结合而来的。所以个体之中又有个体。然而一个‘物’之外必定有环境，所以总体之外又有个体。”
瞿秋白对物质概念内涵的这些规定，在总体上已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的解释，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念，代表了当时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是，其中也还残留有旧唯物主义影响的痕迹。
第三，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首次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仅主要侧重于唯物史观，而且把历史唯物论作为唯一的人生观、社会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这种看法，显然是造成后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原因之一。但到了瞿秋白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宣传介绍的重点，以“互辩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根本的世界观和主要的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首先，瞿秋白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方法。
瞿秋白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社会观、历史观，同时也是自然观、宇宙观。而且，这两者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互辩的唯物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还是宇宙观，在本质上都是关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揭示了各种自然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运动的，而辩证唯物主义恰恰是揭示物质运动的最一般规律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以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
在瞿秋白看来，既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都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解释，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便理应成为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他说：“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瞿秋白：《现代社会学》，4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把辩证唯物主义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首要地位，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宣传介绍活动，已经发生了由历史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的转移。从此，人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基础的完整体系了。其次，瞿秋白阐明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乃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并初步探讨了这些规律间的关系。他提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的，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综上所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始终是瞿秋白哲学理论活动的中心内容。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宣传，克服前一时期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偏颇，是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发展的重要贡献。不过，应该承认，瞿秋白哲学还有许多不足，从总体来说，除开真理观较为精细外，其余论述就不够准确，不够科学，比如物质观，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唯物的观念虽然充分显示了，但未能很好的结合辩证的精神。在具体运动上，有时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机械性。
瞿秋自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研究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较早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由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思想。1923年6月12日他就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等文中，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指导者的地位”。瞿秋白的理论活动，特别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索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以及随之展开的研究、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弥补了前一个时期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只侧重于唯物史观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了近乎全面的了解。但是，这一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或著作还多为翻译作品，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上去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依然显得不足。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人的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也还无暇展开批判。
二、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1923年瞿秋白由苏联回国，重办《新青年》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同时，又提出“当严格地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的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即科学性的方法论，他要求以科学革命性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在20年代，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评论过科玄论战，在此文中，又提出了自由与必然的哲学问题。也正是瞿秋白，这时候把“辩证唯物论”介绍到中国来。如上节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获得接受、传播和打响的是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其他一些人是以这种历史观作为社会观、人生观来身体力行的。“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亦可方为一种社会观”。但到了瞿秋白，则显然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以“互辩律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来作为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解说历史、社会、人生、革命。应该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动——亦即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瞿秋白：《社会学概论》，59页。“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所以社会科学中，根本方法是互辩的唯物主义。”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6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是以规定变动的历程”。瞿秋白：《现代社会学》，78页，上海，昆仑书店，1928。
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要从日文、英文译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不同，瞿秋白主要是从俄文论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比起马恩著作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更成为其介绍、论证的主要依据。从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论的重点转移，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的某种变异和发展。即不再是从人类本体的历史进程角度而是从宇宙本体的存在角度来认识，解说，论证自然、社会、历史和万事万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已经有大量关于自然界各种辩证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论证，但它们多半是为驳斥杜林而表述的观点和作为材料的思考笔记，并不像唯物史观那样，真正自觉构建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严整体系。因此，不仅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且是对整个存在和意识，即做哲学的唯物论论证，固然是一次极大的扩展，但同时也带来某种外在框架公式的主观主义。这一点到斯大林《联共党史》中的《辩证唯物论》，从自然本体论推导出历史发展论，将马克思主义形式逻辑化、框架化、教义化，便变得极明显了。
这一切都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瞿秋白介绍用辩证唯物论来观察事物、研究世界，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通俗宣传，的确在普及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使得年青一代不必再像上代人那样，经由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走向唯物史观，而是直接由此而接受，信仰这既普遍适用又非常“科学”的对宇宙、自然、社会各种现象的解释，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引导人生、参加革命的行动指南，并与其他各派现代哲学唯心论划分界限。这就是瞿秋白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的贡献和特色所在。这一特色恰恰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哲学思想相吻合。
瞿秋白在文艺方面也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显然是受了苏联拉普派的影响，尽管苏联后来清算了拉普派，但在中国并没作这种消除，瞿秋白当年的这一提法对于后来仍保持着重要影响，如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等等。这一点也与毛泽东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由于紧密地与革命实践同步行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主要便成为一种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学说，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中国各阶级、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主张的分析和各种文化思想的批判等等。
首先，应该指出，在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支持彭湃、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和提出要重视武装斗争、军事力量这三个有关中国革命战略的关键问题上，瞿秋白也是承上启下的，即上承陈独秀、李大钊建党和“到民间去”的思想，下启毛泽东等人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和新主张。
“在党中央的领导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热烈赞扬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陈独秀、彭述之等都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这篇重要著作（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上未能刊登完。瞿秋白则高度称赞毛泽东的意见……立即为之作序……交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长江书局印单行本以便广为流传，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他在序言里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上去奋斗”’。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7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支持农民运动，是与瞿秋白把反封建主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另一为反帝）有关，这与张国焘等人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从而低估反封建任务是不同的。如张国焘所回忆，“他（指瞿）……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的目的是反封建”。因而，瞿秋白由注意武装斗争进而重视武装农民，即把武装革命与民众运动（当时这二者都已存在）结合起来。“瞿秋白认为，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北伐开始以后，瞿秋白愈加重视武装问题。他……强调说明，‘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农民的问题只有‘实力斗争才能解决’。”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16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指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民众的武装暴动’，‘只有民众的武装暴动’创立真正的民众军队，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才能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21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在1927年12月瞿秋白写了《武装暴动问题》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势方面，有极需注意的特点”。这些特点如“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而是“各省农民此起彼落的武装暴动”，从而“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和逐步“扩大”。这显然是对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武装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肯定和总结。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军事斗争战略，是瞿秋白在理论上首先概括出来的。
但是，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当然，瞿秋白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问题。他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城市中心的影响，重复了共产国际所认为的‘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性’。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这也正是瞿秋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所在。
瞿秋白是比较典型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化教养、思想情感、观念习惯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与西方文化教养的某种混合物，而与毛泽东那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农村的乡土特色很不一样。他之肯定农村、工农武装、军事斗争、游击割据，是纯理论认识的结论。他在运动和情感上，在任何程度和范围内能成功地实践和领导这种农民武装的军事斗争，便仍是问题。但从理性上认识和肯定这条革命道路，倒正好反映出，只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十月革命经验或马、列的某几条原理作为依据，便能作出上述符合革命实际的论断和主张。这又无疑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起了作用，不必要抽象玄思，不必要搬用经典，从实际状况中概括出经验论的理性结论，并赋予它以清晰论证的理论形态，便足以指导行动了。瞿秋白在理论上这样做了，毛泽东却首先是在实践中这样做的。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
除瞿秋白外，蔡和森是具有突出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概括、总结当时斗争进程的长篇报告和文章。蔡和森的这些论著对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蔡和森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思想家。
一、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理解
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及1921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坚定信念，他明确表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这些主张作了论述，对中国革命提出自己的意见，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思想。
第一，蔡和森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论，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无产阶级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然和有产阶级的唯理（唯心）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道路，就是人们总是要有“吃穿住”才能活动和思想，“故人的思想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分化（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接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论”。他以兴奋的心情说明：“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他批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在理论上的背叛，指出：“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大胆，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蔡和森还把当时的俄、德革命加以比较，指出它们的不同理论思想和结果：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乃中产阶级的德莫拉西之上”，方法是“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目的是“劳资合作的德莫克拉西”，结果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硬产，反革命，闹个不休”。《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蔡和森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忠于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二，蔡和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国的出路，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则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社会改造，以为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社会革命之不可避免在客观事实，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严酷现实及阶级觉醒而不在主观理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发动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改造社会，获得彻底解放。他指出：“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愿你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希望他在国内“早有准备”。《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
第三，蔡和森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国际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即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的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中国革命也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蔡和森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他一方面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已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列强“经济的政治的殖民地”。五大强国的商品，开始由大炮浩浩荡荡地输进来，继之在中国开矿筑路设厂，这种侵略孰能御之？于是三代以上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者一批一批的破产失业，另一方面又指出军阀的残暴统治和连年不断的内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到那个战场去死，天灾，人祸，究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中国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蔡和森写道：“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中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不甘心饿死或在战乱中死亡，就只有起来反抗，“依革命的意见解决”。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蔡和森已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剥削，并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阶级区分和反对开展工人运动的谬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压迫而且受外国资产阶级压迫，中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种分析，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是不多见的。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提出，要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明白张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现实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劳动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严格地物色确实的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有觉悟有组织的战士，以适应革命改造事业。此外，他还谈到，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党中央设宣传部、组织部、劳动部等，并出版强有力的出版物，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他认为，只有建设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信件，毛泽东回信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论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这表明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主张。
蔡和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深恶痛绝。他认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会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东西的产物。”《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这就清楚表明，蔡和森当时已经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思想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
蔡和森这些通信是在中共筹建开始不久，党内刊物《共产党》还未出版的时候写的。信件所反映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对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的观点，以及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是很卓越的，所以，尽管蔡和森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国内中共筹建工作，但这些通信充分表明他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建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
二、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的思想特点就是认识和改变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的大量论著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观察分析问题深刻有力，逻辑思维很强，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意义。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主张和策略，正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存在决定意识。帝国主义者侵略，必然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在认识上，长时间内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只是到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进到理性认识阶段，而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则是在中共二次大会上。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及其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压榨人民大众的罪恶，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在《向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20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两种东西刺激出来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1922年9月。他着重说明：“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三期，1922年9月。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所以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可是胡适却出来指责共产党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海外奇谈”。《国际的中国》，《努力》周刊第二十二期。蔡和森以大量事实反驳了胡适的谬说，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的关系，“什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十九期1923年2月。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才能争取自由解放。他还揭露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倒民众势力之发展的”《革命中的希腊》，《向导》十三期，1922年12月。，鼓励人民要敢于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接着在杭州西湖会议又确定联合孙中山国民党的方针，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思考和研究。开始他有左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故只应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他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因为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如果产业工人加入，共产党就失掉了阶级基础。后来共产国际提出应把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蔡和森改变了看法，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发动国民革命。但是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1月。他还著文提出：“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的真正主人，便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十六期，1923年1月。由此，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为了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促成革命统一战线，蔡和森作了很大努力。他根据历史事实分析，首先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领袖；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了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帮助中国实现统一的错误观念。他说：“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幻想所谓“友邦”即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也无异“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十九期。。因此，国民党人必须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去努力做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依靠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他还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西方国家初期的革命完全是对内的，它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不仅是对内而且是对外的，它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产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证明。”蔡和森希望国民党人认清这种形势，接受以往的教训，否则其方略与趋势必至大错特错。“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二十三期，1922年5月。
蔡和森积极主张开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他根据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要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要完成这样重大的责任，第一要有明白的阶级意识，第二要有独立的政治组织。他进而说明，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和工农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只要得着一些利益就会妥协，“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所以，“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他明确告诉人们，对于革命应取何种态度的最好方法是：“你们或是站在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调任北方局领导工作。当时北方仍在奉系军阀统治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压制。蔡和森不畏困难艰险，努力开展工作。他根据北方当时的情况，认为党必须继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给军阀以实际打击，恢复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减租减息，京东等地可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会农军，积极领导“小暴动”。玉田暴动失败后，他曾起草通告批评“冒险倾向及攻城主义倾向，以及只知高叫暴动忽视日常小斗争的倾向”。《致中央的信》（1928年1月28日），《中央通讯》第三十期。
在北方工作期间，蔡和森在顺直省委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重要报告，着重批判了五大以来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他指出，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党的年龄不过8岁，而它从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参加国民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历程超过西欧两世纪的历史，以这样幼年的党领导这样伟大而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犯错误是难免的。他认为，我们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以后的错误在于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这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掌握革命武装，发动农民土地革命，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是可以对付资产阶级（蒋介石是其代表）的，至少不至于造成那样的失败。
蔡和森还用理论眼光分析党的组织生活，从组织问题上探讨犯错误的原因。他说：“我们本来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士兵。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边的危机是很大的……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和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领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这种由来已久的积习，正是宗法观念和小生产封建势力的渗透。蔡和森当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如果说在大革命时代，蔡和森主要是强调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而大革命失败后则主要是强调辩证唯物论，用唯物论和辩证方法分析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路线方针，提出正确的主张和意见。
1928年六七月间，蔡和森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在讨论政治报告、土地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时都作了发言。他不同意政治报告中对中国革命形势是“一直高涨”的分析，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当前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他特别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形势指出从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应该承认革命遭到很大失败，然而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因此“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取消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由此认为革命是“一直高涨”或“不断高涨”，也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会犯错误。“不断论”的错误，就在“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是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他认为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唯心的，非辩证法的。如果以为不估量革命“不断高涨”，会有右倾危险，那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倾向，决不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亦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和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使全党同志不知怎样退守，不知策略运用”，使革命遭到危害。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
蔡和森认为，我们应当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研究问题，对革命形势作出具体分析和实际估量。比如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暴动基础上，还是建筑在工人运动基础上？谁都知道革命潮流不是直线进行的，总有高潮和低潮，但怎样估计高潮和低潮？这些都不是用主观愿望所能回答的，也不是用简单公式可以解决的。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征，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他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农民暴动的发展，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形势，否认这种革命形式是错误的。可是这是否能说全国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所以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才能得到正确认识。
在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发言中，蔡和森也用辩证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他认为，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地关系只从静的方面进行分析，没有从动的方面作说明，因而未能指出土地关系的趋势。把土豪地主分为两个阶级：豪绅阶级和地主阶级，也是片面的机械的。其实豪绅不能成为单独阶级，他是地主在乡村的政治代表，农民运动开始反对土豪劣绅是要夺取地主的政权，夺取政权和分配土地，都是土地革命，不可分割。他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土地分配的“全国形式”，指出“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中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国有土地是不可能的”，“禁止土地买卖的问题现在无提出之必要”。他还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游击战争方式已经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无论那地农民运动起来很快地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在党的六大讨论土地问题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农民暴动向游击战发展，建立红军，实行“割据”，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也是他用辩证唯物论对实际斗争的总结。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蔡和森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批评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的“二次革命论”和混淆二者界限“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制度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按其客观意义乃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要求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扫除其一切发展障碍。但是，“这一任务已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极重要地位，超过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四、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农民权主义政权；五、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且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里，蔡和森虽然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经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中国革命将创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新模型”。
在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上，蔡和森指出，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是：土地革命开始深入，开始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但是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的转变，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加上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但其意义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背叛民主革命，所以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这一任务亦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他还指出，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也只是工农群众的民权主义，是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管理国家政治；它虽然是保证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并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但也没有改变民主革命本身的性质。蔡和森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农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严重贫困化状况。封建势力在全国还占重要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要求。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彻底发动和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指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明确宣告：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得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同时它坚决反对误解和曲解中国革命现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它始终认定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最低纲领，谁要抛弃或超过此民权革命纲领，谁便是背弃革命。他反复强调，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坚决地联合农民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责任，将民权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便“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社会主义前途”。他还分析了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客观条件，和平转变问题，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而工农民众政权很可能“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蔡和森当时就能从理论上概括出这些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蔡和森当时对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清楚，例如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称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提出武装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从蔡和森的思想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规律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的。像蔡和森这样卓越的思想家、理论家，由于只经过一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他也只能认识右倾的错误和危害，并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但没有经过第二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因而在他的论著中流露出左的倾向。毛泽东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就是说，只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所以我们对蔡和森著作中的某些偏颇，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上给以科学的说明，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除了瞿、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和主张，本文不能逐一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能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如何具体地实践农民武装革命的战争道路，这便正是毛泽东的主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