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始作俑者是胡适。1919年六七月间，李大钊出京，陈独秀被捕，胡适借机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他在该刊除大量登载杜威的讲演录外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反对“空谈主义”的旗帜下，把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胡适在文中写道：“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狗阿猫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到的事。”他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说“主义”只是些“抽象名词”，认为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之类的具体问题而高谈什么“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显然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胡适的文章发表后，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关系的《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首先发表文章予以反驳。蓝氏认为，问题与主义并不截然对立，“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原载1919年7月《国民公报》（注：作者笔名知非）。主义的发生、鼓吹、实行与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紧密相关。蓝文在此指出了胡适文章中将问题与主义截然对立的常识性悖谬，实际上，胡适自己就对实用主义竭力推崇，而且他研究问题的趋向本身，也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
蓝文还针对胡适所谓谈论主义易、解决问题难，外来主义无用处及偏向纸上的主义危险等指责，一一加以反驳，强调“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机，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女平等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蓝公武抓住胡适文中一些思维逻辑及常识上的错误，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反驳，具有一定的力量，但蓝文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在胡文最关键的问题上，即改造社会应选择何种道路——根本解决或逐步改良，他没有作出有力的回答。
1919年8月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全面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李文的特点是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论来宣传“主义”的必要性。他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一切机能都已闭止的地步，惰性很大，腐朽不堪。这样的社会，“恐怕非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如果实现了经济变革，那么其他许多问题如女子解放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法律问题等等就可以跟着解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但它必须通过“阶级竞争”依靠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那经济的变动便不能实现，所以“在根本解决之前，还必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即必须先作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同时，李大钊还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出发，驳斥了胡适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他指出：主义是要灵活运用的，把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就是说，拿主义作工具，用以指导实际运动，必须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然，鹦鹉学舌、假冒牌号的人是存在的，但这不能归罪于主义。李大钊指出：“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剪刀，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主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就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与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以上这些观点反映了李大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用唯物史观反对了庸俗进化论，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实用主义，这样，李大钊就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这场论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胡适派改良主义哲学的较量，而且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论争。它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真理问题上，决不允许以真理的特殊性否定真理的普遍性，也不允许用真理的相对性排斥真理的绝对性。反之亦然。胡适从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出发，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而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只可作为一些假设的见解，只可作为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作为启发心灵的工具，切不可用着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里他把主义、学理只看成是“参考印证的材料”，“启发心灵的工具”，这就否定了主义、学理的真理性，否定了真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胡适主张“有用”就是真理，竭力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明白表示：“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绝对真理是悬空的、抽象的、笼统的，是没有凭证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尽管有时胡适也讲“主义的应用，有时带有几分普遍性”，但他这里讲的“普遍性”，是从主义在应用时可以作为参考材料上说的，并非是指主义、学理本身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又说：“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正是由于胡适把真理的特殊性、相对性，同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他反复宣传“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李大钊在论战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对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它才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它才能“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之合于现在的需要的企图”。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阶段爆发的第一场理论论争。争论双方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方法进行针锋相对的驳难，其所涉及的问题、方法、观念，对此后中国社会的行程影响很大。从当时的情况看，胡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及改良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尚要胜出马克思主义一筹，胡适文章发表后，一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问题”的热潮，各种各样的“问题研究会”应运而生，实用主义的鼻祖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盛极一时。但是，这场争论并未湮灭正在壮大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出的幼芽经过这场风雨洗礼后，更加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之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实用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实践阶段又遇阻碍。这次它面对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行程遍及大半个中国。罗素给中国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法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罗素来华，在国内激起一股温和的改良思潮，《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首先从理论上响应罗素。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他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改良主义的主张。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他又在《改造》、《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社会改造与政治努力》、《一个申说》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立场。在此期间，梁启超、张君励、徐六几等人也纷纷撰文，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在张东荪等人抛出基尔特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陈独秀等人也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爆发。
此次论战历时将近两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
中国的根本出路在哪里？要不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东荪基于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主要症结来回答。在他看来，“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除了在通商口岸和都会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因此，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广大未过过生活的人，都得过着人的生活”。在张东荪看来，照中国现在的情形，还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什么采取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显得不够。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的这一番看法，是针对当时已获得初步传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在他的意识中，在中国谈论社会主义是好高骛远，不合时宜。他反对别人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本人却对资本主义津津乐道，抱着极大的兴趣，他所谓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如他说：“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对于张东荪的这一看法，梁启超表示了由衷的赞同，他在一篇文章中附和道：欲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发展实业，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书》，《改造》第三卷第六号。
如上所述，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观点的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依据庸俗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必须跟随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否则便是东施效颦，反现其丑。如他们声称：“原来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无论什么制度，不是历史上发展而来的都没有基础，都靠不住。”“譬如共和政治，中国是学人家步的，其实一般人民，并不懂得，也并不曾要求，因此就弄得这么糟透了，今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学人家的步，其结果也要和八九年来的共和政治一样的糟，或者还要厉害一点，亦未可知。”《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改造》第三卷第六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认为社会只能改良而不可实行革命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其实质是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可能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对此，张东荪本人还有一段补充，他说：“凡要实行一种主义，首先都要有一个阶级方面的基础。如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市民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就中国目前而言，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太少，而且阶级意识亦未产生。因此，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才刚刚够格，资产阶级也未完全自觉，人们对社会主义是没有权利问津的。他说：“现代只能谈到改良活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况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自觉而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个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现在与将来》，《改造》第三卷第四号。
张东荪等人的上述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乃为中国的根本出路，中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简言之，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观点刚一出笼，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在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的当天，李达便写作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予以回击。随后不久，李达又发表了题为《社会革命底商榷》的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张东荪等人观点的荒谬，揭露其假社会主义的面貌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李达首先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根源问题，指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从根本上讲，主要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时，便必然发生社会革命。在现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它必然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针对张东荪等人的社会改良理论，李达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主观臆测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发生，决不是从理论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的客观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地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李达文集》，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这一观点，揭露张东荪等人社会改良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客观根据与历史必然性。
李达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说明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与物质条件问题。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中国尚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未发生阶级战争”。李达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以事实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谎言。他指出，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的状况，必须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考察。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焦点。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性的，全国四万万人都是无产者，人数众多的流民实为实业后备军，他们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的压榨，如果能得到相当的团体训练，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产业工人。“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李达不仅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从国际环境和经济根源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事实，断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说明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力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总之，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中国也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
第二，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式问题。张东荪等人不仅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发展资本主义，否定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温情”的改良而解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张东荪看来，中国的大厂主大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在外国资本的重压之下，勉强得以生存。如果反对他们，便在实际上帮助了外国资本。据此，他提出要以一种“温情”主义的办法来处理今日中国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重新制定分配制度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梁启超也声称，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而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压迫的。不仅中国的工人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商人也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之下焦头烂额。因此，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而视为革命的对象，对其实行总攻击，在良心上实在不忍。在他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相依而不可相离”，相互之间不应有任何的分歧和对立，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他有时也会谴责资本家，但那无关痛痒，实质上还是要求无产阶级要“矫正”对资本家的态度，首先肯定资本家发展了生产，具有“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等功德”。然后，再恳请他们不要把工人剥削得一干二净，“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换言之，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间离不至大甚也。”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问题，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皆应以“协调”方式来解决，绝不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
与这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调相适应，张东荪等人极力反对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苏俄的社会主义是畸形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化即是官僚化，其结果必然是使劳动者受尽一班官僚的压迫和掠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德国社会党的议会道路交口称赞，认为这乃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值得中国仿效。如张东荪就声称：德国的社会变革方式才是正常的，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非正常的，畸形的方式，“德为常，俄为变”。两者虽有长短，但相较之下，仍属德国的道路更有普遍意义。
张东荪等人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方式的这种种主张，实际上是以进化代替革命，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关于通过矫正资本家来解决阶级斗争、阶级冲突的方案，不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且是一剂麻痹无产阶级的迷药。因此，它遭到李达的重点批驳。李达指出，依靠这种温情主义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试图通过资本家来“矫正”资本家本身。事实上，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不可能发善心来帮助劳动者。同时，无产阶级也不会乞求资本家的仁慈。“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以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真正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通过温情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只有依靠劳动群众采取最猛烈、最普遍和最有效的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即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不仅因为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而且因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自我矫正。“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那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过程。”
总之，在李达看来，张东荪等人的温情主义，不过是主张借资本家阶级的国家立法，施行几项“温情”的政策，略略地缓和社会矛盾，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其实质乃为于现实根本行不通的社会改良主义。
基于上述认识，李达重申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真接行动”。其中第一种已在欧美国家实践过，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议会主义“不过要求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在议会中，无产阶级要贯彻自己一点点政治主张，都必须与资本家妥协。其结果，至多能够得到一个非驴非马的政策法案。第二种，即“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组织工会进行一般的斗争。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只适用于工业国家。第三种方式——“直接行动”，有两种，一种是工团主义的总罢工，一种是俄国式的革命运动。前者只适用于工业发达的国家，而后者则更适用于农业国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根据现在的事实，定出‘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这‘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据我所知，就是赤俄同志所走的那一步。”“要救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实行生产社会化；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权力；要借助政治权力，必须先干革命；要干革命，必须先大家努力宣传，准备实力。”
李达对张东荪等人假社会主义的批驳，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仅进一步传播了唯物史观，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也同时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李达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出更具体的分析。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初传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是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得到纠正的。
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
无政府主义早在同盟会时期就已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几经反复，军阀专权成为现实，对政治失望促进了无政府思潮的泛滥。在刘师复等人倡导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影响迅速扩大。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传播更为迅速，一批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相继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有七十余种之多。无政府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由于其强烈的反抗性，对当时的专制统治及社会思想体系形成冲击，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介绍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未来社会的描述，和马克思主义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毕竟有着根本的性质差异，当两者的宣传日渐深入时，这一点也就表现得日益明显。1919年中，无政府主义者、北大学生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首先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难。黄氏虽然在文中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但更多的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他非难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政权形式，表示：“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都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厉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黄凌霜文章发表后，朱谦之等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起初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更多重视，由于在反对现有权威这一点上，双方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而初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盟友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能够做媒摆渡的工具”。《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4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的分歧愈显露，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激烈，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日趋严重。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着手向无政府主义者发动反击。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首先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评，拉开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接着，《新青年》相继发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下品的无政府党》等文，继续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1921年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就陈在《社会主义批评》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进行辩护。陈将两人的通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在《新青年》辟专栏发表，进一步使双方争论明朗化。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成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一重要阵地，该刊第1号至第5号的《短言》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并陆续发表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无懈的《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以及张闻天的《无抵抗主义底我见》等一系列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高度，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批判。应该指出过去被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如前述日本学者石川桢浩所发现的，施存统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日本译回的《哥达纲领批判》和他写的文章，及时地为这场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中共中央主办的新青年社于1922年出版《社会主义讨论集》（主要批判无政府主义，当时中共党员的必读文献）一书，其中施存统的论文仅次于陈独秀，多达五篇。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形态和经济组织。陈独秀与区声白的三次通信，主要从经济事实层面驳斥了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错误观点。区声白指责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个人自由，没有充分重视个人的自由权利，同时夸耀无政府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享有绝对的自由权利。对此，陈独秀反驳说：“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步的少数，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济上熟练上看起来，非闹到停顿而破产不止。”而且，“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但“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陈独秀：《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改变社会现状的唯一办法是立足现实，积极进取，努力改革社会制度，而不是采取退出之类的不负责任态度，无政府主义所谓“绝对自由”的追求，于社会改革和发展言，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作为早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中再次显示了其理论水平。李达从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基础入手，尖锐地指出，“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几个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无政府主义的几大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特征，都主张个人的绝对主权和自由，主张放纵个人的心意性格。这种以他人存在为敌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实际是自私品格的宣泄，由此所生发的破坏作用，为任何社会所难以承受。
李达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一切国家，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将国家机关、政治权力、法律统统视为对立面的观念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机关的国家、法律、政治，本是劳动阶级仇恨的，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法律，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之不暇了。”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第四号。在社会主义社会，强制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净，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不可”。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五号。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向共产主义奋斗的过程，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五号。共产主义者的境界及其现实性、合理性，当然非无政府主义者可比。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在五四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影响重大。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涉及范围除两派论者外，还包括各自的一些同情者及社会各界人士。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可说是大获全胜，大批激进青年通过论战，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些原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也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即连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主将区声白也在致陈独秀信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以后唯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雄厚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刘少奇：《五四运动的十二年》（纪念专辑），《中国青年》第一卷第二期。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同时也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缺乏基础有关。无政府主义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放纵主观心意，遇事好走极端的思想性格与中国传统重和谐、主中庸的民族性格有极大的抵触，其偏于空想的对未来社会的设计虽能一时产生影响，但和当时社会普遍望治的心理也不相合拍。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期，其偏激的观念可以在部分激进青年中引起共鸣，但一旦时过境迁，社会思想趋于沉静时，其被淘汰的命运是必然的。尤其遇上马克思主义这样强劲的对手后，更是难以抵挡。事实上，相对于改良主义而言，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威胁显然要小许多。
也许是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也许是对手过于不堪一击，论战中提出的一些本该深入研究的问题并未进一步展开。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对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专政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作出有力的回答，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根本不应成为问题。陈独秀、李达就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忧虑完全多余。这种过分的自信在当时尚不足以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但流风所及，对此后的中国革命是有一定的不良作用的。中共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过于轻信制度本身的力量，忽略了如何完善制度建设、如何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和这种自信当不无关系。另外，在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的同时，某些人又表现出轻视民主、过分强调统一集中的倾向，陈独秀就认为：“有史以来革命的成功，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对历史进行了错误的总结，这一倾向在不久后的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不良的苗头。
还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运用，除了遇到以上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政派的反抗与攻击之外，还遭到北洋军阀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被列为“禁书”，严禁出版和销售。这说明当时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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