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既为己得更为人取的牟氏生命 (1)

    山东农家子，北大翻书忙

    1928年春天，时年19岁的牟宗三从家乡山东栖霞来到古都北京，考入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当年秋天，北洋军阀结束了它的统治，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段激情而又浪漫的青春时光之后，牟宗三收住了心性，从喧杂的政治生活和躁动不安中远离，开始广泛地阅读课外书籍。

    牟宗三的阅读从中国典籍到世界名著无所不包，曾为吴稚晖的放荡不羁拍案叫绝，也为厨川白村的文学批评倾倒着迷。那一时期牟宗三的阅读虽包罗万象，但是杂而无序，远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对自然生命的体悟。直至遇上《朱子语录》。

    预科二年级开始，牟宗三开始阅读《朱子语录》，对于牟宗三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通过《朱子语录》，牟宗三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想象力，也使得其对传统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照牟先生后来的话说便是“豁然开朗，感到亲切”，这时的牟宗三已不满足于后人对儒学的解读，他要去追寻儒学的真谛，他要去接触和了解影响中国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源头，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挖掘出富有传统力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来。他逐渐由表及里的全面接触儒家经典，于是在升入本科后，他开始读起《易经》来。牟宗三读《易经》是全方位，大规模的，汉易、宋易、清易无一遗漏，在谈及为什么对《易经》有如此大的兴趣，牟宗三后来曾对他的朋友这样说——

    我读易经，是直想著伏羲画八卦是在宇宙洪荒原始混沌中灵光之爆破。那是一种生命值光辉，智及之风姿。全部系辞传是智慧之光辉，是灵感之周流。那光辉更润泽，更嘉祥，无丝毫烟火气，正投着我那年轻时之单纯，想象之开扩。

    可以说，通过阅读这本儒家六经之首的典籍，牟宗三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智慧，这种根本的智慧是中国古来圣贤生命之光的显现，从中，牟宗三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希望。

    1932年，牟宗三通过多年专研，将自己读易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名为《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在这本书中，牟宗三将自己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思考与反省，对宇宙自然的观察与感悟贯穿于始终，印刻出其对于时代精神的早期思悟。这本书写完后，得到了北大众多名教授的嘉许和肯定，有个教授讲易讲不明白，还拿他的书稿去做参考。然而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这位学生辛苦写就的书稿并不以为然，多少有点嘲讽的意味。牟宗三对于此事记忆犹新。

    当时北大哲学系要出系刊，负责人便向牟宗三借书稿一用，牟宗三讲书稿交出去后便没再过问，而负责人又将这本书稿交给了胡适，一年后，当牟宗三得知自己的书稿在大名鼎鼎的胡适那里，便前去索回。胡适对牟宗三说，书写的不错，但是研究方法不对，他觉得《易经》里并没有某宗三讲的那些道理。

    牟宗三说：“我将易经是当做中国的一种新而上学看，那不能不是一种自然哲学。

    听了这个年轻人的话，胡适幽默的说：“原来你是讲形而上学的！”

    牟宗三说了声“谢谢”走出胡适的办公室，，回道宿舍，心里压着一把火，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对自己研究易经的方法做了辩说。有些话很冲很直接。

    牟宗三后来认为，从那时起，自己就把胡适给得罪了。

    青年牟宗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坚定的学术立场在这件看似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上表现无遗，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牟宗三更认定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对于《易经》的深入研读让牟宗三的视野日益扩大，思想逐渐成熟起来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时正在西方流行的文化与学问，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罗素和怀特海感到特别亲切。不过，在这两人中，牟宗三最喜欢的还是怀特海，他认为“我所以能有宇宙论之兴趣，就易经而彰羲和之传统，全该归功于怀特海”，

    正因如此，大学本科期间，除了对《易经》特别倾心之外，对怀特海的著作也潜心研读，虽然喜欢怀特海，但是牟宗三也看到了他和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的不同，牟宗三认为，怀特海的哲学虽有美感，但“那只是一种模式，而我之时代，我之生命，则是一种超越的智慧。”正因为发现了怀特海与自身所处的不足，牟宗三并没有将全部精力放在他身上，而是有所侧重，有所思考，在广泛涉猎中西哲学中，寻找出自己的理想模式。这为今后其在新儒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学识基础。

    儒音凡录

    牟宗三出生于山东栖霞县一个叫牟家瞳的小村子。虽说自牟先生的祖父起，其家是耕读传家的普通农人，但其先祖在当地也称得上是望族。自栖霞牟氏始祖“名宦公”牟敬祖以来，经十九世，或出仕或赢取功名，或以进士出身而居官位，乃至坐拥万亩山林土地的大地主算来不下二十个。在小小的栖霞可谓一时无两。

    怀特海：1861年2月15日出生于英国的肯特郡。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过程哲学”的创始人。1947年12月30日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逝世。

    起于“狮子吼”的新儒学生命

    1932年的冬天，还是普通学生的牟宗三被北大教授邓高镜邀请参加了在中央公园举办的茶会。一同参会的还有林宰平、汤用彤等名教授。

    几位教授有说有笑，牟宗三则在一旁吃瓜子。这个时候，一个头戴瓜皮帽，看起来病怏怏的人在寒风瑟瑟中缓步走来。这个人就是熊十力先生。牟宗三自顾自的吃着瓜子，也没听清他们这几个大教授都在说些什么，突然，他看到熊十力先生猛地一拍桌子，很严肃的大声说道：“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扯淡。”

    听闻此言，几位教授只是呵呵一笑，而当时年轻的牟宗三却被震撼了。心想，这位先生真是不同凡响，一点都不客气，很是凶猛。在牟宗三看来，熊十力先生的那一声大叫就像是一声狮子吼，让牟宗三振聋发聩，当晚，牟宗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

    这次机会难得的茶会，让牟宗三意外的结识了新儒学的开山鼻祖熊十力先生，也彻底被熊十力的魅力所征服。这次茶会对于牟宗三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意识到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未曾企及的境界，对于他来说，这种境界有着改变自己人生的力量。他要去努力达到这一境界，去追求他所说的“超越的前景”。而在牟宗三看来，正是这一“超越”，让他找到了与熊十力相投契的所在。在熊十力先生的身上，牟宗三不仅找到了学问的出路，也看到了一个高山仰止的人品。

    在牟宗三看来，熊十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儒者，热爱生命，热爱真理，不虚伪，不矫情，恩怨分明，敢怒敢骂。当时在北大有一股不好的风气，就是教授们都喜欢讨好学生，不敢教训学生，而熊十力先生则不然，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于犯错的学生绝不轻饶，这也让很多学生对他敬而远之，但是牟宗三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熊十力学习，他知道，熊十力先生的性情和学问是值得他一辈子学习的。

    不过，对于熊十力先生新儒学的学问更为深入了解则来自一次对话。

    一次，冯友兰回访熊十力。那时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熊十力便和冯友兰谈这本书的得失，说：“我的这个观点你肯定是不赞成的，你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需要直下直觉，直下肯定。”

    冯友兰不置可否。

    这让牟宗三感到很震惊，在当时，熊十力先生所说的“良知是真实，是呈现”的这一观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牟宗三说是让自己的觉悟提升到了宋明儒学的层次，熊十力与冯友兰关于“良知”的讨论所折射出的问题，也成为牟宗三一生所探求的儒学真意的核心。

    自茶会一面之后，牟宗三就经常出入于熊先生的门庭，虚心求救，认真研读，成为熊十力先生的关门弟子。在熊十力先生的影响下，牟宗三于个人性情和儒家学问越加精进，他身上原本就卓尔不群的傲气、傲骨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善恶分明的学问生命。日后，虽国事维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个人命运起伏不定，终不改其终生志向，这种志向后来牟宗三认为是熊十力先生为其开启的，熊十力先生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一如牟宗三所说：“熊先生给了我生命的生命，道路的道路。”

    这这种“生命的生命，道路的道路”的指引下，牟宗三发现了中国儒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使命，他要借助中国固有的思想来开拓出儒学的新生气来。牟宗三的这一志向很为熊十力先生所肯定，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

    熊十力先生十分喜爱自己的这一得意门生，在艰难的岁月多次向他伸出援手，使漂泊无着的牟宗三有了立足之地，牟宗三也毕恭毕敬的师事于熊先生，继承熊先生的事业，使熊十力等第一代新儒家开创的儒学复兴之路有了传人，并使之有了长足的发展。

    多年后，当牟宗三回忆起自己的恩师时，这样说道：“熊先生一生，将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振起来，指明个人生命的道路，国家生命的道路，文化生命的道路。熊先生的恢复儒家传统，使我终有所成，实为熊先生开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序篇：既为己得更为人取的牟氏生命 (2)

    儒音凡录

    熊十力：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晚年号漆园老人。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事哲学研究。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早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身立天涯，心思传统

    抗战胜利后，牟宗三教职于中央大学，担任哲学系的教授，与好友，也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唐君毅一起共事，两年后，先后在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任教授之职，时常来往于南京与无锡之间。1948年，应国立杭州大学的邀请，赴杭州担任教职，1949年的夏天，在广州拜谒熊十力先生，随后，只身渡海至台湾，在离开大陆之前，牟宗三已经有12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在他决定去台湾时，他曾托人回老家去接妻儿，但是妻子却拒绝了，说他俩夫妻的命是离得越远越好，抱着一丝遗憾和愧疚，也抱着对自己前途的未知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索，牟宗三渡海来到了台湾。

    孤身一人浪迹天涯，难免心绪黯然，多少有些伤感，一如牟宗三自己说的那样：“吾以流浪天涯之心境，逃难于海隅。自念身处此景，现实一切，皆无从说起。”不过，性格坚毅果敢的牟宗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继而说道：“惟有静下心来，从事文化生命之反省，庶可得其原委而不惑。”

    正因对自己的处境与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 牟宗三放下心中的杂念 ，一心扑向历史和文化的解悟上。这种“解悟”在牟宗三看来，就是“以图中国文化的再造与创新。”而这一阶段，也是牟宗三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刻。

    牟宗三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需要用“大的情感”、“大的精神”来加以疏导，发掘出每一个人的价值，由此发现问题，加以解答，惟有如此，中国文化才有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在目睹了一个原本强大的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寄身于海外一隅，牟宗三的内心是无法得到平静的，就这一方面来说，渡海之后的牟宗三在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更加注重了对于现实的关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必须对此有所反应。

    渡海后两年内，由着这样的反省与反应，牟宗三完成了《历史哲学》的写作，对于这本书的写作目的，牟宗三认为，自己是要发现整个民族在这几千年来成就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不足的又在哪里。“找出它的病痛，而后寻出转弯之道”。

    这一时期，牟宗三开始多方面的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化相应比较，希望能从中得出民族文化的出路。其中张君励    在板块里解释此人    给他启发颇大，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牟宗三指出自己的基本精神还是传统的，因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也是当代新儒学的根本，没有传统，就不可能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其好友唐君毅评说牟宗三，说他在西方的概念中更加坚固了自己传统的意志，虽是“传统的意志”，但是其精神却是现代的。

    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感悟中，牟宗三的自我的学问素养也随着思考的加深而提升。他觉得自己不仅能面对过去的传统，也能正视当下的世道人心。对牟先生而言，这是“必然要经此必由之路”。他以孔子不改其志来自喻，“唯有经历痛苦，方能从虚无的深渊中挣脱出来”。

    一天夜里，牟宗三梦见了自己的父亲，他看到父亲在田间劳作，兄弟姐妹在玩耍，而自己无论怎么呼声，他们都听不到，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一具尸体，横陈在无人的狂野之中。最后只剩下一具躯壳，牟宗三感到很寂寞，很无助，他痛哭起来，但是他听不到自己的哭声，突然一块石头打过来，惊醒了牟宗三，他从床上起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他深深的哀叹一声，心中有千言万语无法诉说，于是，他走下床，写下了“悲味三叹”

    生活流离起伏总是让牟宗三回想起过去的时光，这让他在生命中感受别离之苦的同时，也联想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被割裂与被伤害，由此，他时常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表示过怀疑，但是并没有放弃，新儒学的逐渐发扬给了他以慰藉和寄托，他也以此来抚慰自身心灵的创伤和孤独。

    从某种角度而言，牟宗三个人的悲伤是整个时代的缩影，而其对于传统文化的不断探究则显示出具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在特殊环境下的承担，正因为这种承担，无论是痛苦也好，思索也罢，对于牟宗三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而更多的人在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得取了情感的承担和生命的真实。

    儒音凡录

    张君励：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思想上倾向于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又糅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1923年在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学界的"科玄论战"，是当时详细学派和"东方精神文明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梁漱溟、熊十力等积极宣导儒学的现代发展，主张超出一切门户之见，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实现儒学复兴。

    唐君毅：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书香门第，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白发独立翁，人生意更浓

    1993年，一个香港作家来找牟宗三，当时牟宗三正在看书，见人过来，便摆出一副棋局和作家下棋，这其间，在牟宗三寓所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有的是来看牟宗三下棋的，有的是来请教学问的，但是牟宗三并没有被外界的动静打扰，而是专心于下棋，见作家有所分心，说道：“不要多想，不要多想，下棋，下棋。”

    下完棋后，牟宗三拿来饼干和开水让作家吃，而自己则拿起报纸翻阅起来，见作家吃的很开心，他笑着说：“慢点吃慢点吃，你吃面包，要喝点水才好。”

    后来这位作家在听了牟宗三的几堂课后，对周围的人说，牟先生真是精神矍铄，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讲课很有条理，说的也很通俗，让人一听就能明白。他说，牟先生是个真正的大哲学家，也是一个有真性情的大儒家。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牟宗三基本停止了学术上的思考，除了教课就是参加一些学术活动。那时候的牟宗三已经没有了刚渡海而来的伤感和忧郁，有的只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快意。这份从容与快意更多的来自于牟宗三自己。他开始爱上了下棋，爱上了运动，开始享受起晚年的生活。在分散几十载的亲人重聚之后，牟宗三的生命越发放出灿烂的光芒。他在儿子、孙女的身上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虽然晚年平静的生活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快乐，但是牟宗三依然关注着新儒学的发展，对于牟宗三来说，这是他真正的生命所在，他的生理生命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渐衰颓，但是其文化的生命却在他步入晚景之后，越发显出强大的智慧光芒，这时候的牟宗三对于中国文化的问题可以说举重若轻，自然中见其真意。

    牟宗三的一位学生曾说，牟宗三学识景深，热情无限，智慧闪耀，有时虽只言片语，别人却能知其所有，牟先生是达到了学问人生的最高境界。

    和熊十力先生一样，牟宗三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相当的严格，牟宗三自己说：“我教其做学问的态度与章法，自然可以循序渐进，温柔和善，但这一学问终究也只是一般的学问，而求得人生之广大，非要严格要求不可，惟其严格，学问方能在人生中起点正途的作用。”

    这句话实际上也是牟先生对于做人的一种认识，牟宗三半身起落，对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文化学者深层次的体悟，到了其晚年，牟宗三将这种体悟更多的传至于下代，他的目的，也是想起到“薪火相传”的作用。时至今日，新儒学依然有着广泛的天地，于牟宗三晚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余英时说他是在“为中国文化留一线命脉”。

    1994年，牟宗三感到体力不支，全身无力，被紧急送入台大医院疗养，虽然一时好转，但是第二年的3月，他再度住院，一个月后，因器官衰竭而与世长辞，享年86岁，

    应该说，牟宗三走的很平静，按照其学生林清臣的话说，这份平静来自他自身的圆满。“他不曾遗憾什么，自渡海以来，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新儒学因其而广受瞩目，至晚年常说‘人要办点正事，说点真话’。我们这些人才有现在的一些品德。”

    牟宗三终生不做官，不取财，不搞华而不实，一心只在中国文化中用其精力，对于平凡的世界，他更强调是要有不平凡的人生学问，“这学问不为自己，专为我们中国文化做一点点贡献。”正因如此，晚年的牟宗三虽然体力不经，但其意志不减。在牟宗三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儒者的真情真性与一份儒家的生命力量。

    儒音凡录

    林清臣：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工系，后学医，专攻脑神经科。曾留学日本，研究老年疾病。受父亲影响，课业之余，学习哲学，常听牟宗三讲学。牟宗三很多次讲学都是由其录音、整理，汇录成篇。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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