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儒学镜像下的人文传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根本宗旨，简而言之，即是为人与治世之道。牟宗三先生认为，自孔子的原始儒学到陆王心学，实际都是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于国家我们何以承担，于做人我们何以立身。在牟先生看来，去恶扬善的情操，修身养性的智慧与闲云卷舒的性情，这些儒家传统从其创立以来就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时而今日，依然如此。

    第一章孔孟之道，探究生命的站立方式 (1)

    孔子式生命——执着进取，永不放弃

    当谈及孔子的时候，我们更多想到的是他那种“不管前路多坎坷，我辈一心为弘道”的永不放弃的精神。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没有像鸵鸟那样将头深埋沙土，以为能视而不见，而让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列国奔走。孔子对他的学生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很显然，这位令人起敬的夫子更愿意扮演行动者的角色。为了宣扬他的主张，他带着他最为得意的学生踏上了一条黄沙漫天的崎岖长路。

    楚王听说孔子是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决定派人去聘请孔子。当时楚国是个大国，孔子觉得如果能借着楚国的影响将自己的学说发扬光大，无疑是件好事，于是，他欣然答应了楚王的邀请。

    就在孔子收拾停当，准备和弟子踏上去楚国的道路之际，陈、蔡两国的大夫们聚在一起动起了歪脑筋。他们说：“孔子是贤能的人，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他宣扬的思想，现在楚这样的大国来聘请他，如果他在楚国得到重用，我们这些大夫就危险了。”

    于是这些人派兵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了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山野之中。几天以后，孔子一行人所携带的粮食都已吃完，一些体弱的弟子相继倒下，面对有些伤感的场景，孔子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志向，依然弦歌不辍。

    大家都劝孔子不要再去楚国了，早点打道回府就不会挨饿受冻。子路语带嘲讽的对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厄的时候吗？”

    孔子说：“君子穷厄是很正常的事情。难道我们因为穷厄就放弃我们的理想，就不去推行我们的道吗？君子能修其道，却不一定能为世俗所容。看来你的志向并不远大呀！”

    孔子又问颜回，颜回说：“夫子推行您的道就是了，天下不容，又有什么关系呢？道不修而遇穷途就放弃。就是我的耻辱。”

    孔子为了宣扬自己的道德理想，虽在陈、蔡之间被困多日，但依然不改其志。没有放弃去楚国的打算。后来，楚昭王兴师来迎孔子。陈蔡之厄于是结束。

    孔子为人，遵其道而行之，犹如不知疲倦的掘进机，以自己的满腔情感在茫茫乱世中力图寻出一条世人皆能跨足的大道；在这种寻找与奔走间，孔子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让芸芸众生看到了世人的希望。

    牟宗三先生说孔子“因其对文化有不忍之心，故而有不弃之情。孔子的伟大不在言语，在其为理想而不灭不弃的人格。”在牟宗三的眼里，这就是这位“至圣先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所在。因为孔子一语道破了生而为人的全部内容：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需要做什么样的人，秉持什么样的理想，开拓什么样的人生。

    我们很多人，往往因为眼前道路艰难，而改走其他道路，因为山川难以翻越，便抽回了正欲跋涉的双脚，然而却不知道美好惊艳的风景往往隐藏于深山峻岭之中，试想，孔子如果因陈蔡之困而放弃了去楚国，那么他所执著的人生信仰就少了一次向众生展示的机会，而我们如果畏惧险途，害怕风雨，结果也只能是甘于平庸，而不能进取，自己的人生也活不出真正的滋味出来。

    星期天的早晨，特洛伊正独自在海滩上玩耍，这时有人突然跟她打招呼——“早上好。”特洛伊吓了一跳，急忙转过身去。她看到了那个人，那个人胡子拉碴的模样着实让人有些害怕。 她用疑惑的眼神瞪着他。

    那个人微笑着对特洛伊说道：“告诉我，你将来想干什么？也许，还不知道？不知道更好，一切都在前面，新鲜，光彩的未来。可是，你听着——”他朝前探着身子：“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他抓起一把细沙，“这儿有成百万颗钻石。只要你深入其中去发现。瞧这个！”他递给她一片玻璃碎片，它的棱角被海水和沙子磨光了。别人会说，毫无用处。可是，把它对着光瞧瞧！它翠得像绿宝石，神秘得如翡翠，光洁得像墨玉！”

    “看那里，”他指着天上的海鸥说道，“那就是我的意思。人，不能像海鸥点水般。哪怕只有针尖般大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孩子！要努力寻找，努力抓住晨光的双翅。”

    她仔细看了看手里那片被海水刷亮了的碎玻璃片，翠得像绿宝石，神秘得如翡翠，光洁得像墨玉。

    “哪怕只有针尖般大的希望也不能放弃。”特洛伊正是在这句话的鼓励下，开始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故事中的这个人一定是个生命的智者，他的那句话从某种程度而言改变了特洛伊的人生。的确，有时候希望很渺茫，有时候世道很昏暗，有些人总是跟我们作对，有些事总是给我们以挫折，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连流行歌曲也在唱“不历经风雨怎么见彩虹”。

    永不放弃并非是在跟自己过不起，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容易说服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说服自己的心，孔子说他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的人，正如此，他更要将自己的生命与儒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继而丰富自己也丰富他人，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孔子执著坚韧，故有周游列国而不弃其志，我辈可为之一学。”

    儒音凡录

    颜回：春秋末期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年十三，入孔子之门”，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也许是天妒英才，颜回不幸早死。

    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至宋朝加封为“兖国公”，明朝嘉靖年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刘备式为人——以仁为大，找到方向

    牟宗三先生在总结孔孟的相通之处时，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认为“孔孟俱由仁义出”。这一评价一语中的。的确，“仁”不仅是这两位儒者终生为之寻求的终极真理，更是一种儒家的生活方式和为人的道德标准。它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寻找到自己的为之奋斗的理想。

    一天，在孔子的私人书院，他平生最为得意的学生颜回向孔子来请教有关“仁”的问题。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要领。”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

    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在孔子看来，知晓这些道理，就能做到“仁”了。进一步来说，所谓“仁”，便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相互亲爱而不伤害，相互敬重而不轻薄。这是一种极理想的行为指南，是孔子一生所崇奉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孔子还用恭﹑宽﹑信﹑敏﹑惠这五种为人的品德来说明“仁”的性质，孔子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五种品德才能成为仁人，哪怕缺少一项也不行。可见其对“仁”的重视程度。与孔子相同，在孟子看来，“仁”也是一种做人的基本道德情操，但是他更看重“仁”在现实政治上的反应，他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做人事，要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在孟子看来，唯有“亲亲而仁民”，天下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否则，一切的功绩都将成为往事，所有的英雄都将成为枯骨。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秋8月，曹军大举南下，此时荆州牧刘表病危，形势混乱，治下人心惶惶。9月，曹操至新野，此时刘表已去世，其子刘琮举州投降。此时，刘备屯驻樊城，刘琮不敢将已降曹的消息告诉他。后来，刘备察觉，刘琮才通知刘备。这时曹操大军已到宛城。诸葛亮劝刘备乘机并吞刘琮，把荆州控制在手。但刘备念及刘表情意，没有同意。

    刘备自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曹军的锋芒，只得南撤江陵，以作权宜之计。荆州吏民对刘备颇有好感，纷纷随之南撤，连刘琮的部下也多愿跟从，因而队伍越聚越大，等到达当阳时，“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而曹军最慢也日行三十里，况曹军先锋多为骑兵，不日即可追上行动缓慢的刘备军民。

    眼看敌军逼近，有人劝刘备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刘备说：“夫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仍与众人缓慢南行。

    刘备对于“仁”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体验。不管这种体验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还是形势的需要。正如刘备自己说的那样“操以暴，吾以仁……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段话可以概括为刘备的为政为人之道，取胜成功秘诀。放到如今这样社会，不也如此吗？

    一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仁”无疑是治国平天下之人最为首要的自我修养，这种修养既不是附庸风雅，更非搅扰造作的自我表现，而是人人得以成长为真正有生命之人的必然途径。

    朱熹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仁者无敌的背后是一个人道德力量对外界的影响，不受诱惑而自定，不受纷扰而自明，这样的人，又何尝成不了完人？

    儒音凡录

    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字元晦，19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病逝。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

    淳熙二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牧：“牧”是管理人民之意。汉武帝时设十三州部，每部设一刺史，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后废置无常。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设州牧，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如汉末刘表为荆州牧，袁绍为冀州牧，都等于割据政权。

    香帅式抉择——明晰善恶，不走歧路

    在儒家经典《孟子》里经常能看到有关性善性恶的辩论。相比较孔子的温文尔雅，孟子似乎更愿意金刚怒目。何为善？又何为恶？人之初生，是否就像西方宗教所宣扬的“原罪”？这似乎是一个永远都理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似乎纠缠于一团乱麻，“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对于孟子来说，他早已在与别人一场场生动有趣的辩论中认清了这一真相。

    在这位个子不算高大的亚圣看来，人性的善，就好比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认为，虽然水被拍打一下也能使它高过人的额头，也可以用人力将其阻挡令它倒流，但这不是水的本性，就像“恶”不过是外部的形势导致的结果罢了。

    公都子说：“告子说：‘天性没有善良、不善良的区别。’有人说：‘天性可以变得善良，可以变得不善良；所以文王、武王得了天下，百姓就爱好善良；幽王、厉王统治了天下，百姓就变得凶暴。’又有人说：‘有天性善良的，有天性不善良的；所以以尧为君主，却有象（这样的臣民）；以瞽瞍为父亲，却有舜（这样的儿子）；以纣为侄儿，并且以他为君主，却有微子启、王子比干。’现在您说‘天性善良’，那么他们所说的都错了吗？”

    第一篇 第一章孔孟之道，探究生命的站立方式 (2)

    孟子说：“至于说到人天生的情性，那是可以认为是善的，这就是我说的天性善良。至于有人变得不善，不是天性的过错。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就是仁；羞耻心就是义；恭敬心就是礼；是非心就是智。可见仁、义、礼、智不是由外界赠给我的，是我本来就具有的，只是不去思考这些罢了。所以说，‘探求就能得到它们，放弃就会失掉它们。’有人（同别人比）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这是不能充分表现他的天性的缘故。《诗经》上说：‘上天生养众民，有事物便有法则。众民保持了常性，所以爱好美德。’孔子说：‘作这篇诗的，是懂得道的啊！有事物便有法则；众民保持了常性，所以爱好美德。’”

    孟子的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他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倘若善是阳光，那么所谓恶不过是晴天下的太阳雨，虽然淋湿了行人的肩头，但依然遮挡不住普照的阳光。善虽出于主观的理想，但最终落脚的还是具体的行为。

    牟宗三先生将这种善的行为看成时“善导一切，成全一切”的最高标准。牟宗三先生对此说道：善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可是你不去唤醒它，人之所为必然会走到善的对立面，从而为非作恶而不知羞耻，丧失人格而远离道德。

    可以说，善是一切的根本，是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我的最佳途径，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不断认识外部世界的最佳途径。古龙笔下的武侠人物楚留香似乎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江湖人称盗帅的楚留香给碧云庄庄主留了封信，说晚上要来“借”镇庄之宝玉观音一用。

    碧云庄上下高度戒备，还邀请了武林高手来看护摆放玉观音的房屋，还在进庄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

    半夜，正在大家以为楚留香不会来的时候，一阵狂风扫过，烟雾飘渺，令人眩晕，几分钟后，有人喊叫起来：“玉观音不见了！”

    而此时，楚留香已经拿着玉观音走远了。

    楚留香来到了郊外的一处田庄，那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瞎子爷爷，这个瞎子爷爷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摸一摸有天下第一之称的玉观音。近来，这个瞎子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楚留香知道后，就决定帮瞎子爷爷完成这个心愿。

    当瞎子爷爷的双手颤颤悠悠的放到玉观音的身上时，他满足的笑了笑，随即便安详的睡去了。

    安葬好瞎子爷爷后，楚留香的朋友胡铁花问他：“我真不明白，在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江湖，我们是应该做一个善人还是一个恶人？哎，你是恶人还是善人？”

    楚留香笑道：“我也不明白。我在做选择。”

    刀光剑影，人心险恶，所以人在江湖，往往身不由己。做一个善人，易被歹人所害，做一个恶人，又被世人痛恨，善恶之间实在是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而这也正是楚留香所苦恼的。正因为世事多变，人心无常，现实的人们常常选择一条更为稳妥的处世之道：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实际上，按牟宗三先生所言。

    善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发现这种力量并以它来影响众人，便能成为一个具备美德的人。有善性的人必有高尚的人格，他们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许和要求，更愿意以积极心态去面对世间的一切坎坷崎岖，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更多乐观的人生和无限的希望。

    儒音凡录

    告子：战国时思想家。据说为墨家门人，其言论见《孟子·告子》篇。也有人认为此人是孟子杜撰出来的人物。

    楚留香：这是古龙笔下第一个接近神话的人，像古龙自己说的那样：优雅、冷静、瞬间的爆发力。其盗术神奇，江湖人称“盗帅”，更因“盗帅踏月留香”而被尊为“香帅”。其飘逸灵动空前绝后。“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后人尊其为“香神”。

    孝孺式人生——放弃私利，以求大我

    一只乌龟背着四五只小青蛙艰难的爬行在一条沙土上。这几只小青蛙都是从人类的捕杀中逃出来的，它们受了伤，在路上遇到了这只乌龟。乌龟二话没说，就背起它们朝自己居住的池塘走去，在那里，这几只青蛙可以安心的养伤，很快就能活蹦乱跳了。

    一路上，乌龟遇上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这些动物个个都是坏脾气，看着乌龟背小青蛙，都很好奇，便不停的捉弄它们，小青蛙的伤势越来越严重，而乌龟一路爬来也感到身心疲倦，加上动物们的玩弄，它快坚持不下去了。

    好不容易到了池塘边，等青蛙们一个个跳入池塘的时候，乌龟也昏死过去，幸好，它没有死，只是太累了。认识它的鲫鱼对它说：“你怎么那么傻啊，那些青蛙跟你非亲非故，你还那么救它们，自己差点没命，值得吗？”

    乌龟说：“不能只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别人，那个时候小青蛙们都快死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就算我死也得救，你想想，我只是一个，而它们有四五个，我得为他们考虑。”

    乌龟朴素的话里透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实际上，如果把乌龟遭遇的事放到我们人类身上，到底能有几个人做到像乌龟那样呢？牟宗三先生说，儒家讲大义，就是要舍掉单独的我，去拯救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人生有时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不知何时就会给你出个难题，将重大的考验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作出明确而又坚定的判断

    这是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旅程，如同一部剧情丰富的古装电影，刀光剑影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极容易让人在驻留之间迷失方向，丧失信仰。人生的信仰，如果以孟子一贯倡导的处事哲学来看，就是义和利的取舍。在孟子的眼里，“义利”从来都是对立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虽然生命可贵，但如果人的一生只是用了追逐自己的私利，那么这所谓可贵的生命也丝毫没有任何价值去留恋。舍生而取义是孟子一生所奉行的行动准则，正因如此，对于那些追名逐利，求小利而忘大义的人，孟子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对于权贵亦是如此。他认为百姓言利，家道不能长久，国君言利，则国家不能长存。

    正如《孟子》一书里所写的那样：“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牟宗三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孟子时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树立起了一种最易可行的人生形态，这种人生形态代表着一种智慧，更是高扬人格的体现。唯有大义者方有大胸怀，唯有大胸怀，可成中流砥柱的人物。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自北平起兵，自称“靖难”。四年，攻陷京师，登基称帝。

    遭遇都城顷刻陷落，皇帝悲惨死去的方孝孺，在朱棣大军抵近京师后闭门不出，日日为建文帝穿丧服啼哭，明成祖叫人反复劝他归顺，并许下诱人承诺，方孝孺不为所动，当众嚎啕，声音凄厉，明成祖也颇为感动，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让其快速拟定登基诏书，并说：“此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旋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方孝孺一介书生，在面对篡位者的屠刀时，抗节不屈，大义凛然，就其为当时读书人所崇奉的“率王道而秉正义”的立世之本而言，古来者并无几人。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为大义者何惧死！”

    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人称此井为“义井”。

    方孝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活下来，但是他没有。对于方孝孺而言，人生大义就是他的生命，丢掉大义而苟活于世，对他简直就是最大的羞辱。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求大义而死的道路，至今为后人传诵。反观我们当下的现实，开口闭口所说的无一不是个人的利益，自已的所得，而将人生大义抛于脑后，这样的人，在危难之际，我们又如何能对其抱以希望？

    常言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是孟夫子提及最多的字眼，对于身处乱世而流离，每遇残酷现实而理想碰壁的孟子而言，这个“义”字永远是人生的指南针，是一种梦想，亦是一种情操。孟子只有一个，秉大义如方孝孺者，五百年来同样屈指可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蝇营狗苟中度日，在“皆为利来”的熙攘人间中淘换一己之快慰的那些人。正因如此，在价值多样化的当下，一个秉大义的人更显得弥足珍贵，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儒音凡录

    方孝孺：明初大臣，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师从有“开国文臣之首”之称的翰林学士宋濂，建文年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10族。

    靖难：原意为平定变乱。朱允炆即位后对藩王势大难制深感忧虑，即与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建文元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从其口中得知燕王将举兵谋反，于是发兵逮捕燕府官属，朱棣随即命燕府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遂据北平。后以尊祖训，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誓师出征。

    七贤式样板——进退之间，立身有度

    牟宗三先生说，进退之道就是儒家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儒家所谓的“穷达”在乎自我修养而惠及外界，这也正是中国人文化性格最显要的标志。

    刘伯温一生好学，儿时便显聪慧。22岁中举人，23岁考上进士。26岁出任元代江西行省高安县丞。此后，历任元代浙江行省都事、浙江儒学副提举等职。曾多次上书议论国事，提出的意见却一次也未被朝廷采纳，反而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非常失望，先后3次愤然辞职，回故乡青田隐居。

    隐居青田期间，刘伯温潜心著述之余，静观天下形势，经过一番分析，他加入了朱元璋的义军队伍，为明朝的创立、将天下百姓从元末的黑暗统治中脱离出来立下了不朽功劳，表现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林高风。

    在人们的印象中，“达”是刚健进取精神的体现，是一个具有万丈豪情，立志干一番冲天大事业的人应有的风貌；而“穷”这个姿态，则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抽身隐遁，至此断绝了建功立业的念头。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入世而不庸俗，出世而不离群索居，是穷达立身的至高境界，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从刘伯温的身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一轨迹。对于当代人来说，无疑也是竭力追求的生命态度。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一群行为怪诞，性格旷达的人。他们整日饮酒高歌，畅谈无为之道、议论古来往者，重清谈而远世俗；时而仰天长啸，时而烂醉如泥，乍看下去，倒也是一副怡然自得的闲趣景象。不过慢慢深入便可知，其实一切不过是表象罢了。

    “竹林七贤”，尤其是七贤中的代表性人物嵇康、阮籍，心怀国事而忧伤，语论虚无而挂牵。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常以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来对抗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这种对抗，表现在嵇康身上是“非汤武而薄周礼”，在否定一切道德礼仪的同时，其实是对日益黑暗的司马氏统治表示不满。对阮籍来说，则是醉卧六十天，以此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于自己的女儿，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洁傲气概。很多事如今看来实在是风流快活的人生，不过回溯千年，不难发觉，竹林中的这几位贤者内心的愁苦与憋闷，入世必被司马氏所用，而出世则难解心中抱负，有愧圣贤教诲。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另一种表达方式。以曲折隐晦的笔墨在咏怀和抒情间隐隐发泄内心的火焰。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文人意识和趣味，“竹林七贤”的种种行为似乎显得过于现代，过于超前，让人多少摸不着头脑，以至于双目侧视。但是细细想来，对于他们来说，唯有“放浪形骸”，才能更好的保留内心最纯净的所在——修己身而惠外物。这是对“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的最好注解。

    生而为人，既不想苟活于世，碌碌无为，又想追寻内心的安定，搭建灵魂的乌托邦。正因如此，探求“穷”的修养，是为了更好的接近“达”，正如“缩”是为了“伸”一样，这是儒家的大智慧。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从自我的完善直至世道的完善，而所谓“穷达”，不过是适用于不同人的不同道路罢了。唯此，心境自由，人生开阔，意境高远方才能得以实现。

    儒音凡录

    竹林七贤：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的合称。《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

    《郁离子》：刘伯温所著。《郁离子》不仅集中反应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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