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对外竞争中屡屡失利，不少人反求诸己，回向传统找问题。康有为曾说，“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只要去掉中间的“不能”二字，便是那时（以及现在）很多人的写照。中国传统并非没有问题，但这些人确因近代几十年的屈辱，便否定了几千年的教化。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连带现象，颇类后来的出口转内销——明明是对外打仗不行，却反求诸内，看到了作战之外的社会问题。
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诟病中，一个常被人提及的现象，就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连吕思勉这样的通儒，也不免跟着责备专制集权导致“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实则不论官多官少，社会是否能大体安定，才是判断吏治的根本标准。若官少而世治，该大得表扬才对；但那时一些人却因外国的地方官多，而“发现”了中国的问题。
出洋考察政治的两位大臣戴鸿慈和端方就观察到，外国的“州郡府县，其下画区数十，置吏数百，以分举各务”。而中国自隋唐之际废乡官，州县官乃“以一人而治彼数百人之事，绝无佐理之人”。且不仅州县官“以一人举欧美数百吏之职，其受治之人民，亦复群焉依赖，未尝自结团体，自开智识，以谋一方之公益”。
实际上，中国州县官能以一人治欧美数百吏之事，恰因民间能自治，即人民像端方和戴鸿慈所说的那样“自结团体，自开智识，以谋一方之公益”，充分体现了小政府的长处。如果人民并未如此，而以一人治州县，则在以千年计的长时期中，中国岂非一片乱象？
眼光敏锐的陈独秀看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与众不同”，将其概括为“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吴天墀先生后来也说，宋以降中国社会是“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两人表述不一，而所见略同。这一社会的特色，即陈独秀所说的人民“不和政府生关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天高皇帝远”。
陈独秀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诉讼和纳税，“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但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而这些久存的“联合”，就是中国实行民治（即今日所谓民主）的历史基础。
看到这些也无需什么后来的新知识，御史胡思敬当年就指出，这种事事“莫不有会”的机制，虽不“树地方自治之帜”，却“隐然具一自治之规”。
其实戴鸿慈和端方也知道，地方自治的意思，就是“以国事之一部分委之人民之自理，以补官吏之不及”。但他们心中已先有一个自治的典范，即“其在乡者，必有乡会以司立法，有乡长以司行政。乡长大率一人，乡会则置议员数人、数十人不等，以户口之多寡为衡；皆由人民公举，官不过问”，市镇亦然。据此标准，他们可以确信：“地方自治制度，中国所无，而各立宪国皆有之。”
换言之，必须像外国一样通过选举产生基层长官和各级议会，然后可谓自治；而地方实际是否已治，则基本不予考虑。外来的“自治”观念，遂成为评衡中国既存事实的标准。用后来革命者的话说，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洋八股”。其背后的预设，即地方不可能无官而治；只要无官，即是不治。端方、戴鸿慈与胡思敬同朝为官，对胡氏所见的“自治”，他们显然视而不见；仅因看到无官，便据此推出“不治”。
眼目前的事实可以被外来的观念所遮蔽，已有些匪夷所思；而这样的认知竟成为朝廷决策的基础，据以推动和实施改革。可知清廷的灭亡，还真不乏自取的成分。也正因此思路，基层的议会并未产生，一县设置数百官吏却渐成事实，后来还在步步扩充。本本主义何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或许值得我们反思。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