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童年锻造品格——霍英东

    提起霍英东，很多人并不陌生，不仅因为他是身份130亿港元的香港亿万富翁，还因为他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然而，如果说起霍英东的家庭出身，他也许是富翁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在“舢板”上度过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长年居住在舢板（就是一种小木船）上，被人称为“舢板客”。1923年，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物卸到自己的小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上。霍英东7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才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人小力薄，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两天就被辞退了。那几年中，霍英东的境况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

    捕捉商机捞取人生第一桶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 8万港元中标。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 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为他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创新带动发展

    1953年以后，随着香港的日渐繁荣，霍英东就预料到，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一个偶然的事件，令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决定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采用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进口挖泥船成“海沙大王”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海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20世纪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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对建筑材料黄沙的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不忘回馈社会赞助体育事业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获得金牌的中国体育健儿访港。霍英东给来访的金牌选手总计大约2800万港元的重奖。从1992年的第25届奥运会之后，“霍英东体育基金”就开始拨款奖励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的内地奥运选手和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的选手获得一枚重一公斤的纯金金牌及8万美元奖金；亚军获得半公斤重的金牌和4万美元奖金，季军获得0. 25公斤重的金牌和2万美元奖金。霍先生这样解释：“捐赠体育项目，并非仅仅由于我本人喜欢体育运动，而是基于体育运动本身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兴盛的重要作用。”他说：“国家每年拨予教育的经费达四百多亿人民币，拨予体育的仅十多亿。

    当然，相对于11亿人口，还远未能说教育经费已经足够，但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之中，捐资兴学的人士毕竟比助体育者多得多。因此我尤其愿意在体育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努力。”这么多年来，霍英东所捐赠的巨款中，有五分之一直接捐赠于体育项目。

    艰辛经历开启商路——宗庆后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四十多岁的宗庆后登着“三轮车”在杭州街头巷尾卖冰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会成为那个伟大的品牌——“娃哈哈”的老大，2008年，宗庆后坐拥88.4亿元并成为《福布斯》

    榜上的第16位中国富豪。

    鸟枪换炮台冰棒到娃哈哈的蜕变

    在“唯出身论”的年代，宗庆后由于“旧官僚后代”的出身让他尝尽了人生的艰辛。16岁那年（1961年），宗庆后被“安排”到浙江舟山去填海滩，一呆就是18年。1979年，宗庆后顶替母亲的退休名额回到了杭州市做了一所小学的校工。1987年，他和两位退休教师合办一个校办的小经销部，主要给附近学校里的孩子送文具、棒冰等。在送货的过程中，宗庆后了解到很多孩子食欲不振、营养不良，是家长们最头痛的问题。宗庆后说：“当时我感觉到做儿童营养健胃品应该有很大的市场。”宗庆后在填海劳动时形成的坚毅性格，让他决定抓住这个机遇搏一把。此时宗庆后已经42岁了，面对众多朋友善意的劝说，宗庆后固执地说：“你们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可能是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我这一生中还能有几次机遇呢？”

    1988年，宗庆后勇敢地借款14万元，组织专家和科研人员进行研制，很快开发出了笫一个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随后，“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传遍神州大地，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大江南北，到第四年销售收入已达到4亿元，净利润7000多万元，完成了娃哈哈集团初步的资金积累。

    兼并破产的国有企业

    1991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销量飞涨，市场呈供不应求之势。但即便如此，宗庆后依然保持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宗庆后说：“当时我感觉如果娃哈哈不扩大生产规模，将有可能丢失市场机遇。但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这样做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了，产品却没有了销路的困境。”宗庆后将扩张的目标瞄向了濒临倒闭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该厂有2200多名职工，但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而当时的娃哈哈仅有140名员工和几百平方米的生产场地。摆在宗庆后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联营，二是租赁，三是有偿兼并。显然前两条路是稳当的，而有偿兼并则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但宗庆后最终决定拿出8000万元巨款，走第三条路。娃哈哈“小鱼吃大鱼”的举措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最初包括老娃哈哈厂的职工，都对这一举措持反对态度。宗庆后力排众议，最终完成了并购。娃哈哈迅速盘活了杭州罐头厂的存量资产，利用其厂房和员工扩大生产，三个月后将其扭亏为盈，第二年销售收入、利税就增长了1倍多。1991年的兼并，为娃哈哈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宗庆后尝到了并购的“好处”。之后，并购几乎成为娃哈哈异地扩张的主流手段。到2002年底，娃哈哈已在浙江以外的22个省市建立了30个生产基地。2002年，娃哈哈共生产饮料323万吨，占全国饮料产量的16%。

    如果说早期的并购让娃哈哈迅速做大的话，那么他与“达能”的合作则帮助娃哈哈做强了。1996年，娃哈哈的产品已经从单一的儿童营养液扩展到了包括含乳饮料、瓶装水在内的三大系列，当时的娃哈哈效益还很好。但是宗庆后再一次谈到了他的感觉：“但我感觉已经出现了危机，企业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规模太小，当时除了营养液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之外，果奶、纯净水都有与我们实力和品牌相差无几的竞争对手。”宗庆后为此制订了一个投资金额达几亿元的长远规划。

    吸收外资加快发展巧妙闯入“两乐”市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巨额的投资，银行贷款很困难，民间融资更不可能。最后，我们想到了国外资本。”宗庆后说。从1996年与达能集团合资兴办了5个企业之后，娃哈哈与外部资金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对达能集团至今累计投资已近1亿美元。由于合资的基础不错，能够抓住外国投资者获取利润的心态并予以满足，避免外商指手画脚硬要经营权，所以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非但没有像许多国内合资项目一样以失败告终，而且合资公司每年的资本回报率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农村市场养大“非常可乐”。在娃哈哈的成长历史中，非常可乐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存在100多年，在全球饮料行业中占有绝对优势。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乐”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很快便以势如破竹之势占据了我国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接触众多的经销人员之后，宗庆后当时发现了“两乐”市场操作的两大缺陷：一方面，“两乐”的决策过分依赖数据模型分析，流程漫长，不可能完全覆盖广阔的农村，而且“两乐”进入中国20年来，也一直没有想过要进入农村市场；另一方面，“两乐”对高额利润的无止境追逐使其经销队伍缺乏向心力。随着“两乐”市场地位的稳固，“两乐”逐步转向了重视大城市终端的深度分销模式，给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压得越来越小。宗庆后再次感觉到了机会。

    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正式向“两乐”挑战：“非常系列”将双脚扎根于广大的农村，紧紧抓住“两乐”在广大农村认知度相对较低的状况，以低价格切入；同时“非常”系列给经销商留足了利润空间，很快占领了低端市场。正是看准了“两乐”的缺陷做文章，非常可乐很快异军突起。

    2002年娃哈哈“非常系列”碳酸饮料产销量达到62万吨，约占全国碳酸饮料市场12%的份额，在单项产品上已逼近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量。

    创办多元化的儿童用品

    2002年5月20日，娃哈哈童装公司在北京举办娃哈哈童装展示发布会。娃哈哈盛传多年的多元化，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而这一步竟是童装，多少有些出乎众人意料。“童装只是娃哈哈跨行业经营的一个新支点，是娃哈哈进一步多元化的开始。”宗庆后的计划是，采取零加盟费的方式在全国开立800家童装专卖店，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实际上，在纯净水、可乐、奶饮料等系列产品疯狂赢利的时候，娃哈哈已经感受到了市场饱和的危机。全国饮料市场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能大刀阔斧开辟的地方已经不多，这已不能让宗庆后满足。

    在此之前，关于娃哈哈多元化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娃哈哈曾经和英国一家保健品公司建立了一家合资保健品生产厂，但宗庆后最后却以“现在进入保健品，市场时机还不成熟”，延缓了大规模进入的日期。

    娃哈哈曾兼并了一家酒厂，可是后来娃哈哈在酒方面也没有多少投入；娃哈哈维生素含片成功上市，但宗庆后的想法却是“药业的条条框框太多，麻烦”。

    关于未来娃哈哈的走向，63岁的宗庆后说：“我们有十几个亿的闲余资金，今后将把它们投向两个领域：一是食品、保健品、药品；二是做所有的儿童产品。”

    贫穷知青独具慧眼——李晓华

    李晓华，1951年8月生于北京，现任香港华达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华的创业经历充满传奇，是中国拥有法拉利的第一人，他在取得成功后频频参与慈善事业，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授予名誉会长称号。

    改革开放迎曙光广交会上遇商机

    李晓华是一位从北京市上山下乡的知青，1969年（18岁）他下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1978年，李晓华的父亲得了重病，经多次申请，他终于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返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就靠干临时工来维持生活，他曾给人家烧锅炉，看仓库，当过搬运工，后来终于在国家计委机关食堂里找到了一份刷锅洗碗的工作。就在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了，国家实行了新的富民政策，允许个体经营，李晓华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开始在业余时间贩卖些电子手表等小商品，赚了一点钱。1981年他第一次到广交会上去找商机，当时正值T恤衫、变色眼镜走俏，虽然利润丰厚，但他并未为之所动。他站在一台美国产的冷饮机面前凝视了许久，他意识到这是一台会“下蛋”的机器，而且他估计着自己能买得起，然后问道：

    “小姐，冷饮机怎么卖？”服务员说：“没有货。”李晓华灵机一动，找到了经理，先交朋友，请他吃了顿饭，这才把冷饮机买下。当他把冷饮机运回北京时，已经囊中空空了，没有多久，就进入夏天了。他把这台新鲜玩意儿，运到北戴河海滨，他和当地人合作，赚钱各拿一半。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已届而立之年的李晓华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商业敏感和决策能力充满了信心。这个夏天他净赚了十几万元（按购买力计算，约合现在的一百多万元）。但是到秋后他把冷饮机卖了，别人都说李晓华傻，像印钞机一样的东西怎能卖了呢？李晓华笑着说明年一定会有很多冷饮机出现，果然第二年就出现了许多台冷饮机。之后他找中科院的专家帮他设计出投影机（一种类似小电影的东西，因为当时电视机还很少，投影机发展很快，到处都有投影机放映室），他卖投影机再次赚了许多钱。

    到日本留学谋发展

    1984年，当中国内地很多人还在为“万元户”而欢呼时，李晓华已经成了中国第一代百万富翁了。然而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请教了北京市工商联的一位前辈，那位前辈告诉他：“年青人为了将来的前途更美好，必须要有更多的知识。”1985年他放弃国内舒适的生活，到日本去留学了，在那陌生的国度里，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边寻求发展的机会。

    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老板桌上的报纸上有条不起眼的新闻，“中国生产的‘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价格一路上扬”。凭着敏感的直觉，李晓华感觉到机会又一次来临了。他立即返回国内。几番周折李晓华与“101”的发明人赵章光先生结成了生意伙伴，并成为“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经销代理商之一。李晓华回到日本后，对市场进行了精心策划。在他的策划下，“101”成了日本红极一时的产品。一年以后，李晓华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李晓华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直销大军，将“101”无孔不入地灌注到日本的主流社会。刹那间，“101”风靡了整个日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李晓华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的亿万富翁，并得到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的接见和嘉奖。

    投资香港房地产

    “101”商战告捷之后，李晓华转战香港。那时正是回归风波过后不久，香港人纷纷抛售自己的房产物业，移民欧美，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李晓华意识到这是又一次难得的商机，他坚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会倒退，眼下的动荡只是暂时的，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力排众议，集中所有的资金，大量收购这些跌价的楼盘，等待回升的机会。正如李晓华所料，不到一年，香港的房地产已经几倍往上翻。香港房地产一战，李晓华大获全胜，这次香港房地产的胜利又在李晓华的经商史上浓浓地画上了精彩的一笔。有人说李晓华的发家史，处处充满了美国西部牛仔闯世界的味道，他一次次大胆地“投注”，就像冒险家在征服世界。

    马来西亚淘巨金

    在香港的房地产经营获胜之后，李晓华来到马来西亚。李晓华通过关系了解到马来西亚要修一条公路，但是在修公路之前地产不值钱，之所以要修这条公路，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油气田。但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油气田的消息，消息一旦公布，公路两边或者公路上的土地就会大幅度增值。李晓华认为自己的机会又来了。但让李晓华为难的是这个项目要10多亿元，而他自己并没有那么多资金。这时候，他开始游说银行，为了获得贷款，李晓华把他所有的资产，包括他的房屋、车辆等等全部放到银行里面抵押。一等就是好几个月，油气田的消息却一点都没有，李晓华着急了，经常苦苦思索，“为什么还不公布消息呢？”就在半年贷款期限快要到的时候，他等待的消息终于公布了。几天后，很多人找李晓华买他的土地了，他一下赚了几倍的利润。他面对风险的巨大承受力，使他又一次成了商场上的大赢家，这是他商旅中最险的一笔。就这样，李晓华以过人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自己的创业“三步跳”。

    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不但在香港、日本、欧美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还在国内数省投资办厂，业务领域包括房地产业、机械制造、家用电器、塑料制品、商业投资、食品加工、餐饮娱乐和旅游业等等。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实业家，成为中国内地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之一。李晓华在盘点自己的致富经历时说：“在我几场商战下来之后，我的资产一下增长了几百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我从一个平凡而贫穷的知识青年，一跃成为拥有数亿资产的商人。”

    捐款办学回馈社会

    当然，李晓华之所以受人敬仰，不仅是因为他的富有，更在于他富有以后又将财富回馈于人民。1992年他为希望工程捐款200万元，在北京平谷山区建起一座共有24个教室的现代化综合学校——晓华学校，解决了750名学龄儿童的就学困难；1994年，他为母校北京22中捐款200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1995年，他向黑龙江省教委捐款200万元；1996年云南地震后，他捐资50万元在云南最困难的禄春地区建立了一所综合学校，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读的机会……李晓华常说：“人应充满爱心，懂得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数年来，李晓华为贫困地区、灾区、教育、科技、体育等公益事业累计捐助3000多万元人民币。他的善举引起海内外舆论的普遍关注，为此，他获得联合国科学与和平组委会颁发的“世界和平使者”称号，成为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人。

    他还荣获了“1995中国十佳优秀民营企业家”和1996年“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荣誉称号。

    荣获小行星命名

    对于李晓华来说，1996年3月1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355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李晓华星”。命名大会就在这一天在北京最豪华的中国大饭店举行。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崇高的荣誉，经正式刊布于世后，其名称将成为世界所公认的永久星名。李晓华能够获此殊荣，不仅是他个人的终生荣耀，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自豪。

    勤奋好学慧眼识商——张果喜

    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小行星命名荣誉的企业家，一个靠1400元下海经商的人，却多次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一个凭借“雕虫小技”的木匠，却完成了从雕刻艺术到雕刻人生的转变。张果喜，江西果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小木匠独具慧眼掘金山

    张果喜，1952年出生于江西省余江县的农村，因为家庭贫困，15岁就进了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当学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锯木材。5年的刻苦奋斗给张果喜换来了一个“好木匠”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

    1972年，张果喜的木工车间因为没活干被厂里分离出来了，单独成立木器厂——果喜木雕厂，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可是这个厂长，却一无厂房，二无资金，只有一个空名。张果喜无奈卖掉了自家土改时分到的房子，得到1400元钱，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工资分发给了他的工友，一部分作为厂里创业的本钱。

    张果喜知道，单靠这点钱，是发不了几回工资的，木器厂要生存下去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干。于是张果喜想到了上海，他知道上海是一个大世界，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活做。张果喜带了200元钱和三位工友来到上海手工业管理局（手管局），张果喜先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出想在上海找活的心事。手管局的工作人员便热情地把他们介绍到上海雕刻艺术厂去参观学习。

    这个厂在四川北路，它的前身叫上海艺术雕刻品一厂。到厂以后，他们在样品陈列室里，看到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真是天衣无缝，既美观又实用，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张果喜问管理员，这套箱价格是多少？回答是260元一套。张果喜以为自己听错了，便又问了一遍，回答仍然是260元。此时的张果喜又惊又喜，因为在余江嫁女都陪送樟木箱，价格十分便宜，于是张果喜决定要把这个手艺带回去。他们4人分工，一人拜一个师傅，一人学几道工序，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这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就这样苦学了7天，回去时还带了一些雕花样板。回到余江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决定做雕花套箱。第二天，他把全厂的零木碎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他从上海带回来的样品花鸟去练雕刻。就这样，张果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生产了第一套樟木箱，由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送给广交会（因为张果喜的小厂没有资格参加广交会），结果第一次交易会上就订了200套樟木箱，这200套樟木箱让他们赚了一万多元。就这样，根据客户需求生产雕花樟木箱，一下子就打开了销路。

    1979年秋天，张果喜又来到上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一尊尊向日本出口的雕花佛龛，久久地吸引着张果喜的眼球，深入了解后得知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只有25%的利润。面对佛龛，张果喜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用料不多而价格昂贵，这是把木头变成黄金的生意啊！

    张果喜毫不犹豫地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合同。他带着样品回到余江，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把佛龛做出来了。

    第二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就是靠佛龛赚的；    第三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新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

    1985年，当人们对万元户都感到很神秘的时候，张果喜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当时张果喜的财产已超过3000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2亿4000万元人民币）。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严重衰退，佛坛市场也随之变得异常萧条，很多佛坛生产、经销企业关门倒闭。但是张果喜非常冷静，他认为这种萧条是暂时的，宗教是日本的民族文化之一，只要有日本人存在，就需要佛坛产品。在市场低迷不景气的情况下，张果喜不但没退出佛坛生产领域，而且还投入了4000万元，新上了两个成品厂。两年后，日本经济逐步复苏，张果喜的佛龛生产正好迎合了市场所需，销量大增。

    1999年，果喜集团又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引进专利技术，在余江创办了江西喜泰电机有限公司，生产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科技电机产品——无刷无槽微型直流电机。这个产品目前在美国只应用于宇航和军工，而在世界民用工业中还未得到应用。国内有关部门也认为这个项目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可以填补国内空白，很多有微型电机需求的部门和企业甚至希望果喜集团尽快批量生产。目前，该产品已形成了年产20万台的生产规模，按国家发改委的指令性计划，到2008年要达到102万台的生产能力，产值10多个亿。

    喜获小行星命名荣誉

    1993年6月5日，江西南昌，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令人瞩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要将一颗由其发现的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极其慎重，几经推敲，批准了紫金山天文台的决定。这个大会就是命名大会，用作命名的人就是企业家张果喜：自即日起，这颗编号为3028的小行星就叫“张果喜星”了。

    小行星命名是一项非常高尚的荣誉，以往命名都是以地名和着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一次以张果喜的名字命名，是因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张果喜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给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所以才决定推荐用张果喜的名字为一颗小行星命名。

    张果喜一直为社会所认同、所看重，他最大的财富不是他一手打造的果喜集团，而是使他自己成为江西省的品牌。与不少富豪相比，张果喜的发迹干净且透明，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木雕工艺品出口创汇，这样的财富取得让人心里踏实。正因为如此，虽然历时几十年，张果喜这个典型始终能够得到各级各届政府的推崇和社会的赞誉。

    脱下公服自主创业——刘永好

    刘永好，四川成都人，生于1951年9月，大专文化，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任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讲师，1982年辞去公职开始创业，后创立希望集团，现任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

    1968年，17岁的刘永好插队到了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古家村，当地十分贫穷落后，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缺医少药，连一条完整的公路都没有，他一天的工分是1角4分钱。1973年他进入四川省机械工业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师。刘家四兄弟都是大学学历，当时有的作公务员，有的当教师，有的当技术员，都有令人羡慕的工作。1982年春节，刘永好的二哥刘永行在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地摊，7天竟然赚了300块钱，相当于十个月的工资。全家哗然，于是四兄弟决定开办电子工厂，生产电子产品。当刘永好拿着自己做出来的“新意”音响来到生产队联系和大队合作时，被公社书记拒绝了，理由是个体不能和集体合作，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音响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创业的愿望依然强烈，他们认为不能错过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机会，要有勇气，要创造自己壮丽的人生。

    经过一番讨论，刘永好和兄弟们养起了鹌鹑。鹌鹑越养越多，下的蛋也越来越多。兄弟们一商量，决定办良种场。兄弟四人变卖家中值钱的物件，凑起1000块钱。良种场的主营业务是孵小鸡、孵鹌鹑、养鹌鹑和培育蔬菜种子。没有孵化箱，他们自己动手来做。厂房也是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1983年底，良种场孵鸡5万只，孵鹌鹑1万只。1984年4月的一天，一个专业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这笔大买卖让刘氏兄弟喜出望外，立即借了“巨”款，购买了10万只种蛋。没想到，2万只小鸡交给专业户不久，这个人却跑了。几万只小鸡马上就要孵出来，却没有饲料，而借的钱又要马上还，当时刘永好等人很是绝望。兄弟四人连夜动手编起了竹筐……从卖鸡仔小贩到饲料大王

    刘永好和三位兄长带着鸡仔去农贸市场卖，一连十几天，每天都是凌晨起床，风雨无阻，蹬3个小时的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农贸市场，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8万只鸡仔竟然十几天全部卖完了。接着小鹌鹑孵出来了，几兄弟决心将“小”鹌鹑养“大”。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用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刘永好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公司，他的鹌鹑不仅销售到国内许多大城市，而且还有些出口。由于刘家兄弟无偿地将孵化技术教会许多村民，所以刘家在销售方面受到很大压力。1986年刘永好到广州出差，看到许多农民排队买猪饲料，一看是泰国“正大”公司的产品，回来后四兄弟一商量决定投资饲料工业，这时刘家的资产已经有了1000万元，他们用6年时间把1000元变成了1000万元，增长了一万倍。1987年，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两年之后，“希望”牌颗粒饲料研制成功了，为了扩大和占领市场，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业务的刘永好开始大显身手了。“希望”饲料一面世，刘永好马上带着自己的小广告下了乡。开始在每家每户的猪圈上都贴起“希望”牌饲料的广告。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就与当时卖得最火的“正大”牌饲料比肩。面对“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一场价格厮杀在两个公司之间展开。“正大”每吨降价20元，“希望”也降了20元；“正大”再降100元，“希望”干脆降价120元。一时间，“希望”牌饲料的销量猛增了3倍。刘永好的市场营销策略打得“正大”既没有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最后，“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

    1992年，希望集团成立。刘永好和二哥刘永行在希望集团的合作堪称是最完美的组合。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与谈判。1993年5月，仅用7天，兄弟俩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希望集团建立了10家饲料场，个个盈利。到了1994年底，希望集团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发展到27家。

    1995年5月15日，刘家四兄弟正式分家。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美（又名陈育新，两岁时被过继到陈耀云家，改名）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从此刘氏四兄弟的企业进入大发展。刘永行名列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位，财富204亿元。刘永好名列该富豪榜第4位，财富149.6亿。

    从小店主到大老总——张近东

    毫无疑问，张近东是一个具有广阔视野和前瞻性商业眼光的人，还同时具有不可超越的冒险精神，从他毅然放弃铁饭碗下海经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从来没有想过退缩，终于凭借卓越的管理能力使苏宁从一个不足200平方米的小店发展成为屈指可数的家电连锁商，这是一个传奇。

    不甘安逸下海创业

    张近东，1963年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84年，张近东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进入南京市鼓楼区工业公司工作。虽然每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但当时物价低，生活还算安逸。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一股“下海”

    潮流，许多人都下海一试身手。其实张近东早就做了准备。张近东利用工作之余承揽了一些空调安装工程，为自己创业攒到了10万元资本。当时最热门也最赚钱的商品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但张近东却没凑这个热闹，在冷静思考了几天后，他做出了令周围许多人惊讶的选择：专营那时还属于“奢侈品”的空调。1990年12月26日，张近东在南京市区边沿的宁海路上租了一个不足200平方米的门面，请了9位员工，就这样苏宁家电公司开业了。这时候没有人能想到，这家专营空调的小公司会发展成今日庞大的苏宁电器集团。富有前瞻性的第一步奠定了张近东事业的基础。当时正处于空调销售的暴利时代。张近东下海第一年就做到了6000万元，纯利1000万元。三年内，苏宁凭借单一产品、单一品牌就做到了年销售3亿元的规模。

    那时的张近东年仅28岁。在当时南京国有大商场眼中，民营企业——苏宁家电公司无疑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都想将它“扼杀”在摇篮里。

    1993年，南京市的“八大商场”联合发动空调大战，向苏宁公司发难，宣称将统一采购、统一降价，如果哪家空调厂商供货给苏宁，他们将全面封杀该品牌。但是经过这场商战，苏宁反而名气更大了，张近东凭借平价优势，当年空调销售额就达到了3亿元，赢利5000万元，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空调经销商，最终成为这场商战的赢家。但是好景不长，1995年以后，中国家电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许多制造商直接渗透到零售商业。

    高明的商业眼光助苏宁家电起航

    张近东分析市场情况后决定缩减批发业务，开始自建零售终端，卖家电也从单一空调逐步增加到综合电器。1996年，苏宁进入扬州市场，标志着其开始走出南京，探索家电连锁之路。2000年对于苏宁电器是个转折年。这一年苏宁停止开设单一空调专卖店，全面发展大型综合电器卖场，并喊出“3年要在全国开设1500家连锁店”的口号。

    苏宁南京新街口店位于苏宁电器大厦内，该大厦位于南京最大的商圈新街口商圈中心，属“黄金地段的黄金建筑”，是苏宁最大的连锁店。大厦落成之初就有人劝张近东把这栋楼出租，一年至少可以净赚3000万元，但张近东却坚定地表示：“哪怕一年亏4000万，苏宁也要自己做家电卖场。”时间证明了张近东是正确的，当初准备年亏4000万元的南京新街口店，如今已成为全国家电销售第一店，一年销售额达10亿元。苏宁的全国连锁体系也在快速扩张：2001年平均40天开一家店，2002年平均20天开一家店，2003年平均7天开一家店，2004年平均5天就开一家新店，而2008年前4个月苏宁平均2天就开一家店。张近东说：“当时我们对连锁店都很陌生，2000年我们提出要在全国开出1500家连锁店时。受到业界颇多质疑，当时压力很大，甚至有些零售同行嘲笑我，认为是天方夜谭。可是，现在不仅苏宁实现了全国连锁，而且全国的零售同行都在学习苏宁走连锁化的道路。”到2005年，苏宁电器从当初10个人的小店壮大到7万多员工，从200平方米的一个店面扩张到全国的300家店面，从年销售额6000万元提升到600多亿元。2005年5月1日，苏宁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时新开出22家连锁店，打破了国美一日连开11家新店的“神奇纪录”。如果再算上4月份新开的近40家门店，苏宁2005年4月1日到5月1日一个月间，一共开出近60家新店，创下家电连锁企业单月开店数量之最。“在经历15年稳健发展后，2005年苏宁全国连锁发展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我们现在不再制定具体的开店数量指标，而是放手看自己到底能跑多快。”如今这位家电业的“江湖大佬”，更着意苏宁未来的发展了。

    2005年5月12日，张近东率苏宁高层赴美国进行商务考察，访问了美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商——百思买集团和摩托罗拉的研发基地。张近东说：“与国际巨头相比，我们还很弱小，还有很大的差距。最大的差距不是国际巨头发展的历程长，而是他们的理念超前。站在国际市场上看，我们能看到自己理念上的巨大落差。现在我们前进的步伐已经够快，但是如果添上国际先进理念这双翅膀，我们一定会更加飞速发展。”

    必须破除求稳怕输的旧观念，不怕失败勇于创新才能赚大钱

    张近东感慨地说：“观念是制约中国人赚大钱的最大阻力。要有一种创造财富、赚取财富的动力，并快速地付诸行动，不要怕失败，跌倒了再爬起来。如果一味地求稳怕输，那就很难成功了。”在美国百思买集团考察了几天之后，张近东说：百思买也是专门做电器流通的连锁企业，它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苏宁马上要经历的阶段。尽管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管理技术不能不说对苏宁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百思买的今天，就是苏宁电器的明天。他们就像一面可以照见未来的镜子，我从中看到了苏宁电器的未来。”张近东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对百思买的钟情，暗示出苏宁的下一步蓝图。苏宁现在还是一个“青年”，未来的道路还很长远。

    亲自把关每一环节——丁建通

    丁建通，原361董事长，《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亿万富豪，在晋江制鞋行业绝对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他还是常常亲自做采购。

    20多年前，晋江陈埭是个出了名的穷地方。像大多数当地农民一样，丁建通靠种地、抓鱼、帮人抬石头来养家糊口。因为穷，他的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念过书，小小年纪全都去附近鞋厂做了学徒。在鞋厂里这四个孩子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1981年孩子们都稍大点的时候，丁建通突发奇想，我的四个孩子的工作加起来就是一整套工艺流程，我何不自己来办个鞋厂呢？虽然制鞋业自己并不熟知，但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说干就干，丁建通筹集了2000块钱，买来工具和原料，自己加四个孩子就是一套人马，家里的客厅便是车间，一个小家庭作坊建立起来了。

    由于家庭作坊的局限，刚开始时，他们一天只能生产5双皮鞋，后来逐渐增加到10双，丁建通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将皮鞋卖到周边地区，一双鞋竟可卖到20多元。在外面推销鞋子的时候，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街上过往行人脚上穿的鞋子，常常是跟在别人的脚跟后面，一走就是两公里，晚上回来就能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照着样做。那几年，丁建通画过几千张鞋图作为鞋样。

    在1985年前后，中国内地流行起了“旅游鞋”，丁建通瞅准了这个机会引进了一种一次成型的制鞋设备，由于当时东北的市场好，这种“旅游鞋”

    给丁建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用他的话说：“一天至少有一车运到东北。”

    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人们开始热衷新式的运动鞋，于是从1989年开始，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运动鞋做了几年，丁建通开始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招集家里几个人商量该有个牌子和商标。当时大家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子弹头”商标图案觉得“这个图案好看”，于是就到工商部门，顺利地进行了注册。1994年，丁建通带领着自己的家人，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1996年，欲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惊讶地发现，中国很少有别克汽车，但遍地却是“别克”运动鞋。于是此后的几年里，美国的别克汽车与中国的别克运动鞋之间难免纠缠不清。

    2000年，别克公司为了提高产品档次，开始向品牌经营转化，请了以李永波为首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作为别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有了李永波及其一帮世界冠军弟子的冠军形象效应，别克运动鞋的知名度在国内迅速提升，在2001-2004年里，别克运动鞋连续四年蝉联中国运动鞋销售量前三。

    丁建通说：“别克鞋类商标我们注册成功了，并没有错误。但是通用汽车是跨国大公司，要到中国投资，从国家大局出发，我们愿意让出这个商标”。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丁建通同意“更名”。经过2003年的过渡后，2004年“别克”正式改名为361度。

    迫不得已更换品牌，无疑会令任何一个企业焦头烂额，而361度却给了业界一个大大的惊讶。2004年，它的销售额不但没有下滑，反而比上年增长了近60%。尽管不及前几年翻番的增速，但仍然是行业30%平均增速的两倍。与此同时，361度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从“别克”时代的8%-10%增长到现在的11%，已经接近几大运动鞋品牌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东北三省是我们的天下，占有率将近20%。”丁建通说，“更改后的‘361度’，比当初‘ 别克’的市场状况更好！”

    改革开放嗅到商机——任正非

    任正非中学毕业以后进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暖通专业学习，毕业后参军进行军事科技研发，后创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现为华为集团总裁。2011年任正非以11亿美元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在《财富》中文版第七次发布中，位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榜单之首。

    两万元人民币创办企业首先重视掌握核心技术

    1987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许多人下海创业的高潮时期，43岁的退役解放军团职干部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凑来的2万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干什么呢？他们研究后认为当时中国的通讯业十分落后，当时每千人才有一部电话。创业初期，华为公司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即自动电话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此时，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一片空白，通讯系统用的大都是人工接线的老式交换机，效率很低，那时往外地打一个电话，一般得等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当时买进口的程控交换机价格十分昂贵。任正非敏感地意识到了这项技术的重要性，他将所有资金投入到研制程控交换机的自有技术中。任正非看准了这个商机——华为研制出了C&C08程控交换机，由于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与之类似，C&C08交换机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华为成立之初确立的这个自主研制技术的策略，让华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最终奠定了华为适度领先的技术基础，成为华为日后傲视同业的一大资本。但是，当时国际电信巨头大部分已经进入中国，盘踞在各个大城市里，华为要与这些拥有雄厚财力、先进技术的百年老店直接交火，未免是以卵击石。最严峻的是，由于国内市场迅速进入恶性竞争阶段，国际电信巨头依仗雄厚财力，也开始大幅降价，妄图将华为等国内新兴电信制造企业扼杀在摇篮里。任正非选择了一条后来被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华为深入广大农村市场，步步为营，最后占领城市。电信设备制造是对售后服务要求很高的行业，售后服务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当时，国际电信巨头的分支机构最多只设立到一些大城市，对于广大农村市场无暇顾及，而这正是华为这样的本土企业的优势所在。另外，由于农村市场购买力有限，国际电信巨头基本上放弃了农村市场。事实证明，这个战略不仅使华为避免了被国际电信巨头扼杀，更让华为获得了长足发展，培养了一支精良的营销队伍，成长起来一个研发团队，积蓄了打城市战的资本。因此，在当年与华为一样代理他人产品的数千家公司以及随后也研制出了类似的程控交换机的中国新兴通信设备厂商纷纷倒闭的时候，华为在广大的农村市场的业务却十分旺盛。

    任正非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的企业家，当华为度过了风险极高的创业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时候，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华为的不足。

    1997年圣诞节，任正非走访了美国IBM等一批着名高科技公司，所见所闻让他大为震撼——他第一次那么近距离、那么清晰地看到了华为与这些国际巨头的差距。任正非回国后就发动了一场持续五年的内部改革，华为开始了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一方面反思自身、提升内部管理的阶段。

    抓好售后服务是成功关键

    任正非很早就认识到了服务问题，他很早就提醒说：“中国的技术人员重技术开发，轻技术服务，导致维护人才成长缓慢，严重地制约了企业的均衡成长，而外国公司一般都十分重视服务。没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就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相对于欧洲老牌电信设备提供商来说，华为的快速反应是优势之一。华为负责海外市场的副总裁邓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欧洲企业普遍反应较慢，用户提出一个修改建议，他们往往要一年甚至一年半才能改进。而中国企业，只要用户有需求，总是能加班加点，快速反应。一个要一年才改进，一个只要一个月就能改进，优势自然体现出来了。欧洲人福利待遇好，工作与生活分明工作以外的时间一般不再谈工作，更别提加班了，而华为作为成长型企业，更由于任正非一直提倡的拼搏精神，华为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分的，为了一个单子可以不回家过年，有任务就立即顶上去已经成了华为人的工作习惯。

    任正非曾经说：“以顾客为导向是公司的基本方针，为了满足用户的要求，我们还会做出我们更大的努力。”早在1998年，华为就在全国建有33个办事处和33个服务中心，与22个省建有合资公司，在莫斯科设立了代表处，在东欧十多个国家安装了设备，为香港提供了商业网、智能网和接入网。对华为这样一个中国企业而言，竞争对手是全球各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巨子，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有雄厚的资金和全球着名的品牌，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客户基础和运营经验，有覆盖全球客户的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面对如此的技术及市场壁垒，华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有通过勤奋弥补。总结华为18年来的快速发展，任正非这样说：“18年来，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有许多高管人员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发生的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地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2007年8月6日，华为发布2006年年报，其2006年销售额为672亿元人民币。当时，有研究机构预测，华为的销售额将在2007年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从两万元资金起步，到1000亿元销售额，华为仅用了18年时间。

    脚踏实地勤恳做事——南存辉

    南存辉，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浙江柳市上园人。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不凡的经历和业绩，使南存辉成为世人公认的“浙南模式”的积极探索者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新兴民企代言人，并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物”之一。

    鞋匠出身

    现在，南存辉已拥有几亿美元的资产，他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低压电气巨头，可是30多年前，他却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鞋匠。南存辉回忆说：

    “那时我15岁，离毕业还有15天，我父亲因为意外腿部骨折，医生说，可能要休息一两年，而母亲身体一向虚弱，作为长子，照顾弟妹、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我的肩上。”于是初中没毕业，南存辉就当上了小鞋匠。南存辉回忆说：“三年修鞋虽没赚到什么钱，但它使我懂得了诚实做人的道理，有质量便有市场。同时它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重视从一件件的平凡的小事做起，而且任何小事要做好都是不易的，连小事都做不好的人，谁相信他能做好大事呢？”在修鞋的时候南存辉发现，柳市（浙江乐清市柳市镇有“中国电器之都”之称）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揽了很多低压电器业务，开起了许多前店后厂这样的小工场。南存辉说：“我发现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快，能够赚钱，而且能够锻炼人，所以我就把修鞋停下来，转而搞起了电器行当。开始就是你几十块、他几百块钱地投入，钱并不是很多。我和朋友4个人合伙摆了一个柜台，第一个月赚了35块钱，别人都很沮丧，但我很高兴，第一个月就成功了，没有亏本。”南存辉说：“做大事的人不要妄想发横财，要靠心血和汗水来换取，要踏踏实实地做，不要走邪门歪道。”

    艰难创业

    1984年，南存辉发现，低压电器行业市场很大，但是自己资金太少，办不了多少事，光靠一个小门面更不行，他开始考虑如何发展。这个时候，他的同学胡成中找到了他，想跟他一起合伙办厂，于是南存辉与胡成中一起投资5万元，办起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这个求精开关厂就是现在的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胡成中就是现在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回忆说：“刚开始办厂其实很难，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市场在哪里又不知道，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真让人伤透了脑筋。”当时技术上要靠上海，于是南存辉去请了几个工程师来指导。通过努力求精开关厂慢慢发展起来了。既然发展起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正泰，一个德力西呢？南存辉说，直到1990年，求精开关厂有两个车间，总资产200万元左右，产值做到1000多万，双方也各有亲戚、朋友进入管理层，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些经营决策问题上开始偶有争议，于是就分家了。分手后，南存辉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1991年，他又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与美商合资，建立了中外合资企业，“正泰”这一名称由此问世。成立中美合资公司以后，南存辉把弟弟妹妹等亲属共4人揽入正泰成为股东。此次合资及引入股东，对南存辉及正泰而言，战略意义已远大于融资的含义。到1993年，正泰的年销售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南存辉意识到，正泰要想继续做大，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于是，南存辉充分利用正泰这张招牌，走联合的资本扩张之路。

    分享财富

    1994年，南存辉为了卖东西给美国人，就组织了企业联盟，有30家企业加盟。结果南存辉发现自己做了冤大头，抓管理整整抓了5年都没用，有的成员企业将不是指定的产品也贴上“正泰”标签以次充好，有的做假账骗利润，有的拒绝自己出钱做技术改进。怎么办？南存辉还是秉承最初的“借”字诀，向高人“借脑袋”。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周其仁建议把多级法人消灭在萌芽状态，南存辉把成员企业主拉到雁荡山开会，讨论“合好还是不合好”，最后决定统统合并，组成强大的领导核心，这样解决了管理问题。南存辉在摸索中渐渐发现，家族企业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法更多更好地吸纳和利用优秀外来人才。

    到1998年，南存辉突破阻力，决定弱化南氏家族的股权绝对数，对家族控制的集团公司核心层（即低压电器主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把家族核心利益让出来，并在集团内推行股权配送制度，将最优良的股份配送给企业内部最为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正泰的股东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个，南存辉的股份下降至20%，但是资产却膨胀了数十倍，同时诞生了数十位百万知识型富翁。对此，南存辉认为：“分享不是慷慨，对创业者来说，分享是一种明智。

    企业的财富是大家创造的，不能少数人包揽，应该按贡献大小分享，这样才能调动积极性，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出国旅游巧遇机会——马云

    着名企业家，浙江绍兴人，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曾任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是《福布斯》杂志创办50多年来成为封面人物的首位大陆企业家，曾获选为未来全球领袖。同时，马云还担任中国雅虎董事局主席，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院长，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等职务。

    少年时就热爱英语

    12岁时，马云对学习英语产生了兴趣，每天早上，不管刮风下雨，都要骑车40分钟，到杭州西湖旁的一个小旅馆去学英语。这一学就是8年。那时，中国已经逐渐对外开放，许多外国游人到杭州旅游观光。马云经常为他们充当免费导游，带他们四处浏览的同时练习英语。这8年不仅提高了他的英语水平，而且使马云得到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开阔了全球化的视野。

    1979年，马云遇到了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家庭，这家有两个小孩，马云陪他们玩了三天，相处得十分融洽，最后他们成了好朋友，经常书信来往。

    1985年暑假，马云受邀到澳大利亚去玩了一个月。马云说：“在出国之前，我以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幸福的国家，当我到了澳大利亚，我才发现，我以前的想法并不正确，澳大利亚当时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国高许多。”

    大学毕业当英语老师

    马云在中学时除了英语成绩特别好以外，其他功课都平平，所以马云高考考了三次，才被当时杭州不是很好的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录取。在大学里，马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后来还成为杭州大学生联合会主席，这个工作大大地锻炼了马云的领导能力，也为他日后创业奠定了基础。马云说：

    “但那时，我的未来基本上被圈定在了中学英语老师的圈子里。毕业时，我成为500多名毕业生中唯一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教师。我的工资是每月人民币100~120元，相当于12~15美元。在5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一直梦想着到公司工作。我就是想做点儿什么。”1992年，商业环境开始改善，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公司，这时马云去应聘了许多工作，但是都没有成功。

    首次上网发现商机

    1995年的一天，马云接到浙江省交通厅的通知，要他作为一个代表团的翻译前往美国西雅图。在那里马云从一个朋友那儿首次接触了互联网。马云说：“我们在雅虎上搜索“啤酒”这个单词，但却没有搜索到任何关于中国的资料，我们决定创建一个网站，并注册了“中国黄页”这个名称。我借了2000美元，创建了这个公司，当时我对个人电脑和电子邮件一窍不通，我甚至没接触过键盘。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盲人骑瞎马”。后来我们与中国电信竞争了大约一年，中国电信的总经理表示愿意出资18.5万美元，和我们组建合资公司。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遗憾的是，中国电信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据了五个席位，而我的公司只有两个席位，我们建议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拒绝，这就像蚂蚁和大象博弈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于是，我决定辞职单干。”

    下海实现创业梦

    马云的梦想是建立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1999年，马云召集了18个人，在家里开会。马云说：“我对他们讲述了我的构想，两个小时后，每个人都开始掏腰包，我们一共凑了50万元人民币，我想建立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因此选择了一个全球性的名字。‘阿里巴巴’ 很容易拼写，而且《一千零一夜》里‘ 芝麻开门’ 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容易被人记住。”当时，阿里巴巴基本上是一个“三无”企业，无资金、无技术、无计划，但是通过努力他们最终存活了下来。他们每一分钱都用得非常仔细，公司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了马云家里。1999年以后，阿里巴巴从高盛和软银获得了投资，公司的规模开始扩张。马云说：“我们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我相信一件事：全球视野，本土能赢。我们自己设计业务模式，我们主要关注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赚钱。我们从来不从美国拷贝经营模式，我们关注产品质量，我们一定要实现‘点击得到’ 。如果不能得到，那就是垃圾。阿里巴巴曾犯下一个错误，就是扩张得太快，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我们不得不裁员。到2002年，我们拥有的现金只够维持18个月。阿里巴巴网站的许多用户都在免费使用服务，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利。于是我们开发了一款产品，为中国的出口商和美国的买家牵线，这个业务模式拯救了我们。到2002年底，我们实现了1美元净利润，终于跨过了盈亏平衡点。”自那以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每年都在提高，现在阿里巴巴的盈利能力已经相当强了。

    作为全球第一家拥有超过千万用户的商务网站。阿里巴巴的客户遍布全球各地，每天向各地企业及商家提供上千万条供求信息，成为全球商人的首选网站，马云认为，准确的市场定位是阿里巴巴成功的关键。马云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抓住了商人最关心的事：买与卖，让商人把购与销的业务在他的网上就可以方便地进行，这样的方法，当然受到商人的热烈欢迎。许多外国商务部都推荐本国企业使用阿里巴巴网站，所以阿里巴巴很快就成了拥有上千万用户的大网站了。

    马云总结自己创业成功有四条原则：一、创业者不但要有眼光，而且还要有“闯劲”，没有点冒险精神，四平八稳是做不成什么事业的；二、不能盲目地闯，要谨慎前行；三、不仅要想，更要去做，马云说做事不能拖拖拉拉，决定的事一定要抓紧；四、要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有点成就时不要骄傲，遇到挫折也不要气馁，面对危机的来临不要惊慌，面对金钱的诱惑不要动心，面对快速扩张不要盲从。马云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马云未来的愿望

    马云说：“我在困难时期学到的一课就是你必须保持团队的价值、创新和视野。只要你不放弃，就仍然拥有成功机会。当你的力量还很渺小的时候，你必须动脑筋想办法，靠你的智慧生存，而不是靠你的力气。上市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是一个里程碑，上市的时机选择正确。我们的B2B公司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市场环境也比较健康，公司管理也很强。阿里巴巴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证明：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在香港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高水平的估值。我的打算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让消费者和企业能够在网上进行所有的交易。我们还与雅虎合作，进军搜索服务领域，并且开通了网络拍卖和支付业务。我希望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交往和经济环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我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我看重的是，在我的一生中，我能够做些事，影响许多人，影响中国的发展。当我成就我的理想时，我认为自己是放松的、幸福的，我有了一个好的结果，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2005年“感动中国”人物——王顺友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木里县雪域高原上，一个人牵着一匹马驮着邮包默默行进的场景，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最温暖的形象。二十多年来，他一个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按班准时把一封封信件和一本本杂志、一张张报纸准确无误地送到每个用户手中，他一路奔波不喊累不叫苦，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平凡的工作，不凡的足迹

    王顺友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的投递员。20余年间，他一个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按班准时地把一封封信件、一本本杂志、一张张报纸准确无误地送到每个用户手中。这个外表矮小、干瘦、背微驼的“男子汉”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孤独寂寞和艰难险阴，每年投递报纸8000多份、杂志700多份、函件1500多份、包裹1600多件，为大山深处各族群众架起了一座信息和知识的桥梁。

    从海拔近5000米到近1000米，依次经过察尔瓦山、雅砻江河谷、座窝出、矮子沟、鸡毛店山、山王庙峰、刀子山等大大小小的山峰沟谷，穿过四片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刀子山经之地察尔瓦山，气候异常恶劣，一年中有6个月冰雪覆盖。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而一旦走到海拔1000多米的雅砻江河谷时，气温又高达40多度，酷热难耐。从白碉乡到倮波乡，还要经过当地老百姓都谈之色变的“九十九道拐”。这里山路崎岖狭窄，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波涛汹涌的雅砻江，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摔下悬崖掉进滔滔江水中。

    在这条路上，没人能和王顺友比耐力，他顽强无比；没人能替他分担这近乎残酷的艰苦，他一肩挑、一人扛。当万家灯火、家人团聚的时候，王顺友往往是一个人蜷缩在山洞、牛棚、树林里或露天雪地上，只有骡马与他相伴。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饿了就啃几口糌耙面，渴了只能喝几口山泉水或吃几块冰。到了雨季，他几乎没穿过一件干衣服。

    王顺友以苦为乐。他是苗族人，唱山歌是他从小到大的爱好。在大出深处，常常走上一两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孤单寂寞时，他就亮开嗓子纵情地高唱山歌：“月亮出来照山坡，照见山坡白石头。要学石头千年在，不学半路丢草鞋……”

    为了能方便沿途群众，他宁愿绕路、贴钱、吃苦，在风雨中多走山路，却从未延误过一个班期。他还热心为农民传递科技信息、致富信息，购买优良种子，给群众捎去生产生活用品，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王顺友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当选为四川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2005年，王顺友应万国邮政联盟之邀，飞赴瑞士，为万国邮联行政理事会年会作关于中国邮政普遍服务的报告。万国邮政联盟是联合国管理国际邮政事务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自1874年成立以来，王顺友是受邀作主题报告的第一个普通邮递员！

    王顺友为中国十几万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邮递员赢来了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敬意。

    白手起家步步踏实——张大中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张大中从一个普通的供销社小员工改行做起了小家电的生意，后来滚雪球越滚越大，就开始涉足大型家电商场领域了。他有着高瞻远瞩的商业眼光和缜密的经济头脑，立足北京，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销售额最大的家电商场。2000年，张大中位列《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第95。

    放弃铁饭碗创业做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走来走去招揽生意，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就是张大中，他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当时他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20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多元，按当时的工资水平，还不算太低，尚可养活3口人生活。

    张大中1948年3月出生于北京，兄妹7个，排行老三。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大字报，最终被定为“反革命罪”。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配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钱，兄妹7个，每人1000元。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点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还没有想到具体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这一年，张大中31岁，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张大中说：“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了，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

    自制六十台落地灯电器铺里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想法。

    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里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盈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张大中说：“从插队当农民，到供销社当电工、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的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生意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商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

    改革开放政策好创业获得大发展

    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被告知“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店，“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玩意儿，张大中的分店只好关门。但是到1987年，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张大中的分店立刻恢复了营业。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得到飞跃的关键，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着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大商店，都是十几平方米、几十平方米的小店。他决定搞一间大的商场，他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方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营业额，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

    他决定坚持下去。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家电生意的圈子，是1999年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促成张大中经商大发展的关键是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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元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元。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这个店的开张，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张大中说，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他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了，生意一直很冷清，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红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却认为那是一个好地方，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然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宣传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张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当时全国单店销售额最高、最赚钱的店。2007年12月，张大中将大中电器的全部股份以36.5亿元卖给了国美电器。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张大中已成为20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第95位富豪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