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主体论》（合著）、《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合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合著）、《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合著）、《理论视野——哲学》（主编）、《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专辑》（主编）等。译著有：《新发展观》、《文明与社会理论》、《权力社会学》等。发表论文150余篇。其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北京市第四届、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等。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多年来，逐渐形成了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风格，力求使研究具有当代性和现实针对性。为此，其发展研究主要是朝着这样两个方向来展开的：一是对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力图通过新的文本解读，为发展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二是对发展问题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主要是抓住目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从哲学上予以反思与探索，力求在基本理论上有所建树，以期廓清认识上的迷雾，明示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近年来，对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实际上也是按照这样的研究方式来展开的：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挖掘与阐释；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立场对全球化问题予以新的审视和分析。其发表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在现实中实现哲学。”
本书选取了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中的第1章《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中，作者主要围绕近年来的发展研究，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其把握方式与寻求途径。文章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这种价值是从多方面得以展现的：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其次是体现在考察社会发展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如何把握？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或途径来进行：一是从问题出发来看待其当代价值。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二是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其当代价值。要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从中吸取营养和智慧。三是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其当代价值。有无当代价值，这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并且是在与其他理论的相互交流、彼此碰撞中不断提升的。四是从理论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载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因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从没有封闭自己的道路，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求得创新。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1]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发展、每一次深刻变革往往会引起对原有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就是由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引起的。站在时代发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这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20世纪既是一个凯歌行进的世纪，也是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夭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之类的口号在西方不绝于耳。然而，历史的发展决非像鼓噪得那样简单，情绪化的口号决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像马克思那样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影响，没有哪一个思想家会像马克思那样左右一个时代，影响到那么多的国家、民族的发展。简单地说“不”，并不是理智的态度和方式。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之后，其研究又在逐渐走向复兴。1995年9月，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举行，上千人参加了会议；1998年5月，由“马克思园地全国协会”等单位组织发起的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50周年的集会在巴黎举行，将近1000人参加了会议；近年来有关马克思研究的国际性大会不断在各地召开；2000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公认为千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学术界，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也没有盲目地随波逐流，而是重新开始了对马克思的重视与研究。像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等这些大师级人物，在苏东剧变后都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并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吸取灵感。这些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会在各种声浪中销声匿迹，而是继续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在经历着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尖锐的挑战。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代发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如不少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解释成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认为这样的宏大叙事对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没有多大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从其理论倾向来看，并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阵营，而是属于与之相对的“新古典主义”阵营，像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就持这样的看法。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活力或生命力？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能靠简单的主观评判，也不能靠意识形态性的认定，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用事实来回答。为此，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澄清：
其一，时代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应当看到，自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历经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现在已经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否表明时代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只要不持偏见，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不难回答的。不管是自由竞争还是私人垄断抑或国家垄断、国际垄断，只不过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实质的变化。只要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产生于这种时代并直接用于分析这种时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没有过时。对此，美国学者凯尔纳明确地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将仍然是合乎时宜的。”[3]美国学者卡西迪也这样认为：“不管他（指马克思——引者）有什么错误，他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4]
其二，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当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致有人将现在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知识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这种作用再大，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资本逻辑。就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行进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快速发展，知识进步之所以日新月异，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驱动。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所谓全球化，主要的动力和基本的特征就是资本的全球化。既然这种发展逻辑没有被超越，那么，马克思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因此，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只要资本的逻辑继续发挥作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5]。就连萨特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6]
其三，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不同的历史条件总会产生不同的问题，但新的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当时所着重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各种主要表现，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以新的方式产生影响。法国著名学者德里达在其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经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有10个无法愈合的伤口，“经济战争、民族战争、少数民族间的战争、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的泛滥、种族冲突、文化和宗教冲突等，正在撕裂号称民主的欧洲和今天的世界”[7]。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势头也在进一步发展。调查结果显示，在1980～1996年间，美国最富裕的、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从15.3％上升到20.3％，而最贫困的、占家庭总数60％的下层，在全美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却由34.2％下降到30％。这种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欧洲也存在。以德国为例，占家庭总数5％的上层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的1/3以上，而占家庭总数一半以上的下层居民，却只拥有不到10％的社会财富；在1980～1995年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长了54.3％，而雇员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0％。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在加速向全球扩展，全球两极分化日趋明显。1999～2000年，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发达国家占了全球GDP的80％，最富国人均GDP与最穷国人均GDP之比超过了300∶1，前者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后者一年的收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从1970年的25个增加到2000年的49个，这些国家有6.3亿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1／10，但其收入和贸易量只占百分之零点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表明，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主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所说：“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等等，这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实的适用性。它对促进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富有启发性。”[8]
当然，肯定时代性质和存在的基本问题未变，并不是要轻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新变化的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也主要是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言的，而不是要对各种发展问题作出全面的解答。正由于其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所以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又超越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具有重大的穿透力。不能依据它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否具有合理性。有效性与时间性毕竟是两回事。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这种价值是从多方面得以展现的。
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马克思不是用观念来解释历史，而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与以往的“客观历史编纂学”不同，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把握。对此，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经这样评价过：“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出真正的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分析；它只能在长时段中恢复和焕发青春……”[9]正因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对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
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以至他的整个哲学，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突出的是批判性的考察。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上，其批判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凯尔纳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10]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德里达曾经说过：“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解释的。”[11]今天，强调马克思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再次是体现在社会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上。马克思始终是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是随意演绎社会历史发展，因而所作出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经得住推敲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尽管在新的形势下有的需要修正和发展。对于这种严谨的研究方法，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就曾经指出：“我觉得，在马克思出现以后的时代，认真研究马克思应当是每个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的中心问题，掌握马克思的方法和成果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他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12]实际上，只要是“抱严肃态度”的思想家都不会否认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价值。像海德格尔在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中就这样认为：“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13]也就是说，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与那种一般的存在主义解释不可混为一谈。在同一封信中，当海氏谈到“无家可归”是忘记存在的标志时，又这样表露了对马克思的看法：“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状态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4]在这里，海德格尔讲得非常明白：马克思对异化的领悟远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刻、更富有历史底蕴。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基本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对有关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西方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发展论只看作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缺少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只解释成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缺少对现代性的细微解剖，借此来贬抑其当代价值。这样的理解并不是客观的、中肯的。综观马克思的文本，确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较多，微观分析较少，但这种研究的特点和方式与其理论的价值并无必然的联系。马克思当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驱除历史发展观上的迷雾，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尤其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由这样的主旨所决定，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放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考察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对商品形式的细微分析，认为“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实际上是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两种分析方法，既注意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考察，又注意“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因为整体与要素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得到真正认识的。所以，不能完全用发展学上的实证方法来排斥马克思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总的说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依然没有失去其当代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正如凯尔纳所指出的那样：“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16]
指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没有过时，并不等于不需要有新的发展。自这一理论创立以来，毕竟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其间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所有这些，都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仅仅从原有的经典理论中来寻求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社会发展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新的实践必须有新的理论探索。因此，必须结合新的发展现实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基本原理，自然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对于一些具体的发展观点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应作出新的阐释，对于个别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观点必须予以放弃。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其理论的创新，使其永葆活力。可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就取决于它对现实发展问题的回答与解决。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把握方式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是无可置疑的，但这种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当代价值也就体现得如何。这决不是要倡导解释学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体作用。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无论如何与研究主体的开掘、利用有关，纯粹的文本内容无所谓“当代”价值可言。为什么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原因就在于研究主体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凸显其当代价值。
如何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但从“当代”的视野来考虑，重要的是应通过如下方式或途径来把握。
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研究，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发展的导因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为“两难困境”。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浓缩与循序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发育而后臻于成熟的阶段，即现代化是一步步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失去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历史给予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时间中，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当代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浓缩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矛盾就转变为共时性矛盾；矛盾的空前集中，使得问题解决的难度也明显加大。二是滞后与超前的矛盾。由于发达国家是按照胚胎发育式的渐变道路走过来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不存在什么发展的“瓶颈”现象。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现代化，显然不能四平八稳、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亟须有一种超前的眼光盯住世界现代化的潮头，加快发展进程，由此便引发出滞后与超前的发展难题，如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的滞后以及人才、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滞后等，都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三是机会与压力的矛盾。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大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其压力主要来自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条件、基础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即使看到了机遇也很难抓住，就是抓住了也难以得到有效利用。机遇与条件的脱节，致使发展常常处于停顿、搁浅的境地。良机一旦丧失，结果是可能再次错过机遇，造成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四是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解构与重建曾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间也出现过剧烈的社会冲突以至某种反复与倒退，但总体说来，由于这些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新旧体制的“磨合”与交替，因而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与逆转。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解构与重建的任务，实现社会整体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由于旧的体制一时难以彻底瓦解，新的体制又一时难以建立健全起来，因而必然加大社会发展的摩擦。如果处理不当，又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五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既是一个自觉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又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但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在实践中并非那么好处理：过分强调民族化，可能会离开世界文明主潮流；过分强调世界化，又会脱离本国实际，使现代化难以成功推行。这就有可能形成冲突，导致发展的波折。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地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就涉及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自身的能力与条件的问题。因为只有具备了一系列能够维持和促进社会变革、发展的能力和条件，现代化才能成为一种“自我维持增长”的进程。就发展的条件来说，“后发型”现代化的情况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17]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是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纲领，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些重大判断和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对实践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严重弯路，甚至遭到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重新转轨定向，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短短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对此，国际社会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过，应当看到，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必然严重制约今后的发展。而且，还要看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能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对于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实是一大理论创新，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18]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代发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论战。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代发展理论研究之外。
当代发展理论林林总总，但大致说来，主要是沿着这样一些学科方向分化和发展的：
首先是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又主要是“增长经济学”。从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中，相继产生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如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中间产生出了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论、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琼·罗宾逊的新剑桥经济增长论等；从非凯恩斯学派中间产生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的经济发展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要素论等。这些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但是后来的实践发展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新发展观”等。随着对发展概念的拓宽和加深，发展经济学逐渐注意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研究的重心又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论”。
其次是社会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形态就是“社会现代化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首先创立的，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它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单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原因，其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西方化”的过程（即所谓的“连续模式”）。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了依附论的批判，依附论强烈反对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来解释不发达现象；坚决反对“西化”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只能与西方国家“脱钩”（即所谓的“隔断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继续借用依附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改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拓宽了研究的思路，避免了单纯内因与外因分析的倾向，但其解释框架也有理论局限，因而未能在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这样，理论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
再次是政治学上的发展理论。西方对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对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的静态分析，较少关注政治系统的动态发展。真正把研究方向引向政治发展，则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发展政治学把政治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从民族国家的运转、行政和法制的发展、民主制的发展、群众参与、秩序的稳定和变化、动员能力等方面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具体研究。但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并未迎来第三世界政治结构的参与化、民主化、合理化，反而在60年代末以后，世界许多地区普遍发生政变、动荡和军人干政。面对这种现实，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逐渐把政治发展的目的性研究转向过程性研究，除了强调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放到了政治秩序的寻求上。其理论的主要代表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亨廷顿等首先摒弃了从理论模式研究政治发展的做法，主张要从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加以考察，因而提出政治制度化的基本观点。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系统有组织有秩序地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这就客观上突出了政府制度化的能力。当然，亨廷顿等的理论也受到诸多责难，政治制度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仍在讨论之中。
除了上述基本的发展理论外，还有未来学的发展理论、文化学的发展理论以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等。在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发展研究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了“后工业社会”发展论、“后现代”发展论、“后资本主义”发展论等。在新出现的发展理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佩鲁的新发展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新资本主义论以及90年代美国的发展主义、东方主义等。[19]各种发展理论争奇斗艳，确实令人眼花缭乱。
应当说，各种发展理论都从一定的视角、一定的侧面作了深入的探索，大大拓宽了发展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经济学中各种发展理论对经济发展不同方面的具体研究、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增长与发展的辨析；社会学中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和文明的发育与传播关系的考察、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因、出路的不同理解和强调；政治学中关于政治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两种思路的提出；未来学中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两种不同观点（乐观论与悲观论）的争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揭露等，都从某些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意见与思想。但从总体来看，这些观点在其方法论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把握，因而整体上并没有超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高度。马克思在分析发展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全面性、历史感以及分析的深度和厚度，都是其他发展理论所无法比拟的。这并不是要贬低其他发展理论的地位与贡献，而是旨在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着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理论价值。只要通过比较，就不难发现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
当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因其时代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尤其是对于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解释，确实比较薄弱。对此，当代各种发展理论既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启示还是挑战，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其理论价值就是在这种相互交锋、相互碰撞中不断提升的。
4.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特质与内在品格来看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图式，也不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具体设计，而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揭示和原则性说明，是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0]正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总是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并随时修正原有不合时宜的观点与结论，所以它才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或当代价值。
这种实践性的理论特质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格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研究中是非常突出而富有活力的。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强烈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历史道路的历史哲学的做法，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是对他的“侮辱”[21]。当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作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2]因此，马克思向来十分厌恶对他的理论的“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更反对将他的理论变成宗教信条和预世预言。认为马克思企图要用一套概念系统和一种理论体系来对社会发展，尤其是未来社会的具体发展加以严格规范和详细说明，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误解。其实，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是就其发展趋向作过比较深刻的揭示和论证，至于如何发展、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从来没有作过描绘。早在19世纪80年代，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纽文斯曾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解答如果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那么下一步应采取何种措施等问题，马克思明确讲：“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23]同样，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也指出，对未来的设想，“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4]。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开放的学说，所以它没有封闭自己的道路，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求得创新。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今天要合理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自觉为社会发展实践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基本特质和内在品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辨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此，应当对这样几种情况加以区别看待：第一，对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但应结合新的情况深化其研究和认识，讲出新内容，提升其当代意义，从而以新的思想、见解继承其基本原理。第二，对于一些原本就属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过去没有给予重视或者被遗忘的观点，应结合新的实践需要加以深入开掘、深刻理解。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东方社会的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等，都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深入研究的。第三，对于一些经典文本中已经提及并有所论述，但未深入探讨、充分展开，而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又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思想和观点，应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加以认真研究、详尽论证，使之逐渐完善成熟，上升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或基本原理。像马克思关于交往与社会发展的思想、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对抗与文明关系的思想、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社会发展“跨越”的思想以及生态伦理、人力资源等思想，都是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第四，对于一些曾经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已不可能再具有基本原理意义的观点，应当适时加以突破和修正，像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等观点，绝对不能作为基本原理再继续坚持。总之，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具体看待，以充分发挥和提升其当代价值。
按照上面的思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其当代价值可以说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生发出来的：一是从其理论中心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其基本原理生发出来的；二是从其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即从那些曾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的思想、观点中生发出来的。不管是哪一地带，最后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生发出来的。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关联
要正确认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还其原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其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其社会历史哲学又是整个马克思哲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不能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他的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当看作是其整个哲学中理论含量最大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因为离开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里还有多少“纯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从来无意于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探寻出一条正确的出路。所以，社会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论域。当然，把马克思的哲学完全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确实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因而其意图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两大层次：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如对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社会发展的主客体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的划分与演进等问题的基本看法，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以特定社会为对象的发展理论，主要研究某种社会形态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走向，同时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环境、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分析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性的意见。这样的发展论又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
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只有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科学制定，才使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正确阐发。正是借助于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成功的解剖，才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有益的探索。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就没有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正确说明。另一方面，各种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阐发又使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得以深化和完善。马克思最初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是在对社会历史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思想和观点也主要是对社会历史的一般性说明；而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及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考察，马克思不断深化了对原有问题的认识，从而使唯物史观或社会发展一般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的深入阐释以及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特殊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对唯物史观是一个有力的验证或说明，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深化和发展。因此，这两种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彼此游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和创新。
对于这两个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理论界长期以来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对后者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马克思的发展论似乎就是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论。这显然不利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发展论的原貌。
对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经过数代理论工作者长期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发和准确的把握，有些观点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有些领域得到了延伸和扩展，还有一些内容完全是新的创造和发展。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说其社会历史哲学的研究是进展最快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唯物史观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比如，讲到社会历史发展，往往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人的发展注意不够；即使是讲到人的发展，也只是理论体系中的“一块”内容，而不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说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突出强调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犹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25]，而在今天仍然固守这种讲法显然不合时宜。要是真正“回到马克思”，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叙述唯物史观时确实将其界定为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它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6]。显然，不能撇开人的发展来谈论社会发展。又如，讲到社会发展，往往强调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而对社会全面进步重视不够，似乎马克思的发展观没有全面进步的意蕴，以致受到一些西方学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批评和指责。而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否就等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究竟是什么关系？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究竟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加以看待和解释的？过去我们确实阐释不够。面对新的发展实践，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再如，讲到社会发展，过去比较突出生产实践这一能动改造活动的作用，而对交往的意义与作用阐述较少。实际上，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光是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和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离开了交往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是有限的。重视交往思想的研究，这是理论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交往直接相关，“世界历史”的问题也是过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受到关注。从实际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正是和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就没有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就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阐发，因而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能没有“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研究社会发展更是如此。总的说来，唯物史观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它在当代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相形之下，后一层次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更为薄弱。理论界长期以来偏重于对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而对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谈到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研究，似乎主要是经济学上的事情，哲学上除了《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以及历史观研究之外，很少有什么事情可做；即便是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些发展问题，也没有超出一般历史观的领域，较少涉及其他新的领域。谈到马克思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较多谈论的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以及俄国公社“跨越”的理论，而对东方社会其他发展问题以及古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则基本没有涉及，以致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非常狭窄、干瘪和空泛。其实，无论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还是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其理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研究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就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对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尽的考察，从中阐发了许多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性或一般性研究中，如关于现代社会基本特点和运动规律的分析；关于现代社会的起因、动力及其发展过程，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道路和模式的考察；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及其所引起的世界性影响等的探析。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研究之中，如关于内外因关系、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关系的分析；关于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前提、经济结构、经济形式、劳动组织、社会分工等）、政治问题（如政权组织形式、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社会管理、控制与调节等）、文化问题（如宗教、文化、传统、人的素质等）以及其他社会学问题（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开放程度、社会应变能力等）等的探讨。就其对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研究来看，马克思主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参照系，对西方之外的大部分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均作了程度不同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如对东方社会一直比较关注，专门研究了东方社会长期发展迟滞的原因，对东方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与宗教结构、劳动组织、社会运行等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评价，并指出了该社会发展的出路与方向。在晚年又进一步扩展了东方社会的研究，对俄国公社的命运作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设想。与此同时，还对史前社会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揭开原始社会之谜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具体社会发展理论。
由于过去对这些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缺少深入研究，未能结合当代实践加以新的探索，因而在回答现代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上，往往是隔靴搔痒，力不从心。如在对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分析时，不是对发展过程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远离实践进行理论演绎或一般说明，因而得出的不是一些具体的、明确的意见和观点，而是一些大而无当的抽象的“规律”和“原则”，使得活生生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一般历史哲学”。面对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这样的发展理论日益显得苍白无力。实践对其提出了尖锐挑战。
要使社会发展理论走出“困境”，一条基本的出路就是要拓宽这一理论研究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把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重点从一般性研究转向具体性研究上来，将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具体化、应用化，具体回答发展进程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为此，必须加强对马克思有关具体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要加强这一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要关注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探讨。综观马克思一生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青年时期主要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为主，其理论成果是唯物史观的创立，具体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中年时期重点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资本论》及其各个手稿中；晚年时期则在继续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把视野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对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进行了详细探讨，其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和书信中。[27]尽管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涵盖的范围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但其研究的中心还是现代社会。马克思毕其大半生的心血所剖析的就是这样的现代社会，但为了达到剖析的目的，其考察的范围又需大大超过这种社会本身。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中，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如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和现代西方社会并存的东方社会（如印度社会、中国社会、俄国社会等）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时对资本主义起源前17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一般考察。[28]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公社以及其他公社的发展之所以抱有较大的兴趣，固然与回答国外学者的提问和自己弄清问题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同研究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地租等问题直接相关；而且对于俄国公社的发展能否实现跨越等问题的研究，也不是游离于现代社会之外，而是将其纳入近代以来世界整体联系之中来进行的，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考察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对以往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正是服从于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的。这样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现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29]在马克思的众多著述中，“现代社会”常常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义语来使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商业造成的，因而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又通常指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这方面，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思想讲得更明确：“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30]这些提法尽管各不相同，但所反映的是同一个内容，即对现代社会不同侧面的理论概括。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从16世纪开始的。“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31]马克思所讲的“现代”，决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概念。“现代”及其“现代社会”是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动力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其明显的特征是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从以农村为中心到以城市为中心，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传统的生产一体化到生产的专业化，从生产的分散化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从社会生活的凝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流动化。正是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机制、新的发展手段，从而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通过研究，不仅得出了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论，而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奥秘，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观点。像这样一些理论就是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的：一是社会转型的理论，即以当时的西方社会为典型，研究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基础、社会条件、制度保障是什么等；二是社会运行的理论，即通过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上的比较，阐明其运行方式、运行机制的主要区别以及社会调节、控制与管理的不同，从而揭示现代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与要求；三是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理论，即将现代化放到全球化过程中来考察，不是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孤立的民族的事情，而是看作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现代社会的发展；四是现代社会批判的理论，即通过对社会异化、物化等现象的分析，揭露现代社会在进步中所包藏的深刻矛盾，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变革出路。这些理论、观点尽管所针对的对象、所依据的背景和材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因而是我们今天进行发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和宝贵的理论财富。
需要说明的是，突出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意义，不是要淡化作为唯物史观的一般社会发展理论。离开了唯物史观来孤立地谈论具体发展问题，既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马克思始终是以唯物史观来指导和统领发展研究的。所以，必须把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其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不能仅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将这一理论研究片面化、肢解化。
四、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
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也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指导发展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寻求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说到寻求途径，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乏成功的探索，但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常常看到的是这样一些寻求方式：或者是原理加例证，即从现成的原理出发去说明发展的问题与现象（此即外推法）；或者是在解释和说明具体的发展问题时，只注重从经典原著中寻找理论根据，以求解释上的“合理性”、“合法性”（此即内推法）；或者是为了凸显当代价值，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系统，而不注重内容本身的阐发；或者是用现代解释框架来理解经典理论，把马克思“现代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寻求方式。如果按照这些方式来研究，很难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真正的凸显与提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有“现代”的外观，实则是一个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用这样的理论产物去指导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寻找当代价值也只能由此来切入。这就自然要求突出“问题意识”。谈到“问题意识”，似乎没有多大歧义，但实际的贯彻落实并不理想。反观我们的发展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讲得很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很薄弱；一般性的论述非常之多，具体深入的问题研究则较为少见；追求体系新颖、话语新颖的热情很高，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则比较疲软。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利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走向“当代”。其实，今天讲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性，不在于翻新什么概念、术语，也不在于急于建立什么新的理论体系，而在于真正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是在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和理论课题中加以实现的，或者说，这是其当代价值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引入新的概念和范畴、建立新的体系结构毫无意义，而是旨在强调应突出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带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果对事关发展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一味追求话语的翻新和体系的建构，这样的努力又有何实际意义？
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事实上就要求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进行新的转换。这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仅仅看作是一个知识系统，而要看到它的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实践功能。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所有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指向现实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对其理论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更重要的是放到关心“改变世界”上。在实际研究中，就是不光要注意回答社会发展“是什么”的问题，更要注意回答“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就要使发展研究更加切近现实，通过具体考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对策，真正发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功能。
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2]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33]。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35]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如苏格拉底就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36]。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就意味着它总是活跃于智力的前沿，意味着它总是在对知识、真理探索的“途中”而非“终点”，不能简单地宣布对真理的占有。因此，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探索的过程比得到的结论更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的提出，决不是闭门思索所能做到的。提出问题必须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对社会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并将其转变为哲学上的研究课题。离开了社会现实，“问题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要增强“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还必须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强调“问题意识”，而是要确实通过对社会发展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探索、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引导社会健康发展。因而我们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追问上，应该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解决问题上。这样，加强研究的方法论功能，事实上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索问题、合理地寻求问题的解决等共同组成的。
按照这样的方法论要求，本文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发展的现实，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的现实。这既是本文的研究方法，也是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方法。
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本文不可能把涉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问题都涵盖其中，所论及的主要是关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但愿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促进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发展现实的深入思考，以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1]选自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同上书，10页。
[5]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1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伊藤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参见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5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202～20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0]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1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卢卡奇自传》，2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3]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38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4]同上书，38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俞可平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参见孙立平：《传统与变迁》，83～8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8]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9]参见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233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7]这些笔记包括《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其中前四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五本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4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还包括《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马克思晚年关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书信主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8]马克思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现收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
[29]当然，严格说来，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涵盖的内容更广，更具普遍性。
[30]《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2]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59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5]同上书，258页。
[36]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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