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是新中国最早着手重建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少数学者之一。他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是1949年以后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本学科系统论著，勾勒出了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1990年出版的该书修订本致力于促进对西方各派哲学作真实和客观的介绍，抛弃了简单化的批判模式；2000年出版的“新编”版把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推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这三个版本都较好地适应了所在时期我国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需要，又各有其独创性，对我国本学科从无到有的重建和发展，特别是高校本学科课程的开设被公认起过较大推动作用。在上海市2004年首次举办的1949年以来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奖中，刘放桐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成为全市三位获奖者之一。
刘放桐不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他一直密切关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时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注意从不同方面对这两种哲学加以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使他既能在马克思哲学的变革这个背景下更为全面和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又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产生的西方哲学变更的大背景下更为深刻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的伟大意义。他也由此对这两种哲学都能提出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刘放桐的著作有20种。除上述《现代西方哲学》系列外，主要著作还有：《实用主义述评》、《现代西方哲学述评》、《重新研究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中国当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China'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Journey：Western Philosophy&Marxism”，USA），独著论文约150篇。部分论文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选取了刘放桐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原名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和发表于《求是学刊》2004年第9期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的《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三个文本。
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中，作者明确提出并具体论证了如下两个重要观点：第一，由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不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二，这一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二者殊途同归。这两个观点是对国内外流行了一百多年的权威观点的否定，它们的提出对后来在我国兴起的马哲西哲比较研究的热潮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论证这两个观点时，本文除了从历史和理论上对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作了较多阐释外，还明确提出应当用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去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作本原和本体，不是企图在实践基础上去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客观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的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本文是刘放桐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总结，也成为他后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的出发点。
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作者首先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以及他们个人在不同时期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差异，因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重要的是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差异，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在。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有关论著的具体分析，提出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意义。恩格斯和列宁在某些情况下虽然较为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并由此与马克思确有所不同，但这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在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这个根本立场上他们与马克思完全一致。经典作家之间的这种差别后来受到扭曲，导致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的偏离，在实践和理论上都造成了严重后果，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产生的重要根源。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一文的主旨，是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来论证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只能是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作者认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但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有着重要区别，不能相提并论。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性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挫折，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正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获得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包括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西方各派哲学由于本身都存在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然陷入新的困境，要超越后者，就必须超越西方哲学本身。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1]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现在已很少有人再简单否定，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近年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水平大为提高，现象学等个别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可与国外媲美。然而这些成果似乎还未充分运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后二者仍处于分离状态。这说明人们对它们的关系还缺乏较明确的认识，对有关问题还需作更具体的追问。其中如下几个问题可能是较为重要的：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哲学史上是否是具有进步和革命意义的重大变更？在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一致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借鉴它们的有关成果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本文拟从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角度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一、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进步和革命意义
为了从整体上对西方现代哲学作出较恰当评价，首先要考察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中所发生的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型、转向）的意义。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流派纷纷宣称自己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中各种转向之声更是不绝于耳，例如尼采等人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与否定，狄尔泰等人之要求建立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实用主义之要求以生活和实践取代对物质和精神本质的探究，现象学运动（特别是存在主义）之要求转向非反思的生活世界或人的生存，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分析哲学家之要求把哲学变成语言的用法和意义的分析，释义学家们之把哲学当作对文本的意义的阐释，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消解等，都被宣称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些转向的具体含义往往有重要区别，但在对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采取批判态度并要求代之以一些与之相反的观念，从而改变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后者体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方向性转换。这种转换的基本意义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甚至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种革命性变更？人们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我认为，如果从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式上将近现代西方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比较研究，似应肯定后一种回答。
1.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及其意义
对于从笛卡儿（甚至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通常称为近代）的西方哲学，过去大致被归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有所肯定。尽管各家肯定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大都承认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倡导哲学的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人文精神），反对贬低理性、抬高信仰的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张哲学应以人本身为中心。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可谓是这种精神的典型表现。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兴起而被强调的科学精神是一致的。当时先后兴起的各门自然科学都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理性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认识和研究。而自然科学的胜利也正是理性的胜利。西方哲学史上这一历史时代因此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正是这种对理性的倡导使西方哲学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的重要变更。当时的哲学家们正是以理性为出发点为人的行动及全部现实生活制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他们的哲学仍把世界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当作核心问题，但在理论形态上已与建立在感性直观和素朴猜测基础上的古代哲学以及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并使人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中世纪哲学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大都自觉地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对象（客体）的世界（也就是把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并由此来探讨主体如何认识和作用于客体，客体如何作用和呈现于主体。哲学基本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主客、灵肉、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2.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与新的转型的出现
但是，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时却又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矛盾。这首先表现为：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这导致了理性的独断。按照理性主义原则构建的哲学体系往往变成了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其次，它虽然以理性思维（反思）克服了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却又因将主客、心物等分离开来而陷入了二元论。而二元论必然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是以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而开始其发展历程的。它要求摆脱旧的传统和权威对个人全面发展的束缚，倡导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主客、心物、灵肉的分裂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人要么沦落为一架没有血肉和灵魂的机器；要么成为形而上学体系上的一个环节（如体系中的“人”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自由和人格的尊严等由此被消解于理性思辨体系中了。这意味着近代西方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近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片面性和矛盾被一些当代哲学家称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等。这些不同名称从不同视界上表达了同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要求建立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和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和矛盾即使在当时就已被一些哲学家（例如与笛卡儿同时代的帕斯卡尔、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揭示。只是那时的社会和思想环境使它仍然有存在甚至发展的条件。从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剧变，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认识基础的经典自然科学的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它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这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转型。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而从那时以来西方一系列一反近代哲学发展方向的新的哲学流派（即通常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转型的表现。
3.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不少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存在着种种片面性甚至谬误。它们也的确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不少积极因素，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但是，如果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论走向与近代哲学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觉它们至少在如下几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后者。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这虽然限制了传统哲学的范围和职能，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消解。但却是哲学上的一种重要进步。随着各门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需要改变由哲学来支配，特别是代行其职能的状况。人们必须重新研究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现代西方哲学家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方法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等）。它们虽都有片面性，但大都不失为对哲学的意义和功能的新的、有价值的探索，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
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二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然而他又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没有真正克服，甚至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二元论倾向。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进一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来克服康德的不彻底性。尽管有时走向极端，但这毕竟包含了对与二元分立相关的机械论、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某种程度的否定。有的人还主张用人的实践活动取代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哲学由主客分离的世界转向二者统一的现实生活世界。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些研究有时也有走极端的倾向，但毕竟批判了将理性绝对化和凝固化的片面性，揭示了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的更多的层面和特性，扩大和加深了对它们的认识。这些未经理性改装和凝固化的本真的精神活动如同人的理性活动一样是通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达到对人的更完整的认识的重要门户。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
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种理论虽然同样有片面性，但毕竟是在提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至少对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及传统人道主义的种种弊端作了较大深度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
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用一种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重建哲学，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的确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状况，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当然有重大区别。然而二者又同是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在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上有类似之处。导致近代哲学趋于终结的种种原因同是二者形成的重要根源。这些现在大致不会有很大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是：二者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以及所要建立的新理论仅仅是根本对立的呢还是有着较大的共性？
1.坚持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必定认为二者只能是根本对立
过去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摒弃了近代等传统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批判地继承了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由于都否定和排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归根到底必然倒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尽管二者都是对近代哲学的否定和超越，但由于所否定和超越的截然不同，必然处于根本对立的地位。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后者并无进步意义，甚至是一种倒退。近些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现代西方哲学包含合理因素，但上述基本观点似乎仍为较多人接受。主要原因是人们仍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二者所实现的变更。
从追问世界的本质和本原、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的体系的观点看，从立足于心物、主客二分并把由此而产生的唯物唯心等的对立当作哲学发展的基本路线的立场看，现代西方哲学的形成的确很难说是哲学上的进步，因为它们不仅明确地反对各种唯物主义，而且还企图通过反对二元分立来根本取消作为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意义下的主客、心物、思有等的关系问题，这就否定了唯物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实体本体论等的否定也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否定。
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唯物主义作为判断其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它们的评价只能是否定的。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简单地归结为建立了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那必然认为它与现代西方哲学根本对立。如果谁企图通过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发现唯物主义因素来寻找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点，大概很难有多大成果，甚至还会曲解现代西方哲学。因为超越和排斥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分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肯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成分越多，谁就会离开它们的实际所是越远。
总之，只要人们遵循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就必然把二者看作仅仅是根本对立的。最近一些年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虽然无意再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甚至试图批判地从中吸取合理因素，但一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具体理论评价却往往感到困惑，主要原因也许正在于未能越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
2.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为了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并对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笔者认为必须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突出表现是把它归结为一个由几条能反映自然、社会和精神等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为基本框架的理论体系，认为只要掌握了这些基本规律，就可由之出发或以之为基础而揭示出一切领域的特殊规律。这种解释可能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穷究一切存在和认识的基础和本质，并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根据的体系，而这正是近代哲学由以构建其理论的基本观念。尽管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哲学有本质区别，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作的解释有时也的确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哲学家的学说，但未能超越这些学说由以建立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框架，也就是仍然按照追求万物本原、本质，并成为人的一切行动和认识的基础这种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必然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超越和变革，使它倒退到传统形而上学的水平。
那么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扬弃和超越近代哲学而建立其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新哲学的呢？这是一个需要从不同层面加以研究和讨论的复杂问题。但我想至少可以肯定：上面提到的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那些超越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超越之列。事实上，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倾向（特别是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并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将理性绝对化的倾向，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的倾向，将人当作手段和使人异化的倾向，都是马克思所一直激烈批判并要求克服的倾向。
马克思在扬弃一切旧哲学之后所建立的哲学不只是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与以往哲学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破了一切旧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它所关注的不是去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但这不是把它当作本原或主体，不是企图在实践基础上去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客观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如何理解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但我认为至少应当肯定：实践不是单纯的物质或精神活动，而是包含了二者的统一的能动的活动；实践不只是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实践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客的统一；与实践相应的不只是知，而是知情意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哲学之陷入种种片面性、矛盾和迷误，根本原因是忽视或未能正确理解人的实践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与区别
总之，不是以实体和本原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实践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不是在理性独断和心物等二分的基础上使人片面化和异化，而是回到活生生的、知情意统一的、具体的、完整的人，并为人的自由和创造开辟广阔的道路：这些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超越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所在。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考察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时，我们不难发觉它们并未越出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超越的范围。换言之，西方现代哲学各个流派从各自角度对近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的种种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初创期就已以更加明确和彻底的形式提出了。这说明从超越于西方近代哲学的角度说，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这当然不是否定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在超越近代哲学时几乎都存在着种种不彻底性，甚至自相矛盾。他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他们大都激烈抨击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但往往把哲学所应有的对真理、理想等的形而上的追求与近代哲学之将这种追求思辨化、绝对化混为一谈，对之简单否定。然而他们自己又不得不以新的形态去构造某种形而上学。他们对传统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甚至排斥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即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他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
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有很大局限性。就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说，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通过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才能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将其去伪存真，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它在克服传统哲学的种种片面性时不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而只会在汲取原有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发展的新飞跃。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了传统哲学，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
4.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和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
如果上面关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关系的论述大体能够成立，那从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坚定的信念。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体上既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也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比后者更为全面和深刻地体现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更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势和各方面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不应为在它的发展中出现了某些曲折而对之失去信念。
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实所是要有更全面的理解。不能按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扬弃的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它，而要恢复它作为实现了哲学上革命变革的新思维方式的本来意义。最近一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受到了很大损害，有的人动摇了对它的信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被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以致其本来意义受到扭曲。这种被扭曲的理论就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超越的旧哲学一样必然陷入困境和危机。为了使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必须揭露和克服这种对它的扭曲现象。
第二，必须认真研究和大胆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如果承认西方现代哲学在整体上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是西方哲学发展上一个更高阶段，在体现一种新的，即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共性，那对它们一些过去常被简单否定的理论就要重新考察。它们也许正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某种超越，在哲学发展上起着进步作用。从整体上说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超越的范围；但从某些局部和方面说，它们很可能包含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被扭曲，它本来应实现的超越未能完全实现，有时甚至反而被拉回到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从现代西方哲学所实现的那些超越中批判地汲取有益经验，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方面的不足，或促进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就更显得重要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
如何建立和发展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中国哲学，这是一个可以而且需要从不同层面、视角来探讨的问题。例如，中国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哲学首先应当发展适应中国特殊环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发展中国哲学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为前提；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发展中国哲学必须适应这些变革；等等。这些方面本身又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需要分别加以研究，我在此想说的只是：它们也都应当与重新研究和认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联系起来。
1.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关系
关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已经谈到。在此再提一下的只是：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的倾向曾经特别突出，为了促使它恢复作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本来面目，更加需要研究和借鉴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作了多方面批判的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过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发展，但在不同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倾向，特别是将它僵化和教条化。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根源说，这与没有如实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深刻意义、错误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绝对对立起来有一定联系。人们对以二元分立和理性独断为特征的某些近代哲学往往因其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因素而过分地加以肯定，而对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超越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理论往往当作唯心主义而加以简单否定，在多次发动的对西方哲学思潮的批判中，所批判的有时也许正是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现代哲学精神的内容。这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实用主义因鼓吹调和折衷和过分强调谋取实利、忽视原则而受到来自各方的非议。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批判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实用主义又是一个具有较多现代哲学特征的哲学流派，对之应作具体和全面分析。例如，杜威等人的理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拒斥以心物、主客二元分立和实体本体论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要求哲学和科学把注意力移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经验世界）。不过他们不把经验看作物质或精神存在，而看作人与其对象世界之间（主客、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不是实体性存在，而是作为上述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一般并不否定经验以外的世界自在地存在，但认为它们只有处于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关系中才能作为客体存在，才成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哲学家不应当去建立关于超经验的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体系，也不应去论证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应使哲学成为一种关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方法论。尽管他们的这些理论的确存在着种种片面性，但毕竟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经验和实在的理解的界限，具有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特征。与古典哲学相比，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本应给予更多肯定，并从中得到某些启迪。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它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而予以全盘否定。
对实用主义的其他方面及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也存在类似情况。其主要消极后果是把人们的注意力由具体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引向关于物质、精神等抽象的一般概念，由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又回复到近代哲学。这意味着在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颠倒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特别是它们的转型）的是非，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些方面被扭曲成近代形而上学类型的哲学。
2.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及其近现代转型相结合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也必须与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其近现代转型结合起来，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而后者从理论来源说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产物，它在现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仍然与西方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和转型密切相关。为了更准确和全面地理解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认真研究西方哲学。第二，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由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是在个体的、狭隘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宗法血缘关系及以家国一体为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尽管它们具有非常丰富和优秀的遗产，但本身并不能完全适应上述要求，必须对之加以改造，而批判地汲取具有现代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是进行这种改造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应当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弊端，而现代西方哲学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批判至少可以唤起我们在这方面的警觉。第三，这种继承和发扬必须适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为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必须是开放性的，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在哲学和文化上相互对话和交流。这也意味着必须使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与体现当代特色的西方哲学和文化相互沟通。
3.中西沟通和融合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从中国或世界范围来说，迈向21世纪都意味着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哲学也必将如此。对于21世纪的哲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就21世纪哲学发展的具体形态说，谁也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然而，在各种可能的趋势中，不同类型的哲学（包括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和流派，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之间的接近和会通也许将是一种必然趋势。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随着“冷战”不可逆转地结束和人类面临各种共同的挑战，21世纪也许将是以和平竞赛和对话协商为主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局部范围仍可能很激烈，但它们最终只能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商讨式的论争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已开始显示出这种倾向。许多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寻找共同语言。这不意味着要求各派哲学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只意味着不将其绝对化，并对其他各种思潮和流派采取较为宽容和开放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开放型哲学同样应当在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信念的同时更加注意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从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成果。
关于东西文化、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曾长期引起激烈争论。人们在这方面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原因很多。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彼此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属主要原因之列。当西方各国处于其现代化的上升和巅峰时期，他们的思想家对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文化必然深信不疑，而对缺乏这种特征的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必然视而不见。同样，当中国等东方各国尚处于所谓前现代时期时，这里的思想家们对西方哲学和文化也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中西哲学和文化的会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历史走向21世纪，当西方各国经历了“现代”哲学和文化的种种危机和矛盾，失去了对理性和科学的迷信，要求超越它们，并企图转向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的时候，当东方各国进入了“现代化”时期，对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理性和科学精神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要求超越固有传统的时候，二者之间自然会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因此，如果说以往的世纪是东西（中西）哲学和文化相互分离和对立的世纪，21世纪也许是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会的世纪。
如果上面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汲取和容纳百家的开放型哲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基础上与体现了现当代的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相衔接的哲学。西方哲学在经过扬弃后将成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而中国传统哲学将在克服种种局限性的前提下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哲学中的瑰宝。把中国优秀的哲学遗产推向世界，把西方哲学的现代精神引入中国，这也许正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哲学必将是一种既超越中国传统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哲学。它将处于时代高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2]
关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少可以有两种论述方式。一种是按历史发展顺序讲述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的具体过程，另一种是按理论特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差异。这两种论述方式也可以结合起来进行。本文为篇幅所限，无法多涉及具体的历史发生过程，只能大体上按第二种论述方式有选择地谈几个相关问题。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歧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提法有所不同，人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以有不同解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的统一性，在被认为是直接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或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家往往回避谈论经典作家之间的差别。倒是西方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一再指出存在差别。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在这方面就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把马克思和包括恩格斯、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无论是在强调人的感性活动还是自然界本身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等论著中的观点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的观点以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等论著中的观点有着很大不同。他大体上赞同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而反对他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与胡克大致在同一时期活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抱类似的立场。
西方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区别问题上当然存在着许多片面性和曲解。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夸大和曲解这种区别，并由此而抹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上的统一。但他们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在某些观点上存在着差别，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环境、时期不同，关注和面对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个人的其他条件也有差异，这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一致的前提下，彼此之间在某些具体的理论观点上必然存在着某些差别。这一点应当看作是很正常的现象。其实即使在他们个人不同时期之间，在理论观点上也往往会有不同之处。像阿尔都塞等人那样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断裂”也许言过其实，那样会抹煞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统一性。但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差别（恩格斯等人也一样），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不然又怎么谈得上他们的学说会适应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而不断发展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曾一再谈到不要把他们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看到他们会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说他们彼此之间和个人在不同时期之间的观点在所有方面完全一致，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求实观和发展观。
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以及他们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理论观点上可能存在差异，或者说肯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解释，那我们在谈论和评价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就应当尽可能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差异，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所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实际所是和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为了正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正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所是和关键所在。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所在
一提到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始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际所是，通常都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许多言论中也都提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思潮）往往都声称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人们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由他们是否在字面上表示赞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判断。与此相关，近些年来在学术讨论中有的专家主张在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也可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使用的其他一些名称，例如“新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史观”，特别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名称本身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无原则区别，人们对它们也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并非是使用哪一个名称，而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通过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所建立起来的新哲学的根本意义，这也就是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所在。只要对上面这些名称的解释适当，能准确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它们都是可以使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没有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个概念是普列汉诺夫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提出的。在列宁的《唯批》等著作中这个概念一再得到确认，其后一些苏联哲学家又纷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很多论证，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的理论框架，它们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是流行，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播起过积极的作用。关于这段历史，黄楠森教授作过非常认真和可信的考证。我个人很是受到他的启发。不过我还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虽不是斯大林首创，但它获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同义、甚至排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以经典作家的权威地位在《联共党史》（1938）4章2节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正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含义，又可能因对它的片面解释而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因此人们既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它，又不应当把它当作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它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所是特别是其根本意义的解释。这要求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究竟是什么样的变更？这可以从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主要表现为由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在这点上大家似乎没有明显的分歧。我们在此略而不论。分歧主要在后者。按以往最流行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摒弃了其唯心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摒弃了其形而上学，由此建立了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我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然而我认为至此为止还没有完全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深层意义。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追问：他们是怎样实现上述批判继承并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的。历史和理论的考察使我们明白，这个变更的决定性环节在于他们通过批判地总结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教训，特别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的深刻分析和总结而由此摆脱了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绝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的界限，强调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以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的深刻分析使他们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了与以往资产阶级哲学家根本不同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联系起来。这一点，从马克思的《提纲》第一条中的那段话就可看出。其中讲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
马克思在此指出以往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是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现实，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从感性、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他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不是离开实践的纯粹的、自在的物（自然），而是与物发生关系的人的现实的实践。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但这条原则得以确立又必以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为前提和中介。因为不与人发生关系的纯粹的、自在的物本身不可能与意识、精神发生关系，当然也谈不上存在对意识、精神的先在性的问题。马克思就此指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4]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明确地指出，他不赞成那种脱离人的实践的纯粹自然主义的，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后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反而会落入唯灵论等形式的唯心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说：“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5]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正是由于法国唯物主义之停留于自然主义水平。总之，不是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区别的根本之点。相对于旧唯物主义之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与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也与以往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辩证法因素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客观的实践来理解辩证法的，因而既能揭示主观的辩证法，又能揭示客观的辩证法，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阐释的辩证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丰富性和系统性，并因此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肯定。但由于他们“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会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和揭示辩证法，因而他们的辩证法必然带有浓厚的思辨性，无法达到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无法使辩证法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尽管能胜过旧唯物主义而发展了辩证法这个能动的方面，但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他们不是从社会化的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物质世界，自然无法理解和揭示物质世界的辩证法的意义。尽管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可能包含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它们也只能是以直观的、素朴的（如早期希腊哲学家）或者思辨的（如斯宾诺莎）形式表现出来，最后必然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取代。费尔巴哈比以往唯物主义者高明之处在于他承认对物质的先在性的肯定要通过人的感性直观。他由此把17、18世纪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改造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但他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未能将其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尽管他“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6]。这样他实质上还是停留于以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旧唯物主义的范围。
上述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也正是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坚持的观点，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他们对这种观点阐释的方面和方式与马克思有所不同，甚至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和扭曲，这点我们下面将要具体谈到。
总之，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不管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其他名称来指称马克思哲学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否则都会划不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的界限，都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偏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对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与马克思大致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致力于实现这种转型。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比任何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更为明确、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趋势，更为全面、彻底地实现了这种转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已作过较多论证，此处从略。
三、恩格斯、列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差异和统一
毋庸讳言，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几部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论著中更加关注的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不是作为确立这一原则的前提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例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着重论证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7]。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所着重关注的同样是哲学家们是否肯定物质第一性、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辩证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列宁在《唯批》等论著中所强调的也是如此。恩格斯和列宁在这些著作中也提到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但往往出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恩格斯在《终结》中曾谈到，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8]恩格斯在此所谈的实践显然只是出于认识论视角，而且限定在“实验和工业”这个范围。列宁就恩格斯的观点指出：“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9]列宁本人在《唯批》中对此也作了大量类似的论述。例如他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10]在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著中都有大量这类论述。它们的主旨都是证明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这些可谓是众所周知，不必更多引述。
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与马克思在《提纲》等论著中的论述在着重点上显然有所不同。《提纲》强调的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正如我们上面曾谈到的，马克思在此所讲的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正是通过对实践的强调，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辩证法明确区分开来。而恩格斯和列宁在上述论著中所强调的主要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例如真理的客观性），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他们的直接目标也正是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驳斥唯心主义的攻击。即使在他们谈论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时，目标也是这样。
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与马克思存在这种差别（而且应当说这是明显的差别）呢？为什么恩格斯和列宁把自己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呢？这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并不由于他们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区别，而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他们在哲学理论上关注的问题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阐释的方面和方式上与马克思也存在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写这些论著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受到了工人运动内外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攻击，而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中有的流派（例如尼采哲学和各种类型的生命哲学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还具有强调生活和实践的特征。因此，不是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成了维护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
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分析一下他们写这些著作的背景就可看出。例如，1878年问世的《反杜林论》的主旨就是批判当时在工人运动中已产生很大危害的杜林的学说。恩格斯在批判中比较连贯地阐释了他和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全书都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然而批判杜林的体系的需要使恩格斯在许多地方“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杜林的体系在哲学领域内是陈旧的唯心主义的翻版，恩格斯的阐释的重点必然是维护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至于恩格斯的《终结》的宗旨，正如他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所指出的，是为了对他和马克思怎样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又超越他们作出简要的说明。重点自然也是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列宁的《唯批》也是一部论战性著作，其背景是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对马赫主义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企图用它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不仅是当时理论斗争的需要，也是挽救革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由此可见，恩格斯和列宁在一些论著中之着重于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未着重进一步探讨作为确立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前提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的形势要求他们首先要让人们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界限。其实，马克思本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著中重点也在维护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其论述风格与《提纲》等较早期的论著也有所不同。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生了阿尔都塞等人所说的那种断裂，而是由于批判唯心主义和捍卫唯物主义的需要使他的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关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本人作过非常明确的说明。这从他晚年在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22日）、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等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这些信件中指出，他和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正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之时，正值黑格尔派解体、唯心主义盛行之际。为了批判唯心主义，在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中，他们更多地强调了物质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对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则阐述得不够。例如恩格斯谈到的，他和马克思在反对自己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正是他们由于反对唯心主义的需要而不得不较多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其他方面不能不有所忽视，并认为一些青年人有时过分看重物质和经济方面，部分地应由他和马克思当时的这种做法负责。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时期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们停留于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水平。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他们的整个哲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2]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恩格斯反对当时许多德国青年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个现成的套语和标签，而不肯去作进一步的研究。而他和马克思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3]恩格斯在此所讲的“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等的根本含义就是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基本根据。这说明在根本哲学观点上他与马克思是一致的。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提纲》，认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4]，并将其作为他的《终结》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这表明他充分理解并赞同《提纲》的观点，而《提纲》是马克思阐释他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著。
与恩格斯一样，列宁尽管在《唯批》等论著中强调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但只有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才是他的整个哲学的最根本的原则。列宁在许多论著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不是抽象的理论和原则，而是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例如他在《论策略书》一文中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5]在《共产主义》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6]在《哲学笔记》中同样明确地指出了理论（包括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依赖。因为正是实践使具有一般性品格的理论成为可能并使这种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7]
总之，我们既应当明确地承认恩格斯和列宁由于较多强调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显示出他们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但同时又要看到他们的根本哲学立场与马克思并无原则性区别，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和列宁像马克思一样始终把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斗争当作是他们的根本使命。恩格斯始终与马克思并肩战斗，在马克思逝世后一直在继续着他和马克思的共同事业；列宁领导着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的这种革命人生决定了他们实际上最为关注的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们的一切理论活动都服从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只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们在一些场合下在哲学理论上更为关注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问题，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有时强调不够。这里当然存在着缺陷（恩格斯本人也承认这种缺陷），因为它们可能被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原则的人利用。但只要我们能坚持求实的原则，就应当把存在这种缺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
四、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的偏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恩格斯、列宁在一些论著中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这种差别往往被一些人作出片面解释，有时甚至被严重扭曲。这必然导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的偏离。这种偏离突出地表现为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与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强调完全分割开来和绝对对立起来，由此导致如下两种各执一端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对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扭曲为马克思忽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并由此使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偏离了其不可分割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似乎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只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恩格斯、列宁等人则由于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被认为是脱离了马克思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立场，成了与旧唯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自然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胡克等西方哲学家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接近这种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把恩格斯、列宁（以及某些情况下马克思本人）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强调曲解为忽视甚至否定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意义，由此把坚持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些旧唯物主义者早已确立的原则当作是他们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有的人甚至把马克思早期根据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首要作用的原则对抽象的自然主义的批判和对人化自然的肯定当作是马克思思想尚未成熟的表现，把马克思在某些情况下同恩格斯和列宁一样着重阐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当作是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所在就被解释为对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肯定。第二国际以来的一些有教条主义倾向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
上述两种倾向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由于持后一种倾向的人大都是打着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危害就显得更加突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挫折往往与之相关。追索这两种倾向的具体的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们在理论和现实上造成的损害是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无法具体涉及。在此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及两个历史事件。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如何从哲学上理解导致这一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及二者的关系呢？这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十月革命当然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也证实了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和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一系列发展，包括进行和巩固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等众多方面（例如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这样一个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尽管列宁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明确地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但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学说，特别是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提出的。其实，他的许多言论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很是一致，例如他曾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8]这段话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总的说来，列宁提出的一系列学说是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突破，是对马克思关于一切从现实生活和实践出发的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没有偏离，而是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欧各国革命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上比俄国先进的中欧和西欧许多国家（芬兰、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奥地利等）都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各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发动了革命。然而这些革命都先后遭到失败。为什么会遭到失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得出的答案也是多样的。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较有影响的两种看法是：这些革命只关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作为革命的导火线的作用，而没有唤起广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只是单纯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没有制定适合本国特殊条件的战略和策略。前者针对的主要是在第二国际得到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后者针对的主要是被简单化理解的列宁主义。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和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中对这些看法作了哲学上的论证，试图通过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发展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理论。由于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占有正统或者说主流地位。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学说，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也往往由此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甚至恩格斯以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相对于被扭曲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说，这种对立有一定根据，卢卡奇和柯尔施的论证也的确存在合理因素。但相对于本来意义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对立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并无充分根据。因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理解的列宁主义也并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偏离。
卢卡奇和柯尔施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在他们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出现各种失误和挫折（例如欧洲工人运动之未能制止法西斯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和失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失败、苏东剧变等），陆续有一些学者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运动和执政的共产党范围以外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力图对这些失误和挫折加以总结，并以此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大都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历史事件不同、思想和文化背景相异，他们的理论各有特色。这些在近年来发表的许多专家的论著中已有相当深入具体的评介。此处不拟，也无法具体涉及。下面仅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再说几句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扭曲和偏离相伴随而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潮。这种扭曲和偏离往往首先出现于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执政的共产党内）。正是由于出现这种扭曲和偏离，这些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从事的事业（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然出现失误和挫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是以回到或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名义作为上述扭曲和偏离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误和挫折的批判者出现的。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往往又从另一个极端扭曲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应当承认，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论著作过相当深刻的研究，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以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中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等倾向的批判上，他们的许多论述的确存在着合理因素，很值得一切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借鉴。他们之中有的人原本就是共产党人，往往是由于受到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势力的排斥而被迫离党。简单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其归结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求实态度。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受到同时代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强烈影响，而且往往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某种现代哲学流派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学说的。尽管这些哲学流派在肯定现实生活和实践、要求超越导致教条主义和消极无为等缺陷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上与马克思的哲学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无论在阶级基础和理论特征上都有原则区别。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利用这些哲学流派的理论来反对教条主义等扭曲和偏离马克思的学说的倾向时，有时的确可能存在积极的方面，但他们自己往往又受到这些流派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性学说的影响，用这些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因此，我们既不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简单对立起来，又应看到二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当听到当代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高度赞扬马克思时，我们既应适当肯定，又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善于具体分析他们的称赞的真实意义。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19]
一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做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0]。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现代西方哲学过去被笼统地归结为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从而对之全盘否定。这自然是片面的，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对待。但从整体上说，它们毕竟都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这一点决定了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可能把哲学的改造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造结合起来，不可能真正把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此产生各种片面性，陷入各种矛盾。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欧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儿（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的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 Post 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 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了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发布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做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20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并无不可克服的矛盾，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连萨特等一些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也肯定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它今后的发展不是走向另一种与之不同的哲学，而是通过更加紧密地投入现实生活和实践，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克服偏离其本身的倾向，吸取新的经验，从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和最好典范。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当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在这方面，最忌讳的莫过于把邓小平理论纳入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中，或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来对之作出解释，甚至牵强附会地去建构某种邓小平理论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把本来是开放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的邓小平理论扭曲成封闭性的、僵化的理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背离邓小平理论。
至于当代西方哲学，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重大变更。正像它所处的西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活力一样，西方哲学的现代思维方式还没有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它的各种思潮和流派还会通过探索和论争自觉不自觉地进一步朝着展现，甚至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方向发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正确、也最简捷的道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固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偏见，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走这一条路。然而，既然他们至今仍然走在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得到加强。他们大都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哲学上将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接近的道路。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哲学发展的道路，将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的道路，而这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1]选自《天津社会科学》，1996（3）。原标题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2]选自《求是学刊》，2004（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同上书，221页。
[9]《列宁全集》第14卷，194～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同上书，14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同上书，4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列宁选集》第3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列宁选集》第4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列宁全集》第38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8]《列宁选集》第2卷，7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选自《天津社会科学》，1999（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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