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现新元素

    女儿的出生，给小家庭增添了喜气和快乐，也给皮埃尔和玛丽增加了不少活计。这就需要玛丽在家庭生活和科学事业之间作出抉择。而玛丽则认为事业和家庭两者都重要，二者都不可丢。单薄而坚强的玛丽决心把爱情、母职、家务、科学一肩挑起来。她有热情、有决心，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她身体刚恢复便投入了科学工作，并坚持自己为孩子哺乳。可是不久，医生说她的左肺有结核病变。因玛丽的母亲是患肺痨病去世的，怕有遗传，要她立即终止哺乳，并劝她到疗养院去治疗。为了孩子的健康，喂奶是中断了，但去疗养院却被她坚决拒绝了。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实验室、有家、有丈夫、有女儿……她怎么能丢开这一切而去疗养院呢？

    她的公公居里大夫给了玛丽很大的帮助。还在伊雷娜生下来之后的几天，老居里夫人就因病去世了。从此这位善良的老人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刚出生的小孙女身上了。他细心地照料这个小女孩，经常把她带到花园里享受新鲜空气。孩子被公公看管着，玛丽可以更加放心地从事自己的事业。

    玛丽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取博士学位！要想获得索尔本的博士学位，没有新课题新发现是很难通过考试的。茫茫宇宙，众多的未知现象，玛丽如何确定她的研究课题呢？

    还在玛丽分娩期间，国际科学界就有了新的发现。那是1896年，亨利·贝克勒尔博士向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一篇论文，涉及了他正在探讨的一种新现象。贝克勒尔不知道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甚至他还没有给这种奇怪的现象命名。

    玛丽和皮埃尔已经获悉了贝克勒尔所进行的这一研究，同时也了解到他是用一种叫做铀的神秘元素进行试验的。玛丽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认真阅读了贝克勒尔关于铀能发射特殊“辐射”的论述。知道贝克勒尔是受某种带光的物体在光照作用下产生放射性的现象所启发，并经过大量实践和观察，发现了一种新的奇怪现象：铀盐在不与任何光线的接触下，自己能发出光线来。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便一无所知了。

    玛丽曾经读过他的有关研究报告和论文，觉得很有启发；这次她又细心地研读这些报告文集，越读越有兴趣，越读越大开眼界。于是她迅速搜寻有关资料，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巴黎所有的图书馆和资料情报部门，查阅最近的各种实验报告。但涉及这个课题的全部资料，只是亨利·贝克勒尔在1896年提交法国科学院的几篇学术报告。

    玛丽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皮埃尔商量。在讨论有关重大问题时，皮埃尔的意见很重要，因为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物理学家，又是玛丽所在的实验室主任。现在玛丽年少时那种冒险家的好奇心和勇气又冒了出来。她必须要选择一个有重大影响的课题，哪怕上刀山下火海。贝克勒尔的研究论文是个吸引人的课题，是个全新的课题。是迄今为止，谁也未曾涉足过的领域。她可以抓住这个放射性现象，去寻根究底，揭出真相。铀化合物以轴射形式发出来的极小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轴射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所有欧洲的实验室还没有人深入研究过铀射线。玛丽可以从零开始，如果在研究中能获得重大发现，她将对科学作出重大的贡献。她要大胆地去从事一种科学冒险，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皮埃尔听完玛丽的想法之后，兴奋不已，他积极支持妻子去开垦这块处女地。

    有了这种思想，还必须要有配套的装备。要做实验，必须要有一个放置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这是横亘在她面前的第一个难题。皮埃尔正设法替她四处寻找，向朋友打听，可答复都令人失望。最后皮埃尔向理化学校校长求助，才在教学大楼底层找到一间储藏室。假如说这是一间贮藏室或机器房，还不如说这是蜘蛛、昆虫之家，破烂阴暗，潮湿得冒水。夏天，室内像个闷罐，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冬天，潮湿的墙壁几乎结成冰块，没有暖气，更没有电气设备。玛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在没有任何可供参考资料和专家教授指导的情况下，靠崇高的理想和顽强的意志支撑着，开始了她的研究工作。

    玛丽过惯了艰苦生活，对这种极端的处境满不在乎，只是她的精密仪器敏感性太强，在室温低到6度时，往往失去准确性，导致研究出现误差。玛丽在计算时不得不考虑误差的干扰，这影响了她的研究进程。

    她要找出从各种不同的铀化合物中发射的射线有多强。这样，她必须测出现有的样品在电器中所引起的漏电时间的长短，在试验中，皮埃尔和雅克前几年共同研究发明的静电计帮了她的大忙。

    玛丽的验电器是一个金属盒子，旁边有两个小孔。盒子里有一条垂直的铜片B，连接在盒盖内一块绝缘体硫磺SS上，与铜片连接在一起的是一根横着的导线。导线的一端是个小铁珠，另一端是电容器极P1，连接铜片的还有一条金箔。金属盒子和地相连，要把测试的物质放在连接盒外的电容板P2上，接通电源后，那个新物质就使电容器板P1和P2之间的空气导电，这时，验电器的电荷就开始流走，金箔就逐渐落了下来。

    1898年2月，一连几个星期，玛丽都把自己关在那间冰冷潮湿的贮藏室里做这种实验，常常几个小时瞪大着双眼，通过显微镜和电器盒上的小孔来观察所发生的现象。她发现金箔落下来的时间与铀射线成正比。她不放心，重复地做了几遍，反复细致地观察后认为：铀元素的放射性强度，即射线的强度或力量，与它放在电容板上的样品所含的纯铀量成正比；而这种放射线竟不受样品的化学结构的影响，也不受光、温度和它，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影响，这是一种性质很独特的射线。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

    这天晚上，玛丽回到家中，一边吃饭，一边兴奋地告诉皮埃尔，她经反复试验和观测，铀化合物中含铀量最大的具有最强的放射性。不管用什么化学试剂处理铀，其放射性强度都不会增强或减弱，并且不受任何光、热、电流和气温变化的影响。

    皮埃尔很赞赏妻子这一细致的观察和发现。他知道，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学者们常对一些现象进行追踪试探性研究，但经过多次研究后，却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研究者们也就慢慢对这些新奇现象失去了兴趣。皮埃尔当时的心里，也是把妻子归入这种情况，微笑着点头，而并未发表意见。

    可这个倔强而好奇的玛丽，却不就此罢休，仍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继续研究下去。巴黎的冬天寒气逼人，常有大雪普降，陋室里那仪器瓶里常常结成冰块。玛丽的手指常常冻得不听使唤，拿不稳仪器。她搓搓手，跺跺脚，又埋头工作。越深入研究，玛丽越发现这个物质不同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实验中虽然证明铀有这种现象，但是她没有理由证明铀是惟一能发出射线的化学元素。她认为，除铀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化学元素也能发出射线。她决定，对所有化学元素进行检查。

    皮埃尔知道妻子的性格，她想到的事，必须去做，任何劝阻或困难都不会使她退下阵来。皮埃尔支持她，鼓励她，虽然这种支持是口头上的，但这是玛丽的精神力量，有了丈夫的支持，她的决心更坚定，她的勇气增强了。

    到1897年，科学家们已发现有80种元素存在，玛丽要对这已知的80种元素一一进行测试，这是一个多么有胆量的决定，是一项多么巨大的工程！玛丽决心在那广袤的荆棘中辟出一条光明的大道。

    放射性迷住了这个女学者，她放弃了对铀的研究，不知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不久就有了结果。一种叫做钍的化合物，像铀一样，能自发地放射出同样强度的射线。玛丽很高兴，她的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惊奇的现象决不只是铀的独具特性。玛丽将这种特殊的性质称作“放射性”，从此时开始，“放射性现象”这一专有名字便成立了。她把铀和钍这些有特殊“辐射强度”的物质，就叫做“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现象使玛丽非常兴奋，她非凡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已使她不满足于对盐类、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的研究实验，因为这些研究结果仍然不能解释放射线的神秘来源，她要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她想，铀和钍可以从许多矿物中找到，然而，矿物中除了科学家所需要的物质外，还含有许多其它物质，如果要获得一种纯样品，那就必须从矿物中分离别的物质。玛丽决定抛开那些不含铀和钍的矿物质，而从含有铀和钍的矿石入手，逐一进行研究。

    玛丽按照自己的假想立即付诸行动。把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做成各种标本，然后用静电计一一进行检查。皮埃尔很赞成，并帮助玛丽从矿物中挑选硬的，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玛丽知道，检查的结果应该是：不含铀或钍的标本，肯定不具有放射性；而含铀或钍的，一定有放射性。结果与预料是一致的。

    于是，她对所能获得的矿物都进行了试验，并将具有放射性的区分出来。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研究时她像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常常是皮埃尔把饭送到那又小又潮的实验室，她一边吃一边观察，整个身心都投入了研究中。在对一种矿石的测量时，她发现了一个十分惊奇的现象，有些矿物的放射性比纯铀或纯钍样品强二三倍。

    玛丽感到奇怪，根据经验，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试验中的样品出了差错。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怀疑的。

    玛丽毫不犹豫地作第二次、第三次试验，这种放射性强度仍然大得多。她对此迷惑不解。过去，她一直认为矿物中的放射性元索和其它许多非放射性元素是混在一起的。因此，矿物的放射性强度应当比纯放射性元素小。玛丽心想，是不是精密仪器受潮湿干扰出了差错，于是，她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矿物，重复测量了10次、20次，而所得的结果仍然相同：矿物的放射性强度比纯放射性元素化合物的放射强度大。

    玛丽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用静电计反复测量，把样品重复称准，将仪器上的读数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最后，她断定这个反常结果不可能是因工作中的差错引起的。这不可能是由已知矿物中所含的铀和钍产生的，因为她对已知元素进行试验后排除了这种可能，她确信没有一个已知元素会引起这种极强的放射性现象。那么这种放射性是由什么物质发出的呢？

    玛丽放下手中的仪器，蹲在堆放在这潮湿玻璃屋的矿物旁，抬起那双充满血丝的灰色眼睛，静静地注视着那令人迷惑、令人惊奇、令人捉摸不透的三种矿物——乌黑易碎的沥青铀矿、绿色闪亮的辉铜矿和黄色的铀云母矿晶体。隐藏在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她把试验的情景一遍遍地在大脑中过滤，翻开她那麻麻密密的记录本，反复推敲，反复思考。玛丽得出了一个在科学上有重大突破的结论：这些矿物中，肯定隐藏着某些未知的新元素，这种未知元素的放射性肯定比铀和钍的放射性强。这是还不知道的一种化学元素，一种新物质。

    一种新物质！这是一个诱人的假定，到目前，它仍是一个假定而已。不少化学家已经对这类矿物进行过分析和探索而并未发现什么，而玛丽却从中发现了奇迹，可以推断，这种新物质一定存在，但含量是极其微小的。

    玛丽站在仪器前，没有激动，没有喜悦。科学研究是极为精细的，成功要经过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和曲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成功和胜利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以至付出生命。

    晚上，玛丽认真地向皮埃尔讲述自己的发现和设想。皮埃尔一直关注着玛丽的研究，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忠告和建议，他也被妻子所取得的惊人成果及其远大前景所吸引。其实，妻子的这种假说已经在他心里成立了。皮埃尔知道，要从这些物质中寻找到玛丽的假说和新物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是一项艰巨而遥遥无期的工作，但是前景辉煌，意义深远。这位伟大而有远见的学者决定中止自己对晶体的研究来协助玛丽。

    玛丽喜出望外，这真是雪中送炭。在她面临大量工作而迫切需要合作者时，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大物理学家，而且这个人就是她最崇拜的师长，最爱慕的终身伴侣，她的丈夫皮埃尔。3年前，魂牵梦绕的爱神已把他俩召在一起，让他们携手共进，攀登科学高峰。那是一种神秘的征兆，一种伟大的预见。上帝，真是神明。后来，玛丽在谈到他们的结合时写道：“在我们结合的时候，就感到他是我梦寐以求的人。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谁也不能梦想找到比他更好的丈夫，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现在，玛丽不再是孤军作战，在那间简陋的工作室里，有两个天才的大脑，两双眼睛四只手共同思考和工作。这对玛丽来说，岂止是增加一半的力量，而是增加无可比拟的力量。皮埃尔不仅是她深深爱着的丈夫，而且是一个难得的合作伙伴，是她的精神力量和希望所在，有了皮埃尔的参与，玛丽更加信心十足，勇气倍增。

    他们俩密切配合，希望能尽快从玛丽所试验过的矿物中找出那隐藏着的新元素。经俩人研究后决定，应集中力量在3个强放射性矿物中选择一个进行试验，他们选择了沥青铀矿，因为它的放射性强度是纯铀的4倍，即使从其中分离出铀以后也仍然如此！他们估计要寻找的新元素可能只占这一矿物的百分之一。在他们看来，百分之一的含量已十分微小。可那时他们未曾料到，所要寻找的新元素含量竟不到沥青铀矿的百万分之一。与他们当时估计的距离多大啊！如果当时知道此项工作的难度有如此之大，又会出现何种情况呢？那么，至少他们心理上的准备工作要充分一些。

    他们开始耐心而漫长的探索，并制定了分析沥青铀矿的新方法。他们已知的新元素能发出射线，于是，惟一跟踪的就是射线。沥青铀矿是由许许多多元素组成的，他们决定从中除去其他部分，直到最后剩下新元素为止。

    他们要把沥青铀矿中所含非常小量的铝、银、铜、钡、镍、铋和钴等元素一个个地分离出来，然后逐一测量每一种元素的放射性，连续淘汰几次之后，他们渐渐能够看出那种“反常的”放射性是隐藏在这种矿石的某几部分中，这样就找出了那个仍具有放射性的部分就是新元素的藏身之处。他们的工作愈向前，探索的范围就愈小，他们运用的是警察抓罪犯，包围圈越缩越小的方法。

    为了将不同元素分离开，居里夫妇将沥青铀矿装进几个大桶里，加入化学试剂及酸一起煮沸，再进行分离。这些沸腾的混合液需用一根沉重的铁棒不停地搅拌，而这混合溶液又是十分粘稠的。化学试剂在蒸发过程中逸出有毒的烟雾，因此，加热煮沸只能在户外的泥石地上进行，让这些烟雾随风飘走。不是学者不知道实验的艰辛，何况他们当时的实验场所是何等的简陋，设施粗糙得令人不敢想像。玛丽每天拿着那根笨重的铁棒几百次，几千次地搅拌，常常是一双手臂疼痛得无法抬举。更何况还有极费脑力的计算和研究。每天他们累得腰酸背疼。然而他们谁也不叫一声疼，坚持不懈，并肩奋斗。每分离出一种元素，就朝解开这个神秘之谜迈进了一步。

    沥青铀矿终于斗不过居里夫妇坚韧不拔的意志，它的所有成份都被玛丽和皮埃尔分离出来了。奇迹出现了，实验的结果不是发现了一个放射性部分，而是发现了两个具有放射性的部分。玛丽和皮埃尔确切地认为，新的放射性元素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元素隐藏在沥青铀矿中的含钡的部分中，另一个则躲在含铋的这部分里。此时，他们艰苦的工作出现了一线曙光。

    有了成功的第一步，就证实了他们的假说是真的。他们毫不松懈地继续探寻。首先他们从含铋这部分中鉴定出新的元素。他们又进行若干次分离淘汰。于是包含新物质的物质越来越小，试管里终于剩下了仅有的一点溶液。试管里这点溶液经过试验，放射性是铀的400倍，其中含有铋和另外一种新元素。混合物中所含的新元素足够让玛丽和皮埃尔去探讨它的部分化学性质了。

    1898年7月，胜利终于向他们绽开了笑容。玛丽和皮埃尔正式宣布发现了两种未知元素之一的一种新元素。

    皮埃尔舒展眉头，深情地对玛丽说：“亲爱的，你给这个新元素起个名字吧！”

    这个原叫斯可罗特夫斯基的波兰小姐面对丈夫热情诚恳的眼神，微笑着点点头，默默地踱到窗前，注视着远方，她的心已经飞到了当时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没有忘记生她育她的祖国，那里有她的父亲、哥哥、姐姐，还有那么多的亲人，有她童年的记忆。她青年时期报效祖国的热情，曾经希望用知识去推翻沙皇压迫的誓言历历在目。波兰虽已千疮百孔，倍受践踏。但那总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呀。她要用她受压迫的祖国名字“波兰”来命名。她轻轻地拉着丈夫的手：“皮埃尔，我们叫它‘钋’行吗？”她的心里很激动，当波兰的侵略者听到这个新元素名字时，他们就会明白，波兰人民是永远征服不了的。

    皮埃尔慎重地点点头，热烈地拥着妻子，他理解玛丽的一片爱国之心。

    1898年7月，玛丽向科学院提交了《论沥青铀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的论文，它被立即在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刊载。玛丽满含激情地在论文中写道：

    “……我们相信自己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这种新物质，含有一种尚未被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近似铋。我们证实这种新元素的确藏于沥青铀矿中，我们提议定名为钋，这个名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当这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在巴黎发表之前，玛丽已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以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这篇文章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特罗》的画报月刊上也发表了。

    长时期的埋头研究，玛丽已疏忽了对家庭的照料，这时她决定要给丈夫和孩子补偿一下。玛丽提着篮子，挽着丈夫的手臂，双双上街买了几篮果子煮好，收藏到果酱罐里，供冬天食用。

    而皮埃尔却决定去休假一次，以此作为对妻子艰苦紧张生活的一次回报。皮埃尔在奥佛尼的奥户租了一所农家房屋。玛丽在娄蒙路实验室的毒气中过了许多日子，觉得这乡村的空气新鲜极了，这山这水这庄稼都是那样清爽，充满生机。他们带着女儿在这乡村野外尽情地放松。他们游满特、逛勒普、进克勒蒙、游多雷山。他们不知疲倦的爬山，兴致勃勃地看山洞、下河游泳。玛丽这几个月的艰辛和忙碌，全在与丈夫和孩子的郊游中得到了满足的补偿。

    真是人各有志。奢侈豪华是一种享受，在玛丽和皮埃尔看来，他们更喜欢自然，更喜欢乡村，更喜欢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开怀地谈天谈地，但更多的是谈论“新金属”钋和另外尚待发现的一种新元素。这广阔宁静的乡村风光，给他们以智慧和信心。伊雷娜似懂非懂地听着父母的谈论。那幼小的心灵里灌满了钋、钍等元素名字。她觉得父母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讨论什么钋和钍的。小小的伊雷娜哪里知道，就是这些钋、钍元素什么的，将与她的一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他们度假回来投入工作时，一件使玛丽极为伤心的事扰乱了她的热情。她在巴黎的惟一亲人，最亲密的姐姐就要随丈夫离开巴黎，回到奥属波兰去住。他们决定在喀尔巴阡山科巴纳地方修建一个结核病疗养院。这是布罗妮雅的心愿，她要为改善波兰人民的生活贡献力量。姐妹俩依依不舍。布罗妮稚走了，玛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思念。想起与姐姐在巴黎相依为命的日子，玛丽就免不了惆怅莫名。

    为了尽快摆脱思念之情，她埋头于研究工作。夜晚，一边作针线，为孩子缝制衣裙，一面与丈夫谈研究进展。十分忙碌，也很充实。她常在家庭记事本上记载着伊雷娜的成长过程：“伊雷娜会笑了”；“伊雷娜会用手势‘道谢了’”；“伊雷娜长了第三颗牙，第四颗牙”；“伊雷娜会走路了，她再也不在地上乱爬了；…‘伊雷娜有15颗牙了！”

    这个温柔的妻子、年轻的母亲没有因艰苦的研究工作忘记自己的职责。

    “钋”元素的问世之后的第五个月，玛丽和皮埃尔在那个又潮又小的实验室里又有了新的喜悦。他们循着射线一直跟踪它进入最后一道试管，藏在钡中的新元素出现了。这是玛丽和皮埃尔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光灿烂的第二个宝贝。

    1898年12月，玛丽和皮埃尔在给科学院的报告中，十分有把握地宣布：在沥青铀矿中，有第二种放射性元素存在。在该月26日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中又增加了一篇有深远影响和重大价值的报告。

    “……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钋和镭两个新元素的问世揭开科学界的新纪元，展现出一副新画卷。令科学界神往，为世界所瞩目。

    镭，拉丁文即“射线”的意思。经测定，这个元素的放射性是铀的900倍。

    镭混合物和钋混合物一样，是不纯的。此时的玛丽和皮埃尔还无法确定它们的所有化学性质。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玛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要在下步工作中获得一种镭多钡少的化合物。

    这项工作的巨大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困难，而且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为钋和镭这两个元素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概念已经动摇和基本推翻了已得的概念，并且与根深蒂固的物质成分的观念相反。索尔本大学以及巴黎科学界的物理学家们对皮埃尔和玛丽的工作极感兴趣，他们虽看到了它的发展前途，但是他们必须在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才肯相信。

    这时，各地科学家纷纷对皮埃尔和玛丽说：“只要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并称出他们的重量时，我们就会相信你们的元素存在。”

    的确，这种神秘的，未被人们了解的放射性物质，虽然有了“镭”的名字，但仍然神秘莫测。它不像已经被发现的实实在在的物质那样，可以被人触摸，称重和看见。这些对科学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才是物质存在的证明。

    为了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向人类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使自己完全有把握，皮埃尔和玛丽又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镭物质的存在，这是肯定的。要获得肉眼看得见的纯镭，就要从大量的沥青铀矿中去提取。然而到哪里弄到这大量的沥青铀矿呢？摆在他们面前最严重的困难是资金的缺乏。沥青铀矿是一种昂贵的矿石，他们那有限的薪金全部用来买矿石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他们又不愿向政府、科学协会或巴黎大学那里去申请经费。往往在求援和荣誉面前，他们就会显得局促和腼腆。

    怎么办？只有依靠他们那灵巧的大脑和智力。他们分头翻阅资料，并四处打听，得知奥地利盛产沥青铀矿，是波希米亚的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炼制的，主要是用于提取工业用的工艺玻璃用的铀盐。

    皮埃尔和玛丽推测：既然镭和钋不存在铀中，那么它一定原封不动地留在残渣中。因此，在他们提取铀后的残渣中一定能找出钋和镭。他们已经得知，该厂把矿物里经过提炼之后的残渣全部作废品扔在邻近矿山松林里的一个大废渣堆中。矿工们认为这些废渣已毫无价值了，也许用极低廉的价格可以买进这些废弃的矿物，只要付运费就行了。这比用昂贵的价格买沥青铀矿要合算得多。

    皮埃尔夫妇豁然开朗，并马上写信向维也纳询问，得到的结果令人欣喜。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封装有官方硬信封的复信。信中说，只要皮埃尔夫妇肯付运费，几乎只花极少量的钱就能买到一吨沥青铀矿。而事实上，以后运来的矿渣除了运费，几乎没有付钱。

    维也纳科学院的绪斯教授十分热心，极力向政府推介，并代表皮埃尔代办交涉。奥地利政府那个国有矿山的所有者，决定把一吨残渣惠赠两个声称需要它的学者使用，并声明，如果这两个怪人将来还需要更大量的这种材料，他们可以最优惠的条件出让。

    尽管这笔运费不少，给当时的皮埃尔拮据的经济增加不少负担，但毕竟节省了一笔极大的原材料开支。

    原材料解决了，卸下了他们一个沉重的包袱，但还有一块心病未能解决。要进行大量的沥青铀矿的提炼，就要有一个摆放矿渣的地方，还要有大大小小的溶液桶，锅炉。那个又潮又小的工作室是无论如何也搁置不下，找一间大一点的工作室已迫在眉睫。

    夫妻俩使出浑身解数，满世界地找。然而，这对夫妇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远远不如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成就。索尔本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建筑群，无数空着作摆设的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可这对痴狂的学者就是弄不到一间迫切需要作研究的实验室。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广，尽管居里夫妇磨破嘴皮跑断腿，都是徒劳无用。他们在求人时的笨嘴笨舌与他们在科学问题讨论上的伶牙俐齿形成了强大的反差。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科学是神圣的，人格是神圣的，是不能受到任何玷污的。

    皮埃尔和玛丽一无所获地回到出发地，回到皮埃尔任教的理化学校，回到玛丽作初步试验的又潮又小的工作室。他们来回地踱着，思考着，沉默着，谁也不吭声，没有谁打破这份寂静。玛丽踱出工作室，来到对门的院子，她想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这时她忽然发现院子不远处有一个破旧的木板屋。她常在这里出出进进，却没有发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她好奇地紧走几步。一股霉腐气扑鼻而来，她捏了捏鼻子，继续往里走，发现这是一间长期没有人用的棚屋，玻璃屋顶残缺不全。地面只铺着一层沥青，几张破旧的桌子，一块残缺不全的黑板，一个生了锈的炉子。屋内潮乎乎、脏兮兮的，到处是灰尘，蛛网密布。虽然它是那么破旧，那么缺乏吸引力，但玛丽仍很高兴，正因为这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就不会有人干涉他们，不会有人不准他们自由使用。

    她怀着兴奋的心情一溜小跑，把这个新发现告诉皮埃尔。

    “皮埃尔，我找到房子了，我找到了……”她气喘吁吁地说。

    “找到房子了，在哪？我去看看。”皮埃尔半信半疑，希望能出现奇迹。

    不一会，玛丽领着他来到屋子面前，皮埃尔一见，表情骤然严肃而冰冷。他在这所理化学校工作了多年，知道这是以前医学系用来作解剖室的。很久以来，人们认为这个地方连搁死尸都不合用，没有一个工人愿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当然没有把这些告诉玛丽，怕影响玛丽的情绪。但事实上皮埃尔也毫无能耐找到任何别的地方，他拍拍妻子的肩膀：“好的，不错，我去向校长报告一下。”

    校长舒曾伯格一向待皮埃尔很优厚，他那复杂的面部表现出十分抱歉的表情，他为不能给皮埃尔提供较好的地方而遗憾，而这一对为科学而痴狂的学者已很为校长没有把他们撵到街上去而满意。

    无论屋子多么简陋，条件多么差，环境多么恶劣，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清扫工具自己动手清扫收拾棚屋，换上几块玻璃，铲除周围的杂草，开通一条小路。从此，漫长而艰难的实验工作就在这个棚屋里进行了。

    一个宁静的早晨，柔和的阳光洒在娄蒙路的理化学校，一辆像运煤的四轮马车停在了门前。忽然有人喊，“皮埃尔先生，你的矿渣运来了”。听到喊声，皮埃尔夫妇欢呼着跑了出来，玛丽连帽子也忘了戴，工作服也忘了脱。两匹高大膘肥的役马拉着装得满满的，沉重的棕色口袋，工人们正满头大汗地将这些沉重的口袋随便地卸在人行道上。玛丽迫不及待地解开一个麻袋，双手捧起一把夹杂着波西米亚松针的渴色矿渣，脸上堆满了激动和兴奋，“啊！我的宝贝，我的沥青铀矿终于运到了！”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沥青铀矿，急切等待的宝贝啊，她要找的镭和钋就藏在这其中。

    玛丽留恋她的学生生活，那是在又冷又小的顶楼中的4年苦读，她获得了物理学士考试第一，数学学士考试第二，中等教育就业考试第一。虽然受着寒冷饥饿的双重压迫，加上繁重的学习任务，可那是她过得最充实、最幸福的阶段。她的姐夫卡西密尔·德卢斯基曾经形容她的学生生活是“我的姨妹一生中的英勇岁月”。那么这棚屋中的漫长4年可以说是玛丽和皮埃尔共同生活中的英勇时期。

    早已被人忘却的娄蒙路棚屋，从现在开始，又恢复了它的功能，冒出了缕缕浓烟。它将为人类史上作出巨大的贡献，永远载入史册。

    纤弱的玛丽，每天从事的是强壮男子汉也要叫苦的重体力劳动。她把大桶大桶的沥青铀矿倒进锅里煮沸，操起那根几乎与她一般高的沉重的铁棒长时间地、不断地在锅里搅拌着。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她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又散又乱，周围的烟刺激着她的眼睛和咽喉，满嘴满脸都是黑色的尘垢。

    这本该是粗壮男子干的活计，不应该落在一个学者身上，更不应该落在这位纤弱女子身上。她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一次炼制20公斤材料，棚屋里放满了装有沉淀物和溶液的大瓶子。搬运容器、移注溶液，连续几小时的搅动熔化锅里沸腾着的溶液，累得我喘不过气来。”

    实验室环境的艰苦程度令常人难以想象。冬天里，寒冷的北风使劲地敲打棚屋的玻璃板。若遇下雨，外面大雨滂沱，屋内小雨嘀嗒。地上，工作台上满是泥水和混合溶液。这时他们便穿上雨衣，手忙脚乱地挪动仪器，用各种盆子来接漏水。讨厌的漏水常常淋湿了他们作实验记录的笔记本，他们会十分愤慨地立即拿到炉子边烤干。若遇下雪，所有的仪器液体都结了冰，连常用的铁棒也成了冰棒。实在冻得无法忍受之时，他们便挨着火炉去感受一点暖气。为了要找到他们的“宝贝”，他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这种残酷而恶劣的环境。

    他们的惟一本钱是身体，只有拿两条血肉之躯去抵御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为了节约时间，中午玛丽便在炉子上做饭，吃极其简单的小萝卜、香肠、面包，没有时间做巴兹基，更没有时间熬那可口而营养的热汤。棚子里到处是盛着溶液的各种不同组分的桶和盆，玛丽和皮埃尔随便坐在它们中间，吃饭成了他们休息和探讨问题的时间。皮埃尔总是在这种时间深情地注视着妻子那沾满沥青的衣服，满手满脸的尘污，常常羞得玛丽低下头去。夫妻俩长时间里只能用这种眼光交换着情感，交换着那彼此爱恋着的心。

    玛丽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程序：把一袋袋沉重的废渣倒进锅里，连续几小时不停地搅拌，把溶化好的溶液倒进一个罐子里；然后再搬起另一个沉重的大罐子，把沉淀物倒掉……手磨出了血泡，长出了厚厚的老茧，滚烫的溶液烧伤了双手，以至疤痕累累……

    这间十分可怜的棚屋只有搅拌溶液和化学溶液煮沸时发出的嗤嗤声。有时，夫妻俩来回地踱着步，一面密切注视着某种实验的进行；一面谈论着目前和将来的工作。实在太累了，就歇一会儿，在实验室的炉子上煮壶茶。一杯热茶会使他们舒服，使他们精力充沛。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漫长而辛劳的两年过去了，他们连一种放射性的影子也没找到，但他们并不灰心，互相安慰着，鼓励着。没有人光顾这间破烂的棚屋，没有人打扰他们的独特而专心的生活。两年来，只有极少几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请教皮埃尔一些问题。在此之前，皮埃尔在物理学领域的许多部门的学问是很出名的。这时，皮埃尔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站在那块极破旧的黑板前谈一些旁人听不懂的枯燥的物理学知识。讲完了，这些人便一刻也不愿多留地迅速逃离。

    凡是到过棚屋的学者们，都为皮埃尔和玛丽这种大浪淘沙的顽强精神所叹服；也有的旁观者对这对怪人的吃苦和献身精神大惑不解，有的竟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可理喻，不敢想象啊！”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米制，建立了师范学校，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鼓励科学，推崇科学，使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过了一个多世纪，法国政府似乎只保留了孚基埃——丹维尔在判处拉瓦锡上断头台的法庭中所说的那句令人伤心的话，“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这是何其愚昧，令科学家何等寒心的恶言冷语啊！

    法国政府砌高楼，建别墅，办其它事情是那样大方，而用于科学研究方面又是那样吝啬。这两位物理学者每天的生活收入和支出还不如一个干粗活的壮工，而工作量却是一个壮工的几倍。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何其悲壮！

    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皮埃尔和玛丽并未感到特别的委屈，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已高度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镭。一次，玛丽像个孩子似的。怀着热切的心情对皮埃尔说：“皮埃尔，我们要找的那个镭，会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

    皮埃尔含着微笑平静地答道：“我还说不清楚，不过，我希望它有很美丽的颜色。”

    没有人明白玛丽的忧虑和目标，没有人了解她的使命和追求。只有她的伴侣皮埃尔最知心，能承受她的假说和梦想，能与她并肩战斗，同尝甜酸苦辣。不管困难多大，只要皮埃尔在她的身边，她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在这段艰苦而紧张的工作中，玛丽的心情是愉快的。两年多时间，她和丈夫一面搞实验，一面整理观察到的现象，撰写并发表了《论镭引起来的“诱导放射性”的发现》和《论放射线的效能》、《论放射性负载电荷》等等学术论文。1900年，他们为物理学大会起草一篇概括性的报告，《论放射性的诸物质》，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趣。

    这些论文的发表充分证明了对镭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由于工作量的庞大和复杂，他们认为必须分头解决不同的问题，工作进度便会快些。

    玛丽自告奋勇承担寻找纯镭工作，皮埃尔则考虑研究此元素的射线，解决有关射线的一切问题。如：射线是由什么组成的？它们有什么性质？

    于是他们分头战斗，各自在一个领域里埋头干自己的工作。遇到问题和奇异现象时，他们就会凑在一起研究讨论，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为止。

    皮埃尔的问题比玛丽的问题解决得快一些。皮埃尔发现，这种元素发出的不只是一种射线，而是三种不同的射线。于是，他采用希腊字母表中的前三个字母，将这些射线称为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和伽玛射线。他在一篇论文中把这些射线阐述得十分细致具体，给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

    阿尔法射线和贝塔射线看来是由原子内部发出的具有很大力量的粒子组成的，它们像高速飞行的子弹。这些粒子带有电荷，阿尔法射线是由带正电荷的粒子组成的，伽玛射线不含粒子，它们跟波光和X射线相似。

    皮埃尔认为，这些射线是由元素的原子内部产生的，而不是像通常的X射线那样由原子外部产生的。伽玛射线好像是能量的一种爆发，是作为阿尔法粒子和贝塔粒子发射的“副产品”产生的；阿尔法射线用一张纸就可以挡住，不会烧伤皮肤，贝塔射线则需有1英寸厚的木板才能挡住，它能引起严重的烧伤；伽玛射线几乎可以穿透所有的固体物质，只有厚厚的铝板才能挡住它，它造成的灼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

    至此，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在这个破烂的棚屋里成立了。各地物理学家纷纷写信询问。其中一个青年物理学家乔治·萨尼亚，也着手研究各种X射线，他常常跑来与皮埃尔·居里讨论，他们一起研究各种次级射线所带电荷。他成了居里夫妇的亲密朋友，后来也成了他们孩子们的挚友。

    马车不断运来装满沥青铀矿的麻袋。玛丽仍1公斤1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她的耐性，体力和智慧是一般女性无法比拟和超越的。

    那深藏着的、神秘的镭似乎有意与他们捉迷藏，始终不见踪影。

    皮埃尔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到的结果极为有限，加上长时间没完没了的奋斗，他已极度疲倦，有点灰心了，他想终止这项工作，或者暂时放弃这项特殊的工序。先集中精力研究镭和放射能的其他性质问题，尽快完成博士论文，等条件改善了一些，再继续进行提取纯镭的工作。因为残酷的条件使他常常生病，玛丽更是日渐消瘦，皮埃尔的心里很苦、很懊恼。

    可是玛丽没同意，这是她在丈夫面前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皮埃尔没有想到，妻子的意志和性格竟如此坚强。她藐视困难，藐视疲倦，更藐视懦弱和退却，她的坚韧不拔使皮埃尔自愧不如。

    玛丽坚强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坚持在仪器旁、在火炉边。

    但玛丽也有气恼的时候，那是懊恼自己在知识方面的缺乏。这种欠缺使得她的工作更艰辛，更复杂。每每遇到难题，她便跑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查阅文献、边学习边实验。她像对皮埃尔又像对自己说：“也许在我们希望最小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必须相信，既然我们有做某种事情的天赋，那么，就无论如何要把这种事情做好。”

    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常常是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经过将近4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玛丽的工作接近成功了。现在，她可不必在露天地里任凭风吹雨打蒸煮矿物了，她的工作开始进入到细致的阶段。可以在室内采用分级结晶法来处理少量的镭——钡混合物。这是整个过程中最细致的过程。

    每当她全神贯注做精密实验的时候，刮进棚子里的煤尘和铁屑落在这些仪器上，混杂到经过精心纯化的产品中去，使数学产生误差，给实验带来麻烦。于是她只得重复做一遍，常常是一次两次甚至十次重复地作一种实验。她的心绪往往被这种事情搞得烦乱极了。然而她仍要在这艰苦的条件、简陋的设备和烦乱的心境下，坚强地工作着。

    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存在的45个月后，玛丽终于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她成功地提炼出了1分克纯镭盐。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那些需要看得见、摸得着才肯承认的人们，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女科学家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面前低头。玛丽，这个女物理学家，为人类的发现填补了一项空白。

    现在，玛丽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她发现了新元素镭！这时，玛丽通过对镭的研究，测定镭的原子量为225。

    原子量是一个元素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的元素轻，如氢和氧；有的元素重，如铁和锌；有的很重，如铀和镭。

    原子极其微小，科学家在称原子量时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称土豆，科学家使用的是一个不同的单位。他们是用最轻的氢元素为原子重量作为一个重量单位，其他各种元素的原子量是由它相当于多少个氢原子的重量来决定的。镭的原子量是225，也就是说，它的原子重量是氢原子的225倍。

    在4年的研究过程中，玛丽把工作进程像记流水账一样记录下来，为她今后作学术报告准备了扎实的原始资料。她的细致、认真和沉着，为她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玛丽在谈到这段英勇岁月的时候，总是有一份伤感和遗憾。“要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实验室和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和设备的话，我和皮埃尔在一年里就可以做完4年的工作。在那个借来的，缺少必需的仪器，破烂不堪的实验室里，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最伤感的是，延误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时间”。

    二、丈夫患病

    曾令他们吃尽苦头，又无限向往的镭，不仅有美丽的颜色，而且还能自动发光，真使他们兴奋不已。

    此时，玛丽第一件事便是向父亲报告这一重大喜讯。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时刻关注着女儿4年漫长的探索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老人一生向往科学，并一直期望从事科学工作。可在沙皇的统治压迫下，始终未能如愿。他常常为此感到悲哀，希望自己的夙愿能在下一代得以实现。他的智慧和满腹知识使他能毫不费力地理解玛丽信中所写的内容。虽然他不能像女儿在做家庭教师时那样，在信中给予指导和解答，但他总是给玛丽以鞭策和鼓励。他庆幸女儿成为科学家，自己那一生不煊赫的沧桑，被女儿炫耀地挽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他的高兴程度远超过玛丽几倍。

    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提起那搁置一旁的笔，十分激动地给玛丽写了一封祝贺加鞭策的信。

    玛丽读着父亲的来信，看到父亲颤抖的笔迹，眼前浮现了父亲衰老的身子。她想，父亲一定非常高兴，一定盼望她迅速回到他的身边。很久没看见父亲了，她必须设法回波兰去看看父亲。

    1902年5月，正在她准备动身回波兰之时，她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一刻也无法等了，急忙办好护照手续，乘火车赶回波兰华沙。

    就在她风尘仆仆赶到父亲居住的约瑟夫的家时，已经晚了，她的父亲来不及看他最喜爱的小女儿一眼，便匆匆而去了。

    她再也没有看见父亲的脸，她悲恸，痛哭不已，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走向灵堂——实际上是跌撞着被人搀进灵堂，看见了棺木和鲜花。她坚持要打开棺木，谁也拗不过她倔强的个性。棺木打开了，父亲安详地躺着，她看见了父亲那张温和慈祥，饱经风霜的脸。她哭得更伤心，更悲恸。

    她对着父亲默默告别，请求父亲宽恕原谅，责备自己留在法国，而没有陪父亲度过晚年，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要是父亲能多活一段时间，能看见女儿研究的镭在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动，那该多好，该会给历尽沧桑的父亲多么巨大的喜悦和安慰啊！

    父亲的去世，给她带来极大的悲伤。回巴黎后，玛丽又遭到一次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她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时就夭折了，夫妻俩十分伤心和难过。

    父亲的去世，孩子的夭折，玛丽极为哀伤，几乎被痛苦碾碎。她在信中向布罗妮雅哭诉：“这些从天而降的事故使我很难过，使我没有勇气向任何人申诉，我失去了敬爱的父亲，夭折了心爱的骨肉，我极想要这个孩子，觉得无法安慰自己。”

    但是，玛丽有她当作精神力量的科学研究，有她那破烂不堪的棚屋，更有她朝夕相处的丈夫，这就是她的精神动力，她会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奋斗下去。

    放射学是玛丽选择的博士论文课题，她通过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使她完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而且又围绕这一发现，和皮埃尔一起进行了许多实验，写出了许多有见地、有影响的科学论文。

    然而，终因长久以来，玛丽所安排的是又苦又累的生活方式，紧张的工作和心理压力埋下了祸根，她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应。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轻微的梦游症，每每在夜间，毫无知觉地爬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这段时间，玛丽虚弱到了极点，每天晚上从实验室出来，都是倚在皮埃尔的臂膀上，由皮埃尔扶着，一步一步地挪回家的。这种病对她的压迫极大，常常使她萎靡不振，食不甘味，对任何事物都缺乏兴趣，这可怕的征兆使皮埃尔倍感苦恼，给他们的精神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忧虑。

    困难总是列着队向他们袭来。皮埃尔那点微薄的积蓄早已支付了研究材料的运费，经济上早已亮出了赤字。自从老居里夫人去世后，老居里大夫就同他们住在一起，加上女儿、女仆共五口人。由于人口增加，玛丽便在克勒曼大道租了一所房子，每年租金1400法郎，家庭开支也逐渐增大。过去两人靠皮埃尔每年付出120课时，获得月薪500法郎过日子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进款，以贴家用。

    其实，按照皮埃尔在科学上的贡献和声望，完全可以作索尔本大学教授。他的科学成就充分证明他适于这种职位。如果这样，他就可以得到1万法郎的年薪，教课钟点可以比在理化学校少得多。只有这样，才不辱没他的科学才干，才有利于发挥他的天才作用。

    然而，天才总能引起别人的嫉妒。在政治上、在手段上、在耍阴谋上，他太外行了。1898年，索尔本有个教席空缺，皮埃尔想谋取这个职位，就因为他没有上过师范学校或工艺学校，他的申请被否决，他的竞争者十分顺利地捞到了这个教席。

    皮埃尔一如既往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研究。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申请到工艺学校当辅导教师，每年薪金2500法郎。

    皮埃尔一面要承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一面要担任工艺学校的繁重课程，晚上备课阅卷，每天工作达14小时以上。玛丽一面继续进行她的研究工作，撰写论文，一面照顾丈夫孩子，挑起家务重担。

    命运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本来有一个意外收获，却被现实搅得粉碎。他们发现的镭虽然没有流传到群众中去，但物理学家已经知道其价值和成绩。

    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作了特殊的努力，把他们认为是欧洲第一流学者的皮埃尔夫妇邀请去。该校校长十分诚恳地邀请皮埃尔担任物理学教授职务，每年薪金1万法郎，并供给房贴；最使皮埃尔欣慰的是，有一个实验室供他指导，实验室可以增加经费，物理仪器可以齐全。还可以增添两名助手，玛丽可以在该实验室有一个正式的职位。

    皮埃尔答应了，并准备夏季动身去瑞士。

    然而，摆在皮埃尔夫妇面前的这封热情而慷慨的信，竟给他们带来棘手的麻烦。如果把瑞士日内瓦改为“索尔本”，那就什么都事迎刃而解了。

    因为收到这封信的当时，正是他们如痴如迷地研究镭的关键时刻。到瑞士的日内瓦去，从搬家到准备新的课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无法从事研究工作；其次是研究镭需要的物品、仪器搬运极不方便。这就意味着中止对镭的深入研究。

    不行，坚决不行。尽管他们最需要改变境遇，尽管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条件比较优厚，但再大的诱惑，也无法动摇两个对镭着迷，为镭痴狂的学者的决心和信心。

    皮埃尔非常遗憾地向日内瓦发出了一封道歉信，日内瓦的教授们大为惊叹和惋惜。他们在优厚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上选择了后者，继续留在巴黎，留在那充满诱惑的镭研究中。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们研究镭进入困境之时，皮埃尔受聘于索尔本自然科学学校任讲师，这里报酬较高。玛丽也得到一个好消息：她收到赛福尔女子高等学校寄来的聘书：“夫人，赛福尔师范学校荣幸地聘请您在1900—1901学年内讲授一二年级物理学。”对他们来说，这是雪中送炭。有了这两项进款，他们的家庭收支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但这又是怎样一种负担啊！上帝吝啬索尔本教授职位，却交给皮埃尔两个无关紧要的，占去他大量时间的教师职务。他要担任两处教职，指导两组实验工作，批阅近80余个学生的作业，备两种不同内容的课，十分疲倦，精神高度紧张。

    而玛丽也是“初次登名”的法国教师，强烈的事业心强迫她极其用心备课，安排学生实验，同样花去了大量精力。

    两个大学者，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为了想得到他们每年所需的两三干法郎，作了极为不幸的牺牲。

    玛丽每星期要去赛福尔学校几次，拿着一个装满作业本的皮包，坐一辆极慢的电车，常常要站在路旁，迎着刺骨的冰雪寒风等半个小时。皮埃尔每天由娄蒙路到居维埃路，再由居维埃路跑回娄蒙路，才来到棚屋。他们常常是刚开始一个实验，正投入精力的时候，又要放下手里的仪器，跑去讲课。

    皮埃尔夫妇常为这些不得不做的工作而烦恼，而叹息。这些工作影响了研究效率、也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尤其是皮埃尔，他太疲倦了，减少他的课时，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时，也就是1902年5月，巴黎科学院要进行院士竞选，增设一名科学院院士。皮埃尔的朋友们鼓励他参加竞选。然而皮埃尔因两年前申请索尔本理化教席失败，他心有余悸。

    法国文学家蒙田曾经说过：“有大才干而过于谦虚的人，往往长久不被人所知。”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皮埃尔犹豫不决。

    然而，他的朋友们想方设法极力鼓励他去争取，特别是马斯卡教授坚持要皮埃尔参选，并用种种理由说服他，相信他一定可以入选，这样将来很有利于改善他们家的物质状况。

    朋友们的鼓励，研究工作之所需，家庭经济之逼迫，特别是玛丽也积极支持。皮埃尔又一次鼓起了勇气。

    成为科学院院士是皮埃尔长期以来的愿望。一旦成为院士，他就可以集中精力投入研究工作，就会拥有一个实验室和齐全的设备，对他下一步开展镭学研究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皮埃尔确实希望得到科学院院士这一任命，于是向科学院提出了申请。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皮埃尔把他认为是“卑鄙”的做法都用上了。他耐着性子拜访了科学院的院士们。当谈到正题时，皮埃尔又羞于为自己评功摆好，却极力称赞他的竞争者阿麻加先生是如何才华出众。而阿麻加先生则摇唇鼓舌和极力的自我推销，阿麻加先生的支持者也大肆鼓噪，说阿麻加比皮埃尔合格多了，应该当选。这样，虽然科学院物理学部一致支持和赞成皮埃尔，在三个候选人当中把皮埃尔的名单列于首位，但皮埃尔却以3票之差落选。这一结果使皮埃尔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极其痛苦的伤疤。他后悔自己做了一件愚蠢的事，那就是极不情愿的登门拜访，浪费了时间和唇舌。

    保罗·阿佩尔院长对此深表遗憾。他认为皮埃尔是一个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现和科学上极有价值的人，是科学院院士最合格的人选。便试图通过其他办法为皮埃尔解决理应属于他那个职位的认可。阿佩尔建议提请部长授予皮埃尔荣誉勋位勋章。在法国，这是人人向往的勋章。阿佩尔知道皮埃尔轻视荣誉和倔强的个性，惟恐他予以拒绝，便给玛丽写了封信，希望玛丽能说服皮埃尔接受这种勋章。因为有了这个勋位，就有了实验室和补助金，这对改变他们目前的处境是很有用处的。他请求皮埃尔为科学和科学院的最大利益着想去接受它。

    但皮埃尔那不妥协的秉性决定了他不受人摆布，他一如既往地对荣誉不感兴趣，对勋位极为反感。

    本来索尔本大学那个教授职位以及科学院院士使他有机会对科学作出更大贡献，又可使自己的家庭有所获益，他内心真正关注的是这两件事。他认为不肯把工作所需给一个科学家，却给他一条别有一个珐琅质十字章的红丝带，以作为对他成绩的鼓励，真是滑稽得可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给阿佩尔的信上说：

    “院长先生，请代我向部长致谢，并转告他，我本人丝毫没感到需要勋章，我最需要的是一个实验室，以便能很好地加快我的研究进程。”

    实验室才是他所关注，所期待的。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荣誉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皮埃尔所希望的索尔本大学的职位未能如愿；科学院院士被人所夺；所盼望的实验室遥遥无期。这真是人力难回天哪！

    然而他们有的是坚强的意志，不知疲倦的身体，还有两颗为科学跳动的心。他和玛丽仍像过去一样继续任教，继续在那破烂阴冷的棚子里，在有损健康的环境里坚持奋斗，度过那艰苦而永远难忘的奋斗时光。

    长期从事一件十分费力的工作，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就是再健壮的人也会累垮，皮埃尔多次因四肢剧痛不能忍受，而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常常因头昏目眩而不得不躺下。他们的朋友乔治·萨尼亚写给皮埃尔的信上说：“我在物理学会看见居里夫人，她孱弱消瘦得令我吃惊，我深知她是由于长期的劳累过度造成的。你们两个不能再过那种纯智力和苦行僧的生活了。如果你夫人失去健康，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苦恼。你们应该留有一定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千万要注意身体。”

    皮埃尔十分内疚，他爱妻子，似乎近于疯狂。但环境如此，他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促使他们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就在此时，皮埃尔真正病倒了。他常感腹部剧痛，就是查不出明确症状，医生们叫他风湿症，这种残酷折磨使皮埃尔痛苦不堪，整夜呻吟。皮埃尔的病使玛丽惊慌失措，玛丽拖着瘦弱的身体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细心地照料着他。

    两个伟大的学者，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相依为命，英勇拼搏。一次，皮埃尔看着正在喂他药水的妻子，双眼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疲倦的脸上爬上缕缕皱纹，他的泪水盈满了眼眶。这个刚强的汉子哽咽地抱着妻子瘦削的肩膀说：“玛丽，亲爱的，我们选择的生活太苦了。”

    对苦，玛丽一点也不在乎。她担心的是皮埃尔的身体。这时，她见自己的丈夫如此悲观气馁，如此意志消沉，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着。长时间来，他们都在与疾病抗争，与恶劣环境拼搏。此时，皮埃尔的话钻进她的耳朵，一种可怕的死亡念头涌上她的心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忽然喊出：“皮埃尔！”她的声音令人恐惧、令人吃惊。

    “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啦？”听到妻子的喊叫，皮埃尔却理智了起来，这是丈夫的责任感驱使他。

    “皮埃尔……如果我们俩死了一个，剩下的一个也活不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分开，是不是？”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使命，忘了自己的科学目标，她痛苦地哭着，她嘶哑地喊着，一种哀愁，一种郁忧填满房间。

    皮埃尔搂着颤抖着的妻子，慢慢地摇着头，拿出毛巾，擦干那忧伤的泪水，坚定地说：“玛丽，你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应该照常工作，学者没有权利背弃科学这个终生目标。”

    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紧紧地拥抱着，互相鼓励着，既执着又悲壮。

    三、诺贝尔物理学奖

    学者生来就是为了研究和发现。他们要工作，要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他们不能与他们的使命对抗，即使觉得厌烦，觉得疲倦，但为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脚步依然会走到属于他们的实验室，属于他们的仪器边来。

    玛丽和皮埃尔经历了千辛万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使新兴的放射学在成长，在壮大，然而，它却一点一滴地把一对物理学家的精力耗尽。

    在1899年和1904年之间，皮埃尔和玛丽合作发表了32篇科学报告，字里行间全是图解和公式以及数据。《论镭射线的化学作用》、《论放射性钡的原子量》、《论镭射线的生理作用》等等，这些在外行人看来粗糙难懂的论文，包含着多少天才、多少毅力和汗水。每一篇论文都代表着一次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引起一场轰动与震惊。镭发射的特异功能很快征服了国内外同行。从1900年起，很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从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文字纷纷写信到娄蒙路。一时间，娄蒙路这个极不起眼，甚至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迎来送往，一改往日的萧条和寂寞。正如玛丽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就要诞生了，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越有力量。现在，每过1秒钟，镭的粒子就由本身逐出氦子的原子，并且把它们用极大的力量放射到外面去。这种极小而惊人的爆发，正是“原子嬗变的激变”。爆发后的残渣是镭射气的一种气体原子，这种原子本身又变成另外一种放射性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又再起变化！这些放射性元素组成一些奇异的家庭，每一个成员都是母质自动嬗变而产生的。镭是铀的“子孙”，钋是镭的“子孙”。这些物质每刻都产生又自行消亡，在永远相同的时间内，每一种放射元素均要失掉它的实质的一半。铀需几十万万年，镭需1600年，镭射气是4天，镭射气的子孙只需几秒钟。在镭射线的问题上，他们弄清楚了，当镭是一种纯元素时，其放射性要比钡强两百万倍，把它提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用的普通的盐。镭还有它的幻影：它能自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镭射气。这种射气极其活泼，即使把它封闭在玻璃管里，它也依照规律自行毁灭，很多温泉的水里就有这种射线。同时它蕴含一种天然的本能，不用燃烧，也不需要燃烧，其本身能自动发热，而它的外观并不发生变化。镭的这种射线能使玻璃变成紫罗兰色，还能穿透纸张。更离奇的是，镭射线可以使本身不能发光的物质发光。任何物质只要接近镭，在短时间内都会发出射线。镭真是无所不能，它能穿过黑纸在照相底版上留影；它能使空气导电，并使远处的验电器放电；能一点点地腐蚀包裹它的纸或棉花，使它们成为粉末；能发光，在黑暗中，一点儿镭的光就足够照读之用……

    镭！不可思议的镭，神奇的镭。简直是无所不能，无其不能。

    但是镭也有对人类带来害处的一面：镭的放射性是能“传染”的，它像强烈的气味或疾病一样地传染。若把一件物品放在装镭的玻璃管旁边，一定立刻得到一种可以看得出来的“活动”，其结果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玛丽在研究放射性很强的物质时，如要作精细测量，就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实验室里的各种仪器只要接近镭的，就变得有放射性。灰尘、屋里的空气，衣服、都有了放射性，屋里的空气便成了导电体。在她的工作实验室里，尤显特别。致使玛丽和皮埃尔无法隔离这种放射性而深受其害，他们的身体渐渐衰弱。

    镭还可以引起严重的灼伤。镭射线对病变组织的破坏比对健康组织的破坏更快更严重。这样，镭便可以在医学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夫妻俩对这一发现极感兴趣。为了准确证实镭在医学上的作用，皮埃尔更是不顾危险，立刻用镭在自己臂膀上作试验，擦有丁点儿镭的地方，渐渐地有了伤痕，慢慢地有6公分见方的皮肤发红，像烫伤伤疤，不感痛楚。过些时间，红色并未扩大，只是颜色转深，到20天，结了痂，便可以用绷带包扎，到42天时，边上开始生出表皮，伤口开始愈合。等到射线作用后52天，疮疤只剩下一点，颜色发灰。

    根据这一现象的观察，皮埃尔夫妇认为：镭的杀伤力特别大，辐射力特别强，是世上任何物质无可比拟的。

    一次，玛丽在移动一个封了口的小试管时，里面只有几毫克放射性强的材料，小试管上沾着一粒晶体，却把玛丽的手指尖烫伤了。持续15天以后才开始脱皮，痛感过了两个月才消失。玛丽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在实验时，累累遭到镭的侵袭而疤痕累累。

    镭的杀伤力太大了。

    一次，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亨利·贝克勒尔来实验室看望他们，皮埃尔夫妇送给他一个装有镭的试管，他准备带回家去。但他知道镭的厉害，不敢用手去拿。他就用布层层包好玻璃管，放到上衣的口袋里，以为这样便万事大吉了。结果，靠近镭试管的那片肉被烧伤了。他感到十分惊喜又愤怒。跑到皮埃尔夫妇面前告状了：“你们看，你们的‘孩子’把我灼成这样。这个镭。真是神奇，真是绝妙，我爱它，也恨它！”接着是一阵激动而欣喜的笑声。

    镭射线这惊人的力量，使皮埃尔夫妇信心倍增。于是他们在医学上挖掘其潜力。用镭在动物身上作试验，那些猫、兔子、老鼠成了镭的牺牲品。

    高级医生布沙尔和巴尔塔沙与他们合作。经过认真细致的试验和观察，终于得出了辉煌的结论。镭能破坏有病的细胞，可以烧掉肿瘤，治疗狼疮瘤和某几种癌肿。这种治疗法定名为放射疗法。从此，这种放射疗法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医院。这种发现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许多医院利用这种方法对肿瘤和癌症进行试验，均获成功。

    玛丽在她的论文中写道：“圣路易医院的兜娄大夫已经研究了镭对皮肤的作用。它所毁坏的部分表皮，新的健康组织很快就能生长出来。”

    镭的用处大极了。它能成为人类必需的用品，成为保护人类健康和幸福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是他们在1900年时所料不及的。这些作用的发现引起的最直接现象，是争先恐后提取这种新元素。至此，制镭这个新兴工业诞生了。

    开始，是在化学产品总公司的安德烈·德比尔纳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愿意进行这项工作而不从中牟利。该公司组织力量处理大批矿物，提取纯镭。

    1902年，法国科学院终于拨给居里夫妇两万法郎经费，用以提炼放射性材料。这虽是一笔迟来的资金，但带给他们的仍是喜悦。皮埃尔和玛丽只要是对研究有利的事，总是容易乐观和满足。他们立即投入全副精力，精炼5吨矿物。

    1904年，具有商业意识，且聪明能干的法国实业家阿尔麦·德·李斯罗大胆地创设第一个制镭工厂，生产镭制品，以繁荣医学业，为人类作贡献。他给居里夫妇提供一个与工厂毗邻的实验室。并派欧得班和雅克·达纳与之合作，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在那狭小、破烂的棚屋里无法进行的实验。

    玛丽经过千辛万苦炼制出来的那一克镭，其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那是她4年棚屋艰苦生活的象征；是他们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象征。后来，也就是镭学研究院修建后，她把这一克镭赠给了实验室。

    镭的价值是任何物品都不能比拟的。它比金子更有价值，正式出售的镭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一克值75万金法郎。不久，出现了“镭盐—放射性物质”的出版物。他们无不称赞“镭”的父母的品德和奉献精神。

    这种举世闻名的成功，使居里夫妇的名字传遍五洲四海，走进寻常百姓家，掀起了世界性科学热潮。

    不久，各地科学家纷纷要求用镭来做实验，各国有许多人想提炼镭。可是镭的提炼法只有皮埃尔和玛丽知道。

    作为镭的发明者和提取纯镭技术的发明家，玛丽和皮埃尔是这一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他们可以在公布如何从沥青铀矿中提炼纯镭方法之前，取得技术上的专利权，以确保他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中的特权。这是对玛丽和皮埃尔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申请专利，他们将可以获得巨额财富，成为大富豪。可以拥有世界第一流的实验室，添置所有需要的设备，他们的孩子将拥有大量的钱财，可以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情，完全可以补偿一下长时期的艰苦生活。

    而另一种做法是，将他们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全世界，对他们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不取分文报酬。

    两种决定，得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们应选择哪一种呢？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居里夫妇在克勒曼大道的小房间里，平心静气地讨论着这个严肃的问题。皮埃尔把邮递员刚送来的一封由美国发出的信放在桌上，认真地说：“玛丽，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还有巴黎，比利时，日内瓦等等的求援信，不少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提供资料。”

    “你说怎么办？皮埃尔！”其实不用讨论，玛丽已成竹在胸，她只想听听丈夫的意见。

    “我们必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皮埃尔顿了顿，看看妻子那疲乏的脸上有何表情，然后接着说：“一种是毫无保留地献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取纯镭方法……”

    “是的，当然如此，这符合科学精神”。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扬了扬眉毛，自豪地说：“这是惟一的办法，如果获取专利将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皮埃尔虽然同意妻子的观点，但他还是提醒玛丽：“玛丽，不要这么快就作决定，还是先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太清苦，我们的身体因长年累月的艰难困苦而渐渐衰弱。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将来还会有孩子，不能让孩子们跟我们吃一辈子苦。如果我们有了专利权，就可以免除很多额外工作的困扰。就会拥有一个完善的实验室，有了钱，什么问题就解决了。”

    善解人意的玛丽完全能理解丈夫的心情。皮埃尔一生不忍放弃的东西，就是一个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玛丽沉思着，她的眼前出巴斯德、伦琴等著名科学家的高大形象，他们那淡泊荣誉、鄙视财富的高尚品德，又一次震动了玛丽的心，使原本视财富和名利为身外之物的玛丽更坚定了决心。她静静地注视着窗外，缓慢地说：“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谋取私利。”

    她来到丈夫身边，紧紧地挨着丈夫温柔地说：“我们自己有个实验室固然是好事。但我们发现的镭将用于治疗疾病，用它可以救活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和目的。如谋取专利，而且是从病人急需用来治病的东西上赚钱是不光彩的行为。”她反复地重述那句：“申请专利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皮埃尔的心里被玛丽看得十分透彻。皮埃尔并非见利忘义之人，他只是出自慎重而已。见玛丽态度如此坚决，他的心里豁然开朗。镭能用来为人类谋福利是对他们这一发现的最大褒奖，是对他们付出代价的最好报答。他们在贫苦和财富之间作了永久性的选择。

    就这样，居里夫妇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镭的知识无偿地传授给所有向她们求教的人。并且他们为了提取纯镭的方便，发明了一种专门技术，首创了一种制造法，为制镭业的人们减轻了许多困难和挫折。这个制造法他们也毫无保留地传播了出去。不久，制镭业先在法国、美国，以后在各种不同肤色的国家自由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形成庞大的制镭群体，以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给需要的学者和医生。这种比金子还贵重得多的产品很快就风靡全球。

    1903年6月，玛丽正式向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呈递了她的研究成果——博士论文。

    她的论文题目已研究了五年多，因为镭的发现和放射性的研究，她没有时间整理材料，所以一拖再拖，直至现在她胸有成竹地去接受博士学位的考试了。

    这是6月25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洒遍大地，使人心情格外舒坦。居里夫人的住宅里，宁静中透出一种热烈。她拿出那件黑丝混纺的崭新长裙，这是早几天从华沙专程赶来参加玛丽的博士答辩会的布罗妮雅，看见妹妹那些磨得发亮的衣服，不适合这种庄重肃穆的场合，这些衣服与她那满腹经伦的才学反差太大，于是强拉玛丽去买来的。

    玛丽把那浅色的金发挽成一个髻子，完全露出了她与皮埃尔结婚时的愉悦和清丽。那苍白的脸和饱满的前额体现出她仍是那么年轻，那么优雅。

    索尔本那间叫“学生课堂”的小教室里，不得不加了许多椅子。玛丽的论文课题吸引了不少科学家，许多物理学和化学家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三个穿大礼服的主考者威严地坐在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子后面。老居里大夫、皮埃尔·居里、布罗妮雅等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群叽叽喳喳的青年女学生坐在前面，她们是赛福尔女子师范学校玛丽的学生，她们是来为自己的教师喝彩的。

    玛丽落落大方地站在答辩席的讲台上，信心十足，目光炯炯有神。

    布提先生、李普曼先生和穆瓦松先生面带鼓励的微笑。答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教授们一个个向这个应试者提出许多问题，虽然尖锐，复杂，但教授们总投以平静而信任的目光。

    玛丽递交的《关于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的论文，是她5年的心血，历尽千辛万苦，做了几千次实验，最后整理完成的。所以她的回答是极有信心和力量的。

    玛丽用一种轻松柔和的语气认真地回答着。时而用一种枯燥的专业术语来阐述她的观点，时而用形象生动的大众语言来解析她的研究成果，时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种仪器的图形，或写出一种基本公式的符号。她用极冷静、平缓的声调，描绘出一幅令人激动、神往和亢奋的图景，那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玛丽那灵巧的嘴，抑扬顿挫的语句、潇洒自如的手势完全抓住了在场人的心，无论是教授、学者和听众以及学生都为之振奋和鼓舞，都感到一种思潮在翻腾。这个非凡的玛丽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前景，完美无缺的答辩结果。

    答辩在人们的赞叹声中结束，主考者站起来，满面堆笑地说：“考试成绩非常优秀，巴黎大学荣幸地授予你为物理学博士学位。”

    考场里响起热烈而长久的掌声和喝彩声。这时，李普曼教授以诚挚友善的态度对玛丽说：“夫人，我代表主考人向你致贺。”

    这简短朴实的语言，蕴含着老一辈科学家对这位女性天才多么深切的爱戴和祝福。

    5年的艰苦，5年的奋斗，对玛丽个人的收获，惟有这个博士学位。这是玛丽的愿望，也是斯可罗特夫斯基全家人的愿望，是居里一家的光荣，更是斯可罗特夫斯基家的光荣。

    皮埃尔为妻子得到这一殊荣而高兴，他又一次擦亮他们那心爱的自行车，作一次短途旅行，表示对妻子的祝贺。

    镭的神奇作用已经被世界所接受，人类开始认识到居里夫妇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价值。最先是瑞士的日内瓦大学聘请皮埃尔和玛丽为专职教授，接着是法国先后授予他们好几枚勋章，玛丽接连获得了三次若涅奖金。而真正在最高学术研究领域肯定皮埃尔和玛丽的地位，并使他们名声大震的是英国。1903年6月，著名英国皇家科学协会正式邀请皮埃尔·居里先生前往，并举行镭的讲座。

    皮埃尔接受了邀请，并偕同玛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盛会。

    接待他们的是老熟人，一位德高望重而又仁慈的长者克尔文勋爵。他一直十分关注居里夫妇的研究进展，并把有这样的朋友引以自豪。他带居里夫妇参观他的实验室。这位长者虽然声望极高，知识老成，但动作常像个小孩子，走路时，常用一只手臂搂着皮埃尔的肩膀，并十分幼稚地把居里夫妇送给他封在玻璃安瓿里的一毫克贵重的镭指给他的同行们看，那种炫耀的笑眯眯的神色，仿佛镭就是他发现的。

    皮埃尔举行讲座的那个晚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英国的高级学者、科学家都聚在讲课礼堂。最著名的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瑞利勋爵、艾福伯瑞勋爵，杜瓦尔·艾尔艾文、汤姆生等物理学家都在那里，玛丽坐在皮埃尔身边，特别引人注目。她不仅是众多学者中的惟一女性，也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的第一个妇女。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极小，脖子上、耳朵上都没有任何饰物，那被酸液烧坏的手指连结婚指环都没有。但是那平静中露出的辉煌，那暗淡中显出的光彩是任何女性所无法比拟的。她的出现给人的惊奇，不亚于英国女王在公众中的亮相。

    皮埃尔以科学家深沉严谨的姿态，用缓慢的语调，有条不紊地叙述镭的特性，并且像作魔术般地当场作了试验。他叫人把屋子遮黑，用镭的魔力使远处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使放在它旁边的冰块融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板上留影。他用这些现场试验证明镭能自动发光放热。

    “真是惊奇，惊人的神奇！”群情激奋，欢呼雀跃。

    这些一贯以庄严肃穆著称的学者不得不为镭的神奇所倾倒，为皮埃尔的演讲叫绝。大家热烈地讨论着，赞叹着，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晚上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掀起了轩然大波，全伦敦的人们都要拜访他们，哪怕是看一眼也行。各种邀请雪片似的飞来。在每次宴会上，人们对着这个惊奇的妇人，卓越的女物理学家频频举杯，恭维和称赞不绝于耳。

    这种应酬和热闹，这些盛大的排场，是居里夫妇极不情愿的。尽管皮埃尔极力表示出客气和热情，但给人的感觉仍不免心不在焉。玛丽极力躲开那一双双灼人的目光，常常表现出十分不安的情绪。

    几天之后，他们回到了巴黎，回到了棚屋那一片宁静而简陋的土地，使他们倍感亲切。后来在他们那简便的晚宴上，皮埃尔若有所思地说：“在英国科学协会为我们举办的晚宴上，面对那众多的眼睛和人们，我不知所措，就想出一种游戏来，我在计算每个妇人戴在脖子上的宝石，可以建多少座实验室。我简直没有想到，世界上有如此美丽的珠宝。”

    “是的，那些宝石真是太美妙，太可爱了。”玛丽天真地附和着。

    在迷恋科学的人眼中，不是为妇人脖子上的珠宝和钻石如何美丽而赞赏，而想到的是设备完好的实验室和精密的实验仪器，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更使人向往呢？

    那次英国伦敦之行，使居里夫妇同英国的科学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并与英国同行们制定了合作计划和研究项目。回到巴黎后，皮埃尔就与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了关于镭的溴化物所发气体的研究成果。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英国的皇家协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崇。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之一。

    皮埃尔单独赴英国领奖，带回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的名字。一向对勋章毫不感兴趣的皮埃尔认为这是个无用的东西，他把奖章交给小伊雷娜，让她拿着玩。当科学界的朋友来访，问起他们的勋章时，皮埃尔就把伊雷娜叫来，让他们看正被伊雷娜玩着的那枚金质奖章。

    紧接着，1903年12月10日，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这一天之后，居里夫妇的名字被推向了科学顶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为了奖励皮埃尔和玛丽在放射学方面的种种发现，决定把本年度的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赠予居里夫妇和亨利·贝克勒尔。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诺贝尔奖金，是根据素有“炸药之王”称号的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和资产设立的。诺贝尔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动，与父亲和哥哥一起先后发明了名为“硝化甘油”、“大力神”、“爆炸膠”、“无烟炸药”等一系列适于不同爆炸目标和用途的强有力的烈性炸药，极大地减轻了爆炸工人们的劳动强度，缩短了工程时间。

    诺贝尔将他遗产的900万美元作为基金，用以奖励每年在和平、文学、物理、化学和医学五个学科中取得重大成果的人，不分其种族、国籍和性别。诺贝尔奖金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高权威的奖赏。每一奖项包括一个铸有诺贝尔浮雕像的金质奖章，约4万美元的奖金和荣誉证书。并且规定，获奖者必须在授奖仪式举行后的6个月内，在斯德哥尔摩作一次以获奖工作为主题的公开演讲。

    此时，玛丽成为科学界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惟一最负盛名的女科学家。

    欧利维里乌斯教授代表科学院写信邀请居里夫妇参加这次盛会，以便亲自从国王手中接受奖金。可是由于实在太忙，加之夫妇俩身体都不太好，不宜作隆冬长途旅行。皮埃尔请求推迟他们的演讲。

    这些享誉世界的成就，给居里夫妇带来了一些具体利益。他们获得了一枚奖章和7万金法郎的奖金。皮埃尔终于不用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了。他们可以减少教课钟点，让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工作，这是挽救他健康的惟一条件。皮埃尔终于辞去了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并自费雇用一个私人助手。

    玛丽把这张幸福的支票存入戈卜兰路支行，并提取一部分给亲友们买一些礼物赠送亲朋，让大家来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玛丽以借款名义给德卢斯基寄了两万奥币，以帮助他们创立疗养院。

    一向不为财富所动的玛丽认为，这笔奖金是瑞典科学界对他们工作的推崇，是不违反科学精神的。不久，他们的镭又迎来了5万法郎奥西利奖金。这笔奖金的另一半是给埃都亚·布郎利的。玛丽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平分为两半，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以此作为对祖国建设的支援。

    居里夫妇把得来的奖金的大部分用于支援和捐献，他们的赠款项目中有这样的记载：送给波兰学生、赛福尔女学生，以支持她们继续深造；给实验室工人，以改善他们的贫困生活。玛丽还为她的一位老师提供了从波兰返回家乡巴黎的旅费……

    对这些捐赠，玛丽从不张扬，从不炫耀。对任何事，她总是习惯于默默无闻。

    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仍是那样吝啬，那样节省，除照顾皮埃尔的工作和身体，减轻课程之外，他们在克勒曼那套贫寒的住房没有丝毫变化。玛丽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同时也觉得自己的体力可以坚持下去。

    荣誉没有使玛丽陶醉。她由衷感到高兴的是，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承认，她的辛劳换回的是为人类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好奇心并未满足，他们的智力潜能还十分丰富，也许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他们需要工作。

    有一些宴会他们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在一个热闹的夜晚，居里夫妇到爱丽舍去赴卢贝总统的晚宴，出席这种场合，是出于礼节，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他们平静地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问题。这时，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来到玛丽跟前，十分热情地对玛丽说：“夫人，我引你去见希腊国王好吗？”接着她又加了一句：“我们非常崇拜夫人的智慧。”

    玛丽却报之以温和友善的微笑，轻轻地说：“谢谢夫人，我看没什么必要。”

    这位夫人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也许在她所接触人中，还没有遇到不愿接识国王的女人。待玛丽定睛看这位夫人时，才认出就是卢贝总统夫人。

    五、接替皮埃尔的工作

    皮埃尔患病以后，大学当局决定由居里夫人接替皮埃尔空出来的位置，讲授大学课程，虽说是“代授”，这仍然是法国有史以来没有先例的事情，而没有先例的事情总会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反对。从古到今，概莫能外。现在，居里夫人的“升迁”，引起了一些人“痛心疾首”的反对，认为大学当局的决定“极端荒谬”，他们拿出祖宗的成法、惯例等等一些貌似强大的棍棒，向当局进行多方威胁。

    有的人还认为，居里夫人之所以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一定的成绩，那是因为皮埃尔的指导和鼓励，而皮埃尔当然是一位思想深刻、想象力丰富、品质高尚的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忘了，正是他们在去年大肆毁谤皮埃尔，以阻碍他进入科学院。这些人的记忆力有如变色龙，因人因事因地而变。诚可悲也）。甚至有人还心怀恶意地散布一种说法：皮埃尔是这位“著名的遗孀”过去能做出创造性工作惟一的原因。

    “等着瞧吧，用不了两年的时间，这位夫人就会像影子一样消失在大学讲台上！”

    不过，这些人总算没有公开这么讲，他们多少还有点良知，不愿意进一步伤害遭到巨大不幸、心神俱疲的居里夫人；而且，镭这个“魔鬼般的”元素，也使那些本来想大声疾呼的人不得不“稍安勿躁”。

    居里夫人走上索尔本大学讲台，这件事不仅仅是科学家、教授们关心的事，而且也是巴黎市民十分感兴趣的事。当时巴黎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件事。《新闻报》上报道说：居里夫人，不幸去世的著名学者的遗孀，已正式受聘继任她丈夫在索尔本的教席，将于1906年11月5日星期一下午1时半第一次授课。

    居里夫人在开始的一课中，将阐述关于气体中离子的学说，并探讨放射性现象。

    居里夫人将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课，然而这些教室都只有120个座位，其中大多数将为学生们占去。大众和新闻界虽然也有听讲的权利，但至多只能分到20个座位。考虑到这是索尔本历史上仅有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背离一下规章，让居里夫人到更大一些的阶梯教室里去上第一次课呢。看了这则报道，我们也许要为法国公众和舆论对科学界的关心而感到惊讶。

    1891年11月3日，星期一，是15年前玛丽第一次走进索尔本课堂听讲的一天，那时她是刚从波兰来的穷学生，为能最终走进向往已久的科学殿堂而激动得一颗心狂跳不止：1906年11月5日，星期一，15年后的今天，居里夫人将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开法国高等教育之先例，为大学生们讲授大学课程。真是沧海桑田啊！

    尽管通告上已经讲明是下午l点半上课，但正午就有人拥到大学理学院阶梯教室门口等候。l点整，小小的阶梯教室已经座无虚席。人们如果扫视一下整个教室，将会惊讶地发现，听课的人中有科学院的成员，有各科学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还有许多是根本听不懂讲课的贵妇淑女、艺术家、新闻记者、波兰移民，而那些来听课的大学生则满脸怒气地瞪着这莫名其妙的吵嚷嚷的课堂，为自己没占到座位而嘟嘟哝哝。那些从女子高师来为她们的老师和为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历史行动助阵的女大学生们，则只好自认倒霉地站在走道和最后面的空处。

    人们好奇地悄悄议论：

    “居里夫人会穿丧服上讲台吗？”

    “她会怎么讲她的头几句话呢？会表示感谢吗？”

    “肯定要对她的前任和丈夫讲几句赞美辞，这是毫无疑问的……”

    1点20分，理学院院长阿佩尔站起来向大家宣布：根据居里夫人的愿望，既不需要就职仪式，也不发表颂词。

    1点30分，身着黑色外套、身材娇小的居里夫人从侧门步入讲台。挤满教室的人激动地鼓起掌来，向她表示最深切的敬意。这位怯弱的夫人还带着明显的忧愁和哀伤，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感谢大家的抬爱。掌声突然停止了，某种神秘的、高尚得连自己也会惊奇的情绪，使前排那些花枝招展的淑女和正襟危坐的名流们，悄然无声地倾听居里夫人的开场白。整个教室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几乎可以听见。

    居里夫人用一种声调不高但穿透力颇强的声音，开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

    “当我们考虑到近10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将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们十分惊讶，大家原以为她一定会从赞扬她的前任皮埃尔的工作开始，但她却对可能会引起人们同情的往事只字不提，她只是正好从皮埃尔上次讲完的地方接着往下讲。她讲得从容不迫，纯熟的法语里夹着一点波兰口音。她没有雄辩家那种阵阵爆发式的热情，她像一个冷静的精灵，一个探索科学真理的化身。那些一直听皮埃尔课程的学生，听见居里夫人的开场白，不禁鼻子发酸，眼泪悄悄地流到双颊上，也许只有他们能够理解居里夫人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深沉哀痛。

    当讲课结束时，教室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连大门外许多不能入场的听众，都可以清楚地听见这掌声。

    在波兰的约瑟夫、布罗妮娅比任何人都更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课的报道：还有那年迈的门捷列夫因肺部感染正经受着死亡的威胁，当居里夫人讲课成功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他欢欣地笑了。他回想起20多年前在华沙初次看到“玛丽娅”和赞美她的情形。两个月之后，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预言家，不幸因病治疗无效而于1907年1月20日去世。

    虽然第一次讲课很多来宾都听不懂居里夫人讲些什么，但他们也许因为受到她那圣母般的光辉的影响，都一致认为她的讲课“大获成功”！

    而学术界守旧的人仍然心怀嫉妒地说一些悄悄话：传统、灵悟、科学和妇女……似乎一个居里夫人会扰乱整个科学界一样。他们仍然不相信居里夫人的能力。居里夫人也耳闻一些含含糊糊的谣言，但她守口如瓶，不予理睬。她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精力和必要去为此争个水落石出，事实将是最好的裁判。

    她真正要认真对待的是开尔文勋爵的反对意见。开尔文勋爵曾情笃意深地由英国赶到巴黎为皮埃尔送葬，他对居里夫人周到的关怀让人感动，但这位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却保守固执的老人，直言不讳地对居里夫人说：

    “镭绝不可能是一种元素。”

    开尔文勋爵可不是随意说着玩的，他对放射性现象和放射性元素的正确理论一直持反对态度，十多年来从未改变过。

    的确如此！当卢瑟福开始对放射性现象和它的规律做出正确解释时，开尔文立即坚决反对把放射性现象解释为元素自身的衰变，他认为放射性元素释放出的能量，是该元素从一种“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然后又释放出来，所以它只不过是起一种能量转换器的作用罢了。

    开尔文是英国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对热力学的创建、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开氏温标K”，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科学伟人的功绩而设立的一种温度单位。他的反对，对卢瑟福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卢瑟福曾因此一度为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忧心忡忡。尽管居里夫妇在1903年6月以后表示同意卢瑟福的放射性衰变理论，但开尔文仍然固执己见。

    他指出，镭很可能是由铅和氨的原子核组成的一种分子化合物。他的这一假说，不仅否定了居里夫人关于镭的发现，而且对卢瑟福和索迪两人有关“原子能”的思想也是一种彻底否定。

    1906年夏天，一场激烈的争辩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展开了，许多科学界和非科学界的名流都卷入进去了；后来，连英国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是讨论关于太阳的年龄问题，这个问题与镭元素的存在和放射性衰变理论有着密切关系。19世纪末，开尔文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理论，推算出地球的年龄为2400万年左右，他还推断，如果太阳的能量来自于引力的作用，则太阳的年龄差不多也是2000万年左右。

    但地质学家的估算值为9000万或1亿年。后来，由于居里夫妇在1902年分离出镭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开尔文对地球年龄的估算值太小了。因为居里夫妇的工作业已表明，单是地壳中的镭就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这热量比地球辐射到空间的热量多得多。这样，开尔文的估算就完全不合理了。后来，卢瑟福声明：利用放射性衰变等实验数据，可以推算地球的年龄为5亿年，大大超过开尔文的估计值。

    1905年2月，卢瑟福发表《镭——地球热的原因》一文，他根据在太阳上发现氦气而推论太阳上也存在着放射性现象，又根据物质由电子组成的理论，推断出重元素在衰变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卢瑟福由此写道：如果原子能在太阳中的存贮可以利用，并且如果原有元素在衰变中放出像镭一样多的热量……而且这些热量可以利用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维持太阳释放能量约50亿年……而未来太阳热的释放时间将是开尔文所估计的100倍。开尔文对卢瑟福的理论十分恼火，并且持断然反对的态度：对居里夫人认为镭是一种元素的结论，也毫不通融。他坚持认为，镭是一种由铅和5个氦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它所释放的能量来自于它长期从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因此太阳的年龄只能根据在引力作用下的收缩理论进行计算。

    居里夫人似乎并不愿意介人报纸上的这场争论，她以高傲的口气说：

    “我看不出击败开尔文勋爵的理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她的意思是说试图靠争论说服对手是毫无希望的，惟有在实验室里提炼出镭，不是镭盐粉末，而是金属镭！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除居里夫人外再无别人。居里夫人决心以自己的实验结果来击败开尔文的否定，并在公众面前证实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

    居里夫人又一次要攀登科学高峰了，这次是她一个人。她将在孤独一人的奋战中，证实自己，获得再次的辉煌。这时，一位富有而又极具同情心的美国人卡耐基认识了居里夫人，他被居里夫人的名声、传奇般的经历、她的朴素和专心致志的目标所感动，他决心大力资助居里夫人。在卡耐基的帮助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在设备、人员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开始每年有3名研究生靠卡耐基奖学金前来她名下攻读研究生学位。安德烈·德比尔纳仍然如往日一样，是她最可靠的朋友，这位杰出的学者帮助居里夫人照管这个不大的研究集体，使她能专心地研究镭。

    到1907年，她又提炼出400毫克的氯化镭，并再次确定了镭的原子量：她在这一年发表的《论镭的原子量》一文中写道：1902年，我发表了用90毫克氯化镭对镭的原子量进行测量的结果。从那时起到现在，从多次矿石处理中又得到数百毫克看来很纯的镭盐。我做了纯化它的工作之后，获得了400毫克很纯的镭盐，这样，便在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重新进行了测量。我们知道，1902年居里夫人发表过一篇论文，也就是《论镭的原子量》，那时她测定的镭原子量是225.93。这一次她在“好得多的条件下”进行了更精确的测定。她继续写道：在连续3个实验中得到的数据，可以推算出原子量……3个互相很符合的实验给出镭原子量平均值为：Ra=22618……（取值Ag=1078，Cl=35.4）……如取值Ag=107.939，Cl=3545，则得Ra=22645。在文章结尾处，居里夫人没有忘记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科学院对她的帮助。她写道：在我们研究放射性物质的最初几年中，许多人帮助了我们……这次能够制成较多的镭盐，大部分也靠人们的帮助。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最好的镭矿（生产的沥青铀矿提取铀以后的残渣，经维也纳科学院建议，奥地利政府同意我们购买10吨，由罗兹希尔德男爵付款……又过了4年，到1910年，居里夫人终于成功地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

    在这辉煌的一年开始之即，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皮埃尔的父亲、伊伦娜两姊妹的爷爷因病去世，这对居里夫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最难过的是伊伦娜。

    老居里医生一直与她们住在一起，当皮埃尔去世后，居里医生觉得他应该离开儿媳妇到大儿子雅克家去住，但他又觉得他应该帮助她。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感人的谈话。

    居里医生说：

    “玛丽，现在皮埃尔去世了，你没有必要与一个老人同住。我完全可以离开你到别处去住，或者到雅克那儿去住。由你来决定吧！”

    玛丽低声说：“不，您决定吧。您如果离开我们，我一定会很难过，但是您应该选择您愿意的安排。”

    玛丽心中有些恐惧，她害怕在失去皮埃尔以后又失去一个忠实的朋友、同伴、长者。但她不能因为自己的需要就要求公公留下来，他也许觉得此后住在这个家里并不舒服，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波兰女子，而且还有两个小孩要人照料、教育。她真害怕他会离开，但居里医生的回答使她放了心。居里医生说：

    “玛丽，我愿意永远留在你这里。”他又加了一句，“既然你愿意。”

    花园里，伊伦娜正在大声喊爷爷。居里医生眼里含着泪花，急忙向花园走去。

    居里医生的高度理性，在此后帮了玛丽很大的忙。他和皮埃尔的感情很深，皮埃尔的去世对他的打击不比玛丽小，“白发人送黑发人”历来是人间悲剧，但他的理智却给了玛丽极大的勇气。他对那些无益的悔恨素来瞧不起，也轻视对坟墓的崇拜。皮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去墓地。他说：既然皮埃尔已经死了，那他就完全消失了，我们用不着再营造一个不存在的幽灵来折磨自己。玛丽能比较快地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应该说大大得益于居里医生明智的帮助。

    两个女儿更是对爷爷喜爱有加，她们可以离开妈妈（妈妈总不在家），但却总是离不开爷爷。爷爷耐心和恰当的指教，使两个女儿从小就有了如何做人的思想基础：他对玛丽也非常关心，他的劝导总是让人心悦诚服。有一次他对玛丽说：

    “因为你最不喜欢别人安慰，所以我很少说些对你没有用处的安慰话，我知道这些安慰话对你毫无价值，但作为医生我要说一句算是忠告的话吧。”

    “你没有必要过于拼命，你累得要死也不说累，想哭又不哭，如果你能哭反而是件好事。人的体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限度人就会死。人死了，想干的事也就干不成了，这是连伊伦娜都明白的道理。”

    到1909年以后，居里医生因肺充血几乎卧床一年。玛丽很感激公公这几年对整个家庭起的作用，因此常常在床边陪伴他。有一次她对老人家说：“您要多保重身体……”

    “我是医生，还能不注意身体健康吗？”他大声地笑起来，他总是很乐观，“我还不会被死神拉去，你放心，你牺牲工作时间陪伴我，那倒真的会加重我的病呢！”

    居里医生的许多观点与皮埃尔一样，因此也与玛丽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皮埃尔死后留下一克镭，对于这一克价值百万法郎以上的镭该如何处理？玛丽的意见是应该无偿地赠送给实验室。但许多亲朋好友却劝她留给自己，这是名正言顺的。不为自己也得为两个女儿想一下吧？但玛丽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女儿们今后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怎么能靠父母的遗产生活？那是可耻的！但这事还应该问问老人家才行。

    “爸爸，我想把咱们的一克镭无偿地赠送给实验室，您觉得合适吗？”

    “当然合适！我赞成。贵重的镭是应该属于国家的……”

    玛丽非常感谢老人家的理解。在她的心目中，这位老人是非常值得人信赖的伟大人物。

    居里医生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伟人。

    但老人家的身体仍然毫无起色，1910年寒冷的2月25日，他终于安详地闭上了他那对善良的眼睛。

    1910年的开始虽然给居里夫人带来了不幸，但这一年她的事业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她终于提炼出了纯金属镭，这样就不仅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定出该元素的各项物理、化学性质，进而整理出放射性元素蜕变的系统关系，而且让那些怀疑镭是否是一种元素的人和怀疑她的能力的人，从此无话可说。这一年，她的成就达到了她个人事业的顶峰。她发表了《论镭放射性系数的测定》、《论金属镭》等4篇论文；另外，她的两卷本专著《论放射性》也在这年由法国著名的Gauhi—er—Vllars出版公司出版了。

    这年9月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国际放射性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居里夫人和卢瑟福为镭的标准通过信，居里夫人还答应送给卢瑟福一个专门为他制备的特殊标准。她还在信中表示，她希望见到他，如果他也参加布鲁塞尔的会议，那就有机会当面讨论一些问题。自这次通信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33年她去世为止。

    卢瑟福和居里夫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佩兰、德比尔纳、哈恩、索迪、伊夫、梅耶、玻特伍德、斯威德勒等著名科学家。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放射性强度确定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由居里夫人确定这一计量单位，因为她是这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有人建议将放射性强度的国际标准单位定为“居里”，玛丽慨然赞同。她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皮埃尔（当然也包括她本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

    人们问：“这个计量单位究竟该怎么定义呢？”

    居里夫人说：“应该是一克镭所放射出的相应气体。”

    这个定义太含糊。人们纷纷提出询问、意见。但居里夫人却突然声称，她拒绝参加讨论，还断然离开了会场，后来她又借口伤风感冒不参加闭幕时举行的庆祝宴会。这惹恼了一些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最后大家感到颇不愉快。

    有些原来对她就心怀不满的科学家（如美国物理学家玻特伍德）借机埋怨说：

    “她有意以自己的身体虚弱为武器。当她认为一场争论应该停止的时候，她就说她累了，精神不济，于是拂袖而去；但到第二天，她又主动开始进攻，把她的意志强加给争论的对手。结果，那些对手们被整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十分恼怒地做出让步。”

    居里夫人很可能是由于太紧张和经受了太多的刺激，精神上的确出了点毛病，但那时人们对于这种精神疾患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还没有最终建成，人们对他的研究成果也并不理解。因此，那些心怀不满的科学家们并不认为居里夫人身体有什么不正常，而认为她太“独断专行”，让人无法忍受。

    幸亏有卢瑟福和佩兰出面，说服了这些不满意的科学家，让他们相信居里夫人的确是身体不好。卢瑟福很同情居里夫人，他在会议结束后的10月14日写信给他的妈妈时说：居里夫人显得分外苍白憔悴，疲劳过度，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她工作得太勤奋，结果损害了身体。总之，看到她这副样子真叫人感到难过。卢瑟福说得一点也不错，居里夫人的身体的确很糟糕。事实上，1910年到1911年的寒冬，她一直是在医院或休养中度过的。

    正因为卢瑟福敬重她，又同情她，所以卢瑟福和居里夫人相处得很好，每当居里夫人开始不耐烦而拒绝讨论时，卢瑟福总能说服同行们不要生气、不要急躁；他也能说服居里夫人接受同行们正确的意见和批评。这样，会议结束时，大家既采纳了她的定义，又增加了许多明确的界定，使其不产生歧义。

    卢瑟福的豁达和耐心，还说服了居里夫人，使她终于明白，一种国际计量标准不能够只留在她的实验室里。她终于同意拿出她提炼的2l毫克纯金属镭封存入一支玻璃试管，然后郑重地送往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通用的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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