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学成

    在19世纪，法国科学的确可以说傲视其他欧洲各国，在法国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都有非常深厚的数学根基，这使他们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中，立下了赫赫功勋。我们可以在法国学者中信手挑出许多世界级科学明星，如居维叶、安培、阿拉果、伯纳德·贝克勒尔和彭加勒等等。

    法国科学界辉煌的过去和现在，像璀璨的科学明星，无一不激励着玛丽娅，她像航海者寻找北极星一样，把巴黎当做她心目中的北极星！

    随着火车“轰隆轰隆”的响声，玛丽娅已经穿过了德国茂密的森林，来到了法兰西的国土。前方就是她心中圣殿的所在地巴黎。只要一提到巴黎，恐怕任何人都会立即联想到巴尔扎克、左拉、雨果、伏尔泰、莫奈……这些文学、艺术大师，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房屋，什么爱弥儿·左拉大街、伏尔泰堤、莫奈故居、巴尔扎克故居、雨果故居……真是数也数不清；还有那小说中屡展出现的香榭丽舍林阴道、枫丹白露森林、圣母院……

    啊，神秘的巴黎！永远笼罩在云雾中的巴黎！它既是神圣的科学殿堂所在地，又是风流公子、纨绔子弟流连忘返的粉香之都。当然，对于玛丽娅来说，巴黎永远是笛卡儿、拉普拉斯、拉格朗回、拉瓦锡等等法国科学巨星群集之地，她到这儿来是为了攀登那险峻的科学高峰，正如当年哥白尼到当时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意大利留学一样。

    玛丽娅到了巴黎以后，决定进著名的索尔本巴黎大学。这所位于拉丁区索尔本大厦附近的大学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学，早在11世纪末它就初具雏形，当时取名为巴黎大学。

    1891年11月3日，索尔本大学理学院正式开课，玛丽娅成了理学院的一名学生。啊，我们忘了她不再是玛丽娅了，她在注册时用法文填写的是“玛丽·斯可罗特夫斯基”。那么，从这以后，我们就用玛丽来称呼我们的主人公了。玛丽总是提前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座位上，希望能一字不漏地听清楚那些穿黑色礼服的教授们的每一句话。刚刚在彩色照相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李普曼教授为他们讲授物理学实验。非常有趣的是，李普曼教授以前在读书时学习成绩并不好，他只注重学习他感兴趣的课程，结果没有通过取得教师资格的考试。但他在物理学（尤其是实验物理学）方面的巨大才干，使他终于在1883年被任命为数学物理教授，1886年被任命为研究实验室主任。李普曼教授的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而且很有分量，他常常告诫学生说：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事业的进展则十分缓慢。”

    玛丽听到这种颇带哲理的话时，渴望迅速进入科学殿堂的心情更加急迫了。李普曼教授也注意到了一位外国来的女新生总是坐在第一排，目不斜视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认真听着他的一言一语。他也许会想到这是一个十分勤恳的女学生，但他没有想到，这位不喜欢说话的女学生，竟比他早了3年获得诺贝尔奖！

    玛丽开始上课后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她原以为自己的法文很不错，但教授们讲课时稍快一点，她就跟不上了，听懂了这一句却没听清楚下一句，弄得她好尴尬：二是她原以为自己的中学学习成绩很不错，到法国听大学课程不会有什么闲难，但她很快发现对自己原有的水准估计过高，更加之高中毕业已过去了8年，这期间虽然自学过一些课程，然而毕竟太零乱，而且不够透彻。这两方面的困难使得玛丽不能不加班加点地学习，弥补现有的不足，力争尽快赶上教学进度。每天课程一结束，她就夹着课本急匆匆地回到位于德意志路92号布罗妮娅的家，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埋头学习。巴黎举世闻名的景色和胜地，玛丽根本没有时间去光顾。她的幸福和乐趣，都在拼命学习之中。

    她的姐夫德卢斯基大夫在布罗妮娅回波兰去时，负责照料玛丽。他为玛丽那样玩命地学习感到担忧。他觉得实在有必要劝一劝她，便对她说：

    “喂，玛丽，你很有天赋，这点我承认；你也应该努力，以期不辜负这份天赋，这也可以理解。但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一天到晚在室内学习而不出外活动一下，对健康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有义务帮助你改变这种过分的做法。”

    但他的劝告、甚至强迫，都收效甚微。有一次，他买好了音乐会的票。告诉她是波兰歌唱家演唱的，玛丽才舍弃了晚上“极其宝贵的”学习时间，由姐夫陪同去欣赏了这次音乐晚会，而且玛丽也的确为这位优秀的波兰歌唱家演唱波兰歌曲而激动万分。但听毕以后，她又万分后悔，觉得这一晚上时间没用来学习功课，实在是太可惜了。虽然当时的确很激动，但事后她又认为现在应该把这份激情保存起来，先埋头学好科学知识，以后才有振兴波兰、为波兰效力的机会。因此，玛丽从此谢绝姐夫一切好意的邀请。

    德卢斯基大夫毫无办法，只好写信给他的岳父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他写道：亲爱而尊敬的先生：

    ……我们这里一切都好。玛丽小姐学习很认真，差不多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索尔本，我们只能在晚餐时候见面。她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青年女子，虽然您把她交给我照管，给我正式权力，但是她对我既不表示尊敬也不表示服从，而且嘲笑我的权威和我的郑重，把它视为敝屣。我希望能使她明白我这样做的道理，可是一直到现在，我的教师才干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效力，不过您不用担心，我们彼此了解，住在一起也极为和气。住在布罗妮娅家里，的确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对初到巴黎的玛丽来说大有好处。但半年过去后，玛丽对这里的环境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她开始觉得应该自己去找一间房子租下来，一个人独住。这其中原因完全是玛丽从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出发而考虑的。首先，布罗妮娅的家离索尔本太远，乘公共马车得一个小时，来去在路上就花费了两个小时，这样既使身体疲劳，又无端地浪费许多钱：其二是布罗妮娅的家虽然很温馨，但也有难以忍受的时刻，对玛丽来说，所谓“难以忍受”是指妨碍她学习的事情。姐夫是一位精力旺盛、活泼好动、喜欢音乐、广结人缘的人，白天看完病人后，晚上就会有许多波兰侨民聚到他们家来，大声争论当前的国际形势，激动时高唱波兰歌曲，姐夫兴致一来就大弹一阵肖邦的乐曲。晚上正是玛丽最看重的学习时间，然而争论声、歌声和琴声往往使她心烦、焦躁，无法安心学习。再者，半夜三更常有病人来叫门，结果常常扰得玛丽不能很好入睡。

    1892年初，玛丽在向布罗妮娅和姐夫作了许多解释之后，终于在离学校不远的拉丁区找到一间4楼顶层的小阁楼，她把自己的一点东西趁着假日搬了进去。

    3月17日，她给约瑟夫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搬家的原因，以免哥哥会产生误解。她写道：你大概已经从父亲那儿得悉，我决定搬到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居住，为了几种原因我不得不迁移，尤其是这个学期不得不如此。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了，我现在就是在福拉特路3号新居给你写信的。这间小屋子很合适，也很便宜。一刻钟我就可以到化学实验室，20分钟就可以到索尔本。当然，若是没有德卢斯基夫妇的帮助，我绝不能把一切安排得这样好。

    我比以前住在德意志路的时候用功1000倍，在那里姐夫经常不断地打扰我，当我从学校回到家时，他简直不允许我做别的事，只让我坐着陪他闲谈。

    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和他宣战……玛丽从此独自一人居住，开始了她传奇般的“斯巴达式不近人情”的艰苦生活。她每月只能花销100法郎，其中15法郎租下这间顶层阁楼，剩下的钱每天还不到3法郎。如果她像其他同学一样精打细算，例如几个人合住一间屋，每天用几小时来自办饭食……她也许可以生活得舒适一点，但这种“小聪明”却使玛丽百思不得其解：到索尔本是来求知的，不是来显示小聪明和让自己舒适的。几个人住在一起会相互干扰，自办伙食会浪费掉许多可贵的时间，利用这些时间读几页书，或在实验室里多观察一下、多做一些分析，那是多么好呀！为了节约时间，她几乎每天只吃涂黄油的面包和定量的胡萝卜、樱桃之类的生菜果实，尽力不生火做饭。更何况她住在4楼顶层，没有火、水，也没有灯，如果要做饭，她得把煤、水从一楼经过6段长长的、狭窄的楼梯，弄到顶层阁楼，那样太累，也太麻烦了。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她几乎绝不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由于每天只能把食品控制在3法郎以下，她几乎很少有机会吃点肉食。

    高强度的学习，极贫乏的食物，使玛丽刚到巴黎时那胖胖的脸明显地瘦下去，瘦下去……浅灰色的眼珠也逐渐失去了神采。她把自己的生命力用到了极限。玛丽自己并不在意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她十分清楚要想让能利用的钱坚持到取得学位的那一天，这些困苦是不能不忍受的。

    但她过高估计了自己生命的承受能力。一天，当她疲倦地回到顶层阁楼时，由于饥饿，她在好不容易挣扎到床边时，竟晕倒在地上。幸亏那天晚上有位大学的同学来找她，不然谁也不会知道她晕倒过去。布罗妮娅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到玛丽的阁楼上。德卢斯基大夫稍事诊断后，对布罗妮娅说：

    “虚脱了，完全虚脱了！”

    布罗妮娅在玛丽苏醒过来后，哽咽地问：

    “你怎么啦？玛丽……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父亲交代啊？都怪我，没有好好关照你……”

    德卢斯基大夫对布罗妮娅说：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她带到我们家中去，她这是饿的！我检查了一下，她这儿什么吃的都没有。而如果你要问她，她难保会说吃了，可实际上她这儿根本没吃的！真是不可思议！”

    玛丽在姐姐家中，也没有经过什么特殊治疗，只是他们监督她必须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物，再严格让她休息。过了不久，玛丽就恢复了健康。布罗妮娅坚决不让玛丽再回到那可怕的小阁楼上去了，但玛丽却着实留恋那只有一个天窗的小小天地，在那儿她可以心无二致地读书、思考，抬头仰望天窗外那一片夜空：有几颗调皮的星星，总在那儿偷偷地窥视她的秘密，还愉快地向她眨眼。玛丽每次抬头看到它们时。心情就会感到无限温暖和轻松。

    布罗妮娅最终拗不过倔强的妹妹，只好答应她，并多次叮嘱妹妹一定要注意身体。德卢斯基大夫还郑重地对玛丽说：

    “取得学士学位当然重要，但你不能太性急。你那非凡的头脑会让你通过的，用不着玩命。”

    玛丽也郑重地答应以后一定“要吃有营养的食品，要注意休息”，但她和布罗妮娅都缺乏保证做到这一点的经济力量。不过，布罗妮娅此后还是尽可能多地去看望玛丽，并尽力帮助她改善饮食条件：而玛丽信守约定，也不时抽出时间到郊外去散散步。

    郊外散步对安抚玛丽焦躁的心灵很有好处。绿阴覆盖的森林，起伏的山峦，湛蓝的天空……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柔静谧，薄洒轻灵，圣洁幽秘。每当玛丽投入翠绿幽雅的大自然的怀抱时，她总会自然而然地感到神采飞扬、飘逸柔和，似乎一切归于空寂，天、地、人融为一片混沌。这时她常常会深深感动地匍匐在草地上，让天籁在自己的心中回响……

    1893年4月16日，玛丽在一次郊游时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她在信中写道：上星期日我到巴黎附近的兰西去了，这是一个好看而且可爱的郊区，丁香花和所有的果树都在盛开，连苹果树也开了花，空气里充满了花香。

    在巴黎，4月初树就绿了，现在都发了叶，果树已是满树繁花，天气热得像夏天，到处是一片绿色。我的屋子里已经开始燥热，幸而到7月预备考试的时候，我就不住在这里了，因为这间屋子只租到7月8日。

    考试越近，我就越觉得没有预备好，万一实在准备得不够，我就等到11月再考，可是那样我的夏天就完了，我不太愿意。究竟如何，等到时候再说吧！玛丽的打算是考试如果顺利通过，就赶快回华沙。她是多么想念分别已经快两年的父亲啊！如果7月份不能参加考试，恐怕暑假就没那份心情回家了。

    玛丽实在是多虑了。7月份考完以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她太高兴了，这么好的成绩真令人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她马上可以准备回波兰了！

    二、志同道合

    “玛丽娅回来啦！”

    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心疼地看着脸色苍白、明显消瘦的小女儿，不禁怜爱地说：

    “玛丽娅，我的女儿，你瘦了，瘦多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玛丽紧紧地拥抱着父亲，舍不得松手。两年的思念，全倾泄在无言的拥抱之中。

    在家中住了半个月左右，斯可罗特夫斯卡问玛丽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玛丽本来还想再花一年多时间取得一个数学学士学位，为自己今后的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她怎么能够再向父亲说这种不近情理的话呢？父亲为了支持她读书，连一些老人应该享受的愉悦都放弃了，现在，她自己的存款已经全部用完，怎么能够再继续学习呢？她对父亲说：

    “我不能再回巴黎了，数学学士学位考试只能放弃。”

    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当然希望玛丽留在身边，而且他也不忍心让她再回到巴黎去受那炼狱之苦。但他明白玛丽的心思，知道她的追求，可他还能再帮助她吗？他老了，没有这份力量。玛丽尽力安慰父亲，说她实在舍不得再离开父亲、华沙和波兰。

    正当玛丽准备放弃再去巴黎的希望时，奇迹出现了：她得到了一笔总数有600卢布的奖学金！这是她的好朋友迪金斯卡小姐为她争取到的一笔很不容易得到的“亚历山大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专门奖给在国外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让他们能在国外继续深造。当玛丽得知她获得了这一梦想不到的奖学金时，她真是高兴极了：她又可以在巴黎度过15个月，直到拿到数学学士学位为止了。

    迪金斯卡小姐在索尔本时，常常用阳伞保护玛丽，使她免受那些自作多情的男大学生们的殷勤之苦，现在她又向所有有关方面力陈玛丽如何必须得到这笔奖学金：

    “如果这笔奖学金不给玛丽，那波兰就没有人有资格享受它了！玛丽如果因得不到这笔奖学金而辍学，那将是波兰的损失！”

    发放这笔奖学金的部门被迪金斯卡小姐说服了，同意给予玛丽“亚历山大奖学金”。

    玛丽满心欢悦地重返索尔本。1893年9月15日，玛丽从巴黎写信给约瑟夫：我已经在一条干净、秩序良好的街上租妥了我的住屋，租金是180法郎一年……和我以前租的房子相比，这儿简直是一座宫殿。接着，玛丽又向约瑟夫诉说了自己的心情：还用得着告诉你说我很喜欢回到巴黎吗？又离开父亲确实使我感到难过，不过我能看出他老人家很健康，可以暂时不需要我，尤其是因为你住在华沙。而我的一生都决定于在这里的学习……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再留在这里，无须感到内疚。她还为她得到数学学士学位后回波兰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久要给约瑟夫·勃古斯基表兄写信，请他把他实验室的情况告诉我。这将关系到我未来的工作。约瑟夫不同意玛丽急于回波兰的打算，他劝她在法国拿到博士学位再说。他在1894年3月18日给玛丽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得到博士学位……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似乎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既然有做某种事情的天赋，那么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种事情做成。也许在我们的希望处于最小的时候，诸事反而会变得更好。重返巴黎后更让玛丽高兴的是，当她再次出现在索尔本物理实验室时，李普曼教授高兴地对玛丽说：

    “你回来得正好，这个实验室很需要你在这儿工作。你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干下去！”

    对于教授的鼓励，玛丽当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原先的焦虑和苦恼，在这儿荡然无存。

    李普曼教授知道玛丽在经费上有困难，于是让玛丽参加一项有经费的课题研究，以补充她学习费用的不足。当时钢铁和机械工业正如日中天，发展得非常迅速，汽车工业、电力工业、铁路运输工业……都在加速发展：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了，西伯利亚铁路动手了……这一切都加重了对钢铁的需求量和高质量的品位要求。但钢铁的磁化，却严重阻碍了机械工业的发展。于是法国工业促进协会请求李普曼教授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各种钢铁的磁性性质。

    玛丽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参加由李普曼教授领导的科学研究，这是提高自己科学研究素质的最好途径。但有一个困难，没有适合的实验室供她使用，李普曼虽然有实验室，但却没有合适的地方让玛丽做实验。

    但玛丽又一次时来运转。正当她为实验室发愁时，有一位瑞士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科瓦尔斯基来巴黎做学术访问。科瓦尔斯基教授是波兰人，从小就认识玛丽，所以很关心玛丽的学习近况。当玛丽把她的困难告诉教授后，教授给她想了一个办法。

    “我想起来了，我认识一位在理化学校工作的年轻教授，他是一位很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乐于助人，很富有同情心。他一定可以帮助你，他的名字是皮埃尔·居里。”

    “皮埃尔·居里？”

    玛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很认真地问了一下。

    “对……这样吧，明天晚饭后你到我家来喝茶，我把皮埃尔·居里也叫来，你们当面谈一下，好吗？”

    玛丽当然同意了这个建议。

    现在，趁玛丽还没有见到皮埃尔以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皮埃尔比玛丽大8岁，1859年5月15日出生在巴黎。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居里医生在行医养家糊口之余，还非常热衷于科学研究，经常在巴黎博物馆的实验室里做一些医学研究。

    皮埃尔从小喜欢独立思考，富于幻想，居里医生很懂教育心理学，知道如果让皮埃尔进学校读书，他一定不会是好学生，相反还会损害他的自尊心和智力。因此，居里医生让皮埃尔接受一种所谓的“自由教育”，先让他在家里跟自己学，后来又请一位很优秀的教师教他。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结果皮埃尔18岁就成了理科学士，19岁成了索尔本理学院一位教授的助手。

    1882年，当15岁的玛丽正就读于华沙一所公立高中时，23岁的皮埃尔已被任命为巴黎市理化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主任了。1880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即某些不对称的晶体（如石英、电气石、酒石酸钾钠等）在外加压力的作用下，由于极化而使其两端表面出现电势差的现象，这是“正压电效应”。后来，他们继续这一实验，确定了产生压电效应的条件和变化规律，并于1881年发现了这一效应的逆效应（又称“逆压电效应”，即将某些晶体置于电场中，它们会发生弹性形变，这一效应又可称为“电致伸缩”）。他们还根据压电效应制造出非常精密的静电计，用以准确地测量非常微小的电量，这种静电计称为“五电石英静电计”。

    皮埃尔在日后的研究中，又有许多卓越的发现。如居里精密天平、居里定律、居里温度……他对磁学的研究，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物理学家塞格雷曾高度评价了皮埃尔所做的贡献，他写道：皮埃尔是第一个把今天我们称之为“群论”的概念引进物理学领域的人，这些概念包括极矢量和轴矢量之间明确的区别，以及对称性在决定什么现象可能发生时的重要性……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已与日俱增。在1894年初他遇见玛丽·斯可罗特夫斯基时，早已有了很高的科学声望了。开尔文勋爵格外赏识他的才干。开尔文勋爵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热力学奠基人之一，在1890~1895年担任过伦敦皇家学会会长，他在任会长期间与皮埃尔有密切来往。

    1894年，皮埃尔已经35岁了，但他仍然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他之所以成了“大龄青年”，实在是由于他过度沉迷于做学问，害怕因为结交女朋友耽误了他做研究的大事。他是那种视事业为生命的学者。当然，他不愿意结交女友，也肯定与他对女性的看法有关。事实上，在遇见玛丽以前，他曾在日记上写道：女人只为了生存而喜爱生命的程度，远胜过我们男人；天才的妇女是稀有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来说，妇女是一个绝对的障碍。如今他已经35岁了，多年的生活经历依然没有使他改变对妇女的看法。但是，在4月一个春意浓浓的夜晚，他意外地遇见了玛丽·斯可罗特夫斯基小姐，于是，奇迹在皮埃尔面前出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料想过的神奇世界在他面前敞开了……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科瓦尔斯基教授家里，在那儿，玛丽和皮埃尔见面了。在玛丽面前出现的是一个高个子青年人，穿着肥大而过时的服装，棕色的头发下有一双温和而熠熠发光的眼睛。他静静地靠在阳台门旁，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才智和个性。玛丽后来写道：当我走进公寓时，皮埃尔·居里正站在阳台门旁一扇窗前的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事实上他已经35岁了。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坦率的表情，以及他高高的个子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没有什么矜持的风度。我喜欢他那种从容不迫的谈话方式；我也喜欢他的淳朴，以及他既严肃又充满朝气的笑容。我们开始谈论科学……在皮埃尔眼里出现的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年轻姑娘，她不仅体态优美，连那柔软的卷发、灰色的眼睛、宽大的前额也显得十分可爱：甚至连她那双散发着化学药品气味的手，都对皮埃尔很有吸引力。如果说两人见面后，玛丽对皮埃尔有好感，那么皮埃尔这位从来拒姑娘于门外的男子，却一开始就被玛丽深深吸引住了，当然其中也夹着相当大的好奇心：这位姑娘在巴黎苦读是为了什么？

    他们两人很愉快地谈起了彼此都感兴趣的科学研究问题。也许是由于玛丽那种不懂就问的态度，和她那谦虚求知的情趣，使皮埃尔感到轻松、愉悦，并产生了一种尊敬，这位很少在姑娘面前说话的人，竟侃侃而谈。尤其是当他发现他用一些专用学术语言或数学公式谈自己的工作时，玛丽越来越兴奋，这时皮埃尔感到这个姑娘真非同一般。他还惊讶地发现，她甚至能够敏锐地发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与他讨论。当皮埃尔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这种惊讶时，玛丽揶揄地说：

    “先生，我不明白，妇女能力有限，这种奇怪的见解您是从哪儿学到的？”

    皮埃尔一边讲一边觉得一切变得多么古怪：他，一位专心致志的学者，竟在一位年轻姑娘面前大谈艰深的物理学问题！而且还郑重其事地！他觉得有些荒谬，但他仍然高兴地说下去……当玛丽端起杯子喝茶时，皮埃尔看见她的手指变了形，他明白这是实验室的强酸灼伤的结果，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突然改变话题，问道：“您要住在法国吗？住很久，还是永远住下去？”玛丽被这突然转变的话题弄得有点发懵，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

    “今年夏天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到华沙去。我想秋天再回巴黎，但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到。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国家。”

    这时，科瓦尔斯基夫妇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于是这3个波兰人开始谈到波兰的屈辱和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皮埃尔发现玛丽在谈到波兰的未来时，十分激动，认为自己对波兰的复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皮埃尔感到生疏而不可理解。这位在自由国度成长起来的学者，认为科学家惟一的责任就是关心科学事业的进展，一切与科学无关的事情都不应该过问，可这位天赋很高的玛丽·斯可罗特夫斯基小姐却要去阻止沙皇的暴政。皮埃尔的世界很大，但也很小，对科学以外的事情他以前很少去考虑。

    不过，他仍然愿意去拜访玛丽小姐，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越来越迷恋这位波兰姑娘了。几天不见，他竟然坐卧不宁，想着法子去见她。有一次，他正好出版了一本书《论物理现象中的对称性原理》，于是他在扉页上工整地写道：“著者皮埃尔·居里谨以尊敬和友谊赠送给斯可罗特夫斯基小姐。”然后以送书为托词，到李普曼的实验室去找她。

    皮埃尔的礼物得到了报偿：玛丽允许他到她的小房间去做客。这可不是一般的允诺了，至少皮埃尔是这么认为的。

    当皮埃尔看见玛丽的房间那么狭小、简陋时，心中十分难过，他本人也向来不愿意追求物质享受，但他没有料到玛丽的生活竟如此贫困，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问玛丽：

    “您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啊，我每月有100法郎，每天可以用3个法郎……”

    “100法郎一个月？这么一点钱怎么能够您支付房租、伙食……”

    “您少见多怪了，其实我的生活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糟。我很少待在家里，整天都在实验室，或者去大学听课；晚上我到图书馆去，一直到10点才回家。因此，我只需准备少许照明用的煤油就行了。”

    皮埃尔虽然还是不大理解玛丽是怎么过日子的，但他懂得她有一种了不起的信仰和自信心，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令人肃然起敬。

    皮埃尔带玛丽去找理化学校的校长舒琴柏克先生，请求让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些实验工作，这个请求被允许了，因为舒琴柏克先生很器重皮埃尔。于是玛丽和皮埃尔可以天天在实验室里相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也逐渐由“浅蓝”转变为“深蓝”。

    6月份的一个星期天，皮埃尔带上玛丽到他父母家去，他父亲想见一见二儿子的女朋友。这两位老人很高兴二儿子终于找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玛丽在皮埃尔家中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皮埃尔的父亲居里医生也是一个高个子，深蓝的眼睛炯炯有神。

    听皮埃尔说，他父亲脾气暴躁，但人很聪明，而且非常善良；皮埃尔的母亲身体多病，但仍然有精力操持家务，居里医生在她的妥帖照顾下生活得相当愉快。玛丽惊讶地发现，这个家庭与她的家庭竟然极为相似，只要将某些细节稍加改变，居里的家就俨然成了斯可罗特夫斯基的家。两个家庭都重视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追求，都热爱大自然，都有和睦的家庭，也都有家庭成员间睿智、幽默的谈话……玛丽喜欢这个家庭，两位老人也承认玛丽是“一位了不起”的姑娘。

    1894年7月，玛丽按计划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数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她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终于胜利完成了！但是，考试合格就意味着要离开学习了3年的巴黎，离开认识了3个月的皮埃尔。

    玛丽离开巴黎时，皮埃尔送她上火车，临分手时，他郑重、深情地对玛丽说：

    “你要答应我，10月份一定要回来。答应我，你留在波兰就不能继续研究了，你现在没有权利抛弃科学。”

    玛丽心里很乱，各种思绪纷至沓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答应你。”

    “我有信心，你一定会回来的，巴黎的实验室需要你，我……”

    最后的几句话，被火车汽笛声湮没。皮埃尔向玛丽挥挥手，心中顿然若有所失地望着火车在“轰隆”声中远去，直到它消失在远处的建筑物后面……

    皮埃尔说得不错，巴黎实验室的确需要玛丽，日后她为法兰西共和国（当然也为波兰）增添了无上荣光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皮埃尔有“信心”等待玛丽的回来，他没有说错，因为玛丽在10月份果真再次回到了巴黎。

    三、结婚

    1895年是皮埃尔的双丰收之年。由于玛丽的督促，皮埃尔克服了那种单身男子惯有的懒散的毛病，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各种温度下物质的磁性》。博士论文顺利地在3月份通过，而后他立即被任命为理化学校的教授。这年7月26日，玛丽经过一年多的迟疑和考虑，终于和皮埃尔结了婚。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相信读者看了艾芙的描述后，一定会深受感动。艾芙动情地写道：7月26日，玛丽最后一次在她租的小屋子里醒来。天气好极了。这个年轻女子的脸很美，露出一种她的同学们没有见过的神气。今天，斯可罗特夫斯基小姐就要成为玛丽·居里夫人了。

    她梳好她那极可爱的头发，穿上她的结婚衣服，这件衣服是德卢斯基大夫的母亲送的礼物，她现在也住在德意志路她儿子那里。玛丽对她说：“我只有每天穿的这一件衣裳，如果您好意要送一件给我，我想要深颜色、实用的，将来我还可以穿着它到实验室去。”裁缝格莱夫人在布罗妮娅的指导下，给玛丽缝制了一套海军蓝的毛料衣裳和一件蓝底浅蓝条纹的上衣。玛丽穿上显得又美丽又年轻。

    ……没有白礼服，没有金戒指，没有“喜宴”，没有宗教仪式……也没有公证人，因为这对夫妇除了前一天用一个表亲寄来的礼金买的两辆崭新的自行车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一年夏天，他们就骑着那两辆自行车在乡间漫游。

    是的，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婚礼，参加的没有漠不关心、好奇或嫉妒的人。在西奥镇市政厅里，在萨布隆路皮埃尔的父母的花园里，有布罗妮娅夫妇，还有几个十分亲近的朋友——大学里的同事，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和希拉也从华沙赶来了。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用最正确、最文雅的法语和老居里医生谈话，他把这看成是颜面攸关的大事……

    他首先很动情地低声对老居里医生说了句发自善良心坎的话：“您会发现玛丽是个值得疼爱的女儿。自从她降生以来，她从没有使我痛苦过。”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的资格考试，而且她还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皮埃尔很为玛丽骄傲，作为奖赏，他带她游历了整个法国。随后，玛丽在舒琴柏克的支持下，在理化学校谋得了一个职位，与皮埃尔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

    1897年，玛丽怀着身孕完成了论文《淬火钢的磁特性》，这显然是李普曼教授原先那个课题的研究方向。这项研究告一段落后，玛丽面临的第一个任务：第一，她要做妈妈了，9月12日，她的大女儿伊伦娜·居里出生了：第二，她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

    相比较而言，恐怕第二个任务更艰难，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选择正确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有人说：方向选择对了，就成功了一半。这话颇有道理。好在这时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正处于激动人心的科学时代，有才干的人找研究方向并不太让人为难。

    四、快乐旅行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爱好和兴趣给他们婚后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甜蜜和浪漫。

    婚后不几天，他们便决定旅行。没有私人小汽车，也不购买车船票，更不预定旅馆房间，而是骑着崭新的自行车，逍遥自在，随心所欲，带上几件衣服。因为是夏天，是巴黎的雨水季节，不得不买了两件胶布长斗篷，漫游在法兰西的乡村路上。他们漫无目标，走到哪就睡在哪，吃在哪。有时他们在树林里空坪的苔藓上一边听鸟儿唱歌，一边欣赏奇花异草，一边吃午餐：面包、干酪、梨、樱桃。虽然简单，而他们总是兴致勃勃，津津有味。晚上，随便到一所客店里投宿，喝店主给他们煮得很浓的汤、睡一间墙纸褪了色的房间，双双坐在蜡烛灯下谈一天的发现和趣闻，时而大声说笑，时而窃窃私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远离喧嚣城市的乡野之夜，沉寂得只听到远处的犬吠，猫的狂叫，鸟的低鸣。第二天一早，他们喝过咖啡，吃过早点，带上那简单的行李，骑上心爱的自行车，在另一条路的林荫下继续前行。

    简陋的乡村房间住一晚只付几法郎，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逍遥日子，就可以享受旅游的宁静和快乐。

    皮埃尔极爱乡村，他想考察丛林和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步。

    有一天，雾散雨停，晴空万里，皮埃尔和玛丽把自行车寄在农夫家里，离开大道，走进一条弯曲泥泞的小径。因为他这一计划已告诉过他的新婚妻子，玛丽剪短了裙子，穿一双厚实的平底鞋，以便走路。她还去掉了头上的帽子，打破欧洲妇女出门必须戴帽子的习惯。穿一件清新的白上衣，腰间束一条很适用而粗糙的皮带，带子上的小口袋里藏了一把刀，一点钱和一块表……皮埃尔带着指南针和一点果子，大步前行，玛丽不知疲倦地在后面跟着。

    皮埃尔高声地谈着小时候他父亲带着哥哥和他到乡村抓动物做试验的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跟着父亲到田野去捉青蛙，父亲讲青蛙与人有很多器官十分类似，用它作药品试验和解剖研究很有用处。开始我父亲抓青蛙，抓了一只不经意放到雅克手掌中，吓得雅克大叫大喊，结果挨了父亲一顿批评，说他太胆小，搞物理学的不能不喜欢动物。

    他边说边走进周围都是芦苇的池塘，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他抓了不少蜻蜓、蝌蚪，一边抓，一边不停地讲这些小动物的活动场所、习惯、特征，爱好，说蜻蜓、青蛙等都是庄稼的保护神，是除害能手。玛丽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发出一些疑问，让皮埃尔不知疲倦地讲下去。她一面听丈夫没完没了地讲解，一面看白云飘动的天空，慢慢地就睡着了。

    皮埃尔没听见妻子的回音，他灵巧地采来一把黄色的鸢尾花和浮在水面的浅色睡莲，轻轻地放在妻子身边，并编扎了一个美丽的花冠。轻轻地赶走爬在妻子身旁的小虫子，然后俯下身去，在妻子那向上翘着的玫瑰红嘴上吻下去……

    歇够了，玛丽叫皮埃尔把那些小动物放回池塘，让它们去享受自由生活的快乐，然后他们又走上小径。玛丽捧着丈夫为她采的野生稀品——睡莲和鸢尾花，还有一些新鲜的草莓和蘑菇，戴着丈夫为他编织的花冠。紧紧地跟在丈夫身边。这一段时间的乡村的漫游，在草原上远足，在山丘间的攀登，在树林中散步，那绵绵情意，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人，最幸福美满的人。

    一路上，皮埃尔把内心的思考告诉自己的妻子，研究工作上的困难很多，结晶体成长的奥秘需要寻找新试验所要装备的仪器。当他谈到结晶学上的一种困难工作时，脸上露出严肃而忧郁的神色。玛丽认真地听着，而且总是有一种聪明而新颖的答复，她常常激励丈夫去排除困难，开拓新的研究项目。

    在这些悠闲而幸福的日子里，两颗心的共同跳动，两颗天才的脑袋紧密结合。使他们体味到了无穷的乐趣。他们是那样和谐，那样默契，并留下了许多甜蜜而幸福的回忆。

    夏天，在愉悦的旅行中送走了，迎来了风和日丽的秋天。这时，布罗妮雅夫妇邀请皮埃尔和玛丽到他在法国北部城市的别墅里去聚会。

    卡西密尔一家在商提宣附近租了一个叫做“鹿”的别墅，这是一座幽静的住房，房子深藏在树林中，周围由森林包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屏障。大有与世隔绝之感。树林里到处有野鸡和野兔，还有小松鼠，各色小鸟。地上满是绿绿绒绒的小草和铃兰花的叶子，宽敞的房子装饰得和谐而雅致，犹如一座富有诗情画意的仙境。别墅里住着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老德卢斯基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她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绿”。斯可罗特夫斯基教师和希拉来巴黎参加玛丽的婚礼，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玛丽和皮埃尔也加入了这个庞大而热闹的家族。他们相处得非常和睦，谈话十分投机。情谊愈益浓厚。

    1895年10月，这对新婚夫妇回到了期待着他们的工作中。他们住进了格拉西埃尔路24号，这是一套空空的三个房间的小套间，这套住处的后面有一个别致的大花园，花园里有葱绿的树木和蔷薇，草地上有盛开的铃蓝花。他们几乎没有花钱装饰房子和添置家具，甚至谢绝了皮埃尔父亲送给他们的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他们认为：还是少一点家具用具好，免得擦灰尘，搞卫生。他们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搞家务、擦桌椅擦灰尘上。夫妻俩一致表示不在家里聚会和接待宾客。所以在他们的工作室里，只有一个大书橱，一张白木桌的工作室。桌子的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皮埃尔的椅子，书橱里全是一些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桌子上堆的是他所正在学习的物理学专门书籍，一盏供他们照明的煤油灯。房间里只有一盆鲜花，为其增添鲜活和美色。如果哪个客人不请自到，踏进这高高在上的5楼，看见这空空如也连他们的座椅都不具备的房间，马上会溜之大吉。

    现在有两个人生活，有了一个小家庭，玛丽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地安排生活，胡乱地填一下肚子就了事。幸好皮埃尔跟她一样，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但无论怎样马虎，他们还是要吃饭的。这个小家庭的进款是每个月皮埃尔在理化学院领回来的500法郎工资。为了做到收支平衡，玛丽买回一个黑色账簿。作好支出项目。因为玛丽在未考得大学毕业生在中等教育界任职文凭之前，是无法找到适合她自己的工作。这笔钱只能使他们勉强度日。

    组成家庭，对于一心从事科学研究的玛丽来说，最大的困难和付出便是时间和精力，每天天色朦胧，她要出去买菜，等皮埃尔起床洗漱之时，她已经弄好了早点，与皮埃尔一起进餐。

    每天，玛丽得用8小时进行科学研究，3小时料理家务，有时还不够，每当晚上，她做完家务，在白木桌的另一把椅上坐下后，先是要拿出那个账簿记下当日的支出，计算总支出，还剩多少，以便后面的日子不至于窘迫。然后才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皮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头，埋头制定在理化学校新课程的教学大纲。不时用两双深邃的眼睛互传他们的爱恋和赞美的信息。屋子里只听见书页的翻动和沙沙的写字声。

    当许多年轻夫妻沉浸在甜蜜的安逸中时，皮埃尔、玛丽却面对着的是实验室，工作台和科学书籍。他们从中而取得乐趣。这段时间，玛丽又有一段十分紧张又愉快的日子。从1896年7月至8月，玛丽要参加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家务和研究工作并未给玛丽的学业带来丝毫影响。玛丽再次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大学毕业生中等教育界任职考试第一名。很快，她被批准在皮埃尔的实验室工作。

    皮埃尔望着永远第一的妻子，并未表现出疯狂的热情，而是一言不发地擦好了两辆自行车，打足了气，装满了行囊，伸出他那自豪的双臂，紧紧搂住那引以自豪的妻子，两个人紧紧地臂挽着臂，走到格拉西埃尔路，骑上自行车，启程到奥佛尼作考察旅行。皮埃尔认为，这是对妻子长时期疲劳的最好奖赏。他们攀上奥布拉高原，在凉爽的绿草地上数星星，看浮云；在特卢耶尔爽谷中手拉着手，闲悠徘徊，驾着顺流而下的小舟听两岸传来的悠扬的民歌声；在大片耕田里穿行；沉浸于朦胧的月光山色。他们的精力是那样充沛，他们的情趣是那样美好，他们的度假方式也如此独特。只有玛丽，这位智力过人的女物理学家才能适应皮埃尔那独特的生活方式。

    1897年3月，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告诉她一件兴奋的消息。她怀孕了。她希望有个小孩，因为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埋怨妊娠反应给她带来苦恼。倒不是因为这使她身体感到不舒服，而是因为这不能使她继续工作。她现在正在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也就在此时，皮埃尔的母亲又患了癌症，全家人都沉浸在哀伤之中，玛丽想尽力帮助婆婆干点事，给婆婆以安慰。但她头晕呕吐，心中很是懊恼。

    居里先生和夫人也能谅解，总是劝她好好休息，不要累垮了身体。

    这时，最辛苦的是皮埃尔，他既要埋头工作，又要照顾妻子，还要关照患病的母亲，每天奔忙于实验室，妻子身边和西奥镇母亲身旁，忙得不可开交。玛丽十分担心。害怕累垮了丈夫的身体。所以，她总是强忍着妊娠的反应，支撑着做家务，以减轻皮埃尔的负担。

    恰在这时，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从波兰到法国度假，住在布朗港的豪士·格林斯旅馆。皮埃尔为了让妻子好好休息。把妊娠的妻子托付给斯可罗特夫斯基先生照料，自己继续做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照顾母亲。

    这对相亲相爱的小夫妻从结婚以来，从没分开一天，这次迫不得已的分离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没过两天就去一封信。一次皮埃尔用生疏的波兰文写了一封信给玛丽，用以表达自己的爱心。我极端喜爱的如此亲切和温柔的小姑娘：我今天收到你的信，觉得很快乐。此地没有什么新鲜事，只有我爱你，我的魂已经随着你飞去了……玛丽用初学的人能懂的波兰语写道：亲爱的丈夫：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气候热了。你不在这里使我很愁闷，快来吧，我从早到晚等着你，可是总看不见你来……一向随便而且粗心的皮埃尔在快做父亲的时候，也表现出了特别的耐心和仔细。他跑到市场上，买了两件针织的婴儿长袖衬衣，一件是最小的尺寸，一件是大一号尺寸，并由邮局寄给玛丽。

    玛丽看着精美的婴儿服装，一股幸福的热浪从心中涌起，她对皮埃尔的爱更加炽烈，更加深沉。举笔写道：“我亲爱的丈夫，我多么想你！你不在我身边，我感到愁闷，寂寞，你快来吧！”

    信为他们联络信息和感情。皮埃尔出自对妻子强烈的爱，毅然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从百忙中抽出时间迫不及待地跑到布朗港，看望他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这对学者不知是疯了还是特性，竟不假思索地骑上自行车到布勒斯特那个大军港上去玩，看无边无际的蔚蓝色的海，让轻柔的海风梳理自己的思绪。他们毫无顾虑跑这跑那，皮埃尔看见妻子笨重的身体，便问她感觉如何，而玛丽坚持说一点也不觉得累，皮埃尔也相信她的话，相信自己的妻子是超自然规律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与众不同的，她的一切是不受自然规律约束的。他们对大自然的酷爱，使他们近似疯狂。

    这次旅行后他们回到了巴黎，玛丽的身子越来越沉重，于1897年的9月12日，一个美丽的婴儿，一个像她妈妈一样出类拔萃的女科学家，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诞生了。居里大夫亲自担任助产。玛丽和皮埃尔十分高兴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伊雷娜·居里。这是他们生命的延续，这是他们真正爱情的结晶。这次分娩也没有什么声张，只是增加了70法郎50生丁的医药和看护费，致使9月份中的总支出为430法郎40生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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