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是人类劳动伦理思想的伟大成果
在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中，成为其思想之源或批判、借鉴对象的劳动伦理思想“品种多样”，内容丰富。本著只能选择一些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的重点内容而论。本节将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伦理思想合而论之，主要原因有二：一因为此两大派别劳动伦理思想在产生时间与时代背景方面比较类似；二在于二者均有一定的革命性。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合而论之，主要因为二者的共同特征是空想性非常明显，而且本就有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
一、对人类优秀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对古希腊思想家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对西方学者而言，“言必称希腊”可谓一种常态，近代思想大师黑格尔就感叹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感[445]。对古希腊思想家，马克思也是赞扬有加，古希腊劳动伦理思想更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之源。在古希腊，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劳动伦理思想阐述得较为系统，也因为遗留给现代人们的古希腊经济思想，“也许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鱗半爪”，[446]而且马克思对他们的劳动伦理思想及其影响的说明又比较具体而明确。所以本节基本上以此三人为例阐析马克思对古希腊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情况，古希腊另一些思想家，甚至是一向被认为是重要的苏格拉底的劳动伦理思想本著作了省略。
色诺芬是古希腊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用“经济”一词之人，《经济论》包括了色诺芬的主要经济思想，劳动伦理思想。色诺芬劳动伦理思想具有较鲜明的人本特色。第一，色诺芬以人的精神能动性界定财富的本质。色诺芬指出财富是人们能够从对象物得到利益的东西[447]。可见色诺芬已经认识到财富说到底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财富，人的主体能动性或创造性在财富关系的生成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色诺芬关于知识与资历是财富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对劳动的伦理意义的说明。第二，色诺芬从人性及人的发展论分工的必要性及其意义。色诺芬指出男女自然生理差别决定了“男主外”与“女主内”的分工格局，又从每一个人能力的有限性来说明分工的必然性，同时强调只有合乎人的身心健康，促进人的能力培养的分工才是合道义的分工。马克思高度称赞此思想，称这一点充分说明色诺芬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分工。[448]第三，色诺芬对于人生幸福、特别是农业生产与人性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探讨。色诺芬指出农业既是自由民增加财产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是培养人们正直、诚实、勇敢、刚毅等美德的基本途径，实际上说明了劳动应是符合人道、促进自由的劳动。这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人道、自由原则的内涵也有一定的契合处。色诺芬劳动伦理思想的这一灵魂成为后来西方经济学、劳动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尖源头。对此，马克思实际上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如马克思称色诺芬的分工论常常“使人想起资产阶级伦理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449]。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消灭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促进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尽管未必是色诺芬思想的直接继承，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明显具有相承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谓是古希腊劳动伦理思想两个集大成者。柏拉图的劳动伦理思想对后世学者，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劳动伦理意义与劳动正义关系的一定揭示。柏拉图认为较之于非劳动而得到的财富，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财富具有双倍价值，因为这样的财富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对他们有用的财富。柏拉图此思想实际上说明了劳动的根本伦理意义之一是劳动创造财富，同时又内涵了财富正义的基本依据即劳动创造财富，那么财富应该归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所有。二是论证公正是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基本伦理原则。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是理智控制激情，压制欲望，实现三者的和谐。城邦正义的基础是人人都从事着一种十分适合自己天赋的职业，城邦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可见“柏拉图阐述了进一步分工或建立各种生产部门的必要性”[450]。三是提出了实现劳动关系和谐基本途径是共有、共治、共享。柏拉图尤其强调统治者和护卫者不应有私人财产，因为这些人已经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这就是他们服务的报酬。柏拉图更强调财产公有是培养好品德，因而也是城邦能够存在的重要条件。柏拉图所谓的“共治”指城邦成员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样，在扩大自己私人财产的同时也扩大别人和城邦的财产。柏拉图所谓的“共享”指城邦繁荣不能为少数人独享，更不能为个人独享而应为大家共同分享。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是希腊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系列治世主张，不少主张蕴含了重要的劳动伦理思想，而且现实主义特色尤其明显，对后世学者，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更为全面。
其一，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揭示了劳动伦理意义的根本评价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种“至善”，是人生的最高追求，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451]。其中思辨活动是人的德性中的最高贵德性，因而是带来最高幸福的活动。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我们可以读出：幸福产生于活动，劳动就是创造幸福的活动，所以劳动是人类应该从事的活动；但是思辩活动才是带来最高幸福的活动，所以劳动未必无条件带来幸福，有的劳动应该被解放。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实际上已经内涵了劳动解放人与解放人的劳动二者关系的一些辩证分析。
其二，亚里士多德关于劳动实质的揭示阐析了劳动的基本伦理要求。亚里斯多德指出，表现人类活动特殊性的是灵魂的逻各斯（理性）部分的活动。人的理性活动包括理论理性与推理理性两大部分，前者指思考原因与本质不变事物的理论理性活动，后者指思考可变事物的推理理性活动。推理理性活动又可分为运用理性将可变材料做成产品的活动，即制作活动与运用理性来处理生活和交往事务的实践活动两大类。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制作活动，实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劳动。亚里斯多德的“理性”说实际说明了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精神支配下的活动。这一点与马克思的劳动本质说非常类似。亚里斯多德劳动的“精神”实质论说明了具体劳动，即“制作”，未必是在伦理精神支配下进行的劳动，但亚里斯多德“人是政治动物”之说实际说明从事“制作”的主体在进行“制作”活动前、后，在“制作”活动中始终要处理“实践”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亚里斯多德的幸福论强调劳动应该是使人幸福的活动"可见亚里士多德“理性论”实际上蕴涵了两层重要的内涵，即劳动是在一定伦理关系中进行的劳动，劳动应该是合道德的劳动"关于商品交换，亚里士多德指出，相交换的各种物品体现了一种均等关系，均等关系的基础是货币。决定货币多少的基础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得不明确，但谈到了劳动创造价值，所以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劳动价值论蕴涵了劳动正义原则的一些重要内涵。马克思在论及商品交换时多次引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称他最终没有发现劳动价值，但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彼此等同的关系，也不失闪耀了天才的光辉。
其三，亚里士多德的“阶级论”实际上对劳动伦理关系主体及其对立性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亚里士多德指出，奴隶无权、无财，是奴隶社会的基本被统治阶级，奴隶主拥有权力，掌控国家机器，掌握社会财富，是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奴隶虽不是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物，他们能思维，会说话，奴隶主是因为能够榨取奴隶的劳动才“蓄养”奴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奴隶主与奴隶构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但是亚里士多德极力拥护奴隶制，这也是其思想，包括其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目的所在。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奴隶是活生生的用具”[452]。毫无疑问，此观念充分说明亚里士多德劳动伦理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挽救和维护希腊的城邦奴隶制”[453]。这一点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劳动伦理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但亚里士多德的阶级论显然与马克思劳动伦理关系主体论又有一定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劳动伦理关系主体论的一些论述实际上继承、涵容了亚里士多德此思想。
古希腊奴隶制劳动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的私有制为根本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劳动单位，由奴隶进行着奴役劳动。色诺芬的“经济”一词，其原意实指“家庭管理”，其所谓的劳动伦理关系实际是存在于奴隶主家庭的劳动伦理关系。柏拉图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它实际是奴隶制的集体制度，即“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454]；熊比特认为“硬要把柏拉图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者这些运动的先驱肯定是没有意义的”[455]。古希腊奴隶制劳动决定的劳动伦理思想必然具有其历史、阶级的局限性。如柏拉图分工论的重要目的其实是想由此证明奴隶等级制度的自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些人天生就应该是奴隶，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是源于自然本性的关系。再如在价值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既没有得出一切劳动都可以视为是等同的人类抽象劳动，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劳动正义的实质与内在要求。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对于古希腊劳动伦理思想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作了相应的说明与克服。
（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劳动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致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是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为终结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蕴含了对劳动伦理问题的一些科学分析，这些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
其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性论对马克思确立劳动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产生了一定的启发。“经济人”假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性理论的核心内容。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人”概念始于斯密，因为尽管并非斯密首倡“经济人”一词，但的确是亚当.斯密首次系统、清晰地把个人谋利动机和行为方式纳入经济学分析“经济人，是斯密在人的行为方面所提供的一个几乎具有无限威力的原理”[456]。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他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个人，而是处于既定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所以马克思并不全然赞成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因为它是抽象的，因而也是虚妄的。但显然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思想对马克思关于劳动伦理研究出发点的分析肯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进行着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457]。
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劳动”内涵的分析对马克思“劳动人”思想显然产生过启发。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生产劳动实际上仅指能够生产价值的劳动。斯密对此论述得最清楚：生产出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458]。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处引用斯密的劳动分类说，并称赞亚当.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本质。进行商品生产的劳动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本原因当然的确是因为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人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主体。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人理论的影响存在。这一点，我们认为沃哈恩的评价比较恰当，“斯密对劳动的分析实际上预见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主题的标准做法，由此甚至可以合理地设想斯密的分析是对马克思预见性的回应”[459]。
其二，马克思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伦理价值原则的一些思想。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提出，多数人幸福的社会才是真正幸福的社会。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人道主义情怀十分肯定，如马克思高度称赞斯密在下面这一点是对的，即斯密认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以及雇用劳动形态中，劳动对劳动者而言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一般基础，明确提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观点：斯密提出劳动才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威廉.配第明确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休谟认为“世界一切事物均由劳动所购得”[460]；詹姆斯.斯图亚特提出实际价值的概念；李嘉图论述了劳动能力越强，生产就越发展，人类所受的痛苦也就越少。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内涵了一个“应然”结论：正义的基本依据是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其内涵的正义论的意蕴对马克思的劳动正义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伦理的自由原则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论述。例如斯密的经济自由观包含了对劳动者经济自由的一定肯定。对此，马克思曾经评述说，在奴隶劳动与自由劳动生产效率比较方面，“亚当.斯密就不必提出这个问题”。[461]
其三，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关系的对立性与不平等性作了一定的揭示。斯密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地主、资本家与工人；确信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既利于劳动者个人，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坚信在自由市场中，劳资双方通过利益博弈可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发挥。阶级利益的对立是李嘉图研究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明确提出利润与工资的反比例关系及对立的经济根源。这就是马克思称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的重要原因。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关系不平等性与对立性作了一定的说明。如斯密批判指出，资产阶级卑鄙的贪欲和独占精神使得欺骗公众，甚至压迫公众成为实现其根本利益的根本途径，资产阶级完全不配成为社会的支配者。另外，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基本途径也作了一定的思索。如穆勒提出国家应积极干预，努力承担起直接或间接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的义务。马克思对这些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如他曾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在他之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已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进行过叙述，这不是他的原创性功劳[462]。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伦理思想科学性的同时，也对其历史与阶级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看到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积极作用，却没有注意到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异化劳动这一事实，也没有从劳动出发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本质，理解人的本质，在这样的经济学中，劳动在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劳动者仅仅是具有肉体需要的牲畜。二是批判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不够彻底。马克思批判斯密将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流动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与货币混为一谈，从而抹杀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批判李嘉图未能克服等量资本提供相等利润的矛盾。三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如斯密不能正确区分小商品生产者是为了使用价值，资本家则是为了实现价值增值雇用劳动力，“资本家雇用的工人是为工资工作”[463]。李嘉图只是从资本主义现有事实出发的，只知道产品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的事实，却不明白这个事实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问题的伦理论述的缺陷从反面为马克思观察和分析劳动问题提供了借鉴，成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点。
（三）对小资产阶级人本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籾于斯密，现已经历了18到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过程。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代表人物西斯蒙第（1773-1842）被称为是先驱人物。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和道德哲学进行全面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表达了颇具特色的劳动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后来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斯蒙第人本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关于劳动伦理基本价值原则内涵的一些分析。西斯蒙第明确提出为人类谋幸福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目的，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其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以及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在论述劳动、节约、享受三者关系时，西斯蒙第指出享受是财富积累的唯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才算是真正增加了国民财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则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西斯蒙第还明确提出使人更多，更好地休息也是劳动的重要目的。西斯蒙第这些思想实际上蕴含了劳动人道原则与正义原则的一些内容：真正的财富是对人生幸彳甚有用的财富，那就应该生产人道的，进行人道的生产；既然劳动创造财富，财富就应该归劳动者占有。其二，对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性、对立性的批判与揭露。西斯蒙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中，工人总是弱势，虽有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本，工人对就业的需要又超过工厂主Xt劳动力的需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发展成果又只是“给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464]其三，对保障劳动者权益，建设和谐劳动关系途径的一些揭示。西斯蒙第认为，不能将工厂主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一切参加生产的人得到合理的利益才能做到全民幸福。相应地，西斯蒙第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政策主张。如通过立法手段赋予工人有尊严的地位；实行利润分享，促进劳动者向上层阶级的流动，通过累进税制再分配社会财富；以补贴形式对疾病、失业的劳动者进行保障，对年老劳动者进行赡养。
马克思对于西斯蒙第的人本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马克思指出西斯蒙第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法克服。不过西斯蒙第劳动伦理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赞美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和宗法式农业劳动伦理原则和规范，片面地强调小农经营的好处，忽视大生产的积极意义等。这说明西斯蒙第的劳动伦理思想实际上并未超出小生产者的眼界。马克思对此评价说，他们或是想把现代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硬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框子，或是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因而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465]。
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始成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40年代。其中莫尔、闵采尔是16至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摩莱里、巴贝夫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至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进入顶峰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鉴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及论述的篇幅所限，本著仅分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劳动伦理思想。
圣西门设想了一种叫实业制度的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这种实业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实业制度将教养和教育相统一，不承认各种特权，特别是不给高官以厚禄。第二，实业制度下，劳动作为一切美德的源泉被社会信秦，将个人收入分配与才能及贡献成正比。第三，实业制度以为民族造福，满足人们需要为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建设实业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们享受到原来只是奢望中的人生幸福以及公共幸福。第四，满足多数民众在物质、精神上的需要需要建立、健全兼顾自由和财富，造福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业家的活动进行统一的计划管理。第五，建立改进最穷苦阶级命运为伟大目标的新基督教，通过这种新宗教的组织力和道德感的实施使穷人和富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第六，实业制度下，一切人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为此，实行民主选举的原则，特别应保障全体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领袖。[466]
傅立叶设想了一种使人的情欲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劳动恢复本来的面目，成为人的一种高级享受的和谐制度。傅立叶这一思想实际上指明了劳动具有解放人的重大意义。傅立叶称最重要的天赋人权是劳动权，劳动权只有在和谐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傅立叶此思想实际上对劳动权的依据与实现条件作出了一定说明。恩格斯对此称赞说，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467]。傅立叶认为旧式分工必须废除，因为它使劳动者终身束缚在一种职业上，不符合人的多样化情欲的需要。傅立叶反对雇佣制，却不反对私有制，在他看来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每个人在公正的分配中能得到他个人的利益。可见傅立叶是想在保留私有制下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傅立叶主张以按比例分配来代替平均主义原则分配消费品。其中按资本分配的占4/12，按劳动分配的占5/12，按才能分配的占3/12。这是对平均主义的否定，同时说明了剩余价值分配是劳资和谐的关键。傅立叶还强调妇女应该从沉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男女平等的关键，甚至提出取消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傅立叶的劳动伦理思想对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劳动权利思想、劳资关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欧文设计了理性制度，该制度的基层组织单位是劳动公社。劳动公社的主要特点有：其一，公社的劳动者从事多种劳动，既要从事农业劳动，也要从事工业劳动，还要进行科学研究。其二，根据科学原理组织社会生活，依据平等、正义原则管理社会劳动，通过广泛采用工业大机器和技术发明来代替家务劳动。其三，财产公有。财产公有制使人们在生产中联合起来，除个人日常生活以外的一切财富都应该成为公有财产。其四，强调权利平等。一个不曾为别人服务的人，也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他服务。[468]人人均应该通过参加一定的有益劳动来保障平等权利实现。欧文的劳动公社制度设想已经包含了对劳动解放人实现的条件、途径、劳动权利与义务关系之正确对待的一些分析。
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重要且直接的理论来源。他们的天才设想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极端异化劳动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根本不同于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造成的鄙视劳动、贬低劳动的社会传统偏见。更重要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资本义劳动制度。这些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诞生做了很好的理论准备。这也是马克思称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批判揭露的重要原因。但是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根本矛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理解理想劳动形态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劳动形态之间的差别所在，更没有揭示出改变不合理劳动形态及其关系的科学途径，他们的劳动伦理思想实际上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本质上只是单纯的道德说教，“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超出道德说教的范围”[469]。历史发展与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的意义是成反比例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逐渐丧失了其革命意义，蜕变成为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思想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源头，但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高于空想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清清楚楚、攀登到思想最高点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语）[470]。
二、对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劳动伦理思想的系统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英法资产阶级相继夺得了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阶级斗争，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庸俗化。表现在劳动伦理思想方面的共同特点主要是通过否定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性进行道德辩护。对庸俗经济学劳动伦理思想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部分，批判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两大方面。
其一，批判庸俗经济学利润理论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及劳资关系的对抗性。将剩余价值与利润混淆是庸俗经济学利润理论的共同缺陷，但在具体内容方面，不同庸俗经济学家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马克思的批判也各有侧重。对马尔萨斯，马克思主要是批判其“让渡利润”论。马尔萨斯“让渡利润”论的基本思想是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产生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并没有剥削工人，构成商品劳动量的都是有酬劳动。马克思指出，现实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往往相互转换。马尔萨斯的“让渡利润”实际是先设想社会存在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特殊阶级。这样的阶级当然只能是剥削阶级。无剥削则无剥削阶级的利润，马尔萨斯的“让渡利润”论却反而认为是资产阶级“让渡利润”，如此辩护无疑极其赤裸裸的。
对萨伊，马克思主要批判他的“三位一体”分配公式及资本家服务报酬论。马克思把萨伊的这种庸俗的分配理论讥讽为“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公式实际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物化，生产方式神秘化，将物质生产关系及其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实质是对社会各阶级收入和雇佣工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割裂。马克思还批判萨伊把利润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的观点。因为此种观点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来自对雇用劳动的剥削而来的利润现在却变成了源于资本家本人进行了雇用劳动。
对西尼耳，马克思主要批判其“节欲论”与“最后一小时论”。在西尼耳看来，所谓生产成本即生产必须付出的劳动与节制的总和，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的使用均是一种牺牲：获得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资本家是“作出了个人的消费牺牲”[471]；劳动是劳动者放弃自己的安乐和休息所做的牺牲。商品的价值也就应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如此一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实际上被完全否定了。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论指出资本家的全部纯利润来自最后一小时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西尼耳此理论的根本错误既在于因为不懂得劳动具有二重性而将价值表现形式和价值生产相混洧，也在于他多“计算”了固定资本价值的耗费，其“节欲论”是自相矛盾的：根据其“最后一小时”论，利润的大小恰依存于工人劳动时间的长短，即取决于劳动多少；但根据其“节欲论”，利润是对“节欲”的报酬，与工人的劳动无关。
对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主要批判其理论的矛盾性与不彻底性。马克思批判指出斯图亚特实际上并没有明白绝对利润究竟如何形成，而是错误地将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看作是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但与此同时，马克思肯定不同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者，斯图亚特否定那种认为剩余价值形成于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卖的观点的进步性。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主要批判其理论的折衷性。马克思指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思想折衷性的主要表现是在同意李嘉图利润理论时又接受西尼尔的“节欲报酬论”，在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的持续相混淆时，还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偶然之事。这种折衷理论的背景是1848年大陆革命使得一些学者努力将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无产阶级的斗争要求调和起来。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折中主义，指出应该“把一般社会动力问题放在中心地位”[472]。
其二，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和谐经济思想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和谐性的辩护。在西方，经济学的和谐概念最初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作中，产生最大影响的却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和谐性，是重要内容和根本目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入地批判，批判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是批判庸俗经济学的自然社会秩序论。为论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劳动关系的合德性，庸俗经济学提出了所谓的自然社会秩序观的形而上学依据，核心内容是：在社会秩序中也存在和谐法则，这与其他自然规律一样的；对于这些“自然”规律，应让它们“自然”地实现而不能施加人为的干扰。庸俗经济学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谐法则已基本实现，基本证据是：资本主义社会使每个人，包括最卑微者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他们本人在数百年内无法创造的享受。资本主义劳动关系被庸俗经济学视为自然社会秩序的实现。实际上，他们是在要求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劳动伦理关系顺从之、放任之，而不能更变之、革命之。所以他们指责当时的社会主义学派，（主要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宣扬社会主义，“就给他想要废除的社会秩序抹黑”[473]。马克思批判指出，庸俗经济学家从抽象的自然社会秩序出发，无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已以尖锐形式发生的矛盾，一味为资本主义制度粉饰太平，这意味他们是在系统化他们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再赋以学究气味[474]。这样的思想自然会表现出十足的庸俗性。
二是批判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利益和谐论。庸俗经济学的和谐论认为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实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真正的利益和谐，是真正和谐的社会。巴斯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分配的基本的规律是：随资本量的增长，资本从总产品中的绝对提取额虽然可能增加，但它的相对份额却必然下降；相反，劳动从中提取的份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增加。由是他结论说，人应该明白资本家和工人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也是一致的。凯里主要以再生产费用价值论来分析阶级利益必然趋于和谐一致[475]。他认为价值及利润大小由再生产费用决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将日益缩小资本的价值，日益增大劳动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所占份额。这样，就会出现利润随资本价值减少而下降，工资随工人劳动能力提高而增加的趋势。这就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实现利益和谐的基本规律。此外，凯里还基于美国的经验指出，地租是资本投到土地上取得的利息，是利润的一种重要形式。这说明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是一致的。与庸俗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不和谐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作为劳动力的买者，资本家认为尽量延长工人的工作日是他的权利；作为劳动力的卖者，工人认为自己有权将工作日限制在正常量内。由是“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的斗争”[476]。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成为生产工人绝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决定了资本家根本不会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总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二者关系不可能和谐。
三是批判庸俗经济学平等竞争观。庸俗经济学强调不能强制取消自由竞争，否则虽然可使劳动关系在一定时期表面上实现和谐，最终结果却只能是整个社会的混乱与纷争。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大量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真正的不平等，而只是竞争必然带来的有益的差别，因此这恰是资本主义机制的最美好宗旨之一。的确，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平等和公正。但是放任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平等，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和谐并非资产阶级真情实愿努力实现之事。马克思认为劳动才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源泉，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主体成为支配劳动的主体。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过是资本家雇用下的可变资本。劳动者的自由不过是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奈自由，因而并非真实的自由。
庸俗经济学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价值立场在于维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伦理关系，为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进行挖空心思的辩护，而不是为谋求劳动者的利益进行科学分析。因为这种价值立场，“发财致富”的私人问题成为庸俗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任务。马克思指出，人类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伦理本质上的公共性。所以劳动伦理研究的重点不是少数人的发财问题，而是多数人的共同劳动问题。劳动才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条件，一个多数人不劳动的社会肯定是不能维系存在的社会，一个少数人不劳动的社会之所以可以维系存在恰是因为多数人在劳动"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劳动者才是“多数人”的主体，所谓研究多数人的共同劳动问题的核心就是研究如何更好、更快地实现劳动者的利益。可见，提出并论证和谐劳动关系的应该性并不是庸俗经济学劳动伦理思想的庸俗性所在，犯了将“事实”等同于“应该”的基本错误，提出并论证和谐劳动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且不顾事实地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就是和谐的劳动关系。
第二节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价值的宏观阐析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反映，研究某种思想往往基于一定时代的需要，也应该说明其时代背景。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价值的时代背景是对研究必要性的一种阐析，通过此种阐析，本著既明晰了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价值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对本著“现代特色较鲜明”的原因做出一定说明。
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在现代西方国家情景再现与灵魂复活
从国际看，与19世纪马克思深刻剖析的，20世纪初列宁精辟论述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从生产力发展看，现代科技广泛运用，自动化更力口深入。从经济运行看，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从而使经济运行呈现一定的有序化。从所有制看，资本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趋势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从分配形式看，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重视兼顾公平。随着科技发展、经济运行、所有制、分配形式的变化，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方式、劳动过程及其控制形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的控制形式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477]。现正处于第四阶段，此阶段劳动关系管理的主要特征：一是企业“内部分工”日益向“合作”演变，工人被组织成团队并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独立决策权力；二是在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中，追求过程效率重于追求操作效率，最终形成了弹性的劳动过程。
与此同时，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关系主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两大根本对立阶级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但是两大阶级结构的多层次化日益明显，而且变动性强，“贫富不再祖祖辈辈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事实上的和观点上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478]更重要的是，劳资对抗而致的两败倶伤、一损倶损后果促使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实施了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制度和措施，主要包括：旨在调动工人阶级生产积极性的职工持股计划，用以缓和阶级矛盾的全民福利制度；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的职工参与决策制度，用以缓解工人失业之忧的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在一定程度缓解劳资关系的紧张状态，促使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从而奠定了劳资利益整合的基础。
新的变化，新的措施为一些西方学者否认劳资双方的对立或对抗性提供了一定的事实依据。如布坎南认为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问题，社会问题与以前不仅大不相同，而且出现了恰好相反的问题。如可以认为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才是真的无产阶级，“几乎没有财产，并且受到资本家的剥削”[479]，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则享受着优厚的福利，简直无法称其为无产阶级了；贝利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下，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良心[480]；卡佛断言股权分散化是一种可以“扫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区别的经济革命”[481]；新保守派认为市场机制可保劳资双方利益平衡，因为工人们提高劳动报酬的愿望往往能达到目的[482]；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认为，公司的权力已从资本家转移到科学人员、管理者等技术阶层手中；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雇用劳动的好处，因而觉得受雇于人已经成为乐于选取的位置[483]。
我们认为在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多年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劳动与劳动伦理、劳动关系与劳动伦理关系的确变化巨大。若马克思还活着也会“当惊世界殊”，毕竟马克思生活的时期，“还根本看不出资本主义帝国在国内及其他国家之间关系中造成的全面冲击”[484]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既有“根本之变”，更有“根本不会变”。如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的确实行了一些国家福利制度，有的力度还很大，但从本质上看，国家福利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一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者、德国首相俾斯麦早已坦承：“一位有身份的领取官方养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适合去做假革命家”[485]。至于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也没有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更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和奴役的雇佣地位。因为这只是在坚持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的。可见，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劳动阶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意味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从来没有过时，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及劳动关系的一些变化可以证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过时。事实正好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宏阔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愈益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就象春雷般随着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年轮一起滚动，不绝于世。理查德.海曼因此叹道，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在现代社会“其意义对于今天甚至比我在1975年写作此书的时候更为重大”[486]。
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不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秉持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伦理批判精神，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及劳动关系的新变化进行了一些新思考，得出了一些新结论，主要内容有：
其一，关于异化劳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指出，异化劳动现象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然存在，而且更加复杂深刻。主要表现：一是工人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已经超出“上班时间”延续到休息时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者“受管制”的时间及从事异化劳动的时间实际上已经漫及到劳动者整个生命过程，甚至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487]二是异化范围在扩大，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命运。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只能承担高度专业化的局部工作，只能有限地了解其自身工作的结果。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阻碍伦理反思的重大障碍”[488]。三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类本性，官僚机构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酷似操纵一架机器，劳动者越发“受到禁锢他们的抽象的机械的规律的居中调解”[489]。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异化范围在不断扩大，异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可谓达到了全面异化、深刻异化。
其二，关于劳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性没有根本改变，但劳资关系确有所缓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依然是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根本基础，所有者的管理代理人及其职员依然实行由上而下的控制。理查德.海曼就此评价说，西欧与北美的关键事实，依然是它们的资本主义特征[490]。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资权利、义务分配必然不平等。如工人们必然要追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对于雇主来说，这是对他们的利润更多分割，出自本能地抵制，结果“工人往往只能在牺牲雇主控制权的情况下才能坚持自己的权利”[491]。所以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追求决定了劳资关系的对抗性。最后，作为劳动者的工人更多地被视作非人性化的生产要素而成为“分解的、分子化的和蒙受耻辱的人”[492]，而并未真正得到体面地对待。不平等、对立的劳资关系使得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冲突依然存在，而且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是那么尖锐和肯具有系统的矛盾性[493]。
其三，关于劳动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力，特别是科技迅速发展，但劳动解放并未真正实现。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发展使得减少工人直接劳动与劳动时间的有了可能。但是资本逻辑却使得劳动者的大部分生命活动“全然没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则”[494]，资本家也没有使社会必要劳动在所有人中间进行平均分配。相反，工人的休闲对资产阶级而言，“休闲如果不能导致消费，就不是好事”[495]。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难以看出哪个资本家强迫工人接受工作，但实际是资产阶级集体实现了“对大多数工人进行个人以及集体的强迫。”[496]所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进步并没有带来如马克思所说的个体与社会在认同上的进步。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明确提出，要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必须推翻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主要的工业生产是中心计划的……部分地废除市场机制”[497]。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清醒地指出，现代社会实现劳动解放的条件与任务已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如马尔库塞指出，由于自动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了生产性劳动的比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卷入了工人阶级的范畴，工人阶级内部实际已经实现了改组，不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丧失了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否定的能力。所以现在只能是在“物质甚至文化需要都在增长的社会一获得解放”[49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内在灵魂，也为本著挖掘、实践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之源。但是正如本著在导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解未必契合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本义与真义，未必就是完全真理，至少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又具有批判有余，“建设”不足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建设性意义。总之，不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伦理思想取代马克思劳动伦理，发现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还得“回到马克思”进行再研究。
二、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在现代中国情景再现与灵魂复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城镇化推进，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否定在转型初期，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关系在性质方面的差异非常突出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劳动关系的构成形式、管理运行、劳资矛盾的原因具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因此，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作分类研究仍然具有现实的必要。但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类型企业的劳动关系异质性特点愈益减弱，同质性则在不断增强[499]，呈现了多元化、明晰化、市场化、契约化、法制化、国际化六大共同特征，对此，有西方学者就评价说，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善，现代中国的转型却已经“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造成了劳动关系的转变。”[500]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我国劳动关系因此也存在诸多“ 转型” 特征，主要表现是劳动关系的多样性、非均衡性和非规范性。劳动关系多样性是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变动和调整，产业发展不平衡，所有制形式多样化，分工深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劳动关系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劳动关系主体力量不平衡，关系不对等。劳动关系非规范性的突出表现是劳动者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劳动关系法制化程度较低。若结合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对其时代资本主义劳动及劳动关系的描述与伦理批判，对比于现代西方国家劳动关系现状，返观转型期我国劳动关系所表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私营企业雇主对劳动者的压榨造成劳动者的悲惨世界。可以认为转型期我国某些企业，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似乎有了更充分的情景再现。最突出表现是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最直接的社会矛盾。
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在我国转型期的情景再现强烈呼唤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灵魂复活。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关系应是和谐的劳动关系。但就我国的现实而言，导致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因素却使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不和谐性的批判，对劳动伦理关系内涵，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伦理关系基本特征的揭示也是对劳动伦理关系实质及其建设规律的科学揭示。这些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根本意义，揭示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探索现代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基本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利、义务未能公正分配是劳动关系不和谐形成的根本原因。劳动权利与义务公正分配的核心或实质就是保障劳动者的合理劳动权利。劳动者合理劳动权利得到合理保障，意味着体面劳动得到了真正的实践。为了深刻认识体面劳动的意义，推动体面劳动的实践，现代中国应该对马克思体面劳动观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对接研究。
复活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内在灵魂特别应以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求解现代中国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焦点问题。和谐劳动关系形成，从社会管理运行的观点看，应具备自动和调控两个子系统，也可称其为动力系统和平衡系统，或效率系统和公平系统。通过分析揭示马克思有用劳动观的伦理意蕴，可以发现效率与公平在性质上应该相互规定：效率应是促进、至少是不能损公平的效率，公平应是促进，至少是不能损害效率的公平。只有这样的公平和效率才能真正实现劳动关系和谐。所以无用、有害劳动的效率不应提高，也不能公平地提高。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马克思在从历史的高度、经济的视阀肯定此过程的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从劳动伦理视阀深入论证了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正义依据、人道要求、自由意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虽然针对资本主义市场而言，却揭示了于市场经济的“普世道理”。对于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建设不乏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从劳动人道原则审视科技发展的意义，从劳动自由原则阐析科技发展的实质，从劳动正义原则论述科技发展的基本保障，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辩证的伦理批判，为我们审视现代科技发展及必然引发的劳动伦理关系变化提供了根本维度。马克思劳动权利、义务观启示我们：防治矿难有赖于物质条件，特别是机器设备的健全完善，归根结底要建立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相对中小煤矿，大型煤业集团可以弥补安全投入不足的缺陷，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应成为发展的重点；面对权力与资本之间交易而成的“结构性力量”左右煤矿生产秩序的不良现状，应优化安监队伍，健全、保障基层安监机构，加强“安全民主”建设。
但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尤其是伦理学界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却显得相对不足。如有些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劳动关系学在利益选择分析以及技术分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理应成为分析、解决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本指导。毫无疑问，借鉴西方学者的劳动伦理思想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分析、处理我国转型期的劳动关系问题本无可厚非。但是，一方面，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分析的错误，而且可以认为是“一种很深的意识形态扭曲”[501]。而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是“理论的空间被猛然打开”[502]，其揭示的市场经济劳动伦理的“一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伦理问题的分析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性缺陷，如新古典学派、新制度学派均没有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来研究劳动伦理关系的主体，更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劳动伦理问题。因而并没有真正揭示出劳动伦理的实质。又如劳资矛盾和纠纷出现的原因只是由于劳资契约或合同制定不合理、不完善不过是西方学者的契约理论和劳动力供求理论的假设性前提。这样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如下事实，即尽管资方与劳动者签订的契约、合同却往往有利于资本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所有者，甚至有些资本所有者根本就不与劳动者签订合同。这说明劳资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劳动者在双方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劳资双方地位的根本不平等性。因此要协调好劳资关系，就必须充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要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提升劳动者的维权能力。
总之，“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503]，现代学者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理论现状和现代社会劳动关系问题，客观上要求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三、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根本特征与研究的基本原则
通过分析总结现代社会劳动关系发展现状以及学者们研究的得失，我们认为坚持与发展相结合是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现代价值必须秉持的根本原则。其中，坚持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一，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科学性。科学地揭示劳动伦理关系的基本发展规律，而不是提供美丽却空洞的说教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科学性的最大表现[504]。正如熊比特所言：若马克思只是一个空泛的布道者，到现在他早已默默无闻了。只是出于对虚伪道德学家的极端不信任，马克思才不大明确阐述他的伦理观念。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科学性的根源在于其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马克思指出劳动伦理关系形成的出发点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不是抽象“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性，进而在对资本主义现实劳动关系全面、科学解释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可见，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基础在于抓住了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505]，其内在吸引力来自于深刻的思考而不是对阶级利益的简单反映。
其二，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人民性。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也是其人民性的主要表现。马克思的经济学从不隐瞒地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价值选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还承担着、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理论使命。这一点就连反对他的人也承认。如卡尔波.普尔就说，“马克思为了铸造改进大多数人命运的科学武器，付出了巨大的辛劳””[506]。正是因为人民性，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才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拥护。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影响时说，正是因为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当马克思逝世时，千百万战友无不表示对他的尊敬、爱戴和悼念。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人民性与阶级性是统一的，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就是阐析无产阶级创造新世界历史的伟大作用——无产阶级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其三，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具有革命性。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人民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她的革命性，主要表现是改变不合理的劳动伦理关系，实现劳动解放，建设公平合理的劳动伦理关系成为此思想的根本目的。这一点，连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多有微词的西方学者也给予充分肯定。如波.普尔就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道德谴责，进行这种道德谴责的合理性就在于这样的社会内在地包含着残酷的不公[507]。正因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革命性，所以她一经问世，就受到敌人的百般攻击。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不断回击敌人的攻击，就连《资本论》的副标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毫无疑问，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就决定了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才能真正实现其生命力。所谓发展，就是舍弃其过时结论，坚持其科学的成分。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本身是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产生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这也是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永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19世纪上半叶，异化劳动现象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推进而日益突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应运而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关系矛盾因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而日趋尖锐，揭示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内部矛盾成为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研究的重心。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秘密，从而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巴黎公社革命以后，资本主义逐步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高度进一步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探索出人类劳动伦理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了其劳动伦理思想的大总结。
作为一门特殊的应用伦理学，劳动伦理学当然应随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劳动伦理总是处在一种逐步发展的状态”[508]。在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实现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的根本前提就是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进行新的发展，“对活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这一理论”[509]。现代社会劳动结构、劳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从劳动类型组成看，服务劳动与精神生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从技术发展角度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总体劳动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地域角度来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现代情况要求我们立足时代变化，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思想为根本指导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从而把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就如斯特拉彻所言，“苛责年轻时代的马克思从他目睹的事实中为后来人作出明白无误的结论，并非明智之举”[510]。同时也要对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劳资关系问题进行时代性的新认识，在现代视阀下正确理解，解释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劳资矛盾。
坚持“马学为体”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根本前提。所谓“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基本含义是根本的、内在的[511]。在劳动伦理研究中，“马学为体”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为现代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根本指导。同其他学科一样，劳动伦理学也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劳动伦理学必定是能够厘清劳动问题真相与假象，指导人们推动劳动关系按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的科学，必定是深刻揭示和谐劳动关系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全面阐析其表现的学说。显然，只有贯彻唯物史观的劳动伦理学，才有发现劳动伦理问题真谛的慧眼；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劳动伦理学，才能做至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就是坚持“马学为体”的根本缘由，诚如列宁所言，“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512]。
“坚持马学为体”意味不能以“与时倶进”为名行反马克思之实，也不能将与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毫不相干的内容加入其中。为此，在研究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特别是研究其现代价值时，必须践履三条基本要求：一是在研究内容上以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基本研究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三是在处理中外多元劳动伦理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强调“坚持马学为体”，自然意味着不能“西学为体”。西方劳动伦理学是具有社会和阶级性质的概念，而不是地域性的概念，指的是资产阶级劳动伦理学的总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劳动伦理学知识体系，而不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学。对待西方劳动伦理思想，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其非科学性：其一，单纯用“自私经济人”假设解释和演绎整个劳动关系运动，主观性太强；其二，片面颂扬资本主义雇用劳动制的优越性，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关系的根本对抗性，过于虚伪性。其三，多用心理等因素解释“劳动力供需”，忽视劳动关系的深层问题与实质所在，庸俗性依然明显。
否定“西学为体”不等于西学不能为“用”，即对“西学”不能进行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513]。如以卢梭理论为基础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威廉.莫瑞斯、R.H.托尼及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哲学传统就应该成为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重要“用”。之所以要做到“西学为用”，主要在于理论是现实的反映，通过对这些思想的辩证分析，可以或多或少地从中寻求到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可资利用的合理元素，至少可以因此发现西方国家劳动关系某些真相。因而可以从其表面性分析中揭示出实质性的思想，从其扭曲性阐析中归纳出正确性的结论，从其片面性思想中总结出全面性的理论[514]。
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要求克服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教条主义理解倾向，教条主义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大害，也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难题。由于天然的惰性使然，人们可能图方便地从马克思的“实际表达”中寻找具体问题的最终答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容易产生教条主义理解的重要原因。发展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必然要对马克思劳动伦理思想的某些范畴进行再认识，对某些曾被马克思诅咒的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罪恶的范畴和规则也不要全面否定。例如根据马克思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否定私营企业主获得的利润的确有剥削的一面，但私营企业发展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同样，外资经济中也包含，甚至更包含剥削成分。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落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又决定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这就意味在现代中国，剥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同时也意味马克思当初设想的彻底废除私有制，完全废除剥削还不能成为建设现代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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