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荐求职

    被罢官的俞大猷没有丧气颓废，每日习文练武，依然孜孜以求报效国家。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朝廷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的机会出现了。

    朝廷之所以下诏选拔将才，是为了抵御鞑靼的大举内犯。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当明军逼近元大都时，元朝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偕后妃、太子逃往漠北，其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明太祖朱元璋为统一全国和巩固政权，对残元势力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力图与其和好，使其臣服。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他多次致书妥懽帖睦尔，劝他“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近塞”。洪武三年（1370）四月，李文忠率师北征，俘获妥懽帖睦尔之孙买的里八剌。朱元璋不仅不惩治买的里八剌，还封他为崇礼侯，待遇颇为丰厚。妥懽帖睦尔逝世后，朱元璋谥其为顺帝。洪武七年（1374），又遣归买的里八剌，目的是使“不绝元之祀”。并劝元新主爱猷识里达腊，不要同中原王朝抗衡，双方和好，以使其“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暂尔保持，或得善终”。另一方面，朱元璋几次派大将徐达、李文忠、蓝玉等北征，给元朝残余势力以很大打击。元主的势力削弱，各部封建主的势力兴起，除元主的直接统治的地区仍称国号“元”外，还有兀良哈和瓦剌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廷于归附的兀良哈部建立了余福、朵颜、泰宁三卫。从此兀良哈部成为明朝的羁縻卫所，其首领由明廷任命，每年朝贡，称为“属夷”。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即朱元璋放回去的买的里八剌）被大将蓝玉战败，随即被其部下缢死。脱古思帖木儿死后，两代三传至坤帖木儿。建文三年（1401），坤帖木儿被部下鬼力赤篡夺，遂去元国号，称鞑靼。

    朱棣夺取帝位后，对鞑靼、瓦剌继续实行朱元璋的两手政策。他指出：“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他把蒙古人当作一家人，即位之后就派使者向其通报，后又多次遣使者向其告谕，并馈赠礼物，希望与他们和好。在这种情况下，蒙古瓦剌部归附。当时西部的瓦剌部由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三个首领分别统治着。永乐六年（1408），马哈木遣使贡马请封。第二年，朱棣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八年春，瓦剌复贡马谢恩。自是，岁一入贡。”

    鞑靼和瓦剌不同，永乐七年（1409），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掉了明廷的使者，于是朱棣派丘福率10万大军北征，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朱棣亲率大军50万北征，至斡难河南岸，大败本雅失里。接着又大败鞑靼知院阿鲁台于斡难河东北的飞云壑。这年冬天，阿鲁台同明廷和好。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1412），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所攻杀。本雅失里死后，鞑靼部全由阿鲁台统率。永乐十一年（1413），永乐帝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自是，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朱棣把鞑靼和瓦剌都置于明廷的管辖之下。但鞑靼和瓦剌时服时叛，所以朱棣又于永乐十二年（1414）、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1423）和二十二年（1424）进行四次北征。朱棣先后五次北征，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给残元势力以沉重打击，迫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服从明廷中央政府的管辖，不敢轻易犯边。

    鞑靼和瓦剌不仅对朝廷时叛时服，他们之间也不时仇杀。宣德九年（1434），马哈木之子承袭顺宁王的脱欢，袭杀了阿鲁台，同年又袭杀了瓦剌的另两个首领贤义王和安乐王，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部。脱欢欲自立为可汗，但各部意见不一，乃立元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掌握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嗣位。当时脱脱不花和也先各派遣使臣向朝廷进贡，朝廷对脱脱不花的赏赐尤为丰厚。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大举进犯内地，明英宗朱祁镇在专权太监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御驾亲征。结果50万明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朱祁镇成了也先的俘虏。十月，也先率领瓦剌军拥挟着朱祁镇大举内犯，直打到北京城下。于谦等一批文武大臣率军民同心抵御，力挽危局，保住了北京。

    也先毫无所获，第二年不得不送还英宗。朱祁镇被送回之后，脱脱不花“修贡益勤”。也先恐其对己不利，遂攻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可汗。不久，也先为阿剌知院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又攻破阿剌，立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自也先死，瓦剌开始衰落，鞑靼又强盛起来。景泰、天顺、成化年间的基本状况是，鞑靼各部之间有时互相仇杀，有时与明廷通贡，而内犯则是常有之事。

    弘治元年（1488），伯颜猛克代其兄把秃猛克为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这就是蒙古族史上著名的达延汗。伯颜猛克继位初，与瓦剌屡入贡，奉约束，不敢大为寇，所以“弘治初，诸边稀虏患，异成化时矣”。但后来其部下有一酋长名火筛者，“狡黠善用兵，劫诸部，屡寇边，获财畜，日强盛，跋扈，与小王子争雄长，边患复炽”。伯颜猛克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不断内犯，断绝了同朝廷的朝贡关系。伯颜猛克大约在正德末死去，其长子阿尔伦早死，次子阿着称小王子。阿着死，众立阿尔伦长子卜赤，称亦克罕，明称其小王子如故。嘉靖年间，鞑靼部再不像达延汗时那样统一，而出现了几个强大的首领——小王子和阿着的两个儿子吉囊、俺答。他们几乎无岁不内犯，比以前各朝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就明廷来讲，内阁纷争，严嵩专权，政治逐渐腐败，边防废弛，给鞑靼以可乘之机。鞑靼的强盛和明廷防务的废弛，是当时的基本形势，也是鞑靼能够内犯的重要原因。

    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鞑靼的俺答、阿不孩派使者到大同，请求通贡，明巡抚龙大有不但不允许通贡，还把请求通贡的使者杀害。俺答愤怒，大举内犯，六月寇朔州，入雁门关，犯太原；七月寇潞安，掠沁、汾、襄垣、长子等，参将张世忠力战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下诏，选拔天下将才镇边守国。

    俞大猷得知这一消息，异常高兴地说：“我报效国家的时机终于到了！”当巡按御史徐宗鲁召集诸司广选武将时，一些将官事先毫无准备，都为此而苦恼，只有一向磨炼自己的俞大猷整理好冠带，气度不凡地走向厅堂，拜谒御史。胸有成竹的他慷慨陈词：“台下奉明诏，选边帅，无逾于俞大猷者矣。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以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这看来虽有自诩之嫌，但反映了俞大猷报效国家的迫切心情，而他也确实有这样的本事。徐宗鲁表示赞许，向兵部推荐俞大猷，而督学田汝成则以请俞大猷入内饮茶来表示对他的尊重。于是大猷安排了家务，由妻子陈氏内理家务，弟弟志弼外治生事，以侍奉老母；卖掉了家产，凑足路费，以誓死报国的决心，告别家人、故友，只身前往北京。

    俞大猷到北京后就借住在同乡丘养浩家。他上书给兵部尚书毛伯温，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分析了敌我的形势，指出了明边军的问题。他说：“是以鬻资用以为裹粮，万里急走以赴麾幕，自谓大司马必能用猷，猷必不负大司马。倘有一阵之寄，必能身先行伍，以效尺寸；逾分而有国士之遇，亦当黾勉以图国士之报。”俞大猷指出明军在将领谋士、后勤供给、武器装备、战术战法等方面都优于鞑靼，之所以不能在战争中取胜，关键是国家不能得士兵之心，无法使他们拼死为国作战。

    有人认为明军的问题是“吝赏也，缓令也，寡兵也，乏食粮也”，俞大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赏太滥，令太严，兵太多，粮储太备耳。”赏太滥，指的是赏罚不当；令太严，指朝廷对将领干预太多，事事掣肘；兵太多，指兵虽多，无斗志，见敌即溃；粮储太备，指边军月粮，不发粮而发银，将官从中克扣贪污。这些确实是当时明军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令太严和兵太多更是当时明军中的积弊。毛伯温看到俞大猷的书信，大为惊奇，遂派他到宣大总督翟鹏处，令其赞画军务。俞大猷离开北京，前往宣府宣大总督翟鹏处。

    俞大猷到翟鹏处上书，认为鞑靼之所以连连内犯，肆无忌惮，是因为明军没有给其以沉重打击。不先算后战，大胜一阵，就不能使他破胆寒心，不再内犯。而要想大胜，首先必须建立节制之师。将领应该对其谋士、副将、部长乃至士兵贤愚勇怯、善骑善步等等了如指掌，前攻后守，以奇以正，运用裕如，这样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其次，要讲究兵器，讲究技艺，讲究阵法。讲究兵器，俞大猷认为要以强弩胜敌弓矢，以铳炮摧其坚锐，以虎叉制其环刀，以矛车御其骑兵冲突。讲究技艺，就是要使每个士兵熟悉一种技艺。讲究阵法，就是要使全军熟悉分合变化。这里俞大猷第一次提出了用车御敌的观点。他还请求与翟鹏会面，详细阐述御虏之策。翟鹏虽对俞大猷的御虏之策有所采用，但并没有见他，也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于是俞大猷给翟鹏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讲了三个问题：一是辨马步以定胜败之长技。说的是马兵和步兵所用的兵器不同。步兵要胜马兵需用虎叉佐之以钩刀，并以镖枪、圆牌和斩马刀为辅助兵器。二是教技艺以倡边方之勇敢。说的是要请教师教真正的战斗技能，有了过硬的战斗技能三军就会气壮，作战勇敢。三是重正兵以御虏马之冲突。说的是结阵御敌。或用车或用拒马矛结成阵势，要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先为不可胜。这里把教技艺作为倡勇敢的方法，即后来概括的“练胆必先教技”。

    这封信递上去后，翟鹏总算是接见了俞大猷。俞大猷敢说真话：“召其素号强兵者而折其弱，指其素恃坚营者而辨其虚”。翟鹏也很了不起，听到这些逆耳之言，并未恼怒，而是谦虚地说：“吾不当以武弁相待也。”接着以隆重的礼节对待大猷，使在场的将官、士兵大吃一惊。但当时敌情并不严重，翟鹏也没有积极进取之意，因此并没有重用俞大猷。俞大猷自知在这里不会有作为，遂离开了翟鹏的处所。

    俞大猷这次北方之行是对自己的一次磨炼，既磨炼意志，又磨炼才干。他这位生长在海滨的南方人，为报效国家来到北方，遇到好多困苦，但所有的困苦都能克服，正如他自己所说：“走万里而不知其远，居九夷而不见其陋，闻惊风嘶马而不凄其心，耐寒霜彻骨而不馁其志。”他这种报国的志向是何等的坚定！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读到此也会肃然起敬。他把自己所学到的兵学理论运用到北方，提出抗击北方鞑靼的关键是要有万众一心的节制之师；要用正兵，堂堂正正与他大战一场，使他破胆寒心；要铳炮摧其坚锐，矛车御其冲突，等等。这些是他后来边防思想的雏形。而他亲历北方，对敌情我情和山川形势有了更深的了解，既为其后来边防思想的成熟提供了素材，也为他后来北方立功准备了条件。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隆庆初年也主张用正兵，大战一场，使“虏”破胆寒心，与俞大猷的主张相似，比俞大猷完备，但比俞大猷晚二十多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北京期间，丘养浩对俞大猷有了深刻的了解。他称赞俞大猷有高尚开阔的胸怀，敏捷干练的学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同刘存礼、李恺等人联合举荐俞大猷，一些官员为之感动。所以俞大猷后来每每对人讲是丘养浩推荐了他。汉代的谋略家陈平是由于魏无知的推荐才得以成名的。俞大猷以此比喻说：“丘集斋，我之魏无知也。”

    第二节 守备任上

    由于丘养浩等的推荐，也由于毛伯温、翟鹏的请命，明廷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任命俞大猷为汀漳守备，署指挥佥事，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这时俞大猷已42岁。

    “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俞大猷当时所任的汀漳守备是汀州、漳州二府的最高军事长官，驻武平千户所，下辖三卫七所，和边防上的守一城一堡的守备有所不同。就职务来讲，俞大猷的职务比过去要高得多，过去只是千户，现在则相当都指挥使一级的官。职级也提了一级，原先为百户时是六品，升署正千户为从五品，现在升署指挥佥事为从四品。

    作为汀漳守备，俞大猷的职责是守卫地方，捕盗安民。他治武平同治金门一样，注重教化、治民，而不是专恃武力。他同当地的文人一起读《易》写文，交流会友。他教当地人习武术以自卫，使当地人的技艺高强，远近闻名，以致强盗不敢到武平。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五月，他督领海兵与海盗战于元钟（亦作玄钟，在今福建诏安东南梅岭南）蒲澳，俘获敌大小船70只，生擒贼首康老及手下贼众80余名，并攻敌沉下水者500余。七月，又领陆兵战“流贼”雷士贤等，擒50余名。十月，朱纨命他领陆兵剿“流贼”汤信四等，擒斩170名。他在这几个月内连续三战，战战获胜，维护了地方的安宁。

    俞大猷对辖区内的防务了如指掌。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因沿海倭患严重，明廷命巡抚南赣汀漳的左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到职之后，令俞大猷报告他辖区内治安情况和对策。俞大猷报告说，他的辖区内汀、漳山谷地方有隐患之处有二：一是漳州府诏安县的白叶峒，一是汀州府武平县的挂坑悬绳寨。白叶峒距县城七十余里，为一群山环抱的险地。首恶陈荣玉率百余人占据此地，三年前曾外出劫掠漳州府和泉州府的一些地方。官兵追捕则退回原地，后来被该县去任知县招抚，有时海寇登岸，还调这些人进行抵御。但这些人本性难改，有时也到饶平县等地劫掠。俞大猷认为这伙人如果再不悔改，当加以剿除，但不能攻其巢穴，而应以调用为名，使其离开巢穴，用掩袭的办法消灭他。挂坑悬绳寨距武平四十里，首恶刘缘有徒党三百多人，前年乘饥荒出劫良民。因为他据险地，要公开进行剿除数千兵力也不够，只能采取掩袭的办法。

    为对付这些隐患当事先准备的有三：一是练精兵以为先声，一是优待技能以劝勇敢，一是备器械以修实用。练精兵是针对当时军队老弱者多、精壮者少，所习之艺不实用的情况提出的。他提出选精壮之兵，教以实战之艺，将他们事先登名造册，需要时调发杀敌。优待技能以劝勇敢是要对选出的精壮之兵加以优恤，免除其杂役，使其能安心习艺。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兵待遇低下，每日的工食银只有一分，只能够自己衣食之用，不能养家糊口，也不能专心致志地习艺。备器械是要准备实用的器械。当时的士兵所用的钩刀只有六七尺长，根本不实用。所以俞大猷提出短枪、钩刀杆粗要五六寸，长要一丈二尺，而长竹枪务必长三四丈，才能在实战中应用。其他弓矢、衣甲之类也要准备齐全。俞大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有实战能力的精兵，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俞大猷认为漳州沿海地方应当预防发生事变之处，就是诏安县的梅岭。该村有林、田、傅三大姓，一千余户。男不耕，女不织，却过着食必粱肉、衣皆锦绮的生活。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这里的人“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但多年以来，官府对这种非法行径听之任之，莫之谁何。要解决该村的问题途径有二：一是将其内迁；一是设立机构，派人加以管理。不然的话，将后患无穷。

    为了保卫沿海的安宁，俞大猷提出四项措施：第一，立保甲以为久安之谋。他强调指出：“必缓治盗而急治民，略于外而严于内。”为此要实行“乡合之法”。具体的办法是：“巡海道来驻漳州，令能干府官一员，亲诣沿海乡村，挨门报丁。十家为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乡，乡有乡长。一家为非，罪连一甲；一甲为非，罪连一乡。一甲有难，一乡救之；一乡有难，邻乡救之。”负责的官员常年巡视，使这种“乡合之法”成为一种习俗，那么“一切通番接济坐地之徒，皆可渐除，一二年后，盗贼自然屏息矣”。

    第二，急攻捕以捍目前之患。当时漳州府沿海没有常备的水军，海上有“盗贼”发生，要先报告省城。省城现募兵，现召船，等一切准备好了贼已遁去。俞大猷提出要预先准备好大福船和船长、战斗人员以及一切用具。一旦有“盗贼”发生，“朝有声息，夕发追捕；夕有声息，朝发追捕”，将敌人消灭。即使不能将其消灭，屡来屡追，“盗贼”也难以得逞。这就要求巡海道要常驻漳州，方能随时指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漳州人善于水战，在漳州建立一支常备水军完全可以制止福建沿海福、兴、泉三府的海盗。

    第三，断港澳以防抛泊。诏安县的走马溪，两山如门，四时风不为患，是一个良好的港口。从东南亚各国来的船只，必到此停泊，以补充水米，然后北上往日本等地。反之从宁波南下的船只，也需在此停泊，补充水米，才能继续南下往东南亚各国。因此也成了海寇必经之处。为防止海寇和人们通番，俞大猷提出用树桩置于港口的入口处，以御贼舟之抛泊。

    第四，修墩台以备瞭望。明初在沿海建立了大量墩台，但日久废弛。为了事先发现敌人，以做好防御准备，俞大猷提出要恢复这些墩台。

    这四项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实行“乡合之法”，一是军事上建立常备水军。“乡合之法”就是保甲法。明代推行此法的要属王守仁。王守仁叫它为“十家牌法”。他说：“有司果能着实举行，不但盗贼可息，词讼可简，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则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导以德而训以学，则礼乐可兴。”他还说，“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而处处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养，而人人皆兵。无馈运之劳，而粮饷足；无关隘之设，而守御固。”

    明初，朱元璋就建立了一支水军，但还不能称其为常备军。因为那时的水军不过是陆军加舰船。而俞大猷要建立的这支水军是船、船长、水兵以及“一切合用之具，俱各预定明白”，一有情况可以迅速行动的常备水军。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地扼制海盗，保卫沿海的安宁。当时如果坚持实行俞大猷的军政两手措施，恐怕就不会有五六年后的海盗与倭寇合流，也就不会有危害沿海十余年的倭患。

    由于俞大猷在守备任上的突出业绩，巡抚朱纨等人纷纷上疏朝廷，推荐俞大猷。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二月，明廷升俞大猷为广东都指挥使司军政佥书，署都指挥佥事。俞大猷由过去的都指挥体统行事成为名副其实的都指挥佥事，由过去的从四品升为从三品，这更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才干。

    俞大猷离开武平后，武平的百姓为他立了一座碑，以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第三节 抚新恩民

    俞大猷由福建来到了广东。广东的新兴、恩平有谭元清等小股的盗贼数十伙，被称作“浪贼”，危害地方已有三年，屡招屡叛，当地有司难以制止。

    俞大猷认为，“治乱民之术有二：或选将征兵以芟夷之，或扬威积诚以化道之。”这就像名医看病一样，可以针对病症下攻药以去疾治病，也可以用温补之药，扶正补气，使邪气自退。对待新兴、恩平的乱民他决定采取后者。他写信给提督两广兼巡抚欧阳必进，明确提出了两点：第一，要先治“浪贼”。因为“浪贼”是吾治内之民，当治；因为“浪贼”十分严重，一县六都已居其半。第二，治“浪贼”的方法，不是动用大兵剿除，因为那样会玉石俱焚，伤及无辜，而是刊发告示，宣布威德，开诚谕之，言语谆谆。之所以采取抚谕的办法是因为他认为：“保妻子、顾身家之念，盗贼何尝无之？苟治之得道，安之得所，诚信以致其来，威武以制其背，日久则自信服。”

    为了彻底根除“浪贼”，俞大猷具体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第一，刊发告示，宣布威德。俞大猷连续发了三份布告，反复向作乱之人讲明利害，宣布朝廷的政策。指出，你们这些作乱之人流劫乡村，杀害良民，本当派兵剿除。但考虑到你们之中可能还有通晓义理之人，未经宣谕就兴师剪灭，不教而杀，恐失为残暴。现在宣布威令，允许你们向化自新，不咎既往。

    第二，深入峒村，强民自卫。俞大猷自带饭食，单骑到各个乡村，编立保甲，教阅民兵，让他们立旗制枪，教他们战阵，使他们能自为战守。俞大猷对他们说：“良民是安分之人，盗贼是无赖之人。民、贼都是人，你们何必要怕贼呢？贼是从抢劫良民的财物获利，你们要能勇敢杀贼，获利更大。攻破贼巢其米布财物任你拿取，擒贼杀贼立功受赏，立即荣华富贵。妻子没有被戮辱之祸，家业没有被罄荡之灾，为何不同心起来与盗贼奋战呢？”在俞大猷的劝说和亲自组织下，良民振奋，很快就有两万余人愿同心灭贼。这样就在乡村形成一支扼制敌人的强大力量，使“浪贼”难以作乱。

    第三，铲除首恶，安抚新民。俞大猷还带着很少的随从，走遍诸峒。峒贼拿着兵刃出来迎接。俞大猷对他们讲明利害，并教他们击剑。剑术劲捷，变化如神，峒人无不骇服。有一个叫苏青蛇的人，能格猛兽，为峒贼所推崇。俞大猷亲到他的住处，苏青蛇出门迎接。俞大猷召集诸峒酋，对他们讲：“苏青蛇久横界中，使你们丧失了做人的乐趣，而且要遭到战争祸患。你们与苏青蛇可以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们的妻子怎么办？”众酋听罢哭泣着说：“惟公命是从。”俞大猷选出一个叫梁伯清的人，命他管理众酋。俞大猷令苏青蛇前边走，到集市上列数他的罪行，然后杀之。第二天，到何老猫峒，令其归还良民田数十顷。杀一儆百，峒贼头头，纷纷服罪。一些跟着跑的人也都改邪归正，卖刀买牛，回家种田。

    对这些改过自新的人称作新民，俞大猷发给他们凭证，同他们约法三条。一、凡持此凭证者，乡夫打手无故擅杀之，偿命；二、新民再背叛者，决不再招，一定要穷追斩首；三、新民和良民杂居的地方，如有争端，许各指名告官，由官府公断。良民不许欺侮新民，新民也不许扰害良民。违者从重处究。

    大猷在新兴、恩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却走遍各个乡村徭峒。组织良民，教以战阵。抚谕乱民，谕以祸福。宣布威德，展示兵威。恩威并施，以抚为主。“与民更始，教敦睦，课农桑，劳来不怠。良民不畏贼，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

    嘉靖二十八年（1549），经浙江巡抚朱纨推荐，朝廷任命俞大猷为福建备倭都指挥。四月，提督两广兼巡抚的欧阳必进，以安南入寇，钦州和廉州危急，其他将领又难以抵御，遂上奏朝廷说：“原任广东都司佥书近改福建备倭都指挥俞大猷，谙习水军，智勇素著，今闽中稍靖，乞仍留本省，专驻钦、廉，以备防讨。”朝廷答应了欧阳必进的请求，俞大猷仍留在广东，职务未变，但要去钦州和廉州防御安南的入寇。

    使者催促俞大猷前去钦、廉，而新兴、恩平的老百姓得知俞大猷要离开，数千人挡住道路。白发苍苍的老人抬走了俞大猷的轿子，使得俞大猷数日不能离去。他们说：“暂且多留大人几日，也就能带给我们老百姓多几天的安宁日子呀！”因为督府催得很急，俞大猷只好夜半单骑从小路离去。百姓得知哭喊追奔，就像失去父母一样。

    第四节 御安南寇

    安南入寇是由其内部权位争斗引起的。嘉靖二十二年（1543），安南都统使莫登庸病死，由其孙莫福海（莫方瀛之子）继其职。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莫福海卒，其子莫宏瀷只有5岁，大权落入莫登庸的义子、西宁侯阮敬之手。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莫方瀛的次子莫敬典，因与莫方瀛的妻子私通，遂掌握了军事大权。莫宏瀷嗣职后，他更加专权，并欲谋立其婿莫敬典为都统使。莫登庸的次子莫正中对阮敬的专权不满，避走都斋，他的同辈范子仪等也避居乡里。阮敬率军进逼都斋，要消灭莫正中等。莫正中、范子仪等抵抗失败。莫正中率全家100多人投奔钦州，范子仪则率残兵败卒逃到海东，立营于万宁春兰社等地。明廷收留了莫正中，给以优待并答应调查此事。但不久，范子仪诡称莫宏瀷已死，以接莫正中回国立为都统使为名进犯钦州、廉州。

    接到抵御范子仪进犯的命令后，俞大猷得知当时明军正在集中陆兵，准备从陆路抗击。为此他提出三项措施：一是调用东莞的大乌船，其大者每只船上用佛狼机炮20门，中等船每只用12门，小船每只用8门；二是准备好火药、铅子，委派专人去买硝50担、磺10担、铅40担，不论大小船每船给硝30斤、磺6斤、铅20斤；三是准备好出海3个月用的柴、米、菜、盐、鱼等物品。要用水军歼灭来犯之敌。这些主张得到了巡抚欧阳必进的全力支持。

    当俞大猷到廉州时，范子仪围攻正急。鉴于调集的明水军尚未到达，俞大猷采取了缓兵之策，派陈子萃、王仕擢到范子仪营下书。陈子萃等到敌营后说：“我们是俞大将军派来下书的，如果范子仪悔过，亲到军门投降，便可以不用大军征剿，赦免你们数万人的性命，而且考虑你们提出的要求。如果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到时大兵压境将你们尽数歼灭。”由陈子萃带去的文告指出，“莫正中来投奔，朝廷进行调查。调查孰顺孰逆明白之后，自然要进行处理。你们悖逆，军门本想兴师数万，消灭你们，只是由于莫正中哭诉说这是由于你们无知，你们才有今日。如果阮敬是篡臣，莫正中自有复仇之日。你们以接莫正中为名进攻朝廷就是犯上作乱，朝廷兴问罪之师首先是你范子仪，而后才是阮敬。你们这样做反倒是害了莫正中，实在是不明智。”敌人理亏害怕，当晚散去。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俞大猷所调的水军到达，埋伏于冠头岭。范子仪以明军久无动静，又率众7000余人驾船210只，突入钦州的白勒港行劫。俞大猷督水兵绕出敌后，斩敌27人，尽夺其船。敌逃回者饿死、淹死无数。七月，敌人再度进犯，俞大猷从龙门率水陆军，太平府通判戴懋率其所部土兵，水陆并进，连日大战，追至新安、海东、云屯，大败敌人，生擒贼首范子流（范子仪弟）、范廷真等18人，徒党274人，斩首811人，夺船73只。贼被兵杀及连船冲破沉水者，不计其数。贼营40余间，火焚3日始尽。范子仪逃往安南内地，俞大猷移书莫宏瀷，命其搜捕范子仪，献其首于明。

    俞大猷出征时，廉州守为之饯行，问俞大猷说：按照你的计谋打法，当于何日将敌歼灭？俞大猷回答说：“40天后，我将与你再次在此相会。”战斗的结束果如其言。

    战后，俞大猷提出了防范安南再犯的永久性措施和防御办法。第一，收复失地，划清边界。俞大猷主张收复万宁、永安这些明朝故有土地，但不占领较远的新安。陆上以新安山为界，水上以帽山为界，禁止边界往来。安南纳贡和与明人交易往来，均通过镇南关。这样时间长了，双方就不会出现摩擦，范子仪之流以万安为基地，纠集永安之夷的进犯，就可以避免。第二，提出以水军抵御安南的入侵。他还提出要设大将、派重兵驻守华夷交界之地，以防敌之进犯的具体办法。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应提督两广、兵部右侍郎欧阳必进的请求，明廷增设琼州参将一职，不久俞大猷被任命为琼州府右参将，其职级为署都指挥使。参将，是分守一地的军事长官，位在总兵官之下。

    在琼州时，俞大猷写了两篇文章：《论处黎长久之策》和《处黎》图说，提出了治理黎民的长久之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黎民自己管理自己，二是实行促进黎民进步的措施。俞大猷身体力行，在一些官员的陪同下，“历遍各峒，备览形势，抚谕各黎，熟察其情”。他“与黎人约法。黎人争持牛酒劳公，图公像佛祠中，呼公为‘俞佛’而祷焉”，受到黎民的极大尊重和爱戴。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初一日，俞大猷升实授都指挥佥事（正三品）。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月任汀漳守备始，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七月止的八年多时间里，是俞大猷仕途顺利的时期，也是崭露头角的时期。他从千户升到参将，从署正千户（从五品）升到实授都指挥佥事（正三品），连升了五级。初步显示出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干。作战，他每战必胜，非一般武将所能比。战后，他总是筹划长治久安之策，政治远见又高于一般文臣。他深入民间，为民除害，深得民众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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