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上抗倭前线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浙东大震。五月，倭寇分掠吴淞所、七鸦、崇明诸地，数日始去。在倭寇如此猖狂的情况下，七月十九日，给事中王国祯和御史朱瑞登接连上疏，请求复设都御史。吏部、兵部复议王国祯等的请求，嘉靖皇帝批准了吏、兵二部的意见，决定暂设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漳、泉提督军务大臣一名，令吏部推举堪任者，星驰上任，督兵剿贼，并同意添设参将。

    七月二十二日，命令下达，任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设分守浙、直参将各一员。任命琼崖参将署都指挥佥事俞大猷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中都留守司管操指挥佥事汤克宽为福、兴、泉、漳等处参将，俱听王忬节制。

    俞大猷直到十月初才知道这一任命。十一月他将走上抗倭的最前线——宁（宁波府，治今宁波）、绍（绍兴府，治今绍兴）、温（温州府，治今温州）、台（台州府，治今临海）。

    倭寇是指中国人和朝鲜人对13世纪至16世纪侵扰和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由日本的武士、浪人和奸商等组成的得到日本封建主支持和怂恿的海盗集团的称谓。明建国之初，倭寇就侵扰中国沿海，为抵御倭寇，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在沿海建立了防御体系。永乐年间望海埚大捷后，倭寇有所收敛，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又猖獗起来，且大大超过了明初。

    嘉靖二年（1523），日本西海道大内氏遣宗设率船2只，到宁波进行朝贡贸易。数日后，日本南海道细川氏遣瑞佐、宋素卿率船1只入贡。因宋素卿贿赂太监赖恩，虽后到反而先验货，宴席中也坐了上座，宗设大为不满，两位贡使及其随从发生激烈的冲突。宗设人多势众，杀瑞佐，毁嘉宾堂，劫东库，追宋素卿到绍兴。沿途烧杀劫掠，杀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百户胡源，执指挥袁琎、百户刘恩，浙中为之震动，史称“争贡之役”。这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官方贸易基本断绝。

    嘉靖中期后，倭寇日益猖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倭寇由瑞安至长沙，然后入台州，攻杭州。

    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寇犯乍浦。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盗勾结倭寇巨船数十艘，驻泊于漳、泉海域，袭掠过往船只，引起沿海居民恐慌。该年十二月，侵犯宁波、台州，大肆杀掠，官军莫敢抵御。

    倭寇、勾结倭寇的汉奸盘踞沿海岛屿，四出劫掠，而浙江、福建二省，“统兵不相上下，意复抵牾”，结果“军律不臧，贼得肆行无忌”。巡按御史杨九泽鉴于这种情况，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六月，提出设置兼制福建、浙江二省巡抚重臣的建议。明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同年七月任命巡抚南赣汀漳的左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二十七年（1548）又给朱纨以旗牌，使其具有便宜行事的大权。

    朱纨到任以后，革渡船，严保甲，整顿军队，调整防御设施，加强沿海防御，同时进剿盘踞在沿海的倭寇、佛狼机人据点，先后取得了双屿和诏安等大捷，将这些强盗赶出了浙、闽沿海，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他曾调俞大猷任福建备倭都指挥使。但这些行动侵害了闽、浙沿海奸商的利益。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造谣生非，极力诋毁朱纨的所作所为。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明廷改朱纨为浙江巡视，削弱了他的权力。嘉靖二十八年（1549）四月，又对他做出了“罢职待勘”的决定。朱纨不堪逼迫，抱恨吞药自杀。朱纨死后，勾结倭寇的汉奸肆无忌惮，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始，倭寇对沿海的劫掠更加猖獗。入寇中国的以日本的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则大隅、筑前、筑后、博多、日向、摄摩、津州、纪伊、种岛，而丰前、丰后、和泉之人亦间有之，另外还有肥前、石见等州之人。

    倭寇多为日本武士组成。明人郑晓说，倭寇，“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倭寇异常残暴。他们所过之地，男丁女妇为之劫掠，金银财物为之抢光，城镇房屋为之烧毁，甚至发掘坟墓求资赎尸。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劫掠昆山县城，“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临城攻击，大小三十余战……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烧房屋二万余间，被发棺冢计四十余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记者言之。其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福建兴化府（治今莆田市）多次遭到倭寇洗劫，最严重的要算嘉靖四十二年（1563）府城陷落的那次，城中一坊数十家，丧生者五六；一家数十人，丧生者七八。甚至有满门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

    岂止是莆田，当时东南千里海滨同时告警，半壁河山几无宁土，广大沿海居民惨遭倭寇荼毒。

    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猖獗，原因归结起来有四：战国时代的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商人在一些封建主的支持和怂恿下疯狂地到中国沿海来劫掠；沿海海盗严重并与倭寇合流；朝政腐败，迫使民众从倭；明朝的海防废弛。

    嘉靖年间，日本正值诸侯（大名）纷争的战国时代。1467年（明成化三年，日本应仁元年）因将军和管领诸家继承问题爆发了绵延11年的“应仁之乱”。战后京都半为焦土，室町幕府威信荡然，各地大名拥据武装，扩充势力，争夺领地，战乱不止，日本进入名副其实的战国时代（1467—1573）。诸侯们你争我伐的战乱延续了一百多年。诸侯们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还拥有“海贼”（海军）。在战乱中不断出现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有的地区临近中国，与中国有长期交往的历史。这些具有“杀人、劫财、强盗”习性的武士和“海贼”、浪人等纠集在一起，在大名的支持下，乘明朝军备废弛之机，来中国烧杀劫掠。大名们有利可图，当然就更加支持，倭寇也就越来越猖獗。

    中国向来是日本对外贸易的国家之一。当时日本上下都需要中国货，诸如穿用的布匹、丝绸，日常用的瓷器、铁锅、针，食用的醋，各种药材、各种书籍、名字、名画以及交换用的古文钱等，价格十分昂贵。商人贩运中国货，获利在五六倍以上。正因如此，他们争相同中国贸易。但是在明初，由于日本的不轨行为，朱元璋断绝了来往，后来朱棣恢复了同日本的“勘合”贸易，但有所限制。嘉靖二年（1523）“争贡之役”后，与中国官方贸易基本断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厚利，日本商人驾船载货出没中国沿海，一面进行贸易，一面进行劫掠，并与劫掠中国沿海的“海贼”、失业武士、浪人勾结起来，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这是倭寇猖獗的根本原因。

    奸民的勾结，特别是中国海盗与倭寇合流是明嘉靖年间倭患严重的重要原因。明朝中期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对外与日本及东南亚的贸易不断增长。一些日本的海盗商人来中国沿海进行贸易，同时伺机进行掠夺。明朝政府不得不进行禁止。而福建的一些“著姓宦族”依靠自己的权势，窝藏货物，庇护倭船，上通官府，下役官兵。当倭寇进行劫掠，他们则佯称不是与他们做买卖的，而是另一伙。当官兵出海擒获海盗船时，他们反栽赃于官军，而使“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几也”。官军无法禁止，形势日趋严重。朱纨整饬海防，他们就群起反对，勾结朝廷官员陷害朱纨，使朱纨深感“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可见这股勾结倭寇的势力是何等猖獗。

    勾结倭寇还有一股最强的势力就是海盗。明嘉靖年间沿海的海盗日趋严重。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是亦商亦盗，先以商为主，后来则演变为盗。李光头原名李贵，亦称李七，因秃顶，故号光头。许栋即许二，安徽歙县人。许栋、李光头与金纸老一起在东南沿海进行贸易，后来被官军擒捕，系狱于福建，越狱后走遁海上，嘉靖二十三年（1544）开始通倭。

    王直，安徽歙县人，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无赖若叶宗满、徐惟学（即徐碧溪）、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与叶宗满等造海舶，置硝黄、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五六年致富不赀。嘉靖二十三年（1544）入许栋伙，为许栋领哨马船。嘉靖二十七年（1548），许栋被朱纨所败，王直收许栋余部自做船主。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吞并了海盗陈思盼，势力更大，成为海上唯一的盟主。

    徐海也是安徽歙县人，少时进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号明山和尚。其叔徐惟学是海盗头目之一。嘉靖三十年（1551），徐海离寺投奔他叔叔，并同他叔一起东渡日本。势力仅次于王直。陈东和麻叶都是逃往日本的华人。陈东任萨摩岛主的兄弟部下为书记。他们导引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德、纪伊、萨摩诸倭入掠浙、直沿海。

    这些人各有势力，相互勾结，有时又相互火并，其共同特点是勾结倭寇。自与倭寇勾结之后，他们再也不是海盗兼商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为虎作伥的汉奸。倭寇在这些海盗汉奸的勾结和帮助下，势力比明初要大得多，为患也严重得多。而且正是王直之流勾结倭寇，才使得中国为数不少的“小民”依附他们，壮大了倭寇的实力。

    “小民”的依附是明嘉靖年间倭寇势力大的原因之一。明嘉靖中期，政治黑暗，权相专权。严嵩结党营私，聚敛民财。上下官吏贪污受贿成风，使得“士卒失所，百姓流离”。一些攀附严嵩的人，一旦得势无恶不作。因贿严嵩得宣大总兵职务的仇鸾贿赂俺答，使其进犯北京；严嵩义子赵文华祭海视军情，大纳贿赂，颠倒功罪，谗害抗倭将领。这就是为什么“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这些“小民”的依附，使得倭寇“深入内境，道路之纡曲，民间之虚实，官府之动静，纤息必知”，而且给官军剿倭带来极大困难。

    嘉靖年间倭寇猖獗还因为海防废弛，官军无能。明代的海防，洪武年间已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永乐、宣德年间进一步完善了这一防御体系。正统、景泰年间，倭寇仍时有侵扰，所以朝廷有时还注意海防的整饬和建设，增置了一些海防设施和舰船。但天顺之后，沿海承平日久，明廷逐渐放松沿海防卫。到嘉靖年间，由于政治腐败，军备更加废弛，同内地和边防一样，卫所军卒多数逃亡，甚至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广东沿海廉州、雷州、神电、广海、南海、碣石、潮州等7卫，军卒缺额近七成，福建的镇海卫军卒缺额七成多。而“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

    沿海的水军一样缺额严重。嘉靖年间，战船所剩无几，军队缺额半数以上，所存士卒又都是老弱残疾不堪作战之辈，既不能防御倭寇于海上，使其不能登陆，又不能在陆上堵截围剿，将其消灭。海防形同虚设，倭寇一旦入侵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任意烧杀劫掠。

    倭寇猖獗和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状况，使俞大猷抗倭时，既在军事上遇到很大困难，又在政治上可能遭到陷害。

    第二节 水战歼敌

    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先后向巡抚、总督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御倭主张。

    第一，主张海上歼敌。俞大猷认为，倭寇自海上而来，首先应御敌于海。主张设立多支游兵船只，伏于海内各岛，邀击大洋初至之敌。关键是要有战船，他说：“大抵海战以船为急。”因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要多募船或造船。而福建的船、兵最适于对敌。

    第二，主张防守河港。他说：“窃以倭奴入寇，由海岸登劫其患小，由河港深入其患大，防御之方在握其机而已。”因此要在河港之处多设兵船，敌来即击，以防其深入河港。

    第三，注重海岸防守。在沿海岸边，略有避风的澳分，设兵船一支，以防倭寇登劫海岸。

    第四，整搠河船，防敌于内河。俞大猷指出：“苏、松、嘉、杭、湖内地，水港交错，委宜多造战船，以御倭寇。……如已完备，即可防守。”

    第五，主张御城镇。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

    第六，强调练兵。俞大猷指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有了素练之兵，才能战胜敌人。

    俞大猷提出的御海洋、御河港、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海防防御方略，是“水陆俱备，内外互援”，而其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水上防御，包括海洋、河港和内河。他以御海洋为“急务”，为“上策”，认为“防倭征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之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从这点出发，他认为“水兵急于陆兵”，主张大力发展海军。一是令水军驻扎于倭寇入侵必经的岛屿，如陈钱、马迹、丁兴，长涂、衢山、羊山、普陀、马墓，形成梯次防御体系，“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何患倭寇之不灭乎”；一是令水军驻扎于河港，防敌进入内河；一是令水军在内河防守，一旦敌人进入内河就将其消灭。这种在水上设置多层次防线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等敌人登岸就将其消灭，有效地保卫内地百姓的安全。

    俞大猷提出了海陆配合，内河与内陆配合，军队与渔民配合，以御海洋为主的有纵深、多层次的海防防御方略。这是当时最为全面的方略，有其深远的意义。《筹海图编》是筹划沿海防务的兵书，辑录了当时文臣武将关于海防防御方略，但只是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虽然也是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方略，但没有俞大猷的防御方略全面。俞大猷的防御方略有的是向当时巡抚和总督提出的建议，有的是向朝廷的上疏，对当时的御倭战争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如果当时朝廷完全按照他的防御方略去做，至少沿海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摧残，御倭战争也不会持续得那么久。如果御海洋形成传统，对后来防御敌人从海上的入侵就不会一败再败。

    俞大猷当时为宁、绍、温、台参将。但他是从抗倭的全局着眼，提出抗倭的战略问题。这表明俞大猷是具有全局战略头脑的杰出将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勾结倭寇最大的海盗头目王直盘踞在烈港。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明军准备进攻烈港。烈港地形比较曲折，潮涨时水流向东，潮退时水则西流，两头我船皆可进，彼船也皆可退。根据这种形势，王忬令俞大猷和汤克宽分为二哨，俞大猷由列表门进，以当其前，汤克宽由西后门进，以防其逃。令敌人难以逃脱。俞大猷于初六督兵船出港，初七后泊于金塘岛的木澳，与贼巢只隔一山。初十，侦察发现敌人在往船上装货，整理帆具，由此判断敌人要逃跑。俞大猷招募对金塘岛的山势道路十分熟悉的侯得等人，潜入敌营，约定十一日举火为号，发起攻击。十一日晨四鼓，侯得等纵火，顿时敌营烟焰蔽天。俞大猷率船队乘涨潮发起进攻。八桨船的勇士将敌人的外栏篾缆砍断，苍山船的勇士将敌人的哨马船冲倒，大兵船则直取贼船。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很快溃败，奔山下海者数百人。王直之船败得更惨。士兵准备跳帮，但此时风大水急，船被水流冲离敌船，接着飓风大作，船几覆没。十二日，俞大猷率船至岛杵山，敌人已经逃遁。此战攻破敌巢，歼灭部分敌人，但因天气恶劣，没有歼灭王直。王直逃往马迹潭。

    闰三月二十九日，贼攻破昌国卫，屯扎五日，俞大猷以舟师攻之，敌遁去。

    四月十四日，汤克宽进攻马迹潭的王直，大破贼巢，王直逃往南直隶地区。俞大猷又追击敌人，再败之。王直只剩下百余人，逃往日本。

    四月二十四日，倭寇攻陷临山，俞大猷和都指挥刘恩至追击敌人，大败之，俘斩300多人。

    五月，倭寇攻新河所，俞大猷在海上败敌，俘斩甚多。

    八月，直隶的倭寇败走普陀，据险为巢，掘堑自卫。俞大猷督官兵进攻。二十二日夜，自石牛港进，张设疑兵，整顿队伍，但并不与之正面交战，而是派奇兵由西北巡检岙直入。百户邓城，武举火斌、黎俊民率先冲锋，敌人败走茶山绝顶。第二天，四面齐进，将敌彻底歼灭。

    八月二十六日，巡按御史赵炳然录上倭寇侵犯浙江地方，失事诸臣罪状，认为参将汤克宽、俞大猷、海道副使李文进，俱有斩寇功，可以赎罪。但朝廷下诏还是“大猷夺俸，与文进俱戴罪剿贼”。这是俞大猷在抗倭战争中第一次受到惩处。十月，巡抚都御史王忬上言，官兵追逐倭寇，焚毁其船55艘，擒斩700余人，海警暂息，有人提出请求恢复俞大猷等的俸禄。朝廷答应了这一请求。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俞大猷进攻普陀山的倭寇受挫，武举火斌等300人战死，为此俞大猷受到“戴罪立功”的处分。四月，俞大猷在吴淞所大败倭寇。当时贼船入吴淞江的有16艘，俞大猷击沉11艘，斩首254级。朝廷撤销了对他的处分并给予奖励。

    十一月，俞大猷率典史吴成器于绍兴柯桥村击破倭寇200多人。

    俞大猷“嘉靖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督水陆官兵，在于松门、普陀、烈港、昌国、临山、观海、柯桥等处海洋地方，陆续擒斩倭贼共一千余人，其余沉水者不计”。嘉靖三十三年（1554），俞大猷在《与王遵岩书》中说：“生今春有事于普陀，适逢天变，为贼所挫。然今岁入寇之倭，殆有万余，而生所守浙东四府，绝不敢犯。”俞大猷作为分守宁、绍、温、台等处地方左参将，保卫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当地的山山水水，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第三节 王江泾大捷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廷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妨原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张经（1492—1555），字廷彝，号半洲，初姓蔡，后复张，侯官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嘉兴知县。历任吏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等职。嘉靖十六年（1537）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南京户部尚书，后改兵部。在倭寇日益猖獗的情况下，明廷有人主张以广西、湖广的狼土兵助攻倭寇。因张经曾任两广总督，在狼土兵中有一定的威望，就推任他总督沿海军务。嘉靖三十三年（1554）十月，俞大猷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俞大猷离开了浙江，浙江民众请求其把衣冠留下作为纪念，并为其立生祠。

    俞大猷到职后，进一步向张经阐述他的御倭方略和战法，强调御倭于海洋，御倭于河港，御倭于内河。当时倭寇已经侵入内地，并建立了三个巢穴：老鹳嘴、七八团和柘林。针对如何剿除这些巢穴之敌，俞大猷提出：“今日之计，宜固守沿海孤城，其次拒贼使不得内侵，又次驱贼下海，又次大兵征剿也。”他分析了敌情，认为老鹳嘴、七八团之敌向来不内侵是因为黄浦兵船居其前，南汇强兵在其右，怕巢穴不保。而柘林之贼之所以屡屡内侵，则是因为青村、金山没有强兵，内侵没有后顾之忧。柘林地处青村、金山之间。如果青村、金山驻有重兵，贼必有所顾忌，而不敢分兵内侵。但青村无水，难以屯兵。今发乡兵2000人守青村东北的南汇，发客兵2000人入守金山，黄浦兵船亦颇齐集。我兵与贼交错屯扎，互相疑忌，贼虽强悍，如果入侵内地，难道不怕我兵捣其巢穴吗？但在俞大猷看来这还不够，他建议南汇再拨所募的乡兵增守，而金山应该将松江守备王柱兵拨去增守，并把浙江近调到的1000名漳兵发乍浦屯驻，以增强金山之势。黄浦港的兵船还比较单弱，应该调宝山外海的沙船前来添守。黄浦兵船以船为营，金山、南汇之兵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敌人怎敢入侵？敌人既不敢内侵，必然要出海逃走。如果他迟留不退，我兵渐渐集结，就有可能将其彻底歼灭。

    关于战法，俞大猷主张先得胜算，功收万全。他指出两广用兵，敌有二三千，必用汉土兵数万人，因此每次大攻无不成功。现在柘林等地有贼不下2万，必有强兵10万，围而攻之，才能取得万全之胜。如果用现在的有限兵力，再加上四五千狼兵就想进攻，那就像以肉投虎，不用打就知必败。因此兵威未振，不可轻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莫若修内防以为守，若不修内防以为守，徒用力于进剿而不能取胜，而又益之以新贼，其祸将无涯矣”。

    俞大猷还向张经提出练兵的问题。他主张陆兵调到之日，团聚教练，使就纪律，然后再分发各地方防守。所调之兵即使是素称精勇的，也应该选一贤能将官，严立纪律，加以训练。使各兵自己知道如何而进，如何而退，如何而分，如何而合，平原旷野如何，羊肠锯齿如何，我欲设伏击贼应该怎样，遇到敌人设伏又应该怎样，真如身使臂、臂使指。那种认为贼人可以设伏诱我的观点是不对的，是不懂古兵法。不加训练，先战而后求胜，其结果岂待作战那天才知必败呢？

    当时明廷正在调各地陆兵，准备对盘踞在柘林和川沙的倭寇进行围剿。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初一，调来的狼兵到苏州，共6800余人，其中田州官妇瓦氏与其孙岑大寿、岑大禄所统头目钟南、黄仁等兵共4100余人，归州土目黄虎仁等领兵862人，南丹州官弟莫昆、莫从舜等领兵550名，那地州土目罗堂等领兵590名，东兰州土目岑褐等领名750名。初五，张经命白泫专统领田州瓦氏兵，邹继芳统领归州、南丹、那地、东兰兵。二将率领狼兵至松江，张经命瓦氏兵隶属于俞大猷驻金山，为捣柘林倭巢西路；南丹、那地、东兰兵隶属于邹继芳驻闵行，为捣巢北路；以归顺兵及招募的思恩兵、广东东莞打手隶属于汤克宽，屯驻乍浦，为捣巢西路右哨。三路兵成掎角之势，等待保靖、永顺兵的到来。

    四月初七，工部侍郎赵文华至松江祭奠海神。赵文华曾于二月上疏言备倭七事：祭海神，降德音，增水军，募余力，察贼情，差田赋，遣视师。当时兵部尚书聂豹认为，张经已督理海防，不宜再遣重臣。昏聩的皇帝朱厚熜竟认为聂豹无能，而给予降俸二级的处分。经礼部复议决定派大臣祭海神。内阁首辅严嵩推荐赵文华充任。赵文华是严嵩的党羽，以阿谀奉承严嵩为能事。他到松江之后，即催促张经立即进剿盘踞于柘林和川沙的倭寇。张经召俞大猷进行商量，坚持持重用兵的俞大猷当然不会同意，于是二人都认为等永顺、保靖兵到后，合力歼敌。赵文华催促再三，张经终以便宜之权，不听。于是赵文华上疏朝廷，诬告张经“养寇糜财，屡失进兵机宜”。

    四月十七日，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各统土兵3000及致仕宣慰彭明辅、官生彭守中等报效兵2000人到达松江。这时调来的狼土兵至少已有1.4万余人。张经准备四月二十一日进剿倭巢。盘踞于柘林的徐海探知此消息，一方面收缩兵力，将屯驻于老鹳嘴的倭寇并入柘林；一方面派兵四出，以牵制明军。四月十九日，柘林倭寇3000余人攻金山卫，俞大猷督游击白泫及田州瓦氏兵击敌，先胜后败，倭寇窜入浙江，经乍浦、海盐，北犯嘉兴。总督张经命卢镗督保靖兵援嘉兴。四月二十五日，海盐发兵尾追进犯嘉兴之敌，卢镗督保靖兵出嘉兴城南，两军夹击敌于石塘湾，斩获数百名。倭寇向北流窜，企图进犯苏州。总督张经命俞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间道趋平望，令汤克宽率舟师从中击之。四月二十九日，倭寇到达平望，受到俞大猷所督的永顺宣慰司彭翼南兵迎头痛击，大败，被斩首200余级。倭寇回窜王江泾。五月初一，当倭寇窜回至王江泾地区时，卢镗所督的保靖兵在南面截击，俞大猷所督的永顺兵在北面追击，汤克宽的水师从中路进击，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战斗开始，卢镗部的丁仅父子首先英勇冲击，其他部队也一齐拥上奋战，四面围攻，大获全胜，歼敌1980余人，焚溺死者无算，倭寇只剩下几百人逃回柘林。这是倭患以来明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这次胜利实际是由俞大猷所督永顺兵首先歼敌所致。王江泾大捷不仅歼敌近2000人，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在于振奋了人心，使人们认识到倭寇是可以打败的。但战争结束后，由于赵文华的诬告，朱厚熜于五月十六日下令逮捕张经和汤克宽，六月押解到京师。张经虽上疏自辩，但终无用，十月二十九日被杀。

    第四节 逆境中奋战

    张经入狱后，明朝政府五月十六日以周珫代替他的职务。周珫在职34天，于六月十九日又被赵文华弹劾去职，而以杨宜代之。尽管杨宜尽力奉承赵文华，半年之后还是被罢官。赵文华建议由胡宗宪继任。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默林，绩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益都、余姚知县，按察御史，嘉靖三十三年（1554）巡按浙江。赵文华督察军务，胡宗宪即依附之。张经督军取得王江泾大捷，赵文华归功于胡宗宪。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十九日，赵文华劾罢李天宠，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月二十九日，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代杨宜总督军务。

    俞大猷在王江泾大捷的战役中，两次大败倭寇，先是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二十九日，在平望地方斩首200余级，后又于五月初一在秋母亭斩首160余级。但战后由于赵文华向朝廷报告说这次胜利是胡宗宪投毒所致，俞大猷的功劳全被抹煞。

    不仅如此，五月十七日，明廷根据浙福提督都御史李天宠参奏，以金山卫的失败为由，给俞大猷以“夺职，充为事官，戴罪杀贼”的处分，俞大猷的都指挥佥事的职级被剥夺了。

    这对俞大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在给薛南塘的信中说：“自有天地国家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志士仁人，居此位，遭此厄。生于此等义理，得诸君讲论有素，平生未尝少负，敢于今日有负哉？生受地方重寄，不能设策灭寇，坐以重罪，何说之辞？幸主上圣明，不即加诛，容令自赎，则报国未尽之心，平生未行之志，犹不自此遂已，岂敢悻悻然自弃沟壑，付天下事于必不可成哉？”俞大猷还要尽报国之心，实现平生之志。

    俞大猷继续带兵歼敌。五月二十二日，就是朝廷给他处分后的第五天，俞大猷和任环率官兵进击陆泾坝之敌，斩首270余级，焚贼舟30余艘。当时柘林倭1000余人，流突李塔汇，历张庄、小昆山趋泖湖而北，在土兵的追击下进入苏州东的陆泾坝。俞大猷将河船布伏在河中。敌抬船渡坝，将完全渡过之时，俞大猷指挥军队猛击，大败敌人。这是俞大猷整搠河船，击敌于内河的结果。战后他叹息说：“此吾独创内防之策，惜向者王公不用也。”六月十一日，俞大猷率舟师击出海的三丈浦倭寇，斩首130多级，冲沉贼船7艘，倭遁往三板沙。六月十五日，原犯浙江的倭寇还侵吴江，参将任环和俞大猷督水陆官兵邀击于莺豆湖、平望等处，斩首79级，生擒5人。六月十七日，三板沙贼抢民船出洋，俞大猷和任环率舟师追击至马迹山，擒倭首滩舍卖等57人，斩首93级。七月二十一日，江南金泾、许浦、白茆港诸倭乘船出海，俞大猷督把总刘堂等率舟师出海追至茶山，纵火焚其船5艘，余贼走马迹山、三板沙。俞大猷督水师再追击，坏其3船，共斩首67级，生擒42人。八月初九日，柘林倭贼乘船出海，俞大猷和佥事董邦政各率所部水兵分头击贼，斩首70多级，获贼船9艘。

    杨宜任总督后，俞大猷虽被夺职，仍进一步向他阐述御倭方略和防御部署。俞大猷还对嘉靖三十五年（1556）南直隶防守的兵力部署，提出了具体方案：

    第一，守之于海。在陈钱山，马迹、丁兴，羊山、许山，吴淞江口，刘家河，崇明港各设兵船一哨。每哨约用福船十三四只，苍山船10只，沙船20只。这是海防的首务。

    第二，防守沿海。自金山至吴淞江二三百里一带没有港口可以泊船，故用陆兵防守又是最重要的。必用兵3万，南汇、青村、金山、上海、松江、苏州各驻兵5000人。一旦有敌情通报，或于敌登岸之处，或于要害之区，令我兵先处战地以待之，敌来则击，定能百战百胜。

    第三，守于内河。倭寇入侵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并进，故以水兵战船防守内河又是最为急迫的。为此，上海县地方用苍山船40只、沙船50只，华亭县地方用鹰船40只、三橹等船200只，分布各港口防守及往来巡哨。斜塘桥用鹰船10只、三橹等船20只防守。吴江的圣墩用鹰船15只、三橹等船100只防守。苏州之六金坝用鹰船15只、三橹等船100只防守。

    第四，守于内湖。倭寇曾深入太湖，劫掠洞庭山，获得大利。倭寇来岁进犯必至太湖，因此要加强太湖防守。湖内原有万罟大船，须事先做好准备15只，战棚、火药、器械和勇兵之类，一应俱全。另外鹰船和三橹船也要准备好临时取用。平望的英德湖是倭寇深入浙、直必经之要路。必须预备好大白粮船和军粮船二三十只，搭好战棚，火药、器械、兵勇齐备并准备好三橹船，以进行防守。

    第五，守于内地。直隶的防守松江为最，苏州次之，常、镇则又次之。但在苏、松防守严密的情况下，要防备有一二倭船自江而入，进掠常州和镇江。因此要预先在常州驻守劲兵一支，进行防御。一旦有事，苏、松之兵要进行策应。

    这体现了俞大猷的防御思想，那就是守之于海洋，守之于沿岸，守之于沿海，守之于内河，守之于内湖，守之于内地，多层次大纵深的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是严密的，无隙可乘的，给入侵的倭寇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要落实这一防御部署必须做好准备。准备之一是舰船。御之于海洋首先是要有船。当时部署在陈钱等地的5支船队就需要福船80只，而当时只有30只，且大多破损不堪，需要修理，还缺50只需去福建打造。太湖的万罟船以及取用的大白粮船和军粮船需搭战棚和准备好火药、器械。内河用的鹰船和三橹船二者应相互配合。

    准备之二是调兵。倭寇强悍，长于陆战。要想在陆战中歼灭来犯的倭寇，必须调用湖广土兵，而且在战法上要先处战地以待敌。

    准备之三是设将。青村、南汇、金山三城孤悬海边。倭寇入侵首先就攻这三城。青村、南汇各设把总调度指挥，金山也应仿照青村、南汇之例，添设把总一员或闲住都司守备官一员调度防守。

    一个被夺职的副总兵依然为消灭倭寇这样地尽心尽力，实在是令人钦佩。

    但俞大猷的连连获胜和用兵良谋，换来的不是朝廷的赞扬和赏赐，而是更为严厉的处分。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初五，应天巡抚曹邦辅上疏朝廷说，川沙洼之贼已有40余艘，后续到来的不断，而副总兵俞大猷、把总刘堂拥兵观望，任贼聚集，请究治其罪。皇上的批示是，俞大猷纵贼，应该逮捕惩治。半年前，俞大猷被夺去了都指挥佥事的职级，这次又被革去了百户的祖职。他真的成了一个普通的百姓，只是还让他为朝廷卖命，任他为副总兵。俞大猷是以平倭为己任的，说他拥兵观望，纵贼聚集，恐难令人信服。当时总督杨宜就讲：“猷虽专职海战，其实取用陆地，不得出海。曹老先生以此罪之，难服其心，莫如以陆战之事论之。”实际俞大猷受惩处的根本原因是得罪了当时的权相严嵩。在倭寇以柘林为巢时，俞大猷曾论柘林用兵十难。有人将这篇论述送给了内阁大学士徐阶。严嵩得知后，因俞大猷没有先送给他而心存恨意。赵文华监军，为讨得他干爹严嵩的欢心，想方设法陷害俞大猷。

    张经被杀之后，倭寇又猖狂起来，处处报警，处处失利。有的人把失利的责任都归罪于俞大猷。朝中一些主持正义的大臣说：“俞帅一身，岂能在海复在陆哉？”严嵩要派人逮捕俞大猷，一些正直的大臣对严嵩说：“俞帅自为将，所将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抚揗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后可收俞帅也。”当时谁也不敢得罪一手遮天的严嵩，只能以此搪塞，但总算保住了俞大猷。俞大猷明知位高权重的严嵩要迫害自己，但他把保国安民看作自己的本分，尽心去做，而把得失穷达、是非毁誉看作身外之物，只要问心无愧，秉公处事，意志就不会有任何动摇。

    他同以往一样，奋力击敌。嘉靖三十四年（1555）闰十一月初二夜，周浦等倭寇因官兵攻围日急，向北逃窜。统领川兵的游击曹克新邀击，斩首130余级。余贼入川沙洼贼巢。四川、山东兵日夜准备伺机进攻，贼乃焚巢乘舟出海。俞大猷和兵备王崇古合兵入洋追击敌人，至老鹳嘴，斩首170余级，生擒47人，冲毁贼巨舟8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赵文华借川兵和俞大猷获得胜利之机，上疏请求回京。但赵文华回京之后，“败报踵至”。一些大臣纷纷上言抗倭，说俞大猷具有抗倭之才。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兵部奉旨复议九卿科道官条陈的防倭事宜，认为：“海上将官惟卢镗、俞大猷可用，宜贳罪还职，责其后功。”皇上同意了兵部的意见，于是任命俞大猷为镇守浙直总兵官，卢镗为协守副总兵。俞大猷虽然当了总兵官，但是“以事官推用”的，祖职没有恢复。这对他依然是不公正的。

    但俞大猷并不计较。他一方面上疏朝廷，阐述他的御倭之策，一方面继续奋力歼敌。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五、六、七月，在吴淞江口、营前沙、茶山等处他督把总刘堂、指挥邓城、镇抚邵应魁共擒斩贼900余人。其中在吴淞江口，俞大猷设伏斩贼350人，沉贼船13艘。而四月，倭寇犯直隶西庵、沈庄、清水洼，俞大猷和苏松海防佥事董邦政率兵击之，斩350余人。因为有此战的胜利，朝廷在五月恢复了俞大猷的祖职。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俞大猷参加了消灭勾结倭寇的第二号海盗头目徐海的战斗。

    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朝廷任命赵文华为右副都御史，提督浙直军务。赵文华到职后，因不懂军事而依靠胡宗宪。早在赵文华第一次来浙时，胡宗宪就和他商定用招抚王直的办法解决倭寇的侵袭。为此，一方面将王直的家属从金华的狱中放出，厚礼相待；另一方面，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派蒋洲、陈可愿为正副使，去日本见王直。

    当时，王直据日本平户，遣其党羽徐海、陈东、麻叶等勾结倭寇劫掠沿海。但连年入侵，倭寇也受到相当的损失，有的竟“全岛无一归者”，对王直的埋怨情绪在增长，同时俞大猷等抗倭将领给其以很大打击，也使他处于困难境地，加上部下因分赃不均，矛盾重重。因此，当蒋洲等人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到王直处，持他家属的信件，讲到他家属已受优待，劝他归附时，他表示如能免罪，同日本通贡开市，可以归附。但他并不放心，留下蒋洲，派遣他的义子王滶（毛海峰）和从子王汝贤随陈可愿回来商议归附条件。

    这时徐海、陈东、麻叶已经勾结萨摩、大隅倭寇分四路入侵：一路由海门入掠扬州，东控京口；一路由松江入掠上海；一路由定海入掠慈溪；一路由徐海自领直逼乍浦。前三路各数千人，而徐海部有万余人。由定海入侵的倭寇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十一日攻入慈溪，杀乡官副使王镕、知府钱涣等，大掠而去。四月十六日，由海门入侵的倭寇3000人攻镇江、瓜洲、仪真，流劫至圌山，犯无为州。同知齐恩率舟师迎战，斩敌百余，但后来遇伏，齐恩及其家丁钱凤等21人战死。倭寇又至金山，杀锁江千户沈宗玉、王世臣于江中，百户戚继爵战死。四月十八日，由定海侵入的倭寇再攻慈溪，省祭官杜槐及其父杜文明坚决抵抗，斩敌数百，后来相继战死。四月十八日，徐海自领的倭寇万余人进至浙江皂林等处，欲攻杭州。二十日，游击将军宗礼及其裨将霍贯道御敌于崇德三星桥，三战三捷，斩敌300余人。徐海畏惧，称其为“神兵”。当宗礼与敌人大战时，提督阮鹗退保桐乡。宗礼等因弹尽粮绝，最后战死。徐海遂于二十三日进围桐乡。当时总督胡宗宪在崇德，听到宗礼遇害，倭寇围攻桐乡，害怕倭寇围攻崇德，只得跑回杭州。

    坐镇桐乡的阮鹗亲自督战，坚决抵抗，尽管倭寇死命攻城，桐乡依然如故。胡宗宪调兵增援以解桐乡之围，“四面环贼，远者二三十里，近者十余里而阵”，但都“逡巡惶怖，不敢逼”。胡宗宪无可奈何，遂用招抚之法。他让随王滶来的通事童华给徐海写信，由朱尚礼持信到徐海处劝其归附。徐海要与童华面议，中书罗龙文遂与童华一起前往，劝徐海归附，撤桐乡围。徐海见王直已归附，自己又被宗礼等重创，桐乡久围不克，心中有所波动，就推托说：“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而胡宗宪派来的童华等对徐海说：“陈东已有他约，所虑独公耳。”于是徐海怀疑陈东已经投降，遂派人到胡宗宪处索取财物，表示归附。胡宗宪如其所请，徐海释放了掳去的二三百人，解除了对桐乡的包围。陈东见徐海撤围，又知徐海处有胡宗宪的使者，对徐海也产生怀疑，于徐海撤围的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撤围桐乡，屯驻乍浦，准备出走。胡宗宪使反间计对徐海说：你既然归附，“而吴淞江方面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于是徐海击朱泾之倭，斩首30余级，其余倭寇夜逃。当时俞大猷伏兵海上，遮击逃倭，几乎全歼。徐海没有得到船只，心中恐怖，遂遣其弟徐洪到胡宗宪处为质，并献上所戴的飞鱼冠、坚甲、名剑和其他玩物。胡宗宪表面上厚待徐洪，暗中派遣间谍暗示徐海如果生擒陈东、麻叶，就可以得到世袭官爵。徐海本与麻叶有矛盾，又有世袭官爵可图，遂擒获麻叶，献给胡宗宪。胡宗宪又让麻叶写信给陈东，鼓动其攻打徐海，但将此信送给徐海。徐海看信后，感激胡宗宪的恩遇，对陈东更加仇视。胡宗宪又收买了徐海的两位爱妾翠翘、绿珠，让她们劝说徐海擒拿陈东。徐海果然用计擒获陈东，送给胡宗宪。麻叶、陈东相继被擒，倭寇内部混乱不堪，对徐海的怀疑和埋怨情绪越来越大，人心涣散。这时徐海感到即使能回到日本，也要被其他倭寇所杀，遂决心归附。胡宗宪又对他讲：“我当然可以宽恕你，但尚书赵文华大人认为你罪大恶极，不会宽恕你的。要想得到宽恕，你就要斩杀倭寇立功。”徐海不得已，遂令乍浦贼出巢，约官军击之，斩获数十百人。

    这时，徐海以为有功，于八月初一日到平湖见胡宗宪。胡宗宪没有立即扣留他，而让他“择便地居之”。徐海部驻扎在东沈庄，而陈东余部驻扎在西沈庄。胡宗宪令陈东给其余部写信，说徐海要消灭他们。陈东余部于是与徐海部相互攻击。徐海虽表示归附，但仍有疑心，其部仍四出劫掠，加之朝廷催剿，胡宗宪命永保土兵和直隶、山东、容美等兵四面包围，进攻徐海。八月二十日发起攻击。“俞大猷从海盐进攻东沈庄，破之。又追击于梁庄，会大风，纵火，诸军鼓噪乘之，贼大溃斩获一千六百余级。”至二十五日，徐海无路可走，溺水死，余寇也被歼灭。

    歼灭徐海是胡宗宪谴用间谍和俞大猷的军事打击共同作用的结果。俞大猷对歼灭徐海的贡献有二：一是歼灭逃倭，使徐海掠船的意图落空，无路可逃；一是以军队直接歼灭徐海的人马，逼使其投水而死。

    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一月，以海寇徐海平，明廷升俞大猷署都督佥事（从二品）。

    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一股倭寇侵犯龙山，俞大猷和宁、绍、台、参将戚继光与倭寇作战，三战三捷。倭寇逃往缙云，俞大猷和戚继光又追敌至缙云再败之。此次参战的还有台州知府谭纶。这次作战不仅赢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俞大猷与谭纶、戚继光首次会面，三人同心御倭，开始建立起真挚的友谊。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嘉靖三十年（1551），任兵部主事，第二年升任南京兵部署员外郎。倭寇乱起，他自荐招募壮士500人，击退转掠南京的倭寇，自此以知兵闻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任台州知府，募台州壮士千人，操练成精锐。嘉靖三十七年（1558），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福建巡抚。隆庆二年（1568），任蓟辽总督。隆庆五年（1571），升兵部尚书。他比俞大猷小17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俞大猷的上司。他深知且敬重俞大猷，也给他很多帮助。戚继光（1528—1588），字符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万历十一年（1583），任广东总兵官。他比俞大猷小25岁，曾向他学过剑法，得到过他的帮助，在军事思想上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在抗倭战争中，志同道合，密切合作，成为亲密的朋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二月，俞大猷歼灭舟山倭寇。徐海被歼后，浙、直的倭患基本平息，只是舟山的倭寇据险结巢，明军围攻而不能取胜。这时总督胡宗宪将刚到的麻寮、桑植二司的杀手九百人调给俞大猷，令其进攻舟山之敌。十二月二十日夜，天降大雪，俞大猷督官兵和桑麻兵四面进攻倭巢。倭寇精锐尽出，拼死抵挡明军，杀土官莫翁送，激起明军更加猛烈的进攻。倭寇抵挡不住，逃回老巢，拥栅自固。俞大猷则令明军积薪草，用火攻。倭寇被烧得四处逃散，诸军共斩首140余级，其余均被烧死，救出被掳的男女100余人。倭寇被全歼。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月，以平舟山倭寇功绩，进俞大猷为署都督同知（正二品）。

    第五节 身陷囹圄

    王直所派遣的王滶、王汝贤、叶宗满等到宁波后，胡宗宪待之如上宾。当时有百余人的小股倭寇盘踞在舟山，叶宗满协助官军剿除之，胡宗宪大加赏赐。当徐海等入寇的消息传来后，胡宗宪又让协助歼灭之。因为徐海是他们的主要力量，又想尽快同王直商量，王滶就推托说：“这不是我能办的事，必须我父亲来才可以。”然后，留下王汝贤等，同叶宗满一起返回平户。胡宗宪用计歼灭了徐海等，对王汝贤却厚礼相待，并不断对将吏士民讲：“王直不是反贼。”同时，将王直畏惧的俞大猷调往金山，代之以过去和王滶有过交往的卢镗，继续进行招抚。王滶回到平户，说明胡宗宪的招抚诚意。王直欲接其家属，又盘算着即使不成，依靠徐海等势力依然可以雄踞倭岛。于是决定亲自前来，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到达形胜地岑港。

    王直到达后，胡宗宪即上疏朝廷。嘉靖帝命令胡宗宪：“可相机设谋擒剿，不许疏虞。”胡宗宪得旨后秘而不宣。俞大猷和王方湖主张用兵攻打王直，胡宗宪认为“因而诱之，乃得万全”。俞大猷接受了这种主张，但还是多方部署兵力，防备王直逃跑，同时准备将其歼灭。他向胡宗宪建议对盘踞形胜地岑港的王直“更番以攻之，密布以困之，俟其出而围击之”。为了防其逃遁，他先是请求发兵船至马墓，然后又亲督广船和福船至岑港两头屯泊，以防其逃遁。并向胡宗宪建议，将定海总的福船和苍山船分为5支：一支泊长支，一支泊石牛港，一支泊舟山渡头，一支泊马墓港，一支泊列港，以并力夹击敌人。胡宗宪亲自到宁波，调参将戚继光、张四维等率领军队扼守水陆要害。

    王直见明军戒备森严，一方面，“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市计，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另一方面，派王滶见胡宗宪。王滶见胡宗宪后质问：“我们是来接受招抚的，大人为什么聚集了如此多的军队来对付我们？”胡宗宪多方劝慰，王直始终有疑虑，不肯相见。胡宗宪只好让王直的长子写血书，陈述其祖母之意，说明胡宗宪对他们家恩重如山，要他早日归顺，“以全母子之情”。此书由王直的表兄方大忠和夏正携带着前去见王直。方大忠、夏正多方解释，王直开始动摇。同时，制造诸军欲进剿而胡宗宪阻止，挽救王直的假象给王滶、叶宗满看。王滶等把这种假象告诉王直。胡宗宪还派童华、邵岳等往来游说，并做出发兵进剿的姿态。王直见周围明军甚众，又得知徐海等已被歼灭，孤立无援，迫不得已，遂决定亲自见胡宗宪，但又以岑港军无人统辖为由，要王滶回港，以作退路。王滶回岑港后又加以劝说，王直才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进谒胡宗宪。胡宗宪确实要赦免王直，以宾礼相待，“使指挥为其馆主，给舆夫出入，复出蔬米酒肉供馈其舟人，日费数百金”。王直暗中用黄金贿赂严嵩父子，希望得到指挥使的官职，胡宗宪也上疏朝廷，求赦免他。但由于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等官僚的反对和当时人们指责胡宗宪受王直重贿的压力，胡宗宪才不得不追回他要赦免王直的上疏，并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二十五日把王直交给浙江按察司。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斩王直于杭州。

    王直被歼之后，盘踞岑港的王滶杀人质，率700人声称要为王直报仇，在岑港积极植列木栅，构筑寨堡，堵塞道路，只留北面一条小路，并四出劫掠粮草，以便持久盘踞，气焰十分嚣张。而朝廷令胡宗宪悉剿余党，于是胡宗宪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岑港之役。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胡宗宪决定水陆联合作战，数路进剿，消灭盘踞岑港之敌。具体部署是兵分五路：

    水师分两路：一路由把总任锦、指挥甘述宗等率领，配置于岑港水道的南口；另一路由都指挥李泾、指挥张天杰等率领，配置于岑港水道的北口，堵击敌人；而以总兵俞大猷等率福船并叭喇唬、八桨等船往来策应。

    陆兵分三路：由指挥杨伯桥等率领镇溪、麻寮等兵3500人，由右路（北路）碇齿向岑港北面进攻；由指挥周官等率领大剌土兵千人左右，由中路（东路）小河岭向岑港东面进攻；由参将戚继光率所部3000人，由左路（南路）小岭向岑港南面进攻，而以指挥杨永昌、卢锜、鲍尚瑾、方升，通判吴成器等各率所部为机动兵力，分别策应各路，同时以参政王询、刘焘，副使陈元珂等负责监督。各部按照部署到达作战地域。整个战场的指挥由总督府的中军都司负责。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战斗开始。首先是都指挥使戴冲霄以火器攻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接着陆路各路发起猛攻。北路首先突破，杀伤敌人颇多，战士踏着敌人的尸体，很快突入敌阵，迫使一部分敌人逃到船上。但是中路和南路没有与北路同时冲入敌人阵地，使北路处于孤军深入的态势。而敌人正是抓住这个时机，火器齐发，逃到船上的倭寇重新登陆，抄北路军队的侧后。北陆军队的后哨遭此突然袭击，被迫后退，其冲在前边的部队四面受敌也不得不往回冲。这样明军的第一次进攻便告失败。

    戚继光的南路军队隶属其时间较短，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所以没有及时冲入敌阵。

    到四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明军几次进攻无效，新倭又至，戚继光遂被调往温州剿倭，其余明军也改变了原先多路强攻的打法，而采取围困与截援并举的作战方略。当时胡宗宪认为：“惟坐困，不忧不全胜也。”于是，他一面令陆兵对敌进行封锁，一面派人到敌巢散其胁从，使敌人更加孤立。同时为防止新来的倭寇与岑港之倭会合，派张四维等率兵船在海上堵追敌人。但所有这些都收效不大。围困，由于明军并没有形成严密的包围圈，敌人仍然可以四出劫掠；堵截新倭与岑港之敌会合，尽管歼灭了部分敌人，但仍有一部分与岑港之敌会合了。在围困效果不大，朝廷又多次催其尽快灭敌的情况下，胡宗宪继续增调兵力，加紧围剿。但“贼依山阻水，列栅自卫，火器颇多”，明军冲锋部队损失很大。胡宗宪不得不再次改变打法，令部队逼近敌巢建立阵地，规定了哨探、伏击敌人和相互应援的办法，然后组织部队轮番进攻，以消耗敌人的火药，挫伤敌人的锐气，但仍然效果不大。胡宗宪又让随王直来的朝贡倭僧进入倭巢进行离间，使敌人互相攻击，明军趁势进攻，敌人遂放弃岑港而奔柯梅。岑港之役遂告结束。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明廷以岑港倭寇未平，“诏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把总刘英职级，期一月内荡平，如过限无功，各逮系至京问”。俞大猷署都督同知的职级被剥夺了。但严格说来，俞大猷和戚继光有点冤枉，特别是俞大猷虽为总兵但并不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对陆战没有取得战果不应负责。戚继光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并未参加整个战役，其间他在温州剿倭有一定成绩。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初二，盘踞在岑港的王直余孽逃往柯梅，俞大猷立即组织参将刘显、戚继光、张四维和督司戴冲霄等率部将敌人包围，轮番进攻，各有擒斩。敌人穷困，准备逃跑。俞大猷即根据胡宗宪的指示，陆路催督刘显截杀，水路催督张四维等督兵船准备剿杀。十月，谭纶拨福船10只、苍船10只，福船每只预给米100石、银100两，苍船预给米50石、银50两，足够数月之用，交给张四维督领。预计敌人逃跑必经大木坑澳，令张四维率兵船埋伏在那里，等其逃跑时截追。十一月十四日，王直余孽果然驾舟从柯梅出逃。俞大猷亲自率舟师追至沈家门，沉其一舟。本想继续追击，但考虑到身为浙直总兵，保卫浙直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没有军门的号令而放弃己任，擅自到福建去。因为没有军门的命令，没有准备远征的水米，当时北风正劲，南下追敌，何时能回，很难预料。而且春天即将到来，要准备防御春汛到来的敌人。所以他只令预有准备的张四维率兵船追敌。张四维追至福建俞山，擒贼2名，斩首14级，因阻风，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浙江。由此可见，之所以未追敌责任不在俞大猷而在胡宗宪。

    王直余孽到了福建自然是成了祸害，胡宗宪以福建巡按有本弹劾他，于是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上疏朝廷，把放跑敌人的罪过强加在俞大猷的身上，以逃避自己的罪责。嘉靖帝见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命巡按御史逮捕俞大猷和参将黎鹏举来京讯治，同时再夺俞大猷的世荫。

    俞大猷被逮捕的消息传开，士民军校工旅奔走相问，哀叹之声遍于城镇村落，无不为之不平和惋惜。俞大猷是个廉官，当时身上不满百金，海道副使谭纶檄郡中，将俞大猷在位时的供应金千余，尽数筹集交给了俞大猷，使俞大猷得以成行。一些士大夫和富人得知此事争相馈赠，史际一人竟赠500金。至京城，俞大猷身上已有数千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对俞大猷摆脱困境是至关重要的。俞大猷的夫人住宁波，临走前俞大猷把夫人托付给友人李杜，而挚友谭纶也做了妥善安置。俞大猷对谭纶的关照感激不尽，在给他的信中说：“我公垂爱至情，不畏嫌少避，不因时易心，他日当国家大事，卓有定守，终始不渝，于此可见。此身不复生还，俞氏子孙尚当世世讲之。万一君恩犹许再效犬马余力，其效报门下，决不肯多让古人也。”患难知真情。谭纶在俞大猷遭到打击时，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全力相助，实乃难能可贵。他们的友谊经住了患难的考验。

    俞大猷的被逮入诏狱是抗击倭寇的重大损失。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三十八年（1559）的七年左右时间里，俞大猷指挥军队与倭寇大小数十战，歼敌四五千人。抗倭战争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有他的参与，浙直沿海的每一片土地、每一海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提出了御海洋、御河港、御内河的抗击倭寇的方略，并亲履波涛，历尽艰险，在茫茫的大海中，一次又一次歼灭来犯的倭寇，保卫了祖国的领海和人民。他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水军统帅。他离开抗倭前线后，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能在海上沉重打击倭寇的将领，海防失去了重要的海上屏障。人们不得不艰难地主要依靠陆战来歼灭入侵的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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