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英雄:俞大猷-匠心营造的车兵创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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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走向边塞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十九日一大早,俞大猷青衣布袜,头上系着手帕,腰上结着裙子,来到绍兴巡按御史的衙门报到。周巡按令其到省城听候吩咐。当时押解俞大猷的三位差人想为他饯行,俞大猷婉言拒绝。就在去京师的路上,俞大猷得知因后来福建的巡按并未有本弹劾胡宗宪,胡宗宪对参奏俞大猷甚为后悔,并写信给严世蕃,请求准许俞大猷到北方边境立功。朝廷一些重臣也都在议论准许俞大猷立功。杨博、李文进也写信给朝廷,力保俞大猷。俞大猷写信给李文进,指出今秋边防蓟镇为急,请他写信恳请杨博再写信给严世蕃,将其取至军中立功。并且指出,当时的边防只有训练一支精兵,等到敌人进犯,出奇击之,使其大败而退,以后不敢再来。他在给李文进的一封信中还对宣大边防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从宣大约24万的兵力中选15万,大征鞑靼,使其大创。此一征之后,可以得数十年之安。但朝臣不会同意,那就只有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招集流民,许给荒田,不科粮税,团筑营堡,多备器械,各自为守。使贼至,野无所掠,堡不能攻,空骑而退,亦救时之一策”。已被逮捕的俞大猷还挂念着国家的边防,这是何等胸怀!

    大约在七月间,俞大猷来到京师。掌锦衣卫的陆炳权倾天下。他拿出千金送给严嵩,为俞大猷求情。清晨五鼓,陆炳来到严嵩家。守门人进去好久,严世蕃才出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对陆炳说:“你来得怎么这样早啊?我还在睡呢。”陆炳又说:“我已经数夜没有睡觉了。我焚香卜筮,说今天早上见太师、侍郎,必定能答应我的请求。”严世蕃说:“你为谁而来?”陆炳说:“我是为俞帅而来。”严世蕃说:“你何必要庇护俞帅呢?俞帅徒有其名,违反节制,轻视政府,厚交徐阶而不与我们父子,是为何?”陆炳说:“俞帅知道错了,开始之所以写信给徐阶是因为徐阶是松江人,他所讲的是松江事。现在他自知得罪太师,不好解脱,所以托我向太师、侍郎说明情况。”陆炳是皇帝信任的人,权势甚重,严氏也想同他交往,经他一说,严世蕃心中对俞大猷的刁难已有缓解。接着严嵩也接见了陆炳。听了陆炳的解释,严嵩表示高兴。陆炳出来后,忙让俞大猷去见严世蕃,严世蕃也让俞大猷谢陆炳。

    第二天,陆炳再到严府,“八拜数十,顿首而起”,严嵩父子为之所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当时朝中另有好多大臣都同情俞大猷并想方设法要搭救他。他们都是直接管罪犯的官员,但对俞大猷这个罪犯则给予同情和关照。俞大猷头发蓬乱、光脚站立在狱门外,御史们都来慰问他,对他说:“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从宽贷。即有不测,我台官当不畏诛谴,为上言之。”当时的大学士徐阶不仅出钱,更出了不少力。俞大猷自己上疏,请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许其将功赎过。

    皇上看了俞大猷的奏疏,也对他产生怜悯之情。当时朝廷对他比较熟悉的一些大臣,如内阁大学士徐阶、工部尚书欧阳必进、兵部尚书杨博、都御史周延、刑部尚书郑晓、掌锦衣卫的陆炳、刑部侍郎赵大佑以及卢勋、刘采等都向朝廷建议让俞大猷去边防立功,就是平时与他不熟悉的大臣也都附和徐阶等的倡议。经过这多方努力,朝廷终于下令,命俞大猷塞上立功。

    俞大猷很希望到边塞去,因为那里是他大展宏图的好去处。他在给戚继光和谭纶写信时说:“丈夫生世,欲与一代豪杰争品色,宜安于东南;欲与千古之豪杰争品色,宜在于西北。”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到边防去效力,以了平生、报知己。这次发其到大同立功,可谓遂其所愿。

    当时大同巡抚李文进与俞大猷是故交,他深知俞大猷的才干。得知俞大猷到来,他放下兵书专候,亲自出门迎接。见到后,他高兴地对俞大猷说:“微胡公之论,吾岂得与公复见与此哉?”二人天天议论如何御虏的问题,十分默契。

    嘉靖三十九年(1560)二月,朝廷以平王直功,诏“大猷、冲霄、继光等八员,俱准赎罪录用”。这样俞大猷、戚继光等可以任职了。大约在俞大猷已确定边防立功而又未到大同之前,兵部尚书杨博令俞大猷备开练兵事宜。于是俞大猷就阐述了他关于练兵等的主张。

    练兵,首先是选兵。俞大猷认为选兵应该选双目有神,力能举200斤以上,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之人。这样训练才可以有成效。

    选好兵后首先是练技艺。俞大猷说:“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可见习艺不仅仅是练杀敌的本领,更重要的是练胆,只有胆壮的兵才是强兵。而且技艺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后人发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势而变出千百势,有百千势而归于一二势,有一二言包括之而有余,有百千言形容之而不尽”,奥妙精深。

    练兵可以先选数百人,给予优厚的待遇,进行训练,待有成效之后,可以多选多练。

    练兵不仅练艺,还要练阵法。俞大猷认为,“阵队之法,即一人所习之法也。一人之斗有五体焉,身为中,二手二足为左右前后。五者变化不可胜用矣。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万、五十万人之斗,同一法也”。

    练就的精锐步兵是可以破敌骑兵的。俞大猷说:“以步兵胜虏,自古而然。”李存勖以骑兵列于前,步兵为后冲,解幽州之围,擒斩以万计。岳飞以斩马刀破拐子马。这都是步兵胜骑兵的战例。

    但步兵胜敌骑兵是有条件的,“只可出奇以袭虏,不可深入以致困”。李陵横行匈奴,用荆楚步卒五千人,最后全军覆没,投降敌人,就是过于深入敌境的结果。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堂堂正正地和敌人两阵相对,想取得胜利是困难的。必须采取奇袭的办法,“或据山险以邀之,或乘惰归以击之,或昏夜以搅乱之,或列车以阻止之,而后从而冲之,则无有不破者矣”。但过去九边之兵与敌骑兵作战,使用环刀和骨朵则是一种弊病。环刀是单手使用的兵器。敌人在马上以环刀砍来,明军在马下也以环刀仰首抵御,彼高我下,万万不能取胜。骨朵头上没有寸铁,怎能伤人?俞大猷认为这两种兵器不能用,而要用割来也便、扎去也便的钩镰,上可叉人、下可叉马的虎叉以及砍人也可、扎人也可的龙刀枪。这三种兵器柄长只有七八尺,杀入敌阵便于运转厮杀,是同虏格斗的好兵器。另外,左手执圆牌,右手执环刀,滚杀虏马,也是明军所擅长的。

    蓟镇和宣大应各练精兵数千人,乘虏骑深入而大破之。京师也应急选数千之兵,在大校场进行教练。在南方水陆之兵俱应训练。

    俞大猷还提出以战车破敌的主张。阐述了战车的形制和编制。每步兵10人,兼以马兵20人,战车一乘兵10人以上,共40人为一队。这就是车步骑队。战车的作用是“一则前拒,一则治力,一则束步伍”。这些是他后来练车兵的雏形。

    嘉靖三十九年(1560)七月,在李文进、俞大猷的谋划下,大同总兵刘汉、参将王孟夏袭击板升,大获成功。

    板升是叛逃至鞑靼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等的居住地。丘富等本是白莲教的首领,后叛逃至鞑靼,在丰州西南一块水草肥美的地方定居下来,筑城池,盖宫殿,开良田数千顷。鞑靼称此地为板升。板升就是城。丘富等人教鞑靼人制钩竿、攻城堡之法,诱导俺答内犯。内地深受其害。

    这时俺答率众西掠已有两年,丰州只有鞑靼千余人保卫其老幼。到了夏天,鞑靼人不耐暑,徙居大青山口外避暑,而丘富等未走。趁此时机,总兵官刘汉与巡抚李文进、俞大猷谋划,彻底消灭这股势力,为民除害。他们命参将王孟夏、麻禄,游击徐钦,把总捕儿害、葛柰,守备刘本经等53员将领,率3000精兵进袭。总兵刘汉和副总兵赵苛,参将孙吴、郑晓等以重兵分3哨出边,在玉林溢扎营,为后继。王孟夏等夤夜疾驰,拂晓到达丰州,迅速发起攻击,斩首83级,生擒67人,焚毁其宫殿、居室,夺获牛马骆驼百余只,夷器无算。丘富当时随鞑靼北徙,赵全和李自馨落荒而逃,只抓到李自馨的弟弟李自桥及其母胡氏。明军撤回时,鞑靼骑兵追来。明军分哨迭战,且战且退,后与策应的大营会合,敌人见明军兵众,遂退去。

    明军这次袭击来回共五天,是一次成功的奇袭。证明了俞大猷出奇袭虏的主张是正确的。七月,朝廷奖励有功人员,俞大猷得以恢复祖荫。但他的职务没有解决。俞大猷和戚继光同时获准录用,戚继光当月就被任命为台金严参将,而俞大猷一直没有职务。

    第二节 以车御敌

    俞大猷早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上宣大军门侍郎联峰翟公书》中,就提出抗击鞑靼要“矛车御其冲突”的问题。嘉靖二十七年(1548),俞大猷在两广时也曾用过战车,颇有成效。嘉靖三十八年(1559)冬,他应兵部尚书杨博之命写《兵略对》时,阐述了战车的形制和编制。在这之后,他不仅同李文进详细考察历代战车,取其优点进行试制,而且同李遂、谭纶也以通信的方式进行讨论。他还以寸代尺制成车样,派人送给谭纶,请其制成大车,令人推运试验,指出如何更改。经过这样反复的酝酿试验,俞大猷制造出新的战车。

    这种战车为独轮车(见下页图),车轮直径四尺六寸,车轮两旁各施大木一股,长一丈二尺,前有一大横木,长六尺,并有两小横木,上装大枪头4件、大佛狼机炮1件、挨牌2件,大木中横3小木,以便人推挽。全车加上武器装备共重不满300斤,以16人分班推挽,就是遇上崎岖道路、上下山堑,皆可指挥如意,不至于壅滞。

    一车用兵50人为一队,其中大旗手2名,牌手4名,叉手2名,钩镰手2名,拨刀手4名,共14名。他们的职责是习精自己手中的兵器,在车的两旁,遇敌出车前,冲锋破阵,而不管推车之事。鸟铳手4名,神枪手4名,佛狼机炮手并提铳手

    4名,短拨刀手4名,共16名。他们的责任是分两班推车、守车以及用火器等击敌。另马兵10名,以备追逐。管队2人,

    1人督冲锋兵破敌,1人掌舵及督兵守车。4人给马一匹,以驮行李和备用的环刀、弓矢等。这样一队之中有3个兵种:步兵、车兵和骑兵。俞大猷说:“猷反复思之,不运马隆之战车,参以李陵之步卒,而时出卫将军之纵骑,未易破虏,以慰圣心。……必有战车,有步卒,有纵骑,乃以全取胜之策。”他还说,“兵法谓:‘车胜马,马胜步。’盖步兵技专击刺,而马有践蹂之势,故步不如马。车则能御马之践蹂,而中又有铳炮之雄器、击刺之精兵、追逐之马兵,是一车而兼乎马步之长,故非马所能敌也。”这也正是俞大猷制造兵车的原因所在。

    单独1车是不能作战的,必须组成车营。俞大猷的车营编制是13队为1小营,其中1队为中军,另12队以地支命名,即从子队到亥队。营设千总1员,总管全小营事务,把总2员,1人督冲锋官兵破阵,一人督兵守车。13小营为一大营,内一小营为中军,另12营也是以地支命名,即从子小营到亥小营。全营总统以参将一员。

    从上述来看,车营实为车步骑合营,是以车为载体、以车为屏蔽的火器兵、骑兵和步兵的合成营。1小营有车13辆,大佛郎机炮13架,鸟铳52支,神枪52杆,人员共549名,其中马兵130名。一大营有车169辆,火器1521件,其中大佛郎机炮169架,鸟铳676支,神枪676杆,人员7138名,其中马兵1690人。这样一个大营,因有车作为屏蔽,敌骑无法冲击;因有众多的火器,会给敌以重大打击;因有骑兵,可以追击溃败的敌人。总之,是我能制敌,敌无术制我,故每战必胜。

    车营组成之后,还不能作战,因为没有训练,士兵还不懂技术和战术。俞大猷一向强调训练。他认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精兵不练与弱兵同,练兵不熟与不练同。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此则万战而万北,岂待战之日而后知。”俞大猷的练兵是从练技艺开始的。而就冷兵器而言,首先是习棍法,即以木棍习手足攻击之法。他说:“用棍如读‘四书’,分习牌、叉、旗、枪等手,如各习一经。‘四书’之理既明,‘六经’之理亦明也。”所以棍法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他各种兵器的技艺就容易学了。为了便于士兵学习,俞大猷编了棍法的总诀歌:“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屈,后脚要直;一砍一挑,浑身着力;砍后即凿,破虏无敌。”棍法的学习大约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初通棍法的基础上,要根据士兵不同的身体状况,授习以不同的兵器。“择其足之便利者为牌手,力之强者为大旗手、为叉手,手之便利者为钩镰及长拨刀手,其余为鸟铳、神枪、短拨刀手。”再训练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掌握击敌之法了。但要使士兵有勇知方,仅训练技艺是不够的,还必须“悬赏以鼓舞之,行罚以督责之,明节制以整齐之,申礼义以化导之”,即用赏罚、节制和礼义来督促、管理和教育士兵,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有纪律、听指挥、能征善战的节制之师。

    在单兵训练的基础上,要进行战术训练。俞大猷的战术,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都是叠战战术。以一小营为例(见下图)。一小营分十三队,平时的阵势基本是方阵,分五列,第一列三队:子、丑、寅,第二列两队:辰、卯,与第一列交错站立;第三列三队:巳、中军和午,与第二列交错站立;第四列两队:申、未,与第三队交错站立;第五队:酉、戌、亥,与第四队交错站立。战斗开始后,第三列的巳、午二队前行,与第二列的卯、辰二队并列,四队前出至第一列的子、丑、寅三队之前,每队放大小铳三个。这可以称作第一个战斗波次。第五列的酉、亥二队前行,与第一列的子、丑、寅三队并列,五队前出至卯、辰、巳、午四队之前,与敌交战,每队放大小铳三个。这是第二战斗波次。卯、辰、巳、午四队和子、丑、寅、酉、亥五队,就是这样交替战斗,所以称作叠阵。退兵的办法也是这样交替进行的。步兵的战法与车兵相同。骑兵在车步兵作战时则跟进。当敌人溃败后,骑兵追击,以歼灭敌人。

    以上是战法,还要练守法,当然守法中也有战法。这包括行军、扎营等各个方面。在有多个小营的情况下,行军一般是马兵分成两哨:一哨在车兵之前,一哨在车兵之后。在行进中,如遇有敌来进攻,则列成直营,即车列成两列,车头向外,前两车车头向前,后两车车头向后,马兵在车中。直营抬营而前,就背险之地则列成偃月营,即各小营八字分开,背险列成半月形。敌来进攻,可以用炮火,也可以用步兵和车兵御敌,敌退则以马兵追击。具体是敌近百步时,用各种火器击敌,敌退,马兵追击。马兵追击三百步,鸣金收回。敌近二三十步时,步兵出车冲锋破敌。敌退马兵追击,三百步后,鸣金收回。敌来进攻,后列车不动,前列车列成叠阵击敌。敌退,马兵追击。

    如果是一大营,即13小营,169辆车的情况下,在广阔地形上可列成三班。一班在前是与敌接战的营垒,二班在一班之后二三十步,防护一班的两翼和背后,三班在中班之后约十步,车头向后,使敌不得攻我军之后。这样的阵势防护自己十分严密,击敌有胜无败。

    俞大猷的训练是全面的,从单兵到合练,从技术到战术,从生活管理到思想教育,总之是“技艺为先,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经过俞大猷的训练,使这支车营部队成了抗击鞑靼骑兵的劲旅,在抗击鞑靼内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鞑靼数万内犯,俞大猷建立的这支车兵,以兵车百辆,步骑三千,大败敌于安银堡。这是内犯的鞑靼从未遭受过的重大挫折。

    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底,经俞大猷规划,大同镇共建兵车七营。“车一辆,队卒四十人,合十三队为小营,合十小营为大营。”

    战车的使用开始于殷商,盛行于春秋。这之后逐渐衰落,唐、宋年间虽然曾经制作、应用战车,但并没有什么成就。俞大猷指出,他所建的战车与古代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古代的战车只是用来自卫,车中最强的兵器只有弓弩,而现在的战车有大小佛狼机炮三门,鸟铳、神枪共十管,这是弓弩没法相比的。第二,古代战车是双轮,遇到崎岖道路,行动不便,而现在的战车车身长与古代的战车相同,而只用一轮,上山下沟,快便无阻。第三,古代的战车用牛马拉拽,而现在的战车用人推运,可以仓促成营,运用自如。这些不同说明明代的战车亦非古代战车所能比。

    与以往明代的战车比起来,最大的不同是俞大猷的车营不是单纯的车营,而是车步骑营,是把车兵(实为炮兵)、步兵和骑兵组成一个整体,进行防御和作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在编制上创造了多兵种合成军,在战术上创造了合同战术。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一创造对后来颇有影响。当时李文进把俞大猷的战车制上奏于朝廷,从此在京营中开始建立车兵。实际不只京师,后来戚继光在蓟镇、张学颜在辽东、孙承宗抗击后金等,可以说后来九边各镇都建立了车兵。俞大猷开创了以车步骑营抵御鞑靼内犯的先河。

    俞大猷最大的志愿就是在北方练车兵营,在北方立功。他希望当时在京营的李遂能帮他的忙,在京营当一员副将,能遂其所愿。如不行,希望在李文进的手下练兵。他还想如果徐阶、陆炳专掌辅相之权,杨博、李遂专管用人之权,李文进、谭纶任总督和巡抚,就可以大展其宏图,报效国家。但这些均未能变成现实。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三次立功,督抚推荐他的奏疏有12篇之多,朝廷就是不用他。这妨碍了他才能的发挥。他虽未灰心,但不得不考虑回南方了。各地纷纷要求他去任职。福建巡抚刘焘推荐他到福建,俞大猷的同乡湖广总督黄光升因镇筸情况紧急,推荐他到镇筸。于是朝廷下达了任命俞大猷为镇筸参将署都指挥佥事的命令,时间大约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冬或四十年(1561)初。俞大猷有了自己的职务,但由过去的总兵降到参将,由署都督同知降到署都指挥佥事,由正二品一下降到从三品。

    嘉靖四十年(1561)三月,他离开了大同镇。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想离开,因为这里没有职务,他不能长期依靠李文进这样的好友。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李文进升为宣大总督之后,已不在大同,而且很可能一二年后,就要调回内地,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另一方面,从事业考虑,对于一心为社稷的俞大猷来说,当然不想离开这一需要他的地方。但朝廷的命令已下,他只能怅然离去。身虽离去,心还想着边防,他写信给李文进,指出:“为今之计,除分布防守,照依坡公旧法外,必须另立奇兵一营,造车五百辆,练步、马兵共二万人,设大将一员、参将一员,统领教阅,俟其深入迎击之。”还要多造兵器,如造鸟铳5000支,佛郎机炮如库中没有也要添造,等等。造鸟铳,如按传统由工部制造恐不如法,如果军中自造,须选一好官专督此事。要用文官最好是董佥事,其次是绍兴通判吴成器;要用武官现任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在直隶听用的邵应魁和原任福建参将今立功黎鹏举皆可用。总之一定要用南方的官员。一个北方不用之人,一个离去之人,竟然对北方的防御考虑得如此周到细致,可见其思想境界之高。

    俞大猷在北方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没有职务,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建了车兵营,创造了御虏的合同战术,取得了安银堡大捷,对巩固边防产生重大影响。

    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的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刹”的美誉。该寺的僧人武艺超群。明代嘉靖年间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说:“今之武艺,天下胥推少林,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欲御矿盗而学于少林者耳。”

    武艺高超的少林僧人在嘉靖年间也参加了抗击倭寇的斗争。

    俞大猷早就听说少林寺僧有神传长剑。作为武术家,他当然要亲自领略一番。这次自云中去南方任职,特取道经河南的嵩山少林寺。到寺后,技艺精湛的僧人都出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武艺。俞大猷看过众僧展示的武术后,对住持小山说,贵寺以剑技闻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然后俞大猷拄着拐杖,游遍寺院的各个庵场、石洞,看遍了金乘珠藏、龙步虎音之区。他见到寺前有一小山,形势甚为别致,就对住持小山说,这里可以建一个小院,可以增加贵寺的景致。小山慨然应允,对俞大猷说,建院的事本僧负责,剑诀失传,示以真诀,就希望由您来做了。俞大猷说,这可不是旦夕教授就能使他们领悟得了的。于是他挑选了两名年少有勇的僧人,一个名为宗擎,一个名为普从,随他一起到南方征战。

    在三年的时间里,俞大猷谆谆教诲,“授以阴阳变化真诀,复教以知慧觉照之戒”。宗擎、普从认真学习,尽得武艺的“真诀”。二人告辞回寺。但普从在中途死去,只有宗擎回到寺内。宗擎以剑诀禅戒教给寺内众僧,到万历四年(1576)已有近百人功夫相当深。这年二月,宗擎来北京戒坛寺听戒,这时俞大猷已在北京。宗擎受戒之后并没有立即回去。第二年他得知俞大猷在京营练兵,就前去拜访。俞大猷在异乡得遇故旧,十分高兴。他再把《剑经》传授给宗擎,勉励他要精益求精,用心钻研剑术。宗擎学成之后,临走俞大猷又再三叮嘱,要反复领悟《剑经》,要为民除害。

    时至今日,中华武术仍首推少林,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和俞大猷所教的“真诀”是分不开的。俞大猷对我国武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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