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特点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这一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这座丰碑以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为基础,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终结,标志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残暴统治的终结,标志着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理想将成为现实。处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人民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历史责任感推动着、期待着、实践着。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的主动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得到极大的发挥。新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在实践中孕育产生,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风范,西柏坡精神作为革命者共同理念的高度概括,体现着历史风云变幻的必然性。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文章中就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共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要求全党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告诫全党要"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要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5年,中共七大总结了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纲领、政策,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毛泽东指出,夺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个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中国近百年来的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和挫败,但这一次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具备了。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和实践,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必定胜利的最根本原因。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号召全党:"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要树立"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一定能动员人民群众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国共产党是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走过来的,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时期。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做不妥协的斗争,展开向国民党军队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领导解放区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整党整风和发展生产;统一解放区财政经济,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筹建新中国……胜利的天平不断向人民一方倾斜,使西柏坡时期成为"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当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的面目,使人民认识到,只有彻底摧毁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才是结束中国百年来战乱历史、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坚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内战全面爆发后,依仗美军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狂妄地叫嚣要在3个月至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的主力。当时蒋介石集团拥有450万军队,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120万,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一些人为敌人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产生悲观情绪和畏惧心理。党内也有人抱怀疑和忧虑态度。中共中央于1946年7月20日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并且能够打败蒋介石。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帝国主义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战争的反共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民解放军由于人心归向,经济高涨,胜利必然是人民的。同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指出:"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从而,使全党上下树立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指引下,人民解放军按照"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和一切反动派"的指示,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而取得对敌战略大决战的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社会性变革中,翻身农民树立了跟着共产党走、团结对敌的共同理念。经过全党整风,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空前提高,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形成和发扬光大了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优良作风。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支持,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解决了走完中国革命道路和走上中国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课题。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为了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做出了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团结各阶层民众,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地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并指出,建设一个新世界,要比破坏一个旧世界,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而腐化堕落,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保持党的革命本色,保证不断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这些光辉思想,使西柏坡时期成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的起点,把党的优良的革命历史精神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
二、"七届二中全会"是形成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标志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征途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性会议,它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建设道路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性转换,它描绘的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蓝图,成为继往开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光辉目标。这次会议,标志着历史性转折时期的西柏坡革命精神正式形成。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号召。到1948年,战局已发生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根本性转变。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说,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从那时,中共中央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
1949年初,革命胜利大局已定。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决不容许半途而废"。并决定:在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分别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并对今后党的建设做出新的论断。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实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标志,也是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标志。第一,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从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第二,会议确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途径。第三,会议进一步确定,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四,会议把执政党建设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西柏坡精神是代表历史性转折和时代要求的革命和建设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我们党的革命实践过程,对我们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对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特有的、高贵品格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闹翻身、求解放,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英勇奋斗的实践过程。
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此时,中国共产党虽然成立不久,力量还较弱小,但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目标,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发动工农运动,与列强、土豪、军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27年4月12日至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从腥风血雨中勇敢地站起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在"工农武装割据"的艰苦斗争中,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唤起工农千百万,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红军血战湘江、突破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河、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巧渡金沙江、跨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会师吴起镇,胜利到达陕北。而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则将被迫的战略转移变成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因为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是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都压不垮、摧不烂的。
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体现了最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雪洗了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的耻辱,为中华民族的彻底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决选择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光明前途,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先后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辗转千里,于1948年5月来到西柏坡。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野战军在辽阔战场上纵横驰骋,攻防自如,创造了歼敌150多万的辉煌战绩。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和国统区内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革命已是胜利在望了。
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必将使人民站起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成功的一次历史性伟大硕果,它必将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英勇奋斗的历程中,我们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惨痛的挫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胜利和挫折、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都给了我们极有价值的启迪。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遭遇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险阻,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粉碎了敌人剿杀红军的阴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红军是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好汉,宣传了党的领导是人民解放的根本保证,它播种了革命的种子。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的艰苦奋斗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延安时期,我们党是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执政者。当时,作为党外人士的李鼎铭,看到党政机关人员臃肿,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办事效率,于是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肯定和采用。"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生动地体现着我们党在抗战期间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我们也有过骄傲自满、居功自傲而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叙述和分析了党的历史上四次因为骄傲自满、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和损失的深刻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其成功的经验需要我们学习总结,其教训更值得我们反思,以此为戒。以"两个务必"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正是在对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为规划建设未来而提出来的。
"两个务必"的思想和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给全党同志及时敲响警钟,究其原因,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一、"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
"两个务必"是在历史性的思考下提出的一个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较长,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封建王朝"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根深蒂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累了深刻的治乱经验和教训,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作为执政党,为了彻底跳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很有远见地提出"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是对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党的三大作风的新发展,是新的历史时期党风建设的重要原则。
西柏坡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和光大。"两个务必"的提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对民族传统进行高度的提炼和总结,提出"两个务必"的精辟论断,首先,在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把握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厚学养,为"两个务必"的提出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其次,在于他对马克思哲学的正确运用,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审视、分析民族遗产,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升华。第三,更在于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上溯中国历史,历代不乏开创伟业的君主帝王,但他们屡屡从艰苦创业、励精图治而走向贪图逸乐、腐败衰亡。像秦朝、隋朝开国皇帝也都历尽艰辛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却又都在儿孙辈的挥霍中转瞬而亡;太平天国从声势遍及半个中国,到后期腐败混乱、自相残杀;八旗子弟从马上威武得天下,到只知吃喝享乐,无不走上由勤而惰、由盛转衰的老路。有关历代王朝存亡兴衰之道众说纷纭:外敌入侵说、精神懈怠说、腐朽堕落说、改革失败说、人民起义说等等。除外敌入侵外,所有都与执政主体阶级局限、贪污腐败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始终如一地谦虚谨慎,始终如一地艰苦奋斗。败,固要不馁;胜,尤需不骄。自我膨胀,享乐成风,毁的不只是一个李自成。秦以"骄"亡,隋以"奢"败,汉以"俭"兴,唐以"勤"强,无不验证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揭示了"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的至理。此外,战争年代,一些同志也曾因骄傲自满而多次致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正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毛泽东同志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关头,向全党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历史,并有很深的造诣。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以史为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尤其注重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进行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用来指导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若干具有代表意义的农民起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他研究得最多、最深刻的是李自成起义。早在1926年,毛泽东给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讲课时就提到,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木土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1944年,毛泽东仔细地研读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写的关于李自成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不但指出了书中的具体缺点,还写信问候作者。为了克服党内因抗战胜利而产生的骄傲情绪,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用古代农民起义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典型例证。
"两个务必"思想,是对优秀民族精神继承和总结基础上的发展与升华。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两个务必"将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传统美德从封建社会道德体系中剥离出来,摈弃了其中为封建王朝、为封建社会秩序服务以及其中狭隘的小农意识等历史局限性,将其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共产党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第二,使其超越了古代社会个体人格修养的狭隘范畴,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要求从关乎革命成败、国家兴亡、执政党是否能得到人民拥护的高度提出来,使其成为凝聚全党继续前进的有力思想武器。可以说,"两个务必"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本色,又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升华和发展。
二、"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总书记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及人民政权长治久安的角度,高调评价"两个务必",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都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实践看,践行"两个务必",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个务必"提倡的宗旨意识和执政理念,是保持党思想上先进和纯洁的前提条件。对一个政党来说,能不能在思想上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从延安整风"思想上入党"的洗礼到"两个务必"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都体现并强化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实践证明,要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事业中,都必须时刻坚持艰苦奋斗作风,做到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否则,为人民服务就会成为空谈。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二者统一于党的根本宗旨的不断实现之中,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程中,统一于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征程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两个务必"是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必然地要求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政治倾向。而"两个务必"又是群众路线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作风保证。因此,牢记"两个务必"是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在情感上"亲民",在行动上"为民",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来告诫全党,来郑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因为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党内、军内逐渐暴露出一些错误思想和不良情绪,如果任由这些错误思想和不良情绪滋长,必将危及党的事业。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就是要求广大党员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党的纲领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要求。
"两个务必"涵盖的党的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政党作风先进和纯洁的集中表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体现在作风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坚持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如何应对今后的执政考验。"两个务必",不仅保证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继续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两个务必",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居功而自傲,不因环境改变而贪图享乐,不因生活改善而不思进取,永远虚心地向群众学习,永远秉承为人民服务宗旨,我们党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在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同时,永葆青春活力,在实现伟大理想的征程上不断前进。
三、"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极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只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才能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党必须长期战斗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偏远农村,同时处于强大敌人的残酷"围剿"之中。在这种独特的客观环境下,党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引向成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开始培育起来的。井岗山根据地地处山区,交通极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红军后勤供给十分艰难,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面对这种艰苦环境,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所持的态度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为了建设一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中,深刻批判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批判了不愿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的不正确思想。1934年1月,在江西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这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在国家财政方面的具体体现。
在长征途中,红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用壮丽的诗篇对这种伟大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成为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毛泽东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指明了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他身先士卒,带头开荒种地和学习纺纱。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都以身作则,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尤其是三五九旅把往日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边区党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了严重困难和强大的敌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课,他讲政治、讲经济、讲军事、讲历史,艰苦奋斗是他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使来自大后方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并且在当时的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毛泽东把艰苦奋斗作风提高到党的历史经验高度在全党大力提倡,成为其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胜利后,靠什么巩固政权,靠什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向全党发出了号召。
艰苦奋斗的作风与谦虚谨慎的思想是密切相连的,没有谦虚谨慎的思想就不可能有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最终成为"两个务必"内容之一。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培养红军干部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经常批评某些官兵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的不良倾向。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对谦虚谨慎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夺取抗战胜利,毛泽东教导每个共产党都要刻苦读书,认真研究中国抗战实际情况。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团结党外人士投入抗战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把谦虚谨慎确定为处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指导思想之一。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谦虚谨慎、胸怀若谷的风范跃然纸上。
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真正走向成熟是在七大前后。当时抗战接近胜利,党内骄傲情绪有所抬头。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强大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就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
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骄傲与急躁的辩证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保持谦虚谨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式上做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演:"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谦虚谨慎的号召,把坚持谦虚谨慎确定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方针。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党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加强党内、党外团结,战胜敌人的方针,为抗战指明了方向。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不断成熟,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成为"两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被提高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号召,这是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
四、"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克难履险的重要法宝。"两个务必"的实质,就是不要忘记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
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必须弘扬艰苦奋斗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的民族;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进步的国家;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也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政党。艰苦奋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再到西柏坡新中国的筹建,无不体现和贯穿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实践证明,只要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就能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就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贪图享乐,就必然脱离群众,最终也必然被群众抛弃。
艰苦奋斗没有时限,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始终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坚持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艰苦奋斗仍然是当代共产党人必备的政治品德,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严明党纪政纪,坚决遏制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率先垂范,自觉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
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必须做到清正廉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虽然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与消极腐败现象格格不入,但如何让共产党人执政以后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却一直是毛泽东思考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全党敲响警钟,郑重提出的"两个务必",就成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成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以来,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一些党员干部未能过关,甚至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如果任腐败现象蔓延,我们党就会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必须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论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还是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都是我们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也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和必然结果。西柏坡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坚持群众路线最好的时期之一,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牢牢抓住了关系最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并且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最大限度地满足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正因如此,才有了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改善,才有了"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感人场面。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对党的殷切期待,就是党的奋斗动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就是党的努力方向。作为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做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妥善处理群众诉求,在坚持依法办事的同时,要在感情上和群众融为一体,与群众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以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的方式做好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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