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风景

    回头看，除了无法逃避的“文革”，齐康的人生还算平顺，甚至可以说单一。如果只从大的方面说，他此生只做了两件事：设计和教学。这既可以理解为他一直在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他一方面从事着建筑设计的实践工作，一方面从事着为国家培养建筑设计人才的教育工作。

    梳理齐康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几乎没有脱离过学校。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甚至没有像他的父亲、像他的几位恩师那样出国喝洋墨水。从学校到学校，必然使他对学校、对学生，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充满感情。

    他曾说，学建筑要从娃娃抓起。这个思想来源于他把建筑当作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而艺术素养的提高是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儿童热爱艺术，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世界上的名雕塑、名建筑、名广场、名城市，于无形中成为一个有建筑文化修养的人。这一直是他的一个祈盼。

    他还说，没有比培养学生更重要的。这自然是因为年轻人是未来，同时从教学相长的角度看，他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的对象，他从他们身上体味感悟。他规劝他们不要过早地离开老师，因为他们毕竟缺乏专业本身的实践，更缺乏社会经验；他也告诫自己不要轻视学生，因为他们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创新。

    没有离开过学校的齐康不可能没有一批学府建筑作品。

    1．对景：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图书馆

    在大规模扩大招生的背景下，大学随之大规模扩建。南京的东南大学本部在市中心，范围被限定无法扩展，新校区便被安在了城郊的江宁区九龙湖畔，俗称“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作为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的首席建筑师，齐康参与了新校区图书馆的设计工作。

    大学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也是学习资源中心，因此被认为是学习的中心、学校的心脏，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大学教育。郭沫若就曾说过：“办好图书馆就等于办好了大学的一半。”图书馆功能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承担着建筑的标志性地位的重任。

    既然如此，图书馆的位置显得十分重要。齐康自然对我国众多的建筑群了然于胸，比如北京故宫、山东孔庙，故宫的中心是太和殿、孔庙的中心是大成殿，而太和殿、大成殿处于故宫、孔庙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以显其突出地位。不用说，图书馆当然也应该把它放在一进校门的中心显著位置。

    齐康设计的九龙湖校区图书馆位于校区中央中心圆环北侧，它的南面是校区中心广场，四周是各院系及公共教学楼，也就是说，四周的建筑将图书馆形成围合，而图书馆处于建筑群轴线的中端，既突出其地位，也便于使用。

    由于图书馆在新校区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所以它的总平面设计充分考虑到校园总体规划布置及校园空间概念的设计，采用南北、东西双向中轴对称对景的布置形式呈“口口”形，建筑为五层高，中央为大厅和各层检索，在“口口”的两侧为报告厅、会议室和电子阅览室。

    建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是建筑设计的基本规律。出于这样的考虑，图书馆只设计了24米高，这样不太高的高度很难在建筑的造型设计上有更多的变化。为此，齐康采用了柱廊、垂直挂板、垂直窗、垂直线条等元素，特别是在檐口上方又采用长方空格的女儿墙，以展示“高耸”的视觉效果。

    馆前大台阶和馆前广场是齐康环境设计的主要着笔之处：分层的台阶由大至小，有一种导向性；转角的台阶挡墙开个小口，空透而有灵气。

    广场前设有半圆形水池，以草坪围合。“围合”始终是齐康设计中的一个关键词。

    齐康曾这样概括过他的设计构思：“考虑到九龙湖校区总体建筑风格，以及图书馆作为校区中心建筑的需要，在建筑造型上，图书馆对传统文脉、时代精神及文化特征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首先，建筑采用了传统经典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形式，基座、双柱、檐口三部分形成良好的比例关系。其次，建筑采用同一色（灰蓝色）坡屋顶，以取得既与周边院系建筑群及公共教学楼形式上的呼应又突出于群体。同时，建筑又以强烈的虚实对比、体块的穿插产生强烈的时代感及庄重严肃的形象特征。”

    细节仍然是齐康重点关注的：汽车可以直接由一层进入建筑的主入口，这个坡道同时兼具残疾人通道的功能；台阶高，但不足以让行人行走困难；中央大厅宽大但不失比例协调。预留空间，是他的一大创新。比如，在大厅楼梯口两侧可以看到两个庭院，均能看到弧形照壁。必要时，在庭院里可以召开学术研讨会和读书会。

    也就是说，图书馆在大学里的特殊地位、不可或缺的功能，齐康在设计时都兼顾到了；在与周边环境融合的同时，他也没有忽略时代感；在尊重图书馆设计传统时，他没有放弃创新。

    2．组合：青岛理工大学图书科技楼

    与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是全新的校区不同，青岛理工大学校区是个一直在用的老校区。新校区的建筑从无到有，设计上可以尽情发挥，图书馆的设计条条框框限制也就比较少；老校区的建筑群因为历史的遗留，风格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下重新规划设计一个新建筑，必然牵涉到融入和组合的问题。

    2002年11月，齐康接到为青岛理工大学设计图书科技楼的任务。这个任务似乎有点儿“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味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理工大学校区区域面积狭小，地形坡度又陡，建筑密度较大。这样的地方给予图书科技楼的规划占地当然很小。如何在小块地方设计一个功能完备、风格独立但又与周边老建筑群环境相融合相统一的建筑，是摆在齐康面前的一个问题。

    既然如此，齐康首先要了解的必然是原有建筑群的特点。这很重要，否则他不能确立他要设计的图书科技楼的风格。所谓图书科技楼，是包含一个图书馆、一个科技楼、一个容纳300人的报告厅。要了解建筑群的特点，又必然要从建筑的基本要素入手。“基本要素”包括“核”、“轴”、“群”。

    核，是中心，社会活动的中心，其中有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商贸活动、科技学术活动，它具有特定的地位。从城市方面来说，比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南京的夫子庙等，就是这个城市的核。

    就青岛理工大学而言，图书馆和行政办公楼由于它们的地位和功能的重要性，应该成为一个核。原来的图书馆和行政办公楼在另一个区域内，与教学楼隔了一条马路，虽然相距不远，但造成了人流的分散。新的图书科技楼一旦建成，必然使人流大量集中于此，从而形成新的核，而对旧的核造成冲击。

    轴，起的是组织作用和控制作用，它对建筑群和城市而言是一种发展方向，起着引导作用。

    齐康很清醒地意识到，新的图书科技楼不能依托原有的轴，否则，就新楼最大、最高、最先进、最现代的特征而言，必将形成失衡的态势。只有将新楼重塑为新的轴——事实上，它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核而成为新的核——才能建立起与原轴体系相协调的新的轴线关系。

    群，是人居住、工作、生产、休息的集合。

    校园内原有的建筑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建筑群，新的图书科技楼的建成，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与原来的建筑群既要有联系，又要有分割，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

    确立了基本原则后，齐康下一步的工作便是构思设计方案。由于地形呈陡坡状，他和他的团队将报告厅、图书馆、科技楼这三大功能板块依次由西向东排列，渐次升高，最高的科技楼位于最东侧，邻近城市的山东路，融入城市环境中，成为标志性建筑。

    从功能上说，虽然有三个板块，但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不可能将它们分开布局，只能融于一体。最西侧是半地下的报告厅，它的屋顶平台便是图书馆的主入口；门厅的中央有一个采光天井，天井内又依地形设计了坡道，下坡可达科技楼的门厅，上坡可达科技楼的二层。

    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巧妙利用错落地形，将一个全新的建筑合理地“嵌”入旧有建筑群中，既与它们融合又事实形成一个新的核，新的轴，新的群，不能不说齐康的设计精巧而别具匠心。

    3．交往空间：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成为所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是由图书馆的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在齐康的学府建筑中，图书馆的设计工程有不少，除了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图书馆、青岛理工大学图书馆以外，还有大连水产学院文夫图书馆、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等。

    做任何事都不会一帆风顺，齐康的设计工作也是如此。在为大连理工大学设计伯川图书馆时，他就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

    首先的困难是地点难选。一般来说，因为承载着标志性建筑的重任，图书馆的选址多半会选在进入学校后不远处面对大门的地方。按理说，伯川图书馆也应如此，但齐康发现，这个学校进门处有一个存留了几十年的林荫道，往后走，还有一个毛泽东塑像。也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必须在道和像之间。如果不将林荫道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个大型图书馆。移动林荫道，势必牵涉到移树。移树！非议便来了。

    伯川图书馆的设计采用了“发动群众”的方式，这在齐康的职业生涯里是较为罕见的。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张贴在公告栏里供所有人评头论足，从院士到教师到学生到普通职员，人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当时，齐康设计了5种方案，在他看来，最切实可行的方案便是移树把林荫道换个位置，但也就是这个方案引来的争议最多。树怎么移？位置如何换？都是问题。

    在全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齐康用粗粗的马克笔画了个大的分析图，细致讲解，当然也比较了5种方案的优劣，以及他最终取“移树”这个方案的原因，等等，总算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意。

    当然，这个设计方案最终还需要得到教委基建部门聘请的专家评审通过。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来自清华的图书馆专家对设计方案中在图书馆馆舍内预留了大量的空间很不认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空间被齐康称为“交往空间”。在齐康看来，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对书，还有人对人。

    交往空间的提法，并非齐康首创。在国外，很多图书馆的交往空间占了整个空间的十分之一。中外建筑理念存在差异，本土建筑师遵从的是最大限度利用空间，而西方建筑师更愿意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显然，齐康善于接受新思想，并将此用于实践。

    当齐康的合作伙伴告诉他因为交往空间的问题方案还需要研究时，齐康气了，立即以电传的方式向专家组再次表达了他的意见，态度有些强硬，他甚至质问：“什么叫跨世纪？”他直言：“跨世纪就是要留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方案最终获批。

    在大连理工大学50年校庆时，齐康遇到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朱开轩对他说：“您设计的图书馆很好，没有这座建筑怎么欢迎国内外的校友呢？”后来，这个设计获得2000年教育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大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图书馆建筑当然只是齐康学府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图书馆，教学楼是另外一个重要部分。由他参与设计的教学楼有南京农业大学主楼、逸夫教学楼、第四教学楼，南京矿业大学教学楼，徐州师范大学教学主楼群，徐州工程学院教学主楼，盐城工学院教学主楼等，另外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楼，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逸夫科技馆、综合楼，徐州工程学院体育馆等。当他的母校金陵中学迎来百年校庆时，他精心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从留校任教到年逾八旬，齐康经历了建筑学教育的种种变革。解放初，学习美国的新建筑技术和方法，强调多做设计；之后，转向苏联的建筑教学模式，一个学期只做一个设计；1958年“大跃进”后，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筑教育也是如此，主张走出校门，到工厂、到农村做规划设计，却忽略建筑理论；六十年代初，将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并入建筑课程中，而减少了文化、历史、美术等课程，又学清华，将4年制升为5年制，有的甚至采用6年制；“文革”时，建筑学被大范围取消，只保留了清华和东大两个学校的建筑系，却并入了土木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各校建筑系才逐渐恢复并走向正轨。

    一辈子从事建筑学教育的齐康不断告诫自己要忠于教育，对于他来说，中年时忠于教育就是教好本科生；老年时忠于教育就是带好研究生。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跟他读大学时遇到的几位良师有很大关系，从他们的身上，他充分吮吸了建筑学知识，也从他们身上，他感受到了为人师表的神圣。

    要说良师，齐康的父亲齐兆昌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第一个。甚至说，原本想学医，又想学画的齐康最终选择建筑学，跟他的父亲很有关系。

    4．父亲齐兆昌：拉贝的助手

    齐康的伯祖父曾任城廓镇守使（相当于城防司令），与弟弟——齐康的祖父关系很坏，他一直不满弟弟终日无所事事，矛盾越积越深，终于手足反目，齐康的祖父竟被哥哥赶了出来，流落到杭州，做了一个刻字工匠，齐康因此说祖父是他们家的“第一代工人阶级”。祖母靠给人家缝补浆洗衣服贴补家用。生活虽然艰难，但夫妻俩却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读书，他们给儿子取名“兆昌”，也应是寄寓了齐家重振、兴旺昌盛的希望。祖父常说的一句话，一直影响到齐康这一代，这句话便是，“人人要脸，树树要皮，为人要争气”。

    齐兆昌生于1892年6月14日，7岁开始读私塾，一读就是7年，之后到杭州育英书院半工半读。育英书院的前身为宁波崇信义塾，英文名BoysBoardingSchool，直译为男孩寄膳（宿）学校，是一所小学程度的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于1845年创办。1867年该校从宁波迁到杭州，更名为育英义塾，英文名为PresbyterainBoysSchool，直译为长老会男孩学校，但“长老会”后部的音节中有近于“育英”的读音，名从此来。1897年更名为杭州育英书院，英文名为HangchowPresbyterianCollege，学校性质变为从中等教育连接高等教育。

    齐兆昌在育英书院用4年时间（1906—1910）读完中学之后，又继续在该校以半工半读的形式接受高等教育。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已由美国北长老会与南长老会共组学校董事会，并迁入新校址，正式更名为之江大学，英文名为HangchowChristianCollege，直译为杭州基督教学院。

    1914年7月齐兆昌毕业后，留校作工程助理员；1915年离开学校，到裴克尔工程师事务所任练习工程师，该事务所在杭州与南昌均有办事处；1918年又到江西庐山工程局担任工程师；可能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湖南沅江种福院测量队队长、美国波士顿爱佛拉建筑公司副工程师等。

    1919年，齐兆昌赴美国留学，在北俄亥俄州大学攻读土木工程，1921年获学士学位后，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公路工程专业。齐兆昌在美国，也都是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1922年学成归国，在上海一所工程事务所工作。

    齐兆昌由他一直所受的西方教育——从就读于国内的洋人办的学校到出国留学深造——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在工程设计与建造方面拥有系统的西方专业教育学历的工程师，又因他自小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最初的工作经历也多半未脱离教会关系，这使他得以有机会设计了许多建筑。

    比如，南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圣公会礼拜堂——位于太平南路396号的圣保罗教堂，就是他应美籍传教士季盟济的邀请设计的。季盟济1909年来到南京，3年后购得圣保罗教堂的土地使用权，开始建造教堂。几年以后他回国探亲时，又得到了一位贵妇人的资助，于是请齐兆昌设计监造，把他1913年建造的一座小礼拜堂扩地重建。

    教堂1922年开工，由陈明记营造厂承建，次年6月竣工开堂，由大礼拜堂、钟楼、神职人员宿舍及伙房组成，是南京最大的基督教礼堂。工程造价用银4万8千两，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呈现欧洲乡村教堂式样，显得朴素典雅。大礼拜堂为砖木结构，局部高三层，外墙上部为青砖，下部为明代城墙砖。

    当时齐兆昌尚未到金陵大学工作，还是上海北长老会建筑事务所的一名工程师，他在南京圣保罗教堂正式对外开堂两个月后，即1923年9月，就职于金陵大学工程室（校产组），任工程师兼农业工程系教授。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金陵大学。

    1926年，齐兆昌设计了金陵大学东大楼（理学院），当时称“科学馆”，仍由陈明记营造厂负责施工。大楼设计采用中国北方官式建筑形式，歇山顶，覆以灰色筒瓦，屋顶脊中加脊，中部高耸，大门门套突出。外墙为青砖砌筑，素灰勾缝。该楼进深较大，窗户较小，显得封闭稳重。建筑面积达3905平方米，呈长方形，内廊式布局，共4层，地上三层，地下一层，为砖木结构，是金陵大学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除此之外，齐兆昌还设计有金陵大学小礼堂、天干地支楼、金陵女子大学宿舍楼、中华护士会会所等建筑。

    中华护士会会所大概是抗战爆发前齐兆昌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日军的铁蹄敲碎了无数中国人的梦，打破了无数中国人的正常生活，无数的中国人不得不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改过一种他们完全想不到的、任宝贵的人生时光无端地浪费在无尽的灾难与危险中的生活。齐兆昌自然也不例外，事业被迫中止了，时当壮年精力旺盛，正是出作品出成果的大好季节，却由康庄大道拐上了一条险象环生、布满荆棘的山路。

    卢沟桥一声炮响，久病积弱的古老中国的沉重大门被邻家小贼蛮横推开。华北首先沦陷，华东随即危在旦夕。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大战，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沦陷，史称“淞沪会战”。同日，政府宣布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将首都及其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重庆。

    唇亡齿寒，上海沦陷，南京势必不保。好在淞沪会战耗时持久，为南京的党政机关、工商企业以及学校转移大后方，争取了时间。

    在内迁的滚滚洪流中，就有金陵大学的师生们，他们的步履还是有些急急忙忙，其原因一是举校西迁，非同小可；二是对于是否内迁，各方意见不一。校内的一些美国传教士认为，即便南京陷落，金陵大学有美国大使馆庇护，日本人不会、也不敢拿学校怎么样，金陵大学将照常运转。教育部也觉得如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公立学校的去留。

    金陵大学是否内迁，意见既然不一，校方稍一迟疑，准备时间不足，自然临时就匆忙了。事实上尽管上海那边打得昏天黑地，胜败难料，但金陵大学还是在10月上旬宣布正式上课了！

    到了10月下旬，形势愈加不妙，日机不时飞临南京进行空袭，飞行的巨大噪音和炸弹的爆炸声仿佛要撕裂人们的耳膜。南京城内人心惶惶，到处是逃往别处和正欲逃往别处的人，同时也有别处的难民逃到南京来。

    金陵大学虽然教学依旧按部就班，但师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校外的紧张空气在校内也逐渐弥漫开来，师生对于美国大使馆的信任，并不足以坚持他们认为学校肯定不会遭到兵燹的信心，教育部在这时又忽然通知金陵大学，立即闭校停课。学校这才决定内迁，师生分期分批启程赴四川成都。

    学校迁移，虽然当时不知归日何日，但总可以肯定是临时的，何况学校还有许多动产不动产无法带走或马上处理掉，所以需要人留下来守护。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那段时间的工作之一就是做此项安排。

    那天他见了本校历史系主任、美国人贝茨教授，简短地谈了一下学校的情况，跟他说学校大队人马迁走后，将成立一个由留守人员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因为时间紧急，没有细谈，过后他打电报给贝茨，请他担任紧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告诉他，委员会将由西方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而且建议贝茨从委员中选几人成立执行委员会。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个委员会叫“应变委员会”，除了贝茨（1938年1月，贝茨被金陵大学董事会任命为副校长）任主席外，委员由3个西方人和3个中国人组成，他们是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L.C.Smythe）、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林查理（C.H.Riggs）、金陵大学医院医生特里默（C.S.Trimmer）、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陈嵘、金陵大学事物处职员顾俊人，还有一个便是时任金陵大学工程处兼校产管理处主任的齐兆昌。

    上海沦陷后，南京危在旦夕。随着日军步步逼近南京，从前线溃败下来的中国军队以及外地难民不断拥入南京，一旦南京城沦陷，来不及或无法撤离的数十万市民势必落入敌手，届时如何对他们有所保护，时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兼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的杭立武，邀请了一些为教会或从商的美、德、英等外籍人士，于1937年11月中旬，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取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由德国人拉贝担任，贝茨参与发起，也是最后一任主席。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南京人的噩梦开始了，对于还肩负护校责任的齐兆昌等人来说，巨大的考验也开始了。

    总的来说，日军对在南京的美国人要比对中国人总还有些顾忌，但尽管如此，在日军完全失掉军纪管束的混乱状态下，美国人遭日军侵害的事件不断发生，贝茨就曾在一天晚上被喝醉的日本兵从床上拖起来，隔了一天又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日本兵用手枪威胁，他的家曾遭4次抢劫；林查理有天晚上在住所附近被日本兵用刺刀威胁。美国人尚且如此，齐兆昌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就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当天晚上，齐兆昌与林查理等人晚饭后从金陵大学另一位外籍教师伊立克家出来，齐兆昌不放心，一人走到学校大门口去看看情况。不一会儿林查理就接到齐兆昌的求救电话，原来他被日本兵扣住了。林查理赶紧赶过去，看见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一个路过的百姓，正在盘问齐兆昌。原来齐兆昌胳膊上佩戴着大学臂章，日本兵觉得可疑。林查理诳说齐兆昌是他的仆人，请他们放他与他一同回家。说了半天，日本兵才勉强放了人。为了防止再出意外，当晚齐兆昌未回自己住处，而是睡在了林查理那里。

    美国传教士、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吴生（GeorgeAshmoreFitch）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记道：日本行刑队就在附近大行杀戮，那天他听到有上百次枪声；他看见一个池塘里有50具被杀的尸体；晚上金陵大学的大门一再被日本兵撞开，门卫被刺刀威胁；他与同事刚解救了被一个醉酒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的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又忙着把正在齐兆昌家里要强奸妇女的日本兵赶走。

    可见齐兆昌当时的处境是如何恶劣。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在离校西行前后，曾一再叮嘱留守人员，希望他们把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保护校舍更重要，千万不要冒生命危险。可是齐兆昌与其他留守人员在危险降临时，却都没有想到退缩，都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保全看得比保护学校重要。

    安全区委员会把东至金陵大学、西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至鼓楼、山西路，南至新街口这么个范围划为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在区内设立了20多个难民收容所。随着大批难民拥入，委员会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为难民提供食宿，解救妇女，到日本大使馆提抗议，通过国外媒体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南京大屠杀的祸首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齐兆昌成为拉贝与贝茨的得力助手，许多繁难、危险的具体工作都是他去做的。闲置的大学校园当然是理想的收容所，金陵大学各校区系所都派上了用场，设立了五六个收容所。齐兆昌除了担任学生宿舍收容所的所长外，还与贝茨、陈嵘共同总负责金陵大学各收容所。

    1937年12月下旬，齐兆昌向安全区汇报他的收容所所收难民，列了一个名单，包括金陵大学的仆人，达1万多人。到次年元月上旬，人数有所减少，也还有7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而整个金陵大学在那期间，一共收容了近3万人！

    当市面上稍稍稳定后，齐兆昌与陈嵘等人在金陵大学北大楼举办了“金大难民自修团”，组织难民上课。授课内容包括体育、算术、日语、英语、国语、音乐、圣经等。有的教师授课是拿报酬的，而齐兆昌则是义务授课，分文不取。

    难民自修团后改为金陵补习学校，又更名为鼓楼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城内形势更加恶劣，驻宁日军悍然接管了金陵大学的全部校产，1942年8月，伪中央大学接收金陵大学，贝茨、史迈士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齐兆昌等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他与陈嵘不得不把鼓楼中学迁往金陵中学校址，更名为私立同伦中学，齐兆昌任教务主任（校长陈嵘）。他们办学的目的是使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有书可读，也解决了金陵大学与金陵中学部分教职员的生计，事实上也维系了金陵中学的学脉。

    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齐兆昌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的一天。当金陵大学回迁，当师生们返回校园时，发现齐兆昌已将金陵大学所有的校舍包括家属住宅修整一新，笑眯眯地迎接大家回家了。

    194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表彰贝茨、史迈士、林查理3位在南京沦陷期间“不避艰险，留居南京，举办难民安全区，救助难民，厥绩至伟”，特各授予“景星勋章”一枚；授予齐兆昌等人“胜利勋章”。

    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部分系科组成新的南京大学，齐兆昌也就随入南京大学，任工务科主任。

    可惜的是，只4年之后，1956年1月21日晚，齐兆昌因骨癌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64岁。他是1953年3月发现患有癌症的。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最初发现病情时，还时常为设计忙到深更半夜。他平常就很注意生活，注意身体，烟酒不沾，经常锻炼，在病榻上也设法多活动，他不相信自己就此躺下，所以对同事说：“我一定会好的，我还要工作几年。”他甚至买了一架推车，预备将来在推车上工作。

    他早年读书，受惠于教会，出于感恩与宗教信仰，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并立誓终身为教会服务。所以进了金陵大学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他对学校充满热爱。在医院里，每当治疗间隙，或病势减轻时，他就喜欢到校园里转一转。再往后不得不卧床了，他还心里惦记着学校，侧耳听着校园传来的上课下课的钟声。有一次他对前去探望的同事关照说：“打钟时，开始不要打得太急太响，那样会把钟敲坏的。最好是先缓后急，逐渐加重。”

    与从事设计工作有关，齐兆昌的字写得相当好，规整中有秀逸，可是到了1955年他填写简历表时，字已写得大不如前，形如出自儿童之手，可见那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5．考上了大学

    仅就战争而言，齐康这一代人都经历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一次是国共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

    抗战胜利那年，齐康刚刚结束两年的自学考入金陵中学。他还记得，有几天，在金中所在的中山路上，几个年少的日本小兵，拖着个皮鞋，有气无力地唱着日本军歌，歌声中透出无限凄凉。他还曾看到过美国战斗机在头顶上盘旋，而日本飞机已无力还击。金中的校园里德国人的马术表演已经不见了踪影。齐康家有个4管收音机，晚上，他蒙在被子里收听战况。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了两颗原子弹的消息，他就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然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了。那一天，金中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一个日本军官站在主席台上宣读天皇诏书，宣布投降。接着，一个个曾经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排着队依次默默地把已经擦得锃亮的长枪放在台前，转身离去。中国军官受降。一个日军军官当场举刀剖腹自杀，死在大家的眼前。很快，尸体被抬走了。看着这一幕，此时的齐康想起了一年前的一次出殡。

    出殡的是汪精卫——他死在日本，被运回南京安葬——也是在金中面前的中山路上。那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路两边已挤满了围观的民众，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神情严肃。齐康和二哥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

    不久，一支队伍浩浩荡荡由远及近。因个子小而坐在高高的街河桥栏杆上的齐康看得很清楚：最前面的是日本马队，随后是汪伪军，一辆隶属于汪精卫的炮车后面跟着一批汪伪官员，有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还有陈公博等，接着便是穿着黑衣服的10个人抬着的棺材。出殡队伍一路往东，穿过中山门，来到梅花山，这里便是汪精卫的安葬地（抗战胜利后墓地被炸毁）。

    胜利之初，南京一片混乱，先是一批汪伪军进驻金陵中学接管学校，齐家被赶到四方城居住。之后，蒋介石自重庆返回南京。表面上看，南京城一时欢歌笑语，事实上仍不太平，今天来人说是“天上飞下来的接管大员”，明天又来人说是“地下爬出来的工作人员”，等等，老百姓一头雾水。终于，重庆来人正式接管了金陵中学，并将校名由“同伦中学”改回“金陵中学”，这才算安稳了下来。齐家也由四方城搬到了齐兆昌所在的金陵大学。

    很快，天下又不太平，内战爆发。日子随着战争而越过越糟，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政治上愈加不得人心，经济愈加不景气，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齐康看到父亲拿回来的工资几乎要用麻袋装。这时候，他们都意识到，盼来盼去终于盼到赶跑了日本鬼子，却只是“从一只黑手换上另一只黑手”（齐康语）。

    1949年4月初，南京城内已经能听到从江北传来的炮声，渐渐地，炮声越来越密集，有时一整夜几乎隔几秒钟就能看到一片火光一声炮响。23日那天，齐康看到，离金陵大学不远处的木结构穹顶的国民党司法部被焚毁，国民党兵纷纷逃散。他知道，又要“变天”了。当夜，解放军进城，南京解放。

    尽管人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但对共产党毕竟也不太了解。有一天，齐康的母亲急急忙忙到学校找他，见到他后一把拉住他的手，语气急促地说：“快回家，快回家，不要让他们把你抓去当壮丁。”

    此时齐康面临的不是抓壮丁，而是考大学。

    金陵中学是所名校，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俗语，“要用功进金中，吊儿郎当进东方”，可见学校浓郁的学习气氛。学生读书都很用功，齐康不例外，甚至更用功，更用功的结果是他的成绩相当好，高中3年总成绩排在第五位。按规定，他这样的成绩可以不用参加高考而被保送进入金陵大学。但是，齐康不满意，不满意的不是学校本身，而是专业，化工系——他一向不喜欢化学。

    当时，对于齐康的未来，家人有3种不同意见：一是进入军政大学，像他的二哥一样投身革命；二是学医，像他的表姐、表姐夫那样成为医生；三是学建筑，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个建筑工程师。在齐康自己内心，还潜藏着第四种选择，那就是学习绘画。

    齐康认真比较了这4种选择：从政，从来不是他的理想。他的个性感性、细腻、单纯，不懂圆滑，专业技术性强的工作似乎更适合他。学医，这倒是他非常乐意的。这个职业神圣，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救死扶伤会很有成就感。但是，报考医科，化学成绩相当重要，而有些偏科的他偏偏对化学最头疼。学画，尽管这是他的最爱，但考虑到毕业后不太好找工作，所以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了。

    剩下的，也就是建筑专业了。因为金陵大学没有建筑系，所以齐康报考的是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建筑系。他的确最适合学建筑，一来从遗传学的角度，他应该有此天分；二来学建筑要求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而画画是他自小的爱好，也学了很多年的画。事实上，入学考试时，学生被要求对着一个花盆写生，他很顺利地通过了；三来他有不错的艺术素养。更重要的是，考建筑系不用考化学，这最合他心意。

    发榜那天，齐康没有去看榜，结果还是他在南京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的姑夫转告他的。没有悬念，他被录取了，成绩排在第七位。伴随着新中国的礼炮，齐康走进了南京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入校时，他们这个专业，齐康所在的班有8人，大二有6人，大三有3人。一般上课时，高一级的坐前排，低一级的坐后排以便走向自己座位时随时可以观摩师兄们的作业。一直以来，齐康都认为他很幸运，因为在南大建筑系遇到了多达十多位在建筑设计专业成就显著的优秀老师，有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张镛森、刘光华、龙希王、王兰谷、张致中、李汝骅（李剑晨）、范明远、徐中等。其中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占据中国现代建筑史“建筑四杰”中的三个席位（另外一杰是梁思成）。

    在中国建筑设计界，杨廷宝（字仁辉）是个元老级人物，是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之一，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并称“南杨北梁”。他学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官至江苏省副省长。他年长齐康整整30岁，和齐康一样也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也是自幼偏爱绘画。1921年，他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获得过设计方面的大奖。后又赴欧洲考察建筑，1927年回国后组建建筑事务所。早年他的作品，如沈阳车站、沈阳东北大学等，受美国建筑教育从古典转向现代的思潮影响，很有时代特征。之后，他致力于结合中国建筑特点，参与修缮了北京天坛，设计了南京中央体育场、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山陵音乐台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廷宝参与设计了北京和平宾馆，这是他将环境、功能、施工、经济和建筑空间艺术高度融合的代表作品，受到国内外业界的广泛好评。之后，他的作品有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京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民航候机楼等，也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图书馆的设计工程中参与了意见。

    从1940年起，杨廷宝在参与建筑设计实践的同时，开始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从此没有离开过建筑教育的岗位。齐康入学这年，杨廷宝专任建筑系教授，也是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他有深厚的建筑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他曾经留学美国、游学欧洲而见识广眼界开阔，这都使齐康和同学们感觉到能成为他的学生而深感荣幸。

    师从杨廷宝，齐康受益一生，直到今天，他许多建筑学的知识、设计理念、思维，甚至工作态度、教育方法等都无不受了杨师极深的影响。比如，杨廷宝十分强调基本功的训练，要求一丝不苟绝不马虎。初进校门，就连如何裱纸、写字、用笔、使用工具，甚至削铅笔，杨廷宝都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学生们私底下都叫他“杨老板”，几乎没有人没有挨过他的教训，特别对那些浮躁又偷懒的学生，他更加不客气，常斥责：“如果你们马马虎虎，不想认真学习，就趁早转系。想偷懒就不必学建筑了。”

    有一次，一个学生画柱式，背景不是渲染，而是用墨水涂满，杨廷宝看了大为光火。这是齐康第一次看见他发那么大的火。为此，班里紧急召开班会，专门讨论此事，又一张张地画渲染构图。齐康听话又学习勤奋态度认真，因此很得杨廷宝的宠爱，他是少数几个不怎么挨“骂”的学生之一。

    在学习方法上，杨廷宝十分强调调查、测绘、观察。对于基本功，齐康记得，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资料的积累是建筑创作的源泉”。齐康发现，杨廷宝身上常年备有一本小册子、一把小钢尺，小册子用来记录每天的活动，小钢尺用来测量各种尺寸。“尺寸”牵涉到比例问题。讲究比例，也算是建筑师的又一项基本功。

    “留心”一直贯串齐康建筑生涯始终，这也是他从杨廷宝那里学来的。杨廷宝的又一句名言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他自己很留心身边的一切小细节，“不要在室内做只有一级的踏步”就是他留心观察所得，因为只有一级的踏步很容易让人忽略而摔跤。为此，齐康成为建筑师后特别观察了“踏步”，他发现不少建筑的室内都刻着“只有一步”的警示牌。曾经，他在设计一个旅馆时，特意将一级台阶设计成不同颜色，但这仍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是造成客人不慎摔跤。这时，他才体会到老师当初何以那么坚决而不容分说。后来，他也常以此告诫他的学生：“室内踏步，一级不行。”

    齐康有一次在设计一座大楼前的地坪时，想起杨廷宝说过的一句话：“雨天地滑，不宜在室外用磨光花岗石”，于是，他采用了方格网的地坪，仅在分格处用到了磨光石，而且只有20公分，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却不想还是被人以雨天太滑为由加以指责。他这才意识到，设计细节处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从此，每到一处建筑物前，比如，商店、办公楼等，他都留意看一下地面，为了美观，大多都铺的是大理石、花岗石，却在雨天时不得不费心竖一块“小心地滑”的牌子。

    对于尺度的特别关注，也是齐康从杨廷宝那里学来的。杨廷宝常对学生们说：“学校大门8米高，8米是纪念性高度的尺度。踏步32厘米，高12厘米，人会走得很舒服。”他在跟梁思成反复斟酌后，把“proportion”翻译成“比例陪衬”。比例和陪衬的关系是指尺度是相对的。因此，齐康和他的同学总结出，在建筑设计中，在尺度上犯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在受益老师的教导前提下，又经过长期实践，齐康在尺度方面有了自己新的认识和把握。他发现，中国民间的瓦一般是12厘米宽，重重叠叠地盖在屋顶上，有屋脊，有瓦当，都有其功用，然后加以美化，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屋面风格。但福建民居的瓦有40厘米宽的，四川羌族则用的是两三厘米厚、一厘米见方的瓦，所以各地取材不同，尺度也会不同；作用不同，尺度也会不同。

    比如，他在设计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时，并没有采用常见的艺术馆一般在24米的高度（南京的著名建筑中山陵便是如此），而是直接拔高到近50米，为的是突出尊重和敬畏（为了纪念4月23日南京解放，碑体为42.3米）。这时，他理解的尺度具有意义的性质，所以他说：“尺度也是有功能性的。”这可以看作他对尺度的灵活运用。

    除了专业知识，杨廷宝也时时言传身教学生为人道理、处世态度、工作作风，这也是让齐康受益匪浅的重要部分。他曾听杨廷宝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壮志的人，先学剑，不成，后学刀，又不成，最后学医，自以为成，结果自医不成，还是失败。齐康立刻明白，老师是在告诫他，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致志，不能朝三暮四、喜新厌旧。

    留校任教时，杨廷宝曾告诫齐康：一是做学始终；二是能者为师，做平民学者；三是善于总结，培养事半功倍的能力；四是刻苦学习；五是自我启迪。二十世纪60年代，建筑业处于低潮，很多人都很灰心，杨廷宝却鼓励齐康积极参与一些建筑工程的讨论，他说，即使没有设计任务，这样的讨论也能帮助你获取知识。他甚至不主张在没有大设计的时候放弃小设计，他对齐康说：“你如果能将一座厕所设计得好也是很不容易的。”直到今天，齐康始终没有忘记恩师的教诲。

    身为一个建筑师，责任心尤为重要。当齐康也做了老师后，他像他的老师当年对他一样教导他的学生：“学习建筑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因为它要担负起建设社会环境和梳理城市建筑群的重任，甚至还要有地区的情怀，热爱自己的职业。这种责任心对一位优秀的建筑师来说，不只需要职业上的诚信，更需要的是爱国心。”

    “爱国心”，齐康从杨廷宝的身上感受得很真切。有一次师生一同出差，途中杨廷宝感慨道：“为什么一个王朝的灭亡多数是因为腐败，而下一个王朝又不从中吸取教训呢？”走到哪里，他们都非常痛恨当地官员的大吃大喝，面对一桌上千甚至上万的宴席，他们无比痛心。那次两人到上海，为省下一晚上80元的住宿费，借来了两张行军床。

    杨廷宝去世前几年，齐康时常陪伴在左右，那时，虽然老师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他改图，但他总觉得在老师身上有学不完的东西，哪怕老师病倒后感叹一句“我还想走几步”也让他万分感触。

    齐康最得意的几件经典作品，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福建武夷山庄等都是在杨廷宝的指导下完成的，渗透了恩师的设计思想。对于纪念性建筑，齐康遵循的就是杨廷宝惯用的“古典的比例，现代的方法”的设计思路。严师出高徒，有杨廷宝这样的严师，自然有齐康这样的高徒。

    与杨廷宝为学生改设计图习惯顺着学生的思路不同，刘光华老师改图比较活，而童寯老师改图善于把握大局。

    童寯给齐康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对建筑事业执著地热爱。“文革”后期，有人主张取消建筑学，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除非地球不转，否则我下辈子投胎还要学建筑。”晚年，他生病住院时对医生说：“你们打针别打在我的手上，打在我的脚上，不然我完不成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了。”从他的身上，齐康领悟到“精神”二字，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精神’在学习中超过一切。”

    童寯的专长偏向江南古典园林研究，早在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这方面着力了，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园林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他一生著作颇丰，有《新建筑与流派》、《日本近现代建筑》、《苏联建筑》等，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便是《江南园林记》。

    负责教授齐康公共建筑原理的童寯常对学生这样说：“我是个钟，你们要来敲，敲就响（想）。”齐康常在图书馆看见童老师身影，每看到书中有用的段落，他都会记在小纸条上，然后收到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布袋里。在齐康眼里，这个小布袋里藏着的是珍贵的宝藏。

    如果说童寯的《江南园林记》是研究江南园林的开创性著作的话，那么，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因为“是以实地考察、测绘的方式，深入和精致地展开了对江南私家园林的研究，取得了江南园林研究的最高成就”（齐康语）而在全国翻开了研究古典园林的新篇章。

    授课认真、工作敬业、治学严谨是那个时代优秀老师的普遍现象，和杨廷宝、童寯等老师一样，负责中外建筑史课程的刘敦桢也是如此。齐康永远不会忘记，哪怕教室里只有3个学生，刘老师依然像上大课那样认认真真地讲解、一丝不苟地板书，毫不马虎。著书更是如此，杨廷宝曾经赞叹刘敦桢的文章像《古文观止》那样有意味，有余音，而学生们则说刘老师写文章“逐字逐句推敲，有着那‘叮当’的响声”——戏言中有深深的敬意。

    在齐康的印象里，刘敦桢的另一个特点是开拓求进。为了与时俱进，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力图把所学贯彻到建筑学中。比如，在出建筑史的试卷时，他就要求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解释建筑史的发展。他也用此方法撰写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建筑史卷。这部“史卷”被誉为“集中国当时中青年教师、研究人员的大成”（齐康语）。

    齐康对住宅研究产生兴趣、练就了钢笔画的扎实基础都源于刘敦桢。上学的时候，齐康就为刘敦桢的中国住宅建筑研究配插图，他画了许多草稿，许多内容要从德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建筑的《Bushman》中描摹。起初，他对着图片（或照片）画，有些不太适应。有一张画，他画了10稿，每一稿都要拿给刘敦桢看。刘敦桢常常操着浓重的湖南话对他说：“您‘显为’（稍为）排直线一点。”老师批改一次，齐康修正一次，越画越顺手。他画了苏州园林的建筑平面图、庭院图，以及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的样板图。在这过程中，他的钢笔画越画越好，同时也对住宅研究越来越有兴趣。

    大学毕业后，齐康一度是刘敦桢外国建筑史的助教，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刘老师授课时放幻灯片。这套玻璃板的幻灯片是童寯从东北大学南迁时带来的，很珍贵，因此齐康放映的时候也就十分小心谨慎。反复放映，他也就反复观看，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复学习。同时，他又开始画外国建筑史的插图，从原始社会一直画到古罗马建筑。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对西方建筑史了然于胸，更使他对西方建筑手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刘敦桢的勤奋对齐康有很深的影响。1963年，齐康到古巴哈瓦那参加第八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师遇到建筑大家梁思成，谈到刘敦桢时，梁思成感概自己已经远不如刘敦桢了。为此，齐康很诧异。梁思成对他解释说：“我业务上荒于政务，而你的老师做学问就像西餐盘子那样一叠叠向上。”这点，齐康也是认同的。在他看来，刘敦桢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做学问和思考问题上了。

    为《苏州古典园林》画图时，原先，齐康遵从的比例尺是1∶200，刘敦桢要求他改个比例尺。于是，他就按照1∶100画了个草图。刘敦桢认为正式印刷时这样的比例尺效果更好，便决定将所有图的比例尺全部进行修改。所谓“修改”，其实是按照新的比例尺重画，并且重新测量从房屋到园林中山石的相对高度。这意味着工作量增加很多，但齐康从中学习到的是“精益求精”。

    刘敦桢出生于1897年，在他诞辰110周年时，齐康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叫《忆刘老》。在文章的最后，他这样写道：“刘老是我的老老师，他给了我许多难以言表的榜样的力量。回忆他的为人，他的谈吐，他的深思，他的沉默，……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刘老是位正直的学者，他的学风，他为人师表的表现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客观地说，齐康有今天的成就与他师从大师、大师对他极尽所能的扶持有很大关系。杨廷宝带着他一起设计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福建武夷山庄；当他与人合作完成《建筑群的观赏》的论文时，杨廷宝、童寯、刘敦桢三位恩师又仔细研读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甚至要求建筑系其他人都阅读此文，这给了资历尚浅的他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齐康自己也承认，“三位老师都很喜欢我，对我很好。他们给了我很强的基本功，绘画的基本功，设计的基本功。”1982年，杨廷宝去世；第二年，童寯去世；1987年，刘敦桢去世。每个老师去世，齐康都去送行。不仅如此，他们的骨灰都是由他送入骨灰堂的。

    这就难怪齐康常这么说：“老师常使我怀念”。“不要过早地离开老师”也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

    6．毕业留校当助教

    读完大学本科一般来说用时4年，齐康入校时也是预备在学校待4年的。但是，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急需专业人才，根本等不及学校微火慢炖般地培养，大跃进式思维将本科4年制缩短为3年。因此，齐康只读了3年大学就毕业了。那年，高校院系大规模调整，他虽然留了校，但这个“校”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校”了。

    齐康入校时的学校名称是国立南京大学，它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3年之后叫两江师范学堂，1915年又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6年后叫国立东南大学，国民政府成立后叫第四中山大学，一年后又叫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后来，才叫国立南京大学。齐康入学后一年，1950年10月，学校更名为南京大学。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又并入复旦、震旦、同济、齐鲁、中山、浙江、四川等其他高校的部分学科，组建新的综合性大学南京大学，校址由四牌楼搬迁至汉口路金陵大学原址。

    原南京大学的农学院、原金陵大学农学院分出，与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南京农学院（后改称南京农业大学）；原南京大学农学院的森林系、原金陵大学的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后改称南京林业大学）；原南京大学的师范学院、原金陵大学的教育和儿童福利两个系科，加上震旦、岭南等大学的有关系科，以及南京师专合并组建南京师范学院（后改称南京师范大学），校址在宁海路原金陵女子大学原址；原南京大学工学院的水利系与交通、同济、浙江等大学有关系科，加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的水工专修科合并组建华东水利学院（后改称河海大学）。

    与齐康有关的系科调整是原南京大学的工学院与农学院的农业工程系，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加上江南、武汉、浙江、复旦等大学的农化系合并组建了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南京东南大学），校址在四牌楼原南京大学原址。也就是说，他上学上的是南京大学，毕业留校留在了南京工学院。

    原南大建筑系在四牌楼，齐康大一时却住在丁家桥，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生活异常艰苦，天天挤校车挤得透不过气来，吃得只是米粥、稀饭，当然，老师跟他们一样，也不得不两头跑。有一个姓毕的同学为此画过一张漫画，本是率性而为，后来在运动中挨了整，理由当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尽管齐康在大学时的成绩很好——比如有一次考微积分，全班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及格。他甚至颇为得意地对不及格的同学开玩笑：“微积分有什么难的，无论你出什么题，我都能做得出。”——但因为有时过于专注专业，甚或政治运动，他不可避免地还是有所偏科。

    在镇反、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的挤压下，他竟然在一次材料力学的考试中交了白卷，以至于老师很惊讶地问他：“你是对我有意见吗？”他当然说是因为运动之缘故，一再向老师道歉，不得不补考。他请师姐为他补课，狠狠努力了一阵，终于在补考时考了70多分。

    抗美援朝之初，齐康班里的同学心思各有不同，有的当然很积极，有的则有些消极，怕影响学习影响恋爱。当然也有家里人死活不同意参军的，齐康便是其一。他的母亲护儿心切直接跑到学校，对杨廷宝说：“齐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宜参军。”之后的一段日子，同学们总是拿这事儿来取笑他。思想斗争过后，他与全班同学都报了名。当然，都是书生，很难符合上前线的条件。

    那时的学生光专还不行，还要红，又红又专才能被认为全面发展。齐康算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他成绩好专业素质强自不待言，他也是个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当时，学校团委要大力发展青年团员，齐康是校团委组织干事（团委书记是教育家陈鹤琴的女儿陈秀云），响应组织号召，联系发展了80多人，成绩显著。这也从中看出他除了具有建筑设计的天分外，也有相当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相当强的组织领导才能。

    齐康是在1950年4月8日，也就是他入学不到一年的时间，加入共青团的。毕业时，1952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说，在政治上，他是有所追求的。如果非要追寻缘由，那么，从他自己的一段剖白中或许可以找到：

    “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经过一系列苦难的战争的煎熬后，我接受了大学的教育。在这三年里，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想人的转变不如说环境的转变，因为人通常受到周围环境和其他人的行为的影响。我的转变跟组织的教育和当时运动的号召有很大的关系，我看到了共产党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行为。”

    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专，齐康毕业后能够留校任教成为必然。从政治上说，他因为入党早而成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第一任政治辅导员（相当于总支书记）。学生不必说，很多老先生他曾经的老师都成了他政治思想工作的对象。有一次给学生评图，本没有发言权的齐康插了一句嘴，一向爱说俏皮话的刘光华老师立时起身冲着他深鞠一躬，说：“服从于党的领导。”他虽然知道刘老师有开玩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从业务上说，留校之初的齐康担任助教，主要辅佐杨廷宝、张致中教一年级的建筑初步和二年级的设计；还有建筑学，替老师画插图，帮学生改图。无论是建筑历史课，还是建筑设计课，他都认真备课，工作尽心尽力一丝不苟。显然，虽然是助教，但由助教负责的工作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因此，学校又从高年级学生中抽调了一些人为齐康这样的助教充当助教，即助教的助教。

    尽管齐康已经留校当了老师，但他毕竟只有21岁，在学生们的眼里，他和他的助教比他们年长不了多少，还不太适应这样的师生关系，却又不能不把他们当老师，于是私底下便给他们取了不少外号。比如，称经常穿硬质皮鞋的为“亮亮老师”，称个子高的为“长颈鹿老师”，称个子矮的为“小老师”。

    开始做助教，齐康对学生画的图只能辅导不能改，后来，杨廷宝让他改图。每次改图，他在前面改，杨廷宝站在后面看，时时为他的改图做出修正。整个过程，既是学生交作业，也是齐康交作业，也是他在恩师身边继续受教的过程。

    从学生到助教，伴随着身份的变化，齐康的人生角色随之改变，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了，他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师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如何培养建筑人才。“没有比培养学生更重要的”、“没有比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更重要的”，都是他为师数十年的切身感悟。

    他最常跟学生说的一句大实话便是“为人民服务”，他让学生读美国总统林肯的一段演讲词：“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他理解的“民享”即“为人民”。他这样阐释“为人民”：“为人民是宗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最高的价值就是为了人民。”为此，他很喜欢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他要求自己“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人”，他也希望他的学生做这样的人。

    “为人民服务”从齐康的嘴里说出来，其实并不仅仅含有政治意味，而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他受家庭影响和教育所具有的怜悯、舍己、公义、博爱的普世思想的表现。

    在专业上，他常对学生说：“学建筑一定要有城市的知识和理念，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他还告诫学生“一定要在实践中打滚”，“应该经常下工地”，在他看来，要想提高水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他崇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还要有超前的意识、敏锐的洞察力，要了解传统，也要知道新技术。创新，必不可少。

    齐康写过一篇文章，取名《忠于教育》，他理解的“忠于教育”首先在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人为本，更要有一种爱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其次在于“老教师要引导教学科研任务，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从自己做起，当个好教育家，在时代的浪潮中不为物质所惑”，还在于“要使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思想素质要好，勤于学习，勤于教学科研，把心扑在专业和学生身上”。

    自留校任教后，齐康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这也算是他“忠于教育”的表现。如今，他的学生毕业后很多也像他一样一方面从事着建筑设计的实践工作，一方面从事着教书育人的教育工作，还有的在生产单位成为总建筑师，有的在政府部门成为管理人才。“桃李满天下”放在他的身上很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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