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凝固的音乐

    把“文化”作为一个筐，筐里不可能没有建筑。作为文化的一种，建筑有高雅的、通俗的、庸俗的、怪异的等。把“建筑”作为一个篮，篮里不可能没有文化。作为繁多的建筑品种之一，文化建筑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文化和文明进程的载体，其分量自不待言。没有文化的国家不会有生命力，缺了文化建筑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也是不完整的。

    文化建筑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美术馆、大剧院、文化街区等。显然，这样的建筑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而设计这样的文化建筑，建筑师自身的艺术素质、文化修养显得尤为重要。

    齐康的艺术素质前已述及。他从小学画学钢琴，成年后，又师从水彩画家李剑晨。他非常崇拜他们学校的丁大钧，他一直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既是个结构学家，又在诗词和历史知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除了建筑专业书之外，齐康也爱看“闲书”，他认为，即便是小说，它也能让人了解不同时期的风尚习俗、人们心理活动和行为，这对建筑研究便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尽管齐康没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但他利用出国参观开会学习的一切机会了解西方文化，然后进行东西文化的比较。他认为，两者的文化背景与发展历程不一样，西方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逐渐形成了欧洲中心论；东方的建筑蕴含着东方的哲学思想，仅一个故宫便可以涵盖整个东方文化。

    在艺术上自我修炼，在文化上自我提升，齐康的一批文化建筑便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1．约定和突破：苏州丝绸博物馆

    所谓“约定”，即一种固有的社会观念。从建筑方面说，就是社会认同的设计思路。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约定建筑师是应该遵守的。

    那么，体现在苏州丝绸博物馆这个建筑作品中的约定是什么呢？对一个建筑而言，处于城市的什么位置是很重要的。接到任务后的齐康实地去看了一下，发现博物馆的选址在一个即将拆迁的工厂厂房处，有着悠久历史的北寺塔离它不足百米。这座高耸的古塔早已是苏州古城标志性建筑。为了体现与环境相协调，在这样的古建筑旁边设计的新建筑必是复古的、仿古的。这就是约定。

    按照这样的原则，丝绸博物馆的常规设计是“围绕着场地开挖中心水池，而馆的排列则是序馆、古代馆、近现代馆……绕场一周”。类似的南通市纺织博物馆、苏州刺绣博物馆等的设计基本上都是如此。

    齐康当然清楚，这样的约定是时代、科技、文化、设计方法和思路的一种共同的认可，是时代创作的反映，而建筑师作为社会一员不能离开社会观念的约定，更具体地说不能无视管理者、使用者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习惯。但是，如果无原则地遵从约定，那么必然意味着放弃创新和突破。

    此时，齐康需要解决的便是约定和突破的矛盾。

    在落笔设计之前，齐康参观了坐落在清代画家唐伯虎居所的丝绸展览，也观摩了丝绸工人运用传统机械纺织丝绸的过程，然后大量翻阅了有关丝绸、丝绸之路的文献资料。丝绸之路！应该说，凡是涉及“丝绸”的必定绕不开“丝绸之路”。除此，齐康的脑海里还浮现出丝绸女的形象。也就是说，丝绸、丝绸女、丝绸之路是表现“丝绸”这个主题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

    主题的构思是任何创作，当然包括建筑创作的灵魂。从建筑方面说，它的主题必须通过“主从、比例关系，采用陪衬、重点、趣味中心等等相应的设计手法表现出来”（齐康语）。落实在丝绸博物馆这个作品上，齐康以“丝绸之路”为“主”，而这个丝绸之路又以中庭为核心，顺序排列展示丝绸发展的各个部分，即古代馆、手工操作机房、近现代馆、未来馆。主从关系确定后，辅以各种象征符号和标志作为陪衬。

    用“丝绸之路”来贯串，摒弃以往惯用的以水面为中心的庭院布置，转以中庭为中心，就是对“约定”的一种突破。

    建成后的苏州丝绸博物馆，总体建筑是一条斜穿的“丝绸之路”，它以沿街的绸庄作为起点（主入口），穿越序厅，绕过古代馆、蚕房小院、手工操作机房后进入丝绸之路的核心中庭，之后是近现代馆、未来馆，全长70米。

    总体结构之后便是细节设计：

    序厅，主题是嫘姐像（养蚕抽丝的发明人），辅以大幅字画、人物形象的大理石墙面和壁画、黑色花岗石磨光地坪、3米宽石板。

    中庭，因为是核心，所以被重点打造。其内部浓缩了丝绸之路的精华，在老人、小狗、骆驼队的引导下进入。以蔚蓝色的天栅衬托高耸、营造宁静。古城墙面刻有“蚕、桑、丝、帛”四个隶体大字，辅以有关丝绸之路的小故事。水池，象征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梁悬挂着一条中国古船模型，有石塔和石桥，象征着走过千山万水；绿色的地毯象征草原；拱门象征嘉峪关。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沙漠。

    各展厅需要表现得具有时代特征。比如在手工操作机房，使用了简化的民间作坊。简化的意义，按照齐康的解释，那是“点到为止”。这是他受中国京剧舞台简练的道具和演员象征性动作的启发。他说：“这是我们创作设计中许许多多可以提取的艺术表现和东方文化的精髓。”

    建筑除了使用功能之外，更兼审美性。丝绸本就是美的，它柔和、光洁、高贵、轻盈、飘逸，它所具备的美的本质在采桑女、浣纱女、纺织女的身上也很容易找到。齐康如何将其融于其中？他设计了一个长达40米自然弯曲的墙面，它的“悬出墙面”的造型，既符合建筑造型“浮动感”的基本特点，又可以被运用“安放”丝绸女。如此使建筑的语言抽象化，又突出了女性之美。

    这样的设计构思，齐康又受到西方文化建筑的影响。当时，他想起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对面的圣玛丽大教堂，它运用到了巴洛克时代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用突出部分“放”雕像。他受此启发，也将人物“站”在悬出墙面的部分，承重量非常大。

    突破之余遵从约定也是必须的。为了与古建筑北寺塔相辉映，齐康将博物馆的第五立面（即屋顶面）作了艺术造型的处理，它既具有现代建筑特征，又具有古城地方色彩。馆内的绸庄是对外开放的经营商业场所，他在上层作了仿古的绸布庄，在下层作了绸布店。而绸庄向着北寺塔的一面，他运用了透明的镜面玻璃。玻璃是现代感十足的材质，它将北寺塔的塔影反射过来，又兼有了古朴的艺术效果。在这里，他运用到了中国传统园林中“借景”的手法。

    概括说来，这座丝绸博物馆凝聚了齐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建筑、西方建筑文化、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种种感悟。可以说，这是他运用文化储备设计文化建筑的一个典范。

    2．集中和分散：河南博物院

    都是博物馆系列，河南博物院自然要比苏州丝绸博物馆内涵广容量大，因此设计起来需要兼顾方方面面。该院馆区面积达5万平方米，加上宿舍区是7万平方米，仅中央投资就有2.5亿左右。如此大体量的建筑，齐康运用了“集中与分散”的方法，根据功能要求分为5个区域：陈列展览区、文物库房区、社会服务区、后勤服务区、设备用房区。显然，陈列展览区是中心区域（即主馆），它位于中央位置，由中央主体建筑、南侧序厅、东西侧展厅等组成。

    在长期的设计工作中，齐康总是习惯性地遵循一个“感受”和一个“运用”的原则。感受什么？感受当地历史文化；运用什么？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众所周知，河南地区地上地下文物十分丰富，接到河南博物院的设计任务后，齐康最先做的便是感受：了解河南历史郑州文化：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调查河南省地上建筑文化与地下古代文物。

    不局限于河南博物院所在地郑州，齐康还到河南的开封、洛阳、登封等地参观、考察。登封的观星台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它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台，造型呈对称状，两侧倾斜，中央摆放着长条测绘石，虽简洁质朴但流畅优美。这启发了齐康的设计构思。

    齐康曾经总结他的设计思路是“把握功能使用是基本、形式探索是首要”。对于河南博物院的设计，他由“功能”和“形式”入手，从“首先要反映时代，其指导思想是要现代的，其次又要再现出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草拟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是用牌坊的变形作为入口大门，顶栅用大跨度的透明顶；第二个是有着浓郁的传统风格，建筑呈“II”形；第三个方案是以大厅为主的六边形建筑，相关的建筑置于整个建筑用地的四角，中心建筑顶部呈斗形。这个造型很像上小下大、形似覆斗的登封观星台。

    齐康手绘的河南博物院草图

    最终确定使用以第三种方案为基础加以扩展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齐康所确立的设计构思的根源，那就是“中原之气”、“九鼎定中原”、“黄河之水天上来”。成品后的主体建筑呈金字塔形，上小下大，顶为斗形，中心设计了一个透空圆洞，蕴含了中国古代“天中地心”、“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思想，也包含了“汇宇宙之气，聚天地之灵”之意。斗形顶部的四面分别有四种图案，表示古天文学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天象星座。

    “中原”因素在哪里？“金字塔”形的四周斜面“点缀”着一个个白色乳钉，它结合了青铜器上的乳钉纹样和传统建筑板门上的门钉形状，而整体建筑的土红色与在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颜色很近似。整个建筑群由9个板块组成，暗合“九鼎中原”，而从上至下的蓝色玻璃幕墙，

    以及辅以的灯光带又契合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主馆内部细节也处处可见当地文化特征：中央大厅地坪中部是经过夸张和演绎了的且动感十足的太极八卦图；

    中央大厅的雕塑是他与著名雕塑家江碧波的共同构思：

    一位巨人推开相持的两头大象，用以“表示先民致力于掌握自然规律，显示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自然的融合，不仅标志着远古，也反映现代和未来，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化中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哲理”（齐康语）；雕像背后是一幅大型壁画，画两侧是两扇敞开的古建筑大门，中间是若隐若现的甲骨文和河南当地的历史景物，“阐明中国历史的大门由此大开”（齐康语）；走廊的柱子上象鼻形装饰柱暗喻河南简称“豫”。

    这又是一个齐康在文化建筑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建筑作品。

    在对这件作品进行总结时，齐康这样说：“地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历史、现存建筑文化和出土文物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历史的形象不能‘搬’，更不能‘抄’，模仿是可以的，但要创新。创新是为了反映创作的时代，反映建筑的功能和性质。”

    齐康的文化建筑以博物馆居多，除了像河南博物院、福建省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哈尔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等常规性的博物馆以外，更多的是主题性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便是其一，其他还有中国鞋文化博物馆、徐州兵马俑博物馆、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大连贝壳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等。

    中国鞋文化博物馆的总体造型以“鞋”特有的形体为意象，加以抽象和延伸，是鞋又不是鞋，艺术感极强。在它的旁边是一座高达18米的不锈钢人体雕像，体现了人与鞋彼此的依赖关系。

    大连贝壳博物馆以一个面向水面张开的蚌壳的抽象贝类作造型，无论是在整体上还是细节上都紧扣“贝壳”这个主题，室内室外空间中都可见贝壳丰富多变的有机形态。这也是一座艺术感很强的作品。

    如果说鞋文化博物馆、贝壳博物馆主题性都很明确、设计者的设计思路中规中矩无所逾越的话，那么，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设计似乎离题很远了。想象中，既然主题是“古生物”，博物馆的造型必然以“古”为主。然而，齐康却出人意料地把它设计得十分新奇和现代。

    论及原因，齐康很淡然地表示他只是不想抄袭而已。古生物博物馆的选址紧邻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建筑群和古鸡鸣寺。研究院的设计者是齐康的恩师杨廷宝，建筑风格仿明清；古鸡鸣寺的建筑，不用说，复古的寺庙风格。在这样的环境中，要么仿明清，要么仿寺庙，总之一个字“古”。这么做的结果，与周边环境的确很融合，但必然缺少新意。于是，齐康反其道而行之，用新奇表现古朴，用现代反映古老，对比感十分强烈，颇具震撼力。

    除了博物馆系列，其他的文化建筑，如浙江天台山济公佛院、南京1912民国文化街区、南京1865科技创意产业园等，也都是齐康主持设计的作品。他曾说：“建筑的最高境界是文化。”文化底蕴是建筑设计的基础，更是设计文化建筑所不可或缺的。他的建筑作品之所以含有丰富的文化意味，他的文化建筑作品之所以恰如其分地展示出文化性，与他自身长年注重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

    3．绘画：建筑以外的最爱

    在80高龄的齐康的办公室书橱显眼处摆放着一张女性的照片，外人总是以为那是他的母亲，其实是他的姨妈。他对姨妈的感情似乎超过了母亲。因为他出生后母亲就因病住到乡下去了，在他6岁之前，姨妈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无论何时提及姨妈，他总是充满无限深情。如果要求他用一个词形容姨妈，齐康的姨妈他会脱口而出，“善良”。

    回头看，姨妈对齐康的最大恩泽不只在于一度替代母亲，更重要的是在绘画方面给予他的启蒙。姨妈在中学当美术老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大概是看到小小年纪的齐康有些内向有些孤独有些忧郁，便总想找点有趣的事儿让他做，她从教会带回很多画片，让他看，然后教他照着画片画。很快地，齐康爱上了绘画，每天不停地画。每画一张，他从姨妈那里得到的总是夸奖，她会露出很惊讶的表情，以夸张的口吻说：“哟，你画得很好呀。”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抗战爆发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关于战争的照片，类似的漫画也有很多，看多了，齐康的手痒了，试着自己也画。他画了一张抗战军士的侧面像，那个军士戴着军帽，扛着长枪。这虽然只是一幅简单的素描，却有埃及人刻在石壁上的浮雕的艺术效果。这应该算是他最早的比较正式的绘画作品了。

    后来，他随姨妈逃难到老家天台，继续画，那时画的人，画的虎都得到老师和家人的称赞。回到南京，他在辍学的两年时间里又自学了《芥子园画谱》，进一步提高了绘画技法。

    现存齐康最早的一幅写生

    从那时到现在，齐康一直没有放下过画笔，坚持每天画两三张画是他最大的爱好，不管是年过花甲又步入古稀，哪怕已是耄耋之年始终一如既往。对于绘画的热衷，使他当年在考大学时一度想报考美术专业。也是由于爱画画，又长期坚持不懈地画，以至他出版的绘画方面的书比建筑方面的专业书还要多，并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吸纳为会员。在很多地方，他还办过画展。按他自己的说法，笔、纸、画是他最好的伙伴，最最亲密的朋友，他甚至把绘画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绘画的痴迷程度，齐康自己用“上瘾”这个词加以形容。提起画笔，他总是很快沉浸于画的世界而进入忘我境界。有一天傍晚，他离开办公室准备回家，路过大礼堂前的水池，突然发现那景色美不胜收：夕阳、蓝天、碧水、梧桐树，色彩斑斓夺目耀眼。被这样的美景所吸引，他画兴顿起，立即席地而坐画了起来。这时，水池边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在嬉戏喧闹，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看见一个白发老人在画画，孩子们围拢过来，起先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当他们看见画纸上渐渐显现的图画那么真那么美以后，不由自主都停止了喧哗。时间一点点流逝，画纸上的景物一点点多了起来。终于，落笔。齐康慢慢地回过神来，这时他才发现他早已被孩子们“包围”了。

    一个建筑师需要有绘画方面的基础，否则他怎么画设计图呢？然而，像齐康这样痴迷绘画几乎把绘画当作建筑之外的另一个职业，在建筑界还是不多见的。他说他喜欢看书，除了专业书、小说，最爱看的就是美术书，他常被绘画之美所感染。在他看来，绘画的色彩、构图、情节对审美水平的提升大有好处，而建筑设计是一门既有技术性又有艺术性的门类，对建筑师的审美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对他而言，绘画一方面满足了他对美术这门艺术的理想追求，一方面也对他的建筑设计提供了审美帮助。

    在阅读大量绘画作品时，齐康发现有些绘画不走寻常路而显得十分反传统，他甚至说有些“反常”。比如，英国有幅名画，取名《蓝色的孩子》，作者作画时，他的老师告诫他不能用蓝色涂身体，但他执意那么做。事实是，这幅画日后成为名画。齐康对此总结为：道可道，非常道也。这样的“反常”对他的建筑设计有什么启示呢？那就是，不拘泥于传统，大胆创新。这是绘画带给他除了审美以外的另外一层意义。

    因为会画画，作为建筑师的齐康可以随时随地画下他所见到的任何一座或新奇或怪异或古老或现代或经典或不完美的建筑，从中吸取营养、摒弃杂质。有一次他到意大利参观，在一座名建筑前留连。太美了！他感叹。随即，他掏出一直随身携带的速写本画了起来。简单几笔，这座经典建筑在他的画本上定格。站在一旁看他速写的一位意大利老太太很惊讶于他的绘画功底，笑对他说：“你简直是另一位米开朗基罗。”

    齐康之所以有如此扎实的绘画基础，固然是他从小学习绘画，与他上大学时杨廷宝、童寯、刘敦桢等恩师们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也大有关系。还有一个老师不能不提，那就是被誉为“中国水彩画开山大师”、“中国水彩画之父”、“国画大师”、“油画巨匠”的画家李剑晨。

    曾经留学英国，又在法国学习过绘画和雕塑的李剑晨一生致力于绘画实践和美术教育。当时，李剑晨负责教授齐康建筑教育的绘画课。齐康知道，李老师教导过很多著名的画家和建筑师。时至今日，他还清楚地记得，在课堂上，李剑晨对他们说凡是他教出来的建筑设计优秀的学生，大多对绘画有兴趣。师从李剑晨是齐康建筑绘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留校当助教时，齐康曾经为了参加全国第一届水彩画展，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生40余幅。后来，他在北京进修时每个星期天都要跑到故宫去临摹。20世纪60年代，他曾临摹过20余张德国水彩画（钢笔水彩）。

    2002年，102岁的李剑晨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医院里。有一次，齐康去看望，送给老师一本他刚出版的画册。李剑晨翻过后，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我100岁了还要洗洗脸刮刮胡子重新作画”。这情景让齐康很难忘。通过学习绘画，他悟到，学习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叫“触类旁通”，一种爱好和另外一种爱好是互通的，虽然志趣不一样，但是它们之间有一种互通的隐形关系。

    后来也像恩师们一样从事建筑教育工作的齐康对新一代年轻建筑师过分依赖于计算机辅助设计作图，而不屑于徒手画（手绘画）十分痛心。他常看到，有些建筑师一旦遇到需要画透视就找效果图公司，而不是自己手绘，他很看不惯。其实，他并不反对将现代科技运用于建筑设计，更不排斥计算机。这是个计算机时代，计算机参与设计自有好处，它可以准确地按比例放大或缩小，有了平面，立面就可以建模，画出立体的模型，可以俯视、仰视，甚至可以转化为动画。同时可以配景，使作品更具现实感。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学生也好，建筑师也好，应该自己亲手做透视、建模。为什么要强调徒手画？他觉得，任何学科都需要有基本的训练和操作能力，这就是基本功，它对学科研究、延伸起着积极的作用。建筑学的基本功是建筑历史、构造、技术和美学，徒手画也是其一。在齐康看来，用手画，印象深刻，一边画，一边脑子里要背出1/500、1/1000、1/2000等大致的比例，尺度感便会增强。

    就绘画而言，徒手画也是学习绘画必经的过程和必备的功夫，它不仅可以将客观的对象变成有尺度的平面立体画，使构图得体和谐，又可以将脑、心、手结合起来联动，将目之所视、脑之所思、心之所悟生动地表达出来。同时，在构思建筑草图时，没有比用手绘画更快更便捷的了，它可以快速表达所要表达的设计意图。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手绘画也十分有用。比如，建筑师不可能不下工地，不可能不与贯彻实施其设计的施工人员沟通交流，这时候，随手几笔手绘画，既简单方便，又直观清晰。齐康自己一直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他所接触的国内外的建筑大师也都是坚持用笔画图。常常地，他和他们直接用笔表达各自的修改意见。当他在法国考察建筑教育发现有的学校一年级学生学习建筑画，仍然徒手画大比例的建筑剖面图时，很是感慨，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基本功训练。

    有人对建筑师的手绘画不以为然，认为它太单调，颜色，只是黑与白；线条，只是粗与细，毫无变化和美感，不像国画、油画、水彩画那样色彩鲜亮瑰丽多彩。因此，在他们眼里，这样的画像照片却不如照片真实，像抽象画却不如抽象画充满意境。对此，齐康有他的理解：

    “建筑师的画首先要精确，这种精确并不是说要像照片一样事无巨细地把画面上的所有内容都记载下来，而是说对画面上的阴暗对比关系以及结构比例等较之画家有更准确的把握。同时，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也从来不能缺乏美的眼光，因此，建筑师的画也许没有画家的画那么浪漫，但是建筑师对精准的追求，对美的另外一种诠释，却又在平淡中显出优游不迫，韶秀自然的感觉，最后的效果往往是随意的欣赏，也能足够吸引人，会让人忍不住要去想象其画外的远致。”

    绘画，我一切宁静下来，审视着自然；

    我面对着大地，一切在感染着我。

    眺望远处的山水，层层退去，着迷了；

    耳中充满那山林间叽叽鸟语，着魔了。

    神奇而悠悠长久的建筑，在震撼着我；

    和谐的天与地，自然氛围无限地广阔。

    近处的花草对我微笑，鸟儿对我细语，

    风吹那林木，光影映照那波动的水面；

    入画的境地，激励心灵，努力再刻苦。

    这是齐康写下的关于对绘画的热爱和感悟。他自己曾经总结过绘画给他带来的好处：一来使人宁静又养心，不浮躁，不焦虑，还能培养出有情感有智慧的心灵；二来可以提升艺术审美观陶冶情操；三来因为作画时要看远景，看自然的绿色，因此保护了视力，保健了身体；四来使人善于观察与分析。由于他画了太多的人物、风景，从中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的容貌，因此品味出各种美，大气的，端庄的，善良的，谦逊的等。最关键，通过大量的写生、摹图，使他感受到建筑文化之博大，从而从中吸取了营养开阔了视野。总之，绘画激发了他对大自然魅力、对人物喜怒哀乐、对人生冷暖的种种感受。

    4．第一次走出校门

    对于第一次走出校门，齐康把它喻为进入社会大学，而他的社会大学是从北京开始的。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他记忆犹新。

    早在齐康进入大学前，也就是1949年5月，刚刚解放的北京成立了“都市规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由市长叶剑英兼任委员会主任。当时，应邀参加规划编制工作的有中国专家，更有苏联专家。邀请苏联专家是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莫斯科和北京又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城市规划已经实施了数十年很有经验。

    尽管中国专家中不乏曾经留学英法等欧洲国家和日本，专业素养很强，但在苏联“老大哥”眼里他们不过是“小弟弟”而已。在建国后几年先后两次针对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的全国设计竞赛中，苏联专家一再批评中国设计师提交的方案是“喝着咖啡在画图”。这给了大家很大的刺激。

    其实，不只是北京，全国各地都面临着城市规划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南大学建筑系党总支认为有必要派人前往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向专家，特别是向苏联专家学习城市规划。齐康——杨廷宝的高徒，又是系里最年轻的“老”党员、党委委员——成为首要人选。那年，1956年，他毕业留校只有4年。

    那是个冬天，天很冷，齐康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辆人力三轮车七绕八拐，短短的一段路竟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他拉到位于东交民巷的目的地。夜已深，他走到门房说明来意。看门人只说了句，“您在这儿坐着吧”。他明白，即使他手里有组织介绍信，也得坐等到天亮了。没有别的办法，无奈只得坐着等，坐着坐着打起了瞌睡，迷糊间，看门人把他唤醒，又说了句，“领你到前面的招待所去吧”。然后，他背着包，提着箱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路摸索进了招待所。

    他被引进一个大通间，只见满屋子都是正在睡觉的人，呼噜声一片。随便找个空位，疲惫不堪的他躺倒就睡。身体的劳累、精神的紧张使他虽然很快进入梦乡却恶梦连连，居然梦见刚才的那个看门人。看门人不让进，他非要进不可，争争吵吵又大喊大叫起来。然后，他被周围的人推醒了。迷迷糊糊醒来，愣了一会儿神，又迷迷糊糊地睡去。这个新生活开始前的小插曲后来被他称为“走向社会的开端——从学校走向社会”。

    在北京，齐康学习和工作地点在御河桥二号大楼。这幢大楼历史性很强：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在这里签的字；抗战期间，这里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南边是日本兵营，北边是意大利兵营；战后，国民党接收了大楼，把它作为敌伪产业管理处；解放战争期间，傅作义一度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此，其主楼是总部联谊社在城内的招待所，在总部联谊社迁至中南海的怀仁堂后，这里又成为国民党“北平突击总队队部”所在地；北平解放和平谈判期间，这里又作为谈判地点。之后，大楼改为军管会交际处。

    起初，齐康被分在一个小组，主要工作是现场勘探、收集资料。为此，他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初步完成了北京市城市总图，还做了商业网调查、工业布局等。齐康也因工作出色，创造性地“用理论把实际的调研转化”而被提拔为组长。调研、绘图这样的工作做起来连齐康自己也承认“很乏味”，但它对于研究城市的建设、发展、更新非常有用，因此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做城市规设计深有影响。

    之后，齐康调组，转入由柴向峰任组长、周干峙任副组长的城市建设总体构想规划设计组。在这个组，他的工作因为能够参与一些三线中小城市的规划而变得有趣且丰富起来。他到山西做了三个月的小区规划，改变了街坊的做法，并开始对住宅与小区规划理论进行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当时，他们的工作是严格保密的，成员进出御河桥二号大楼都要经过检查，资料、图纸都不得随便带出去。齐康是个有心人，他知道他的这次学习一定会对他将来的工作有帮助，因此，他将实践中调查来的信息、听专家的学术讲座、听领导的报告等都记下来，然后把它们转化为他的理解和认识，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译’成道理”。准备离开时，他把这些“资料”交给专家组领导审查，审查通过后，他得以将它们带了出来。他说：“厚厚一本笔记，至今仍然是学习规划的启蒙书。”

    可以说，这第一次的社会大学的学习为齐康在城市规划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市里的任何一座建筑都不可能绝对独立于城市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城市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有城市规划方面的基本功，齐康单个的建筑设计作品也就不会游离于城市整体之外而与城市规划格格不入。

    5．第一次出国

    建筑师因为出身、家世、受教育程度、个性、环境影响等不同而作品的设计风格也会有所不同。有人这样概括齐康的设计：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在偏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具有浓重的中国现代的建筑风格。

    应该说，大多数建筑师都会“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这是一种常用的基本的设计途径。早年学建筑的学生很少没有留学国外经历的，齐康的父亲齐兆昌，他的三位恩师杨廷宝、刘敦桢、童寯，另外还有梁思成等都曾经在国外系统学习过建筑，就连同是杨廷宝学生的吴良镛（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曾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过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与他们不同，齐康没有留过学。论及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入校、毕业正逢新中国建立，像他一样的热血青年都将政治理想职业抱负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了。一个立志成为优秀建筑师的人，像齐康，尽管没有机会去国外留学，但也不会放弃对西方传统经典建筑的钻研和对西方先进的建筑设计手法的借鉴。留学自然是最直接的学习方式，出国访问也是一种学习考察的机会。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文革”前几年，出国很困难，禁令很多，齐康说他很幸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居然先后有两次出国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963年，作为中国建筑学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因为代表着国家，所以成员挑选异常严格，每个人都经过了层层审批。齐康由南京赶到北京建筑学会报到时，他的政审材料刚刚由公安部送达。

    因为是“第一次”，齐康难掩兴奋之情，尽管全程需要经苏联奥木斯克到莫斯科中转，由莫斯科经布拉格，再到爱尔兰肯地机场加油，最后经加拿大舍浓机场南飞古巴，他却丝毫不觉疲惫，每到一处，他都像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四处看总也看不够。

    在奥木斯克机场准备转机时，他看到机场停机坪上只停着几架军用飞机，航站里除了他们这架飞机下来的人，没有别的旅客，显得冷清异常。在莫斯科，他们住在使馆边上的客房楼，次日随使馆的车浏览市容，又听参赞做形势报告。细心的齐康发现使馆所有面向街道的房子都空着，窗帘拉得很严实，神秘兮兮的。在布拉格，他们有10天充足的时间逛街游览。

    说是逛街，作为建筑师，齐康自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在他的眼里无比新奇美观的欧式建筑：古老的王宫和教堂、城堡、跨河桥上的雕像等。他特别喜欢有着小尖顶的屋顶，遍布每个街区的教堂，每个教堂上都有着小尖顶，整体建筑风格统一，却又各有特色。王宫的塔楼尖顶，更让他急不可耐地掏出了速写本。导游规定在此停留不得超过7分钟，他用5分钟的时间把它定格在自己的速写本上，以至于来不及入内参观。

    对于这次出访，齐康说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当然是指建筑——就是布拉格，他把它作为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典型范例。从建筑上说，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王宫和教堂，风格大体一致，细节上极具艺术性，又与自然环境融合；从规划上说，新区隔河而筑，远离古城，这样既发展了新区，又保护了古城。

    走一路，齐康学一路，甚至连因为飞机坏了一只引擎而不得不入住的爱尔兰肯地机场旅馆都被他作为学习的对象了。这是个经济型的小旅馆，都是小开间的单人房，设施却很齐全。“小而全”，典型的经济适用房。或许就是从那时起，齐康对城市建筑盲目追求高大豪华气派产生了反感，认为那是单位的集权“观念的城市”。

    目的地古巴首都哈瓦那曾经是个殖民地城市，因此城市建筑保留了西班牙占领时期留下的古街道和古城堡，但又因为在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前这里是美国人休闲、度假胜地，所以城市建筑也很现代化很国际化。让齐康感觉不可思议的恐怕便是这座有着蓝天阳光沙滩的滨海城市既古老又现代的有机融合。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中国建筑代表团一行30多人，其中有梁思成、金鸥卜、乔兴北、陈植、陈白齐、张锦秋等。代表团分成几个部分，其中的青年代表团一共4人，带队的就是齐康，另外两人是分别来自清华大学的何玉如、同济大学的陈励先，还有一个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西班牙语翻译。抵达哈瓦那后，世界建筑师大会如期召开。

    世界建筑师大会是国际建筑师协会（1957年至1963年，杨廷宝任该协会副主席）于1948年6月在瑞士洛桑成立，是全球唯一

    的建筑师国际组织，其宗旨是联合全世界的建筑师，建立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的关系，交换学术思想和观点，谋求建筑业的共同发展。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开会地点也不同。

    第一年在洛桑召开第一届大会，主题是“建筑面临的新任务”。如今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是第七届大会，主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建筑”。

    开会那天，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极富传奇色彩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来到会场向代表们挥手致意时，全场响起的欢呼声、掌声震耳欲聋，特别是来自拉美国家的代表们，尤其是古巴代表，更振臂高呼：“不要美国，古巴必胜。”接着，格瓦拉作政治形势的报告。他那高亢的声调、极富煽动性的言词，齐康至今难忘：“你们看这大厅的墙上挂着大油画，人民手中拿着枪，如果掌握在人民手里就抗击帝国主义，但是这些枪给敌人拿去镇压我们……，我们就要拿住枪打击敌人！”又是一片“不要美国，古巴必胜”的口号。

    很明显，原本应该是纯粹的学术性会议在刚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还不止这些。按照程序，第二天下午要表决决议。因为齐康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要在会上代表中国发表意见，所以在会前，他被代表团团长、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建章叫去谈话。刘建章向他交待建议一定要将“反帝”两个字写进决议中，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小齐啊，这好像是在战场上，即便子弹打在你胸口上，你也不能退缩。”深感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齐康很郑重地表示：“请刘部长您放心。”

    决议草稿由古巴代表起草。当齐康他们看过内容后，发现古巴代表对“反帝”、“革命”是存在分歧的，便找来古巴代表团的领导一同商议。为了“革命”这两个字，他们关在主会场边的一间屋子里足足争论了一个小时，甚至双方都拍了桌子。原来，古巴部分代表对他们革命胜利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争到最后，总算取得了一致，将“革命”二字改为“国家对建筑业的发展只有坚决的、政治上的结构改革才能取得进步……”。

    回到主会场，齐康上台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了意见，大会决议也按照他所陈述的意见的基调通过了。也就是说，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这“任务”不单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

    在虽然已经取革命胜利但仍然动荡的国度，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当晚，所有代表集中于露天广场参加纪念会，古巴革命领袖、共产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来了，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了，阴谋搞破坏的反对派也来了。在一片庆祝革命、欢庆胜利的热潮中，破坏分子扔的炸弹爆响了！所幸，无人伤亡。

    在随后的日子里，齐康他们反复被使馆召集起来听有关政治和经济的形势报告，诸如美国封锁古巴的燃料、古巴正在朝苏联靠拢等。在海边临摹何塞的马蒂骑马铜像时，齐康的确发现每两天就有一艘苏联油船靠岸。这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然而，当苏联宇航员来访古巴时，中国使馆官员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不得不与卡斯特罗一起到机场迎接。这让齐康领悟了“外事无大小”的重要，以及“一个民族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是万万不行的”。

    在被政治教育的同时，齐康他们也参与到政治宣传当中，比如，被领导要求多和古巴人交朋友以展现中古人民之间的友谊；散发“九评”（即中共发表的九篇系统全面痛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宣传册子；分送毛主席像章等。

    从结果看，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有一次他们吃饭前在餐厅散发宣传册，厨师、服务员人手一份。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一看见齐康他们就喊“中国，中国”，还竖大拇指说“中国人好，中国人好。”开饭了，当轮到中国代表打饭时，他们总是报以微笑，而且饭菜也给得多。

    在古巴西部城市吉隆滩参观时，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一直追着齐康，用手指着他胸口的毛主席像章。齐康明白，小孩想要，但他只有这一个了，有些舍不得，便打着手势拼命解释。小孩跑远了，齐康也上车准备走了。车子正要发动，只见那个小孩又跑了过来，手里抱着一个大海蚌，他把它递给齐康。齐康明白了，这孩子是想要交换。被感动包围的他再也无法拒绝，连忙摘下像章换给了那个小孩。小孩千恩万谢，心满意足地跑走了。

    齐康的这一趟出国，与其说是为建筑专业而去，倒不如说是为了在实践中提高政治觉悟——当然，这并非他的主观选择。不过，他之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能被选拔作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又是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代表，除了专业素养外，跟他是“老”党员、年轻党委委员，并因此被视为政治素质高不无关系。恐怕也是因为如此，在随后的第二年，在中苏行将一刀两断之前，他又一次被派出国，这次访问的国家正是苏联。

    6．在苏联感受建筑美

    因为环境的关系，齐康此次出访苏联，仍然难以摆脱政治的羁绊。首先，他被告知，要做好两种准备，一是牺牲——被反华分子打死；二是驱逐——被反苏分子驱逐出境。背负这样的“准备”，使得出访陡然变得悲壮起来。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履行协议而已。因为之前，中、苏签订过一系列互访协议。众所周知，这些协议最终被逐一撕毁。齐康很幸运，从文化方面说，建筑代表团和总政文工团是中、苏完全撕破脸之前最后两个按约定出访苏联的代表团，自他们之后，双方绝交，互访中止。

    说是代表团，实则只有4个人，团长陶友亮（时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俄文翻译荆君达，另外两个团员殷海云（时任中南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和齐康。刚上飞机，他们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两国关系的紧张。同机的一位苏联驻华使馆的武官用一种挑衅的口吻质问他们，“为什么去苏联”，团长回答得很官方：“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遵守协议”。显然这样的回答不能令武官满意，他一脸的不屑不满不耐烦。不过，令齐康愉快的是在武官和团长“交锋”时，一位苏联下级军官一直冲着他微笑，甚至还悄悄给他看紧握着的双手。齐康很聪明，他立即领会其意，便也紧握双手以示“团结、友好”。

    “交锋”在继续，只不过武官换成了苏联建筑协会的秘书长。在莫斯科下飞机时，天色已晚，来迎接他们的苏方人员有三个人，其中的秘书长是个女人，她开口的第一句话也是“你们为什么来苏联”这样的质问，团长还是以一句“我们根据协议”来回答。在齐康看来，武官那么问可以理解——他真的不清楚，而作为义务接待方，秘书长也那么问，显然有悖常理——她都来接机了，难道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苏联？这也因此让他们感觉到尽管对方口头上表示了欢迎，但内心其实对他们并不太友好。

    走出机场，门口有两辆车，一辆大型迎宾车，一辆装行李的车。苏方安排团长、翻译和殷海云上了迎宾车，苏方派来的翻译山塔诺夫则要求齐康跟他一起坐装行李的车。不由分说，齐康断然拒绝：“不，我要和我们团长坐一起。”随即，他一步跨上迎宾车，很快把门关上，把山塔诺夫甩下。这其实不是坐什么车的问题，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域，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齐康自觉他们4个人已经是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此时单独行动，既不安全，也容易稍有不慎授人以柄——他有很强烈的政治敏感性。

    政治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这阴影有来自苏方，也有来自他们自己。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齐康他们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参观莫斯科最大的预制构件厂和混凝土搅拌厂。令他们奇怪的是，两个厂里都没有什么人，完全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正在大干社会主义，而是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预制构件厂有一个车间在生产，机器在轰鸣，他们循声而去，一个工人看见他们，突然冲过来对他们喊：“中国工人好，代向中国工人阶级问好，向毛泽东问好。”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予亲切的回应，只见身边的苏联陪同一下子冲过去，一把把那个工人推开，一边反身对他们说：“他是个疯子，疯子。”

    在苏方有关人员的眼里，对中国友好的人是疯子，而在中国人眼里，苏联的所见所闻有许多都是“修正主义”的：遍布大街小巷的小轿车；富丽堂皇的地铁；入夜后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夕阳下倚桥栏相依相抱的恋人；让房间恒温恒湿的空调等。置身其中，齐康后来回忆，“好像自己也浸入到修正主义的氛围里了”。

    无论如何，毕竟他们这次出访的目的总还是冲着“建筑”二字去的，因此，尽管收音机里中苏意识形态的争论和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苏联的批判时时充斥耳膜，但他们还是必须暂时抛下政治去体会不含政治色彩的建筑本身，去感受世界相通的不分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建筑文化。

    齐康在苏联接触到的第一个建筑是他们所住的莫斯科大旅馆，给他留下最大的印象是“大”，门大、门厅大、走廊大、房间大、吊灯大、床大，什么都大让他忍不住要调侃一下：难怪叫大旅馆，果真够大。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都是必到的地方。特别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景”的克里姆林宫，不能不看。齐康发现宫内层高并不高，所有装饰物都很精美且极具俄罗斯风情。他最感兴趣的是偌大的地板上的一小块拼花，那是十一二世纪的古迹，美得令人炫目。

    旁边的一幢古王宫里有一个首脑接待厅也是齐康非常想去的地方，但那里并不对外开放。这座建筑物由苏联著名的建筑师安德烈耶夫设计，他曾经到过中国，参与设计过北京、上海、武汉的展览馆，他的设计作品颇具新古典风格。齐康他们便由他带领着来到接待厅的边门，两个卫兵拦住了他们，让他们出示介绍信，否则不让进。

    安德烈耶夫自称是设计者，又出示了身份证，这才被破例允许参观10分钟。齐康发现，虽是接待首脑的，但接待厅并不奢华，奇特的是室内采用了大岩片砌成的假山，山上是用黑铁框做成的山麓，水从山中流淌下来，很有情调，一看就知道那是从中国带回来的创意。古老的俄罗斯建筑与秀美的中国江南园林相混搭，齐康并不觉得突兀，反觉很新鲜很别致。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离开莫斯科，代表团又先后参观了乌克兰首府基辅、阿美尼亚首府埃里温、塔吉斯坦首府巴库。基辅的城市中心广场有一座由巨石筑成的波哥姆骑马铜像，整个城市很像齐康所在的南京，绿意盎然。大片绿色中镶嵌着各色建筑，很有诗意。埃里温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建筑富有异域风情，墙面都是雕花的。到了巴库，齐康终于看到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的五角星平面的政府大厅。

    可以肯定地说，齐康在设计诸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等纪念性建筑时脑子里一定浮现过在苏联看到过的各种烈士纪念碑和雕像，在那里，几乎每个公园都有一块场地用来纪念革命烈士，每个墓碑上都刻着死难者的姓名。抵达斯大林格勒，齐康自然联想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座塑像高达81米，耸立在山坡上，沿着山坡的台阶、石墙往上，一路是战争的浮雕、持枪的红军战士像、纪念门廊，更意外的是，随处都可以捡拾二战遗留下的弹片。齐康也捡了一枚包起来带回了国。

    总结此次苏联之行，齐康说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参观对他业务上的帮助最大。在那里，他参观了在世界建筑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建筑和建筑群，其中冬宫最有名，它坐落在圣彼得堡广场上，原为俄国沙皇的皇宫，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洛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

    置身于这样一个艺术殿堂，齐康乐不思蜀。自幼就爱画画、对绘画又颇有研究的他特别珍爱馆里的世界名画，古典的、中世纪的、俄罗斯风格的、近代的、现代的等，他在每一幅画前倘佯。看的是画，但他内心感受的却是历史。比如，有一幅挂在大门口边上的画，让他触目惊心，画的是一位五花大绑的女人，她的头被卡在断头墩上，原来她因为与情人私奔而被抓正在受刑。

    如果说冬宫对齐康日后的文化建筑特别是博物馆建筑设计有深刻影响的话，那么，冬宫广场则开拓了他在城市规划、整体布局方面的思路。广场是令人惊异地封闭着的，围绕拱形的环抱中央有个拱门，顶上是在苏联随处可见的骑马铜人和铜车。这样的“围合”，在齐康看来很有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又很有节奏和韵律感，有了节奏和韵律，空间的感觉也就显现了。

    看到中央高高耸立的亚历山大纪念碑，齐康联想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既然是作为标志性建筑的纪念碑，理应起着主宰和突出的作用，因此高于周边的建筑就是必然的。亚历山大纪念碑即如此，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却还不如旁边的人民大会堂高。齐康分析，这是空间艺术感的缺失。或许这就是他在设计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时，大手笔地把碑的高度“拔高”到50米（后因寓意南京解放定为42.3米）的原因。

    其实齐康之前并没有到过世界很多城市，但他却认为列宁格勒完全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这个“美”来自于规划师、雕塑家、建筑师的城市规划、艺术雕塑、建筑设计所具有的浓厚艺术气息和深邃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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