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康一直认为建筑是有情感的，这个“情感”不是建筑本身所携带的，而是建筑师所赋予的。当很多建筑师把“功能”放在首要构思的时候，齐康却认为建筑首先要有生命，这个“生命”透露出的是建筑师的人生经历、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和对人类的至纯情感。在人物建筑的设计中，“情感”和“生命”尤为突出。
不用说，人物建筑中的“人物”非一般人，要么是伟人，要么是在某个领域有过特殊贡献的名人。建筑师如果没有对人物经历的了解、对其精神的理解、对其人格的尊崇，也就是说没有寄托发自内心的情感，也就无法设计出符合人物身份、传达人物气质、展现人物灵魂的建筑。
世界上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筑师的工作看似独立，实则并不单纯，他必须与设计团队中的其他设计师，与上级主管领导，与建筑主体方，与施工工人等作充分地交流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善恶得以展现。齐康从学生到老师，从普通建筑师到建筑大师，从象牙塔到社会，从办公室到建筑工地，他阅人无数，又历经大小各种运动，看尽世态炎凉，也尝遍人情冷暖，对人的理解很透彻。
因此，看齐康的人物建筑，看到的不只是建筑，而是他对人的那份情感。
1．偶合：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齐康曾经说过，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学习城市设计是一个建筑师必经的过程。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自然灾害时期，齐康对建筑知识的渴求超过了对物质的渴望。这个“知识”包括城市设计。他在开始学习城市设计之初曾经请童寯指导，童寯只让他先去拜读奥地利作者撰写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他说这是学习城市设计的建筑师必读的书。
齐康照做了，他对书里广场的分析，特别是古典广场的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分析了意大利几个著名的历史性广场，比如西耶纳广场、圣马可广场、卡比托里广场，西诺里广场等，然后扩展到英国、瑞典、波兰、法国、俄国类似的广场。接着，他从广场的研究转向对雕像的钻研，看了很多有关雕像的书籍，特别在意雕像与建筑物、建筑墙面的关系，从而摸索出研究建筑尺度不只是研究人与建筑的尺度，也要研究环境与建筑的尺度，这两种尺度应该互相协调。他的这个研究最终在设计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门框时得以运用。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是齐康应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委托，于1988年设计，后于1992年建设完成的大型人物建筑。
“长”在小岛上的周恩来纪念馆
接到这样的任务，齐康立即想到人物建筑的设计宗旨，那就是：“大凡表现历史人物的纪念物，需要考虑伟人的历史地位，在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伟大的人民中来表现历史人物，使他具有地方性、国家性，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因此，“建筑设计者需要在建筑作品上具有高层次的意义感的意识，体现创作者所能体察到并达到的精神等级，而不只是选择、迎合各种社会观念、形式爱好。”（齐康语）
也就是说，像大多数狭义的纪念建筑一样，“意义”的探求与表达也是人物建筑首先必须遵循的要素。为此，齐康和他的设计团队在设计之前大量阅读有关周恩来的档案、传记和历史资料，翻看他从小到老的照片，了解他的为人、体会他的人格魅力，最终确定纪念馆既要宏伟、壮观，以突显周恩来的伟大崇高，也要柔和、细腻，以表现周恩来的温和亲切。如何从精神上把意义糅和到创作中去，齐康心中很有数，那就是：首先要从总体环境入手。
所谓总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地方环境和人文环境。淮安是周恩来的故乡，距离纪念馆不远处就是周恩来故居，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直到14岁离开。因此，从地方环境上说，纪念馆不能没有淮安当地的地方特色。纪念馆用地有一大片水面，这就是自然环境。因此，齐康的总体设想便是，大片水面中“长”出一个小岛；小岛中“长”出一个建筑物。小岛完全是填出来的。纪念馆三面环水寓意着周恩来与人民的鱼水之情。
在建筑造型上，齐康采用了抽象的方形作为主馆底部基台，这个“方”不仅象征了周恩来方正的性格和品质，也与“中轴岛”外堤的形状“圆”产生强烈的对比，又暗合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纪念建筑的传统中，基底是方的，那么，它的屋顶方锥形居多。
甚至说，“方锥形”几乎是纪念性的象征，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古代陵墓等。当然，锥形切除其三角形成为梯形时，也是纪念的象征，因为它和锥形一样显得大气和庄重。
方的底、锥的顶，之间的支撑必然是柱，而且是四柱，因为最简洁却又必不可少。一般来说，四柱加顶便为“亭”。如果纪念馆的外形是简单的“亭”的样式，势必单调而没有创意。齐康创造性地将整个纪念大厅旋转了45度，既打破了沉闷单调的建筑形式，又在四柱柱廊处留出了四块广阔平台，突显了立体感和空间感，还使突出的对角形成主入口。
这样的变换，使原本呆板的正方体处于动感之中，移步换景感大大增强，又使15×15米切去四角的方形变成了一个八边形。事后，齐康总结说：“这是建筑艺术创作中在体形上的一种偶合，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偶合。”
纪念馆的顶也不是普通的锥形四坡顶，而是一个露出“架”的顶。之所以这么做，齐康考虑更多的不只是符合传统建筑特征以及对于形体的创意，而是功能，这个“功能”便是采光。利用“架”透出屋顶，便于室内采光。大厅的采光来自天顶，顶栅是两层玻璃，外层为蓝色的镜面玻璃，内层为乳白色的玻璃。这样的光线不仅柔和，更利于映照室内的雕像。
从细节上说，入口的门罩是齐康的设计重点，他运用淮安民居的符号做了大门框。这个“符号”是在门框边切去一角而加以变形，其高度为8米。这个高度是环境尺度。为了将环境尺度过渡到人的尺度，齐康又在大门框下设置了一个较小的4米高的门框架，嵌上不锈钢的花饰作为点缀。
纪念馆的整体造型大方、质朴，毫无浮华之意，很符合周恩来的气质。纪念馆建成后，络绎不绝前来参观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它当面很像一个“周”字，又把“四柱”附会为周恩来最早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事实上，齐康在设计之初并没有那么多的主题先行，他探求的只是“在造型中感受到中西建筑的融合，感觉到我国古代传统建筑的踪影”。
纪念馆落成典礼那天，馆前热闹非凡，记者蜂拥而至，一再要求齐康谈谈他的设计构思。齐康坦陈，他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在他的内心只有对伟人的怀念和崇敬。这份“怀念和崇敬”他是通过“朴实、浑厚、明朗、大方”的建筑作品来表达的。
后来，齐康又应邀在纪念馆的后面设计了一座与纪念馆匹配的周恩来遗物陈列室，也是运用了现代的手法，采用了“框”字型，也很成功。这两个工程先后获得国家建设部、教育部的大奖。
冰心文学馆是齐康得到过大奖的另一个人物建筑。它坐落在冰心家乡福建长乐，是全国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文学馆。和设计周恩来纪念馆一样，之前，齐康也是大量阅读有关冰心的传记，体会她的为人，又通读她的作品，了解她的文风。冰心为人真挚、淡泊；冰心作品清新、典雅。因此，齐康只运用了白、灰两种颜色作为文学馆的主色调，既符合福建当地的民居建筑传统，又突显主人公质朴的个性特征。
作为江苏人，齐康曾为同是江苏籍的数学家华罗庚设计纪念馆。华罗庚1985年去世后，他的家乡江苏省金坛市便在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内兴建了一座只有三个展厅的纪念馆。齐康接手的是位于城南风景区的新馆设计工作，他把展厅设计成圆形，与外部向四面延伸的墙体构成类似数学直角坐标系。这当然最符合主人公数学家的身份。
如果说齐康设计的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更多地采用了象征手法的话，那么，由他设计的重庆杨安公烈士陵园则运用直白的手法还原了烈士牺牲时的悲壮：他振臂高呼“打倒反动派”，敌人将他的手斩断，把他的舌头挖掉；他怒视敌人，敌人把他的眼珠抠掉，最后，敌人向他开了三枪。两个陵园的不同在于前者面对的是群体，而后者则是个体。
齐康说，他每做一个包括人物建筑在内的纪念建筑，其实都是对过往历史的一次回顾，回顾的同时也受到一次教育一次洗礼，他希望通过他设计的这些建筑唤回人们对那个时代、那些人的记忆。
如今，功成名就的他时常被人提到这样的问题：你对你设计的哪一个工程最满意？他总是回答：没有“最”。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每一项设计都是人民交给他的任务，他说：“我只是把这些记记还给人民罢了。”
齐康的记忆里既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历史，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2．运动来了
齐康自我评价是“不喜欢抛头露面”，他尊崇的是“紧张、快干、高效、出活、低调”。但是，在那个运动频繁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愿望只能是个奢望，时代不可能让他低调；环境所逼他也必须抛头露面。如果说“出活”，那个“活”只能是政治活而不是专业活。作为1952年就入党又是建筑系第一任政治辅导员，在运动来时，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共和国的大地上就斗争激烈、运动频繁，大学小社会，社会上的种种，必然反映到学校中来。齐康毕业那年，学校政治部主任姓杨。在他眼里，杨主任“是一个正派同志，实事求是”。作为政治辅导员，齐康只管学生工作。那段时期，还算稳定。
后来，省委派人来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新书记带来了一大批苏南干部，分别担任了各系科的领导。书记本人是从皖南事变中侥幸逃生的老干部，虽出身行伍，却很懂得抓教学，也重视教学重视知识分子，这在当时的确很难得。这时，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左”“右”斗争，校园也成了战场，也分左、右。书记一派是右，另一派是左，齐康年龄尚小，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参与不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派人马斗来斗去，最终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留党察看。这让他颇为震惊，也第一次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
随后，齐康被派到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学习深造。等他回来时，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开始。他被调到党委书记身边工作，负责调查民主党派的言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些言论中找到端倪挖出右派分子。查来查去，他什么也查不出来。过了一个星期，他如实向书记汇报：“我查不出什么东西。”同时，他要求回系里工作——他以为回系里就可以专注教学了，他想得太天真了。果然，书记同意他回系里，但他被要求回去参加系里的反右运动。
回到建筑系，齐康惊讶地发现，系里的大多数党员都犯了错，重则被严重警告，轻则被党内批评。随后，右派被一个个“揪”了出来。有两个人是被齐康宣布划为右派的，一个是鸣放得过了头，一个是对研究生制度有意见。当他当着他俩的面宣布结果后，两人失声痛哭，最后被发配到乡下劳动去了。
有个女学生因为讲了部队里的一些腐败现象被认定是右派，哭得喘不过气。有两个学生也是因为鸣放被划为右派，他们不服，说是受了总支书记的诱导所以才鸣放的。有人告诉齐康，这叫“钓鱼”。那个总支书记因此也险些被划为右派。最终，全校一共划了108个人为右派，正好与《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相合。“人人自危”让齐康感觉心始终是惊的，肉一直是跳的。
反“右”运动还没有结束，又一个“反”来了，那就是“双反”（反保守，反浪费），还有两“旗”（插红旗、拔白旗）。在这场运动中，杨廷宝被认为是办学保守的典型，一夜之间上百张批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身为党员干部、支部书记的齐康很难逍遥，他不但不能保持低调，甚至必须也“送”恩师一张大字报。不过，他没有被热火朝天的运动冲昏头脑，他很冷静。既然不能不写，那就写，只不过这个“写”跟那个“写”不会一样。他在大字报的开头，很郑重地写上：“尊敬的杨廷宝老师。”一个“尊敬的”实则表明了他的真实态度。也因这个“尊敬的”几个字遭来指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恭敬。
紧接着，“除四害”运动开始了，全市动员，人人拿着盆子使劲敲，敲得飞鸟受不了了一个个掉下来。这年是1958年。也在这年，齐康升为系党委委员，总支副书记。这时，他才27岁。
虽说主要做党的工作，但齐康一直舍不得丢掉业务，幸好他又遇到了好书记——党委新来的一个书记。领导换来换去，矛盾斗争始终不断，作为党委委员，齐康不得不频繁参加党委各种会议，在他看来，这上百次的会议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是“斗个不停”。在他疲于应付时，书记对他说：“一切跟你无关，你回去做你的业务去吧。”
然而，齐康怎么可能安心做业务呢，因为运动在继续。
那个年代的建筑师很少有建筑设计的实践机会，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从“三反”“五反”到“四清”，虽然现在包括齐康在内的很多人已经无法准确地说全“三”“五”“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但当时轰轰烈烈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特别对于“四清”，齐康更加印象深刻，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参与过。
所谓“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于“文革”前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持续了4年。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加以指导，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进行四清运动，广大工人农民“积极响应”。“四清”最初的目标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后来扩大化后发展为解决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上的“四不清”。
运动起始于1963年。1964年冬，齐康所在的南京工学院接到通知也要派人下乡参加面上的四清。面上四清是相对于点上四清而言的。此时的运动已进入点面结合阶段，即，既在面上开展粗线条的四清，又在点上开展细线条的四清。面上四清的内容是宣讲有关四清的文件《双十条》（《前十条》指1963年5月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十条》指7月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点上四清的内容是派出工作队在点上进行访贫问苦，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登记等。
上面有要求，下面要执行。建筑系总支开会研究，派谁带队？有人提议，齐康，没有人反对。就这样，集体表决一致通过。之前，齐康曾经带队到南京钢铁厂工地劳动过，他有带队经验。
队伍很快组建起来，主要是1965届的学生，队长是学校工会的一位领导，副队长有两个，一个是坦克兵转业的复员军人，一个就是齐康。一行五六十人乘夜船出发往江苏北部的泰兴。抵达目的地后，他们将学生分成小组，分别“扎营”在泰兴口岸附近的几个公社：大石、回河、徐桥等。这时，王光美在四清运动蹲点的桃园经验23条已经出炉，农村被形容得一团漆黑。因此，齐康他们下乡后，面对的是农村干部的强烈抵触，以为他们是来整人的。
作为副队长，齐康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地搜集情况然后如实向省里汇报，因此，他常背着书包奔波于各个公社之间。当时，当地有一句调侃干部的顺口溜：“大衣一披，飞东飞西，不是队长就是会计”，齐康陡然发现自己常常就是“大衣一披，飞东飞西”的，只不过他不是队长也不是会计。有时披着大衣“飞”在路上，想起这句顺口溜，他不免苦笑。
除了调查，齐康他们还有一个工作是给农民讲时事，而讲时事的最好方式是读报，但照本宣科，有时农民听不懂，他们还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比如，他们下去那年正逢原子弹成功试爆，这牵涉到许多科学专业知识，他们只能是边读报边讲解。
下乡的5个月，齐康感受最深的是一个“苦”字。首先，学生们很苦。没有吃的，有的学生刚下去几天就浑身浮肿。当地农民一天三顿只有胡萝卜可吃。齐康紧急请示领导后，将他们的口粮和农民的混在一起，这样，学生们能吃到胡萝卜稀饭，也算改善了伙食。农民更苦，齐康在三毛生产队时看到很多农民只能吃榆树皮，相比之下，那些三顿都吃胡萝卜的农民情况要好多了。
齐康他们对农民因为诚心相待，终于化解了情绪。他在大石公社时，一个杨姓村干部非常怕他们，始终跟他们保持距离，当地农民发动起来要扒他和会计的家，齐康坚决制止。那位村干部和家人对齐康非常感激，他的母亲甚至跪在齐康面前，直夸他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好人”。
“四清”，清的主要是村干部，因此，领导要求齐康他们下乡后要依靠贫下中农。为此，有一阵子，齐康和一个学生住在一户贫农家里。这家的儿子在外做工，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为不打扰大娘的生活，齐康他俩睡在猪圈里，夜晚能透过破屋顶看到天上的星星。因为寒冷，他俩不得不蜷缩在芦苇秆里，相互挤在一起取暖。大娘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过年那天，一大早，她给他俩端了两碗水中卧着几块豆腐的“美食”。这让齐康大为感动，他感慨道，底层农民是最为善良朴实的。
上面布置任务时要求“如实汇报”，但真的如实了，却又往往通不过，这最让齐康感觉郁闷。有一天他接到工作队队长的电话，要他立即带着情况资料到县城准备上报给省委。于是，他带着在最贫穷的三毛生产队调查来的资料赶到县城。队长看完资料，明确说，这不能上报。齐康明白了——苦，只能点到为止。他虽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
很多年后，齐康回忆起四清那段经历，他说他收获了几个“悟”：
他四处奔波调查时，发现机关干部蹲点的地方多是公社交界的边区，属于三不管地界，因为如此，他们在那里有收音机可听、有炒鸡蛋可吃。也就是说，他们保持着城市生活的水准在体验农民的困苦。那天，他到县城汇报工作，在招待所，他因为口太渴，看见桌边摆放着一排茶杯，便顺手拿了一个。队长连忙阻止，说那杯子不能用。他打开几个杯子盖，看见那里面分别装着芝麻糖、花生糖等。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在大娘家吃过的一年中最上等的美食“水煮豆腐”。他感觉他的心很沉重，于是悟到了“认真”二字——他和他的学生们都太认真了。
随行的一个女学生白天劳动、晚上整理材料，工作很认真也很辛苦，按道理对她的评价应该很好。但是，也有人反映她经常跟一个有家室的机关干部工作到深夜，这让队长大为震怒，表示要严肃处理。齐康为了保护她，把她调到他的身边做秘书，同时向当地的农民进行广泛调查，农民们都在调查报告上按下手印，证实女学生是清白的，所谓的“罪名”是莫须有的。齐康保护了这个学生，却因此得罪了领导。于是，对齐康的鉴定报告中只有可怜的一条优点，却有多达10条的缺点。于是，他悟到了“正直”二字——正直，有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四清”工作队队长，以及那位转业回来的副队长的很多做法，齐康，包括队伍中的老师们都很不满，他们联名给省委组织部写信反映情况。不久，组织部派人找齐康谈话。齐康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却不想只盼来这样一句话：“这种事太多了，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于是，他悟到了“书生气”三字——知识分子太书生气，社会经验太缺乏。
“四清”的经历，对于齐康来说，等于是走出校门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齐康不时感觉到自己太书生气。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对于像他这样的将来“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增强了对复杂社会、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因此，当“文革”随后到来，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时，他便也有了应对的心理准备。
3． 被斗了100次
应该说，齐康算是幸运的，在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都安然无恙，这或许源于他身家清白、上大学时又红又专、为人处世小心谨慎、服从领导而从不怀疑抱怨、贯彻上级指示不打折扣等。然而，这一切让他顺利趟过种种泥沼的“护身符”在“文革”中也失灵了。他终于被运动裹挟。
1966年“5·16通知”后，学校党委天天开会布置开展“文革”的学习，跟以往一样，担任系总支副书记的齐康很认真地贯彻执行。很快，由于系总支书记调任党委常委，他顺理成章地代理系总支书记。简单地说，他又“升”了，只不过这时候的“升”并非好事，是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指日可待了。
省里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造反英雄横空出世；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切矛头对准了总支，一切罪过全部压在书记的头上。书记就是齐康。齐康自己也说，“自1952年起，我在建筑系是处在领导地位的，过去运动‘整’的是别人，连毛毛雨也没有在自己身上打过”，如今，当雨——不只是毛毛雨，而且是暴风骤雨——也打在他的身上时，他一时间无法适应。
不过，他也承认，“十几年的锻炼，知道害怕是没有用的。”既然害怕没有用，那么，他只能面对。工作组找他谈话，他坦陈他只是管业务的书记。如何管业务？比如，建筑系每一门课的教改他都和老师们一起讨论实践等。但是，他毕竟是书记，并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思想工作。
那么，他是如何对待政治思想工作的呢？从他的老师童寯在一份《关于齐康的交待材料》中的一句话便可以看出端倪：他“从未向我提出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童寯文集》第四卷，下同）。作为一个书记，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却从来不提“改造”，完全是一种“失职”。
齐康为什么不对旧知识分子童寯进行思想改造呢？童寯认为：“不是认为我是旧社会来的人年纪大了，无可救药，说也无用。决不是这样，而是觉得我这一套技术还有用，还可以为人民‘服务’，还可以为系撑门面，为他的领导增加点资本。不提改造，是避免增加我的思想包袱，不伤我的积极性。”而这么做的性质，在当时则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斗争熄灭论”的表现。
分管业务的齐康的确非常重视业务，“他直言不讳地强调技术第一，毫不含糊其词，这在像我旧知识分子都觉得太露骨，但他一点也无顾虑”。因为强调技术第一，所以他“宣传30年代传统，城规理论，拼图理论”，对于旧知识分子，他的主旨不是“改造”更不是“斗争”，而是“合作”；对于人才的培养，他的目标是“建筑师”，而不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另外，齐康的“艺术理论也是脱离阶级的，是超阶级的”。
在一个政治高于一切又格外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试图让技术凌驾于政治之上又阶级意识淡薄，齐康被批判成为必然。何况，他在运动初期又说错了一句话，这句话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在一次团支部会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这次文革很重要，大家要参加好，这是毛主席老人家给我们珍贵的遗产。”显然，他毫无恶意，一丝一毫都没有，反而是崇敬有加，一个“毛主席老人家”，一个“珍贵的”足以说明。从他的人生经历、他对党一贯的忠诚来看，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说一些含沙射影的糊涂话——他根本没有大不敬的动机。但是，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神经过敏无限上纲的大背景下，别有用心的人还是在这句话中发现了问题，那就是“遗产”二字。
什么是遗产？从法律上说，它是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下来的个人所有财产。这里的关键词是“死亡”。当时，“毛主席老人家”尚健在，他“给我们”的怎么能是遗产呢？追根究底，齐康为什么不说“珍贵的礼物”、“珍贵的财产”、“珍贵的财富”，偏偏说“珍贵的遗产”，当然，“遗产”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其实，话刚一出口，他就自知“用错了”。对于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遗产”是个常用词，世界上的古老建筑、经典建筑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
那时，一句话就可能要了一个人的命。转眼工夫，有关这句话的大字报就贴了出来，轰动全校。他被“揪”了出来参加批斗大会。他忐忑不安地走进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两米见方的巨大的“打倒齐康”。打倒他的理由是他诬蔑伟大领袖，是典型的反革命。参加批斗大会的除了教职员工，还有公安局的人、工作组的人。
此时的齐康内心还是充满希望的，他自信他长期做党的工作，他对党和毛主席是忠心的，党组织对他也是信任的。因此，在此起彼伏的“打倒”声中，他勇气十足地站在台上承认他当时只是“口误”，而且大声自辩：“我入党十多年了，我不反党更不反毛主席，请党审查我的全部。”果然有效。他没有立即被公安局带走，他只被要求回去参加小组学习。当然，自此以后，他不再担任总支书记了。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齐康的问题也不仅限于“遗产”说了，更多的“问题”被挖了出来。就建筑系而言，他成为系里第一个被批斗的领导。那是系里的第一次批斗大会，从总支委员、老先生到普通教师、学生都参加了。看着那一份份检举、揭发材料，齐康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有那么多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争权夺利”、“政治落实到业务中”、“教材会是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分赃会”、“用人任人唯亲”等。对于每一个人的批判，齐康都认真听、仔细记，他也想趁此机会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没有气愤没有不满，齐康有的只是委屈和伤心，最伤心的莫过于他曾经敬爱的老师、他信任的同志的见风使舵。有一个平时对他很好的老师竟然拍着桌子，指着齐康的鼻子，大骂：“今天我才认识你齐康，你和57年反右的右派分子有什么两样？”而那些曾经并肩工作过的总支委员们也纷纷表态，揭发他、批斗他。当那个老师怒目而视他的时候，他的心在哭泣，脑子里只萦绕着一句话：“老师，亲爱的老师，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批斗会后，齐康脖子上被挂上了黑牌。造反派要求他必须一直挂到家，但他走到一半就悄悄摘下了。其实挂不挂黑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完全成为被审查被批斗的对象。学校大多数老师不再搭理他，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建筑系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主动跟他说话，害怕受牵连。他由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一下子变成了角落里的孤家寡人。
不过，他倒也看得开，自我安慰：从最高层到省委再到校一级的领导，都一个一个被打倒，他不过是一个基层干部，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尽管如此，在这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丑恶还是让他叹为观止。
有一个老师原先颇受齐康器重，但他有段不愿为人所知的历史结果为人所知了，他认为是了解他情况的齐康泄露的，于是恨他。“文革”一来，他便有了报复的机会。在批斗齐康的大会上，他把齐康斥为“万恶的齐康”，叫嚷“打倒齐康”。他甚至按着齐康的头，骂他是“反革命”。
还有一个在反“右”时就两面倒的教师，也是齐康曾信任过的人，此时在批斗齐康时表现得异常活跃，满嘴胡话、歪曲事实令齐康目瞪口呆，而且讲假话竟可以做到那般泰然自若，令齐康几乎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这个时候，齐康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人心叵测，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更惊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脆弱如丝。
更多的时候，齐康看见原先很乖巧的学生按着他们曾经无比尊敬的老师的头在游街；被审查的老师们在领工资时，都要被造反派轮流打一下头。童寯老师的头是秃的，小将们打他的头，还骂道：“你拿那么多工资，反给我们灌输资本主义的黑货。”齐康明白，师道尊严已经荡然无存，师生情、同志爱也都被践踏，有的是学生斗老师、老师批老师。
刚刚开始被批斗时，齐康很幼稚地将被批斗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他无非是想搞清楚弄明白他到底错在何处罪在何方——然后夹在一本《毛泽东选集》中。他万万没有想到，批斗过后便是抄家。有记忆的，他被抄过7次家。多次抄家给他带来的恶果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抄走了他父亲齐兆昌保存多年的1922—1924年全套美国建筑杂志ArchitecturalRecord；一个是抄走了齐家先祖齐召南著的清刻版《水道提纲》；一个是抄走了藏在《毛泽东选集》里的批斗记录。
那套美国建筑杂志后来被返还时已经支离破碎，特别是其中精美的建筑图片荡然无存；那本在中国水利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水道提纲》在齐家传了很多代，一直用红绸带精心捆扎着，下落不明了；批斗记录被“缴获”，使得齐康罪上加罪，也因此被开除出党。
当时，参与抄家的有学生也有老师。一位老师检查得很仔细，终于从《毛泽东选集》中发现了批斗记录，他认为这是齐康预谋秋后算账的铁证。为此，新的批斗会开始了。主持这次大会的是齐康介绍入党的人，他义正言词地主张将齐康开除出党。齐康觉得很滑稽：当初，他介绍那人入党；如今，那人要将他的入党介绍人开除出党。这是讽刺吗？他不知道。
议案被提交到党委，党委通过了。几天后，省革委会也批准了。当齐康被宣布开除党籍时，这个21岁就入党的老党员落下了眼泪。在心里，他喊了一声：“党啊，我是热爱你的。”
这还没完。齐康又有了个新罪名，那就是“特务”。这来源于他在1963年随中国建筑代表团去古巴开会时说过的一句话——陈芝麻烂谷子都被挖了出来——他将“起死回生”这个词发挥成了一句话，“乘飞机起有死的可能，回有生的可能”。很明显，这是一句玩笑话。在当时，大家的确都把它当作玩笑话，但在特殊环境下，它不再具有玩笑的性质，而被上了纲上了线——这是准备叛逃的表现。
新一轮的抄家又开始了。齐康年迈的母亲见到杀气腾腾闯进家门的造反派吓得坐在椅子上发抖。这次，被抄走的都与“特务”有关，英文打字机被认定是与敌特联络的发报机，其他的“机”也可疑，收音机、缝纫机，甚至钟表等，整个家被抄了个底朝天。
4．被关进了“值勤连”
“文革”后，齐康曾被人问在“文革”期间被斗过多少次，他回答，大大小小至少上百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把他拉出去斗一斗，似乎他曾经做过的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拿出来斗一斗。系里的造反派分成两派，一派居楼东，一派住楼西，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但斗争对象却是一致的。这样一来，同一个内容，齐康被楼东派斗一次，还得被楼西派斗一遍。如果交代得前后不一致，将被斗得更凶更狠。“文革”前他管业务抓教学，美术课、素描、制图、力学、结构、构造等课程他都参与教改，这时都成为被斗的理由。
在学校，学校的造反派斗他；回了家，居民委员会斗他。每天早晨，也就是在他上班到学校去之前，他都被命令到居委会认罪，认罪的方式是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他头上的“帽子”也一天多于一天：“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苗子”、“黑样板”、“走资派”而且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狗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学校开批斗大会，他总是陪斗之一；系里开批斗大会，他总是主角之一。
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是他必做的功课。有一次在路上，他遇见某一派的人，问他：“你到哪里去？”他回答：“我去送交代材料。”于是，他只送一份交代材料是不行的，还得给这派的人留下一份。从此，他的交代材料必须一式三份（两派各一份，自己留一份）。家人为此买了厚厚一沓复写纸。被斗了上百次的他写的交代材料竟有20多万字。
批斗中被打被侮辱是必不可少的，齐康被学生用鞭子打过、被罚跪过、被粗麻绳头抽过、被扇过耳光。有一个女学生罚他跪在建筑师画图用的三棱尺上连续跪了两个小时。他一面跪着“反省”，一面在心里感叹：一个温柔如花的女孩子何以变得如此狠心恶毒；有一个曾经的同事拿着丁字尺敲他的头，责问他，“你编的是什么教材，误人子弟。”他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却是教材内容都是你们提议的，我不过是同意罢了，如今怎么都成了我的罪过？
最恶劣的一次，造反派要求他带上毛主席语录到一间屋子里参加学习。他刚进屋，就被几个大汉喝止：“下去！”他就下去了，来到楼梯间，这里有一张毛泽东像。他们令他跪在主席像前，低头认罪。他照做了。然后，他们逼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犯什么罪，他说，“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再问他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罪，他不吭声。于是，几个人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完了，接着审，他们要他交代某人的右派问题，他仍然不说话——他无话可说，他自知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为求自保胡乱冤枉好人。他不说话的后果是又遭来一顿毒打，一直把他打昏了过去。一盆冷水浇过，他醒了过来，又被逼问：“你有什么罪？”他老调重弹：“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如此问了打，打了问，反反复复，最后，他们让他写一份检讨书。他很老实地写了，然后签了字。他知道，他要是再坚持下去，恐怕结局不是自杀就是被打死，总之都是一个死。他不想死，他不想丢下妻儿去死，他更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留得清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的脑子里各种念头在奔跑。
签了字，他终于被放回家了。然而此时，他的脸肿得已没有了“人”样：邻居看见他都流了泪，家人只认得他的两只眼睛。他被送到医院，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抽出许多脓血水。尽管他有医生开的“休息一周”的病假条，但造反派不让他休息，只在家待了几天就又被唤去批斗。他扶着墙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到学校，却再一次被打。造反派问他：“你有什么错？”他不吭声。一个矮个子造反派冲上前来，左右开弓，“啪啪”几个耳光。他顿时感觉满脸胀痛，牙齿几乎都要掉出来了，最可怕的是，耳朵嗡嗡作响，像有一架飞机在里面奔驰。原来，耳膜被打穿孔了。
又一次到医院看病，连医生都愤愤不平：“怎么打得这么狠！”又一针筒的脓浆被抽了出来。医生说：“再不治要出事的。”几天后，真的出事了，他发现他起不了床了，不但如此，连睡在床上都感觉天旋地转，不能睁眼，只是不停地呕吐，直到将胆汁吐出。再送去医院，医生诊断为“美尼尔综合症”。
没有上过战场进过集中营的他却遍体鳞伤：大脑受挫、耳膜穿孔、牙齿松动、神经衰弱，头发也渐渐变白了。
受尽折磨的人很难不想到一了百了，身边也不时传来谁谁谁自杀的消息。有一天，齐康被拉去受审，他听到隔壁房间里一个教美术的女教师正在被批斗。第二天，他就听说她投湖自杀了。接着，一个姓钱的老先生被抄了家后投河了；一个姓苏的老师被批斗后从礼堂的三楼纵身跳下；住在他家隔壁的一位教外语的老师也自杀了。
每次这样的消息传来，对活着的人，特别是对像齐康这样正在遭受非人折磨的人都是一种刺激，一种诱导。齐康不是没有想过解脱，但他自知这样的解脱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脱，背负着污点、携带着骂名，怎么能够甘心？家人又将怎么办？那时死亡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难道还怕批斗？相对于死，批斗又算什么？
在看够人性丑恶的同时，齐康其实也时而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当他被打倒后，大部分人都像避瘟疫一样躲着他，不得不打照面也装作不认识。起初，他很寒心很痛心，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一个人来来去去没有寒暄不必应付，那是多么自由自在。有一天，他在路上踫到了学校的组织部部长，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部长竟然冲着他微微点头。他顿时自觉热血上涌，热泪几乎盈眶。
系里两派造反派里的有些人是齐康的学生，他们也在暗中保护他。有的人悄悄给他支招：“挨斗时别那么硬，上纲上到顶，别人拿你也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学生奉命审查他，当着人面，他厉声喝道：“齐康！”又将他反绑起来。进了屋，背着人，他马上将他松绑，很客气地请他坐下，给他倒上一杯水，把门反锁起来，真诚地对他说：“群众说你不学毛选，床头放的是三国演义，我看您三国演义也未学透，不然哪有今天的苦难。”说是审查，实则聊天，聊完了，也就把他放了。
在恶劣的环境下，在冷漠成为主流的时候，一个点头，一个闲聊，都让齐康感到温暖。这样的温暖更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人一旦有了勇气，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什么屈辱都能忍受。齐康被罚劳动改造——每天洗4床被子，供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们使用。从小到大，他十指不沾阳春水，不是不肯做家务，而是根本不会做。如今，他从头学起，怎么浸水，怎么打上肥皂，怎么用手搓。手搓破了，他又换上板刷，用板刷刷。一开始，有好心人看他笨拙的模样，想帮他，他谢绝了。到最后，他俨然成了洗衣高手，一个人一共洗了84床被子。
造反派把他关进一个屋子让他写检讨，家人只能隔着门上的小格子把饭送进来。屋里没有厕所，他出不来，无奈只能尿在刚才盛过饭的碗里，然后往外倒。关押他的那间屋子原本不住人，臭虫肆虐，时不时地就有臭虫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他捉到虫子就把它们压在透明的笔杆套里，然后看虫子的血被挤压出来。不管受什么苦，他都会想，不管怎样，比过去国民党迫害共产党好多了。
有一件事，齐康始终不明白，那就是他被批斗的次数远远多于其他院系的总支书记。不都是总支书记吗，为什么会这样？一次大家都在洗被子，他悄悄问了问。另一个总支书记解释了大概的原因：他们是业务外行，纯粹做政工工作，“上面来人，我们就像竹筒倒豆子，一倒到底；群众揭发，我们就一通上顶。”而齐康呢，“你是双肩挑”，也就是说，他既是书记，管政工，又因为精通业务，也管业务。这下，齐康明白了。
当上头“要解放干部，干部可以串连”的精神下达后，齐康等一批知识分子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大杀回马枪”战斗队，但显然这一支战斗队战斗力不强，打不过别的队。齐康并不是该组织的首领，但他的名气大，反对派拿他当“标靶”，拎出来斗，不但斗个人，也斗战斗队集体。斗着斗着，齐康就被斗进了值勤连。
那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家人很紧张地告诉他，马上可能有人要来抓他。果然，晚饭吃到一半，3个造反派闯了进来，把他的双手反绑了起来，押进了值勤连。所谓的值勤连是关押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就是学校里一个院子里的一个大通间。
在大通间，齐康看见他认识的几个人已经先到了。他进了房间，首先对着毛泽东像鞠了一躬，心里说：“我向您老人家来认罪了。”然后，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命令学习值勤连的规章制度：（1） 出门要喊“报告”，然后才能讲你要讲的事，比如，“报告，小便”；（2） 亲属来探视不得进大门，只能在大门外等候，经同意后双方才能见面；（3） 需要出去参加批斗会，必须要报告后才能离开；（4） 晚上睡觉不准关灯。
齐康事后才知道不准关灯的原因是为了防止他们趁黑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即便如此，在他进入值勤连的第二天就听说一个女教师自杀了。一个“老”犯人悄悄告诉齐康：“认家人下次来的时候带一把雨伞。”齐康纳闷，大通间不见风不见雨的，哪里用得着雨伞呢？“用来避灯光呀。”有人打趣：“我们这里不是值勤连，是海滨浴场。”
相比于在外面天天提心吊胆，齐康阿Q般地认为在值勤连的生活还不错，至少比较单纯，不用时时担心被拉出去游街批斗，在这里，只是天天写思想汇报而已。开始时，他还认真地做着检讨，时间一长，没什么东西可写了就大段大段地抄报纸。“写作”对于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费力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挨打不受骂不遭侮辱和精神折磨。
有一天齐康坐在门口抽烟，远远看见造反派来了，便赶紧通知屋里的人不要再说话了。显然他缺乏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所以他的“告密”行为轻易被发现了。那个造反派冲上来一把抓住他，大声呵斥：“你干什么？”随后，他被押到院子里罚站。当时，天寒地冻，天空还飘着雪。他像一尊泥塑立在风雪中，直到夜深，他的衣服湿透，两脚全麻木了才被放回来。他说这是为“义气”付出的代价。
每到吃饭时间，他们就像犯人一样拿着碗，排着队去打饭，期间不准说话。齐康的妻子生病咯血，他不被允许回去探望。当时，他的工资停发了，每月只有18元的生活费，妻子也只有40元的工资，他的两个女儿都还很小，一个7岁，一个4岁，生活得很艰难。妻子生病后，负责“探监”的就是两个年幼的女儿。一次小女儿在门口对他说，“爸爸，把门的是坏人”，“把门的”听见了，一顿训斥，非要检查女儿悄悄塞进他手里的东西不可。他张开手掌，里面是一粒麦芽糖，这是女儿省下来的零食。
因为是“黑五类”，女儿们受尽歧视，不能上本校的幼儿园，只能上民办的，还常被造反派的孩子打。有一次，一个造反派的儿子用一块砖头砸在大女儿的脸上，险些伤及眼睛，眼角留下的疤痕至今清晰可见。学校大操场放电影，她们也想看，但又怕挨打，有时绕着操场走，或者忍着不去看。每次她们来探监，齐康都能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到“恐惧”，他的心很痛。
那时的日子不是过的，而是熬的。熬着熬着，一天突然有人来通知齐康，说他可以走了，他便带上他的物品，包括几本《毛泽东选集》，回家了。
更戏剧性的是，一天，一个负责看管他的造反派突然对他说：“你的态度变好了，快去全面写个检讨。”他老实地写了。几天后，系里开大会，在会上，他被要求读检讨，他也老实地读了。读完，照惯例，他喊了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接着，他就被宣布“解放”了。
这天是1969年4月23日，正好是南京解放20周年纪念日。这不能不让齐康感慨万端：“20年后又是一次解放。两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从18岁的热血青年到20年后半白头发，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原本一个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齐康在“解放”后不久却又戏剧性地做了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什么叫世事难料，如今，他体会得深刻。如果非要总结一下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可，他会这样说：“我学会了忍耐沉默，还有一种失去光阴的不甘心，总觉得人活在世上还得做点什么。”对于他而言，“做点什么”当然与建筑有关，与建筑设计有关。
五、 风景建筑：此时此地此情
如果说齐康在设计他的成名之作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时运用的还只是传统的设计手法的话，那么，他后来的作品福建武夷山庄则是他突破传统大胆创新的代表。这个“创新”，在于他把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巧妙融入了时代气息，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从而使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典型。
风景，大自然的风光景色；风景建筑，顾名思义，坐落于大自然风光景色中的建筑。齐康对于风景建筑的设计理念受恩师杨廷宝的影响很大，他从老师那里学到：风景建筑要与大自然相协调，与山清水秀相吻合。更形象地说，建筑好像是从环境中“长”出来的一样，与此同时，还要突出建筑的地方性及风格的多样性。
其实，无论风景建筑，还是城市其他建筑，都有一个与环境相融合的问题，只不过前者是自然环境，后者是人文环境。齐康曾经在解释什么是建筑创作时说，它必须有个想法，有个做法，更要有个说法，其中的“做法”，便是指建筑设计要与自然和环境相结合，要有地方特色，要契合城市规划。因此，从风景建筑的设计中不仅可以看到齐康对于这一类建筑的设计思路和风格，也可以发现他的城市观。
1．地方主义：福建武夷山庄
可以说，福建武夷山庄的设计工作是齐康在杨廷宝的指导下完成的。1979年，师生同往武夷山。当时，杨廷宝发出这样的感慨：“桂林山水甲天下，武夷风景胜桂林。幽涧奇峰行画里，蓬莱何必海中寻。”事实上，桂林有桂林的美，武夷山有武夷山的美，二者并不具有可比性。齐康心里很清楚，老师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无非是痛心桂林的风景因为工厂的污染、建筑的凌乱而被破坏得很严重。联想到杭州西湖、太原晋祠等风景区，也都存在着因为规划不合理、建筑盲目追求西化而与环境不相融合的问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