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地方性，地方主义。武夷山庄的设计思想形成了，那就是要具有地方性。具有地方性，便要从武夷山风景区具有地方色彩的民居、具有独特个性的景观出发。
就“民居”而言，齐康经过调查，发现武夷民居大多是内庭式，即围绕天井布置房间，而外墙封闭。在建筑材料方面，大多就地取材，比如，墙基多用石块和卵石，墙身多用厚实的土，房顶用青砖灰瓦，配以飞檐。为了准确地取得尺寸，齐康甚至顺梯子爬到房顶丈量斗拱的榫头，得到的数据是长不到4厘米，而高有20厘米。他认为，古代的工匠当时已经做得非常科学。
就“景观”而言，武夷山庄的选址在主要山峰底下。为顺景而为，齐康遵从了杨廷宝的提议，那就是：“宜散不宜聚，宜低不宜高”。事后，他这样总结当时的设计思路：“建筑师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尊重当地人的居住习惯，尊重本土文化。”武夷山庄称得上是“尊重”的产物。
武夷山庄并非武夷山风景区的独立建筑，而是杨廷宝提议的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古色古香的风景游览区“武夷一条街”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功能是现代化的风景旅游宾馆，因此，它的设计在与一条街上的其他建筑相统一而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同时又必须兼具现代感。齐康要做的便是将地方性与现代性巧妙地融合。
作为一个现代旅游宾馆，武夷山庄的“现代感”主要体现在功能上，它必须满足客人的一切现代居住要求。“地方性”则主要在建筑本体上反映出来。
为了突出地方性，齐康把重点放在了屋顶和檐部，因为他认为屋顶影响着建筑整体的形象，而檐部的精致刻画又使建筑有着丰富的细部，这两部分的处理是地方性特征最直接的表现。在材料的选择上，地方性特色更加显著。比如，鹅卵石用来铺地，花岗石红砂石用来做外墙勒脚，屋面用小青瓦，石凳石桌充满野趣，侧门用的是树根，自然卵石砌成空调框架等。室内装修和家具也无不采自当地山坡、河谷的天然材料，比如，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成灯具、天花、地面等，餐厅大量使用了树根和自然的纺织物等，这些都给风景建筑增添了乡土风采和地方风格。
通过设计武夷山庄，齐康总结出风景建筑设计的一般规律，那就是“不能仿造城市园林建筑，不宜在大自然中再造自然，不然就会产生一种‘失真’，只有在自然的真实中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心理感应。”
20年后，齐康和当初一起设计武夷山庄的同事们又去了一次福建，再次站在武夷山庄面前，他百感交集。虽然时隔那么多年，他仍然感觉当初他们的设计无论从比例，从色彩，从风格，从材料等方面看，都比较朴实而接近民风，很自然，很亲切，也应了那句话：“像是从环境中‘长’出来的一样。”
也正是从武夷山庄开始，齐康开始了为期12年武夷山景区的风景建筑研究和设计，从溪水边的游船码头到山腰的大王亭、仙逸亭；从景区入口的碧丹酒家到武夷宫；从山麓的古街到山顶的天游宫等，无不仿照武夷山庄的设计思路，将地方性和现代性相结合，又具新特色。
为了开辟旅游区，他们先后设计了风格造型各异的风景旅游建筑，有用旧居改建扩建的充满质朴气息的幔亭山房；有传统闽南民居客家圆形住宅风貌的玉女山庄；有修建在古街上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彭祖山房和乡土斋；有在古街一端造型独特的“茶观”等。
这一系列的风景建筑，齐康都遵从了杨廷宝“始终与大自然协调”的设计理念，将历史的、传统的、自然的当地民居风貌作为创作的根基。
由此引申开去，齐康认为，建筑的地方性是建筑的基本特征之一，各城市各地区都有自身的特点，社会的需求、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地形地貌、民族风情、风俗、民间文化、历史背景等都是影响建筑设计的因素。更具体地说，在创作风景建筑时应当遵循几个原则：
首先，对地区特点进行剖析；其次，地方风格的探索要具有风景环境意识；第三，寓民间故事传说于建筑形象上；第四，要把握住建筑的本体，即建筑形式、尺度、用材、空间组合、内外空间环境的关系；第五，要有意识地移景生情，不落俗套地处理好建筑的内外环境设计。还有，探求建筑的地方风格，要尽可能地寻求“自然”“野趣”。
这些关于风景建筑的创作原则，齐康在后来设计风景建筑，如安徽黄山的黄山国际大酒店、福建泉州东湖公园、厦门鼓浪屿别墅宾馆、福建晋江八仙山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入口、福建长乐海螺塔时都得以体现。
以泉州东湖公园为例。泉州原住民的民居风格以红色砖墙和瓦、蓝白色彩色图案为主，屋脊起翘也是特色之一。由于该市历来是对外贸易的港口，有着悠久的航运史，也因此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城里既有保留完好的宋开元寺塔，又有伊斯兰的清真寺遗址。这一切都为齐康的创作提供了源泉。比如，入口大门的设计，他采用了泉州传统建筑风格和伊斯兰教的门框架相结合，又自成一体；利用当地的石料和石质，在门前石灯柱上做了白色、墨绿色雕花，使其既有传统风格，又具现代气息。
黄山地处皖南，皖南民居的特色在于白色的马头墙。齐康的黄山国际大酒店虽然也是如此，但将马头墙简化，而且透空，体现了现代的皖南新风貌。
风景建筑中常以“塔形”作为标志性建筑：泉州东湖公园内的“祈风阁”、江阴市炮台公园的“望江楼”、福建长乐度假村的“海螺塔”都是如此。虽然都属于标志性建筑，但齐康在设计它们时却各具特色。比如，望江楼因为位于军事要塞的江阴，而且又在炮台公园内，所以他运用的是面向江边成阶梯状古炮台形式；海螺塔因为位于海边的度假村，远眺大海是它的功能。很明显，两者的设计思路完全不同：前者依据自然和历史环境，表现的是“意义”；后者依据创作者自身的意念和感觉，通过形象表现的是“艺术”。
曾经有人向齐康提议，让他将自己的作品统一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形成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使人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他的设计。他不但拒绝，反而说他不希望人们一眼认出那是他的作品，他希望他的作品在人们看来都是自然而然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出来的。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建筑，特别是一个好的风景建筑，应当是“此时此地此情，彼时彼地彼情”。
2．兼职大连工学院
应该说，包括武夷山庄在内的武夷山景区的一批风景建筑是齐康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集中创作的作品。之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一方面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工作上，一方面其实他和其他建筑师一样都没有更多的参与建筑设计的机会。如果说“文革”中他有过一次创作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是指导设计了南京五台山体育馆。
自1969年4月23日“解放”后，齐康被提拔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这时，各地兴办工人训练班，需要抽调教师，他便被派到南京轻工机械厂去执教了一段时间。尽管“副业”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但一贯强调“技术第一”的他始终没有丢弃业务而放弃对专业的研究。
比如，他大量摹抄雕像以研究雕像与基座的大小和比例关系。当时，他做这些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甚至连日后有什么用处他也并不清楚。后来，他有了设计纪念建筑的机会，这段时间的积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由此他悟到：知识面越广，那么设计的机遇也就越多。
那年月，强调集体而不能突出个人，南京五台山体育馆的设计者是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在这个工程中，齐康的角色只是“指导”。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他在非常环境下赢得的一次参与设计的机会。这座体育馆平面为长八角形，造型富有力感，1975年建成后获得了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在完成于1978年的南京丁山宾馆工程中，齐康不但不是“设计者”，而只是个“工程负责人”，但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成长成熟道路上必经的积累过程。
1979年，齐康迎来他职业生涯的转折——南京工学院成立了建筑研究所，杨廷宝是首任所长（1984年，齐康继任所长）。在回顾南京工学院建筑学科的发展过程时，齐康曾说：“一个学科的成长，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发展轨迹必然不是一根直线，期间有曲折，有上下，有兴盛，有低落，甚至有消失。”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成立于192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时已改称国立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一度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路线，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期间，该系取消，与土木系合并，之后恢复。
建筑研究所的成立不仅标志着这个学科在低潮后迎来了高潮，也意味着齐康在等待、积累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在前后3到4年的“五台山体育馆”和“丁山宾馆”的设计工程中，齐康对于现代建筑的设计有了新的理解，他和团队成员在杨廷宝的带领下收集了大量现代建筑的资料和技术手法，童寯在《新建筑流派》一书中“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秦砖汉瓦产生中华民族自己的风格”的设计思路又为他在理论上提供了新的设计思想。研究所成立之初，他随杨廷宝参加了上海南翔漪园的设计，这让他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古建筑修复的机会，为他今后的设计提供了宝贵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专业目录讨论会上，齐康遇到了大连工学院的一位院长。院长告诉齐康，他们学校正在筹办建筑系，想请齐康去帮忙建系以及兼课（每年两周）。一个“兼”字让齐康答应得很爽快。然而，等到他接到正式通知时，方知他还得兼任系主任。学校很优待齐康这个外来的专家，特意拨给他半幢小洋楼，人称“小楼”或“红楼”，还派了一个工友为他烧饭，有时，他也自己到研究生食堂解决一日三餐。
自此以后的15年，齐康每年都要在大连生活一段时间。虽然是“兼”职，但他毕竟是系主任，每次来，他总是先听老师和学生的意见，然后向校长、书记作汇报。他很早就做党的工作，应付这样的工作很得心应手。
关于如何建系，齐康向副院长钱令希建议：至少要有5位硕士生。钱令希是力学专家，1952年受屈伯川的邀请来到大连工学院执教，是第一任科学研究部主任，后任副院长。他对建系非常积极，因为他认为一所工科大学没有建筑系是不完整的。听齐康这么说，钱令希大手一挥，说：“我给你一打（12个）。”有了他的支持，齐康的工作更加顺利，他连发了6份电报，请清华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和他自己的学校代培建筑硕士生。为扩充资料室的书刊，钱令希一口气为他们订了50多种国外建筑专业方面的杂志。
1984年10月，大连工学院建筑系终于成立了。召开成立大会那天，老校长屈伯川也来参加，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大连工学院的创始人。作为建系的功臣之一，齐康当然也是要发言的，如今，他只记得当时他的长篇发言中有这么几句话：“要正确地对待名和利，名是你劳动的成果、人们对你的称颂；利是国家给你的报酬。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办好一个建筑系，一座东海之滨的建筑系，使它成为建筑教育界的一颗新星。”与其说这是他在“教育”台下的学生，倒不如说他在自勉。
初建成立的大连工学院建筑系，由齐康兼任系主任，睦庆曦任常务副系主任。睦庆曦也是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他业务能力强、办事积极认真，大连工学院的主楼、电教楼等建筑都是他参与设计的。由他担任副手，齐康的工作压力减轻了许多。
领导有了，硕士生也有了，当然不能没有教师，齐康到处招贤纳才。有一位鲁艺毕业的女教师叫姜桦曾经在大连工学院兼过课，齐康看过她设计的作品，也了解她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态度，决定去请她，但是她当时的编制在热水瓶厂，她在那里负责设计热水瓶外壳。他和系里的一位女教师一起去热水瓶厂找她，她却并不在厂里。他听说她在社会上教美术，便又赶到她上课的一座教堂的地下室，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诚意感动了她，同意加入建筑系。后来，他俩合作过一本《建筑画境》。当他设计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时，又请她和她的同学合作雕塑了周恩来像。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齐康都认为，发现一位优秀的人才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有人的地方总会有矛盾和是非。尽管屈伯川校长为大连工学院树立了正直严谨的良好学风，但这并不能让学校成为世外桃源。齐康每次到大连工学院，见到的多是善良、勤奋的老师，但也会看到在业务上缺少抱负只一心向往着官位的人，看到那些只盯着钱、自私自利的人，还有从国外回来满口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却欠缺建筑基本功自以为是飞扬跋扈的人。
齐康在应对繁忙的工作的同时，还不得不小心处理人际关系。
对于齐康来说，大连工学院是他的新单位，他很清楚，在一个新单位工作，一言一行都得小心。他很注意“影响”，事有巨细，既讲原则，又讲风格。学校曾经派他公费去法国考察建筑，给了他5000元美金。当时，他的女儿正在法国工作，而他却一切从简，连给女儿买一个小礼物都舍不得，回国后，他将省下来的一半经费全部返还给了学校。
作为一个在大连兼职的建筑师，齐康不可能不为大连的城市规划出谋划策。对于海边的金县金石滩风景区一块土地的规划，他坚决反对在岛上建50米高的玻璃幕墙，他说无论如何规划，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保持自然形态，不宜人工破坏”，他甚至在向市委、省委领导提交的意见书中明确说：“让自然去说话，让大海去说话。”这份意见书后来被领导打印多份分发给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领导甚至动情地对齐康说：“来了那么多批专家，难得一次听到像你这样的肺腑之言。”
然而，只几年之后，当他带着学生再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小岛时，虽然没有看见玻璃幕墙，却发现那里已经建起了高尔夫球场，他们被堵在大门外。原来，这里已经租出去了。他感到万分痛心。这时，他才领悟到建筑师其实很渺小，在很多时候，以其微薄之力难以将大自然留住，更难以转变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人的观念。
尽管如此，齐康从来没有放弃这样的呐喊。有一阵子，包括大连在内的许多城市盲目追求西化，大建所谓欧式建筑。在一次“跨世纪建筑研讨会”上，他在发言时，动情地说：“我来到这滨江美丽的城市，近百年来我们在建设上滞后了，中国古代有自己灿烂的文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建设者、建筑师、规划师一定能以自己的作品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
3．剖析城市“三宗罪”
齐康的建筑设计作品无不体现建筑形态学中“和谐、入境、出新”的原则。和谐，即建筑与历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未来、创作者自身素质的统一和融合；入境，即将建筑融入环境中；出新，即于和谐入境中突出建筑的特色，既有对约定俗成的超越，也有对时间概念的突破。
城市建筑总不能脱离城市，它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建筑评论家戈德伯格曾说：“建筑既是美学观念的表达，也是形象、价值和力量的体现。”也就是说，一座建筑，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出一个城市的形象，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价值。因此，建筑设计不能独立于城市规划——或者叫城市设计——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城市建筑实际上就是城市设计。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城市建设大踏步发展，这虽然给建筑师带来了机遇，但也涌现出许多在城市规划方面出现的问题。对此，齐康认为，在当今的城市建设中，缺少管理和科学策划的能力，人口聚集过快、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建筑无序、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等。这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城市病”。
就建筑而言，城市病的表现主要是盲目西化和一味做大做强。齐康很反感照搬西方建筑的做法，好像那就是时尚就是进步。对于“中国的曼哈顿”、“北方的香港”、“世界的大都市”等提法，他更排斥，他认为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层次的向着现代的意识导致建筑文化的向往‘外来’‘现代化’”造成的。同时，一味追求豪华、高标准，在他看来，这只会带来某些泡沫的“超前”，更在一段时间内带来权力的不正常影响。
从建筑本身出发，齐康不太赞赏把大学的大门一律做得粗大而雄伟，都是大门框，大门上的校名也写得很大。他认为门头太大缺少了亲和力，像国外有些大学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显得很亲切，即使有大门，门上的校名也不大。政府机关的大门也有这个问题。
齐康自己在设计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时，考虑到它是国共谈判最后破裂的纪念地，本身规模并不大，因此很反对有关领导“用金色大字突出馆名”的提议，他只用了一块小铜牌，上面刻上馆名，然后挂在门房山墙上。其实，他并不一概反对做大做强，只不过他认为的“做大做强”是要以人为本，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事。更多的时候，做大做强，还有做优做美，只是一种奋斗目标，一种理想，而他更愿意立足现实，做好基础工作。
在盲目西化的同时，很多城市又盲目复古，几乎各地都有“复古一条街”，比如南京的夫子庙、合肥的城隍庙、北京的琉璃厂等都做成了仿古街。对此，齐康认为，“它们是一种模仿，却不是复兴，它们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时代”。在他看来，传统建筑文化包含的不只是形式，更是一种情趣的追求。
现代城市建设的种种怪现象，齐康把它总结为“现代建筑三宗罪”：
第一宗，没有经典。目前我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形形色色的建筑群好像雨后春笋，固然兴旺，但是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却是凤毛麟角。
第二宗，崇洋媚外。随着外来产品与观念在我国的大行其道，目前国内在建筑设计方面有股新的崇洋媚外的风气。目前我国每年的建筑总量非常巨大，而很多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往往都落入外国建筑师的手中，自己的建筑人才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可以说，国内一些地方已成了外国建筑设计师的实验场所。
第三宗，规划无序。目前，城市建设中各自为政的现象日益突出，一些城市的总规划设计师往往就是这个市的书记、市长，没有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尽管已是80高龄，但齐康依然对生活充满激情。也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才使他对目前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忧心忡忡而不断呼吁和呐喊。
什么是引起城市诸矛盾的根本原因？
怎样才能解决长远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提高人民的居住水平等矛盾？
拓宽马路可以解决交通，高架桥可以解决交通流量和改善速度，高楼大厦可以显示城市的气魄，难道没有比这种形象和目标更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内容？
齐康在办公室工作
分散布置的高层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和回忆？
一切产生城市病的根子究竟是什么？
城市的人、社会的人终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建筑现象的种种趋向？
等等。
出于一个优秀建筑师的职业习惯，当然更主要的是良知，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齐康的脑海，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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