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对外开放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期，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仍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意愿；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具有较强的国际综合竞争优势。同时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中，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内支撑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对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广泛、深刻、持续、复杂的影响。

    第一，世界经济进入平庸期。1990-2007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5.6％，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8.5％，是一个较长的“黄金增长期”。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2008-2016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仅为3.4％，货物贸易增长下降至2.8％，跨国直接投资由1.9万亿美元降至1.52万亿美元。当前，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地缘政治风险加深，难民危机难解，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边际效应衰减，结构性改革尚需时日，经济活力和创新速率下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坎坷，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略高于上年，但四低两高（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低利率、高负债、高失业）总体态势难以根本改观。我国开放型经济不可避免受到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保持外贸和外资稳定增长的难度都很大。

    第二，国内发展进入换挡期。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支撑开放型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目前，我国劳工成本已是东南亚国家的2-5倍，非洲国家的10倍，综合制造成本与美国一些欠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二是土地资源约束遇到红线，沿海发达地区工业用地基本饱和，土地成本陡升。三是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雾霾、水污染、重金属污染警报频发。四是长期低水平扩张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一般制造业赢利空间收窄，传统领域投资热情受到抑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低成本的传统优势削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劣势没有根本改变，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受到双重挤压，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更加迫切。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经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就容易抬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曾出现过极具破坏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局面，国际社会历经数十年才逐步破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也曾引发一系列反全球化运动。如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成千上万群众抗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外迁、虚拟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对产业工人需求日渐萎缩，人口结构变化，被视为橄榄型社会“稳定器”的蓝领阶层比重降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失业加剧，社会福利下降，“草根”阶层处境恶化，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反建制、反移民、反精英、反全球化等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化进程出现波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但短期内全球化速度可能放缓，从中长期看全球化规则可能有所改变。如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完善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和底线思维，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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