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里孤坟，先生荐轩辕

    12月中旬，萧军的信又寄来了。

    阳光正好，树深林静。

    在那绵延不绝的海平面上，萧红没有看到大海的无垠，没有感受到海风的柔畅，也没有体会到放纵的闲适。

    在信中，萧军洋洋洒洒地写了许多的字，只是催促着她回来。关于萧军写这封信的原因，其实另有隐情。1979年9月19日，萧军在给这封信作注释时曾表示，萧红在日本期间，他曾经邂逅过另外一个女人。在萧军的心中，这种短暂的感情纠葛就是所谓的恋爱。然而，萧军的心中是有分寸的，不论是出于道义的考量，还是潜意识的揣度，他与那名女士是没有结合的可能的。为了尽快结束这段感情，他决定催促萧红归国，从此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关于这一切，萧红一开始并不知情。那时的她很单纯，还像当初一样，傻傻地念着萧军的好，傻傻地想着患过的难，傻傻地期待着破镜重圆。于是，在给萧军回信时，萧红曾劝慰他：夜深了不要吃东西；喝酒前应吃点下酒菜垫肚子；天凉了多盖些被子，若是怕冷，就花三元钱买一张棉花，让朋友帮忙加进被子里。

    我们不知萧军看到这封信时作何感想，会不会心中有愧，会不会潸然而泣，又会不会在某个无人的夜里暗自忏悔？毕竟他们经历了生与死，经历了寒与饥，经历了洪灾，也经历了战火。他们在乱世中颠簸，在废城中求生，又在破屋中相拥。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一起为革命和文学赴汤蹈火。他们半世流离，也曾因各自的代表作气贯苍穹。

    那么多熠熠闪耀的过往，那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岂是一两句“对不起”就能彻底划清界限的？况且，萧红也不想听那三个字，她只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而那个答案，必须是萧军亲口告诉她。

    从萧红的回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爱一如当初，生怕萧军照顾不好自己，故而像个母亲一样对他嘘寒问暖。而他呢，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耐不住寂寞，竟与许粤华发生了一段不伦之恋。这件事于黄源，于她，该是多么可笑，多么寒心啊！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在漫上来的时光潮汐里，她还是知道了这件事。萧红本来身子就弱，时而犯头疼，时而胃疼，有时于漫漫长夜里，往往一夜不眠，在痛苦和挣扎中徘徊。她常把自己比作林黛玉，一个既有才情又短命的女人。可她又不甘死去，不甘被命运耍弄，不甘丧失抗天斗地的自信。

    只是，每当想起萧军魁梧强壮的身板，每当想起自己日趋衰弱的模样，冥冥中，她就会暗自垂下泪来。还曾想着，倘若自己提前走了，他总该有个伴吧，而今呢，自己还没有走，萧军就变了心，而且对象竟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这怎能让她心安，怎能装作若无其事，进而置之不顾？那时的萧红，恨不得立马站在他的面前，神色肃然地问一声：当初的誓言还记得吗？

    漫长的深夜又到来了，无数的星辰发着凄冷的光，即便是朗朗的月色，也没有片刻的温暖。她瑟缩在被子里，战栗的双手不停地抖动，沉寂很久，直到眼泪再也流不出来时，写下一首接一首穿肠破肚的诗：

    “我本一无所恋，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这烦乱的情绪呀！

    我诅咒着你，

    好像诅咒着恶魔那么诅咒。（三十三）”（节选自萧红《沙粒》）

    世上的真与假、爱与恨，在看破后，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可是，不重要就代表不想了吗？不重要就能泯灭掉伤，忘记了痛吗？

    当然做不到，她也不奢求做到。于是，一人踏上轮渡，遥望碧海蓝天，带着无法言说的凄凉，从日本辗转上海。海陆近了，人声越发熟悉。荒凉的高山之巅，应该葬着先生孤傲的魂灵吧？白霜凋叶的深秋中，是否有一人凝望海岸，遥寄思念呢？怕是没有了，他的心如此狠，既然能爱上别人，又何曾对她念念不忘？

    1月13日，上海汇山码头近了。

    她站在甲板之上，一眼就看到人群中陡然而立的萧军。他的脸上如旧飞扬着英气，如旧带着期待和欣喜。然而，萧红却高兴不起来，甚至没有上前拥抱他的勇气。即便两人碰了面，相互间凝望良久，一样说不出话，一样不知如何开口。

    回到上海，二萧住进了吕班路256号。这里是流亡上海的东北籍作家的聚集地，也是生长着理想、充满着希望的沃野。当天晚上，黄源为萧红接风洗尘，许粤华也一块来了。大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脸上的笑容，若是真的该多好？

    萧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希望有人挑起事来，彼此说明白也是好的。但没有一个人说，更未有一个人敢说。她凝望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脸上挂着“胜似往昔”的笑容，一口一口饮下几大杯花雕酒。或许，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想说，她又何必问呢？

    她一直如此，即便受了很大的伤害，即便时常泪流满面，也会藏着掖着，不愿轻易在别人面前流露。她活得很痛苦，可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她的痛苦，纵然是萧军，也未曾有所察觉。就这样，二萧之间的距离，随着日渐沉沦的月色，渐渐疏远，渐渐迷离，直到再也看不透彼此的内心，直到闭上眸子各自泪垂。有些难以割舍的牵挂放下了，是否真的放下了呢？萧红不愿，却又无可奈何。

    在上海安顿下来后，萧红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鲁迅先生的墓冢。从遥远的东京好不容易来到上海，她是该好好大哭一场了，不然枉负先生的一番栽培。

    上海的冬天总是那么冷，无情的北风犹如一把利剑，狰狞着划破长空，卷来摄人心魄的凄寒。萧红紧跟着萧军的步伐，穿过松柏林立的小道，放眼衰草和落叶交织的坟地。

    前方就是先生的“家”了吧？她认识长条桌上摆放的花瓶，明明是先生家里栽种万年青的器皿。而今，它也来陪先生了，像一个忠诚的卫士，替先生接下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的拜谒。在长满杂草的一隅，先生的石碑赫然而立。挺拔的松柏伸展开长枝，以其磅礴的臂膀，为先生挡住风雪，阻隔暴雨。

    世上的万物都在保护着先生，她的心里应该稍稍放松了吧？可是，为何那战栗的心房久久不能平静，竟在萧军放上他们买来的花后，不自觉地从眼眶夺出泪来呢？萧红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是悲伤，就该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于是，在任一滴热泪涌上来后，一股股热泪倏然都蹿上来，带着往昔的回忆，带着不可割舍的敬重，也带着对先生的思念，滴滴答答止不住地往下垂落。

    萧红像个孤独的孩子，迷失在没有方向的丛林里。曾经，先生是她的指明灯，每当迷失在陌路上时，先生总会对她谆谆教导，孜孜不倦。而今，灯塔熄灭了，黑夜又袭上来，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未来的中国该怎么办？那时，萧红的泪不只为自己流，也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流。

    从墓地回来后，萧红不但没有停止悼念，反而在一个夜里，紧握沉重的笔，写下一首传达绵延痛意的小诗：

    “我们走出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节选自萧红《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在萧红眼里，她对鲁迅先生的感情，早已超出了师徒之间的陌生，倒像一种骨肉相连的父女之情。她从小就是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母亲去世早，父亲也狠下心，与她断绝了任何血缘关系。若不是遇到萧军，她或许至今仍是一个人。

    鲁迅先生的出现，恰恰给她的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有无数的光芒射进来，有无数的希望漫上来，也有无数的温暖和尊敬悄然而至。

    如今先生作古，她是该哭的，可又不该无休止地悲伤。

    因为这个世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做。

    从今而后，肩扛先生的重担，带着对新中国的期许，紧握手中沉重的笔，为革命而战。

    [2]一梦三生，微雨燕双飞

    1937年7月7日，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都铭记于心的日子。轰隆的炮火声，滚滚的硝烟，冷风中撕心裂肺的呐喊，构成了那个时期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勇画面。这时的萧红，像一名拿着刺刀的战士，即便每日每夜都沉浸在厮杀的战场上，身体和心灵受到重大的冲击，也不曾皱一下眉头，也不曾产生任何放弃或逃亡的念头。

    8月，在胡风的邀请下，萧红和艾青、萧军、曹白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相聚一起，共同商议着创办一本专为报道抗战、提高中国人民战斗信心的刊物。

    而这一天，恰恰使她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就是端木蕻良，来自辽宁，是萧军的老乡。

    因为大家都是东北人，所以三人很聊得来，尤其是端木蕻良，当时还是个不算知名的作家，在萧红和萧军的面前，不免有些拘束，甚至，他看萧红，总是以仰视的目光，言语小声恭敬，像个需要被人照顾的小弟弟。

    这次会上是萧红第一次见到端木，而对端木来说，萧红早已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很多次了。那是1936年的夏天，二萧和黄源等四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园里散步。端木蕻良正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看书，蓦然转首间，余光刚巧瞥见河岸上边走边聊、洒脱不羁的四人组。

    在端木蕻良的眼中，萧红是最迷人的。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衣服，任柔和的夕阳洒在脸上，露出如花开般烂漫的笑容。晚风吹起，掠过她的秀发，而后往四周蔓延，仿佛飘进每个人的鼻息中。这时，他缓缓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似乎想捕捉她身上散发着的气味。可就在睁开眼的一刹那，萧红不见了，连同那几个与她同行的朋友，也一块消失在灌木葱茏的树林里。

    而今再见到萧红，端木蕻良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欣喜和忐忑。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她，更没想到两个人居然可以面对面坐着，甚至说上一句话，像朋友一样互开玩笑。这样的机会他期待许久了，而今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多少有点意外。那时，端木蕻良的眼前仿佛浮现着朦胧的错觉，既无比真实，又伸手便可触摸。

    然而，短暂的邂逅，只是蜻蜓点水般轻盈。

    1937年9月，因为战事吃紧，上海即将沦陷，朋友们不得不另觅他所。自此，黄源去参加了新四军，舒群赶赴延安，罗烽和白朗迁往武汉，端木蕻良则去了浙江蒿坝。9月中旬，二萧永远地离开了上海，带着满腔热血，转移到大后方武汉。

    当《七月》再次创刊的时候，胡风、萧军分别给正在浙江蒿坝养病的端木寄了信，并催促他赶快来武汉，帮着大家一块办《七月》杂志。

    不看这封信还好，当看到后，端木蕻良心中蓦地泛起波澜。他仿佛看到月光下楚楚动人的萧红在冲他傻笑，仿佛听到一阵阵喃喃的呼唤，轻盈得像不忍醒来的梦。在浙江养病的那段时光里，端木蕻良已想不起有多少个合不上眼睛的夜晚了。只记得，萧红的模样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影影绰绰着，犹如颤动的烛光，怀揣着企图笼罩整间屋子的渴望。

    10月下旬，端木蕻良抵达武汉。

    不久之后，在二萧的帮助下，他终于住进了小金龙巷。那是萧红和萧军住的地方，他和萧红的距离又近了一大步。从此，小金龙巷里活跃起来。从原先只住着二萧和蒋锡金，到端木蕻良也加进来，四个人欢乐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时，所有的美好，在某个瞬间铺展开来。萧红或许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像弟弟的男人，正在慢慢靠近她的生活，占据她的内心，直到所向披靡地摧毁她内心所有的防线。

    日子久了，关系再好的人也会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更何况，端木之所以来武汉，正是因为萧红。他看不得萧军野蛮的行径，看不得他霸道地自吹自擂，更看不得萧红每日每夜地拭泪。因此，时间一长，萧军和端木经常因为文学上的分歧而争论。

    有一次，萧军自诩列夫·托尔斯泰，端木则号称巴尔扎克，两个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师”，围绕着人物和景色写作互相攻击起来。端木不是萧红，从不会让着萧军，也绝不会给萧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或许，他想起了前些日子三人的争论。当时萧红的一些想法惹急了萧军，一番斗争下，萧军气不过，竟想动手打她。故而这次，端木有给萧红报仇的打算。

    然而，傻傻的萧军哪里知道这些？在他心中，但凡在文学上与他争执的人，都是笔杆子上的“敌人”。所以，他从不会妥协，也从不会屈服。这样的个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的，即便是与他同患难过的萧红，也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与之背离。

    深秋来了，黄叶飞扬在暮光下，点缀着崎岖蜿蜒的蛇山。

    二萧和张梅林约好去山上散步。然而，当走到抱冰堂的时候，萧红去买花生米了，萧军却没有停下来等她，而是往前走了几十步。从店铺出来的萧红，遥望远处欣欣然的萧军，心里不禁滴出血来。她没有追上去，反而一边大哭，一边往回家的路上冲去。

    她太心酸了，很多委屈不知如何诉说。而今，爱上了一个坦直又粗暴的男人，到底是作孽还是活该？难道从今而后，要一直这样，无法改变吗？

    曾经，简单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是舒心的。至少当年的萧军是真的爱她，有吃的会分一半，有被子则一起取暖。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样的简单也并非好的，正因为粗犷的萧军缺乏细腻的情感和真挚的关心，才渐次使得萧红忍受不得，渐次把目光转移到另外一个男人——端木蕻良身上。

    端木蕻良出身于某个大家族，家庭背景和萧红差不多。年少时曾在南开中学读书，也曾领导过学生运动，因影响颇大而被校方开除。成年后陆续发表过几部作品，在文坛上小有名气。但比起萧红来，明显属于尚未火起来的隐形作家。

    相较于萧军的粗犷，端木蕻良显得很儒雅。他喜欢萧红，卑微到尘埃里，时常躲在昏暗的一隅，静静地看着她，傻傻地等着她。若看到她受了伤，流了泪，必然第一时间送去安慰。他是萧红站在萧军面前，唯一一个带来抗争力量的人，也是二萧感情上逐渐出现裂痕时，多站在萧红的立场考虑问题的人。

    1981年6月25日，当端木在美国接受学者葛浩文的采访时，道出了他和萧红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次却不同了，她有了援手——萧红发现了一个仰慕她而且可以保护她的人。”（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是啊，每个女孩都渴望被男人保护，尤其是今生最爱的那一个。没有谁会甘心做个低微的丫鬟，为她的男人做饭洗衣、端茶送水，心情不好时还要充当出气筒。然而，萧红的这点夙愿仿佛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她站在浩渺无垠的云端，俯瞰着缥缥缈缈的人世，悲伤地自喃着：天涯何处，可以安下一席之地？她所爱着的萧军啊，永远伫立在比她高的位置上，永远不会躬下一分身子，做一个温良的男人。

    然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萧军在艺术创作上很传统，常常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因而对萧红的作品多是轻视和批判。即便胡风和鲁迅先生都认为在文学道路上，萧红会比萧军有出息，但他一样固执地以为，那只是朋友间开的玩笑，一笑即可，不能当真。

    感情上的裂痕一旦断开，便再也缝合不上了。

    萧军的决绝，让端木蕻良有了更多接近萧红的机会。

    他们时而在暮色下散步，时而在小桥边畅谈，时而因为文学上的共通相视而笑，时而又因感情上的一进一退缄默不语。这一切，就像小说中的情节，若女主角被男主角伤害了，这个世上，最疼她、最关心她的永远是男二号。正如某些朋友说的那样，男主角是用来喜欢的，而男二号才是真正用来爱的。

    然而，萧红不知道端木蕻良是不是男二号，也不知道她和萧军之间的感情该何去何从。她只是倔强地坚守在最后的阵地上，直到敌军一拥而上，她全线溃败时，才会有撤退的打算。不然，她宁愿困守在萧军建筑的围城中。因为她还有依恋，还有绵延不绝、割舍不断的爱。

    端木蕻良第一次更近距离地接近萧红，缘于梁白波搬进小金龙巷。当时，梁白波虽然与叶浅予同居了，但她明显喜欢着蒋锡金。萧红一早就看出了端倪，所以当梁白波打算住进来时，萧红擅自做主，将其安排与蒋锡金同住，自己和萧军则与端木蕻良挤一间屋。

    二萧与端木都是东北人，在东北的乡下，男女老少同睡一张床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因此，二萧并没有觉得有何异常。唯独端木蕻良感觉既别扭，又兴奋。他开心的是，终于能这么近地靠着萧红，听着她的呼吸，感受她的心跳，甚至不经意间还能碰到她的身子。然而，他又必须强忍着萧军贪婪地抱着萧红的行为，像个霸道的帝王，威慑着大殿之下的臣子。

    随后的时光里，端木和萧红走得越来越近。萧红心里很清楚，萧军的傲慢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不论她说什么，甚至做什么，都无法唤醒他一颗沉睡的心。既然唤不醒，她唯有遁逃，唯有一个人藏匿起来，于惨白的月色下饮酒高歌。

    那天，端木约萧红去饭馆吃饭，两人兴奋之余，还要了点小酒助兴。从餐馆出来时，月色已深，浩渺的天空浮动着薄如白纱的云。举目遥望，茫茫江面上氤氲着雾气，不少渔船穿梭其间，似在每日每夜地忙碌不休。

    萧红许久没这么畅然了，她倚在铁栏杆上对月当歌，所有的忧愁和心事，都化作涓涓细流，倾注于滚滚的江流中。不论有人懂也好，没人懂也罢，但至少说了出来，远比藏匿着要好很多。此时的端木，俨然成了她的情感寄托。那是一种孤苦时带来希望，黑暗时送来光明的欣悦。

    于此，足矣。

    回去时，萧红不自觉地缠着他的手腕，像一对亲密的恋人，又像弟弟和姐姐之间的随意洒脱。但不论是哪种感情，端木心里都是温暖的。今生今世能被萧红赏识，想来也是一种幸福。因此，不管这是一场梦，还是一次冒险，他都愿意为之担当。

    1938年2月6日，萧红一行人颠簸了十余天，终于到达了临汾。他们是来这里任教的，其实亦是来这里寻找创作素材的。在北风凄然的临汾，萧红认识了丁玲，认识了聂绀弩，也认识了一大批在思想和觉悟上一致的左翼作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作家本就很稀奇，而丁玲和萧红的相遇，不得不称之为文坛上的佳话。两人初次碰面就一见如故，而后的日子里，更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说。

    1942年4月25日，当萧红逝世三个月后，丁玲在悲痛交加之中，写了著名的《风雨中忆萧红》一文：“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奇怪，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么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晚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节选自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萧红的真率和少于世故，给茫茫无垠的华北带来了活力。那时不只是丁玲，还有很多文学作家以及共产党人被她的人格和精神所吸引。他们在高崖上欢歌，在夜幕下排演话剧，在火炉边跳舞，又在某个严肃的晚上审讯“政治犯人”。总之，临汾俨然成了一个文艺营，集聚着一群充满热血、洋溢青春的革命战士。

    [3]与子成说，舟桨索蓝桥

    转眼到了2月中旬，晋南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日军又要打过来了，他们在这里的20天时光即将结束，朋友们正打算跟着“西战团”辗转运城。因为那里有民族革命大学第三分校，环境相对安全。而恰在此时，萧红与萧军的观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萧红想跟着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等人赶赴运城，觅得一处安静、平和的地方，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写作。萧军却与之不同，他想打游击，想跟着前线士兵和敌人拼死于血海中。他从不会考虑萧红的感受，亦不会冷静下来，用理智的头脑思考问题。他只是想凭着个人英雄主义、逞强主义，在凶狠的敌人面前杀出一条道来，能守多少寸土地就守多少。

    萧红曾告知他，每个人生下来的责任都不一样，而他应该多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本来就不适合拿枪。如今即便身在兵营，也杀过敌人，可那远远不及他写出来的文章，号召更多的人投身革命重要。

    然而，彼时的萧军，耳中早已听不进去一句。他心意已决，是绝不会轻易改的。

    六年的风风雨雨，在一个暮色渐深的黄昏里，随着消失的夕阳而逐渐终结。萧红隐隐约约意识到，她和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时至今日，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她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得太深，以至于忘乎所以。

    每每想到萧军身陷敌区，手拿枪支浴血奋战的画面，她就像被人猛击了脑门，浑身上下一阵酸麻。疆场上子弹无眼，若萧军死在那里，抑或受了重伤，那该怎么办？她很想离开，很想追求平淡中抗战的生活。可萧军给不了她安定，亦给不了一句温如潮水的劝诫。他决定留在这，必然是铁下心的。

    那一刻，有一瞬间，萧红打算留下来陪他，心想着，即便是死了，也要与三郎葬在一起。然而，一阵思索之后，她渐渐体会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也不知道哪天会撒手人寰。所以，她还不能轻易地死，她要坚强地活下来，去完成先生的遗愿，去创作更多的作品。萧红虽然痴情，但她也懂得：爱情纵然重要，可肩上的重担一样重要。

    人的一生，不就是想着为整个社会做些什么吗？虽然她体弱多病，来点风寒就扛不住，但她正值创作高峰期，抖颤的双手怎能随意停下？先生在世时言传身教，让她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而今，国破山河在，日本人的铁骑踩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她怎能因为儿女私情而弃民族大义于不顾呢？

    萧红太了解他了，甚至清楚他的每一个心思。她知道这样的努力劝说根本没有结果，故而才无不忧愤地表示，他总是不听人劝阻，他总是固执着自己的固执，他简直是英雄主义和逞强主义。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不会比一个游击队员的价值更大。倘若是牺牲了，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才华满腹，曾经的生活经验，终究会化作飞烟，消失不见。萧红想让他知道，这样温和而恳切的劝说，不仅仅是站在爱人的角度上，她不想引起萧军的憎恨和鄙视，也不想给这段未果的爱情雪上加霜。她只是想让萧军明白，一个人在世就要各尽其能，一个忘记自身岗位的人，越俎代庖就是胡来。

    然而，这样的劝说压根就没有效果。相反，换来了他冷冰冰的回应。他要与萧红分道扬镳，他竟说出各走各路的浑话，他甚至扬言，两人若再见时，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乐意就永远分开。

    月色惨白，星光熠熠。

    火车就要启动了，车厢里洋溢着幸福的对白。

    然而，他们的笑容与萧红没有一分关系，甚至，别人越是开心，她便越难过。

    萧军还没有来，她的眼睛快望穿了。远处茫茫的黑暗，会不会永远没有尽头呢？就像现在的他们，而今一别，再见将是莫大的奢侈。

    最美好的六年，仿佛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她永远也忘不掉，以至于每个深夜里，还要重温一遍那时的快乐。萧军的模样，清晰得如同天上的星斗。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是这世上任何的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然而，蓦然转首间，彼此再相望，各自居然站在了不同的位置上。他宁为玉碎，于高耸的山巅摇旗呐喊；她娇小玲珑，于清澈的小溪岸驻留仰望。当初还同处一片幽林里，而今说要分别，简直比天空一闪而灭的雷电还快。

    终于，昏沉的灯光中，萧军走来了。

    他手中拿着几个梨，眼神中泯灭不掉不舍。当走到火车窗口时，他什么也不说，把梨硬塞给萧红。就要走了，吃点水果，路上或许会好点。这是他给她的最后的关怀，如果不小心死在了战场上，想再见萧红一面，当真是奢望了。

    萧红眼中噙着泪花，劝说了太多的话，甚至以死相要挟。然而，他未应答一声，岿然不动，仿佛一尊又高又大的石像。或许，不是不想说，而是早已不知说什么。而今，萧红离开他兴许是好的，至少能活下来，帮他完成那些未完成的梦。

    如此，即便死在战场上，也无所牵挂。

    然而，当萧军强忍着悲痛转身时，发现车座上竟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那是端木蕻良的眼睛，似乎比外面的月色阴冷，比四周的风刺骨，让萧军有点发怵。刚来临汾的时候，他就发现端木对萧红有微妙的想法，只不过当时碍于朋友的面子，他没有直接说穿。而今，萧红就要跟着他们一块走了，萧军突然担心起来，他怕最深爱、最心疼的女人，到最后会落在端木手中。到时候，即便他死不了，也会被活活气死吧？

    可是，纵然如此，他又能做什么？难道要改变主意，踏上开往运城的火车吗？

    萧军狠狠地咬着嘴唇，本想说一些威胁端木的话，但到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冷冷地回应一句，眼睛又停留在萧红身上。那件衣服，那道眼神，那个笑容，那种声音，无一不是他的痛，无一不是他的伤，无一不是多年来深夜里的温暖。

    火车要开走了，他已没有了时间。

    振聋发聩的鸣笛声在心底咆哮，哐当哐当的铁轨声也夹杂其中。远方深邃的天，是否能听到两个人的呐喊？倘若不是生在乱世，倘若没有硝烟和战争，倘若他们都为对方退让一步，而今的结局，会不会重新改写？

    他们活得太累了，即便想踏踏实实地拥抱，也换不来半分暖心的温情。

    从此，天涯遥寄，各自就要分道扬镳了。听话的宝贝，挥手别离时，是否会想起当初一块唱过的歌？他多想萧红能为那句海誓山盟坚强地等待下去，然而，他早已没有任何资格命令萧红做什么了。即便那么想，那么憧憬，他也开不了口了。

    这辈子，他终究欠萧红一份爱。

    如果有下辈子，但愿有力偿还。

    [4]未越雷池，何惧他人斥

    飞吧，萧红！

    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当萧红打算将她最重要的软竹棍送给端木的时候，聂绀弩突然这样劝她。

    如若不是因为萧军，聂绀弩不会管这件事。

    当想起临汾车站月台上的送别，想起萧军那意味深长的话，想起二萧两人走过的点点滴滴，想起他们之间很多的爱情童话还没有谱写完，聂绀弩很是伤感，可又不得不强忍着伤感。

    如今，看着萧红空洞的眼神，聂绀弩忽而想起在临汾时萧军说过的话：“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节选自聂绀弩《在西安》）

    萧军的话字字铿锵，聂绀弩听在耳畔，碎在心里。

    他知道，萧军不是想抛弃她，更没有要分手的意思，只奈何两个人心意不通，她怨恨他高傲自负，他埋怨她处世不通。

    从此的茫茫天涯，他们各走一边，恐怕也是注定的。

    因此，聂绀弩成了替萧军照看萧红的大哥哥。他并非多么看好二萧的恋情，也并非像个闲人一样插足其中。他只是不希望萧红与端木有染，毕竟在所有人的眼中，端木的人品和口碑太差了。可越是担心什么，什么事就越会波涛汹涌地袭上来。

    在离开萧军的多少个日子里，萧红渐渐对端木敞开怀抱。若不是孤独漫长的深夜实在难熬，若不是一个人的世界充斥着黑暗，或许，她不会那么草率，或许，她会深思熟虑。然而，每当黑夜来临，每当秋雨敲窗送凉，每当皓月再也发不出洁白的光华时，萧红突然意识到，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自由，不是拘束，也不是怯懦。

    在与丁玲相处的时光里，萧红慢慢体会到一个女人该有的自尊。而端木的出现，恰恰帮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与其说萧红与端木的开始是一场孽缘，倒不如说是一次情感上的“大解放”。

    西安的长街弥漫着历史的荣光，萧红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仿佛看到各个朝代的人踏过的痕迹。她是一个感性的女人，亦是一名多愁善感的作家。因此，捕捉消失于历史中的故事，只是为了满足一种怀念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与时间无关，与人有关。

    没有萧军的夜晚，端木常常陪着她散步。

    两人时而在古道边游走，时而在小巷中观望，时而谈一些千古文赋，时而说一些风流韵事，倒有一份宁静中的祥和。然而，萧红似乎不大适应这份祥和，听着听着，脑海里就会浮现萧军朗笑的模样。

    也许，是心里的舍不得在作祟，毕竟六年的风雨路程，岂是说淡忘就能淡忘的？

    当端木和萧红走到街边的小摊位前时，他们常常会点上一份西安小吃。那时，萧红特别爱吃粉皮，每次吃时也不忘跟老板多要些醋。有时，端木会顽皮地问她：是不是怀孕了，这么爱吃酸？当听到这样的话时，萧红的内心是在滴血的。她无法回答，只得默默地吃着粉皮，就着与冷风掺杂在一起的眼泪，硬生生地吞下。

    萧红的确怀孕了，孩子是萧军的。当他们作别时，萧红曾想着打掉。然而，战火和硝烟吞噬了整座古都，如今实在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医院。因此，她唯有强挺着逐渐隆起的肚子，一个人艰难地跋涉；唯有于茫茫人潮中垂下头，生怕被别人发现什么。

    与端木在一起的时光很温馨，没有大起大落，亦没有凄风和冷雨。然而，当萧红以为余下的日子就该这样过时，片刻的安宁便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

    4月初，萧军突然从前线回来了。

    在慵懒的晨光下，他兴高采烈地穿过人群，一心只盼着扑向萧红。

    然而，当来到院子里时，面挂笑靥的萧军突然愣住了。他那尖锐的目光轻轻一扫，瞬间锁定在肩并肩走来的萧红和端木蕻良身上。两人若不是靠得那么近，他怎会胡思乱想地揣测？而今，他嗅到的那种千丝万缕的暧昧气息，又是否从他们的身上发散而来？为何迄今，他仍旧不敢相信呢？

    三个人的关系，在这一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萧红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压抑，她想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萧军，看看他有没有爱自己深到骨子里。倘若有，破镜重圆将不是难事。倘若没有，她倒不如守着端木蕻良，过一段平淡又浪漫的生活。

    然而，当萧红笑着说出“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时，屋子里的欢乐气氛骤然被打破了。彼时，没有一个人说话，亦没有一个人离开。萧军顿了很久，一直怔怔地呆立在原地。只等萧红转身欲走时，他才硬生生挤出一个“好”字。

    是不是说了“好”，就代表着同意了呢？

    萧红的内心翻滚着汹涌澎湃的浪花。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倘若一个男人在她最需要保护、最需要关心、最需要温暖的时候，仍旧只想着他自己，从不会妥协和屈服，那这样的生活，倒不如从此终结的好。

    有那么一刻，她期待着萧军说一句挽留的话，哪怕是谎言，哪怕口心不一，哪怕离开所有人的面，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争吵，也总比一个“好”字，打散她内心所有的希冀。从此，她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即便是零星的，在黑夜中尚不清晰的微光，也在逐渐消失，逐渐颓靡，直至永远黑暗，永远暗沉下去。

    端木蕻良在1981年6月25日接受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访问时，说出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偌大的房间里，萧军是背对着萧红和端木坐着的。他们三人缄默无声，好像处于安寂祥和的丛林里。当年，三人在小金龙巷共同睡在一张床榻上，蓦然回首，时光快得来不及细数，而今他们却愁怨凝结，彼此的呼吸都快要停滞。

    去年年初，刚刚回到上海的萧红得知，萧军的绯闻女友就是在东京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许女士。她气愤未休，眼眶含着宛如珍珠大的泪花。萧军亦是心气难平，双手在破旧的风琴上胡乱按着，很久之后他才补上一句：“你和端木结婚吧，不要管我……”

    由此可见，当时的萧军并不想分手。他是气不过的，总想着如何挽留，可萧军的挽留方式太野蛮了。他从不会放下高傲的姿态，也从不会认个错，讨萧红的欢心。以至于，在所有人的面前，萧红尝尽了难堪，亦尝尽了一个男人撕破她最后一丝尊严的痛。

    然而，当萧军发现自己说出让端木和萧红结婚的话后，两人似乎没有多么大的反应。接着，他又补充着说出自己要与丁玲结婚的话来，想以此气一下萧红。萧红心里再清楚不过，她和丁玲是好姐妹，萧军如是说，正想告诉她，端木也曾和他是最好的哥们。既然她能嫁给自己最好的哥们，为何他不能娶萧红最好的姐妹呢？

    混账的话一句接一句，萧红早已听不下去。

    窗外的天不知何时阴沉起来，即便适才的阳光明媚，也被屋子里尴尬和僵持的氛围，骤然幻化成一团乌云，从南到北，缓缓扩散开。

    天是要变了，他们也再不可能复合了。

    事后，萧军曾借索要往昔信笺为由找过萧红，也打算与萧红好好谈谈，以便平复她焦躁不安的情绪。但那时，她已不想再听萧军说任何一句话，甚至到了萧军若要说话，她必然立刻离开的地步。后来，萧红打开箱子，将所有的信还与萧军。他亦没有推辞，伸手抢过去。当萧红向他要自己写的信时，萧军却迟迟不肯给。

    其实不是不给，是还有想念，还有爱意。

    可他到底怎么了，明明想安慰一下萧红，明明想说一些好听的话，明明不是有意与她争吵，然而，当真的来到萧红身边，真的看到她的模样时，他却又发不出一句服软的话来。或许，他终究要在没有萧红的日子里，找一处幽僻的地方，高傲地过完一生吧。两个要强的人，两个都需要“尊严”的人，到如今是彻底闹僵了，永生永世再不会有机会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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