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一个只看了名字,就会让人瑟瑟发抖的作品。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萧红一开始写时,《生死场》其实叫《麦场》。
所谓麦场,便是生与死最本质的反映。试想,一株禾苗长大后,于清风中摇曳着细长的腰板,那不正是生的渴望、生的追求吗?幽绿的颜色,任凭谁看到内心都会充满阳光。因为那是绿色的麦场,即便绵延数千里、数万里,仍旧是使人振奋的麦场。
等到秋来之时,麦子收割了,普天之下黄澄澄的一片。看不到幽绿,看不到阳光,视线下捕捉得最清楚的,莫过于橙色的秸秆。没错,那是死后的麦场,一种对命运抗争、对黑暗倾诉的麦场。
一个人的生死,一个种族的生死,一个国家的生死,再到一个世界的生死,若追究其根源,与那一株禾苗的生死,一棵大树的生死,一束鲜花的生死,一只小虫的生死,有何分别?
这些事物纵然形体上千差万别,思想上参差不齐,但都会遇到黑暗,都会经受波折,都会在艰难的环境下呐喊,都会在无助的时候彷徨。
如果说《麦场》中的颜色是绿色和黄色的,那《生死场》中的颜色便是白色和红色的。
白色象征着死,红色象征着生。两种颜色交相融合,才促成这样一部旷世佳作的诞生。
看着怀胎数月的“孩子”即将出生,萧红又开始琢磨起自己的蜕变。因此,“悄吟”这个笔名是再不能用了。遥想当年,她是一株羞答答的鲜花,故而对世界的抗争是生硬又娇弱的。所以,“悄吟”一名,恰如其分。
而今的她,历经了磨难,看透了沧桑,早从普通少女蜕变成智者。因而,不论是出于对作品自身的考虑,还是出于对身边男人的追随,她都必须换笔名,而且要换成一个与郎华遥相呼应,又能寄托出彼此情感的笔名。
终于,在一个皎月似水的傍晚,她在书稿上郑重地写了两个字:“萧红”。而后,她欣然地看向在灯光下卒读的萧军。彼时,那颗彷徨不定的心,就在一刹那间,仿佛又找到了寄托,她不禁释然而笑。
这辈子,形体上与他捆绑在一起算什么?若精神上亦能同榻同眠,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萧红把萧军看成了她的骄傲,亦看成她一生活下去的勇气。这辈子那么短,若是爱了,就该全力而为,赴汤蹈火。即便是尘俗之中的名姓,也要生生世世地黏在一起。
从爱情的世界里回过神,她再次沉浸到文学创作的海洋中。那里有温风如雨,有阳光倾洒,也有鲜花的味道,有青草的幽香。从此,每一段故事,每一首歌谣,不论是悲是喜,是哀是乐,都成了萧红与世界对话的资本。
鲁迅先生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曾说道:“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节选自萧红《生死场》)
萧红从不敢奢望,先生会用高层次的语言来形容她的文章。在萧红眼中,不论她在文坛上拥有多么显赫的地位,也不管别人如何夸耀,如何谬赞,这辈子,有一个事实是永远无法更改的——她始终是先生的学生,一个谦虚谨慎、乖巧懂事的学生。而今,听到先生以一句“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来形容《生死场》,她忽然很开心,整个人像沐浴在烂漫的春光里。然而,一阵兴奋过后,她却又诚惶诚恐起来。
偌大的上海滩,有那么多能力斐然的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其实一点也不比她差。萧红很有自知之明,她能掂量出自己的水平,并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创作。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即便事隔很多年,依然让人称道。
每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掺杂进去。虽然不见得句句属实,但至少有一些影子和痕迹是挥散不去的。当写下这些活泼的文字时,萧红正与萧军住在青岛。那时,这本小说还不叫《生死场》,稿件的顶端正显赫地写着两个字——麦场。
青岛的天空是湛蓝色的,如漆如布。海风是柔和温润的,如纱如雨,尤其是金色的沙滩上,夕阳的余晖倾泻而下,浪漫了此生的过往。
那时,萧军的笑声是最爽朗的,每当他们走在路上时,她都会示意他放低点声,免得引起路人笑话。而萧军,似乎从未在乎过这些,依旧我行我素,依旧洒脱而为。即便时隔两三年了,如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
萧红常常思索,倘若没有遇到萧军,她的精神会不会一直活在哈尔滨近郊的小村庄里?
在那里生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尤其是女人,似乎生来就要被男人“把玩”“品赏”。从小到大,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即便是自己,也曾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于是,萧红让麻面婆在二里半的吆喝声中,残存余生;让金枝沉浸在爱情的幻想中,任凭成业肉欲的折磨;让月英在如花盛开的年纪,带着恨,带着伤,被丈夫狠狠抛弃。
这些苦命的女人,曾几何时,或多或少是她的影子。
没遇到萧军之前,她以为此生最爱的人是汪恩甲。这辈子既然牵过他的手,就能走完余下不算平坦的路。然而,当她深陷爱情的迷局中时,汪恩甲却怯怯懦懦,时而对她大呼小叫,时而又在某个刹那间伤了她的心。那种感觉,那种经历,与《生死场》中的麻面婆该多么相像呢!
萧红原以为,她和汪恩甲之前存在的是爱情,于是,她奋不顾身,她赴汤蹈火。然而直到最后,汪恩甲终究不给她一个名分,反而却与她同居,贪婪地索取着肉欲。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想到金枝的不幸?
当所有的故事走到尽头,当残破的过往在肆意叫嚣,当那个爱着的人露出骇人的嘴脸时,她的一切,连同心脏和思想,一并被遗弃。从此,她像一个幽魂一般过活,挺着大肚子,经受着世人的冷言和热嘲。这一切,又与月英的遭际很像吧?
其实,她们是一样的,都是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到了狠心的男人。她们错信了男人们的花言巧语,也傻傻地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一定能天荒地老。可她们从未考虑过,当分手那天来临时,男人们都是绝情的,绝不会拖拖拉拉。他们走得一干二净,会彻彻底底将那些记忆从脑海里抹掉。而后潇洒地,无牵无挂地,再次牵起另外一个女人的手,继续重复着谎言,继续上演着海枯石烂。
萧红的眼前仿佛看到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女人。她的白眼珠完全变绿,整整齐齐的前齿也完全成了绿色。她的头发仿佛被烧焦似的,死死地扣在头皮上。她好像一只生了病的猫儿,孤独又无望地静候着未知的岁月。
孤独又无望?
一个女人被伤害后,或许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吧。而萧红,对这种感觉无疑是体会最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不然,那种从内心迸发而出的情感,怎可能这么细腻,这么真实,以至于让人看后竟像融进了故事之中呢?
当萧红从《生死场》中回到现实时,眼睛睥睨着她最爱的萧军。此时,内心的压抑,竟像五味调料被踢翻一般,她有点不知所措,有点不敢相信,也有点恐惧畏缩。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之感,犹如冷流般从脚底蹿上来,越过心脏,直达麻木的脑门。
萧军的大男子主义,萧军的粗犷又桀骜,萧军的豪爽与冷酷,无不像冬天里的寒风,折磨着她的躯体,蚕食着她的精神,随后,终将消磨完她的所有。一个女人的一生,从爱上一个男人起,开始为爱贬低自己,甘愿臣服;开始为爱忍屈受辱,肆意习惯他们的践踏;开始为爱奋不顾身,而那人却远走天涯。
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无辜,倘若抛离男人这个客观因素,女人又是否应该反省呢?
她们不够强大,不够坚强,亦没有在狂风暴雨中力挽狂澜的勇气。最后,她们的所有期盼,所有寄托,全部交付给一个无法与其厮守终身的人。所以,被人遗弃,被人折磨,被人鞭挞,似乎成了理所应当。而实际上,这也是女人懦弱和封建的体现。
萧红在心中歇斯底里地控诉着,她要做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人,也要做一个自己主宰生活、而不是靠男人替自己主宰的女人。
[2]潇湘红泪,怅然叹伶仃
不知从何时起,萧红的世界观开始变得宏伟,思想和人生价值也进一步提高。以往,她把爱情当作一生依靠的梦,不弃不离,只为生死相许。而今,她的世界里又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文学,一个被鲜花和掌声充斥着,像水晶般剔透,像金子般珍贵,像溪水般活泼的梦。
1935年12月,这个梦实现了。她的心里像在不经意之间,生长出一棵充满希望的小树。这天,上海容光书局第一次将《生死场》印刷出来,让这部旷世绝作逐渐从晦暗的社会里抬起头,攒射出一道又一道耀眼的光。
胡风读完《生死场》后,被小说中的故事和思想所吸引,不禁拿起笔,这样赞道:“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天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节选自萧红《生死场》)
《生死场》自横空出世之后,给萧红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从此,无数的文人,无数的读者,无数于压迫和剥削处呐喊的人,无数正在彷徨、看不清出路的人,无数想要救国图存、一心闹革命的人,自书中看到了希望,自书中看到了出路。他们像一个个刚强的战士,用思想和觉悟武装自己,伫立于血染万里江山的沙场上,一个个前赴后继,一个个英勇奋战。
鲁迅很欣赏这种磅礴的力量,竟笑着称赞:“《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成熟些。”(节选自许广平《追忆萧红》)
先生从不会妄夸一个人,他说好就一定有好的理由。然而,如此盛赞对萧红来说,虽是一件好事,却也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她从未预料到,文学上的平步青云,居然使她和萧军渐行渐远。两个人,犹如两辆并肩而行的汽车,若是到了某个岔路口,便有分道扬镳的危险。
他们同是写文,同是创作,同样崇拜先生,同样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可到最后,一飞冲天的竟是含蓄内敛的萧红,而高调自傲的萧军反倒是平平淡淡。
这世上,任凭是谁,恐怕都无法消散嫉妒之心吧。只不过,有的人能压抑住,故而显得淡然。而有的人,却像蓄势待发的火山,但凡触碰到他的底线,必然会顷刻爆发,祸延千里。看着萧红的成就一天胜似一天,听着身边的人没完没了地大赞特赞,不知为何,萧军除了抿上一丝微笑之外,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有种说不出的哀伤、难以言表的无奈。
“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节选自许广平《追忆萧红》)
许广平先生如是说,胡风如是说,就连鲁迅先生,也说她的作品比自己的好。难道萧红真的这么有才华,以至于令大家争先恐后地卒读,津津有味地评赞吗?如是,他这一生是要日日夜夜活在她的阴影中,走不出,也逃不掉吗?
萧军的内心开始猜忌起来,横亘在他和萧红之间的爱意,也在强烈的嫉妒心的驱赶下,逐渐消散,直至破灭。但凡世上的婚姻,似乎总逃不过“七年之痒”的魔咒,纵然萧红和萧军历经磨难,肝胆相照,也一样不例外。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后,销路很好,他们赚到了人生中最丰厚的一笔钱。一夜之间,二萧成了大上海炙手可热的作家,无数的读者和文学圈的朋友纷纷前来道贺,盛况持久一时。
然而,名声的大噪并没有给两人带来美好的生活,相反,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看不透对方,直到某天彼此再也无法容忍,进而开始了漫长的吵闹和冷战。
这一切的不幸,要从一个人说起。
1935年暮春时节,萧军以自己和萧红的名义,给远在哈尔滨举行婚礼的陈涓发去祝贺信。两人的分离,就在那一刻起,有了死灰复燃的念头。
陈涓的老家在上海,一座繁华又充满故事的城市。
如今,萧军定居于此,怎能不心生怀念呢?况且,当年的匆匆一别,他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以至于每个下雪的傍晚,每次走在冗长的小道上,脑海里都会浮现那个南方女孩的音容笑貌,就像柔和的清辉,没有来由地洒过来。
萧红当然不满二人的往来,尤其怨恨萧军,竟然用他们二人的名义给陈涓写信。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甚至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出轨”。
1935年5月,萧红完成了《商市街》系列散文的创作。其中,有一篇名叫《一个南方的姑娘》的文章,恰好反映了她当时的心绪。文中详细记载了陈涓和萧军的交往,也把她多年来压抑的愁苦,多年来滋生的不愉快,以文字的力量,幻化作一汪清泉肆意地涌上来。
《一个南方的姑娘》,写下了两年前的旧事。
“我慢慢地看着她,大概她也慢慢地看着我吧!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净……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辞行……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节选自萧红《一个南方的姑娘》)
然而,两年之后,所有的郁闷,所有的愁苦,只是刚刚开始。
当我们翻开史料,寻找到一篇名为《萧红死后——致某作家》的文章时,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故事,像拨云见日般,在记忆里逐渐明朗。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萧军,一个敏感的萧红,还有一个不知所措的陈涓。
据文章中描述,陈涓再次见到萧军,恰是1936年春。
当年刚做母亲的陈涓准备回上海省亲,而她的家人就住在萨坡赛路16号,距离二萧所在的萨坡赛路190号很近。
这是命运的巧合,还是自然而然的相遇?
从此以后,陈涓常常带着幼妹来二萧家,有时会玩很久,直到傍晚才离去。在陈涓看来,她是一个早已结了婚的女人,以目前的身份拜访,二萧应该不会有芥蒂之心了吧?然而,她哪里预料到,萧红的防御心是如此强烈。
陈涓南归的用意和登门拜访的频繁,不论是谁看来,都会觉得有些反常。更何况是萧红,她本能地恐惧,本能地感受到一点一点的伤疤被揭开,而后还被人在伤口上撒了盐。
一天傍晚,陈涓带着幼妹依旧来了二萧家。临回去时,她提出要萧军送她们回家。当时萧红正在场,她是极不愿萧军单独与陈涓在一块的,即便有幼妹夹在中间,也是不愿。然而,三个人僵持了很久,萧军碍于颜面,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他或许害怕萧红不乐意,或许不知如何开口,也或许心中带着惴惴不安的歉意,总之,一路上萧军很沉默,一直低着头轻迈步伐,像一个丢了魂魄的野鬼。
不知为何,“爱情”两个字,在那时竟突然失去了魔力。
萧军已难以分清,到底与萧红在一起是爱,还是与陈涓在一起是爱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心里是装着陈涓的。不然,时隔两年再次见面,他的内心为何仍旧怦然不止呢?
为了追寻那份美好,也为了不引起萧红的猜忌,萧军开始时常一个人出入陈家。有时,他只是在客厅稍坐一会儿;有时,便约陈涓出去吃些东西。时间久了,萧军炙热的情感一如火山爆发。陈涓特别害怕,甚至于每次看到他,心脏都会狂跳不止。
他们两个,本就是各自有家庭的,即便彼此温存着过往,即便那些回忆如繁花锦簇,而今也是不可能回去了。在感情方面,陈涓比萧军看得开。然而,萧军的固执是任凭谁都挪不动、也搬不走的。
他以为躲避了萧红,就能躲避一个人的眼睛。可他哪里知道,这么多年的相处,这么多年的共患难,萧红心中早已长出一双眼睛。因此,她不必知萧军去了哪里,也不必知他做了什么,单凭一两句话,一个眼神,就能洞悉所有的一切。
搬家!
二萧来到上海以来,已经搬了数次。而这一次,却是萧红搬得最窝心,也最苦恼的一次。他们住在了北四川路上,那里距离陈家所在的法租界很远。萧红这么做,无疑是想断了萧军的念头。
然而,有些距离是隔绝不了的。
萧军对陈涓的感情,像最初的爱恋,一如潮水般汹涌。他不辞劳苦,宁愿跑很久的路,也必须到陈家一坐;他为了见陈涓一面,即便向萧红撒谎,明知她会看出破绽,明知她会伤心,也在所不惜;他成名后常去应酬,若逮到一个空当的机会,一定跟陈涓出去吃顿大餐。
曾经,萧红给了他一个家,从家徒四壁,到举家殷实。
可是,有些爱,并没有随着物质的富足,恰如其分地好转起来。他也不知自己怎么了,只是再也不能像当初一样爱起来了。
[3]草尽红心,钟情相思路
一天夜里,大醉之后的萧军突然闯入萨坡赛路16号。敲门进去后,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阴沉沉的,不愿说话。那时,阴沉的气息让陈涓有点恐惧。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近段时间以来,萧军的行为的确匪夷所思。
夜色渐沉,萧军准备起身离开。陈涓送他到门口,本能地驻足观望。然而就在此时,他一个转身,像当初一般在陈涓的额角轻轻一吻。随即,一阵略带悲伤的笑声,伴随着不可望穿的黑夜,消失在永远的记忆里。
萧军终究是忘不掉,如今已然发了疯、着了魔。
陈涓开始惊慌失措起来,她心中想得最多、念得最多的就是萧红。此时,那个苦命的女人应该在房中翘首期待着吧。她的男人,一生之中唯一深爱的男人,如今正想着念着别的女人。即便他回去了,即便仍旧拥她入怀,或许内心也没有那么温暖,没有那么幸福了吧?
5月1日,陈涓就要北上了。
临走前,萧军仍旧送她。他们坐在一家咖啡屋,相互对望了半天。最后,萧军点了一瓶伏特加,陈涓只要了一杯咖啡。她想快点离开,不想再纠缠下去。而萧军却不依不饶,反而一杯又一杯地灌自己,嘴里还喃喃地说,从明天开始他就不再喝酒了,为了陈涓,这一杯他要痛痛快快地喝个精光。
两人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萧军执意送她回家,陈涓硬是不肯。
在费了很大力气支走萧军后,她找到了正在融光戏院门口等候多时的男同事。陈涓说了些致歉的话,两人便一同往靶子路走去。然而此时,萧军早已在电线杆后面静候多时,他突然跳出来,对着陈涓狞笑两声,也不说话,竟愤愤而去。
那一刻,萧军定然想多了。面对他的误解,陈涓内心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和心塞。可再难过,再心塞,也总比将这份“夭折”的爱情持续下去要好很多吧?倏然,她希冀萧军能记住她的“坏”,能将那份痛埋于心间,直到永远都不要明白过来。如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才能一心一意待萧红,才能过上踏实安稳的生活。
萧军和陈涓的故事,萧红或许无从得知,但她能感受到爱人的不正常,能感受到那种“温柔”的出轨。对于这件事,她是没能抓到证据的。可即便抓到了,又能怎样?难道一走了之,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还是听之任之,在彼此之间筑一堵高墙?
然而,不论结果是哪一个,都是那么痛苦,那么让她心碎。所以,倒不如从此做一个“傻人”,装作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只要他还在自己的身边,还能幸福地拥自己睡觉,温柔地叫一声“亲爱的”,又何须问清楚,此时他心里想的是谁呢?
1936年,萧红为这时的感情写下一首组诗。想来,这也是对当时萧军的控诉、对爱情的呐喊吧。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其四)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其五)”(节选自萧红《苦杯》)
然而,1936年上半年,萧红远不止经受着萧军与陈涓的折磨。这一年,一个名叫Marie(本名李玛丽)的女人也来到上海。她是当年上海滩名噪一时的名伶,有无数的追求者和粉丝,即便是萧军这样的新近成名的男作家,也丝毫没有逃脱暗恋的厄运。
从此,一首首情诗再不为萧红而作,一句句肉麻的情话,也不只是对她诉说。往昔,从时光的墙壁上剥落的故事,只得靠她自己拾起来,自己慢慢品味了。那个男人,那个帮她脱离苦海,即便成名后仍旧痴痴不忘的男人,如今是真的变心了吗?还是,他只是一时新鲜,等过了成名后的膨胀期,一切又会如昨日明朗?
萧红想用“新鲜”两个字来安慰自己,可安慰来安慰去,唯有泪痕伴她入眠,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伤痛陪她哭泣。曹格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中提到过这件事,还说舒群曾替萧军亲自登门拜访过玛丽,一诉萧军的相思之苦。然而换来的,却是玛丽淡然的笑声: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或许正因如此,萧红悲痛难消,故而在《苦杯》的几首组诗中留下证据。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其一)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其二)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的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其六)”(节选自萧红《苦杯》)
当我们看到这些组诗的时候,先不去过问萧军到底爱上了谁,那些情诗是写给现实中的人,还是想象中的人,但就二萧而言,此时两人的情感危机,正像一枚炸弹般轰然爆发。萧红压抑不住被冷落的怒火,更忍受不了爱人情寄他处的伤害。
因此,无休止的吵闹,无休止的冷战,突然像六月的雨,没有丝毫征兆、没有任何预料地降临。他们彼此伤痕累累,每次见到对方,都有种难以言说的痛。
面对这样的生活,萧红忽然想起了幼时的父亲。而今的萧军,居然在某种行为上,已变成了他的父亲,一个冷酷暴戾,又无比自私的男人。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节选自萧红《苦杯》其七)
不知从何时起,萧军开始变得暴虐起来。萧红从未想到,十几年前的昏暗岁月,直到她长大成人时,仍旧会反复上演。虽然两人嘴上吵闹,但到了正事上,她依然会忍着疲惫不堪的眸子,振作起精神来给萧军整理和誊写文稿。
爱一个人,或许就是源自内心的依恋吧。
即便说着分手,说着永不再见,甚至说着老死不相往来,可一转念之后,又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重归于好。
她是爱得深到骨子里了,故而不会记恨萧军如何伤害她,如何给她难堪,如何在一个无法入眠的夜里骂她打她了。
爱,是会让人迷惘的。
纵然最后一丝尊严,亦深深埋葬。
[4]诚惶诚恐,不语亦匆匆
在许广平看来,萧红太笃信于爱情了。她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孤注一掷,只为换取一个男人的不弃不离。然而,感性大于理性并非一件好事,甚至可以称得上糟糕透了。
当整个上海滩在为二萧欢呼喝彩的时候,她的眼里却只有萧军,似乎除了他以外,别的一切都是虚设。然而,在萧军眼里,突然之间的成名,让他拥有了财富,得到了地位,甚至可以出入大大小小的社交场合,认识很多男女朋友。萧红早已不是他唯一的守候,亦不像当初对她那般,捧于手掌小心呵护了。
于是,萧军的疏远,情感的危机,让萧红沉浸在一片苍茫的世界里。没有了当初的蜜语甜言,没有了往昔的患难与共,余下的,只是苟延残喘的呼吸,没完没了的争吵。她强撑着虚弱的身躯,于无数个夜里泣然,又于无数个夜里,写下流淌着鲜血的诗句,将那些话说给自己听,又仿佛是说给他听。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节选自萧红《苦杯》其十)
世上最钻心的痛,莫过于最爱的人对你的冷漠。当他的世界无限广阔、无限丰富的时候,你却瑟缩在阴冷的一隅,看不到光,嗅不到气味,甚至长时间地沉沦。
倘若爱情是这个世上的解药,那它也是最毒的一种毒药,能于茫茫人海中救你,亦能于情海深处摧毁你。因此,到最后,昨夜的梦化作了轻盈的蒲公英,微风吹来,全部冲上云霄,消失在黑夜的迷途中。至于那曾经华光万丈的明灯,而今,却像晦暗的蜡烛,燃烧着最后的身躯,随时随地有灭亡的风险。
灭亡了,是不是不再拥有?
他带给的快乐,带给的记忆,带给的美好,带给的伤害,带给的苦痛,在一瞬间消失殆尽,连同他自身也遥不可见了呢?如是,人这一辈子该是多么凄凉,又多么孤苦啊!
萧军曾是萧红唯一活下去的希望,若是希望破灭了,她真不知以后该如何过活。于是,她不愿待在家里,仿佛只要嗅到家的味道,她就会想起萧军,就会感受到一阵阴寒。因此,但凡有空,她便去先生家坐坐,而且一坐就是很久,最后引起了许广平的烦言。
在许广平的印象里,萧红天天来他们家,一坐就是半天。或许,许广平有些厌烦了,又或许她没有时间,总之,陪伴萧红的只有年幼的海婴,还有那一堵遍布爬山虎的墙。
从此而后,萧红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她的脸颊开始泛黄,身上的肉一天少过一天,即便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在悲伤的摧残下,趋于暗淡,直至濒临死亡。
那是莫大的痛,一种无法用言语诉说、无法用情感表达的痛。白朗曾说萧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所以,在某些方面,她比任何人都出类拔萃,又在某些方面,倒不如普通人看得开,反而越陷越深,最后推自己入火坑。
黄源见不得萧红受难,便向萧军提议,让她去日本住一段时间。没想到,当萧红得知这一讯息时,竟有几分心动。她是再不能如此下去了,因为越是想念,就越是愁苦,文章的出路也便只能被阻塞到死胡同里。自从完成《商市街》系列散文以来,她再没有创作出好的东西,最多只是写了几篇《手》之类寥寥可数的稿子。
终于,她下定决心,前往日本。
如是离开,是临时的主意,又何尝不是如少女般的赌气呢?她或许想让萧军挽留,想听一些甜言蜜语,想感受失而复得的温暖,想知道她独一无二的地位,然而,最后,她不得不离开,因为那声挽留,终究沉甸得像一枚枷锁,永永远远锁住萧军。他难以启口,其实也是不想启口吧。
走是必然的了,但她一定带着全新的自己离开,绝不能把大上海的愁苦、大上海的哀怨、大上海的颓靡一块带走。于是,萧红决定改头换面。她将两个垂于肩前的小辫子剪了,烫成卷发;又脱下朴素平淡的衣服,穿上一身俊武的西装。
她知道,外形上的改变,终究无法驱散心中的痛、缠绵的恨。可即便驱散不尽,也总比每日每夜萦萦环绕要好很多吧?至少,如今她浑身上下全是“新”的事物,这就是最强烈的安慰,也是逃避萧军最好的方式。
1936年7月15日,鲁迅为萧红饯行。他怕萧红一个人到东京不知所措,便强撑着烧到三十八度五的身子,于饭后告知她日本的风土人情。先生的每句劝慰都很温暖,像清晨漫下来的阳光,让萧红在感动的同时,内心也有小小的酸楚。
萧红何曾想到,那晚一别,成了她和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从今而后的岁月,先生当真成了回忆,成了一种痛,也成了一个活在书本中、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人。
1936年7月16日,萧红与萧军吃了最后一顿饭,陪同的还有黄源。午饭后,三人特意去了照相馆,拍下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从那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萧红穿着一件格子布的旗袍,头上顶着一团类似蘑菇的卷发,唇角微微扬起,勉强挤出一抹似喜似愁的笑容。不消明说,她的眼神和举手投足间,必然混搭着对大上海的留恋,还有对日本的惶恐。
若不是无可奈何,若不是无计可施,她怎会去那个国家、那座城市?而今,中华民族正被熊熊烈火灼烧着,中华大地上,亦有无数同胞被残忍地杀害。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恰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日本人。当然,她并非一个极端的爱国分子,也知道战争的发生与广大人民无关。然而,每当听到远方袭来的一些话,看到一些画面,又怎不会令她心生愁思呢?
不过,照片中的萧军却显得意气风华,兴致盎然。
他揽着萧红和黄源的肩膀,露出浅浅的笑容。
只是,他的整个身子是明显倾向黄源的,与萧红之间仿佛总保留着似近似远的距离。
那或许就是心的距离吧,纵然是拍照,纵然是作为最后的留念,萧军依然无法留给她一片希冀,也无法留给她一份既有的美好。
[5]一叶浮萍,异国他乡梦
当天下午,听着悠长的汽笛声,望着天际招摇的夕阳,萧红终于踏上轮渡,从此开始一个人的生活。远方赤红的云、缥缈的梦,以及泯灭不掉的曾经,如今,是否都随着她的离开而逐渐形神无踪了呢?
那些葬送于过往的痛,一如波澜不惊的海面,并没有因为狂风暴雨的到来而掀起多么大的涟漪。反而只是微小地浮动着,就像投进湖中的小石块晕开的縠纹。或许,这就是重伤后的“平静”吧,比起之前的大起大落,而今的释然竟显得那么生硬,又那么直入人心。
她终于要离开了,坐上梦想的轮渡,像一只蹿入九霄的大雁,张开自由的翅膀,拥抱整个蔚蓝色的天空。然而,即便她如今可以俯瞰全天下的盛景,即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却依然无法寻觅到一处落脚点。她只是想要一个家,一个温暖的、不需要多大、但有人陪的家。
然而,从今而后,茫茫天涯,何处安家?
冰冷的海风划过刚硬的甲板,一个迂回,淹没于暗黑色的浪花中。她伫立于碧海蓝天之下,遥望愁云凝重的远方,半分凄然,半分沧桑。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话,居然会在不经意之间蹿上来,像月夜下的星耀一样清晰。
萧军曾很坦然地说,他爱史湘云和尤三姐那种女人,不喜欢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不喜欢不善言语的妙玉,亦不喜欢工于心计的薛宝钗……
他是一个如风一样的男子,飞来时可以温柔似水,飞走时又砭骨凄寒。他说他爱史湘云和尤三姐,不就是爱那种敢爱敢恨、骨子里有股傲气、为情甘心一死的人吗?这么多年来,她对萧军的爱已然很深,任何艰难的事情,也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只是,她不是史湘云,也不是尤三姐。在萧红的内心深处,酝酿着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薛宝钗的英武干练,妙玉的墨守成规。她从不会说多么惊天动地的情话,也不会轰轰烈烈地要死要活。她会哭,只是在某个无人的夜里暗自垂泪,怕萧军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她会难过,常常躲在某个大树底下,长时间缄默,长时间沉沦。她为爱疯狂,每当看到萧军与别的女人一眼相对,眉目传情,便是一阵心痛,彻夜不寐。
而今,海岸线那么悠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类飘摇其中,该是多么渺小!恍如飞来的一只海鸥,还没有看清它的模样,就随着暗下来的暮光,永久消失于水天一线。可是,她也会像那样吗?于滚滚红尘中,来得很轻,走得也很轻?萧红说不清楚。她只知道人的一生大抵如此,没有谁能主宰世上的一切。有活着,就会有死去;有磨难,必会有顺坦。
自从萧红走后,整个上海滩哗然一片。有些小报刊,为了出些花边新闻,增加销售量,不惜浓墨重彩地报道二萧的讯息。其中,有一家报纸就写了一篇名为《爱侣变成怨偶萧红一怒走东京田军预备追踪前往》的报道:“田军与萧红,这被称为‘东北’作家的一对,以往是有过一番热恋的,但萧红的心情很高傲,而田军则又是一个秉性倔强的人,于是,两下里慢慢地有了意见,甚至于发生了口角,结果是萧红一怒而出国。在这一种情形之下,田军是觉得有一点儿后悔的,他在考虑之下,以为这样的决裂毕竟是甚可惋惜的事情,第一是居住的无聊与寂寞,使他十分地不惯。因此,这几天的田军,也预备摒当行袋,向东京走一趟,去寻找他的爱侣去了。”(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世人总会以捕风捉影的目光,将全天下能搜求到的新奇故事囊获其中。8月初,萧军并非去了东京,他不过也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寻找好友周学普去了。或许,萧红的愤然离去,的的确确在他心中埋下了阴影。故而,他想一个人幽居起来,开始漫长的写作计划。也或许,他想找个无人的一隅,一边写文,一边静候萧红的归来。
萧红在东京的住所很幽僻,山上有茂密的松柏和白杨,一派碧绿,从近处绵延到天际。她喜欢绿色,那是恍如生命的颜色,每每看到,都会让她有重生的错觉。
离开萧军的无数个夜里,陪伴她的是一只只飞入丛林的鸟儿,还有灌木丛中长流不息的水波。如果天涯海角不曾牵挂一人,她或许会蛰居于此,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只可惜,她做不到,即便心向往之,也只是奢望。
终于,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她伏在案上又开始写信了。
“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沿路走回来了。觉得很生疏,街路和风景都不同,但黑色的河,那和徐家汇一样,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穿破衣裳,并且那黑色的气味也一样,像这样的河巴黎也会有!”(节选自萧红《第五封信》)
以往,她习惯有一个人揽着入眠,所以,任何发生在白昼中不愉快的事,都无法阻挡住浓浓的睡意。而今,那个人去了隔海相望的青岛,且不说无法相拥,即便见上一面都是难事。从此,写信成了她想念萧军的方式,也成了彼此互相沟通、一诉衷肠的唯一渠道。
客居他乡,一个人的世界,怎会没有孤寂和落寞?
好在她的生活还不错,遇到了一个温和的房东,还有一群要好的邻居。所以,她不会感到压抑,反而清闲自在得很。萧红住在一个民房的二楼,房间面积不算大,仅仅只有十来平方米。然而,屋子里的装扮却大大出乎她的预料。那分明像一幅精美的壁画,四处点缀着藤椅、竹帘、长桌和隔板,似乎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角落,都那么精致,那么让人喜欢。
每当清晨醒来,阳光总是温柔地洒在她的窗子上,伴随着外面泉水叮咚和鸟兽嘶鸣,居然让她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她爱这里的夜晚,爱这里的宁静,又在每个夜里醒来好几次,恐怕是无数次想起两人曾经的回忆吧。那些萧军陪她度过的、一段段从磨难中开出花的过去。
因此,即便这个地方再美,再难以割舍,一样无法使她深深地爱上。不知为何,她宁愿去过曾经艰难的日子,也许吃不上饱饭,也许经常挨冻,但有萧军抱着她沉酣,有一个温暖的胸膛。彼时,所有的不幸,所有的重担,在一刻之间,烟消云散。
在又冷又饿的时候,他们依靠睡眠赶走寒冷,也赶走肚子里不停的叫嚣。他们偶尔会挑逗对方,说各自的忍耐力差,还要较个高低。夜深了,萧红会躺在被窝里看会儿书,萧军则披着长大褂挑灯写作。那时,没有人打扰,没有世俗羁绊,他不会出去应酬,她亦不用愁苦不堪。萧红天真地以为,他们是贫民窟里的王子和公主,像个文人一样高傲地活着,也像个乞丐一样卑微地求生。
“你近来怎么样呢?信很少,海水还是那么蓝吗?透明吗?浪大吗?劳山也倒真好?问得太多了。……你等着吧!说不定哪一个月,或哪一天,我可真要滚回去的。到那时候,我就说你让我回来的。”(节选自萧红《第七封信》)
萧红是想他的,一分一秒都在想。她写信的时候都是晚上,有时十九点,有时凌晨,有时是半夜,仿佛天只要暗下来,脑海里浮现的便是萧军的好。可是,她不能回去,即便很是想念,每个夜晚辗转难眠,每次回家踽踽独行,也必须熬过这段孤寂的时光。不然,等到萧军再次见到她,又会不会像当初一样不加珍惜?所以,她应该给他一个教训,一年也好,两年也罢,总该有的教训。
孤单的岁月,开出了安逸的花。远方的蓝天,飞翔的白鸥,动听的铜铃,每一处的景物,都被披上了一个人的印记。她是萧红,出生在寒冷的哈尔滨,辗转过繁华的上海,又流落到没有生机的东京。清辉似水的流光中,她带着天真的笑靥,像小时候一样狂奔在开满鲜花的院子里。与花草为伴,与时光为邻。
然而,闲逸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无人打扰而变得习以为常。萧军,终究是她忘不掉的伤疤。一对精光闪耀的眸子,若不是因为爱上了他,绝不会任其轻易地垂下泪来。可是,异国他乡的岁月里,她根本无法遏制那份想念。
终于,炙热的暖流,席卷全身,恍如一团燃遍天涯海角的火焰,跟着绵延不绝的思念,追向水天相接的故土。
蓦然回首间,她只愿早已踏上回家的路。
再见萧军,一切康健。
1936年10月20日,一声悲号从海岸传来。数天里,萧红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心里还在想着念着,先生身体还算硬朗,不可能说走就走。大抵是他在哪里讲学,引得报刊的注意故而发了一篇采访报道。可是,纵然萧红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但每当从有关鲁迅先生的报纸中看到“偲”和“逝世”的字眼时,她的心还是会莫名地酸楚,像是提前知道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一样。
清晨的阳光格外刺眼,天空一片蔚蓝。
然而,萧红说不明白,为何恍惚间总能感受到阴沉的雾霾,像是聚集眼前,又像是随风飘散。果然,中午时分,天空飘起了小雨,她撑着伞回住所,就在迈进屋子时,却很意外地夹在了门缝中,无论如何都进不去。若不是房东提醒,她或许仍旧撑着伞往屋子里挤。
如是看来,一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为了验证心中的猜忌,她跑遍了长街,寻访了很多认识日文的中国朋友。纵然,她从朋友那里得来的答案消灭了忐忑,可萧红始终感觉那是不真实的,就仿佛,朋友是在欺骗她。
1936年10月22日,萧红从一张中文报纸上看到了先生离世的讯息。蓦然间,她的世界像塌陷的城池,无数的尘埃和瓦砾坠落,无数的狂风怒号,亦有无数的眼泪和悲号窜动。一时间,那个待她如父亲的男人,居然会驾着仙鹤,带着对中国的爱与恨,永远地别离了人世间。
萧红不会想到,在寄居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眼中,鲁迅竟是那么不值一提。当她一天天为先生落尽眼泪时,很多学生却带着冷嘲热讽的语调,围在一起议论先生的旧事。她若不是一个女人,若像萧军一样魁梧,生得一身结实的肌肉,或许会上前给他们一拳,打醒这群目无先辈的学生。
然而,她终究下不去手,因为先生的离去,已经花光了她的气力。如今,即便走在路上,即便想迈开大的步伐,也竟然成了一种奢侈。她太累了,以至于每天晚上以泪洗面;她又太痛了,仿佛一生中的光明之灯破灭了,未来的路又陷于茫茫无垠的黑暗之中。
1936年10月23日,萧红伏在案上,颤抖的手抖了许久,终于落下笔,给萧军写了一封长信:
“军:
关于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说:‘你不懂日文的,你看错了。’我很希望是我看错,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虽然去的时候是流着眼泪。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我等着你的信来。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地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头容易平复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了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了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 十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穿过汪洋大海,飞越高山丘陵,最终落到萧军手中。后来,他还曾以“海外的悲悼”为名,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纪念鲁迅先生专号”上。当时,该报的编辑在文章前面加了一条按语,内容大体是:这篇文章是萧红女士在日本得知先生逝世后,写给她的爱人萧军的信,因为路远天遥,所以无法邀她给《中流》专号写稿了。这封信的发表,希望能让她的哭声与我们的哭声混在一起吧。
混在一起哭,该是多么伤悲的事情!
先生活着的时候,萧红常常去拜访他。在每个赤霞染天的黄昏里,两人往往面对面坐着闲聊。有时,先生会委婉地说出她的缺点,有时则含蓄地带出作品创作的技巧。萧红理解先生,也无比尊敬先生,甚至先生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个动作、表现出的每个表情,都会被萧红捕捉进眼睛里,而后于脑海中反复打转。
曾经的往事,伴随着滴落的泪,渐次淹没眼眶。
窗外起风了,夜是如此黑,没有明灭可见的月华,没有漫天闪烁的星耀,亦没有一道能穿破长夜的光芒。只有呼啸不止的狂风,蹂躏着一排排高可参天的树木。
那时,她就站在窗台前,遥望楼下的万家灯火。兴许,那是这世上唯一的光了。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一分光能让她看在眼中,记在心里。终于,秋雨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呐喊声中,悄然落下来,顺着整齐的砖瓦,一滴一滴往下坠落。
萧红的心绪,也在雨水的冲刷下,半分模糊,半分清晰。
她漠然抬起头,对着刺眼的灯光,幻想着先生在世时的模样。那时,他常坐在木椅上,抽着一根香烟,身上穿着一件深蓝的旧棉袄。先生的背影不算高大,不过在阳光的朗照下,却显得异常挺拔,异常高贵。
萧红很喜欢听他的笑声,似乎唯有他的笑声,才能挽救自己干涸的心房。而今,先生就这么走了,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没能说上最后一句话,亦没能悲恸地为其送行。因此,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萧红的内心都充塞着满满的歉意。
曾几何时,先生说喜欢吃她包的饺子,于是,萧红常常跟着许广平下厨,两个人忙碌很久,才做出一锅热气腾腾的水饺。偶尔,萧红也会亲自下厨,为先生做北方独有的韭菜合子以及荷叶饼。其实,做饭并非萧红的强项,但先生喜欢吃,她便乐意做。
每个夕阳西下的黄昏,长条桌上往往落满淡黄色的残光。萧红像刚出师的厨子一样,兴高采烈地端来做好的饭菜,静候先生品尝。那时,先生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一撇浓黑的胡子犹如跳动的小人。而今,所有的画面在一瞬间摔得粉碎。她再也看不到先生的模样,再也嗅不到他身上的烟草气息,再也无法给他做拙劣的饭菜,甚至再也听不到他轻哼一声“萧红”。
彼时,那钻心的疼,从胸口肆意炸裂开,以至于她每次呼吸,都像有千斤巨石压着,憋闷煎熬得很。
东京,这个陌生又孤独的城市是再不能待了。
于是,她下定决心要回去。
而后,踏着溶溶月色,沿着冗长的街道,看看先生住过的老房子,追寻那一道永不可灭的光,也去追寻那一个爱了一辈子、仍旧念念不忘的男人。
她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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