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沉的夜,闪烁着凄冷的光。
萧红坐在书桌前,本想写点东西,可当颤抖的手拿起笔时,又在几声叹息后,愤愤地放下。她的心脏在战栗,血液在窜涌,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像浸在了冷水中。
夜还是那么黑暗,没有一丝月华,也不曾看到一缕星光。而今,只有冷风和骤雨陪她流浪,敲碎一颗彷徨无措、又百感交集的心。
第二日黄昏,萧红踏着残阳,约端木来到一处公园里。
经过昨日的思想斗争,她早已在心下做了一个决定:永远离开萧军,不做他的妻子,亦不做他的奴隶。从此,带着微笑,充满阳光,去过想要的生活。只是,每当萧红抚摸着渐次隆起的肚子时,她终究有千万种难以言说的痛在胸口蔓延。
萧军可以离开她的世界,但他所留下来的记忆,所掩埋的过往,所带来的一切爱与恨,真的可以抛弃吗?况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未曾出世的“小不点”,偶尔也会学他父亲的模样,傲慢地踹萧红一脚。
这对父子,真是够了!
面对温柔儒雅的端木,萧红仿佛找到了下一个停泊的港湾。就这样,鼻子一酸,眼泪在冷风的紧逼下,没来由地落下来。她扑向端木的怀抱,带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奋不顾身。只盼着下一个天亮,眼睛不是红肿的,心脏不是灼烧的,窗外能开满飘满香气的鲜花,大地再不是一望无垠的苍凉。
赤红的云霞,滟滟的水波,似乎全天下的景色都是凄凉的。
难道,上天看到了她的苦,故而要陪她一块忧伤吗?
萧红不想隐瞒着端木,她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包括与萧军的彻底分手,肚子怀着的萧军的孩子。假若端木能接受,她可以忍受一切的流言蜚语,从此握紧他的手,迈向暗涌着狂风暴雨的新生活。假若端木不能接受,她只得一个人踏上未知的前方,追寻一种独居隐世的生活,或是在大海茫茫的东京;或是在从未去过的西欧;抑或是上海的某个村庄,大东北的某片深林里。
自从见到萧红的第一眼起,端木的心便不再是自己的了。如今,这个女人带着沧桑,饱受摧残,像个受伤的羔羊进驻他的胸膛,端木怎能不心疼呢?他怅然叹了一口气,颤抖着还她一个拥抱。倏然,炙热的暖流,一瞬间浇灌着两颗破碎的心。一个是心疼,一个是孤苦。世上的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三个字:“我要你。”
当萧红和端木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整个“西战团”乱成了一锅粥。大家沸沸扬扬地议论着,仿佛一点也不看好这段感情。毕竟端木的名声太差了,很少有人对他有好印象。况且,有时萧军还会对二人冷不防地来个颜色,更增加了别人的谈资。
一天夜里,月色渐冷。
醉意醺醺的萧军突然踹开端木的房门,像个地痞流氓般拉着他去决斗。在萧军眼里,感情上的事也可以用武力解决,就像当初在上海对待小报记者一样,一拳下去,那人再不敢肆意纠缠。
然而,有时爱情就是那么微妙,若她不喜欢你了,任何的生拉硬扯都是枉然。况且,萧红心中的恨远比爱更汹涌,她厌恶萧军的野蛮,更厌恶他盛气凌人的姿态。于是,清辉流照的房间里,三个人成了僵直的木偶。
最后,当萧军实在气不过,想要上前拉上端木时,萧红再也无法忍受,眼角迸着热泪,狠狠地指着他说:“萧军,这里是八路军办事处,你不能耍野蛮,你这种宪兵作风还是收起来吧!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这点你该相信我,你最好忍耐些。”(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看着萧红苍白的脸颊,听着那一阵声嘶力竭的呐喊,回味一滴滴溅落地上的泪花发出撼天动地的声音,萧军终于收手了,他知道,倘若继续下去,端木蕻良不会出事,怕是萧红会受到不该有的伤害。
但凡世上的爱情,发展到刻骨铭心的地步,脑海里想着念着的,恐怕全是那一缕抹不去的伤。即便在考虑问题时,也是多想她,少想自己。萧军蓦然体会到,以前的自己有多么蠢,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伤了萧红,致使她至今义愤难平,甚至于恨他到了骨子里。
爱一个人不容易,但恨一个人更不容易。
爱一个人常带着幸福的微笑,而恨一个人却要每日每夜吞下冷如冰水的眼泪。
咸咸的味道,重重的别离。
世上的好也罢,坏也罢,忘记的,忘不掉的,都随着昨夜的清风,飞往挂满星耀的天边了。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日夜的辗转熟思,萧红终于决定放手了。而萧军,那个蛮横不讲理的男人,又是否会放过她和端木,从今而后离开他们的生活呢?
答案是否定的。
萧军从不会这么容易服输,既然无法给端木一顿教训,他索性找来一个木棍,每天跟在端木和萧红身后,也不说话,也不动手,只是冷冷地威慑,像是心狠手辣的日本间谍。
时间长了,端木有点后怕,便想带着萧红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二人商议好后,于4月下旬,坐上轮渡重返武汉。
天空蔚蓝得像一块幕布,在静谧的清晨,四周的海水热烈地冲击着船上的钢板。她站在高高的桅杆前,遥望水天一色的远方。沉沉的心思,或许没有谁能懂吧,即便是端木,也不见得能揣摩出一二。其实,懂她的人已经走远了,恍如那一只在海面上蜻蜓点水的海鸥,一刹那的驻留,又是一刹那的远去。
端木站在萧红身后,温柔地提出一句,假如他们安定下来,必然给她一个家。他们要结婚,要生孩子,还要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这才是萧红最想要的,也是她在历经磨难之后,于乱世中紧紧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
5月初,端木蕻良的三哥从浙江上虞赶到武汉,与当时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刘国英订婚了。端木得知这件事后,内心略有几分亢奋。他想着,三哥若是结了婚,便意味着他和萧红的婚事也可以近些办了。于是,端木向三哥提出了要与萧红结婚的打算。
然而,曹家的人并不看好这桩婚姻,尤其是端木的母亲,绝不会允许一个与两个男人同居过的女人嫁入曹家。三哥因为这件事,还特意给端木上了一课。但是端木心下已决,他执意强调萧红的好,执意下定娶萧红的意愿。即便三哥横加阻拦,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后来,三哥勉勉强强答应下来,还说替端木保密。临行前,他留给端木一笔钱,算作结婚礼金,刚好可以帮他们置办排场。
暮色里,端木目送三哥远走,居然有点感动。三哥终究是疼他的,就像小时候一样,既充当兄长又扮演父亲。回到屋子里,端木将这笔钱拿给萧红,两人商议着快些完婚,尽早开始正常的夫妻生活。
5月下旬,在一片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萧红第一次穿上新娘装,第一次浓妆艳抹,也第一次站在那么多人面前,手挽着不是最爱,但会一直厮守下去的恋人。遥想当年,她多想拥有一场梦寐以求,但不需要多么华丽的婚礼。然而,那一个公主般的美梦还没有做成,就被萧军摔得支离破碎。
如今,梦想成真了,她居然像飘摇在云海中,几分痴迷,几分清醒。
纵然与端木结婚时,没有奢侈的布局,没有亲人的祝贺,也没有教父的致辞,但双方一样可以开怀地唱歌,一样能够挽起彼此的手,向着苍天和大地祈祷,一样可以用茶代酒,相视而笑,互敬对方七八十杯。
或许,这就是温暖,这就是生活。
不需要多么激烈,也不需要跌宕起伏,只需要普普通通,健健康康。
爱的人都在,恨的人走远。
在婚礼致辞上,萧红笑靥如花。她和端木站在人群前面,一一感谢前来参加婚礼的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端木的亲戚,萧红是第一次见。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没来,在如此美好的日子里,不得不说有点凄凉。萧红顿了很久,意味深长地告诉众人:“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下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感到十分满足了。”(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没有多么缠绵的情话,也没有感人肺腑的故事,只有几张八仙桌,只有几十个到来的亲朋,还有布置得极其简陋的婚房、礼堂以及喜宴。但是,他们都很开心,而且都是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于人群中光明正大地呼喊彼此的名字。
萧红没有给端木准备礼物,只是将当年鲁迅和许广平给她的四颗南国相思豆转赠给端木,算作二人的定情信物。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有多少相思是无价的,每当春天的时候,悄悄绽出新芽?有多少人是需要忘记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擦尽即将干涸的眼泪?又有多少故事是需要改写的,每当遇到另一个人时,全心全意地一往无前?
端木成了萧红今生中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她在历经沧桑、厌倦漂泊后,所做的唯一一次妥协和挣扎。然而,不是所有的希望都能开出美丽的花,也不是所有的依靠都能结满丰硕的果实。
遇到端木,是福,也是祸。
[2]一缕香魂,生当复来归
六七月间,日军开始分五路进攻武汉。尽管国民政府曾发出“保卫大武汉”的号召,但是没有人会相信武汉能守住。一时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在万分危急的关头,萧红找到了罗烽,希望他能帮自己搞到两张船票。然而,当时战况十分紧急,罗烽费尽千辛万苦,也只是弄到了一张。
8月初,萧红和端木因为去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萧红让他先走,自己选择留在武汉。至于原因,她觉得自己挺着大肚子,在人群中穿梭很不方便。况且,如今大家都在逃难,重庆肯定人山人海,房价也会飞涨。所以,她想让端木先找个落脚点,等情况稳定后,她再想办法过去。
然而,那时敌人的战机快要飞到屋顶了,倘若这次机会没有了,哪还有机会再逃?
傻傻的萧红,把仅有的一张船票,就这样交付到一个男人手中。
她从未想过,如今命途的颠簸,注定了她一生孤独无依的宿命。
端木走了,拿着她给的船票,带着畏惧死亡的心绪,踩着血红的暮色,于冗长的街道上,没有多回几次头地仓皇而逃。临行时,他没能拥抱着萧红,流下万分不舍的眼泪,亦没能歉意地自责,送去真挚的关心。
他走得匆忙,脚步急如流星,于赤霞深处,消失不见。
曾经,端木想做一名战地记者,把战场上的惨烈和哀号,化成如黄河般咆哮奔腾的文字。然而,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他竟没有勇气上前,反而拿着一个怀孕女人给的船票,一个人逃往安全的、没有轰炸声的城市。
若是萧军刚好在她的身边,会不会蛮横地将船票塞进她的袖口里,生拉硬拽地推她到渡口?又会不会假装漠不关心地说一句,你走吧,这里我能应付?
他的爱纵然很霸道,让人难以立马接受,但是,相比端木的冷酷无情,会不会是最直击人心、最让人念念不忘的那种?
离开端木后,萧红去了设在汉口三教街的“文协”,找到蒋锡金。在武汉大轰炸伊始,这里是临时的避难所。蒋锡金起初不打算让她住,但看到她挺着大肚子,来来回回在屋子里穿梭时,内心竟莫名地袭上一股痛意,酸酸的,涩涩的,难以挥散。
然而,萧红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卷着铺盖和被褥,在一个阳台上搭了简易的床铺。
一个女人,于星光闪耀的夜晚,强忍下泪水,忍受着寒风,忍受着地冷,也要忍受着孤单和落寞,独眠于阳台上。
黑暗就要来临了,所有的人都快走光了吧?
她沦落武汉,没有萧军疼,没有端木爱,肚子里还装着一个“小不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后来,武汉快守不住时,蒋锡金连同一些朋友,帮萧红搞到了船票。
黎明前,她拖着沉重的身体,一个人艰难地走在不见尽头的夜路上。
码头上空无一人,微弱的路灯,仿佛照亮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她加快脚步,奔向波光粼粼的江面。然而,突然,萧红被纵横的缆绳绊倒了,整个人连同行李,一并摔在地上。她太疲惫了,无论是身上还是精神上,都彻底虚脱了。
这一摔倒,她多么想把肚子里的孩子也摔出来。然而,几番挣扎后,她只是擦伤了肌肤,整个人并没有受到多么大的冲撞。萧红想爬起来,可努力很多次后,浑身上下力气全无,仍旧动弹不得。
望着渐次放光的天空,听着周遭的虫鸣声,她颇为释然地叹了一口气。
或许,夜晚快要走远了吧。
过不了多久,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她想,倘若费力地挣扎依然不能起身,倒不如天明时等待别人的帮助。于是,萧红坦然地接受眼下的一切。她微睁开眼晴,看着天空挂满的星斗,枕着一马平川、浩渺宽广的江岸,忽而想起了太多的往事。
那时,她住在关外,每到冬天,雪花便肆无忌惮地落满院子。
高耸的张家大院里,弥漫着父亲的严厉苛刻,继母的冷嘲热讽,祖父的和蔼可亲。蓦然回首,犹如一幕幕多姿多彩的电影画面。而她,既是电影的主角,又是电影的观众。或许,正是由于身份的复杂性,才注定了她这一辈子的孤独无依。
冷风渐起,卷进衣服。
遥远而深邃的故乡,带着薄如蝉翼的梦,应该悄然远逝了。
萧红落下一滴泪,微眨着眼睛,在残破迷离的灯光中,犹如看到了如神明般款款走来的萧军。他依旧洒脱俊逸,依旧仰着头,露出高傲的姿态。沉沉的夜色里,他的双手是冰冷的,任凭萧红如何紧握,依然感受不到温暖。
直到那声呼喊不再熟悉,直到那个人影消失殆尽。
她才从现实中回过神来:萧军不在了,永远地离开了。
天还是放光了,月色朦胧的码头最终走来一个赶路人,将她从江岸上扶起。萧红接连说了很多声“谢谢”,而后方提起行李箱,静静等候着船的到来。那时,天空露出一抹鱼肚白,曙光就要冲破黑暗,还给整个世界一片光明。稀疏的星辰不见了,微弱的路灯关上了,那个清辉漫洒的夜晚,也在轰隆的船鸣声中,归于昨日。
在登船的时候,萧红听到一个粗鲁男人的叫骂声。
他在对一个女人大呼小叫,仿佛古时的千金少爷,对一个怯懦的丫鬟耀武扬威。那时,萧红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任凭男人欺辱,即便受了委屈,也不会想到反抗,甚至一走了之。在某种情况下,萧红的性格是温顺的。她把爱情看得太重了,以至于陷得越深,被甩时内心便被刺得越疼。
而今,萧红站在迎接日出的江面上,遥望远方的苍茫与浩瀚,顿时,压抑在胸口的重石,犹如被人猛击了一下,碎成千万块再不可复原的晶石。
释然,复活。
萧红仿佛重生一样,踏着坚定的步伐上了船。
朦胧的雾色,广袤的水域。
有多少故事沉淀在水底,于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色彩斑斓的光芒?
她的故事在经年之后,又会不会被人挖出来,像捧着一杯清茶,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津津有味地品读?如是,那将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快乐。
萧红想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但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私生活上。
然而,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两个男人,怎是说不提就从此再不会言说的呢?
抵达重庆之后,萧红到江津白朗家待产。在那段一个人的时光里,她常常以写作和给友人写信打发时间。无聊烦闷的时候,她也会找白朗促膝长谈。两个人的友谊,在没有喧嚣、没有人扰的岁月里,蓦然生长成健壮的树苗,直至高可参天。
萧红即将临盆的时候,白朗将她送到了一家私人小妇产医院。没过多久,孩子顺利降生了,是个男孩,长相酷似萧军。产后的日子里,白朗经常光顾医院,时而逗孩子开心,时而给萧红带些吃的。
直至有一天,萧红向白朗索要过止疼片,就在那天夜里,孩子无缘无故地死去了。白朗问原因,萧红只是淡淡地回应说,孩子是抽风死的。一向心地善良、性情率真的白朗,哪里会多想?随即要找医生和护士理论,然而萧红却死活拉着她,怎样都不肯。
如此看来,孩子的死肯定与萧红有关了。
或许,她会像当初一样把孩子送了人,只是没告诉白朗;也或许她狠下心,给孩子吃了止疼药片后,又下手将其掐死。
总之,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论是哪种结果,萧红终究不愿意要这个孩子。她并非养不起孩子,也并非生计上有困难,她只是无法面对自己与萧军的爱情结晶,更无法想象,假如哪天她提前死了,孩子将过上孤苦无依的生活。
如是,倒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也省却了通晓人事后无疾而终的悲凉。白朗无法揣度萧红内心所想,然而孩子已亡故,她也不便再说些什么。
[3]良人续娶,天涯不相逢
农历十一月的江津,冷风和白霜落满了幽林。
远处白云飘摇,高山林立,浑然一幅优美的初冬画卷。
多年的颠沛流离,让萧红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多少个日子里,白朗待她如亲姐妹,这份恩情,她一直铭记于心。当离开的那天到来时,白朗亲自给萧红准备了一些衣物,还劝她多注意身子,万莫在战乱的环境里丢了性命。
“‘莉,我愿你永远幸福。’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萧红惊问,随即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孤寂忧悒以终生。
多么悲凉的话,如今萧红用在自己身上,既沉甸,又准确。
从此而后的茫茫天涯,哪里才是她的家?难道要去找端木,重新过上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吗?或者是一个人,随便找个地方安家?
战火纷飞的乱世中,萧红犹如一叶浮萍。
伴随着骤然而下的暴雨,伴随着大风卷起的狂沙,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地漂浮。
1939年春天,萧红绕过山城的弯路,又爬了一段阁楼台阶,才来到胡风的家里。这段日子里,萧红一个人太无聊了,所以经常来找梅志和胡风,一来解闷,二来想看看有没有事可做。
梅志很清楚萧红的性格,她总是那么倔强,想做到的事情,即便历尽千难万险,也会义无反顾。所以,梅志很感谢萧红能挺着虚弱的身子来看她,内心不免翻涌起一股暖意。待二人聊得正开心时,梅志从书柜拿出一封萧军前段时间寄来的信,颇意味深长地说,萧军结婚了,日子过得还不错。
落满夕阳的屋子里,萧红轻轻端详着那张照片。
王德芬和萧军相拥而坐,面前有一只听话的狗,四周则是咆哮的黄河,还有一根被岁月无情摧残过的石柱子。蔚蓝的天空下,王德芬笑得很开心。或许,她得到了萧军,本就是一种幸福吧。而这种幸福,萧红曾经也拥有过。
然而,美好的生活只是一瞬间。
刹那而后,他结了婚,有了美好的生活。而她,却注定孤独,没人疼,也没人爱。
从胡风家回来后,萧红的情绪一直不好。她太难受了,近乎崩溃,一时间无法接受既成的事实。可世上本没有治疗情伤的药物,若一个人害了病,就只能把自己幽闭起来,依靠时间为药引慢慢消磨。
不知为何,明明说着忘记,可看到他的照片后,一样会魂不守舍;明明答应自己,深夜不再流泪,可想起那个女人的笑容,一样会万箭穿心;明明选择了一个人的孤独,可在下一个路口后,一样会艳羡两个人的旧事。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吗?’有一次她自己看见我时,如此突兀地说。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
‘什么眼色?’
‘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我默然。
‘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她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节选自梅林《忆萧红》)
她的“病”?或许是一种爱得很深,倾注全部,在大千世界里孤注一掷,后来丝毫不剩,被人甩得干干净净,她却相思成疾,每个深夜里惊诧着醒来的病。
她不是忘记了萧军,也不是不爱了,只是光明正大地说出了分手,便再无法挽回了。更何况,她现在身心交瘁,不定哪天就魂归天涯。倘若与萧军好着,倒成一种罪了。
望着天边飞去的孤鸿,看着寂夜里挂着的唯一一轮明月,萧红凄然而笑,热泪自眼眶倏然而下。伴随着寒风的冰冷,伴随着车马的叫嚣,没有防备地垂下。
从今而后的路,她仍旧是一个人走。
只是当迈开步伐,向着远方前进时,从记忆深处蹿上来的人影,蹿上来的鼓励,蹿上来的笑容,将不再温暖。而萧军所给的一切,终将永封于尘世,归于浩瀚。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节选自梅林《忆萧红》)
没有谁会喜欢孤独,没有人愿意在跋山涉水时,无人说话,无人玩笑,更无人照顾。只是如今,她找不到一个能相拥的人。哪怕是片刻的停靠,不舍的逗留,亦是没有。端木的爱冰冷中夹杂着温存,不是独一无二,也不是全心全意。
萧军纵然霸道,纵然骂过她、打过她,但在旧时光里,他爱她,是付出过全部的。在这一点上,端木无论怎样都追不上。六年来的朝夕相处,萧红不是容忍不下。只是每当想起萧军的恋爱理论“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节选自萧军《烛心》),心里便钻心地疼。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温暖的情话,是说给他听,更是说给自己听。泛黄的信纸上写的情话,如暗夜的星斗一样清晰,叠好深藏的是,她和他共同的爱。而今,爱不在了,她的温存不改。
曾经,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萧红痛惜万分地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么大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节选自宛因《萧红的虹:萧红传)
自从爱上了萧军,萧红一直在谦让和忍受。
她明白,一生之中遇到对的人不容易,遇到一个爱自己的亦是不容易。
在东兴顺旅馆,她被人囚居幽禁,三郎不顾一切地破门而进,拥她入怀;在商市街,他们忍受饥寒,食不果腹,三郎紧紧地抱着她入眠,唱着老歌,萧红听着他肚子的叫嚣,安睡充饥;在上海初见鲁迅,他们欣然相对,眼泛碧波,无数的喜悦跃然脸上;在日本,他们隔海遥寄,太多的情话汇成一封封信笺,经年飘香;在临汾,他们生死别离,车上车下,运城临汾,两个世界;在武汉,他们今生不见,一句“永远分开”,画上穿心刺骨的句号。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把她扛在肩上,躲过枪林弹雨,躲过颓壁残垣;在生死离别的黄昏里,他强拍着朋友的臂膀,字字托付,千叮万嘱;在永世诀别的旧梦里,他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翻过群山,只为一见。
大海,沉积了两个人的故事。
清风,越过了两个人的世界。
萧红默然期许:流光中爽朗而笑的三郎,愿你离开残废不全的我,一切皆是幸福。
[4]星耀悠然,繁华终成空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乘坐飞机从重庆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正值隆冬季节,北方还是一片凄寒,然而此时的香江,却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遥远广袤的水岸,柳树萋萋的小道,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生机,每一个地方,都流露着诗意,仿佛与内地完全隔绝,全然不见战火和动乱。
萧红和端木的到来,给整个香港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月30日,叶灵凤主持的《立报》副刊《言林》上大肆报道:“端木蕻良、萧红,昨日由内地来,暂寓九龙某处。”4月,萧红和端木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会员;14日选举大会上,端木被推选为5名候补理事之一。
在香港的日子里,他们渐次忙碌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事情做。
有时,萧红会早早起床,踏着晨曦和青石板,赶往文艺座谈会,慷慨激昂地作一番演讲;有时,端木带着她参加革命战士的追悼会,在沉重而悲伤的心绪下,萧红落下敬畏的眼泪;有时,二人频繁参加文艺活动,结交新的朋友,打开在香港的层层关系网。
总之,离开了内地,萧红开始面临新的生活。
然而,新的生活并没有让她脱离孤单,相反,她越来越寂寞,甚至每个无人的夜里,时常被萧萧风吟和冰冷的清辉惊吓醒。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啭(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节选自萧红《致白朗》)
香港固然是好的,可萧红并不快乐,也未曾找到心灵的依靠。虽然平时她的应酬很多,也认识了很多的人,但她从不觉得“场面”上的朋友多了有什么好的。反而有时会讨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总觉得那样的人既脏又令人厌恶。
若是心里孤寂,没有朋友陪伴,那就以文学为友吧!
因此,客居香港的萧红开始了漫长的创作之路。1940年3月,萧红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呐喊》被郑伯奇编辑到《每月文库》中出版;6月,萧红的散文集《萧红散文》,作为端木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中的一种,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7月,为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萧红的回忆类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生活出版社出版;八九月间,《马伯乐》第一部完成,1941年1月由大时代书局出版,6月再版;9月,萧红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自己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那是一部视野宽广,融汇她一生的著作。萧红整整写了4个月,边写边连载。那时,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小河,故乡的山川丘陵,成了萧红最美的梦,也成了她笔下最温暖的情。
然而,老天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命途多舛的女子。
在她还没有摆脱孤单,还没有追寻完梦想,还没有踏上回家的路途时,又与恶疾撞了个正着。萧红的身子一直是虚弱的,从第一次生产开始,每日每夜地逃难,迁徙,乘船,越过颓壁残垣,到寻得能够暂住的一席之地后,又怀孕,再生产。
她的命运,仿佛天空中飞旋的风筝,似乎总有一根线在某个地方牵引着。然而,当狂风大起,风雨来临后,细线再也抓不住,最终断掉时,她就只能于茫茫天涯游荡了。或是飞往云海深处的九天,或是落在尸骨嶙峋的山崖,抑或是永久地飘在天际,不再下来。
多年的流徙,身心的悄怆,一波接一波的危险,一段又一段的旧事,给萧红埋下难以除尽的病根子。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强忍着痛与疲,奔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而今来到香港,她再也走不动了,虚弱的身子也不许她再动了。
生病之后的萧红没打算待在医院,毕竟香港的医药费极其昂贵,她只得在家中一天挨过一天。1941年的春天,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返国,刚巧途经香港,于是与萧红见了一面。在她的帮助下,萧红成功住进了香港玛丽医院。
在医生的诊断下,萧红被确诊为肺结核。医院为了根治她的顽疾,决定采取打空气针的新兴治疗方式。然而,她的身子太虚弱了,犹如一朵在狂风骤雨中悄然盛开的花,不知道何时就会被摧残得丝毫不剩。因此,接受完治疗后的萧红,变得越来越虚弱。且不说下不来床,就连喘口气都是费劲的。
正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安逸的香港成了战场,炮火开始燃遍大街小巷,无数的人奔走逃亡,即便是医院,也一样所剩无几。萧红躺在病榻上,听着窗外紧急的警报声,眼眶突然溢出一滴热泪,悄无声息地落在枕头上。原来,端木很久没有来了。萧红忽而想起在武汉时端木撇下她的画面: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他拿着萧红给的船票,没回几次头地远去,仿佛是在逃亡,全然不顾她的安危。
而今的端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会不会离开了香港,像当初一样,匆匆一别,从此再不见她了呢?萧红胡思乱想着,她知道自己的寿命不多了,即便挣扎着苟活,也不知能撑多少日子。
还好,在萧红最后的岁月里,骆宾基一直守在她身边。香港沦陷后,身患重病的萧红一直在迁徙。看着浓烟在身边喧嚣,望着鲜血自脚下流淌,那一刻的绝望,怎是一个“恐惧”所能言说?
她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疼,更不是怕折磨,而是她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还有很多人没有见。在恩豪酒店的时候,萧红曾这样告诉骆宾基:“端木准备和别人一起突围,从今天起就不来了,已经对我说过告别的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呼兰,你要送我到上海,把我送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就已经给了我极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你的。有一天,我定会健健康康地走出房间,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他(端木)吗?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在追求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端木不在了,爱情没有了,所有的希望破灭了。
如今,她只想回家,只想回到许广平的身边,一面写作,一面生存。因为只有那里,才是她最温暖、最需要的港湾。
病榻之上的萧红,双眼充斥着血丝,一张近乎虚脱的脸苍白如纸。
亲人的疏远,爱人的消失,朋友的远离,使得她身上的病痛、煎熬,只能自己忍受。
有时,她多希望医生能帮她减轻折磨,即便根治不了,也可驱散透骨的疼啊!
可是,那时的萧红住在三等病房,本就孤苦无依,就连医药费也不知道如何支付,医生怎敢做赔本的“买卖”?
在泛黄的流光中,萧红忽然想起在东兴顺旅馆的日子,因为交不起房租,老板一顿冷嘲热讽,且不说限制她的自由,就连吃饭饮水都不给。
如今,这种白眼,她又一次忍受。
冷漠的人世,悲凉的一生。
她是萧红,从鲜花烂漫的春天走来,即将步入落叶萧萧的深秋。
来时一个人,去时,依然一个人。
既然医院不给治疗,她便迫切着想离开。然而,医生始终不准许,还说必须有家属签字才行。可是,端木在哪里呢?她找不到他,就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怕……我就要死。”(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她是如此恐惧,一双眼睛中散发着幽怨,在喑哑一阵后,又坚强地说:“我是要活的!”(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
活下去,成了萧红在战火中唯一的呐喊。
然而,轰隆的爆炸声,塌陷的高楼,惊慌失措的人群,早已没有一分生的希望。她又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走路都成问题,哪还有力气逃?
1942年1月12日,端木和骆宾基抬着担架床,仓皇地将萧红转到跑马场“养和医院”。在瓦砾飞溅的乱境中,萧红第一次认真地看向端木。他还是回来了,没有一个人去突围,亦没有丢下她,像个消失不见的地鼠。
13日上午,医生在给萧红会诊时断定,她的病主要是气管结瘤引起的。因而,必须立即做手术切除结瘤,否则很有可能产生封喉的危险。
李树培的诊断方案,端木一直予以否决,他不赞同手术,甚至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久卧病榻的萧红眼睛微眨着,透过沉沉的暮色,嗟叹两声。眼下,不做手术,她如是煎熬下去吗?倘若做了手术,还有几分活下去的希望;倘若不做,也不知道何时一命呜呼了。
那一刻,屋子里死气沉沉的。萧红不愿再等下去,于是,咬着牙亲自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一声叹息后,她释然地倚靠在棉被上,眼睛瞥向远方那一抹弥漫着硝烟的白云。
人总是会死的,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天,死于何处。
她生来坎坷,死后,也应该不顺吧?
萧红怅然地想着,不知为何,她的心脏猛烈地战栗着,有种不祥的预感一直萦绕心头。可是,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只能坦然地、略带忧思地面对一切。
当骆宾基来到医院的时候,萧红的手术已经做完了。然而,手术盘里并没有肿瘤,昏沉的暮光下,只余萧红一张苍白无色的脸。端木亲自将萧红扶起来,帮她拿水果,又很温柔地拿痰盂给她盛血。经过一番手术,她血咳得不多,整个人似乎平静了不少。
然而,当端木感到一丝慰藉时,萧红却拉了拉他的衣袂,几分沧桑地喑哑着:“开刀的时候,我听医生说没有瘤……我的胸疼,是不是我的胸?”(节选自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端木蓦然而惊,整个人差点瘫在床沿。他倏然意识到,医生误诊了,萧红白白挨了一刀。黄昏渐近,屋子里的火炉逐渐暖起来。骆宾基和端木紧紧围着萧红,没有一刻的怠慢。她倚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沉沉地思索着接下来的事情。
手术失败后,萧红的身体更加虚弱。
端木心疼地皱起眉头,只见缠绕在她脖颈的白纱布,犹如一个虎视眈眈的恶魔,似乎,在悄悄等着萧红的离世。
也许,死亡即将来临了吧,她居然开始担心起来。
终于,萧红憋着眼角快要落下的泪,半分苦涩、半分哽咽地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它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依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世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
然而,说到这里时,她没有就此打住。四周的朋友,也没有一人打断她的话。萧红喘了一口气,心有不甘地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吗?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
有谁愿意死?可在死亡面前,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最开始的时候,她挣扎着求生,想在这片被战火烧遍的大地上,寻找到一丝生机。然而,上苍不给她机会,即便是一线希望,也被无情地剥夺了。她只能苟延残喘,只能奄奄一息,只能在无数个夜里,一个人沉眠。
昏死过去,总比疼死要好吧?所以,她宁愿多睡觉,也不愿睁着眼醒着。
可是,她有些话还没说完,当见到端木与骆宾基时,还是要说:“这样死,我不甘心……”(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
1月15日,骆宾基将萧红送到玛丽医院。
脆弱的萧红,在医院换了喉口的呼吸管,从此再不能说话了。
不能说话,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夜又深了,凄冷的月照亮了荒芜的街。战火中的香港,该走的都走了。那些走不了的,或许不多了吧?窗外洒进来的光华,也不知道是清辉还是灯光了。她平躺在床上,感受着死亡的来临,一步一步,那样轻,又那样快。
再有一秒,怕是要走了。
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呢?
萧红开始彷徨起来,一阵沉思后,她使出浑身的力气,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段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节选自骆宾基《萧红小传》)
1942年1月22日早上9点。
萧红永远地睡去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她仰脸躺在床上,像是遥望着屋顶上的蔚蓝天空。
煞白的脸颊,仿佛未沾染尘土的雪花。
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在枕头上,犹如经受过撕心裂肺的挣扎。
她的红唇,在凄凉的暮光下流露出一丝艳丽。
然而,片刻之后,红唇渐次变黄,脸色像阴沉的天,灰暗下来。
上午11时,萧红的最后一口气,在睡梦中咽了下去。彼时,她喉部开刀的部位冒出了泡沫,像是开出的一朵朵白色的花瓣,为一代女作家送行。
天涯,遥寄。
风轻轻摇,轻轻卷,月色皎皎洒向谁人的脸?
黄昏还有些眷恋,只是有梦做不完。
青草味淡淡,溪水潺潺,无人眠。
云片片游,片片散,陪呼兰河一起流浪不倦。
平卧在草地上呢喃,徒留往事独怀缅。
天涯海角太远,痴恋的人早已不在眼前。
萧红死后,她的遗体被送往香港跑马地背后的日本火葬场火化,一抔洁白的骨灰,葬在香港的浅水湾。那里,距离丽都花园很近。
有芳草萋萋,有碧波大海,有高楼大厦,有人潮客船。
然而,她终究没能回家,没能看到父亲,没能见到许广平,也没能和一大批的朋友说再见。但是,朋友们何曾忘记她呢?
1942年11月20日,戴望舒在叶灵凤的陪伴下,来萧红墓前吊唁,诗人停顿了很久,遥望水天一色的远方,悲恸地念道: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节选自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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