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在2008年。当时，各股市不断暴跌，各种资产和各种证券都在甩卖，金融市场一片动荡不安。全年美国股市暴跌36%，一度超过50％。那些牛气冲天的世界顶级大公司、大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陷入困境，甚至像雷曼兄弟这样上百年的名扬世界的大公司也彻底完蛋了。这不仅让华尔街惨不忍睹，而且使整个美国险情连绵、危机四起，弄得布什政府抛出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市方案，后又被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追高到8700多亿还是不行。美国只好不断地印钞票，其后果则是美元大幅贬值，美元资产暴跌，通货膨胀。通胀会导致萎缩，萎缩会导致萧条，萧条会造成更深的危机。特别是在2011年8月，美国由于债务上限问题，被调低信用级别而造成的国际上各种恐慌中，全球股市集体跳水，跌幅令投资者心惊胆战，使得我们感到这回美国没救了。可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老牌国家那样，进入恶性循环而败落下去，美元也没有暴贬不止，导致货币危机。华尔街虽然大幅震荡，甚至有点儿上吐下泻，但美国也没有惶惶不可终日。相反，在国家主权信用等级被降后，美国国债逆势而涨，受到大力追捧。
按照以往的常规，国家主权信用等级被下调后，其借贷成本将大幅攀升，经济会下滑，国债会被抛。可是，国际投资者却转投美国的国债。这体现出市场实际上还是青睐美国的。美国在这些危机及其恐慌中也趁机占了便宜，美元借助这些危机疏散了债务压力，所以有人又说下调等级可能是个阴谋。
不管如何，现在的事实不是美国怕危机，而是世界怕美国危机；不是美元怕贬值，而是其他货币怕美元贬值。究其原因，似乎在于同各国债务，尤其是同欧债相比，美债还是被国际投资者看好，相信其风险较低、其市场及发展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但这仅仅是从金融流程来看的，最多是限于经济的内部。如果从经济的社会过程来看，美债风险并不低，市场也不一定就能控制住。如果有那么大的能耐，美国人就是神啦。美国人高于他人的只是在于他们给经济发展赋予了一种战略性质，不是简单地圈点儿地，弄点儿钱，提高点儿GDP，或是总想把自己的产品推给别人，搞点儿新技术新招数，盘剥别人，而是把经济当做社会过程、生活方式来为劳动所有。稍微有点儿规模的企业不仅懂得怎样对待资本运作、技术创新，而且理解如何对待劳动、对待人、回馈社会。这样的战略使得政府经常是穷酸的，而企业却是富有的。如果仅就手中现款来说，一个苹果公司就可抵一个美国。2011财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显示，苹果公司持有的现金总额达到762亿美元，而美国财政部截至7月底现金余额仅为738亿美元。
政府会为企业开辟广阔的自由民主之路，企业会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国际投资者所以青睐美国国债，原因是“穷政府”的背后有着“富企业”，“债务危机”的背后是“利润丰厚”。美国经济的战略理念不仅仅在于强化配套的地理资源、先进的规模体系、完整的循环系统和广大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们骨子里对经济主体及其环境的认知，富有较强的认真性和创新性。特别是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能够自己调整、不断更新。美国的经济就是不断地在经受危机、摆脱危机、借助危机、超越危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就此来说，没有危机，就不会有当今的美国经济发展。美国靠的就是这种能不断自我更新的经济哲学理念。
（一）怎样看待美国经济
1.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
简单地说，美国经济是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说它自由，就是指它不受政府等人为因素的控制；说它市场，就是指它以市场需求来调配投入、产出、交换、消费等过程。它所以不要政府人为的控制，在于它要保护自己的活力、创新，但这同时也就造成了它的失控性；它所以要以市场来调配，在于它能保持自己的高效、盈利，但这同时也就带来了投机性。活力、创新、高效、盈利使美国经济不断发展，而失控性和投机性则让美国经济经常出现危机。从哲学上看，失控的投机是从主观上造成了危机，而投机的失控则是在客观上带来了危机。
美国从建国到现在发生了大小几十次经济危机，大约每十年就会有一次。其中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危机规模空前，不仅让整个美国萧条了，而且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这场危机中，欧美各主要国家的经济瘫痪了，生产倒退了20多年。这场危机持续了4年之久，大批企业倒闭，3000多万工人失业，造成的损失总计约2500亿美元。这场危机影响之深，迄今仍是人们谈论美国经济危机的首要案例。
美国为什么会发生1929年这么大的危机呢？各家至今说法不一，但从根本上看是由以下条件造成的。
首先，这场危机是由资本活力、技术创新与投入扩大期望的背离造成的，即失控的投机带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生产技术开发、资本投入相当活跃，经济迅速增长，诱惑了失控的投机。
一是工业上的大幅扩展，以汽车、化学、电气等技术为主导力量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美国的汽车产量比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3倍，平均每6人一辆汽车，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仅杜邦公司的生产规模就扩大了几倍。炼油业也发展迅速，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亿桶。橡胶、人造丝、化肥等产业的迅速崛起都引来了大量的资本投入。
二是农业的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农场规模迅速扩大。美国产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出口创汇越来越多，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10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盈余，不断地进行更多的投入。
三是这种投入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也扩展到流通领域，美国的繁荣也是建立在金融信贷的增长上。这种金融信贷不仅靠国内信贷消费，也靠国际贷款，特别是对德国贷款的消费，而且相当多的是靠信用赊销。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
生产领域的巨大利润和流通领域的高额回报，诱惑了资本不再是有比例的投资，而是盲目的投机，甚至是恶性的投机。胡佛上台之初，股票已经猛涨，投机活动如脱缰野马。尽管在1929年夏天经济指数有些回落，但7、8月份股票市场仍然火爆，投机者购进股票时就像吃了兴奋剂，连创新高。9月初劳动节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挑选的工业股票指数平均为452点，比前一年上涨了200点。经纪人的货款在一周内增加了1.37亿元。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才能支撑住这样膨胀的投入期望？繁荣本身并不是假象，但繁荣被期望、盼望，甚至是被渴望到不切实际的时候，假象泡沫就产生了。不过，这种失控的投机最多能造成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其次，这场危机是由资本盈利、高效积累与人力占有、社会消费的脱节带来的。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必须经过消费领域。
那么，当时美国是怎样对待消费领域的呢？
消费领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生产资料的消费，一个是生活资料的消费。当时的生产资料的消费本身已失调，经济体系不能良性循环，各行业、各部门不能相互消费；生活资料的消费在当时更是失调，社会体系不完善、分配不公正，就业、工资、支出、利润也不能相互充分地消费。由此造成了生产资料的消费与生活资料的消费的双重不平衡。由于任何消费最终都会转为生活资料的消费，除非把消费转到国外，对待消费的核心就是如何对待就业、工资、支出、利润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涉及资本家与劳动大众关系的企业政策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涉及财富阶层与贫穷阶层关系的政府立法问题。
从企业政策来看，就业、工资、支出、利润的关系就是劳动成本与劳动剩余的关系，也就是人力占有与资本盈利的关系。资本家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就得靠较低的就业、较少的工资、较小的支出。可这样一来，劳动大众得到消费能力就变小，市场消费就会不足。当时资本盈利与劳动工资的分离及悬差已经很明显。
从政府立法来看，就业、工资、支出、利润的关系就是社会积累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政治家要保护较多的资本积累和企业活力，就得用较少的政府支出和社会福利来实现，也就是缩减了社会消费。可这样一来，社会具有的公共消费力也就变小。
从1921年共和党人哈定上台到危机爆发，美国政府一直是实施“企业至上”的政策。尤其是1923年8月哈定逝世，继任者柯立芝明确地宣扬“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当然，这种政策确实给美国带来了繁荣。要不然他的同党、共和党人胡佛不会在1929年以高票当选总统。为了继续保持繁荣，胡佛更进一步地“放任自由”，提出绝不能让私人企业受政府的严格限制，建议撤销联邦政府对公共土地的管理，不再经营新的开垦和灌溉工程。要尽量地缩小政府的干预，认为企业及资本的自由发展才是硬道理。
然而，自由的企业和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唯利是图。它们不仅会不顾规则地进行投机，而且会毫无情面地侵吞劳动，造成了工业利润过高，而劳动工资过低。从哈定到胡佛的企业自由政策，把资本的膨胀本性变成了现实：劳动大众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了，想消费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挣到的工资非常有限，而不想消费的占人口5%的人却拥有美国总收入的1/3。消费者的购买力早几年就已跟不上生产率的提高了，1927年就出现了房屋、汽车等重要工业品的销售大幅下降。甚至连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没有足够的现金和存款来消费。消费力低下，投资率就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就必然走弱；经济持续走弱，就会裁员减资；一裁员减资，人心就会慌；人心一慌，资本就会纷纷出逃，出现狂抛、乱甩、猛跌，脚步慢一点的就只能倒闭、破产、关门。这就是投机的失控。投机的失控，对企业来说，就是没有调整好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之间的比例而造成的任性状态；对政府来说，就是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而导致的失态状态。
在企业内部，劳动、工资与支出、利润的关系涉及产品的生产成本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中，企业首先要降低成本、保有利润，因为这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能力。但是，企业只顾追求利润，不照顾劳动工资的适当增长，整个生产就会沦为资本利润的天下，不仅生产的水平会降低，而且生产的产品会因为工资低下而造成的消费不足而难以交换出去。资本及利润的不断高涨与工资及支出的连续减少，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内部断裂。
对于政府来说，劳动、工资与支出、利润的关系涉及产品的社会成本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为了保护企业的活力，需要允许它们自由竞争、自主投资、自行发展，减少政府干预，需要遵照市场及价值规律。但是，任何产品都得转化为生活用品才能被真正消费。政府必须加大干预，坚持平权原则，调整好劳动大众的福利和消费，减少两极分化、社会动乱的成本，才能保证经济循环，这才是政府存在的根本。如果政府一个劲儿地抱着价值规律不放，整个社会就必然沦为交换价值的奴仆，就必然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裂。有钱的不想消费与想消费的又没钱的状况，必然造成流通与市场的现实中断。
由此可见，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产生，一方面是经济内部各生产行业、部门的自由发展，各类资本家自行投机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联邦政府没有超出价值规律、公平合理地搞好社会再分配、维持足够的社会消费力所造成的。
当然，上面的分析仅仅是就经济的过程性作出的。要真正平衡生产与消费、流通与市场的关系，不仅要涉及经济中人与企业、人与自己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领域，而且涉及经济存在的自然前提、社会环境。自然前提，制约着资本生产的投入与市场的扩大；社会环境，决定着它们的流通与消费及其走向。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争夺土地，扩展殖民地，不断地进行民主改革。经济危机初看起来是消费不足，但消费不足不是消费能力的简单下滑，而是消费能力相对产出速度的增长过慢。显然，这种过慢一方面是由私人占有制及分配不合理带来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生产及市场不能发展扩大造成的。而这些都直接与社会的自然条件、政治文化相关。就此来说，经济及其危机的本质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简单。
2.美国经济危机的背后有哪些制约
在普通人看来，经济是指经国济民的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的活动。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则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但就人类生活的整体而言，经济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同自然进行交换的社会劳动及过程。这里有四个要素，一是需要；二是自然；三是交换；四是社会劳动。需要是内在动力，自然是客观基础，交换是实现机制，社会劳动是实质。这就是说，虽然经济起始于人的需要，需要通过交换、通过社会劳动才能实现，但它需以自然为基础。
经济首先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是因为人需要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产，才能从中获取满足。所以，自然是经济的首要前提。没有或缺少足够的自然条件，经济就不会得以展开或充分地发展。其次，经济是人自身的需要。在需要中，人是经济的主体，无论生产的动机、过程，还是结果以及扩大，都以人为中心。再次，经济是通过交换进行的。资本同人力、资料同产品、生产同消费、规模与扩大、行业与部门、国内与国外等都需要互换，互换的要求是循环。最后经济是由劳动活动实现的，人的获取及满足必须通过劳动。经济是劳动活动的实现、展开、过程、结果。离开了劳动，根本就谈不上经济，经济根本上是劳动。但这种劳动是社会性活动，人要与他人合作才能获取满足。
经济与政治、文化的区别，在于它是社会中的一种自然资料层面的生产活动及方式，本质上是社会物质关系。这种物质关系需要社会权力的保护、人文理念的指导。经济最终要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才能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解，经济既与自然的进化、本能的运动不同，也与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层面有别。因此，经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作为有需求的主体进行自然改造的劳动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作为被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的客体生活的社会关系。劳动与社会、生产与关系是经济不可缺少的双重性质：劳动生产改造了自然，创造了财富，满足了人的需要，这是经济的本性；但劳动生产必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并受制于这些关系才能进行，这就是经济的本质。
从经济本性上看，美国的经济危机是由自然、需要的有限性带来的；从经济本质上看，则是由交换和社会关系的失衡性造成的。上面对1929年大萧条原因的分析，只是从消费需要、流通交换这两个环节来作出的，最多涉及了资本同人力、资料同产品、生产同消费、规模与扩大等生产内部的循环过程。就此来看，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从过剩与不足的调整中找到了企业和政府的分配问题。但是，如果从自然前提和社会劳动的角度看，过剩和不足都是与投资环境匮乏、需要受到压制、劳动被迫占有、政治文化关系失衡等连在一起的。
就整体来看，美国社会不仅根本不存在什么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问题，而且所以造成这个过剩与不足问题，是与生产前提的私性占有、生产主体的享受受限、生产目的的异化沦落直接相关。自然环境虽名为自然，但它并不真的自然而然。自然并不是真归为上帝，而是归某些人所有。私人的占有带来了人为的限制。如果有足够的投资条件与资源，谁不会去扩大生产？如果让人们敞开了需要，谁不愿意消费？生产会有过剩吗？消费会有不足吗？如果劳动真正成为社会的即劳动真的成了社会的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资本的投入、生产的展开及就业会受到限制吗？所以，过剩与不足的问题实质上是相对于自然条件资源的私性占有、消费需要的不公分配、活力劳动的社会异化等这些深层关系而存在的，是对这些问题的不良解决带来的。就此说来，1929年的大萧条是由四种矛盾共同造成的，一是生产资本过度增长与活劳动较少占有的矛盾；二是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开发不足的矛盾；三是消费预期扩大与劳动占有过低的矛盾；四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进步不平衡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断裂的矛盾。第一条讲的是生产领域；第二条讲的是流通领域；第三条讲的是消费领域；第四条讲的是社会领域。
如果就各自领域来看，每一条都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就生产来看，资本过分投入和盈利，一方面造成预期与现实的背离，另一方面造成利润对人力的盘剥。背离与盘剥就形成了危机的必然性。就流通来看，规模的过分扩大，一方面造成了行业与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造成了需求对商品的短缺。垄断与短缺一定会带来产品的积压、仓库的爆满。就消费来看，消费预期的过分拔高，以为消费能力会与生产效率提高而同步提高，但绝大部分消费者实际没有具备这种条件。马路这边的穷人眼睁睁地瞅着那边的牛奶被倒进大海里，一点儿招儿也没有。就社会来看，穷人与富人的分离，不仅仅是人们在消费的经济里出了问题，而且在政治、文化上也出了问题，社会良心的减弱、政府政策的走歪、生活观念的颓废都从政治、文化方面给经济危机加进了催化剂，最终从经济之外把危机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因此，就社会整体来看，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由经济内部分离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分裂造成的。特别是在危机成了气候后，仅从经济内部是无法解决的。罗斯福所以能带领美国人走出危机，关键在于他的“新政”加进了政治、文化的解决方式。更广一点儿看，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能不断地走出危机得以发展，除了解决、调整经济内部的投入、产出、消费矛盾及比例外，都得要靠社会良心的反省、政治政策的调整、社会福利的加大、文化平权的进步等，从而让私有制涂上了人情味儿的色彩，活了起来。
3.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认为是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贪婪与美国人的提前过度消费的结果。其实，这只是从流通、消费领域来看的。实际上，这场危机也是由经济内部矛盾与政治、文化问题两方面共同带来的。
从经济内部看，这次金融危机根本上是由新金融技术发展，特别是新金融资本过度增长带来的劳动与占有、占有与拥有、拥有与消费等的分离造成的。就是说，关节点是新资本、新金融技术与现存的金融体系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实际上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就开始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通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构成的以美元为中心控制点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能具有这种能力，在于它与黄金直接切换。这就是所谓把美元叫做美金的缘故。这个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信用。不管对于投入产出、流通借贷，还是开拓市场、满足消费，它都为经济奠定了信心的基础。对战后世界生产的恢复、市场的重建、消费力的提升等都具有决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体系的缺点也正在于此。以黄金为支撑就是以实物为基点，实物基点的经济最多就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最多就是把过去和现在已有的做底数，不能满足资本发展的本性要求。资本的本性是利润追求，追求的最大化就是把未来也做足。有了未来，资本才能插上翅膀。所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元区各国的经济繁荣腾飞迫使这个体系必须解体。原因很简单，世界上一共不就那么点儿黄金吗？即使全世界的黄金都集中起来，也还是不够换的，怎么扩大规模呢？
很多人都把这个体系的解体看成是美国经济的困境，再加上越战的拖累造成的。这有一定道理，但这是把金融仅仅圈在经济的范围内来看的，这最多就是课堂里经济学老师的看法。美国总统不这么想。尼克松政府于1973年2月12日宣布按市场浮动兑换，每盎司黄金兑换42.22美元。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应该是美国人开始明白了，经济的本性不只是在黄金上，或者说根本不是在黄金上，黄金只是一种稳定经济的形式罢了。对资本来说，美国有比黄金更重要的东西。正因为这一点，当美元区各国在竞相贬值本国货币以增加出口时，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困境后，从80年代开始提高银行利率与国债利息，同时降低税收。这一高一低，就把全世界的资本、各国商品吸纳到美国来。这就是著名的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不管实物如黄金、制造业、能源等也好，还是虚物如货币、股票、债券等，甚至包括科学、技术等也好，对于资本来说都只是形式，关键的是谁能满足资本的要求。谁能满足资本的要求，谁就实际上掌握着资本；谁掌握着资本，谁就会掌握资本的形式即货币的控制权；谁掌握了世界的主导货币，谁就掌握了世界的经济命脉。
可是，谁都想满足资本的要求，问题是怎样才能满足呢？
里根年代，美国还面临着苏联的强大激烈竞争。走里根经济学的这条路，美国也是付出了代价的。银行的高利率使得资本市场匮乏，股市发展艰难；国债的高利率使得海外投资的实际获利大大地减少；流入的资金也大多进入了商业银行和房地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步步升高。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国外资本的输入将会放缓或停止，国内的资本也将会大量外流，华尔街资本市场与企业经营不能进一步扩展，政府可能会因为巨大的预算赤字没有资金填补而无法运转。所以，里根年代，美国经济同样充满着危机，其程度一点不比现在差。
关键在于美国能不能求得新的发展，发展能否超越危机。
里根政策虽然会陷入困境，但同时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新经济的发展基础。90年代的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在老布什执政时无疑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大发展。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获得了更大发展，失业率降到了最低，道琼斯股票突破了一万点，政府转亏为盈。但也正是信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经济中产品与产地、服务与对象、实有与货币等的直接脱钩。资本要求摆脱传统的获利经营方式，由此金融业告别了仅仅投资于产品生产及实物业，转入了超于现实经济过程的虚拟与未来投资新模式，把现实经济的规模拉大到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是各种对冲、各种期货、各种期权、各种保险及信托等新金融产品的形成，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已有1000多种金融衍生产品。同当年与黄金脱钩的美元一样，这些新金融产品也是资本在新经济条件下所必然要求的。这1000多种新资本形式，把技术的发展挑逗到一个新的亢奋状态：不仅足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且可以知天外事了。反之，没有这些新金融产品，会有微软、英特尔、雅虎、谷歌、苹果等新技术公司的诞生吗？如果仅仅按照现在价值来计算，这些公司会吸纳这么多的资本吗？如果仅仅按照实物来计算，美国会支配那么多的资本吗？
当然，金融业与现实经济的分离渐远，一定会形成虚假的空间。这空间就潜藏着灌水泡沫、通货膨胀、寅吃卯粮等。从企业角度看，只要有业绩，它的空间就不是纯粹的泡沫；从政府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它的空间就不是纯粹的膨胀；从消费者角度看，只要交得起月供，他的消费就不是提前过度消费。而既然是把虚拟与未来也作根据，那在业绩与股值、实际增长与货币发行、现实消费与偿付能力之间必然有跳水的存在。资本不是上帝，它要发展，必然遭遇危机。如同成功一样，必须遭遇失败。危机与失败固然有贪婪、姑息、误导、监管不力、寅吃卯粮等因素，但这些因素都是被诱惑起来、被事先决定了的东西。在它们的背后，是资本的新要求，或者说是资本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的结果。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资本至少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从实物即黄金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二是从信用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三是从价值资本向主权资本的转化。正是这三大变化从客观上造就了美国对资本的支配取代了拥有、占用取代了占有。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不发达国家，而这次却是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到美国来的根本原因。世界各国投到华尔街的钱，不仅早已同其来源国的劳动、分配、消费分离了，而且也同美国金融管理机构的实际掌管能力、社会现实消费能力脱离了。资本与实际掌管能力的脱离就造成了失控的投机，这是从主观上造成了危机；而资本与社会现实消费能力的脱离就带来了投机的失控，这是在客观上带来了危机。但这些还都是从经济内部来看的。
从经济外部来看，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的走偏把危机变成了现实。本来，美国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禁止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受到了欧洲的混业经营模式的挑战，美国银行的收益降低。美国的政治家们开始政治的改变。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核心条款，允许并提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混业经营。12日，总统克林顿签署了此法。更重要的是，从克林顿执政开始，美国社会平权到“居者要有其屋”的观念。这个观念要求的不是“居者有屋住”，而是“居者做屋主”。明明不够借贷资格，但也得给贷款，还美其名曰有国家的“两房”做担保。外国人、外国政府一看有政府作后盾，也都跟着起哄大把投钱。
“两房”的政府背景是平权的文化理念使然，不完全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克林顿时期，就发生了几起因不给穷人贷款而遭政府起诉的案例。尤其是碰到非裔、拉美裔，你要不给贷，就告你种族歧视。政府的支撑与观念的支持让美国的金融市场火爆，华尔街就此不断地扩展金融资源，利用对冲或规避风险等工具，拉大、拉强自己的金融市场占有力，控制全球的客户，从而获得了房地产、能源等行业及国际投资的超高利润。这种超高利润中的政治文化水分增加到了一定程度时，其发展就无法持续，这就带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仍有两方面：一是经济内部新资本造成的矛盾，即由于资本不仅从产业过渡到了信用，而且从信用走向了虚拟化，这让美国金融家们、资本家们的自由度空前升高，带来了资本与劳动、劳动与占有、占有与消费的分离，造就了危机的必然性；二是政治文化在外部的推波助澜，即政府的坚挺与消费观念的提前，赋予了资本及其消费市场的主权价值，使美国领导者、消费者们的占有离开了传统的实物拥有性，分配消费离开了合理性，社会享受同劳动生产分裂了，似乎那钱不花白不花的，这就把危机变成了现实。在这必然性与现实性都具备的情况下，哪种经济、哪个国家都会陷入危机的。
就必然性来看，华尔街创造的新金融技术及产品，只是适应了这些新资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必会不断突破适应，同现存金融体制发生矛盾。在突破与矛盾的徘徊中，贪得无厌、搜刮利润、虚假包装才得了手，导致了危机。但是，如果没有突破与矛盾，四平八稳，就没有创新；而如果没有创新，华尔街就不会吸纳全世界的资本，不会帮助、支持那么多的新公司、大公司的发展。
就现实性来看，美国政府坚挺新资本、促进消费，只是满足公民的要求，这种满足必会不断扩大，必然超越实际拥有能力。在扩大与超越中，过分松绑、提前消费、瞎花乱造才得以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扩大与超越，就不会有消费市场的增长；而没有增长，美国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吸纳那么多的国际资本，特别是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政治、文化的作用走强，原因是现代社会已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了。以往不仅是以生产为根本，生产比消费重要，而且生产的规模与市场比较单一封闭；而当代社会不仅是注重消费，以消费为动力，而且生产的循环与扩大已国际化了。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光美国，凡是进入以美国为主的循环体的国家，其经济生产已不是为了缺乏、在一国之内而进行，而是为了更多的市场占有，更多的世界资源、人力、舆论、文明的占用。否则，你的经济就不能扩大，不扩大就是退步，最明显的表现是企业股值的下滑。由此可见，现代的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本身的悖论，而且是经济同政治、文化的悖论。任何经济的问题，也都是政治、文化的问题。反之也一样。
4.美国经济的实质是什么
尽管处在危机中，美国对资本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这不仅因为美国有吸纳资本的科学技术，而且在于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生产扩大连接着世界各国，一个苹果机，只是美国的牌子，不是美国的单独产品，集聚的是世界资本，利润来源于世界市场；消费占有的又是全世界的产品，其市场反过来刺激对国际资本的吸纳，形成了循环。这种循环不仅使世界各国都得把美国作为自己最大的买主，生产厂家们都想获得美国的订单、向美国出口，而且也使世界资本把美国当成了实际的东家。这个买主兜里的钱许多是借来的，但借钱的外国债权人还愿意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他；这个东家的许多产品是外国生产的，但外国生产者还愿意来这里买这些自己生产的东西，再把它运回国。
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在于控制了循环。在资本来源上，各国是美国的顾客；在市场经济中，顾客好像就是上帝。但在资本支配上，美国是各国的东家；在资本市场中，东家则是上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能成为真正的老大，能够让全世界为自己打工，关键是它成了全球资本运作的控制中心。
就循环的过程看，美国的经济在实质上演化成了一种以控制资本为基础、以品牌标准为实体、以主权信用为机制、以军工技术为前导的经济。
在这种循环中，美国不仅控制着生产的投入，而且控制着投入的产出；不仅决定着流通借贷，而且决定着消费需要。华尔街不需要央求别人借款，自会有钱愿意来；美国政府不需要强化自己货币坚挺，自会有人帮助扶持。就此说来，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离、资本与拥有者脱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新金融技术及产品的纷纷出笼等，都为世界经济体系转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已不再是传统的实体经济，美国经济的规模也不仅仅限于疆界所有，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被它紧紧地缚在了自己的身下。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及2011年的美债问题不过是美国新经济体系遇到的冲击而已，洗涤的是别国，便宜的是美国自己。
然而，美国为什么在经济上能呼风唤雨控制全球的资本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为什么都会把钱借给它、把产品卖给它，还得任它胡花乱造、受它的管制呢？直观地看，在于美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平等的政治制度以及先进的金融管理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再加上无人可比的军事力量。但在这些制度、管理、环境及力量背后却是那些经济战略的理念。
5.什么是战略经济
粗略地说，美国两百多年的经济大体经历了五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从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对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地的获得，美国主要是扩展地盘，在自然条件上形成了最佳的经济基础。第二次是从19世纪50年代的奴隶制之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美国主要是调整劳动需要，解放作为经济主体的黑奴，从自由民的需求中形成了工业经济的力量，开创了工业与农业相互循环。第三次是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00年左右工业体系的形成，美国主要是强化企业的规模与市场的竞争机制，在创新科技中完成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健全了经济内部主要行业的基本循环。第四次是从20世纪初的门户开放到30年代的新政，美国主要是调整社会分配政策、保护劳动需求，从而形成了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良性社会循环。第五次是从二战后到现在，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主要是掌控经济循环战略要点，促成了世界经济循环的一体化。从自然地理的扩展、主体需要的调整到交换竞争的强化、社会劳动的保护以及世界循环的掌控，这个过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美国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不在于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观念、策略、方法、技术的调整，而在于整体上的战略把握。
不管美国的政治家采取的策略有多么不同、经济家提出的思想有多大分歧、企业家实行的管理有多少种类，他们能领导美国不断地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并且仅仅用了两百多年就能使其成为世界老大，其根本就是他们触及了经济的实质，调整了经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多重关系。在这个根本点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经济靠的不仅仅是政治策略、经济思想、管理方法，甚至科学家们的理论技术，而且是依赖于对经济中多重关系的战略调整。只有在整体战略中，这些政治策略、经济思想、管理方法、理论技术等才融为一体。只有在统一的体系中，经济总量才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大于它们之和。美国经济的根本是以资本为前提、劳动为核心、信用为基础、军工技术为前导的战略经济，不是简单的资本市场经济，也不是纯粹的技术科学、军工战争经济。这些资本、市场、科技、军工、战争等都是美国的经济策略、牟利战术。这些策略和战术都被其他国家采用过，也带来过好处及发展，有过经济繁荣，但其他国家却不能像美国这样，主动地掌控世界的经济循环。所以，只有从战略经济的层面，才能把住美国经济的脉搏。
所谓战略经济，是指把经济作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整体过程，依靠自然系统性、劳动多重性、需求公平性、社会循环性来运行的经济。自然系统性是指能为经济的各行业、部门的展开及运转提供完整的天然条件性；劳动多重性是指经济活动中劳动作为创造、资本、技术等活力来源的多种主体性；需求公平性是指经济中生产与生活、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等消费结构的平衡性；社会循环性是指各经济体之间，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的过程性。在这四个方面中，自然系统性是基础、劳动多重性是核心、需求公平性是原则、社会循环性是机制。
（二）经济战略之一：保护农业环境、重视自然结构
作为经济的基础，自然要素有两个层面，一是充当直接的劳动生产的对象，二是提供间接的劳动生产的环境。作为对象，自然要素是让劳动生产的活动能得以进行、实现和发展，这需要有足够地盘、多种储藏、充足水域、山地和平原的合理比例等；作为环境，自然要素是让劳动生产的主体能得以生存、繁衍、满足和强大，要包括适宜气候、海拔空气、人口密度和种类及动植物合理分布等。这是一个循环经济体对自然的基本要求，它构成了人类选取、占有和调整自然地理环境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注重扩展自然空间、保护农业的缘故。从开国的元勋们到当前的执政者，无一不保护环境、优惠农业。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当今的美国虽然地盘不最大，人不最多，但它的自然经济地理性质无人可比。
在自然经济地理的系统性上，美国人下的工夫主要有两方面。
1.农业生态为什么是基础
粗略地说，美国两百多年的经济大体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再从技术工业到智能信息业的发展。美国农业经济时期大约是到19世纪60年代，即南北战争爆发前。它的特点主要是靠地。大片的土地是富有的追求。围绕土地的开发及占有，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对农民、农业的保护政策。从杰弗逊的购买路易斯安那、派人探险西部到杰克逊等人的西进扩地运动及分地政策，从对印第安人之战到与墨西哥交战，美国图的就是大片的肥沃土地和农业资源。所以，当时的美国农业出现了两大现象，一是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地区；二是大农场的形成，加快了农业内部的分工。农业的规模化促进了耕种的机械化和育种的科学化，农业的分工化促进了农产品的交换化和经营的商业化。农业的充分发展一定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后美国能进入工业发展时期。
在工业强进年代，美国仍然注重地盘的扩展和农业的保护。从1862年通过的免费《宅地法》到1867年以720万美元从俄国购买了阿拉斯加；从1873年通过的《育林法》、1877年通过的《沙荒地法》、1878年通过的《木材石料法》到1889年开放了俄克拉何马的200万英亩土地，1893年又开放了切罗基出口处的600万英亩土地等这些土地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农场数从1860年的200万个上升到1900年的573万个之多。从1898年对夏威夷群岛的兼并到后来对亚太地区一些岛屿的托管，美国具有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甚至包括冷热带蔬菜水果等副业的整个生态系统。这样强的农业基础，一定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大厦。只有由农业促进起来的工业经济才是真正的工业时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上升为世界第一工业经济大国。
20世纪后美国逐渐强化技术，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以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时期。人们似乎觉得只要钻研技术，掌握了技术，经济就一定能上去，国家就一定能强大。但是，美国照样十分注重农业，注意对农民的保护。由1929年大萧条而产生的罗斯福新政，其重要一步就是保护农业。1933年5月12日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强化了政府的干预作用，用政府的计划来保持农产品供需平衡，调整耕作份额，由此带来的损失由农业部予以补偿。这种减耕运动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且保持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从而保持了美国发展的潜力。美国能取得二战的胜利，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2001年在华盛顿建造的二战纪念馆要在代表各州及托管地等的立柱上挂上麦穗圈。这些麦穗圈表示农业是美国胜利的基础，它和橡树叶圈表示的工业共同构成美国作为世界的“民主基地”。
20世纪90年代美国又从技术经济发展到了智能信息经济阶段。这种经济的技术特点似乎更加微观，远远离开了天然的自然环境。但是，美国还是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和农业。从老布什的农业新政策到克林顿关注气候变暖的新经济，从小布什的保护农场政策到奥巴马的环境保护主义，都体现着美国人对自然经济地理环境的重视。仅从1995年到2010年，美国政府给农业就补贴了1500多亿美元。其中补贴玉米770亿美元、小麦324亿美元、大豆244亿美元、水稻129亿美元、高粱、大麦106亿美元、畜牧、乳业85亿美元、向日葵、花生35亿美元等。这些补贴直接影响了农民种植什么类型的农作物，改变了受天时地利非正常因素影响的市场供应波动状况。这个政策虽然也时常受到争议，但它却能保持生活常用必需品的低价格，减少经济循环的不良影响。
占有一定的地盘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形成一定的农业内部循环，至少应能形成粮食、蔬菜、蛋肉、水产、水果、棉麻、林木等的生产系统。美国经济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基础的因素就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环境。美国不仅有东西海岸，而且两条海岸内连着东西部海滨平带；虽然也有两大山脉，即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和西部的落基山脉，但两山脉下落构成了中央低地大平原；平原中间夹着众河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河的南端是墨西哥湾，北面则是大湖区。这样的地理条件既有大片的平原耕地，又有海岸有内地，有山地有高原，有沙漠有草地，有森林峡谷，也有畜场牧地。从气候上看，美国的大部分地盘儿，都属于温热大陆性气候。如果想要温热一点的热带性气候，它有夏威夷和佛罗里达；如果需要偏冷一点的严寒气候，它有阿拉斯加和东北的新英格兰地区。从分布来看，南方地大开阔，温热湿润，适宜种植棉花、蔬菜和水果等；北方土质肥厚，偏冷稍干，适合种植玉米、大豆和土豆等。东西海岸会带来各种海产品，内陆湖泊会提供丰富的淡水鱼类。低地大平原可以种植出各种农作物，中西部山区能养殖出各类牲畜。可以说，所有农林牧副渔生产的条件都具备了。
“自然经济地理”本是经济中的第一要素，“自然经济地理论”本应是经济理论中的第一理论，但分析经济学的人们基本上给忽略了。美国所以注重客观上的“自然经济地理”性质，就在于这是人类生命的基础；所以保护农业，就在于它是在保护生命的起点。农业是基础，农业的内部循环能保证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生命所需的必要品的生产。几乎每个州都有农业，农业是美国最大行业，带来两成的国内生产总值，直接或间接雇用2200万人。美国什么行业都不保护，只保护农业的做法，实际就是保护人生命的基础。保护了人的生命就是保护经济中的主体与经济展开的基本条件。从经济内部循环来看，农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工业的生产；而只有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才会真正从内部促进商业贸易、教育科技、军工国防等行业的生产。
2.怎样形成系统的整体循环
占有一定的地理条件，注重农业固然重要，但能否真正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能否把握住自然条件的特点，依据自然的结构性来形成社会经济的整体循环。
注重自然的特点及结构性，就是根据天然的客观条件来有重点、有层次地开发建设，不是人为地、各顾各地任意生产。美国也有过胡乱开发、相互破坏资源等行为。但从总体及主体趋向上看，美国从最早的农业开发，到后来的强进工业，再到国贸、高科技、旅游、娱乐等行业的发展，都是比较注重自然的天时地利的。目前，美国可分五大经济区，即东北区、大湖区、西岸区、西南区、东南区。它们既重点有所不同、相互不能取代，又相互依赖、互为一体。这种整体性及其循环的基础就是抓住了自然的特点及结构性，形成了比较合理的配套系统。
作为美国经济的大走廊，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的东北区，主要特点是以科教、金融、世贸等为主体的连接经济区。这个区域的形成，从地理上看在于它西连大湖工业区，南连种植农业区，东连欧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在于它坐落在大西洋岸边的最佳位置上。特别是在其建国初期，美国当时只有13个州时，临靠大西洋的东北部，起着连接美国内陆与欧洲大陆的经济交往的桥梁作用。
美国的重工业区是由芝加哥、底特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等城市构成的大湖工业区。重工业不建在南方而建在北部的五大湖区，也是根据诸多的自然条件，并非人的喜好。不仅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系，被地理学家们称为“北美的地中海”，而且周边储藏着极其丰富的重工业需要的矿产原料。特别是煤炭储藏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尤为重要的是它的自然气候正为重工业所需。
由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等形成的以世贸、高科技和文化为特点的西岸经济区，是因为由太平洋外连着亚洲、往里托起的落基山脉内连着山区和牧场，再加上温暖如春的阳光。
以得克萨斯州为中心形成的西南经济区虽然是靠石油、航天工业的带动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石油和航天工业也是离不开得州及周边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的，包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州的有利地理条件及墨西哥湾的丰富储藏。
由亚特兰大、新奥尔良和迈阿密等形成的以轻工、食品、渔业和旅游为特点的东南经济区，则更是有赖于它们的独特条件，诸如温暖气候、白沙海岸、肥沃土质、充足水域等。
正是根据自然的结构条件，美国形成了从农业到工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文化科教到高新技术的整体系统循环。这个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不仅能提供人们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能够最低限度地消耗能源材料，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降低成本，从而奠定了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的客观基础。这就是美国维持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经济原因。
当然，除了这两个大方面外，美国对经济环境，尤其是对农业环境的保护还有很多政策，例如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采取有限开发、谁开谁补政策等。在行政管理上，美国政府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有许多部门，主要的有环保署、农业部、能源部、商业部、内政部等。
（三）经济战略之二：保护劳动主体、尊崇鲜活劳动
所谓美国经济是战略经济，关键是在经济关系中，美国把握住了鲜活劳动这个生产力的根本。就此说来，美国经济就是劳动经济。支持劳动、保护劳动、扩展劳动、创新劳动，这是美国经济的核心理念。只要能劳动，只要愿劳动，哪怕傻点儿、笨点儿都没关系，你在美国都能过得吃穿不愁。夫妻双方靠打工端盘子，也能买得起房、置得起地。这是美国经济的活力来源。
美国经济为什么这样注重劳动呢？
作为经济的性质，劳动与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着经济的展开及发展。但是，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不同，劳动是从内部起作用的。就是说，劳动不仅决定了经济为什么与自然的进化、本能的运动不同的性质，而且决定了经济为什么会与社会的政治、文化有别的层面。所以，劳动是经济的内在本性。
1.马克思为什么是伟大的
把劳动作为经济的决定点始于亚当·斯密。他所以被经济学家们崇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于他第一个揭示了人类一切财富本质上都是劳动创造的。他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也由此被当做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斯密的功绩在于他驳斥了重商主义学说，批评了片面强调国家货币的重要性，同时也否决了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提出了劳动是财富源泉的论断。据此，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积极倡导自由发展、要靠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原则。同时，他也反对资本家投资人联合起来伤害劳动者和消费大众，认为合理的工资对劳动工人是必要的，否则，社会将不得安宁，“当社会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凡是耕种五谷以养人、缝制衣服以衣人，及建筑房子以居人者，应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内获得相应的产品以勉资自养、自衣自居，这是最公道不过的事”。
应该承认，斯密前无古人地对劳动的肯定和尊重，以及由此对经济自由发展的倡导、资本投入者的道德劝慰以及劳动者的同情，都促进了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经济的大发展以及自由贸易政策的实现。但是，经济本身的后来发展并没有完全按斯密设想的那种逻辑行走：如果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照此逻辑应该是谁有劳动，谁就应该有财富；谁越劳动，谁就应该越富有。可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特别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劳动大众生活状况更糟，“种田的人没粮吃，织布的人没衣穿，建房的人没房住”。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对当时劳动人民的“现实经济矛盾”描述的原话。
古典学家的劳动价值论为什么会在现实中发生悖论呢？难道人类的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还是劳动本身有什么问题呢？对这个难题的探寻便促成了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的研究转到了现实问题的思索。马克思所以被地球的一半人信仰过，以至迄今西方人包括即使反对马克思的人也承认他的思想力量，就在于马克思揭示了这个“现实经济矛盾”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劳动对财富价值的决定论并没错，只是这种劳动绝非单一肯定性，而是发生了性质改变同时具有否定性的异化劳动。所谓异化，就是指人同自己的产物发生了它不仅不为他所有、而且反过来统治残害他的对抗状态。异化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活动不仅不为劳动者所掌控，反而控制损害着劳动主体。劳动的异化表明，无论在生产还是分配中，劳动着的人不只是同生产对象、机器和产品发生人与物的对抗关系，而且在这背后发生着人与人的敌对关系。生产的对象及其产品不是被自然界占有，而是“被站在生产过程之外的人所占有”。正是这种异化了的劳动才在生产财富的同时生产着贫穷。人的创造财富价值的现实劳动活动本身，在肯定创造者高于动植物的同时，也通过异化而具有了不仅不受人控制、反而控制人的现实否定性。正是这种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性才让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财富与贫穷后面的人与人的秘密占有关系。
那么，劳动者的劳动为什么会异化即劳动及它的产品会被生产之外的人无偿占有呢？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是由“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决定的；这种生产关系所以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则在于它要“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是由竖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决定的。这种异化原因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的存在及发展是双重性的：既是属人的，由人们自己的劳动活动创造出来的；又是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客观运动决定的。
马克思的高人之处在于他的辩证理解：社会经济在内在本性上是人自己活动的产物，生产力不过是人们劳动的社会化，生产关系不过是劳动的物化关系，整个上层建筑不过是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形成的而已；但人的劳动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又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所决定。这些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存在决定着人们劳动活动的现实性，从而决定着他们生活的性质。就现实性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劳动活动；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的生活状态。种田的人、造房的人、织布的人所以会越劳动越贫穷，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劳动的那种私有制不是劳动者所有制，而是劳动者被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所占有的非劳动者所有制。
凭借劳动异化的发现，马克思首先揭示了经济中的商品之谜：生产商品、创造价值的劳动已不是人自我肯定的单一性活动，而是异化了的双重性劳动，即劳动对产品有用性的创造，能使产品反过来表征和确认劳动者的个性，这就是具体的劳动；劳动对商品交换性的生产，则使产品反过来抹杀和否定劳动者的个性，这则是抽象的劳动。商品的两重性正是来源于劳动的两重性：肯定性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否定性的抽象劳动生产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成为“拜物”，从本身的内部来看，就在于它具有由异化劳动造成的双重价值；从外部社会来看，就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人们不相信人本身而屈居于商品之下，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商品世界的拜物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异化劳动特有的双重性质。
马克思依据劳动的这种双重性质揭示了资本生长的秘密。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李嘉图曾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即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但是，为什么和在什么条件下耗费掉的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测量的劳动量表现为价值量，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所以比较合理，是因为工人出卖劳动，资本家付给了劳动工资。可是，如果工人出卖的劳动发生了异化，具有了社会的双重性，那么，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就不只是作为满足手段的劳动，而是异化出的整个生命力。因为劳动者“在进入生产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如果工人出卖的是整个劳动力，那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不是劳动的费用，而是工人“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和为劳动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资本生长的秘密：工人生命力的劳动“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这个新价值就工人的工资说来，就是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就是剩余价值不仅过大，而且急剧集中的结果。所以，任何资本经济中的危机，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没有调整好直接造成的。剩余价值不仅能带来客观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冲突，而且会造成主观上的工人与资本家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层、集团冲突。因此，任何经济危机的解决，决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单一调整，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的整个社会的调整。
在1905年至1908年大罗斯福敢于用“反垄断法”轧那些大企业，保护的就是劳动的创造性；1933年小罗斯福勇于用“新政”同资本家们抗衡，维护的是劳动主体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等，实质都是怎样更好地对待劳动的问题。从理论上看，美国的这些调整都没有超出上面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异化的分析。这也就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经济学家们折磨得焦头烂额时，为什么有些人又搬出了马克思。
2.什么样的方法会让你看明白
马克思所以能揭示资本的秘密，关键是他用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他不是仅仅在商品、价值、资本、劳动、工人、资本家等的具体层面上单独地分析，而是站在关系思维的高度，抓住了经济世界中的最基本的两种存在：劳动活动与社会关系。
作为劳动活动，经济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价值、满足自己的主体生产过程。所谓主体，就是指人能够作为主动地、能动地活动的实体。主动就是指能有目的地、有计划地活动；能动就是指能改造、创建所要的东西。主体生产就是指经济能让人们按自己高于动植物等存在的目的及计划来生产自己想要的产品。这种生产是从劳动的需求出发，注重的是劳动的价值，保证的是劳动者的满意，培养的是劳动的机能和创造性。所以，这种生产造就的是活劳动的生长和扩大。
作为社会关系，经济是环境改造人们、资本繁生、满足社会的客体生产过程。所谓客体，就是指人能够作为被动地、受动地反作用的实体。被动就是指被迫使、被推压的性质；受动就是指受改变、受控制的属性。客体生产就是指经济迫使人们不得不按自身以外的目的和计划来生产。这就是不得不从市场的需求出发，注重资本的利润，保证投资者的满意，增长的是社会积累和财富。所以，这种生产造就的是死劳动的生长和扩大。
活劳动是生产者的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智力包括观念、理论、科学等的发现发明能力；体力包括技术、机器、工具等的把握操作能力。这是生产的根本力量。死劳动是投资者的股本，包括设备和原料。设备包括厂房、机具及技术；原料包括资料、模型及储运。这是生产的现实基础。本来在人类与动植物区分的自然层面，活劳动与死劳动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就是人同自己的产物的关系；但在人与人区分的社会层面，活劳动与死劳动就会分离，甚至走向对抗、死劳动统治压迫活劳动的局面。马克思考察的19世纪40年代，就是这样一种死劳动专制活劳动的对抗年代。从英国的工人革命到法国的巴黎公社，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本性上说，都是活劳动同死劳动的不断抗争。一个国家想让自己的经济既有活力，又平稳发展，说到底，就是要如何摆平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关系。
部分社会主义者只知道抨击剩余价值以及消灭私有制，而部分资本主义者又只知道仇恨公有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两者根本都没有弄明白马克思对劳动双重性的揭示，由这种双重性而导致的劳动同劳动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分离对抗的双重矛盾。到了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逼得罗斯福没办法，只能政府干预。学者们还美其名曰，说是受了凯恩斯的影响。其实，老罗斯福早在1905年左右就实行过政府的干预，包括把劳资双方请到白宫调解，并偏向劳工一方。政府干预，就是从政治上来调整劳动同劳动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对抗关系。
本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陷入困境而相互开战。但美国能率先走出泥潭，发展成经济强国，最根本的就是美国抓住并摆平了这个根本关系。正是从这以后，不光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看明白了，私有制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解决好劳动同对象、活劳动同死劳动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别让基本劳动者太穷了，别把活劳动压榨得太过分了。所以，很多国家都加大了社会福利。这就是资本主义本来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但却又缓了过来，并过得有滋有味的根本政治原因。
3.美国怎样保护劳动主体及活劳动
作为一个社会，美国致富的速度与其经济活力远远超过了别国。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既维护死劳动，又更加尊崇活劳动的结果。对死劳动的保护是资本经济发展的基础，对活劳动的尊崇是社会经济强盛的核心。保护死劳动的根本是保护已有劳动者的权益，尊崇活劳动的本质是保障现实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的统一。就是这种统一产生了美国大量的中产阶级，让美国把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端。
从历史上看，美国早就非常重视对劳动主体及其活劳动的保护。在初期的农业经济时期，美国的农业所以发展较快，不仅在于杰弗逊等人通过扩展土地来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作为活劳动主体的人的权利，给予了极大的保护和尊重。美国不仅仅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对发明创造的保护和尊重，鼓励了当时良种培育和耕作机械化的发展，而且兴起了一系列的社会进步运动。从杰克逊的免费公共教育到欧文等人的公有社会运动，从斯坦顿夫人的女权平等到加里森的废奴主义，都把对劳动主体、活劳动的尊重与对公民平等权利联系起来。所以，当时美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也随之出现了另外两大现象，一是不断地向北部自由工商业转化；二是加剧了作为活劳动的奴隶的反抗情绪。这就是导致南北之战的经济原因。经济主体、活劳动的基本要求，在当时首先是人身自由，对黑奴的解放和保护。
南北战争的直接结果带来了美国的工业革命。从社会的主体来看，这场革命的契机就是对活劳动的刺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工厂数增加了近80%，工资收入增加了57%。在80年代，工业投资增长了133%，工资收入增长了99%。到1900年，美国不仅工业品的价值已相当于英国的两倍，整个欧洲的一半，而且整个工业形成了系统，名列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40年的工业强进中，美国经济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就是指支撑工业强进的技术不是抄来、模仿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发明发现、或是把能发明发现的人吸引到美国来。从1866年美国支持了肯塔基州威廉·凯利炼钢法的专利权，到洛克菲勒等人应用的“标准”化煤油炼制技术；从贝尔的电话发明到爱迪生的用电发现；从肖尔斯发明第一台打字机，到特斯拉发明交流电发电机等，都是当时世界的技术尖峰，都在美国得到了鼓励、保护和发展。
对于发明发现者来说，他们受到最大激发的就是对他们的尊崇；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它们能对活劳动做到的最大保护，就是对人的发明发现权利的敬重。美国所以能在1900年后超过欧洲各国，进入到了技术经济的阶段，就在于它对发明发现者给予了无与伦比的保护。从福特工厂的科学管理到怀特兄弟的空中探索，从霍桑实验的应用到电子技术的展开，从原子弹的研制到登月的探寻，一直持续到击败苏联的星球大战，美国政府与企业不仅在技术的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对人才的保护相当重视。特别是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和苏联解体的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收留了许多科学研究人员，保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如爱因斯坦等人。有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虽然为美国国籍，但其研究早已在母国有了基础，甚至有了相当的成果。他们所以来美国，都是由于美国对他们的保护、支持、鼓励和尊重。
正因为保护劳动的权利，尊崇活劳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技术经济又发展到了智能信息经济的阶段。这种经济更加注重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在这种新经济中，人及其知识、素质、技能和合作等活劳动日益重要，而产地、原料、设备，甚至是本金等死劳动不再突出。这就是盖茨、乔布斯等人为什么可以从打工仔一下子变成亿万富翁，美国的许多名牌为什么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生产。
美国对劳动者及活劳动的尊重，首先是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的平等保护。南北战争表面上打的是奴隶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奴隶的劳动者的劳动权利问题。人所以为人，因为人能劳动，会劳动。平等首先是劳动的权利的平等，人人平等首先是劳动面前的平等。林肯当年提出的自由、解放，实际上是劳动的自由、解放，“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劳动公民的经济意义上摆平了肤色上的差别。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提出的“新政”，也是在劳动公民的意义上，进一步强调了对劳动者的应有保护。罗斯福的“新政”所以新，就是新在它是从客观现实而非道德良心上来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公民平等的必然性，恢复经济中真正主体即劳动群众这个主体的应有和应得权益。他整顿金融业、治理黄金市场，就是整治损害劳动主体的投机行为；保护农业，就是保护农民；工业复兴，其核心就是复兴劳动工人、企业主体的活劳动的力量，并不是复兴资本、机器、技术的能量；而以公就业，则更加明显的是按照公平原则、非价值规律办事的。罗斯福要创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就因为它所保护的人们是美国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无法购买食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这样的经济循环怎能不断裂，工厂怎能不停产，社会怎能不乱呢？而肯尼迪等人推进的平权运动，是劳动者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包括注重平等教育、培训劳动者的能力。
其次是对劳动者的创造权利的平等尊重。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鼓励、激发、保护人们的创造热情，使更多人投身于技术的革新与创造中来；另一方面是对专利著作商标权等的保护，有利于人们将技艺应用于实践，有利于创有所得。这种良性循环不仅使得创新发明得到发展，也使得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完善。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把保护知识产权纳入国家宪法的国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在17世纪40年代就颁布了类似的专利保护法。美国独立后在《宪法》第八条中明文规定发明人、作者的创作成果应当享有知识产权，并于1790年颁布了《专利法》和《版权法》，时间早于绝大多数国家。这表明，美国建国之初就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其基本国策之一。现行美国专利法则是于1952年7月由国会通过并颁布。此后，国会曾对该法作了11次修订补充。为配合《专利法》的实施，每年7月1日还公布经修订的《专利法》实施细则。
如今美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风气，从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到制定保护发明的政策，从对加大侵权惩罚的力度到吸纳创造性人才的制度，都体现了美国社会对劳动者的普遍尊重。
再次是对劳动者的人本权利的全面保护。美国对劳动环境、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福利等都有法律上的保护。从历史来看，早在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中就禁止强迫劳动；1935年《劳工关系法》规定了雇员有权组织工会并进行集体谈判，并设立了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1935年《社会保障法》又规定了障残、年老和伤亡工人遗属的福利；1938年《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禁止超时工作以及对童工的保护；1963年《同工同酬法》给予具有同等技能的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同等的报酬；1964年《民权法》第七条明文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出生地的歧视；1967年《年龄歧视法》禁止基于年龄超过40岁的歧视等。这些法规，特别是《美国劳工法》、《劳动雇佣法》等都把保护劳动、保护劳动主体放在第一位。从职场环境严禁性骚扰到对职工招聘与解雇禁止歧视，从工资、工时法到工种强度及作业条件保护规定，从社会劳动监控机制到工伤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从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到职工培训教育法规等，都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保护。特别是对种族歧视和残疾人歧视、性别与年龄歧视的法律限制，形成了一整套对活劳动的全面保护。
最后是对移民劳动的特殊保护。绿卡制度是美国尊重劳动的一大举措。美国绿卡就是美国永久居民卡，是用于证明外国人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一种身份证。绿卡持有者不仅有合法永久居留权，而且有权享受社会福利，其中包括工作、上学、医保等诸多权利。绿卡持有者没有美国国籍，在美国境内基本享有和本国国民一样的待遇，只不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绿卡发放的条件就是一条，保护劳动者。如果你没钱即没有死劳动，但你有一技之长、有能力即有活劳动，就可以申请人才绿卡；如果你没有才能，但有钱有死劳动，可以申请投资移民。只需要投资50万美元就可以全家获得绿卡。在美国境内以永久居民身份居住满5年，或与美国公民结婚3年，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而且美国不强求绿卡持有者入籍非得放弃母国国籍不可。美国这一招儿吸引来的人才，不仅包括爱因斯坦等著名大科学家，而且包括千千万万个身无分文闯荡美国的普通人。从心理学上说，技术创新首先应是心理上的“敢新”，就是不怕。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不敢新的？从美国人的祖辈敢乘着“五月花”那条破船漂洋过海闯来，可想而知他们的人才观不仅仅指智力，而且包含着情感和意志。
（四）经济战略之三：保护企业竞争、强调合理分配
朋友们经常向我们说：“美国能有今天的富强，全仗着两次大战发了横财。”我们也会反问：“那你知道美国生产实力在1900年就赶上了英、法、德三国加在一起的总和，靠的是什么吗？”
美国在1900年能赶上来无疑是强进工业的结果。在强进中，美国不仅有世界最大、最完整的农业系统生态垫底儿，而且有世界上大、新企业做了领头羊。如著名的铁路大企业太平洋铁路公司、钢铁大企业卡耐基钢铁公司、石油大企业标准石油公司等，更重要的是诞生了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大企业，如发明电话的贝尔公司、发明电力的爱迪生公司、建立第一条交流输电线路的西屋公司，同时形成了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新型大企业，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企业的观念及其实力，都早已奠定了美国做强做大的基础。
企业是美国经济的基石，独立的企业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必然是由市场供求、竞争决定的。因此，企业在美国获得了独立的权利，能够自主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民事责任。而自由的市场竞争必然要求在市场中不仅有足够多的买者和卖者，而且必须有充分的投入与消费。否则市场的资源就不能优化配置，生产与消费就不能良性循环。保护企业平等竞争与合理分配，是美国在资本与劳动自由流动关系中坚持的基本原则。
1.企业的基本理念
要真正地保护劳动必然要保护企业，企业是现代劳动的基本巢窝。美国企业分六类：一是独资，二是普通合股，三是有限合股，四是C类联合，五是S形联合，六是有限责任。美国企业类型分这么多，主要是从对企业的服务照顾、税收优惠等方面考虑的。美国经济的脊梁是企业。没有企业，基本的劳动就不能展开；没有企业的自由，就没有现代劳动的自由。美国对企业的保护可以堪称世界之最。企业至上、企业第一等都是美国人熟悉的口号。
美国对企业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协调好劳资关系。在保护工人劳动的同时，美国也保护着雇主的利益。企业主及其企业管理也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企业拥有对自己职员的招聘、管理、支配和解雇等权力。只要不违法，政府无权干预。即使是较大规模的解雇行为，只要企业提前申报、理由正常即可，不受雇员诉讼和政府的制裁。雇主拥有解雇自由，是企业具有经济活力、竞争力和安全环境的保证。第二，平衡好企业与企业的关系。美国政府不会干预企业的资本投入、生产产出、流通交换以及客户消费等方针计划，但会干预企业采取不正常的手段破坏平等竞争及合理消费。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是从正面保护企业的应有权利，而反垄断法是从反面来保护企业的平等权利。第三，维护好国内企业同国外企业竞争中的利益。美国政府不仅保护着自己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扩张力，而且保护着这些企业的政治渗透力。在美国资本所到之处，美国企业得到的不只是利润，而且与当地政府结合紧密，渗透其中，获得超额利润。洛克菲勒、杜邦、摩根、英特尔、微软、苹果、波音、麦当劳等在中国及东亚国家及地区的不断发展，不过是一次次证明了美国政府才是美国企业的最大东家。
作为东家，美国政府不仅让自己的大企业成为世界之最，而且也鼓励自己的中小企业成为世界之最。美国现有大约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它们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美国所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企业，那是因为美国首先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多的中小企业。今天的中小企业就是明天的大企业，明天的大企业都是来自今天的中小企业。所以，美国不仅对大企业的保护是世界之最，而且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也是世界之最。在立法方面，美国通过设立专业机构、专项资金、税收优惠以及完善社保等各项政策，给予中小企业极大支持。
在机构设置上，美国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是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其职责就是帮助、支持小企业的发展，保护它们的利益，以维护自由竞争，维持和加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历史证明，小企业管理局在促进美国人创立、建立和发展企业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整个企业群体中，美国对小企业的政策更加优惠。美国对小企业的扶持与保护非常重视。例如早先制定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米勒-泰丁法》、《塞勒-凯福尔法》等法案，都旨在反对大托拉斯、大企业的强势，保障小企业的弱势的公平竞争。特别是在1953年通过了著名的《小企业法》。此后又通过了一系列如《机会均等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小企业出口扩大法》、《小企业投资法》、《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加强小企业研究与发展法》等法案，都旨在更主动地保护、扶持小企业，鼓励其创新。在员工福利方面，为解决小企业在向其雇员提供医疗和退休保障方面的困难，美国政府允许结成健康保险联盟，使得小企业能够和大公司一样向雇员提供医疗保障。对雇员人数及利润额少于规定数量的小企业，政府降低了所得税税率。美国政府还规定，小企业有权为员工建立特殊的退休储蓄计划，此退休储蓄计划能使小企业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小企业雇主包括自雇者也可以为自己建立退休储蓄计划。这些优惠政策都以降低小企业的劳动成本、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为前提。
2.什么样的分配才算合理
美国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不管是对企业主的利润还是对员工的福利，总是围绕着人。原因是企业能力的核心是人，不是资本、机械、技术、环境等。人的活力就是企业的活力。要让人展示出活力，就必须让人人感到劳有所得、分配合理。
就整个社会来看，美国的分配体系是由三层组成的。首先是按劳分配，就是按照劳动的投入与付出来分配。你投多少资，你就应该得多少利；你干多少活，你就应该得多少钱。但是，在资本的利润与人工的工资之间存在着矛盾，利润多工资就少；工资多利润就薄。这就是资本作为死劳动与人力作为活劳动的矛盾。死劳动要求利润越多越好，活劳动要求回报越多越合理。然而就生产的投入、展开、产出及交换来看，要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必须找个责权平等的起点，这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按劳分配是抓住了经济起点的积极性，是企业的分配原则，是美国人通常说的第一次分配。这个原则是社会的基本保证，保证的是劳动的平等，是企业竞争的活力。没有多劳多得，就没有投入与付出的积极性。这在生产领域显然是必要且合理的。
然而，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消费领域就不合理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劳动所得就不同，消费也就不同。保持消费有些差别是必然的，但差别过分扩大，不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而增加社会成本，而且会直接影响消费本身，滞碍消费，造成再生产、扩大生产循环的危机。美国政府通过税收采取的再分配，就是按人头的第二次分配，即按人分配。从实行罗斯福的新政以来，美国社会不断强化这种分配。从社会安全保险制度到失业救济、低收入救济、残障人救济，从平等教育到穷人子女财政补贴等都是这个原则的体现。按人分配是终点平等，抓住的是经济目的的积极性。这个原则是个核心原则，保证的是公民的平等，是社会的公正。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大多数公民支持的积极性。这在社会领域是必须的，否则就会出现怨声载道，发生动乱。
尽管这样，光靠政府还是解决不了贫富悬差问题，因为政府的税收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会导致资本的反对，抑制企业的自由。这就需要人们能自觉地再分配一次，例如义工、免费服务、资助、捐赠等，这是按求分配，也是自觉分配。这是美国社会的第三次分配。这个原则在一些非营利性组织中、慈善及协会中，特别是在各类教堂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行。按求分配依据的是人性的平等，体现的是做人的自觉性。如果说共和党抓住了按劳分配，民主党抓住了按人分配，那非营利性组织特别是教堂就抓住了按求分配的原则。
这三种分配原则在美国缺一不可，只有共同配合才能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的活力绝不仅仅来源于按劳分配，还来源于按人分配、按求分配。这三种分配实际上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上，对人作为劳动者、公民、个体三个层面做出整体分配。因为只有这样，劳动者才会成为公民；公民才会成为个人；人才会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有以自觉的人为主人的社会，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
3.三层分配为什么会合理
经济首先要从生产产品开始，但为了生产就必须有投入。最重要的和最终的投入分两类，即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指执行生产的体力与脑力，包括行政、业务及各行人员的共同合作。资本指劳动材料与工具，包括资金、场地等有形资产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是活劳动与死劳动。就劳动的内部来看，劳动力属于人类个体，资本属于社会整体。每个人都须通过劳动活动与社会交换，才能得到各自想得和要得的产品。这是人作为不同于动植物的主体而能动活动的过程，是经济的劳动的层面。就劳动的外部来看，劳动力又属于社会，资本又属于社会中的个体。每个人必须通过社会关系与他人交换，才能现实地得到和占有。这是每个人作为不同于他人的客体而被动活动的过程，是经济的社会层面。从劳动层面到社会层面，就是从个人劳动力上升到社会生产力、从个体间合作上升到占有制关系的过程。所以，经济不仅有两种过程，即个人的实现过程与群体的合作过程，而且还有两个层面，即劳动层面与社会层面。
在劳动层面，劳动力与资本只是人同自己的资料与产品的关系，即人同物的关系，涉及投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时，必须首先保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竞争性。这里关注的是劳动力与资本如何最佳结合，如何能让人的能力在自然物品生产中充分发挥出来。劳动层面看重的是人的自由主体性，依据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性，生产的是人对产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是个体的劳动，包括投入的资本对个体来说也是劳动。在这个层面的消费，包含着生活资料与劳动资料的消费，必须以劳动为根据。所以，这里的分配必须是“按劳分配”，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自行选择。
在社会层面，劳动力与资本则是人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即人同人的关系，涉及融资、就业、利润、税收、福利等时，必须保障社会的平等性、正义性、协调性。这里关注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最佳适应，如何能让社会的能力在诸多集团利益冲突中表现出公正。社会层面看重的是社会的平等客体性，依据的是社会对人的改造性，融入生产的是人对产品的交换价值，产出的利润即使进了个人的腰包，也是社会的剩余。在这个层面，任何社会的消费最终都会转为个人的生活资料的消费。所以，这里的分配必须是按人分配，是福利性的，是“不能丢下任何一个孩子”、“不能忘记任何一位公民”的平权立法。
当然，要做好社会的平等分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谓“相当困难”，就是说这样的分配，需要政府与企业平衡好经济的劳动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关系。如果政府只管公平而横权于劳动与资本的自由，经济就会出现限制和降低生产自由与活力的现象；如果企业只顾自主而任性于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就会产生压低和损害公民消费能力与兴趣的现象。所以，单单保持资本生产的生机，或仅仅保证公民消费的平等都会造成危机。
解决这种危机的机制是靠每个公民作为人的那种自觉调整。
一是要调整好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强化责任感。社会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个家园里的任何麻烦，都是我们共同的麻烦。从人类自己的相互倾轧到贫富两个阶层的相互分化，从自然的流灾横祸到人群之间的巨大反差，需要我们用责任、用义务来调整，需要我们贡献出一部分东西来帮助需要的人们。
二是要调整好自己与自我的关系，提升意义性。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细胞、机体的简单代谢运动过程，而是自己不断给自我赋予真诚、施善、美好意义的创造过程。自觉地帮助他人、造福于社会是人的生命里注定的人性规律。这种必然性告诉我们用心才能生产心，用爱才能生产爱，把自己的东西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才有意义。
自觉地分配是所有分配的最高境界。
保护企业的自由，强调分配的合理化，实际上是经济作为社会过程的双重性的表现。经济在本质上是劳动与社会关系的结合，它一方面要求劳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劳动的平等，就像一只手的手心与手背那样，不可分离。而这只手最终能成为活生生的人手，还得由一个有情有义的、有灵魂的人来支配。
（五）经济战略之四：把握金融轴心、控制全球循环
如果说斯密解决的是从一棵植物变成棉花的财富性质问题，那么，马克思解决的是把棉花织成布的人为什么没衣穿的现实经济矛盾。现在的问题则是，美国为什么能让生产者用自己的棉花、布造出耐克鞋、寇驰包，用自己的船运去，然后再买下背回来，把利润留给了美国，自己还觉得便宜高兴呢？
从认识方法来看，斯密是把财富放进人类活动中，才揭示了棉花高于植物的那种价值在于人的劳动；马克思是把劳动异化放进了社会关系中，才揭示了资本盘剥劳动的剩余价值在于私有制关系。利润的大头被美国而非生产之国所占有，是与美国统控世界循环关系及过程相关的。
现代经济一体化与虚拟化使金融业成为经济循环的轴心。这个轴心不是简单地左右着物品的交换，而是影响着整个投入、生产、消费及其循环的过程。在涉及开发、规模、占有、利润乃至经济稳定等方面，金融大亨们都赛过了企业资本家。企业资本家最多能占点儿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或者逼迫一下政府给些优惠条件。但金融资本家却可以占有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把国家整乱，搞成危机。就此来说，把20世纪末的东南亚经济危机与2008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看成是华尔街金融大鳄兴风作浪的结果，也不为过。美国政府对这些金融大鳄的用意心知肚明，虽然不断地立规矩、强化法治，但本质上还是保护他们的积极性，甚至在某些时候美国政府直接出面施压外国政府，为他们的投机操作提供方便。
1.美国为什么逼迫人民币升值
近年来，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国对中国要求较多的就是人民币升值。如果仅就升值来看，这对人民币是件好事。可是，如果把“升值”放在中美之间的经济过程中，那对人民币则是件不好的事。人民币的这种“升值”会让自己吃亏，让美元占便宜，甚至是占大便宜。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人民币升值只是人民币汇率升高，不是人民币购买现实物品时能力的提升。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不是人民币现实购买力增强，而只是在兑换美元时其比例提升。从货币的本质来看，这种升值不仅不会增强人民币的消费能力，反而会使美元更具消费力。
人民币是一种货币，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谓特殊，就是指货币不是与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这两种价值都被间接化了。
就使用价值来说，货币不仅能够表现、实现所有的普通商品的价值，而且必须能够衡量、承担它们的价值。普通商品只有通过与货币交换，其价值才能得到体现；货币只有能够与所有商品交换，成为实物交换的中心媒介，它才可以是真正的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就此说来，货币的使用币值必须由实际买到的实物为准，人民币的真正升值必须是能够买到更多的实物才行。调升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比例本身不涉及对实物的购买。美国要求的人民币升值，实际是指人民币与美元兑换的汇率升值，例如原来1:8，现在要1:4。这种兑换一方面只是发生在货币交换中，不是在直接的现实实物购买中；另一方面会使人民币持有力增加，消费力减小。
就交换价值来看，货币不仅能够同贵重的保值商品自由交换，而且必须能够与其他货币自由交换。具有这种交换功能的双重自由的货币，才是真正的“金融货币”。这就是“金融货币”高于“世界货币”的地方，不只是简单的范围性。只能同实物、不能同其他货币进行自由交换的货币，只能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一定受控于金融货币，因为缺少了一种金融交换的自由。就是这种金融交换的自由不仅让金、银、铜、铁等慢慢地退出了货币舞台，而且让德、法等国明白非得联合起来发行欧元不可。就目前的交换范围看来，人民币虽然可以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兑换，但就世界的范围来说还是不能自由兑换的。所以，在中国市场上人民币的自由买卖，即同美元的自由兑换实际上是在同我们中国人手里握有的美元交换。这种兑换的调升不仅削弱了人民币的消费，而且也遏制了美元在人民币控制下的市场投入，刺激的是对美元在中国境外的购买力的提升，是让人更多地消费美元，特别是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现实消费。就是说，用同样的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不会买到比以前更多的东西，但是可以到美国市场上购得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来美国的朋友们把本来自己生产的东西运到美国，再从美国买回去的直接原因所在。
其次，人民币的这种升值必会带来那些以人民币估价的资产、产品、人力、技术等经济量项对美元的升值，这使得人民币在与美元的交换中有吸引力，但同时其估价的实物价格都会变高，使得美元区的产品增加竞争力。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兑换可以得到更多的美元；但同时对于已经兑换出去的人民币则留下了更多的兑换债务；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是人民币计价成本的商品在与美元交换中价格升高，另一方面是换回的美元在与人民币结算中利润减小。所以，对政府来说，外汇储备不仅会下降，而且会陷入内在的债务危机中。对企业来说，不仅其竞争力会下降，而且会发生生存危机。
再次，兑换及汇率的升值不是按市场需求自由进行的，所以升了值的人民币会成为权宜的手段，而美元则成了真正的抢手货币。对投资者来说，他们会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到境外投资，因为中国货物出口价格高，利润小；对投机者来说，他们会把人民币炒高，然后再换成美元赚取暴利，因为人民币只在中国行，而美元能走遍天下。当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时，用美元兑换人民币越换越少，用人民币兑换美元则越换越多。因此，当国际投资者可以期待人民币将一路升值时，任何货币投机者只要设法将境外美元汇入中国，换成低汇率的人民币等待。那么等到人民币汇率升值到一定投机预期时，投机者必将这些人民币甩出来，从中国银行直接兑换成美元，由此赚取到的差额不仅仅是利润。这在生产领域，销往美国的产品就会萎缩；在流通领域，人民币就显得过多；而在消费领域，意味着中国的物价全面上涨。
最后，汇率升到一定程度时，中国金融界就会出现问题，而美国则坐视其动。虽然人民币的汇率可以由政府相对控制，但是，由于一是手中没有足够的黄金，二是美元的储备基本上受制于美国，三是生产的消费要靠对美国的出口，我们回力的空间有限。更不能忽视的是加印了的人民币，会直接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中国每年的出口贸易所得为1万亿美元的话，那么中央银行在增加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同时，也要加印发行6万多亿元人民币投入国内市场进行流通。有美元是好事，但问题是，第一，得用美元把实物买回来，或随时都能够买回来；第二，手中的美元不能贬值，更不能丢值。因为国家全部外汇储备，无论是来自外贸顺差还是境外投资，都不是国家银行自身的资产，实际上是银行的对外负债，是国家在赎买入境外币的同时，发行大量人民币所换取的“抵押物”。如果减少了，人民币就会跳水。再加上境外热钱流入、兑换成人民币后炒作资产，如房子、股票、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最险恶的是炒民生必需品，从而套取红利的话，人民币通货膨胀以及带来的金融混乱不可避免。在混乱中，美国得到的不仅是资本的利润，而且是经济上的实权，再一次将只有商品货币的经济体缚制在它翅膀下。
其实，美国声称的“人民币低估”导致了国内的失业，只是政客们的托词而已，实质是通过对美元的贬值，提升美元的消费力，控制国际一体化的循环。
2.华尔街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在金融交换中占世界大便宜，动用的不是枪炮、战争。靠强行招数得来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威力大不到哪去的。那美国靠的是什么金融战略呢？
说到美国金融战略，人们必然会想到华尔街。华尔街是一条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条小街道。东起百老汇、西至东河边，全长不到600米。华尔街的英文原义就是“墙街”。17世纪荷兰人来到这里，他们为防止印第安人进攻和有效地管理奴隶，就修了一堵木墙，后沿墙形成了一条街，因而得名墙街。英国人赶走荷兰人后，1699年将这面墙拆除，完全成了一条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投资代理人、经纪人、交易员和投机者在这条街上进行非正式的交易买卖。1792年5月17日，24个证券代理人、经纪人在此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正式协议，规定了“联盟与合作”的准则，这也是著名的“梧桐树”协议，标志着纽约交易所的诞生。1863年正式改为纽约证券交易所。1882年，来自罗德岛的查尔斯·道和爱德华·琼斯两人又创建了一整套分析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指数的情报系统，即道琼斯指数。在一战期间，纽约证券交易所曾被关闭。1929年10月24日，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四”，导致整个股票市场崩溃，股价下跌引起的恐慌开始了美国的大萧条。1934年10月1日，交易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为一家全国性证券交易所。“9·11”以前，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超过3000家，其中包括来自50多个国家的几百家外国公司。2007年4月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泛欧证券交易所合并创立了纽约泛欧证交所集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的交易所集团。200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世界第一。由于交易所的做大，今日的华尔街已不仅仅是个股票证券的交易所，“华尔街”一词已超越这条街道本身，成为附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区域的代称。这里集中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联邦储备银行、各公用事业和保险公司的总部以及美国洛克菲勒、摩根等大财团开设的银行、保险、铁路、航运、采矿、制造业等大公司的总管理处，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的中心。金融资本从这里不仅支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而且左右着世界的政治和经济。
华尔街为什么能从一个小小的24人联盟做到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呢？
从地理条件上看，是欧、非各国与美国国内的需求所致。纽约对外处于美国与大西洋对岸欧、非各国连接的中心点，而对内处于北与波士顿，西与五大湖区，南与费城、华盛顿等连接的中心点。这两个中心点奠定了纽约国际经济交往、投资融资的自然优势地利。但这只是个基础，要想在这个基础上盖起高楼大厦，不仅要有建筑材料，而且必须有建筑者。这材料是死资本，这建筑者就是活资本。这死资本与活资本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撑就是华尔街做大的内在原因。就是说，华尔街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从华尔街那块儿地和华尔街人来看，就在于他们最大限度地适合、满足、保证、开发、激长了资本的本性要求，让资本领略、享有、发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风光气貌。在许多其他的国度里，资本总是让位于权力，不管这权力是皇权、族权，还是国权、政权。资本没有真正的自由，迟早都是要离开的。对于死资本来说，它们要来去自由、安全自由、发展自由、利润自由等；而对活资本来说，他们要个权自由、操作自由、创新自由、回报自由等。华尔街的自由就是除了证券会的禁令之外的一切自主。从当年老摩根购买梅隆钢铁公司，到现在华尔街资金周游世界各国，致使一个公司的死资本的数量可以与国家齐名；一个公司的活资本总裁可以与总统并列。
美国政府给企业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但企业资本要受到许多实物关系的限制；而华尔街给资本的自由则是撇开了实物的限制，华尔街顾及的只是未来，未来的利润。华尔街的自由首先是不受政府随意干涉的自由。华尔街不是政府机构，也不归政府管。政府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无法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制造出一个有效率的金融市场。那些服从金融市场的指挥、利用金融规律来达到政治目标的国家，往往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如阿姆斯特丹、伦敦、东京等，虽然不如纽约、不如华尔街，但毕竟能吸引外资的到来。那种试图以政治目标来打造、控制金融市场的做法，迟早都会导致金融财政危机的。金融市场不是哪几个人或哪个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操控的。这是华尔街做大的必要氛围。
资本自由的本性除了要求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政治上的宽松环境以外，还要求文化上的宽容支持。华尔街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在于美国特别是纽约有着非常宽容的文化氛围。联合国目前有191个成员国，而纽约市自己的居民不仅来自比这还多的国家及地区，且说着200多种语言。纽约不仅有着三大电视台总部、大报纸大书刊总部，而且有着每天上演着几十种歌剧的百老汇，全世界的各种言论、信息、宗教、民俗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资本是人的死劳动，不可以畸形地发展，不可以没有文化地相容。相容的文化带来的是资本的公平。没有公平，资本的自由就是死劳动的任性，就会残害活劳动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尔街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有了这“三公”，华尔街才有真正的竞价、竞标、竞争。否则，光有法律，资本不会自动地从自由转向公平的。自由与公平使得华尔街不能靠歪门邪道来取胜，只能靠创新发展来领军。这种文化的宽容及其公平的竞争，从正反两个方面造就了华尔街成长的底蕴，使得美国真正的死资本不在美联储的储备金库里，而是在华尔街；美国真正的活资本不在政府里，而是在华尔街。这就是华尔街为什么总能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技术、模型、理论等。
最后，华尔街能有今天，在于它背后靠着美国这棵大树。这棵大树不仅为华尔街奠定了安全信任的环境基础，而且为它提供了强大坚实的消费需要，为它开辟了广阔的利润前景，为它准备了整体配套的新型技术。这些都是华尔街成长的必要条件。华尔街的挺起，在背后有着美国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支撑。这些因素都使投资人形成了对美国及其政府的坚定信心。小到人与人的信任，大到政府的说到做到，哪怕是为我们强烈反对的霸道，都让美国对资本产生莫大的吸引力。所以，即使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华尔街的魔力仍然是无法抗拒的。
华尔街每一次发展的变迁、规矩的修正、氛围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留住资本，留住经营资本的人。没有人，死资本真的就只能躺在银行里，或者只能托给别人支配了。那样，华尔街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华尔街的根本是华尔街的人。说起华尔街人，他们应该是美国人里最敢想敢干的那部分。按心理学分类，这种敢闯的人只占人类的3%左右。这种人不仅敢为天下先，而且心理承受力相当强。如巴菲特、索罗斯等，创新能力与承受失败能力都是一般人不可比拟的。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也有像马道夫这样的人。
作为虚拟经济的代表，华尔街的发展依托于美国的实体经济；而作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也得力于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热潮或技术进步都是依托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从19世纪早期大规模运河和铁路的修建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到后来的钢铁和化工等行业的兴起推动美国重工业化的进程，美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华尔街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尤其是二战后，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业之所以都在美国诞生，仅从经济角度看，这是离不开美国高效的资本市场和华尔街的金融风险投资业的。在克林顿当政的20世纪90年代，道琼斯指数从1990年的2000多点开始，一路上升到2000年的12000点左右，涨幅接近6倍，市值占全球市值的一半以上。美国的资本市场及金融业不仅创造出了硅谷神话，而且在带动一轮又一轮科技浪潮中打造了美国神话。资本与科技的结合、金融与产业的相容、华尔街与白宫的携手，实现了美国从传统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使美国最终在全球范围内独领风骚。可以说，没有华尔街，也不会有美国的今天。就是说，没有华尔街，美国就不会迅速超越世界列强，成为当今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
华尔街的作用证明了金融业是投入、生产、消费、扩大等交流循环的轴心，说明了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这种轴心与最高性，不仅解释了纽约在美国诸多城市中为什么能成为老大，而且揭示了美国在世界竞争中为什么能成为经济老大的原因。在发展的早期，美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大陆国家的资本输入。但在华尔街发展起来之后，美国证券信用度得到改善，欧洲资本纷纷而来。特别是在1865年到1895年间，华尔街同美国钢铁、石油、机电等工业集团的联手，更加吸引了外来资本。各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到美国购买华尔街的股票已成时尚。当纽约超越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时，美国不仅超越了英国，而且超过了欧洲各列强。
仅仅从金融的角度看，要超过美国，必须有超过华尔街的金融中心。
3.为什么不能把美联储看成私人机构
从金融内部看，华尔街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美联储。
从经济循环来看，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基础市场的组成部分，美国金融市场一方面连接着产品市场如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旅游娱乐市场等；另一方面又连接着基础市场的其他部分，如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源市场等。可以说，美国金融市场是其现代市场的纽带。无论是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买卖，还是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等，各种市场的交易活动，都要通过货币流通和资金运转来实现，都离不开金融市场的疏通。
从操作上看，美国市场的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直接融资是需求者直接向社会上的资金机构和个人筹资；间接融资是指需求者向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贷款筹资。从方式上看，美国金融市场又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短期融资，包括同业拆借、回购协议、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短期政府债券等市场。资本市场是长期融资，包括中长期信贷和证券市场。信贷市场是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之间的贷款市场；证券市场是票券发行与进行交易的融资市场，包括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租赁市场等。
从结构上看，美国的金融市场由六大支柱构成，一是以关税、收入所得税等税收为基础的联邦财政体系；二是以鼓励创新发展为主的金融投资体系；三是以支持产业为核心的证券期货市场体系；四是以国家信誉为抵押的货币国债发行体系；五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循环体系；六是以各州为独立单位的地方财政系统。
上述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些循环、操作、方式、体系等都受制于美联储，都受美联储的政策所影响。所以，人们通常也把美联储看成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美国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控制枢纽。而它之所以能这样，在于美联储具有政府、公众、私人的多重性。
美联储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简称，是根据《联邦储备法》于1913年12月23日成立的，包括三个层次即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
联邦储备委员会直译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最高机构，办公地点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该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位，委员5名，都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国会参议院批准，任期为14年。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4年，可连任。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中层机构，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理事会全部7名成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他4个名额由另外11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该委员会设1名主席，通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1名副主席，通常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担任。另外，其他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都可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会议，但是没有投票权。
联邦储备银行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基层机构，共有12个分行，分布全美12个区域。每家区域银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拥有自己的董事会。在每一区域银行下有无数的会员银行，会员银行是美国的私人商业银行。凡是由联邦财政部颁发执照的银行必须参加联邦储备银行，而由各州颁发执照的银行则可自由选择。会员银行必须认购所在区域银行的股票，数额是他们资本及盈余的6%。
美联储的作用就是为美国提供更加安全、灵活、稳定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具体说有四条，一是为促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的经济制定实施有关的货币政策；二是监管银行机构，保证国家的银行与金融体系的良好状态，保护消费者合法的信贷权利；三是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防止危机的发生；四是向美国政府、公众、金融机构以及外国机构等提供可靠的金融服务。对于这四条的具体实现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规定银行准备金比率、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贴现率等方式。美联储理事会主要是宏观领导，政策管理；公开市场委员会主要是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具体指导，从政策上影响市场上货币的储量，从而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范围，即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进行督导。储备银行则是整个美联储实际操作的具体单位，12个区域银行及下属城市银行都承担、实现、完成着美联储的日常业务工作任务。
从历史的发展看，美联储的诞生不仅是企业、工商界争持的结果，而且是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需要。
美国最早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是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和后来的美国第二银行。在1837年至1862年间的“自由银行时代”，美国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在内战期间，1863年制定了《国家银行法》，规定必须由美国政府证券来支持国家特许银行流通的纸币，从而有效地创建了国家的统一货币。但货币仍然不稳定，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继续困扰着经济。1893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恐慌，在金融巨头摩根的干预后，才稳定下来。但到了1907年，华尔街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金融恐慌。摩根再次破财免灾，但收效有限。原因是没有一个国家央行系统，在危机时能有效地提供必备的资金。当时美国不缺资金，只是金融大权掌握在一小撮私人银行家手里。这次金融危机，迫使西部、南部的农场主、工商业主坚决要求货币制度改革，主张建立由联邦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1908年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以寻找解决银行和金融问题的长期方案。在参议员阿德瑞驰的领导下，委员会制定了一个由银行家控制的央行计划。布颜和其他进步派人士强烈反对此计划，他们希望建立由公众而不是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1912年上台的民主党人威尔逊否决了阿德瑞驰的计划。不久，威尔逊支持由众议员格拉斯与金融顾问威利斯提出的格拉斯-威利斯进步派法案。此案也引起激烈辩论、修改，最后代表公众的进步派与代表银行家的保守派达成了一致，由此建立了一个类似中央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这就是由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储备银行于1914年11月开始营业的美联储。
就法理的设计看，美联储的央行理念不仅在建立之初就十分清楚，而且经过了后来的不断修正，更加突出。如1935年的银行法，1946年的就业法，1956年的银行持有公司法，1970年的修正法，1977年的美联储改革法，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1980年的存款机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强化法，1991年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改革法，1999年的格莱米-伯利利法等，更加表明了美联储的央行理念。
美联储不仅是联邦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特殊的独立机构。所谓特殊，就是它的政治权力来源于国会，而它的储备基金、经济收入又不是国会的税收拨款。美联储既受制于政府，但又同政府分立，是一个独立的全权机构。美联储做什么、怎么做不需要总统批准，也不必征求哪个人的意见。所以，号称“政府内的独立部门”，即与立法、执法、司法相对独立的第四权。
对我们华人来说，有点儿不好理解的是美联储的三层组织结构。因为在上层是国会授权的理事会，而在中层负责公开市场操作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有私人银行的代表，特别是在具体实施的基层银行，又是私人银行做股东。我们一看这有矛盾呀，既然美联储从美国国会获得权力，怎么还容得了私人银行的参与？不仅有矛盾，而且矛盾背后还隐藏着阴谋呢，如果让私人银行做股东，那美联储还不得被几个银行寡头操纵吗？其实，这是一种表面的单一思维的解释。
从构成与运转来看，虽然美联储有私人商业银行参与，但它的领导权力是受控于美国国会及人民的，不是哪个私人资本家的，也不是哪个工商团体的。
首先，领导机构代表国会，向国会负责。美联储的领导决策机构是美联储理事会，理事会的7名全部成员必须由总统提名、最终由国会参院批准。然后，这7名成员又都必须是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的当然成员。政府对于12个区域储备银行的领导，不仅表现在各行行长的任命必须经过美联储理事会批准，而且表现在各行的9名理事，必须有3名由美联储理事会任命，3名代表公众，剩下的3名才可以出自银行家。这就使国家控制了美联储的政治领导与政策制定的机制。
其次，储备银行股票是其成员基金，不是股东权利的凭证。各成员银行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基金，只是根据法律规定成为美联储银行成员的法律义务及其必要条件。根据法律，美联储银行必须维持一定的部分准备金，这些钱必须保存于美联储的账户上。拥有这种储备银行股票完全不同于拥有私营公司股票。储备银行的股票不可以被买卖、交易或者作为贷款抵押，而且根据法律，利润每年被控制在6%。这种利润实际上是美联储对其成员银行的法定准备金不支付利息的部分补偿，根本不是我们有些人理解那样的什么大有可图的红利。这就遏制了私人银行的操控性。
再次，储备银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运作，而是为了稳定货币运通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虽然美国政府不拥有美联储的基金股票，但却拥有美联储的所有盈余。也就是说，美联储挣的钱，除了支出费用外，都得归国家交国库，不得私分。2009年美国财政部就接受了美联储的盈余达450亿美元。2010年共获利81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除了扣掉花费外，将790亿美元上缴了财政部。美联储也表示，今年上缴财政部的金额比2009年高出67%。但再多也不能私分，这就抑制了金融资本家的投机性。
第四，各储备银行的预算及开支不得擅自做主，必须经过美联储理事会批准。美联储法不仅规定了成员准备金的6%利润，而且规定了美联储高层雇员的工资额度。作为国家中心银行系统的操作分支，各储备银行雇员的工资虽由自己发放，但也需要经过美联储理事会的批准。而美联储则需定期地向国会报告，接受美国审计总署、美国会计总署的财政审查、监督与指导。这使得美联储的雇员们也不好在里面耍阴谋。
从追求的目标来看，美联储不仅关注金融业的利益，保护消费信贷的信用，追求价格稳定、适当长期利率，而且追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增长与就业。
首先，在基础层面上，美联储为各私人商业银行担保。凡是加入联邦储备系统的会员银行，其私人存款都受到美国政府的担保。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会员银行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而联邦储备系统不付给利息的缘故之一。就对保护消费信贷的信用来说，美联储银行是美国银行的“银行”，是存款投资美国的保证。
其次，在核心层面上，美联储通过控制联邦准备金率，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贴现率来实现相关货币政策，以增加国家金融系统的灵活性和实力，平衡货币的供需要求。作为美国的政府机构，美联储有权检查和监督任何美国本土银行以及成员银行在海外的活动和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活动。就此来说，美联储实际是美国财政部的金融代理。
再次，在现实层面上，美联储公开市场运作，通过各种债券特别是国债的买卖、外汇操作等来影响金融循环的平衡。甚至连美国财政部要想得到美元，也必须经国会批准将未来的税收即国债，抵押给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波动，稳定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由此可见，美联储虽然囊括了私人银行、商业股东、社会公众代表，并独立核算，但不是私人机构，也不为几个金融大亨左右，不是哪几个资本家、哪个团体、哪个行业的代理，而是具有社会公益与私人商业多重性的美国国家的金融大脑。
美联储所以会把私人银行拉进来，这是美国人的聪明。如果没有私人银行的依托，像其他政府部门那样接受国会的拨款，美联储能够这样独立吗？你能不听总统的？另一方面让所有全国性银行都参加、州内银行自由参加的做法，特别是各分行的9名理事的确定，采用政府、公益、私有各1/3的做法，既调动了金融界的积极性，又防止了美联储受控于一小撮金融资本家，调动了政府、社会的积极性。美联储所以同欧洲的各国央行不一样，能够保持其独特的独立性，关键就在于它所具有的这种多重性：政府的法定性规定了它的央行政府性质，即美联储的政治权、人事权、督察权等都归政府所有，不为任何经济利益集团控制，能够公正地代表社会各个地区及阶层的利益；私有银行的参与性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即美联储的经济权、财政权等不为政府领导人及其机构左右，能够客观地审视金融形势，做出合乎事实的判断；而社会的公益性指导着金融市场的方向性，引导着社会的就业及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美联储既不是“联邦”、也没有“储备”、更算不上“银行”，而是私有机构的看法，实际上是照套目前欧洲国家的央行模式。这种认为不是由国家统控一切储备资金来源，就不算是真正的政府央行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习惯的单一思维，其错误是没有真正理解美联储多重性的独特模式，就像拿英国的两院模式来照套美国国会的两院一样。
4.美国怎样成为金融霸王
金融霸王的第一步是使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支付的信用支撑。
美国对全球金融业的主导始于二战结束前夕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一战之后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残杀的大国集团。每个集团都想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由此带来了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安，陷入一种国际混乱状态。特别是经过二次大战，资本经济世界要求一种强力的盟主国的信用支撑。正是在这种要求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及政府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共同商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做中介同各国货币相交换的世界金融平衡体系。就是说，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美元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钉住汇率制”，是构成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具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这一切，都是以美国为支撑，以美元为信用的。与此同时，通过赠与、信贷、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美国向世界散发了大量美元，使得这个体系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这是美元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美国成为金融霸王的初始阶段。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遇到了困难。日本、西欧各国的发展缩短了它们与美国在经济上的距离，美国的黄金储备大幅跌落，再加上越战的拖累，美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变为逆差，美元开始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各国抛美元兑黄金成风。为此，美国于1971年8月15日不得不宣布停止履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71年12月以《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
从内在性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以单一实物黄金作抵押资产、单国货币美元作为储备中介，具有先天的有限性。黄金作为实物总是有限的；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储备手段，必须要求稳定币值。而美元币值稳定，不仅要求美国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而且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必须保持顺差。而如果美国保持顺差，其他国家就永远获得不了足够的美元来投入。另一方面全世界要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必然要求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逆差，即只有靠美国多多购买进口他国货物，才能使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供应。但随着美国逆差的增大，美元的黄金保证又会不断减少，美元又将不断贬值。二战后从美元短缺到美元泛滥，就是这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美元与黄金脱钩是当代金融体系发展的必然。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更广限的货币，更广限的货币必须与黄金脱钩。美元必须通过贬值来解掉实物的限制。1973年2月12日，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1973年3月因美元贬值，西欧和日本外汇市场不得不关闭了17天。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1976年达成了国际货币体系黄金非货币化的“牙买加协定”。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宣布了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了黄金官价，取消了必须用黄金支付的规定，设立了特别提款权来代替黄金支付等。
但是，离开了实物的担保，美国怎样保持国际货币的信用呢？
第二步是让自己的货币资本具有高利率的回报。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本和西欧在自由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强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都竞相贬值本国货币以增加出口。美国面临日本和西欧的竞争压力，开始也和日本、西欧一样，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竞争性。但是，美国在这场价格竞争中却难以取得优势，致使卡特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从里根政府开始，通过降低税收、加大国防军工技术投入、提高银行利率与国债利息的方式，吸收全球资本来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点，使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再次成为全球货币。美国用别人的钱扩大发展、投入高新技术开发，再将这些高新产品卖给世界各国，并买回低价商品供本国消耗。各国生产商家通过出口商品到美国赚了钱，再把钱换成美元输出给美国。美国尽管财政赤字越来越多，尽管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但美国政府、美国人弄钱并不困难。
这里最重要的是资本实际上掌握在谁的手里。从金融业的内部看，资本的掌握在于货币的控制权。谁掌握了世界的主导货币，谁就能让世界各国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自己的裤兜。世界各国看似蓬勃的制造业，兴盛的出口贸易不过是在给掌握了世界货币控制权的美国打工。从里根上台后，不仅发展中国家成为了美国的生产车间，就连日本、西欧也开始以不同形式成为美国的打工仔。
里根政府在走这条新路时，国力尚不够强大。从美国内部看，经济刚刚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复苏过来；从外部看，还有苏联的强大压力。所以，这个两高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也有着巨大杀伤力。然而，进入美国人手里的资本一方面不断创造着新兴技术、产业、市场、消费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占有着世界的资源、资产、人才、需要等。这两方面的同时竞争，不仅拖垮了苏联，带来了东欧剧变，而且让美国发展到了新信息经济的阶段。经过老布什、克林顿政府的努力，全球资本向美国的涌入已无可阻挡。到了2000年，美国把高利高息已经变成了低利低息，但全球资本仍然义无反顾地流进美国。
通过控制全球资本市场，美国实际上控制着全球经济。这种控制让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也是输出国；既是最大的科技生产国，也是最大的产品消费国；既是最大的债务国，也是最大的债权国。表面上看，美国政府的对外债务高达几万亿，但美国企业与公民在海外的投资也不低于这个数，并且其平均收益率为10%以上，而美国的国债率只有5%左右，投资利润最终还是流回了美国国内市场。这叫拿世界的钱来赚世界。美国政府向国外借钱越多，对国内税收的依赖份额就越小，税率就越能保持低下，从而促进美国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促使美国企业有充裕的资本到海外投资赚取更高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在美国主权信誉被调低以后，美国的国债仍然受到青睐。当然，这也会给美国国内带来一些问题，诸如国内就业、国债上限、产业转移、两极分化等，所以，美国近来特别注重加税还是减福的讨论，严格征收公民在海外的财产税收等。
第三步是强化金融货币的主权价值。
主权就是主体的权利。作为主体，就有不可被剥夺、被忽视的权利。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其货币、交换、抵押、支付等之所以不能被怀疑，是因为这个国家有能力守信说的话，有力量受到尊重。不管美元币值升还是贬值，美元都是抢手货，根本原因是它背后有着坚挺的主权。人们对国家有信心，就会对其货币有信心；世界对哪国有信心，就会对其货币有信心。国家要赢得公民的信心，必须说到做到，履行诺言；哪国要博得世界的认可，必须说话算数，砸锅卖铁也得兑现许诺，让老百姓生活得比别国强。美元的吸引力就是来源于美国的这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既包括自然环境的魅力、社会经济的实力、文化信仰的融合力，也包括政治军事的强力，有时甚至是霸力。
当然，一个国家的强盛首先应该有内部的实力作基础，这包括好的制度、先进科技、融合的环境等。但是，从主权价值上看，国家必须能够保证资本的安全，提供发展的环境，帮助获得较大的利润。为了做到这一点，美国注重军工产业的发展。我们知道，作为总统，肯尼迪、里根是二战以来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两位。究其原因，则是肯尼迪搞了“登月计划”，压过了当年的苏联气势；里根实施了“星球大战计划”，击败了苏联，解体了东欧阵营。他们胜出的关键，一方面是把军工技术作为社会经济的领头羊，给美国经济建立了新的支点，另一方面是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的一种实力。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游弋全球的航母舰队、世界各地驻军等，说一不二。美国对自己安全的保卫上，不仅仅是本土的治安安全，更需要显示的是对美国资本的保护安全。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制度、高新的科学技术、良好的金融商业环境是美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软力量，那强大威猛的军工技术、军事力量就是它的硬力量。软力量谋求的是经济内部利润，硬力量解决的是社会外部利润。从一战、二战到朝鲜战争、越战，再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领导们所要解决的都是资本的外部环境问题。“9·11”在老百姓看来，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破坏，但在总统议员看来，那是对美国主权价值的破坏、对美国资本的威胁。正是从主权的高度上来保护资本的发展，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金融发展中才能居于领先地位，美元、美国才成为世界的金融霸王。
5.怎样优化配置与宏观调控
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但高效的资本市场需要金融资源的市场优化配置，即需要建立金融资源的良好市场化配置机制。金融市场对于政府来说，就是财、税、债；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币、券、资。两方面的统一就是信用。所以，有效地配置与使用金融资源的最基本手段就是保持金融的信用性。
美国是怎样拥有和维护金融信用的呢？
首先，美国保证美元的源头信用。美元的发行是以国债为抵押，国债又以税收为基础。所以，美元尽管早与黄金脱了钩，但还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货币。
其次，美国保持美元的实际购买能力。购买能力分两个层面，一是吃穿住行等必要购买能力，二是超于必要层面的享用购买能力。7.25美元能吃顿自助餐、能买双鞋、能买件衣服等，这只是美国法定的最低一小时的工资。而你要想享用一下名牌消费，吃顿牛排、买双耐克鞋、买条李维斯牛仔裤等，也就是40美元左右。即使你是扫地的，美元的实际购买能力也会让你能消费得起。美元的这种购买能力一方面由它自己的内部能力包括科技发展能力来支撑，通常这叫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全世界作为它的循环中端、下端来供需，这叫社会能力的提高。
再次，美国往大了做，要的不仅是现在的影响，而且是将来的效应。美国一波又一波的高新技术生产、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整合、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冲突破解，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军工装备的制造等，要的不只是资本的今天，而且包括明天。只要有明天的诱惑力，即使是反对美国的人、集团乃至国家照样会把资本投到美国来。只要当下的美国经济是领头羊，美元就依然可靠；只要未来的美国仍有创新，美元仍能行走世界。
以上三点实际上就是做足美元的自由度，让美元真正成为“金融货币”，通吃里外，横走世界。美国对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就是不仅给美元灌进了过去和现在的成果，而且注入了未来的指望。美国能够吸引全世界的道道儿就在于，从税收到国债、再从国债到货币、从货币到股票、从股票到创新的过程中，加进了想象发挥的空间。这种空间肯定是非实在的，可是如果没有非实在的空间，金融业会有这样的发展和规模吗？从允诺到兑现，从现在到未来，尤其是从实体到虚拟，必定有理想追求的色彩。如果没有了理想，我们人类经济也就没有什么发展和奔头儿啦。
未来规定着金融及其资本，因为未来诱导着人们的投资走向。这种规定与诱导，不仅仅是当今股票债券发行的内在原因，而且是现代货币发行、世界货币走向的内在原因。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不仅敢让美元与黄金分离，而且敢叫美元贬值，甚至能在全世界买空卖空。如果我们把美国发行美元的做法，仅仅看成是开“空头支票”，那我们最多就是把账算到了今天，没有包括明天。没有明天的期望，货币市场永远是做实物交换，不会与股票债券市场融通，不会成为真正的资本市场。不能够真正理解未来的空间与期望，既不能做好货币发行，也做不好股票交易。金融家们不想把握或者把握不住未来，那他们做的绝对不是投资，而是投机。不管这些人主观上承认与否。
正是仅仅停留在投机的理解上，我们许多人才认为美国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可是，仅仅看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资本市场，我们亲眼目睹了成长起来的诸多现代大公司，如微软、英特尔、甲骨文、谷歌、雅虎、亚马逊、苹果等。当年为这些公司发展垫底的货币、国债以及上市的债券、股票等，都让持有者得到了相当多的实惠回报。
除了保持信用的基础外，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的核心杠杆，是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以促进资金的最佳协作。
首先，美联储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手段，是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其他还包括调整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调整贴现率等。我们知道，低利率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经济活性，使企业及其消费者增加投入。高利率通过增加借贷成本来稳定经济发展，调剂货币供应量。当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时，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市场货币流通量便会相应减少。所以在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之，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其次，美联储通过调控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的公开交易，以调节市场货币供应总量，使社会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当美联储认为应该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就在金融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反之就出售所持有的有价证券。美联储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达到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的调节，使经济达到均衡。当总需求膨胀导致供求失衡时，可通过控制货币量达到对总需求的抑制；当总需求不足时，可通过增币供应，提高社会总需求。同时，货币供给的增加有利于贷款利率的降低，可减少投资成本，刺激投资增长和生产扩大，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反之，货币供给的减少将促使贷款利率上升，从而抑制社会总供给的增加。
通过利率的调整与货币总量的控制，美联储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利率下降时，股票价格就上升，而利率上升时，股票价格就下降。因为利率的变动，一是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成本，从而影响到股价。利率低，可以降低公司的利息负担，直接增加公司盈利，证券收益增多，价格也随之上升；利率高，公司筹资成本也高，利息负担重，造成公司利润下降，证券收益减少，价格因此降低。二是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选择，从而影响股价。利率降低，人们宁可选择股票投资方式而减少对固定利息收益金融品种的投资，同时证券投资者能够以低利率拆借到资金，会增大股票需求，造成股价上升；反之，利率高则相反，致使股价下降。同理，当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时，美联储银行就会大量购进有价证券，从而使市场上货币供给量增加。这会推动利率下调，资金成本降低，从而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热情高涨，生产扩张，利润增加，这又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反之，股票价格将下跌。
通过调控利率、货币总量以及证券市场的变动，美联储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从总量上看，通货膨胀的形成都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超过社会在不变价格下所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总量。提高利率可使现有货币购买力推迟，减少即期的社会需求，同时也使银行贷款需求减少；降低利率的作用则相反。如果这几方面调控得好，那么就会调节好国民收入中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以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对利率的调节能够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低利率鼓励消费，高利率则有利于增加储蓄。储蓄是投资的来源，但储蓄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美联储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利率的调整来促进和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市场运作及其条件。
6.应对金融危机的理念
为摆脱危机，美国下过大力气。尤其是从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美国对金融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革。20世纪30年代初，对银行业，颁布过《紧急银行法》、《存款保险法》，将美国各银行的存贷业务纳入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的多重监管之下；对证券业，制定了《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等，政府对证券发行与交易进行监管；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禁止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规避了金融危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经济危机是资本经济发展的必然，人对危机的作为只能是随其发展而不断地更新调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分业经营体制受到了欧洲的混业经营模式的极大挑战，美国银行的创新能力受阻，竞争力不断降低。正是基于这种要求，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混营了包销证券、代理保险、经管房地产等金融业务。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于1998年4月合并，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于一身，突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核心条款，允许并提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混业经营，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这个法案的实施，不仅建立了美联储理事会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协商制度，加大了对消费者、小企业和农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力度，而且扩展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幅度，提升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垄断力与超额收益的利率。当然，这种垄断与超高利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发生危机。
2008年发生的以次贷危机开始的这场金融风暴，就包含着这样的双重性。一方面带来了投行如雷曼兄弟破产、贝尔斯登和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等危机的发生，但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全球化金融战略的必然结果。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金融资本在信息高科技的大潮带动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即使没有“9·11”事件，这种膨胀也会跌落。为了稳定市场，促进其流动性，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连续十三次降息；住房贷款免交所得税，房贷优惠低收入家庭和少数种族；宽松房贷评估及相应政策要求；支持新金融产品进入市场等。这些都是美国刺激市场的金融战略内容。但正是这样就增加了市场的风险性，雷曼兄弟等投行的高杠杆系数，必然把它们带进了风险的顶端。
从经济层面来看，华尔街投行的倒闭，是美国金融系统内部的策略调整；从政治层面来看，是美国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防范；从国际上看，则是对其他各国的调节与安慰。虽然这场风暴横扫了美国，带来了危害，但好坏两方面相比，带给美国的利还是大于弊的。全世界的钱，眼睁睁地看着流进了华尔街，揣进了金融大亨们的腰包。这华尔街毕竟是美国的，那些大亨们还是美国人。由此可见，美国投行的倒闭，一方面让华尔街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逃废美国债务，另一方面又能让华尔街通过破产与转型、相互参股等与世界各国银行展开新的竞争，重新获取金融优势与更大利润。从美联储2010年度的利润创历史新高来看，美国政府也捞到了许多油水。金融危机前，美联储每年大约获利250亿美元左右，但2009年增长到475亿美元，2010年则是817亿美元。这主要就是通过大量地持有证券，特别是房贷抵押担保证券获得的。其中，美联储通过购买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美国国际集团保险公司资产，获利约35亿美元；从购买1万亿美元房贷抵押担保证券资产组合投资中，盈利450亿美元；购买经济刺激方案中的1.1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为其盈利260亿美元。从这里就不难看到美国应对危机的观念了。
对于美国经济，很多人都存有一种困惑。一方面美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老大。美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几万亿，相当于整个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了四分之一。在全球五百强大企业中、前100家超强大企业中，美国都占1/3左右。在全球品牌五百强中，美国占了一半。在消费领域，3亿美国人构成了全球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商贸进出口逆差创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充满了泡沫，并且，美债不止14万亿美元，如果算上各级政府、市政债券、公司借贷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等，美债少说也有几十万亿。按总共欠的债与资产额比较，美国是资不抵债的。那为什么负债累累的美国不破产呢？
有人说，欠账的是大爷，美国人欠了太多了，所以各国都不敢让它破产，否则找谁还债去？也有人说，美国人运用了印钱购物原理，多印刷美元去购买全世界的产品，解决了全球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的救世主角色不可缺。可问题是大家为什么还继续借钱给它，为什么愿意要美元呢？在美债危机面前，大家看到了，全世界还是争先恐后地抢买美债呢？
先就美债来说，外国人可能还没全看明白，这个债务黑洞还深着呢，美国人的便宜在后头。亚洲人可能以为，美债问题是美国人借的钱太多，不知节省，咋还呀？欧洲人可能认为，美债问题是美国手里倒腾不开，又是老大没人限制了的结果。这些都是表层的看法。其实，美国的做法不光有消极的一面，也会给美国带来积极的影响。
美国手里没钱，啥也干不了；要是从你那儿借10块钱，就欠你10块钱。可是要能用这钱生出20块来，是不是就多剩下了10块？要是把这20块一起再投入生产过程，借你那10块的压力是不是就减小了？如果再向别人借同样的钱，再投入生产过程，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不是越大，钱数是不是越多？美国手里没有钱，借来10块，债务压力是100%；美国要是有5块钱，债务压力50%；美国要是有10块，压力就是0；美国要是把美元弄到20、200块时，各国与美国的债务关系会怎样？更不用说，美国的政客们耍点儿小聪明，故意多给一些国家好处，你会怎么样？搞点儿小阴谋，限制一些进口，让你少赚或赚不到美元时，你会怎么样？这不就是各国政客们心知肚明的现状吗？所以，借钱给美国的其他各国，看起来都是债主，其实都是它强大翅膀之下的小小蛋蛋，要想孵出小鸡，赚取点儿利润，就得借助它的温度。在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循环中，美国国债的上下限问题、开动印钞机做法、逼迫其他货币升值等，都是一种小伎俩罢了。真正背后的便宜：一是让美国越来越占用、使用着全世界的资本，用全世界的资本来生钱赚钱，美国肯定是得大头；二是这种占用使用本身是掌控，美国通过资本占有来控制全世界的经济流程；三是这种控制不仅会带来科技研发的优势，而且重要的是造成经济发展规模的强势，强势的规模会很自然地削减美债的压力。
否则的话，如果美国不发行国债，情况会怎样？不仅各国的美元外汇还是那么多，而且沾不着美国的发展红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还青睐美债，而非欧债、日债，或其他什么债了。
当然，美国能耍这些小伎俩，其背后靠的是别国没有的优势。
首先从生产领域看，美国具有创新的优势。美国的工业制造业不断向国外转移，带来了失业率高、政府穷的困境，但美国企业却利润丰厚，净现金流量非常充足。并且，美国企业净现金流量高于净利润，意味着企业将盈利转为现金的能力非常强，盈利质量非常高。金融危机以来，虽然美国政府和个人消费支出一直走弱，但企业对技术设备及高科技研发的投资却逐年增加，超过危机前的最高水平。美国也非常重视发挥农业的生产优势，特别是充分发挥已经形成的生物生化科技优势，维护着自然再生与环保技术的优势。那些被迫转移的行业基本上是污染大、人工成本高的产业，而科技、研发、咨询、创新等产业仍会重建美国新型产业。就此来说，美国借助生化与信息等高新产业保持着国际竞争优势。就企业整体的销售收入、净利润、权益收益率、每股盈余来看，美国的生产制造企业仍居世界强势。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标普500中的企业，除金融及公用事业行业外，每股销售收入、企业总体年化净利润等，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程度。
其次从流通领域来看，美国具有显著优势。美元仍占据着主导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虽然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消化庞大的债务问题，但这个问题犹如当年挤兑黄金的问题一样，一方面通过金融内部的循环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来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华尔街投行的倒闭，就是金融内部的调整。在调整中美国有些损失，但它得到的更多。通过美联储的金融之手与华尔街的创新产品，变相实现了债务分担转移、财政合理占有。大家都知道美国经济有问题，但这种经济又充满着高新科技的红利诱惑，任何资本都难以抵挡住，包括反对美国的那些国家及地区的资本。翻看一下华尔街的账本，哪一支有些规模的股票没有外国的资本，哪一家有些规模的证券公司不在受理外国公司的融资请求？包括我们的中石油、中石化这样数一数二的大国企，不也到这里来融资吗？
再次从消费领域看，美国放债实际上必有各国承担。美国国债的确是最大的泡沫，而依托于美国国债发行的美元是更大的泡沫。但这些泡沫的造成不仅是美国自己的缘故，也与国际资本无限制地流入有关。国际资本从外在方面造成了美国的国际债务。如果各国抛弃美元或甩卖美国国债，那就不仅会带来石油以及各种原材料价格暴涨，导致全球通货膨胀，而且会把通货膨胀直接转嫁给生产厂家和生活的消费者。强势欧元的做法，引起了各国的兴趣。但是，欧洲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希腊等国的金融危机不仅给欧元带来了新压力，而且这种压力离开了美元，很难释放得开。
最后从市场扩张看，美国资本成为世界资本，美国利润是世界利润，美国债务是世界债务。不用枪炮，美国资本自二战以来不断占领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解体以来，美国资本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那么美国就是“世界的资本”。到过纽约洛克菲洛中心的游客都会看到，那里经常飘扬着多国的国旗，号称“小联合国”，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有洛克菲洛的投资。洛克菲洛的利润来源于全世界。不仅如此，有些美国企业的利润主要是靠国外。仅就苹果公司来说，它实现高增长的源泉之一就是海外市场。2008年，苹果公司在国内市场净销售额为209亿美元，占比为56%；三年后，美国市场净销售额为286亿美元，在净销售额中下降至44%，而海外净销售额为366亿美元，占比上升至56%。苹果公司在美国、欧洲、日本、亚太市场净销售额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26%、32%、45%。很明显，苹果公司主要的增长来自于国外市场，比较突出的是亚太市场。资本占有了世界，利润就会来源于世界，那么债务能不由世界承担吗？可以问一下，由世界分担的债务风险大，还是由一国承担的风险大？
美国的“穷政府，富企业”的策略，是美国统控世界经济循环的两手。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发展中的“穷国家”，而且有发达的“富国家”，有理念不同的石油王国，有格格不入的俄罗斯，有想分庭抗礼的统一货币的欧盟。美国看重亚太地区，是在用来摆平世界竞争，特别是与欧盟的抗衡。例如联手中国，一方面让美国企业借助廉价劳动力获取比欧洲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又能使企业的资本及产品得到消费再循环，能及时地回流美国。美国“穷政府”的现状让全世界不得不分担它的债务，而“富企业”的实力，在危机时有助于支撑美元汇率的稳定。当美国银行出现危机时，美国银行可以出售所持有的国外银行的股份，购买美元，回流美国市场。
客观地看，美国经济总有很多迷雾笼罩着，这是由它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一方面美国经济不断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危机四伏。应对危机的理念是必须把握这两方面的统一：创新发展带来了矛盾危机，而矛盾危机又逼迫美国非得创新发展不可。不这样，美国就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不是强硬的枪炮殖民性，就是人为的贸易壁垒性。如果真的那样了，美国肯定就会衰败下去，不再成其为美国了。
美国经济注重的核心是劳动，培养的是自强。美国的经济所以能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子，不仅仅是由美国经济战略理念本身决定的，而且是由它的独特的政治、文化战略理念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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