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十四岁开始工读生涯。1951年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先任校对员，后至副总编辑。1986年出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被退休”。

    著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译作《控诉法西斯》、《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鲁豫：今天的嘉宾是个特别可爱的老人，平常出门的时候装备得像个二十几岁的人。他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背一个蓝色的双肩书包，胸前挂个MP3，兜里揣个PDA, PDA里记的是北京各处好吃的饭馆和它们的联系方式。他就是沈昌文先生。沈老，刚才我们放了邓丽君的歌迎接您，您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吗？据说您每天都听邓丽君的歌。

    沈昌文：是每天都听，但我都听邓丽君的老歌。

    鲁豫：这难道不是老歌吗？

    沈昌文：《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我才觉得是老歌。

    鲁豫：您的MP3里除了邓丽君的歌，还有谁的？

    沈昌文：有蔡琴，还有卡本特——卡本特我挺爱听的。听来听去也就是这些，趣味很差劲儿。

    鲁豫：现在还骑自行车吗？

    沈昌文：现在不骑了，前段日子我刚动了个手术。

    鲁豫：不骑自行车了，您在北京大街小巷是怎么转悠的？把您的法宝拿出来吧。他刚才就像显摆一样给我看，说北京市能有这个的人不多。

    沈昌文：这是我的地铁月票。当初我想到去要这个月票的时候已经不好买了，于是我要通过，怎么说呢，叫“走后门”吧，才能够找到这么一张票。我也是近三五年才有的。

    鲁豫：您还有一个PDA，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学英语的时候老师说PDA就是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是“在公开场合下打情骂俏”的意思。但是这个PDA我不知道是什么，有点落伍，您借我看看。

    沈昌文：我的PDA不是学外语用的，就是类似掌上电脑那种东西，我记了好多饭馆。

    鲁豫：只要跟您说想吃什么菜，您就一定能够指出北京最地道或最怪的饭馆是吗？

    沈昌文：对。

    鲁豫：我是平常老吃外卖的那种，但我就想吃家常菜，比如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之类的，那我要去哪儿？

    沈昌文：一个人怎么也得消费五十块到一百块才值得开这个机器啊，要不然不值得开。您就朝着马路上的饭馆，哪一家比较脏进去就行了。我就喜欢去脏的，一进去就闻到一股味儿。我最近特别喜欢去维吾尔族的饭馆，里边能闻到强烈的羊肉味儿，真带劲儿！

    鲁豫：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觉得这个老人好像每天就拿着地铁月票四处去吃喝玩乐。但是我不能不介绍沈老的另一个身份，《读书》、《万象》和《三联生活周刊》、这三本我们耳熟能详的杂志，它们的诞生与发展都跟沈老有着很深的渊源。

    作为前《读书》杂志主编及三联书店总经理，时至今日，沈昌文仍然是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旗帜与灵魂人物。无论知识精英还是三教九流，熟人都尊称他为“沈公”。

    1931年9月，沈昌文出生于上海一户有钱人家里，然而当他尚在襁褓之中时，抽大烟的父亲忽然去世，家在一夜之间败落了。

    虽然在社会最底层生活，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祖母教育我说“你是好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要念书，尽一切可能

    沈昌文：当时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父亲负的债就是把宅子卖掉也抵不了，所以我妈妈抱着我，我祖母抱着我姐姐，连夜逃走了。

    离家躲债的沈家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但窘困的生活使十三四岁的沈昌文不得不外出谋生，他曾为谋取小职位而无所不为。然而社会身份虽卑微，沈昌文受到的仍是最正统的家教观念。

    沈昌文：我平日里都跟下层的人民打交道，比如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很抱歉地说，他是个扒手，这没办法。但是我虽然在社会最底层生活，我家里人，尤其是我祖母教育我说，“你是好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要念书，尽一切可能。

    为了谋取更好的职业，少年时期的沈昌文不断寻求各种受教育的机会，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转场上四五个补习学校，专业也是缤纷庞杂，涉及英语、俄语、世界语、摄影、会计、无线电等十余种文理工科专业。

    1949年，十八岁的沈昌文将他的第一封正式求职信投递给最向往的单位：中国三联书店。但当时这家由邹韬奋等人草创于1932年、有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书店，却让沈昌文吃了闭门羹。

    沈昌文：我写了一封信，说我如何热爱三联书店等等，结果三联书店不要我，给我回了封信说，你的学历不够。我就这样很可怜地被拒绝了。

    1951年，人民出版社到上海招考校对员，一心想投身图书出版业的沈昌文再次投出简历。这一次他以上海私立明智新闻专科学校采访“毕业生”的身份被录用，调到北京工作。但在这个改变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上，沈昌文说他也使了点儿诈。

    沈昌文：我当时使了一个小小的手段。因为我们新闻学校的同学大多是在职青年，有一位青年就帮了我的忙——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说也没多大关系。1951年的时候，我们同学在上海办了一个油印报纸，叫《学习报》，完全不是后来那个《学习》杂志，我请他帮我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而且印了《学习报》的信纸，上面写的是介绍本报职工沈昌文前来应考等等，并盖了章。这样我就以一个所谓《学习报》的职工身份去考出版社，最后被录取了。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去考了，怎么会录取我呢？也不知道，大概是祖宗保佑吧。

    鲁豫：假冒的是吧？

    沈昌文：对，是假冒的。但当时的人事干部都是老解放区来的，他们不了解上海这种复杂的情况，于是我就进来了，成了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校对员。

    鲁豫：后来被戳穿了吗？

    沈昌文：后来被戳穿的不是这件事，而是早些年造假账的事。

    回顾往事，沈昌文笑称，他的一生总在坑蒙拐骗，而“造假账”是他记忆深刻的第一桩坏事。

    鲁豫：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会造假账？

    沈昌文：我当年在上海的民办大学念书时学的是新闻，但我没念过高中，初中也只念了一年，因此我的语文水平并不高。新闻写作课程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记者，叫陆仪，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学年陆老师给我的评分是五十分，可见我水平之低啊！我是到了北京做校对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写文章要点标点符号，而且是边写边点的，我以为是写完了再点的！念新闻的时候，我别的功课都很差劲儿，但我想怎么也得学好一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用功的是新闻摄影。

    鲁豫：我还没搞明白这跟做假账有什么关系？

    沈昌文：当时有个资本家有两台照相机，一个莱卡，一个Contax，都是好极了的照相机。他说只要我给他造假账，除了给我一定的收入外，还把照相机借给我玩。不过等到“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有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我就把这些都交代了。交代完以后组织上就说，您看样子不适合在我们北京这样的单位，您回上海去吧。而就在我正要回上海去的时候，另外一个才能表现出来了。

    鲁豫：您的才能太多了。什么才能？

    沈昌文：我1948年在上海就学了俄语，所以我1953年的时候翻译了俄语的书。

    鲁豫：说您学过英语、俄语、世界语，现在还记得吗？

    沈昌文：都会啊，我应该还会说好多别的语言。

    鲁豫：您还会说什么语言？

    沈昌文：比如说跟德国人打交道，我会三句话，至少德国人都服了。第一句，Guten Tag，你好；第二句话重要了，Ich Liebe Dich，我爱你；第三句，Auf Wiedersehen，再见啦。只要会这三句就可以啦。

    鲁豫：是说任何语言您都会你好、我爱你、再见这三句？

    沈昌文：那不一定，比如法语我学的是另外一句，Bon Appe-tit，好胃口。所以跟法国朋友吃饭的时候举杯，叫Bon Appetit！

    鲁豫：俄语的才能给了您什么转机？

    沈昌文：当时造假账一下就把我置于毁灭性的境地，幸亏会俄语，当时就翻译了一些出版本行的东西，那很重要，因为那时候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鲁豫：所以就被留下来了？

    沈昌文：不但留下来，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那时候我工资只有三十几块，这笔稿费等于是我一年的工资，自然能帮助我做很多事，特别有助于我谈恋爱

    鲁豫：那时翻译作品有稿费吗？

    沈昌文：有啊，我第一次拿了稿费觉得真好，真高兴，大概是四百块钱。

    鲁豫：那时候四百块钱很值钱啊。

    沈昌文：那时候我工资只有三十几块，这笔稿费等于是我一年的工资，自然能帮助我做很多事，特别有助于我谈恋爱。

    鲁豫：为什么？

    沈昌文：这样我就可以跟女朋友到西餐厅点几个菜吃吃了，多好啊！

    鲁豫：当时北京哪里有西餐厅？

    沈昌文：有啊，东安市场那儿就有一家西餐厅，挺好的，而且我当时的女朋友还挺有这方面品位的。

    鲁豫：当时您的职位是什么？已经不是校对员了吧？

    沈昌文：对，很快就调走了，当了总编辑室秘书，专门管社领导的秘书工作。

    鲁豫：领导喜欢您吗？

    沈昌文：应该很喜欢，我不大犯错误，毕恭毕敬地工作。偶尔也犯过错误，比如我领导叫王子言，他每天开会、安排用汽车之类的我都要管，结果有一天他看见我笔记本上居然有这么一句话，“王八用车”，姓王的领导就他一位，我后来跟他解释，其实是“王子言先生八点钟要用车”，因此我就记了“王八用车”四个字，并无恶意。

    鲁豫：沈老是1951年进到人民出版社的，1953年三联被兼并到人民出版社，作为一个编辑部存在。在那个编辑部里边，沈老有幸认识到很多大知识分子，他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一辈子伺候这些老人，能够把他们的思想继承下来。又过了十几年，他真的就担起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责任。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原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陈元任主编，原三联书店副经理史梅任副主编。事实上，《读书》杂志的刊名并非新取，而是延续了三联书店的传统。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皆由办杂志起家：邹韬奋先主编《生活》周刊，后创办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姜君辰曾主编过《中国农村》月刊；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李公朴主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主编，后来被国民党查禁，更名为《读书》后继续出版，结果再遭查禁。然而，这本被认为聚集了一代顶尖知识分子才华和能力的期刊在草创阶段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关注。

    沈昌文：可是一办起来就不得了了，特别是《读书无禁区》一炮打响。我记得《读书无禁区》这期是印了两次，开头脱销了，马上再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读书》创刊号上，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当时压抑多年的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打破读书的禁区，打破思想的禁区”作为当时新锐刊物《读书》的口号，很快将知识分子聚拢了起来，也鼓舞了1980年3月调入《读书》工作的沈昌文。

    沈昌文：我们做编辑的要跟作者以文会友，跟他们交朋友，用什么来交朋友呢？用文章，用文学。

    以文会友，真正了解和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想所得，是《读书》的老前辈们对后继编辑的要求。对此，沈昌文有着自己的一套对作者“行贿”的手段。

    读书服务日是我的创举，我提出四个口号叫：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

    鲁豫：据说您对作者有着自己一套“行贿”的手段，词儿可能有点大。您当时怎么吸引作者的？

    沈昌文：说实话，我不是最早的。我特别怀念1954年到1957年那一段做编辑出版工作的日子，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中在人民出版社，所以我们从1954年开始以人民出版社，特别是三联书店的名义，跟作者展开了非常好的交往。其实很多书我都没读过，但之所以会知道，要归功于当年那种很好的出版机制，我们跟作者有了很好的交往。

    鲁豫：除此之外，我听说您管事儿那会儿办公室里面老搁着红烧肉之类的？

    沈昌文：这算是我的创造发明了。我喜欢大家在办公室里谈得高兴了，就喝咖啡，然后吃吃饭。我是宁波人，做红烧肉比较拿手，糖放得多。有一种锅叫电饭锅，我就用它来做红烧肉，上班的时候炖上一锅，大概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好了。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丁伯伯丁聪先生会加上一点咸菜，然后我们就饱餐一顿。

    鲁豫：您还有其他很多创举吧？

    沈昌文：读书服务日是我的创举，我提出四个口号叫：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比如说四点钟，大家都散了，但忽然又有两个人在六点的时候讲了一点话，我会说没关系，我们没结束。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做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因为结束以后我们至少得开两天会，来消化从会上得到的各种信息，然后决定接下来要写什么，要怎么组稿。

    鲁豫：《读书》在当时一直被当作最先锋的杂志，但同时也拥有很多读者，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既要新锐又不能失去读者，还不能碰触某些太过敏感的话题，这个平衡怎么找到，沈公有些自己的“小伎俩”。

    从《读书》创刊的第一天起，创始者们就尝试突破原来定性的书评杂志模式，决意要把《读书》办成思想评论杂志。但在当年的环境下，这个想法受到多方阻拦。

    沈昌文：一位党内的宣传老干部跟我说，谁叫你们办思想评论杂志的，思想评论杂志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吗？《红旗》杂志嘛，为什么还要办呢？由此可见当年的老先生们为什么坚持要办一份思想评论杂志。

    《读书》编辑部曾收到过许多文风大胆的文章，一旦发表，甚至可能给杂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发还是不发？沈昌文经常面临抉择。

    沈昌文：有一句俗语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我不赞成。但他们的观点应该都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即便哪壶水不开提了哪壶，被上面批了，甚至于要你停刊，你的刊物也将被载入史册。不过我个性懦弱，不敢这样做。

    有人评价沈昌文的性格为“外圆内方”，深谙宁波人曲折务实的生存智慧。在沈昌文接任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但每回总能顺利过关，安然无恙，据说最关键的诀窍是他从列宁的批判修正主义里学来一个词，并引为自道——跪着造反。沈公一生最景仰的人是周恩来，“他跪着造反，他委曲求全，这后头有复杂的原因。”

    鲁豫：为什么熟读“马恩毛选”就能够在碰到危险事儿的时候顺利过关呢？

    沈昌文：其实很简单，比如言论自由什么的，马克思当年讲的比我们开放多了，很多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鲁豫：那您举个例子，您说过什么过分的话被别人批评了，但您说马克思也说过。

    沈昌文：别人要是批评我，特别是领导批评我的时候，我一般采取的办法是装傻。我说，哎呀，这个批评得很好啊，这个事情是陈鲁豫做的，我一点不知道，我完全弄不清楚啊，我官僚主义什么什么的。

    鲁豫：那上面肯定有人给您撑腰，否则您底气不会那么足？是谁呢？

    沈昌文：首先是陈翰伯和陈元。

    鲁豫：可能还有更高的吧？

    沈昌文：更高的我就不认识了啊。

    鲁豫：我听说当时胡乔木同志给您写过信？

    沈昌文：那其实是很偶然的情况。当时正值《读书》挨批挨得最厉害的时候，胡乔木突然开了一个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会议，我当时是记笔记去的，根本不认识谁是谁。然后就听胡乔木说：“现在大家对《读书》杂志意见很多，《读书》杂志是有缺点，不过呢，它既然已经办了，我们就让它办下去吧。”哎哟，我一听，很显然这句话是有应口的，因为很多人在说它不是书评杂志，它要办成思想评论杂志。这也是陈元、范用他们定下来的方针，很多老同志不赞成。可是有他这么一句话“既然这样，就让它办下去吧”那就不一样了。

    鲁豫：这话一出来，别人还批您吗？

    沈昌文：不批了，后来没过多久，我就收到胡乔木同志办公室给我的一封信，说是转来一篇稿子，叫《人比月光更美丽》，是为自己新诗集写的后记，希望我给他发表，于是我就发表了。我是做小秘书出身的，所以就把这封信复印了到处散发。我至今还装傻，说我连胡乔木是谁都不知道，我只是把这封信印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此而已呀。

    鲁豫：从1986年沈公主掌《读书》到1996年沈公离开，《读书》从一开始的两三万册的销量，攀升到了后来的十三四万册。而从三联以独立建制运作起，沈公又开始以三联总经理的身份把他的理念贯彻到中国的出版业。

    1986年1月，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的综合性出版社，沈昌文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但他很快就发现，三联书店在当时中国出版社业内处境尴尬。

    沈昌文：因为当时所有出版社都有分工：音乐书给人民音乐出版社，文学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三联出什么书呢？想了想，只有跟港台合作了。所以以前对台办的官员都开玩笑说，我已经成为民间对台办主任了。

    陈冠中，香港文化人。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1990年代起穿梭两岸三地，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是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

    陈冠中：刚开始是1992年到1994年间，我去了台北，就帮助他（沈昌文）在海外做《读书》杂志的出版。记得我刚到大陆的时候不太认识什么知识界的朋友，很多都是他介绍的，尤其是要找一些对某方面有认识的学者，他马上会想到谁是最适合跟你聊天的人，然后会很积极地去安排这个事。有时我只是说一下而已，过几天他就会说：“哎，你觉得谁如何？约一下跟他见个面吧，我可以安排。”他总是很热情地把A跟B，那种应该走在一起的人放一起。

    依照以文会友的办法，沈昌文身边很快就汇聚了一批港台知名作家，三联书店迅速找到了新的出版空间，向国内引进了金庸小说、蔡志忠漫画和大量港台学术书籍。沈昌文也因此和许多港台作家结成莫逆之交，其中与蔡志忠的友谊，他笑称达到可以冒用版税的地步。

    我手里拿了一千万还怎么过日子呢？我还能睡得着觉吗？很遗憾，我尽管是小商人出身，可毕竟是个小商人，非常小，大的事也不会做

    鲁豫：听说那会儿蔡志忠的漫画稿费都存在您那儿，可以随便用是吗？

    沈昌文：随便两个字不敢说，不过我用他的稿费买了一点房子给职工做宿舍，之后再还给他。

    鲁豫：还是要还的？

    沈昌文：当然要还啊，可是也过了十几二十年才还的，他也没有算我利息。我当家的时候三联没钱，领导给了我三四万块钱，我以为很多了，可是后来发觉远远不够。当时有一位姓王的企业家，非常有名，我跟他说我非常困难，希望他支持我，他也愿意，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吓得我不敢找他了。他说：“沈先生，我们这个公司，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也就是说至少要给我一千万。按照现在来看那是巴不得的事情，可当时把我吓坏了，一千万？1986、1987年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手里拿了一千万还怎么过日子呢？我还能睡得着觉吗？吓得我不敢再去找他，以后只能够小打小闹了。很遗憾，我尽管是小商人出身，可毕竟是个小商人，非常小，大的事也不会做。

    鲁豫：您还是挺谦虚的，因为从1986年到1996年十年间，三联的迅猛发展我们有目共睹。不过就在1996年的时候，沈公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很意外。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里，三联扮演了重要角色，出版了《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戴尼提》以及蔡志忠漫画和金庸小说等，轰动一时。其中《宽容》初版十五万册，《情爱论》初版一百二十万册。然而1996年1月1日，沈昌文接到一位人事负责人的电话：“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这个电话距离当年的调令正好十年。就这样，书店的出版业务和《读书》杂志的编辑业务，沈昌文“什么都交出去了”。

    沈昌文曾总结自己在三联书店的成就，“无非是出了些书，盖了栋楼”。然而，他这个建造者却没有在美术馆东街的大楼里工作过一天。

    沈昌文：1996年1月1号下午，说“你昨天下午五点退休了”。那一刻有一点突然，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在一年结束的时间，打了个电话给我，就这样退休了。三联的大楼，我很自豪地说完全是我一手盖起来的，而且我更自豪地说，盖起来了以后我没进去办过公。我除了是咖啡馆的顾客以外，什么都不是。

    多年来，尽管关于沈公彻底退出三联的质疑声与呼吁声时有耳闻，但沈昌文自己似乎并不介怀。他所庆幸的是自己在退休前写的一封意见信促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在1995年1月的复刊。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当初做《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很艰难，那时候这样类型的杂志还没有，而且又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各种传统传播方式正在面临挑战。在此前提下，我们都在尝试怎样使杂志类型出现沈先生说的那种“杂交化”，也就是新闻和文化、新闻和生活之间的杂交。《三联生活周刊》这十多年，如果要说有一些成就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于办刊思想的不断尝试。从影响力和利润额来讲，现在它可能是同类周刊里最高的。

    我退休以后做事情就二十个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毙（币）

    沈昌文曾将促成《三联生活周刊》复刊的意见信称为自己在三联工作的遗嘱。实际上，他当时的雄心远不止一本杂志。

    鲁豫：听说您走以前想办十几本杂志啊？

    沈昌文：想办十个杂志，打了一个报告，后来批不下来，就改成了三个，也不行，到最后批了一个，就是《三联生活周刊》。

    鲁豫：当时突然退休，心里有没有不太高兴？

    沈昌文：也不能叫不太高兴，我无非是想做事。起初还只是退居二线，不过还可以做事，后来退休了，完全不能做事了，那我就只能另谋出路了。好在我自己也想好出路了，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我的二十个字方针？

    鲁豫：哪二十个字？

    沈昌文：我退休以后做事情就二十个字：吃喝玩乐、谈情说爱……

    鲁豫：跟谁谈情说爱？男的女的？

    沈昌文：跟作家，跟文人。男女都有啊，现在连同性恋都……你太落伍了，不管老的少的都要谈情说爱，也就是跟他们的感情要到有情有爱的程度。“谈情说爱”之后是“贪污盗窃”……

    鲁豫：贪污盗窃？

    沈昌文：贪污盗窃非常重要啊！我们做文化活动的人，盗窃有形资产很难，盗窃无形资产是比较容易的，当然也不必做盗版书。比如今天你看见王蒙先生，就问：“哎呀，老王最近看什么书啊？”他就会讲最近看了什么书，这个书怎么样。然后你再挑逗他一下，说“这个书谁谁谁说不好啊”，他说他觉得好，于是就会把他的读书心得都说出来，这中间就有很多观念，很多想法。

    鲁豫：您就都据为己有了？

    沈昌文：嘿嘿，（请他吃个饭）你的成本只不过是一个回锅肉，不，最多一个砂锅白菜吧，但是你把他最近几个月的读书心得都慢慢“偷”出来了。

    鲁豫：十二个字了，还有八个字。

    沈昌文：下面四个字是“出卖情报”，因为我跟海外或外地的朋友来往比较多，所以要出卖情报。比如人家问我，你认识李辉吗？怎么跟他联系啊？那我就要看你请我吃饭的程度怎么样了。比如我可以浅一点说“你打电话到《人民日报》总机去找吧”。倘若这个饭做得相当不错，那再深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手机。再有交情的话，我就说你可以告诉他是我介绍的，这样的话要找李辉先生出一本书或是写一篇文章就比较容易到手了。这就叫出卖情报啦，哈哈。

    鲁豫：最后四个字呢？

    沈昌文：最后四个字想不起来了。

    鲁豫：您自个儿的字想不起来了？

    沈昌文：字面一时想不起来了，意思应该是美好的下场吧。

    鲁豫：您有没有什么特遗憾的事？

    沈昌文：遗憾的事很多，比如《情爱论》。我是学俄语的，当时一看到这本书就喜欢极了，它是保加利亚人基·瓦西列夫写的，写得真好，而且完全用马克思的著作来论述。他提出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基础就是肉欲。哎呀，我一看，觉得这个观点太新了，而且都有马克思的引文。要知道，那时候我们不准讲肉欲的，于是我就立刻组织人翻译这本书，费了好大劲儿终于翻译出来了，印了一百二十万册，三联书店发大财了。可是我告诉各位，书里面作者为了证明肉欲是情爱的基础，他举了无数的例子来说明，但在我们印的那版里……

    鲁豫：您都给删了？

    沈昌文：比如手怎么动，脚怎么动之类的，我统统删掉了。

    鲁豫：您自个儿看完以后就给删了？

    沈昌文：哈哈，全删了，可尽管这样，印出来的东西还是很畅销，因为当时这个观点非常新颖。

    鲁豫：您算过比例吗？就是书里面被您删的占百分之多少？

    沈昌文：那当然是少数啦，可是我删的是精华耶！所以我对不起大家啊，按字数来说绝对是少数，但都是精华。我为了保住我自己的位置，保住我的工作，不得不装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所以我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是一个应该受到唾弃的人，完了。

    鲁豫：您老是对自己批评得特别狠？

    沈昌文：那是，那是。

    鲁豫：这也是一招，我已经把自己批得很狠了，看你们还能说什么是吧？

    沈昌文：也可以这么说吧。

    鲁豫：您现在上网的时间多不多？

    沈昌文：多，我一天得上好几个小时。我要看各种各样的消息，尤其是博客出来以后，我要看各位大人写的博客，费的时间要多得多了。尤其一看到哪个博客里边谈到某个饭馆很好，我马上就关了机器骑车子去找这家饭馆吃一顿，然后回来再接着看，不过多半不好吃。

    鲁豫：多半不好吃，但您还是会去尝？

    沈昌文：那还是要去尝的，在北京不能说起一个吃的你表示不知道啊，那就有点儿差劲。我要告诉各位啊，啤酒务必喝“普京”啊！

    鲁豫：雷颐是您老朋友了。

    雷颐：我跟沈公的交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很熟悉了，刚才他说那二十字方针，最后四个字他忘了，他老跟我说怎么能忘记呢，我来补充一下，是“坐以待毙（币）”，也就是你出了书，就坐在那，等着数人民币。

    鲁豫：这么好的词您想不起来？

    沈昌文：因为前十六个字干的都是坏事，所以最后四个字一定有坏结果，就坐以待毙，等着完蛋了。但是我又不想完蛋，怎么办呢？我就变了一下，把“毙”改成了“币”。

    自创刊以来，《读书》先后经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2007年，汪晖、黄平。

    在陈原、范用时代，《读书》以《读书无禁区》发出了压抑之后的呐喊，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大量文章。

    在沈昌文任职的十年里，《读书》延续了注重文学的特色，开设了大量介绍各国文学的专栏。同时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引介不少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

    汪晖、黄平执掌时期，《读书》的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一类文章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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