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魏明伦，1941年生于四川内江，当代戏剧家，被誉为“巴蜀鬼才”。九岁唱戏，十四岁发表习作，十六岁被“反右”株连。

    改革开放后魏明伦脱颖而出，以“一戏一招”的创新精神先后创作《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中国公主图兰朵》、《变脸》、《巴山秀才》等戏曲文学剧本。《易胆大》与《潘金莲》破例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被收入《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

    鲁豫：魏明伦是一位知名剧作家，著作很多，他还开过公司做生意。有过很多的报道，其中有不少争议，但所有媒体在写他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一个词：巴蜀鬼才。

    魏明伦的父亲是四川内江有名的川剧鼓师，母亲则是听戏成痴的戏迷，家中常有川剧演员来往。在这种环境熏陶下，诞生一个天才川剧小演员似乎不足为奇。

    魏明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一些川剧内行，有很多是名演员，把我抱到桌子上，我就拿着纸火，唱“明亮亮，灯光往前照”，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他们就在下面捧场。那个桌子就是我的小舞台，他们把我抱上去，他们就是我的观众。

    魏明伦七岁开始以川戏票友身份登台表演，九岁正式登台，艺名九龄童。年纪虽小，却是当时戏院里被观众翻牌最多的演员，有“九龄童扬名川南”的说法。时至今日，魏明伦对于儿时唱戏的有趣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我八九岁的时候在戏班唱戏就挂头牌，而且拿的工资挺高，那个时候主要演员大概是三十块钱一个月，可是我能拿到六十块钱一个月

    鲁豫：魏老师一出场，我就发现著名学者跟普通人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了。他带了一把扇子，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扇面上什么字儿都没有，白扇。

    魏明伦：天热嘛，我就这么拿来扇着玩。而且我毕竟是唱戏出身，基本功还是有的，偶尔自己也会耍着玩儿一下。

    鲁豫：魏老师说，他说普通话时间长了以后，四川话可能会冒出来。

    魏明伦：我的口才不及我的文采，我的普通话不及我的四川话，所以时间长了就要用南腔北调了。

    鲁豫：您唱川剧也没问题。

    魏明伦：唱可能不行了，三天不唱口生，我已经几十年没唱了。

    鲁豫：你唱得很早，七岁就登台了？

    魏明伦：七岁的时候，按现在的说法是唱卡拉OK，也就是唱围鼓，是清唱，上台叫彩唱。我是七岁清唱，八九岁就开始彩唱了。

    鲁豫：您当时唱的是什么？

    魏明伦：我唱生净末丑，就是没唱过小旦。

    鲁豫：除了女角儿，别的您都唱过了。您当时的扮相好看吗？小孩儿演戏肯定特别好玩儿，尤其小孩儿演成人的角色，那时候您个头跟别人也不般配啊，怎么演呢？

    魏明伦：那时候这也是一种趣味。那会儿我个子矮，给我配戏的都是成人。比如说唱《宋江杀惜》，我演男主人公宋江，要频繁地一会儿坐一会儿站，而那个椅子很高，小孩儿坐不上去。所以坐的时候，后边的打杂师就把我扶上去，站的时候又把我抱下来，这样抱上抱下，特别好玩。而且阎惜娇要给宋江跪下，当时演阎惜娇的大人跪着都比我站着高。还有一次唱《访白袍》，有一场薛仁贵和国公爷尉迟公的戏。薛仁贵的原台词是“国公爷，你快撒手，不要抱着我，不要搂着我，快撒手，小人的力大”，薛仁贵就把手一甩，甩开了国公爷。可是我在演薛仁贵的时候，演国公爷的是个大汉，他蹲下去搂住我的腰，一下子就把我抱起来了，我两个小脚就在空中不停地晃。所以小孩儿和大人一起唱戏也很有趣味。

    鲁豫：据说当时川南地区都知道一个叫九龄童的小孩，说的就是您。

    魏明伦：应该都知道。

    鲁豫：那时候一个小孩儿在台上演戏，会不会常常遇到跟人争戏、抢戏的状况？

    魏明伦：有一次，几个剧团联合演《空城计》，都是儿童演员。按照我当时的知名度，肯定应该演诸葛亮的，即便不演诸葛亮，也应该演二号司马懿。可是那次由于有人搞小动作，最后安排我演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演诸葛亮和司马懿的人远远不及我，可他们故意那么安排，有点儿惩罚我的意思。说我太骄傲了，不让我演主角，让我演配角。但是我心里不服，觉得这个安排不合理，怎么办呢？我有我的方法。因为我唱过诸葛亮，是我的拿手戏，司马昭按照川戏的规程只唱三句，可是到我的时候唱了不止三句。因为我父亲会编剧，我戏里的词儿很多是父亲给我改的，有时候自己也能编一些。借着会编词儿我把别处的唱词也套在司马昭的词里面，于是三句变成了二十多句，一个人把诸葛亮跟司马懿的词儿都给唱了，而且唱得还很合理，因为他是在叙述整个战争的过程，结果满堂给我喝彩。当时我很得意，可是下台以后被我父亲大骂了一顿，还打了我耳光。他说安排你怎么演就怎么演，让你演什么就演什么，如果有意见，你可以提，但不能在台上抢戏。其实那时候就能看出来我个性还是比较强的。

    鲁豫：当时怎么才能知道谁现在红不红？

    魏明伦：挂头牌。戏院门口挂牌子，牌子上面谁的名字写得大、挂在前面，谁就是头牌，“九龄童”三个字就很大。所以我八九岁的时候在戏班唱戏就挂头牌，而且拿的工资挺高，那时候主要演员大概是三十块钱一个月，可是我能拿到六十块钱一个月，比主要演员还要多一倍。

    鲁豫：魏老师唱戏特别早，七八岁开始登台，九岁已经在川南地区火得不得了了。成了大腕儿后的他，上到三年级就不上学了。不过学可以不上，但书不能不读，他特别喜欢读书。

    魏明伦大红大紫于川戏舞台时，书一直是他不离不弃的伙伴。魏明伦从小跟随戏班子跑江湖，过早地感受人生种种现实，而同时在书里，他体味着更大、更丰富的世界。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成为魏明伦日后成功的两大重要基本功。

    潘金莲对小叔子武松产生感情那是受到谴责的，可是郭沫若单恋五嫂却受到大家称赏。我就想这怎么两回事儿啊？应该都是一回事儿啊

    魏明伦：有一天台上正在演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武松的戏，我在候场的时候看郭沫若的《少年时代》，他在里面写他曾经在很小的时候单恋他五嫂。我看着看着，一下子就把书上的事和台上的事联系起来了，潘金莲对小叔子武松产生感情那是受到谴责的，可是郭沫若单恋五嫂却受到大家称赏。我就想这怎么两回事儿啊？应该都是一回事儿啊！我说如果郭沫若遇见潘金莲将会怎么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问我父亲，他一听勃然大怒。因为郭沫若是大名人、大文人。

    鲁豫：您当时几岁？

    魏明伦：大概十一二岁。

    鲁豫：那已经是解放后了，郭沫若当时算是国家领导人，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魏明伦：所以我这一提，我父亲就大怒，觉得你这异想天开，简直要命，动手就捶打我，我爬起来就跑了。他觉得我这种思维以后一定会惹祸的。

    鲁豫：你父亲是挺有预见的。

    1956年，如父亲预言，十四岁的魏明伦卷入了整风运动的漩涡。事情起源于1956年的一个冬夜，魏明伦与剧团同事在一块儿宵夜时谈论起文学，他提出要大家共同为浪漫派干杯。在那个只能为领袖干杯的年代，这句话很快被剧团负责人知道，一场全团对魏明伦的批判大会随即开始。

    魏明伦：大家都来了，全是成年人，每个人都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批斗我，说我不应该这样。我一个小孩儿，就那么坐在所有大人中间。我当时心里明白，批斗会上是根本不容许我说话的，不像现在还可以申辩。

    鲁豫：换作一般小孩儿肯定早吓哭了，您当时哭了吗？

    魏明伦：我不哭，我这个人眼泪不多，再痛苦的时候我也没有眼泪。

    鲁豫：但您那时毕竟是个小孩儿啊！

    魏明伦：我不哭，在心里闷着，等到批判会完了以后，一个人到郊外去，就那么一直朝郊外走。用现在大家最爱用的词儿来说，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脚像走在棉花上一样，心里那种悲愤说不出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所谓的政治高压，当时我十五岁。

    鲁豫：这件事情之后你受什么处分或是被戴什么帽子了吗？

    魏明伦：那时候还不是正式地搞运动，只是全团批判，不存在处理的问题。

    鲁豫：这是魏老师艰难生活的开始，整风运动时的他幸亏年纪小，所以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政治惩罚，只是被人看作了革命警惕的对象。但这已经是不祥的征兆了，慢慢地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干杯事件”发生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运动之初，组织号召大家坦率提意见，魏明伦就自己为浪漫干杯一事所受的冤屈写了篇杂文《我的呼喊》，向《自贡日报》投稿。幸运的是，这一次，魏明伦再次因为未满十八岁而躲过政治惩罚。然而1958年，魏明伦因帮一位“右派”朋友传递恋爱书信，被剧团认为屡教不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在那个大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饥饿、大灾荒的年代，魏明伦在最基层亲眼观察、亲身体会到当时人们生活的现状，他把这段经历称作自己的“社会大学”。

    鲁豫：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都做什么呢？

    魏明伦：就是去做农民，到自贡郊区的一个公社种庄稼。当时我有一个外号叫“七十二斤”，特别瘦。那时有一个最轻松的农活儿，就是收苞谷，但对于我来说也并不轻松。我人很矮，背一个很大的背兜，戴一个草帽，大夏天的钻进玉米地。那时候上边是已经成熟的玉米，下边是刚刚施了肥的白薯。进去以后，玉米的叶子把全身都割伤了，下边又是一股恶臭，踩进去就像踩在粪蛋里边一样，回来以后就长粪水疙瘩。

    鲁豫：那你怎么穿鞋呢？

    魏明伦：夏天穿什么鞋呢！

    鲁豫：在农村干活儿不是都穿一种雨鞋吗？

    魏明伦：那儿没有那个条件，只有草鞋，一般都是赤脚，裤脚还要卷起来，不然怎么进去，大热天的上边基本上没穿衣服。所以当时的劳动的确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尤其对于我这么一个从来没有搞过体力劳动的小孩儿来说。跟我一起的几个人逐渐地都调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去。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看见外边惨白的月光，周围像死一样的静，心里边发怵的感觉特别强烈。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清静，喜欢热闹，喜欢人气重的地方，一到太幽静的地方我马上就能联想到劳改的时候。

    鲁豫：魏老师在农村吃了很多的苦，小小年纪已经尝到了世态炎凉。除了政治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等生活最难的时候他都赶上了，但生存的本能要求他，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要生存下来。

    魏明伦：我是经历过饥饿的，饿了以后什么都想吃。当时提出的口号叫“饭不够，瓜菜代；瓜菜不够，小球藻代；小球藻不够，超声波代。”意思是没有饭吃，就吃很贱的瓜菜，当时把空心菜叫“无缝钢管”，但不像现在的空心菜这么好吃，没有油。小球藻就是小便，小便臭到极端会产生香味，把小便混在食物里边增加香味。

    鲁豫：什么叫超声波？以前我就琢磨“小球藻不够超声波代”里面的超声波是什么东西。

    魏明伦：小孩儿都吃过爆米花吧？那不就是拿玉米做的嘛，很小的玉米把它给放大了。

    鲁豫：膨化食品？

    魏明伦：对，膨化实际上就是用超声波原理弄出来的。本来你只吃一两，用超声波给你放大，让你感觉自己好像吃了很多。后来又出了一种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是高级饼子，你花一个月工资才能买的一种饼子。四川曾经有一种糖包子叫做“一口咬掉三个国家”，因为是加拿大的面粉，蒸出来是黑黄色的，像黑面包一样；糖是古巴糖，牙齿咬起来嘣嘣响，就像咬泥沙一样；还有就是伊拉克的枣子，很苦的。所以“加拿大面粉+古巴黑糖+伊拉克苦枣”，咬一口这样的糖包子叫做“咬掉三个国家”。

    鲁豫：现在讲那个时候的事儿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知道，那些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魏明伦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生存下来，熬过最艰难的时候。

    魏明伦：没错。

    在下乡劳改期间，魏明伦曾将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改编成川剧《青春》送到剧团，想争取早日回城，但剧团并不给他机会。直到1962年政治气氛稍有松缓，魏明伦才回归四川自贡剧团。但只过了不到两年的平静生活，被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四清运动”又开始了。魏明伦在反右期间写的那些文章又开始发挥作用，他被划归为四类分子。1966年“文革”开始，魏明伦成为当仁不让的牛鬼蛇神，又一场人生劫难在所难免。

    我在“文革”中受的罪还是很多的，按照我当时的言论和所谓的罪行已经够枪毙了

    鲁豫：在那个年代，一旦来了新的运动，曾经有过问题的人肯定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吧？

    魏明伦：当时“把古人、洋人、死人赶下历史舞台”是最高指示，可是我跟一帮文学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老三篇的《愚公移山》是古人，白求恩是洋人，《为人民服务》写的张思德是死人，老三篇不就是一个古人、一个洋人、一个死人吗？怎么会自己又说把古人、洋人、死人赶出历史舞台呢？我说这是自相矛盾，这话可不得了。“文革”开始后就给我戴帽子，叫“三反分子”、魏明伦的“三反言论”。

    鲁豫：这时候的批斗升级了吧？应该比之前严重得多了？

    魏明伦：我在“文革”中受的罪还是很多的，按照我当时的言论和所谓的罪行已经够枪毙了。如果我硬扛，大概也跟张志新、遇罗克差不多，可是我没有。我知道怎么去跟这个运动周旋，我要拖它，表面上不能反抗。因为我在“冲黑揪坏”的运动里就反抗过，一反抗就打，然后弄去游街，戴黑高帽子，挂牌子“反动文人魏明伦”，挨打、扫街、拉车、受侮辱，主要是侮辱你的人格。有一次我本来正在写交代材料，外边有两个派别在斗争，陷害一个人贪公家的便宜，就把他打成了“著名小偷”，挂一个牌，然后用墨水画成了花猫脸，用电线把浑身捆起来。因为他被捆着了，就没办法去游街，那些人一下就看见我在写东西，把我抓过去，让我拿着那个人偷的公家用纸，跟这个所谓的“著名小偷”一道去游街。我多冤枉啊，关我什么事儿，到底他是小偷还是我是小偷？这种侮辱人格的事情太多了。

    “文革”期间，由于上传下达的命令，魏明伦也应景地写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文革”结束后又成了新一轮的问题。然而，这一切折腾终究归依平静。1978年，魏明伦终于回到自贡川剧团，做回老行当。1979年年底，平反后的魏明伦一口气创作两部川戏剧本：《易胆大》和《四姑娘》，首次出手便震动了戏剧界。

    魏明伦：不管之前我怎么样，不管遇到什么争斗，我从来都没有终止过写作。当时我就想，今天我终于有可能走出四川，走向全国了。

    紧接着《易胆大》和《四姑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魏明伦又将潘金莲、安娜·卡列尼娜、现代法官、武则天等人物形象杂糅于他的新作荒诞川剧《潘金莲》当中。

    此剧一出，在大陆、港澳台甚至欧美地区引起轰动，魏明伦再次展现出他的“鬼才”魅力。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曾评价：“魏明伦觉得施耐庵很可能吃过女人的亏，仇恨女人，笔下的女人太多淫妇恶婆。潘金莲这个家喻户晓的坏女人的沉沦，其实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果在今天，她可以向法庭上诉她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她也可以在街道办事处办协议离婚。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符号，或可重新认识。”或可重新认识的潘金莲，体现了魏明伦写这部戏的初衷，也彰显出他独特、大胆的思维方式。

    “鬼才”魏明伦很快成为了中国戏剧界的中坚力量，诸多文学艺术界的前辈如吴祖光、曹禺、巴金等人都对这位戏剧界后生的才华倍加欣赏。但就在人们准备将魏明伦归属为戏剧作家时，1993年魏明伦又一次不按常理出牌，突然开起了“魏明伦经济文化公司”。但有人对此产生质疑：魏明伦这样一个连系鞋带都不会的生活低能儿还能算账？甚至有人干脆说他就是在玩儿！

    鲁豫：您当时为什么开公司？

    魏明伦：这还用问吗，赚钱呗！当时大概是1993年，那时候我很穷的。

    鲁豫：您的稿费肯定很多，怎么会穷呢？

    魏明伦：我的稿费不多啊，我的三种冷门：戏曲剧本没有多少稿费，杂文没有多少稿费，碑文稍好一点，但不能写太多，所以我说那我也下海吧。为什么我下海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主要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没有经济头脑，我连电话号码甚至现在的手机号都记不清楚。

    鲁豫：这跟有没有经济头脑有关系？

    魏明伦：有关系啊，连自己的手机号都记不清楚，我能记住钱吗？当时我也就想用我的名气看能不能去换一点儿什么，所以就在那个大潮流中办了一个公司。由于我这个人朋友比较多，又听说是“巴山秀才”办公司，大家都来表示祝贺。我跟朋友们说，我办公司不要送礼，就送我两句话吧，于是他们纷纷给我送话来。比如冯骥才来贺电说：“企业家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艺术家说，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谁是谁非呢，我看还是魏明伦的路对，他是自己搭台，自己唱戏。”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商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生意。”姜昆拍了四句诗：“二十世纪大新闻，下海不会淹死人。扑通有人跳下去，巴山秀才魏明伦。”诸如此类的。还有白桦、余秋雨、文怀沙、杜宪和陈道明都拍来了贺词，当时《读者文摘》和美国的《纽约时报》还刊登了这些开张贺词呢。

    鲁豫：开张这么热闹，后来的生意是不是也像贺电一样？

    魏明伦：如果我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完全可以利用我本身这个品牌，但是做生意面对的不是读者，我就不行了。我做不了生意，现在这个公司虽然没注销，但其实也名存实亡了。我想来想去，这跟我的性格有关，还不仅仅是经济头脑的问题，我总觉得一做生意就要失去自我，办公司跟写杂文是两码事儿。写杂文，我可以完全凭我的认知，不管你什么想法。但公司不行，办公司肯定要跟钱权打交道。我的杂文都反腐败，办公司完全不腐败恐怕很难。

    鲁豫：您这话一说岂不是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魏明伦：换言之，办公室终归是要和人配合的，肯定要有妥协，要屈身，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合适，最主要还是害怕失去自我。现在我的公司托一个朋友代管，附属在他的公司下边。

    鲁豫：这两年我们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常常会看到有关魏明伦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总是跟他对某件事、某个人发表他的看法有关系。所谓文如其人，他的文章我们读来，既犀利又幽默风趣，和他本人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魏明伦：直抒胸臆。

    鲁豫：可是这么说话，这么评论，有时候也难免会引来别人对他的一些争论。

    常人说人话，我就说鬼话。有时候人话不一定是真话，我这鬼话也许有一点儿真话

    猛批电视剧帝王崇拜、痛斥小燕子现象、批判郭敬明等等，魏明伦直言的习惯从未改变。一次在对张艺谋电影发表看法时，他来了句：“张艺谋是个没文化的人！”此话一出，立刻引起哗然。

    鲁豫：有时候媒体报道也会断章取义。魏明伦：观点是我的观点，但措词不是我的措词。其实我以前是很尊重张艺谋的，从《红高粱》到《活着》，这些电影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也因此非常敬重他，但是我觉得他近几年来好像走入魔道了。《活着》是他的高峰，之后的电影我都不喜欢看，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看法。

    鲁豫：如果记者再深挖一下，可能会再问您说，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因为你们曾经打过擂台？他的《图兰朵》和您的《图兰朵》同时上演。

    魏明伦：实际上《图兰朵》当时是一种友谊的表示。意大利歌剧院演了一个歌剧叫《图兰朵》，而我有一个川剧，叫《中国公主图兰朵》，都是一个题材。简言之，意大利的剧是外国人臆想的中国故事，而我的川剧则是中国人再创的外国传说。当年由于意大利歌剧院要到北京来演出，所以当时的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就有意安排这两台戏一道演出。

    鲁豫：都是在北京演吗？

    魏明伦：对。所以有些评论家就开始总结，说歌剧《图兰朵》的特点是“四不休”：第一个是声不惊人死不休，指它的声乐部分，因为它是歌剧；第二个是乐不惊人死不休，指的是乐团；第三个就是光不惊人死不休，指的就是张艺谋的活儿了，光影弄得非常好；最后是画不惊人死不休，指的是它的画面，当时由张艺谋调度画面，真是天才导演。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自己就总结了，第一个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的老话了，就是指文学语言；第二个是戏不抓人死不休，我得要抓住你；第三个是情不动人死不休，要打动你的感情；最后一个是理不服人死不休，从它戏剧的情理一直上升为生活的哲理。所以说两个《图兰朵》，两个“四不休”，各有各的特点。在当时完全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罢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更不像传媒说的那样。

    鲁豫：每次别人评价你“巴蜀鬼才”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魏明伦：作为我来说，所谓鬼才指两个东西，一个是我的学历，我只上到小学三年级，从这个特点来说我是鬼才，无师自通；另一个，我的思维方式是逆向的，往往与常人不太一样。常人说人话，我就说鬼话，有时候人话不一定是真话，我这鬼话也许有一点儿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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