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族作家。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现任四川省作协主席。

    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就这样日益在丰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系列等。其中《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鲁豫：他是茅盾文学奖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一位获奖者，他写的《尘埃落定》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列，他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就是阿来。

    1998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经面世便成了书市热点，也让许多人知道了阿来的名字。小说讲述了一位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下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以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两年后，阿来带着《尘埃落定》站上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

    阿来：如果要在《尘埃落定》中寻找关于我个人的解读，一定要把二少爷和书记官这两个形象合起来才是完整的阿来。二少爷代表一个更现实的我，而书记官则代表我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或者说追求。

    当《尘埃落定》引来的喧哗逐渐散去，阿来回归故土，瞭望窗外苍茫浮云和远山斑驳积雪。在阿来心中，《尘埃落定》是他对康巴故土的一个交代，他重新把自己书中歌咏的嘉绒大地走了一遍，因为那片坚实而绵软的土地留下了他出发时的足迹。

    1959年阿来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梭磨河旁的藏族寨子里，那里曾是四位土司的统辖之地，藏民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在家中八个孩子里，阿来排行老大，跟所有山寨孩子一样，五六岁的他就赤着脚在山坡上放养牛羊。大地辽阔寂静，牛羊悠闲，阿来从小便对自然感受深入。

    作为一个生长在汉藏文化交融区的藏族人，阿来从童年时代起就游离在两种语言之间。但这位以汉语写作的作家，直到小学三年级才真正懂得汉语。

    汉语是很复杂的，我常常需要死记硬背老师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鲁豫：阿来是个汉族名字还是藏族名字？

    阿来：是藏族名字。但是按照我们的习惯，这只是名，连名带姓的话是很长的一串。

    鲁豫：您现在普通话说得很好，但据说您小学三年级才开始说汉语，之前一直说藏语。

    阿来：小时候我曾经一度很焦虑，汉语是很复杂的，我常常需要死记硬背老师说的都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比如一加一等于二，我是背下来的，三个七等于二十一，也是背下来的，但它背后的道理，如果用汉语讲得很复杂我就听不懂了。我成绩很好，老师也说我是好学生，但自己其实很焦虑，因为我的词汇量不够，对汉语的掌握不够，事情背后的原理我想不明白。但如果你让我用藏语想一个问题，比如树叶为什么要落，天上为什么要下雨，道理我一想就明白了。人想一个事情的时候都会借助语言，需要很多词汇，当词汇量足够了才能理解。后来我每天学习汉语，词汇量到了一定程度，对汉语的把握也到了一个程度。汉语里有一句话叫“捅破一层窗户纸”，我觉得自己大概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才真的进入了汉语里，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平常焦虑的那些事情都不存在了，过去从课本上学来的那些只知道是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的事情一下都明白了。从此以后汉语世界的大门就对我彻底敞开，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鲁豫：那时候你需要放羊放牛吗？

    阿来：我们就是帮大人做，其实也不具体负责。我们那个地方是大渡河跟岷江上游的峡谷地带，山的南坡也就是阳坡，都是草坡，可以放牧，但是它的阴坡都是森林，不能放牧，一百多只羊一旦进到原始森林里就看不见了，很可能就赶不出来了。而且林子里头还有野兽，很多羊就会被猛兽吃掉。所以我们放牧的重要工作就像今天的国防军守边界一样，把草地跟森林的分界线守好。

    鲁豫：那时候你是一个沉默的小孩还是很淘气的小孩？

    阿来：很淘气。记得在我家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有公路，那时候汽车没有今天这么好，走得都很慢，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常娱乐就是在汽车上坡走得最慢的地方，爬到车上去，坐一段汽车再下来。也许上面还有一点小东西可以吃，可以玩，就顺便取一点下来。

    鲁豫：那是很危险的，可能也算是一个作家早期体验生活的方式吧。后来我们在阿来的作品里面，总能看到一个有点孤独又有点焦虑的孩子，或许那正是他童年生活的影子。

    城里头的人上山下乡，国家给他们补助，戴红花，去农村给他们安家。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人管你

    1976年，初中毕业的阿来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回到村寨与父辈一同挣工分。

    阿来：上山下乡，同一个班，同在一起上学的人，这里头就有等级之分。城里头的人上山下乡，国家给他们补助，戴红花，去农村给他们安家。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人管。

    回乡半年后，阿坝水电站到乡村抽调民工，阿来主动报名参加，成为建筑工地的一名合同工，当时阿来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拖拉机手。他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帮助他实现愿望的竟然是他的帽子。

    鲁豫：是顶什么样的帽子？

    阿来：那时候都戴军帽。有天中午休息，我就把帽子洗干净挂在那儿，怕人偷走，就在帽的里子上写了几个字，“阿来的帽子”。写了字也不放心，还是怕丢，那时候军帽很稀奇，我们水电建筑工地很大，机械化程度也很低，一个大建筑工地有好几千人，生怕被人偷走，于是就在那儿看着也不离开。那时候水电站的领导，一个山西南下的干部，现在想想至少是工地指挥部的一、二把手，看到了我的帽子后就问，这个字写得很好啊，谁写的？

    鲁豫：他怎么看到的？

    阿来：他从那儿逛过去看到的，因为我们那儿都是乡下来的民工，他觉得这里应该不会有写字写到这种程度的人，比较吃惊，就问是谁写的，人家都指着我说我写的，他不相信。当时我才十六岁，他说小鬼，真是你写的？我说真是我写的。那会儿干部都会在中山装口袋里别两三支钢笔，于是他就拔出一支，把他的手掌摊开，让我把这几个字再写一下。

    鲁豫：“阿来的帽子”这五个字？

    阿来：他肯定想验证一下是不是我写的，写完以后，他说真像你写的，那我再说几个字你再写一下，我又写。然后他就问我，小鬼，还想不想有文化？想不想学点技术啊？当时干部权力都比较大。我当时在工地上当劳工，年纪实在是太小，劳动量又非常大，每次抬花岗岩的石头，一个都一二百公斤重，还开山放炮，打炮眼，劳动强度非常高，我能够干，但是干一天下来会非常吃力，所以就特想学点儿技术，至少体力上会轻松些。当时也觉得他是开玩笑问问，问完没讲什么就离开了，过了几天，果然通知我，不干民工了，到机械工程队去报到。当时所有工程队都是人力的，唯有一百多人的机械工程队不是，真叫我去我就去了，一去就跟我说，你明天开拖拉机。

    鲁豫：你会开吗？

    阿来：不会啊，但几天就学会了。没有现在这么正规的培训，有一个老师傅，跟他学就行了，学不了多久我也开始带徒弟了。

    鲁豫：你当时多大？

    阿来：十六岁多。

    鲁豫：十六岁就有徒弟了？

    阿来：我带的徒弟十七岁。

    鲁豫：你除了会开以外，会不会修？

    阿来：我对很多事情都喜欢琢磨，那个时候当然需要一些简单的修理，但我觉得简单修理太慢，因为每次要等出了什么事情，师傅才告诉你该怎么办。他每天只告诉你一点点，有些师傅还很保守，你一定要给他买点烟买点酒才行。我不喜欢那样，所以就决定自己学，反正自己也认字，就买一本拖拉机手册，星期天没事的时候就把拖拉机开到一个宽敞的地方，把它整个给拆了。

    鲁豫：把整个拖拉机给拆了？

    阿来：既然是机器，就得拆开了看一看嘛。

    鲁豫：那你还能再合上吗？

    阿来：能合上，我把每个螺丝、每个部件都画了图，编了号，才把它们拆开的。上午拆，下午合，也没把零件剩出来，这样干过一两次之后机器就完全搞懂了。

    鲁豫：从1976年到1978年，这是阿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在工程队开拖拉机，也会修拖拉机，拆装都可以。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当这个消息传到阿来所在的偏僻山寨时，报名已接近尾声。求学心切的阿来，借了一辆自行车，连夜骑了几十里路，赶到报名地点，但还是晚了。在了解了阿来的情况后，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为他补报。这次破例让阿来喜出望外，他盼望通过高考走出山寨，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当时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自曾经来访村庄勘探森林资源的地质队员。

    阿来：他们戴白帽子和墨镜，墨镜是防太阳的，穿着制服，手中有好多看起来很神奇的仪器，他们知道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别的小伙伴怎么想的，但我那时候大概十来岁，就觉得自己将来如果要从事一种职业，有可能的话，我就干这个。

    怀揣着当地质队员的梦想，阿来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填上了两所地质学院。然而他却未能如愿，只考进阿坝州的一所师范学校。两年后，阿来毕业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做乡村教师。在那些寂静漫长的岁月里，阿来开始了对文学的尝试。

    我当工人的时候拿五十来块钱，后来读了半天书，出来只拿三十多块钱。钱上就觉得很亏，觉得读书好像是不对的

    鲁豫：乡村教师很苦吧？

    阿来：是，我当工人的时候拿五十来块钱，后来读了半天书，出来只拿三十多块钱。钱上就觉得很亏，觉得读书好像是不对的，当然，自己毕竟有那种求知的渴望。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老家那么偏僻都还通公路，但毕业后分配去的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才刚开始修。我去的时候就走了三天。

    鲁豫：走路走三天？

    阿来：汽车开到尽头会有专门的机构，一个我们叫做转运站的地方，它可以提供住宿。如果你是教师，就相当于国家干部的身份，那他会给你提供两匹马，一匹驮一点你的行李，另一匹你自己骑上。其实大部分的马在山路上不行，很多时候还得徒步，只要路稍微陡峭一点，狭窄一点，不太平坦，你就得徒步，还要伺候这个马，得牵着它。到了目的地，晚上该住下来了，你可以放倒身子就睡，但是有马就很麻烦，你要把它喂饱才行。如果你解决不好它的伙食问题，第二天它就走不动路了。

    鲁豫：当乡村老师的阶段是你写作的开始吗？

    阿来：这时候还没有。我后来结束了乡村教师的工作，大概1983年开始在县城中学教书。记得有一次刚好学校放暑假，伙房也放假了，那时候我单身，也不会做饭，结果就没地方吃饭，伙食成了大问题。那会儿不像现在，下饭馆就行，当时工资也很低。然后我一个读师范时的同学，他父亲在当地自治州的文化局办了一个小的文学杂志，他父亲就告诉我说，他们在开笔会。我问笔会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写小说和写诗的人在一起讨论写东西。

    鲁豫：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阿来：可以参与讨论。他当然是好心，说一方面你可以听听，你平时不是喜欢看书嘛，来见见这些写书的人，另外可以顺便解决你的伙食问题。

    鲁豫：可以蹭吃蹭喝。

    阿来：那会儿和今天还不一样，开会还要交钱，每天交八毛钱，但是这八毛钱交得很值，因为三顿都有肉，那会儿三顿有肉就很不简单了。于是我就去了，刚开始还有点儿诚惶诚恐的，觉得自己平时虽然天天看书，但现在遇到一大帮写书的人，可是开了一两天人就慢慢放松了，再一听，觉得怎么这些人……

    鲁豫：还不如我呐。

    阿来：甚至听起来很荒唐。

    鲁豫：于是你发言了？

    阿来：年少气盛嘛，我就发言说你们这个不对，这不是文学，你们在谈别的什么东西，但肯定不是文学。他们的反应很不屑，觉得这哪儿来的人，在这儿蹭饭就罢了，还轮到你来说？后来居然有个人说，那你写一个给我们看看。我也想写一个给他们看看，但我还真没写过。那时候我每天都记点日记，晚上回家我把日记本打开，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东西写得就很像诗歌嘛，于是我就把里面的一些段落摘出来整理了一下，第二天拿到会上去给他们念了。

    鲁豫：他们反应怎样？

    阿来：当然大部分还是不同意，但是我们中国人里头总还是有知道文学是什么的。

    鲁豫：这些日记片断摘出来换成诗以后题目叫什么？

    阿来：现在我肯定不会再起这样的题目，但那是第一首诗，题目很直白，叫《振响你心灵的翅膀》。

    鲁豫：第一个作品，后来这首诗发表了吗？

    阿来：我投到了当时的《西藏文学》，结果就发表了。

    鲁豫：第一次发表作品在《西藏文学》，后来开始写诗，那时候的阿来二十五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的诗歌流派林立，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流派或者主义滋生出来。虽然与狂热豪放的诗歌分子们在一起，但阿来没有入流加派，他是沉默的少数。即便这样，他的文学才华也没有被淹没，诗歌发表后不久他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新草地》文学刊物做编辑，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大量的诗歌。

    阿来：我写诗写了十来年，不断地在情感上对自己复制，虽然题材不一样，但是情感上会觉得是不断在重复自己。于是慢慢地，写作的热情就开始消退。

    阿来随后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相对于同时期的马原、扎西达娃、韩少功、阿城等作家，阿来的步伐显得稍慢了些。三十岁的阿来于是怀着满腔激情，走出家门，翻越雪山，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次激情行走成了他创作上的转折点。

    我每天写东西绝不超过三个小时，剩下的时候就去玩或者干别的什么都可以。我不愿意写作的时间持续太长，所以我其实一天专业作家都没当过

    鲁豫：讲到那部最重要的小说了，《尘埃落定》前后花了多长时间写成？

    阿来：八个月，就在我阿坝州的老家写的。

    鲁豫：是把自己关起来，埋头苦干地写了八个月？

    阿来：没有，我一直不习惯那样的写作方式，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很好的业余生活，每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八小时、十小时地写，我很不习惯。我每天写东西绝不超过三个小时，剩下的时候去玩或者干别的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其实一天专业作家都没当过。

    鲁豫：会不会有那种一边写一边兴奋得遏制不住的感觉？隐隐觉得自己在写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阿来：开始没有，觉得跟过去很多次写作一样，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这种感觉慢慢就有了，当我把《尘埃落定》写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突然觉得语言跟文字都像着了魔一样。

    鲁豫：带着你走，你想停都停不了了？

    阿来：对，停都停不下来，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等你写到那儿，它慢慢展开，又会出现更多更丰富的可能性，这个过程非常激动人心。

    鲁豫：这本书后来销量很好，还拍成了电视剧获得很高的收视率，但当初却在出版社中间转了四年都没人愿意出版。

    1994年冬天，阿来完成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他的内心就像白桦林一样，经历了生命的冲动与喧嚣，仿佛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但踌躇满志的阿来没有想到，《尘埃落定》开始了黯然而漫长的周游。

    阿来：我相信我写了一部好的作品，当时人家问我，你自己感觉这个东西怎么样？我说我写了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作品。

    鲁豫：你前前后后把这本书稿送给过多少个出版社？

    阿来：没有仔细统计过，差不多有十来家。他们的反馈各种各样都有，大概意思是说，这可能是个阳春白雪的东西。

    鲁豫：不好卖的意思？

    阿来：不是不好卖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样的东西现在没人看，卖不掉。

    鲁豫：十几个出版社就没有一家感兴趣吗？

    阿来：也有一两家有兴趣，但是他们都对市场没有信心。甚至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总，因为我也做出版，他直接跟我讲，既然我们都是朋友，你的书我们亏本也给你出了。我说我这辈子一直受穷，我只想写两本畅销一点的书，挣点钱，改善一下经济状况，不管我们内心生活有多丰富，在经济上改善一下状况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一听，就说你把稿子还给我，我还指望赚点钱呢，你一来就乌鸦嘴，说它要亏，我不相信。我觉得两方肯定有一方出了错，要么就是我对这个书的估价错了，要么就是你们根本不懂市场。

    鲁豫：阿来当时很倔，看出版社都不要，就觉得不是出版社有问题，就是中国出版界有问题，我自己肯定没问题。既然如此，那不如我自个儿来搞出版，看看到底会是什么样子。1997年，来了一个机会，成都一本叫做《科幻世界》的杂志需要有一些改变，阿来准备试一试。

    《尘埃落定》历经磨难后，阿来回到阿坝继续编辑《新草地》。1996年底，阿来辞去了原有职务，离开家乡来到成都，加入《科幻世界》杂志。阿来经手后，《科幻世界》在国内的发行量节节上升，并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那段时间，阿来全身心投入到杂志的运营，《尘埃落定》的书稿则被安静搁置在电脑里。直到1997年夏天，一个偶然的聚会使得这部作品的命运得到了转机。

    鲁豫：什么偶然的机会？

    阿来：作家邓贤。

    鲁豫：四川的知青作家。

    阿来：我当时已经在成都了，因为我和他本来就是朋友，所以大家常常在一起聊聊天，吃吃饭，喝喝茶，成都这个地方有这样一种文化。那时候北京几个编辑正在做他的书，有一次来看他的书稿。没想到聚会的时候，这几人忽然问我，听说你有个写好的东西，我们想看一看。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碰过很多钉子了，书稿在电脑里放着，我压根儿不想拿出来给他看。我觉得好烦呐，肯定没有什么指望，但他们坚持要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我连再打印一份的兴趣都没有，正好另外一个出版社那里有一套稿子，我就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大概也不会用到，是否可以帮我转寄一下。其实从电脑里再打印一份很方便，但我已经提不起这个兴致了，只是顺便打了个电话而已，自然也没抱什么希望。结果他们十一月到成都，十二月我去北京办事，跟他们见了一面，距离他们拿到稿子才一个月，他们就说要出这个书。我这个人平常比较随和，但在最主要的事情上有点不容易妥协，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其实也是想听一听他们对这个书的评价。

    鲁豫：他们的评断是什么？

    阿来：他们当时只说了一句：这是一部藏式《红楼梦》。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么笼统，你们说一点具体的行么？后来他们谈了几条具体意见，正好跟我的想法取得了一致。

    1998年底，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一经出版迅速畅销全国，这位藏族作家也如同闪电般一夜成名。面对突然袭来的成功，阿来显得很平静。

    阿来：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它在书店里头永远没有灰尘，不像有的书慢慢就落满灰尘，慢慢就不在了。这个书永远在，永远没有灰尘，这就说明书上架后不断有人买走。当然出版社那边也会不断告诉你又加印了多少。慢慢地，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别人会说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但是这些其实是无所谓的。

    此后几年，阿来鲜少谈论小说，开始全身心投入《科幻世界》杂志的运营。他引入国际合作项目，先后邀请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前来中国。

    2000年阿来升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试图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国内几家科普类媒体联合组建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他认为中国具有非常深厚的幻想文学传统，因此在科学基础上建立新型的幻想文学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果然没几年，《科幻世界》从运营到管理上都做成了当下备受效仿的文化产业模样，使得科幻类文学在中国形成了真正的市场。

    阿来常说为商为文，重要是为人：要对世道人文有益。既要表现历史的进程，又要表达现实的正义，这是文化人自觉的责任。几年间，他以独创的赢利模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经商的才能，成为商业传媒的神话，一如其《尘埃落定》在文学上的传奇性——《尘埃落定》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在近三十个国家与读者见面。

    值班柜台是个黑人工作人员，一看护照——A先生，就在那儿疯狂大笑。她说我在这个柜台十几年了，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的姓如此简洁，就一个字母，而且是头一个

    鲁豫：从出版到现在一共卖了多少？

    阿来：每年能印十多万，一共一百多万册了。

    鲁豫：当年拒绝出这本书的那十几个出版社，有没有后悔得用头撞墙？

    阿来：有个别负责任的出版社，他们曾经内部开会对这件事进行总结，为什么会失掉这样一部作品。

    鲁豫：这本书出来以后，阿来这个名字是不是家喻户晓了？

    阿来：现在知道的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因为这本书的传播越来越广了。

    鲁豫：你的身份证就是用阿来这个名字吗？

    阿来：对，包括我的驾照也是。有时候着急去办事，在街上开车违了一下章，交警一拿到我的驾照就问我，你就是写书那个？有一次让我很感动，尽管他罚了我的款，还扣了分，但是罚完之后“啪”地给我敬了个礼，说：“感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好看的书！”

    鲁豫：外国人会不会觉得你这名字很有意思？

    阿来：我在美国的机场曾经遇到过一次，那天值班柜台是个黑人工作人员，一看护照——A先生，就在那儿疯狂大笑。她说我在这个柜台十几年了，每天要见几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的姓如此简洁，就一个字母，而且是头一个。她对我态度相当好，亲自把我领到登机口，还帮我拎行李箱，黑人个子高，虽然是女的，但我自己提都很吃力的行李箱，她轻轻一提，非常轻松。

    鲁豫：写完《尘埃落定》以后，阿来稍微沉寂了一段时间，有人揣测他在干吗，是不是不当作家了？

    2005年5月，在《尘埃落定》完稿十年之后，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问世，出版仅短短几周，订购量便已逾十八万册。书中描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发生在一个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空山》由《随风飘散》和《天火》两部分组成，《随风飘散》描写了私生子格拉与有些痴呆的母亲相依为命，受尽屈辱，最后含冤而死的故事；《天火》描写了在一场森林大火中，巫师多吉看到“文革”时期周围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

    如果为写字而写字，不能提供新的经验、新的感受、新的思想，我想我自己首先就没有写作的冲动和创作的欲望

    阿来：原来把闸门打开，把里面掏空，泄干了，之后又慢慢慢慢积累起来，情感又变得饱满，又重新有了表达的欲望。

    鲁豫：中国现在有几个作家第一版就敢印二十万册的？

    阿来：怎么也有十来个吧，比如贾平凹啊，余华啊，莫言啊，当然，还加上本人。

    鲁豫：这本书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阿来：过去因为《尘埃落定》接受媒体采访时我就说，其实我不看重一年书销量有多少。当时有人说你这个人太狂妄了，那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我说，“你十年以后再看，《尘埃落定》肯定还在书店里，还在显耀的地方。”当时他还不信，因为销售排行榜起起落落，有些书待一周，有些待两三个月。

    鲁豫：你的意思是不仅畅销，还要是本常销书？

    阿来：我更看重常销。

    鲁豫：《空山》是你的第几本著作？

    阿来：其实我的著作不多，大概是第九本吧。

    鲁豫：《尘埃落定》拍成电视剧以后，说实话你喜欢吗？

    阿来：不是很喜欢，倒不是说我不能接受这个电视剧，因为《尘埃落定》确实有很多东西从根本上只有语言能够表达，而用镜头却很难准确表达，但收视率还是很高的。

    鲁豫：据说首映式还是什么活动的时候请你去，你躲了？

    阿来：当然，其实拍这个片子的老板还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做这个片子我也很理解，很支持。但是后来他开新闻发布会请我去，还有一部分片商也来参加，而且片后就要谈订货的问题了，那我就坐不住了。因为你要让我认认真真说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十全十美，非常满意，我说不出来。但接下来人家马上要订货了，你要说这个东西不好，人家一集价钱估计马上降价三成，太对不起朋友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躲起来。做人难呐，一是对朋友，一是对事情本身简单的看法和表达。所以后来记者会放了半个小时的片花，正好关了灯，没放完我就悄悄溜走了，然后把手机关了，谁也找不到我。

    鲁豫：那《空山》你准备拍成电视剧或电影吗？

    阿来：至少现在没考虑，因为这本书只是写作的三分之一，还没写完。现在市场经济很厉害，以前写完了四年都没人给你出，现在还没写完，人家就抢着出了。

    鲁豫：现在是不是你每写一个东西，外面就会有很多出版社拿来钱等着你？

    阿来：那肯定是这样的。

    鲁豫：谁出的钱多你就给谁？

    阿来：那不行。

    鲁豫：即便是也很正常啊，你跟钱有仇啊？

    阿来：没仇，我特别喜欢钱。但是我觉得，出版社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能就只是今年得的钱多。我不要一年的钱，我要十年、二十年的钱。

    鲁豫：对，因为不同出版社还牵扯到发行渠道等一系列问题，还是要选好出版社才对。你现在还在乎稿费吗？据说你现在做生意做得也很好？

    阿来：那是帮国家做的，我就只有一份年薪。

    鲁豫：你准备写到什么时候？一直写下去？

    阿来：做生意可能做到五十来岁。写作，只要写得动就写吧。写作没有退休年龄，我觉得关键在于我的写作还能不能提供新鲜的感受跟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写字而写字，不能提供新的经验、新的感受、新的思想，我想我自己首先就没有写作的冲动和创作的欲望了。

    鲁豫：虽然阿来的身份不是一个专职作家，他还要做生意，当老板，为国家赚钱，但究其内心，他还是个很纯粹的作家。

    阿来：谢谢你这么说。

    鲁豫：谢谢阿来，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阿来以后的每一部新作品。2009年，阿来的《格萨尔王》在北京举办了全球首发式，以中、英、法、德等六种语言同时出版，其中中文版首印二十万册。

    《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阿来一直对此颇感兴趣，打算重述《格萨尔王》的事早就在圈内传开了。2005年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话”组委会向阿来抛来橄榄。关于《格萨尔王》的创作，阿来认为，重述的本质是要把神话的东西具象化。他说：“我写西藏，是要让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上，还要能够读懂西藏人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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