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有约之码字儿-况浩文 手抄本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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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传

    况浩文,1930年生于重庆,作家,笔名林兰。历任重庆市外经贸委党组书记、重庆市委委员、重庆长发集团公司董事长等。“文革”中遭迫害,长期无正式工作。

    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一双绣花鞋》、《风荷》,中篇小说《南岭之鹰》、《企业家》,电影文学剧本《宝笈疑云》等。

    鲁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一种手抄本,顾名思义,就是用笔一笔一画地把一部小说完整地抄下来。有一个统计,在“文革”十年间,全国流传着差不多三百种手抄本。在那个特殊的文化沙漠的年代,手抄本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寄托。当时的年轻人用数字“一二三”的编了个顺口溜,一是《一双绣花鞋》,二是《第二次握手》,三是《叶飞三下江南》。今天的嘉宾就是当年《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先生。

    况浩文现居于重庆市外贸局大院,他平时最爱做的事是上网打桥牌,顺便用QQ与外孙聊天。这位颇为新潮的老人曾在1958年写就“文革”中传播最广的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描写了解放初期重庆地区的反特故事。很多人都对故事的开篇印象深刻,其实这个标致性的开头来源于况浩文在西南公安部工作时的一次真实经历。

    老更夫一步一步走进房内,一点昏黄的灯火在屋角穿衣柜前幽幽移动。他似乎闻到一股异样的脂粉味,正在犹疑间,忽然猛地一怔,吓得往后踉跄两步,浑身打战,惊愕得几秒钟不能动弹!穿衣镜立柜下是什么?突然,这双绣花鞋动了一动。不,不是绣花鞋,这是一双女人的脚。“你——你是——”话音未落,更夫背后闪出一条模糊的人影。只见这人影右手一扬,一个沉重的东西猛然砸在老更夫头上。老更夫顿觉得眼前金花乱溅,天旋地转,摇晃倒下。

    ——《一双绣花鞋》开头

    我突然用电筒照到一个穿衣镜柜子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也可能是我眼睛花了,我看到那双绣花鞋动了一动

    鲁豫:听说《一双绣花鞋》来源于您生活当中一段真实的经历,为什么您的生活会跟绣花鞋有关?

    况浩文:解放后我在西南公安部五处工作。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镇压反革命,重庆有三次很有名的大逮捕。1951年3月13日是最大的一次逮捕活动,那次目标要抓四千多人。我被分配到了重庆市龙门浩(街道)的下浩(社区),那晚给我的任务是抓十一个。我带了一个加强班,还有一个伏警,就是北京的片儿警,从凌晨抓起,到第二天八点钟结束任务,平均每43.5分钟抓一个人。抓到第七八个的时候,大概四五点钟了,就去抓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抓了人之后要例行搜查,当时重庆刚刚解放,电力供应很糟糕,屋里面黑,灯又昏,完全看不清楚,每个人就拿一个电筒。我在做搜查的时候,突然用电筒照到一个穿衣镜柜子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也可能是眼花,我看到那双绣花鞋动了一动,我当时以为柜子后面有人,就把枪的保险一拉,一下扑进去。结果柜子后面是空的,没有人。但是就那么一瞬间,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这一个印象,后来成了小说的开篇。

    1957年,二十七岁的况浩文完成了首部中篇小说《南岭之鹰》。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把小说稿寄给了重庆出版社,没想到这部描写云南边防情报斗争的小说很快就出版了。

    况浩文:印出来之后,一个编辑室的主任找我谈话,说现在群众非常喜欢反特题材的故事,问我能不能继续写下去。就是在这种鼓舞下我才第二次动手写这种反特小说,就是《一双绣花鞋》。

    当时还在重庆化工局当秘书的况浩文工作极为繁忙,写作只能在晚上和周末进行。即便如此,一份六万字的书稿还是半年便完成了。然而当况浩文兴冲冲地去找之前与他谈话的编辑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况浩文:《一双绣花鞋》最初叫《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但我去出版社找之前那位编辑室主任王文生的时候,才得知他已经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就把稿子寄给了当时的《成都晚报》。后来峨嵋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知道了,就来抢那个稿子,要把它拍成电影。最后是峨嵋电影制片厂的张波导演和我一起把根本还没出版的小说改成了电影剧本。当时重庆有一个很有名的评书艺人叫徐勍,他在文联看到那篇稿子,想把它改编成评书,但他觉得《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太文气了,建议改成《一双绣花鞋》,我也没什么意见,改就改吧。

    鲁豫:当时这部戏怎么没拍呢?

    况浩文: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都已经在准备选演员了,但珠影根本不敢拍了。而马上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和张波导演两个都倒霉了。

    鲁豫:最终这本书既没有出版发行,也没有拍成电影,但在“文革”期间还是“害”了况浩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切正常的生产活动全部停止,人人忙着搞运动,开批斗大会,城市陷入瘫痪状态。7月的一天,身为四清工作团政工组副组长的况浩文突然接到回化工部的命令。

    我当了四年多的“预备敌人”,然后就被关进了牛棚,差不多四十天,一共清算了我四件事:《一双绣花鞋》、《南岭之鹰》,还有另外两篇文章,平均一件事关十天

    况浩文:突然一个命令让我回化工部,回去之后我一进屋就晓得情况不对了。当时化工局一共六层楼,写我的大字报就整整贴了四层楼。我被划成了四类分子,说要准备当敌人了,我们就自嘲为“预备敌人”。我当了四年多的“预备敌人”,然后就被关进了牛棚,差不多四十天,一共清算了我四件事:《一双绣花鞋》、《南岭之鹰》,还有另外两篇文章,平均一件事关十天。

    鲁豫:他们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

    况浩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什么都反。我明明是歌颂重庆地下党的,结果非要说是反对革命,歪曲了党的形象等等。当时我被关在牛棚,就是民办监狱里面。不许我们看报纸,但允许翻字典,我们一天到晚靠翻字典来打发日子。当时我们一个屋里关了三个人,我,一个是化工局的总工程师,还有一个后来当了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我们三个人没事干,最后由总工程师出高中的几何题,证西姆松的九点圆、毕达格拉斯原理,一天到晚就做题。还有就是一天到晚读老四篇,牛鬼蛇神里有一篇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第一句话就是“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段话写在毛选四卷一千零三十八页,我们每天都要背“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十年“文革”发动了两次大运动,一次是红卫兵运动,一次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这两次运动导致的人口大面积流动使得手抄本的传播面之广、传播速度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况浩文的小说《一双绣花鞋》虽然没有正式付印成册,也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当初改编成册的七十本剧本却散播开来,成为“文革”期间颇有知名度的地下手抄本。就在况浩文被关进牛棚的四十天里,《一双绣花鞋》手抄本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

    在当时社会,爱情是禁忌话题,不仅样板戏绝不会谈爱情,出版的书不涉及爱情,就连现实生活也不提倡谈爱情。《一双绣花鞋》谈的却是爱情,而且是一个女特务和一个公安之间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感情。两人以谈情说爱的方式打到敌人内部,后来为了革命利益而斩断情丝,带着某种逾越禁忌的刺激感。尤其是小说惊险神秘又别开生面的开头,磁铁一般地吸住了成千上万读者的眼睛。一位评论家曾指出:“你再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小说中看到如此恐怖而迷人的场景了,它把恐怖、性感和神秘奇妙地烩成一锅。”

    有些人寒碜我,说我是去“一三五部队”当副司令,因为这公司只有一间房子、三个干部和五千块钱的开办基金

    鲁豫:您从什么时候知道《一双绣花鞋》有手抄本了?

    况浩文: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看到过五六个版本,手抄的最多,油印的也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油印的版本,前面写了一个序,说这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用他的亲身经历写的,后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了。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首先因为它给我升了官,我当时只是副科长,硬说我是副局长,这叫做可喜;但是当副局长还没有几天我就呜呼哀哉了,那叫做可悲。

    鲁豫:这时手抄本只是在成都重庆范围还是已经到全国了?

    况浩文:天南地北都有。我有一个小妹妹当时在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劳动,她们每天劳动完之后坐在炕上,一边剥向日葵瓜子一边谈天。有一天晚上他们又坐到炕头上吹牛,一个北京过去的知青就给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跟我妹妹说就是在你们重庆发生的。他一讲是绣花鞋的故事,我妹妹就知道了,她晓得我写这个东西倒霉的。第二天我妹妹就赶快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哥,你的绣花鞋被人‘穿’到北大荒来了。”所以我就晓得传到北大荒去了。

    鲁豫:小说这样流行,您心里面是什么感觉?

    况浩文:多一个手抄本我就多一份罪过啊!1967年的时候惊动了江青当时经营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她正式下了命令,全国清扫这些手抄本,第一个点名的就是《一双绣花鞋》。当时我就觉得,竟然惊动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惊动了江青,那日子会好过吗?所以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准备去劳改,至少是劳教的。我妻子一听到这消息也知道日子不会好过,就连夜给我缝了一件紧身的小棉袄,准备我将来到新疆劳改的时候做囚衣的,这一件棉袄我现在还留着。最后大概是老天保佑吧,没有被划成反革命,也没有去劳改。到了1975年我才算是第一次分配了工作。

    鲁豫:况先生1966年打成“预备敌人”,1972年成为“候补人民”,地位稍微好了一点,能够看到一点希望。成为“候补人民”之后还不能回到原来的秘书科当副科长,只能做一些抄写的工作。1975年平反之后才开始做一些以前的工作。

    况浩文:当时把我分配到重庆市化肥工业公司当副经理,我出身不好,干什么都只能当副的。这个单位很小,有些人寒碜我,说我是去“一三五部队”当副司令,因为这公司只有一间房子、三个干部和五千块钱的开办基金,加起来就是“一三五部队”。不过叫我“一三五部队”的副司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毕竟我从“候补人民”转成“正式人民”,接着党籍也恢复了,很快“四人帮”也被清除了。

    鲁豫:这十年当中您什么都没写吧?

    况浩文:还敢写吗?除了写检讨之外,还写啥?

    十年间,况浩文除了检讨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敢写。1979年时过境迁过后,当年“文革”中流行的手抄本终于得以浮出水面。《红岩》杂志率先发表了《在茫茫的夜色后》小说,并标注此篇小说就是“文革”期间广为人知的《一双绣花鞋》,刊发后反映极为热烈。与此同时,川剧、扬剧、沪剧甚至京剧都在上演《一双绣花鞋》。

    况浩文:当时有将近十个剧种在同时上演,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个唱法。

    与各种剧目一起登场的还有各种版本的小人书。小说的火热令况浩文感触颇深,但还没等他好好享受热销带来的满足感,一部分读者的来信又令他颇感不安,信中诉说的都是自己在“文革”期间传抄《一双绣花鞋》而遭到批斗、抄家等不平等处置的遭遇。

    尊敬的况浩文同志:

    您好,我叫李少谦,原系1962年中师毕业生。1974年因病住院治疗期间,传阅并转抄了您的《一双绣花鞋》。这本《一双绣花鞋》我当时和现在一直都认为是一部惊险反特小说,是一部较成功的文学电影剧本。没想到出院后的第二年,1975年6月间的一个深夜,我安宁的家庭突然遭到查抄,说《一双绣花鞋》是反动,是黄色小说,我说我没看出来。为此就认为我态度不好,第二天我就被停职检查、交代,接着被批斗数次。在批斗会上非要我交代出这本书的反动和黄色之处,我还是说我没看出来,谁能看出来,谁指出来,就这样一直过不了关。最后以政治流氓教唆犯的名义,把我押送到政法公安部门关押了五十多天,接着我就被赶出了教师队伍,成了内部控制人物,剥夺了我从事教育和文艺宣传的权利。我们是没有见过面的同志、朋友、难友,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刊登的《一双绣花鞋》的消息,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现了您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敬写此信表达对您表示敬意,代表受株连的同志向您表示慰问,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回信,得到您的情况。祝您工作好,身体好,精神愉快。

    此致

    敬礼

    安徽淮北九一零厂李少谦

    1979年9月13日

    况浩文:这是收到的很多封信当中的一封,他算是倒霉的,但还有比他更倒霉的。有人写信说,他因为抄《一双绣花鞋》而被关了两年,放出来之后还是受群众管制。看到《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之后,他请我赶快寄两本杂志过去,他好到公安局去解除管制,那时候都已经1979年了,还在被管制呢,你说倒不倒霉?我一接到信马上就给他寄了两本杂志。反正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为这事倒霉的人可多了。我听到的抄《一双绣花鞋》因祸得福的只有一个,是云南的一个上海知青。他当时年纪很轻,特别会讲故事,把《一双绣花鞋》从一个农场讲到另一个农场,就靠这个蹭吃了一年多的好饭。

    鲁豫:您倒霉十年,但十年后应该挺好的吧?《一双绣花鞋》当时赚钱了吗?

    况浩文:一分钱都没有,只有写电影剧本的稿费,一千二百块钱。其实只要在封面上写个原著况浩文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一般连名字也不写,就只写个改编,或者有的干脆就冒名。文化大革命中手抄本本来传得也多,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

    鲁豫: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承认,像《一双绣花鞋》这样的手抄本在那个时候给了很多人内心温暖的慰藉。“文革”结束以后,况老的环境变好了,他内心一方面因为作品可以和很多人见面而感到高兴,同时也很内疚,因为传抄这本小说很多人遭了不少的罪。这时候,他的老朋友张波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继续拍这部电影。

    况浩文:本来我说,宁愿砍了我的手也不再写了。结果张波导演激了我一下,他说老况,反正咱们死了一回,你还有没有胆子再干一回?

    此番激励打动了况浩文,他重新提笔修改剧本。1982年,根据小说《一双绣花鞋》改编的电影《雾都茫茫》成了当年的新年贺岁片。

    我没有想到自己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写就的一本书影响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想到为了一本书差点搞得我家破人亡

    鲁豫:当时为电影选演员时您参与了吗?

    况浩文:参与了,征求了我的意见。最初男一号选的是唐国强,后来在珠影的党委讨论时没通过,他们说唐国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够英气,就把他给刷掉了;第二个叫马崇乐,演得蛮好的,但是女主角庞敏个儿比较高,穿上高跟鞋有一米七五,个头上配不到一起去,结果拍了一段就停了;第三个叫颜世魁,当时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一米八二的个儿,蒙古汉子,最后定的是他。

    鲁豫:当时的票房好吗?

    况浩文:好像还蛮不错的,有的电影院一天演八场,从早晨一直演到深夜,场场都满。

    鲁豫:看过那本书的人都知道,除了绣花鞋之外,还有一处阴森森的小别墅,叫静庐,地点是春森路二十六号。说在“文革”时,很多人经过那里都会紧跑几步,害怕会从小楼里面跑出一个穿着绣花鞋的女特务抓他们。为什么写春森路二十六号?

    况浩文:它是一条巷子,上面有个坡,我家就住在那座别墅的附近,每天买菜都要经过。我看到那个别墅很符合我想象中的特务机关,于是就把它写进去了。这一写他们也倒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有红卫兵去敲他们的门,问这里是不是发生绣花鞋故事的地方?

    鲁豫:事隔这么多年有没有再回去那个地方?

    况浩文:后来找到了那间屋子,脑子里的印象好像也模糊了,房间的布置都不一样了。但隔了半个世纪再回去看自己年轻时候的足迹,真是感慨良多啊。

    鲁豫:听说“文革”后,春森路上多了很多跟绣花鞋有关的店。

    况浩文:是,绣花鞋服饰店、绣花鞋夜总会、绣花鞋俱乐部,还有绣花鞋副食品店等等,好像绣花鞋是一个商标。

    鲁豫:您当时在公安战线工作十年,肯定还有好多别的故事,为什么不再写了呢?

    况浩文:选择好的机会、好的题材再写吧。

    鲁豫:是因为害怕了吗?

    况浩文:最初有点后怕,我没有想到自己只花了半年时间写就的一本书影响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差点搞得我家破人亡。

    鲁豫:想到这一段可能有点后怕,但同时心里面还是觉得挺欣慰的,有这么多人看过自己的作品,感觉挺复杂的是吧?

    况浩文: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感觉更复杂。当时有很多人拿手抄本来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回答说,这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掉吧。那种感觉就像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孩子,但是他有缺陷,你把他活埋了吧。

    鲁豫:您的孩子对您当初写这本小说的经历理解吗?

    况浩文:我大女儿说,你那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还为了这事担惊受怕。我小女儿说,如果那时不写这书的话,妈妈还不会得高血压呢。

    鲁豫:你孙子会觉得爷爷挺酷的吧?

    况浩文:也不觉得特别酷。文革中间,我爱人和大女儿为这事哭了好多回。那不是酷,而是哭鼻子的哭啊。

    鲁豫:有这样一本作品多少应该觉得挺骄傲的,毕竟是很多人的回忆啊。

    况浩文:不骄傲,因为那一段回忆苦涩的味道太多,就像咖啡一样,虽有甘醇,但苦比甜多得多。

    鲁豫:希望苦尽甘来。可能现在很多人再路过春森路二十六号的时候,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阴森恐怖了,但看过这本书和这部电影的人,再走过那个地方,当年的内心感受可能会再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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