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周梅森，1956年生于江苏，作家。曾经是井下矿工，1984年开始专事文学创作，后投身商海。

    著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中国制造》、《重轭》，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军歌》、《国殇》、《中国往事》，剧本《人间正道》、《共和国往事》、《阙里人家》等百余部集。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三十余种奖项。

    鲁豫：我们老说隔行如隔山，周梅森却不然，他每一次转行跨度都特别大，而且在每一个行业都遭受过挫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说的就是他。

    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到《共和国往事》、《忠诚》，作为编剧，周梅森的作品不断赢得掌声与喝彩。然而之前，周梅森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职业经历：从下井矿工到杂志编辑，从商人到政府官员，周梅森都一一体验。

    1956年，周梅森生于江苏扬州，还在襁褓中的他跟随刚刚脱下军装当上矿工的父亲来到徐州一座矿区。本是军队干部出身的父亲，在转业时为了能够每月多拿二十斤粮票，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干部身份。贫穷是周梅森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周梅森：我是个矿工子弟，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小时候特别苦，吃不饱，尤其是1960年、1961年，煤矿周围的榆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所有榆树都死了，还吃杨树的花，北方叫“毛毛虫”。我记得那时候连麻雀都饿得从天上掉下来了，有一次我和弟弟捡了几只奄奄一息的麻雀，瘦得就剩皮包骨。当时我们煤矿有蒸汽机，蒸汽罐的沸水温度大概有六七十度，我们就把麻雀放在沸水里面烫一烫吃了。

    鲁豫：童年的时候挺苦的，但过得还算快乐。但随着1966年的到来，周梅森的命运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周梅森所在的学校也跟着停课闹革命。

    周梅森：一直玩到突然有一天被通知说你们毕业了。哦，就这样毕业了。小学还没有上完一转眼就上了初中，升入中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考试，即便考也是开卷，让你抄。

    在“文革”初期，周梅森的父母并未受到冲击。但到了“文革”的第四个年头，周梅森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反革命。

    周梅森：扬州方面的一个什么表亲，揭发说他参加过国民党，这成了问题，把他揪了出来。

    在“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混乱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还在学校读书的周梅森也经常遭受同学的歧视。对于辱骂他的同龄人，周梅森采取的唯一反击方式就是暴力。

    周梅森：打架斗殴是非常寻常的事情，几乎每天在学校都打。那时我也有几个人的小帮派，但是我的几个人没打过人家的几个人，于是又找了一些农村的孩子到学校去继续打。

    在父亲横遭运动冲击的这年，十四岁的周梅森在毛主席“学农学工学军”的“五七指示”下，当上了一名半工半读的矿工工人。尽管每天下井劳动颇为辛苦，但在周梅森的眼里，每月九块钱的工资和一年一套的工作服，还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974年，高中没有毕业的周梅森决定彻底端起这个铁饭碗，当起一名矿工。

    与此同时，周梅森与文学也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梅森得到一本残缺的书，书的作者在拿破仑像下面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要用笔征服世界。”当时的周梅森并不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正是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邮递员都认识我，每次隔老远儿就喊：“周梅森，稿费（废）！”说明退稿来了

    鲁豫：看完这本书以后就决定要当作家了吗？

    周梅森：是的。

    鲁豫：怎么当呢？自个儿开始写？

    周梅森：就是自己写。我在煤矿下井的时候就在井下找包装炸药的纸。炸药纸一般要涂一层蜡，涂蜡之前切下来很多碎纸片，就在那上面写，那会儿正常的纸买不起呀。

    鲁豫：写的第一篇小说叫什么名字？

    周梅森：第一部小说叫《煤乡怒火》，现在根本不能看。

    鲁豫：多少字的小说？

    周梅森：二十五万字左右。我当时掌握的汉字大概也就三千个左右吧。

    鲁豫：一共认三千字，写了二十五万字？

    周梅森：你想想，所以那基本上就是一堆文字垃圾。

    鲁豫：那你把这个小说寄到哪儿去了？

    周梅森：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过了两年以后才给我退回来。

    鲁豫：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小点儿的出版社寄呢？

    周梅森：人年轻的时候，既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总觉得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是半部《红楼梦》。那时候邮递员都认识我，每次隔老远儿就喊：“周梅森，稿费（废）！”说明退稿来了。

    鲁豫：稿费？

    周梅森：说是稿费，其实都是退稿。他知道我大包大包地把这些稿子寄出去，结果又大包大包地寄回来，我往往换一个信封又寄走出去，因此跟邮递员关系特别密切，他做梦也不会相信，这个周梅森能成为作家。他还跟一些人说过，周梅森要能成为作家，那这个世界就奇怪了。

    鲁豫：那时的周梅森一直在不停地写作，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连字儿都没认齐就想当作家？似乎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但就是这异想天开的事改变了周梅森的人生轨迹。

    1971年到1978年间，红色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青年一样，不甘做小绵羊的周梅森也有过一段“出圈”的经历。然而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岁月里，正是文学让周梅森变得与其他青年与众不同。

    周梅森：法制崩溃了，道德崩溃了，大家都没有信仰，我当时就什么都不信。

    鲁豫：如果没有文学的话，你还是一个跟人打架的野孩子吧？你当年是那种非常野的孩子吗？

    周梅森：我记得那时我已经正式参加工作了，我们家为了省电——穷嘛，都是用那种十五支光的功率最小的灯泡，所以一直希望有一支二十支光的日光灯。结果就在一千多人的大食堂里，大家正吃着饭呢，我和我一个工友就带着家伙，把吃饭的人往边上赶，然后上去“咔”一剪，剪得火星直冒，就这样把大食堂的日光灯扛回了家。

    鲁豫：没人制止你？

    周梅森：没人敢阻止，那个时代就是那么混乱，一点法制观念都没有。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那里也被波及到了。哎呀，当时一说来地震了，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砍树，搭防震棚，结果煤矿周边碗口大的树，一夜之间全被砍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提着斧子就出去了，一夜扛回五棵树来，反正搭防震棚够了。后来没多久开始抓人了，因为再蔓延下去树大有被砍光的趋势。所以现在想想，那个时代真是非常可怕的。

    鲁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工人包括矿工，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周梅森就是如此。但是很快情况就有了变化，因为他的两篇小说，用他自个儿的话说，“特别意外地”被发表了，他面临人生第一次跨度很大的转行。

    1979年，周梅森在江苏省党刊《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明天一定再来》和《家庭新话》。在中国刚刚走出政治运动阴霾的背景之下，周梅森被调入人才奇缺的省级杂志《青春》担任编辑，也因此与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发生了争执。

    我父亲说，如果再来反右运动，像你这种性格，准打右。你在煤矿里面就那么放肆，到了文学界，你会老实吗？

    周梅森：当时矿工社会地位不低，没有人歧视矿工，走到哪里我们都昂着头的，可关键问题是什么？我确实热爱文学。

    鲁豫：你父亲不同意你去当编辑？

    周梅森：对，毕竟当时煤矿工人的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我在煤矿所干的是技术工种，相对轻松，算是很好的。如果去当编辑，我的工资要少拿二十多块钱。在1978年、1979年，二十多块钱是很多的，几乎相当于一个年轻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其次我父亲说，如果再来反右运动，像你这种性格，准打右。你在煤矿里面就那么放肆，到了文学界，你会老实吗？到时候肯定要惹事儿。

    鲁豫：但你自个儿特别坚持？

    周梅森：我特别坚持。

    鲁豫：当编辑的时候你有没有露过怯？

    周梅森：那真是胆颤心惊，因为就自己这文化水平，别人没数，自己心里能没数吗？连“的、地、得”都弄不清楚，一些基本语法都不知道，这可怎么给人改稿呢？但还不能露怯，因为露了怯以后，一个是自尊心受影响，再者，在编辑部也难以立足了。

    鲁豫：没人发现过这个周梅森到底是什么水平吗？

    周梅森：没被发现过，基本上就这样蒙过去了。

    鲁豫：你现在要填表的话，学历是什么？

    周梅森：我老老实实填高中啊。

    鲁豫：高中上了吗？

    周梅森：高中没毕业，但是高中毕业证它发了呀，所以我尽量填高一点吧。按说国家只承认我们是初中学历，得降一级，其实说实话初中也没学好。

    鲁豫：那就是小学？

    周梅森：嗯，差不多小学，但我觉得怎么也比小学要高一点吧。

    鲁豫：现在想想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中学都没上完的人在那时候做了编辑。一开始也是磕磕绊绊挺怕露怯的，但是很快一切就有了改变。1983年，当时特别有名的一本杂志《花城》刊登了周梅森的一篇中篇小说，叫《沉沦的土地》，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以近代煤矿为题材，描写了封建宗法社会在工业文明到来前的反抗和失败，昭示着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在现代性的压迫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冯牧因此提出“周梅森现象”：为什么周梅森没有在民国生活，没在旧时代待过一天，能写得这么好？唐达成也曾说，看来我们一些传统理论要打破了，应该承认间接生活也是创作的源泉之一。

    靠间接生活写作，需要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后来的创作实践也证明周梅森具有靠资料写作的想象力。继《沉沦的土地》，周梅森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与战争题材作品，如《黑坟》、《军歌》、《大捷》、《国殇》等，获得了文坛主流的认可。然而此时期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文学圈，每本书的发行量均为三五千册，中国大众对他还是知解甚少。

    鲁豫：从1983年开始，周梅森以作家的身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然而在那时候，他想再改变一下自个儿的命运，尤其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

    周梅森：有一个山东作家叫矫健，他那时也在写剧本，但是他整个心思都没在剧本上。后来有一天，我看他买股票回来，带了一个箱子，一打开，里边大概有十几万，然后他就问我，你想不想发财？我说想发财，当然想发财了。他说那咱们一起干吧！

    带着发财的梦想和多年的积蓄，周梅森和矫健来到了中国的经济前沿广东，他们选定的项目是热度最高的房地产生意。

    一个炒花蛤，一个干烧牛百叶，弄两瓶啤酒，二十多块钱，我们俩就开始梦想了，将来我们成老头儿的时候，深圳哪一座摩天大楼就是我们盖的

    鲁豫：这是周梅森第二次转行，第一次是从矿工到杂志编辑，第二次从杂志编辑、作家到商人。第一次经商人家答理你吗？

    周梅森：完全没人答理我。

    鲁豫：第一笔生意你带了多少本钱去的？

    周梅森：那个时候我已经出了十二本书，我的作品改编电影也改了三部，全部积蓄十三万。当时也是雄心勃勃，看到深圳那些刚刚起来的高楼大厦，我跟矫健俩人就在大排档边吃边说。一个炒花蛤，一个干烧牛百叶，弄两瓶啤酒，二十多块钱，我们俩就开始梦想了——将来我们成老头儿的时候，深圳哪一座摩天大楼就是我们盖的。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好地方，广东惠阳的淡水，那是全中国第一个可以把土地分割成邮票大小卖的。

    鲁豫：什么是分成邮票大小？

    周梅森：它都是以很小面积卖的，比如七十平方、八十平方、一百平方就可以卖了。

    鲁豫：七八十平方米一块地？那怎么盖房子啊？

    周梅森：很好盖呀，这是我们跟当地人学的，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当时也的确是很混乱。七十平方米要盖起来的话，一般当地是盖四五层的，胆儿大能盖到六层。我们当时买的第一块地是七十八平方米，盖了六层，即像纪念碑，又像塔。更荒唐的是第一层七十八平方米，盖到第二层我们开始向四面飘，跟阳台一样，外飘式的，全飘出来了。我这边一飘出来，旁边的人家也跟着飘。

    鲁豫：也就是说一层七十八平米，二层一百多平米？

    周梅森：二层将近一百四十平米了，外圈整个加了八十公分，一下就翻了一倍，再往上一直到六层都是一百四了。我们这么干，旁边楼也这样干，每家每户都这样盖，最后建出的房子不能向外开窗子了，因为一开就开到对方墙上去了。更荒唐的是房子全建完了，才发现整个地下排污系统是不存在的，市政建设都没搞到那一块。

    鲁豫：你们之前难道不知道吗？

    周梅森：当时根本不知道，极其糊涂，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的房地产，盖了三座这样的楼。

    鲁豫：投了多少钱？

    周梅森：我记得是投进去一百六十多万，包括借了苏童、叶兆言和其他一些作家朋友的钱，还有我妈和我弟弟妹妹的钱，能借到的几乎全借到了。盖的这三座楼整个建筑面积不小，大的那块地是一百多平方米，我们就这样一共盖了两千多平方米。有一段情况非常好，香港老板来买，当时他们对地下排污系统都还不清楚。

    鲁豫：那就赶紧卖了啊？

    周梅森：当时我要卖，矫健不同意，说价还在涨啊。的确，那时候疯狂到什么程度？淡水南山路一个小镇上的地能卖得比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还高，一平方米卖到一万二千块钱。当时不知道这是经济泡沫，我们觉得还能涨，搞到最后这房子成了一堆垃圾。我创作的开头搞了一堆文字垃圾，之后又造了一堆建筑垃圾。

    鲁豫：现在我们去惠阳还能看到你盖的三座楼？

    周梅森：能看到，房子还都在，而且市政工程全部完成了，乱排污水的情况也不存在了。只是说两座楼互相还是能握手，推不开窗户，那是没法改变的。

    鲁豫：周梅森第一次做生意不是很顺利，之后他跟朋友矫健痛定思痛，反思第一次为什么不顺利。结论是商海复杂，不能够单打独斗，得背靠大树好乘凉，找一个实力特别大的公司，挂靠着一块儿做生意可能比较顺。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虽然初战不捷，但周梅森不愿就此放弃，他和矫健决定到深圳一试身手。他们找到一家他们认为足以作为靠山的大公司，当时这家公司号称有资产四亿五千万，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大公司只是一个大骗局。

    周梅森：有一次那个老板一个一个壁橱打开给我们看，哗，光房产证就能挂满一面墙，真牛！但是我既不得不相信他，又觉得好像有点儿问题。后来发现，他的地上一幢房子也没有，连地基都没打呢，等于通过行贿把房产证领出来了。他是玩贷款的，贷了款以后哥几个分了就完事儿了。

    祸不单行，在周梅森发现骗局的同时，自己内部又出了事儿。

    周梅森：我们内部的一个会计吸毒，这个人是不是外地的我们也不知道，当初是从劳务市场招来的，觉得各方面挺好的，看着也挺斯文，就招来给我们管钱。我们也天真，把什么都交给他，包括房产证、报件手续、资金等等全都给他了。两个作家嘛，都不懂，当时我们还在写作。大概1991年的时候，吴贻弓先生拍了一部电视剧叫《阙里人家》，还获了政府华表奖，在北京首都剧场搞首映式，我们俩作为编剧都来参加了。正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欢呼和鲜花呢，忽然一个工作人员把一份电报交给我。我一看，公司所有资产全被卖了，我们的报件手续、房产证、土地证之类的也都被他卖掉了。还有账上仅有的五十多万现金也全部划出来卷跑了。

    鲁豫：那这个人呢？

    周梅森：人也不见了，报案也没人理，说你这个案子很清楚，公司内部作案，直接叫检察院抓人。但检察院那边又说你先叫公安局把犯罪分子抓来呀，抓来再说，结果弄来弄去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这涉及的损失有几百万，对我们那个阶段而言是非常非常惨重的损失，而且这时候我还没把那些我借的钱还给人家，矫健也借了大量的钱。所以如果垮掉了，就不仅仅是我和矫健俩要跳楼，还会害了一大批作家和朋友们。接到电报时我们俩眼都绿了，连包都没来得及拿就急急忙忙从首都机场直接往广州赶。我们连夜赶到惠州市市委市政府，幸运的是那天值班的惠州市委常委也是一个作家，而且读过我们两人的很多作品。一听说我们两人跑到这儿来经商，还出了这样的事儿，当天陪我们一起吃完早饭就让我们先回家，然后公安局马上行动起来，大概一周之内这案子就破了。

    鲁豫：那个人后来找着了吗？

    周梅森：抓着了，但他把钱花完了，不过其他东西还在，都拿回来了。这件事一直到今天回忆起来还能吓我一身冷汗。

    鲁豫：刚刚进入商海，周梅森着实被呛了好几口。他依旧屡败屡战，可他心目中的财富梦似乎离他特别遥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哪里有开发，哪里就有周梅森的足迹。离开广东之后，他又立即赶赴新热点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六百万的公司。当时上海正在大规模开发建设，房地产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周梅森的一百五十多个别墅也跟着火了一把，他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当时用一个特大号的邮袋，弄俩保镖扛了一百二十万去买地。到了昆山，把麻袋往那儿一放，把人吓一跳，说没见过像我们这样买地的

    鲁豫：周梅森不得了，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带着十二万现金，再去上海是带着一百多万现金去的？

    周梅森：对。当时用一个特大号的邮袋，弄俩保镖扛了一百二十万去买地。到了昆山，把麻袋往那儿一放，把人吓一跳，说没见过像我们这样买地的，后来一看身份是两个作家就明白了。说你们作家就是不懂，应该弄成支票转账什么的。但那时候得解决问题啊，钱我们已经扛来了，订金得交，怎么办呢？当时快下班了，我就提议说，这样吧，局长，不行扛到你家去吧！结果局长一下就跳起来了，说你这个怎么行？你怎么想的？扛我家我说得清吗？人家以为我受你的贿呢！

    鲁豫：对。

    周梅森：最后请来一位农行行长，因为之后我们要在农行开户，行长给我们找了一个特大号的保险箱，把钱放了进去，钥匙交给我们，打了铅封，第二天来点钱。后来这个别墅区进展得还比较顺利。

    鲁豫：赚了多少钱？

    周梅森：如果说这个要好好运作的话肯定赚，但你们别以为我赚钱了，这回又赔进去了。

    鲁豫：刚才说那么热闹结果又赔了？

    周梅森：后来是我们的董事长违反公司规定，参与炒作外汇期货，所以一下子赔进去一笔非常大数目的钱。

    鲁豫：别墅区你们一共赔了多少？

    周梅森：别墅区倒是没赔，但是把盈利全赔进去了，赚的钱还没来得及捂热，没来得及数一数就全赔进去了。

    鲁豫：不管怎么说这个项目是赚了钱的。之后周梅森他们又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想法，说什么赚钱呢？咱们倒飞机吧！于是就开始倒飞机。

    周梅森：北京一家公司来找我，问我手头上有没有江苏积压的农副产品罐头，他们用前苏联的飞机换我们的农副产品或轻工产品。

    在与北京方面多次运作之后，眼看着这笔飞机大生意就要做成的时候，却又出现了意外。

    周梅森：因为中间环节的分赃不公，北京那边出事了。

    飞机最终没有倒成。被迫放弃后，1995年周梅森回到南京，从房地产生意到建设高速公路，从炒期货到炒外汇，尝遍各种生意，但依然赔多赚少。

    鲁豫：如果你要倒成飞机的话，今天就不得了了。

    周梅森：我还是有点信命的，有些东西不该你的，到你手上也会溜走。

    鲁豫：所以后来飞机倒不成了，就开始卖水产、卖鲍鱼？

    周梅森：卖过鲍鱼，也亏了。后来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做，算上死亡率，算上这个那个费用，亏死了。不过我建高速公路更悲惨。

    鲁豫：你还建过高速公路呢？

    周梅森：我给人家拉了一个月的石方。当时我组织了一个车队，从江苏徐州浩浩荡荡地往广东去，由于我们是外省车在广东办事，罚款成了日常开销，十个车十张牌照，每天肯定被收走五张以上。我们一个副经理专门到交警队去缴罚款，交牌照，结果算下来，我的天啊，一个月罚款一万多，三个月后实在没法干了，只好请他们回去，这下我就又亏了十几万。这些想起来很赚钱的东西，或者说想象当中非常美好的梦想，一遇现实就被粉碎了。

    鲁豫：听周梅森经商的经历，会发现说得特别热闹，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都以赔钱告终。这几年做完生意，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发现里里外外加起来的总和不赔不赚。我觉得一般商人说不赔不赚的话，还是多少会赚一点儿的。作为商人多少赚了一点儿钱，作为作家，周梅森就特别赚了。虽然生意赔钱，但赚到了经历，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丰富素材。

    1996年，周梅森在经商的第五个年头突然决定结束商人生涯。那时他在南京的别墅区卖得很好，自己也分到了几座别墅尾房和一套可做商业用途的门脸房，这时他觉得“该收手了”。1997年，不少省市开始鼓励作家到政府部门挂职体验生活，周梅森也决定一试，来到老家徐州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任职期间，周梅森什么具体工作都不用管，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下乡听工作汇报。

    周梅森：当代中国，我对煤矿、基层、商界这些都比较了解，唯一缺一块儿就是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怎么运作的。

    鲁豫：但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腐败的职位。

    周梅森：所以一开始我根本找不到感觉——我头天还是商人呢！这几次转折转得都很有意思，第一次从煤矿出来的时候，我头一天还下井，第二天提着旅行箱就去南京了。这次也是这样，头一天还在给公司开会关于尾房怎么卖，第二天就上任去了。一上任我就想去考驾照，但我眼睛不太好，近视，还色弱，但不是色盲。在徐州我平常坐的四十二号车因为车牌号很小，一看就知道是政府的车。

    鲁豫：领导自己开车呀？

    周梅森：那时候已经明文规定不允许领导自己开车了。但公家有车，又是家乡，我想开开玩玩。我就到车管所去，然后车管所领导给我汇报工作，汇报完以后就把证给办下来了。

    鲁豫：你会开吗，就给你证？

    周梅森：他叫我开开看，一看能开起来就给我办了。但其实我开车只会往前开，不会倒车。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在徐州当秘书长期间敢开车，到了南京怎么不开了？我说我敢开吗？在那儿我是因为有个四十二号车牌，离开那儿，我绝对不敢开了。

    鲁豫：碰到过警察吗？

    周梅森：碰到过，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我因为眼睛不太好，开车的时候红绿灯有时分辨不太清楚，看着人家的车过去了，我也“嗖”一下过去，但是红灯亮了，把交警气得，手就落下来准备拦车，但一看到我的车牌号，手马上改成敬礼了，我就开过去了。

    鲁豫：当作家挺好的，因为他们可以给自己的每一段生活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理由：我体验了生活，我的写作素材又丰富了。周梅森在当秘书长的时候要下基层，要跟人家喝酒，酒量长了很多，同时素材也丰富了不少。这之后他又写了很多小说，也大都编成了电视剧，为我们所熟知。

    周梅森：一年多挂职结束以后，我完成了一本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叫《人间正道》。

    1997年，周梅森将《人间正道》改编成电视剧本并取得热播，不料这部电视剧却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整整一年，无休止的口水和辩论伴随始终。

    他们写的告状信、匿名信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起来大概不低于我小说的总字数了

    周梅森：（徐州）宣传部的三个部长找我谈话，说希望再版的时候能把小说改一改，不要有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全部得回避。

    鲁豫：写这样的小说总避免不了会有人对号入座。

    周梅森：对，别人认为你到这个地方去挂职体验生活，当了一年多的秘书长，所以小说里的书记就是某某书记，小说里的市长就是某某市长，于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四十几个厅局级干部联名告状！

    鲁豫：那你改了吗？

    周梅森：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妥协让步的问题。它涉及一个原则，如果我改了，就证明我真是影射你了，证明你对号入座是对的，我真写的是徐州，这事我绝不承认。而且这也不符合艺术创造规律，小说有小说的特点，我写的又不是报告文学，所以我坚决不改，一个字也不改。当初我讲得很清楚，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们也不要用什么党的纪律来要求我，我只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所有法律。如有异议请他们依法起诉。输了，我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反之，以后别跟我谈。

    鲁豫：起诉了吗？

    周梅森：没有，他们没敢。但还是不停地在系统内部运作，写匿名信、告状信。哎，真辛苦。他们写也没人给稿费，我这好歹还能挣稿费，挣版税呢！他们写的告状信、匿名信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起来大概不低于我小说的总字数了。

    一直以来，周梅森对财富的追求来自两个原因：保障自己作为作家的独立性，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本以为有了钱就能保障作家的自由性，可在投资人面前，再棒的作家也不能捍卫自己作品的改编权。1997年，周梅森的第三部电视剧《中国制造》出了些矛盾，由于不是投资商，《中国制造》未经周梅森允许在播出时改名为《忠诚》。

    周梅森：这种不尊重作家、不尊重编剧、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

    周梅森为此打了场笔墨官司，最终赢了官司并得到一定补偿。2002年，周梅森又一部力作《国家公诉》出炉，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而对于他自己来说，亲自担任制片人有着别样的意义。

    周梅森：首先我的版权就是投资。

    有了担纲《国家诉讼》制片人的成功案例，不少朋友笑称周梅森为“中国最精明的作家”。对此，周梅森说：“他们都说我虽然是种麦子的人，但是却从来不卖麦子。我总是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甚至这样还不够，还要把面粉做成面包，烘烤出来放在面包店里才开始叫卖！”2004年，四十八岁的周梅森开始运作另一部电视剧《我主沉浮》，这次周梅森也将作家、编剧、制片三种身份全部揽上身。

    鲁豫：周梅森现在不得了，自己写，自己编，还自己投资拍。拍电视剧特别赚钱吧？

    周梅森：怎么讲呢，操作得好肯定赚钱，搞不好的话甚至要赔。以目前电视剧的状况来说，大概有百分之五十要赔钱。

    鲁豫：那你是哪个百分之五十？

    周梅森：我是赚钱的百分之五十。

    鲁豫：你现在还回当年的矿山吗？会不会特别感慨？

    周梅森：我经常回去，真的非常感慨。上次回去时见到我当年基层单位的一个支部书记，记得他送我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周梅森啊，你走了以后肯定后悔，你的工资永远也涨不过你那帮同学们。这次我回家时他请我喝酒，我说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他说的确是错了。事实上，我当年那些留在煤矿里的同学全部都下岗了，生活费也就是三四百块，好的四五百块。

    鲁豫：我相信谈到矿工的话题，周梅森会有特别多的感慨，毕竟他是从矿工出身的。但看到自己的经历他应该也会倍感欣慰，因为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挺不容易的。周梅森老爱说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挺知足的，我当年就是一个穷孩子，一个野孩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家庭背景，更没有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但就是一步一步到了今天。能有今天的一切是挺稀奇的一件事儿，像一个奇迹。希望他的奇迹还能够继续下去。

    周梅森多年来一直关注资本市场，并作为普通中小投资者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令我痴迷。在参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我和所有投资者一样，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2009年初，周梅森的近作，长篇小说《梦想与疯狂》出版，小说描写三个资本市场的代表人物在股市里的沉浮，展现了股改至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变化、问题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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