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邓贤，1953年生于四川广元，知青作家。原本家世显赫，后因“文革”打入另册。

    著有长篇小说《天堂之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及多部剧本作品。曾获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全国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及巴金文学奖。

    鲁豫：每个作家的作品多少都会反映自己的某段生活，邓贤就是其中一位。他写了不少纪实文学作品，文字里常常会写到云南，写到知青生活，因为他曾经在云南有过七年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咱们谈话的时候您可以随便动，不用不自在。

    邓贤：不善于表演？

    鲁豫：不需要你表演。

    邓贤：看见人多就害怕。

    鲁豫：你的心态应该很好才对啊，据说你当年号称自己有可能打乒乓球当世界冠军是不是？

    邓贤：对，有可能，不过当时那个社会没让我打下去，不然的话真有可能，因为我当时是四川省最好的四个人之一。

    鲁豫：“反正是当时整个环境导致我没打成乒乓球，否则我能当世界冠军。”吹牛的人最爱这么说啊。

    邓贤：但当时把我从省乒乓球集训队给踢出来的时候，那可真是环境所致。1975年的时候我在工地上当知青，有天读报纸读到，乒乓球女队员杨盈在“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结果打了世界冠军。我当时差一点儿没晕死过去。

    鲁豫：为什么？

    邓贤：我们原本一个队的，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踢出来了。她当时在女队的位置，差不多相当于我在男队的位置。我们整个四川省就四个男队员，四个女队员，金童玉女啊。

    鲁豫：很可惜，人生老是有那么点儿遗憾，如果当年环境允许的话可能就真打球去了，说不准就当世界冠军了。

    邓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羡慕年轻朋友，现在这个世界留给他们很宽阔的余地，至少可以飞一飞，我们那时候还没飞起来翅膀就被折断了。

    鲁豫：当年的环境真是如此，一个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讲出身，要看你的家庭背景。但是很不幸，按照当年的标准，邓贤的家庭成分非常不好，是大户人家。

    邓贤：很有问题。

    儿时的邓贤有着比中国同龄孩子都要优越的童年。他的祖父是民国年间著名的裕大华资本集团的老板张松樵，为旧时中国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曾外祖父石凤翔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中国纺织工业教育的先行者；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则为蒋介石二公子蒋纬国的夫人。然而文化大革命使得邓家一夜之间突遭变故，全家人被打入另册。当时仅十三岁的邓贤被人称为“黑五类”、“狗崽子”，从此失去对生活以及个人兴趣自主选择的权利。1971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下，邓贤主动报名参加，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称号，而当时的他只上了两年初中而已。

    邓贤：初中两年就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数学学到一元二次方程，换作现在，恐怕小学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学一元二次方程了。没学过物理、化学，所以根本不懂。此外就是英语，只学了两句，一个“毛主席万岁”，一个“缴枪不杀”。

    虽然下乡的大方向已定，但是在去哪里下乡的问题上邓贤和母亲产生了分歧。母亲不想让邓贤去偏远的地方，而邓贤则坚持离四川越远越好。

    邓贤：我知道家里的户口本藏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把户口本偷出来直接去派出所办了手续。报完名以后都会给你一个通知，下了户口交回学校去，所以等我再向母亲交出户口本的时候上面已经没有我的名字了。我母亲看到以后开始大哭，知道木已成舟，没有可能挽回了。

    一张乘车票记载了邓贤另一段人生的开始。1971年7月7日邓贤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火车，到这一天为止，成都共有一万七千多名知青前往云南上山下乡。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未知的前程首先让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意识到“离别”。

    当时真觉得走得越远越好，因为越没人的地方就越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爷爷叫张松樵，不知道我姑婆叫石静宜。那多好，那样不就平等了嘛

    鲁豫：据说你当时的乘车证还留着，这么多年保存得相当好。

    邓贤：它也算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见证吧。

    鲁豫：当年在成都的学生里边，去云南插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是不好的？

    邓贤：不好说，因为当时离开成都去云南路途很远，远到你想象不出来云南是什么样子。

    鲁豫：你自己准备行李吗？都带什么东西走？我总觉得去那么苦那么远的地方应该把整个家都搬走。

    邓贤：我自己准备的行李，东西都是自己买的。而且可能当时我比所有知青都富有吧，临走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块欧米茄的全自动表。那是我父亲1943年去印度当中国远征军的时候，我奶奶给他的。所以我去云南的时候，我妈妈又把它戴在了我手上，但是一块这么高级的表后来在我劈柴的时候给劈坏了。

    鲁豫：我听很多知青说，当时离开家的那列火车上都是哭声一片，你们那个车厢里呢？

    邓贤：那天本来天气非常好，但是火车要开的时候，不知怎么忽然就下起雨来了。火车一动，整个车站简直哭声一片，然后我就看见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被挤在人群里，显得非常可怜，完全要被淹没了。我原本就是个不爱哭的人，记忆中好像就没哭过，遇到再大的事儿，再大的灾难，什么抄家啦、什么挨打啦、受歧视或是打入另册，包括从乒乓球队被踢出来我都没哭过。但是那天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悲从中来。而且还有一种感觉可能别人不会有，我哭自己，觉得自己生得不幸，虽然有可能死得光荣，但确实生得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号啕大哭，但我是躲在厕所里面，关起门，很不好意思地大哭了一场。

    鲁豫：然后就是坐火车两天，坐其他什么车六天，前后八天的时间？

    邓贤：汽车就坐了六天。我只记得不停地开，而且浓烟滚滚，因为全是土路。

    鲁豫：当时的心情是不是随着周围景物变得越来越荒凉，情绪也愈加低落？

    邓贤：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我当时真觉得走得越远越好，因为越没人的地方就越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爷爷叫张松樵，不知道我姑婆叫石静宜，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那多好，那样不就平等了嘛。我在成都的时候，好像整个城市的人都认识我，都知道我们家是“大资本家”。

    鲁豫：所以对你来说，能够离得越远越好，离开这一切？

    邓贤：就像躲瘟疫一样，走再远我也不怕，因为至少有一条，咱们能平等。可惜还是平等不了。

    鲁豫：当年邓贤带着这样的心情坐了八天八夜的车，从成都来到云南中缅边境的一个地方：德宏。

    邓贤下乡的地方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此地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与缅甸山水相连，当时只有不到两万的居民，除却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丘与沼泽，便是大片走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完全不是邓贤和同学们想象中的景象。

    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傍晚，长途的疲惫和陌生的环境让邓贤和同学们陷入了惶恐，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或是用沉默或是用眼泪来消解心里的无助。年少知青们被分在各营各连，被所属连队带走，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劳动的艰苦才刚刚开始。

    那眼镜蛇还挺好，跟我们和平相处，也没咬谁，它要咬了谁谁就活不了了

    邓贤：路途太长，两天两夜的火车，六天的汽车，而且后面几天越走越远越没有人，有时候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过澜沧江大桥、怒江大桥、瑞丽江大桥，每过一个桥都是往国境线方向走，感觉像是到了天涯海角，回不去了。

    鲁豫：住在什么地方？我想象中是那种傣家的吊脚楼。

    邓贤：刚去也不知道会住什么，开始觉得至少应该是房子吧，还没想过怎么住，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个问题。我们三十多个人住一个大草房，大草房说大也不算大，基本上是头挨头、脚挨脚。然而大家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空间拥挤，首先如果谁睡不好，发了情绪或是家里传来喜讯或噩耗，谁都别想睡觉。哭的哭叫的叫，一个人唱歌，大家就跟着唱到半夜。后来兴讲故事，我算是主讲吧，讲了一两个月。那睡觉的状况跟幼儿园差不多。

    鲁豫：那不是感觉很快乐吗？

    邓贤：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么多人挨这么近地住在一起，原来都是各家各户，各人住各家。

    鲁豫：是大通铺吗？

    邓贤：床有竹子的，有木头的，反正全挨着。每人一个蚊帐，因为那地方的疟疾特别厉害，而且云南十八怪其中一条就是“三个蚊子一盘菜”，那儿的蚊子太厉害了。

    鲁豫：据说那儿的蚊子都很大是吗？

    邓贤：有大的，但大的不咬人，咬人的都是小的，看不见的那种，其貌不扬的往往特厉害。其实最不习惯的还是那里的潮湿。我们去的时候是七月份，正是雨季，我从来不知道雨可以下那么大！那雨大概有拇指粗，一根一根就像下面条一样。而且你的视线是完全看不出去的，只能看到白茫茫一片，像幕布一样。

    鲁豫：通常说的瓢泼大雨、滂沱大雨，就是这个意思吗？

    邓贤：都不是倾盆了，那简直是倾缸大雨，天就跟破了一样，雨太大了。我心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能下这么大的雨！

    鲁豫：你们住的房子会不会外面大雨，里面小雨？

    邓贤：外面一下雨，地下就涨水，我们的床下面都是水，最多的时候鞋可以浮起来，再后来床底下就长出了蘑菇。

    鲁豫：那蘑菇可以吃吗？

    邓贤：云南的蘑菇太多了，可据说能吃的是很少数，多数蘑菇有毒，不敢吃。不光地上长，后来我们床上也长蘑菇，那要是换作现在也是一门新技术啊。不过那蘑菇是野生的，也不能吃，云南叫菌子，连牛粪上也长很多蘑菇，很泛滥。更惨的是，下雨的时候草房漏得一塌糊涂，没法睡觉，但你还得睡。所以每个蚊帐上面都有一个大塑料布，一下雨晚上就不停地有人起来倒水。但有时候那水到了塑料布上慢慢地就往中间漏了，越积越多以后不能承受自重，一下就砸下来了，所以晚上睡觉时不断听见有人惨叫——都是被水砸的。

    鲁豫：你被砸过吗？

    邓贤：我还好，我觉得与其被砸还不如尽量警觉一点儿。一下雨，我的神经就绷紧了，多的时候半夜要起来两三次，把那些积的水“哗啦哗啦”泼掉，总之一晚上会不停地有人起来弄。所以你说，那房子里还怎么睡觉呢？要么是“哗啦哗啦”的倒水声，要么是谁又被水砸了叫起来。不过这些都不算最凶的。鲁豫：还有什么更厉害的？

    邓贤：住了几个月，我们发现每次睡着以后房子里面老响。

    鲁豫：耗子？

    邓贤：刚开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响，大家还老指责说，谁谁谁你安静一点儿，对方说我没有，但始终找不着罪魁祸首。终于有一天发现，原来是一条眼镜蛇，那条眼镜蛇可能已经在屋子上面生活好几年了，是我们骚扰了它——这地方原来不是住人的！但是那眼镜蛇还挺好，跟我们和平相处，也没咬谁，它要咬了谁谁就活不了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眼镜蛇，立起来是扁的，还“呼呼呼”地叫，真是不可思议。

    鲁豫：后来你们没有把它打走吗？还是一直住在一起？

    邓贤：打不了，它钻得特别快，白天见不着，晚上才出动。再说它又没咬着谁，而且都是男生，要粗糙一点儿嘛，女生就不行了，尤其是现在的女生，特别擅长尖叫。

    是猪油、狗油和花生油混合的一碗，成胶水状。一大堆人围着我，都非常非常贪婪地看着我，眼睛放着光。我就非常非常小心，也非常非常痛快地把它全部喝完了

    鲁豫：住是这样，吃呢？

    邓贤：从去的第一天到我走，七年时间我们都喝一种汤，名字叫做玻璃汤，其实就是盐水汤。因为穷啊，里面完全没菜。

    鲁豫：原来是清澈见底的意思啊？

    邓贤：只有盐啊，跟玻璃似的，所以叫玻璃汤。

    鲁豫：没有主食吗？

    邓贤：我们每月定量供应三十八斤大米，但是数量肯定不够，再就是没油水。

    鲁豫：说到没有油水，听说你喝过一碗油啊？

    邓贤：我们在那儿生活确实非常差。大概是1974年，有一次我去山里边伐木，第十九天，我从山里面下来，人都不像人了，衣服全都被树枝刮烂了，上身是赤裸的，下身能遮一下，反正比拿树叶好不了太多。我下山的任务就是来催连队给养送上山，不然山上的人要饿死了。我当时感觉见到一个活的东西都想啃一口，哎哟，确实是有一种喉咙里面生出手的感觉。忽然很意外地看到一个知青那儿居然有一碗油。

    鲁豫：什么油？

    邓贤：是猪油、狗油和花生油混合的一碗，成胶水状。一大堆人围着我，都非常非常贪婪地看着我，眼睛放着光。我就非常非常小心，也非常非常痛快地把它全部喝完了。

    鲁豫：多大一碗油啊？

    邓贤：可能将近两斤吧，我把碗都舔干净了，当时感觉到自己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

    鲁豫：但这之后一定会有后遗症吧？

    邓贤：别人都问我拉肚子了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拉肚子，肚子只是咕噜咕噜响了一阵就没事儿了。然后我真是觉得浑身干劲倍增啊，这种幸福快乐的状态至少持续了三天。

    鲁豫：现在你要是看到油类的会觉得亲切、好吃，还是觉得反胃？

    邓贤：似曾相识。

    邓贤下乡的第一份工作是放牛。一次救小牛的经历，让他得到了连队的肯定，两个星期后他升任副排长。这次小小的升迁对邓贤而言是一次久违了的肯定，他这个“黑五类”子女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了。此后，邓贤虽然对许多农活都没有经验，但他却像个坚定而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领着知青战友们，将恐惧与艰苦远远地抛在脑后。

    鲁豫：你们当时干活儿怎么干呢？

    邓贤：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四岁。我带队，在亚热带的原始森林里面，六个知青上山去伐木。

    鲁豫：都是很粗的树吧？

    邓贤：有粗的，那种砍不动啊。我记得那时候看《青松岭》什么的，电影里大树倒的时候是很庄严地，慢慢地倒下，可是我第一次砍树的时候，那树“嘭”一声就倒下来了。我还说这树怎么没个过程啊？怎么倒这么快？幸好老天留了一条命，方向倒得还是对的，不然差一点儿就从我身上倒下去了。

    鲁豫：你干活儿的时候是那种一点儿都不会想着爱惜自己，就是使劲儿干的人是吗？

    邓贤：不是得改造自己嘛。

    鲁豫：你有没有跟自己发狠，反正已经这么痛苦了，不如苦到底，看能苦成什么样儿！

    邓贤：有啊！我想别人用一分力，我就用十分；别人流一滴汗，我流十滴汗。而且我总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鲁豫：排长下边管多少人？

    邓贤：其实也没管多少人，当了排长以后就去放牛了。

    鲁豫：排长管放牛？

    邓贤：不，我是副排长，让我去放牛。

    鲁豫：我以为你是排长呢，还差了半级呢。

    邓贤：也差不多，就多一个字嘛。

    鲁豫：当时邓贤当副排长，白天劳动特别辛苦，到了晚上还有一个活动：他每天都会坚持点着煤油灯看书，有时甚至一看看一晚上，看得满脸都是黑的。

    邓贤：当时有个知青，也是个右派子女，也不能上大学，表现也是非常好。我们俩在山上的小道走了一个白天一个通宵，反复地走，踏着月光，都是各自说各自的话。我再三告诉他看来上大学没有指望了，我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像巴金一样，写一个三部曲，把我们受的委屈和苦难都写出来。

    由于没有机会上学，许多知青把身边可能找到的书都拿来读，读完后再相互请教讨论，邓贤称之为“精神会餐”。然而艰苦的处境使邓贤万念俱灰，他开始放弃梦想，打算一辈子做农民。

    我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儿，就是像巴金一样，写一个三部曲，把我们受的委屈和苦难都写出来

    鲁豫：一辈子做农民，其实就是觉得实在没有出去的可能，所以准备放弃了？

    邓贤：那个时候我去参加云南省知青先代会，会上我被评成“云南省知青标兵”。当时在会上开始掀起扎根的热潮，写宣誓书，然后找人签名。

    鲁豫：你签了？

    邓贤：我们带队的人就把宣誓书拿到我面前说，邓贤你签吧。当时真是心如刀绞，我内心是真不愿意签，我想上大学，我觉得我人生铭心刻骨的愿望就是上大学，但签了字以后估计就一辈子不走了。

    鲁豫：你当时要是不签会怎么样？

    邓贤：那可是两边的压力，一个压力是你面对这么多热情似火的人，我又是刚刚被评为标兵，能不签吗？不签你这标兵岂不是当场就对不起这荣誉了。第二是1973年发生了张铁生做了白卷英雄，导致考试全部无效的事情。其实当时我已经被推荐到师部，但是师党委做了决议，专门给我传达，说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永远不可能上大学。既然注定走不了，那就签吧。一狠心也就签了，但签了以后不到一秒钟就后悔了，心里真的在流血。我觉得天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就签了呢？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确实不愿意啊。

    上山下乡三年后，邓贤首次回成都探亲。三年里邓贤近乎拼命的努力工作，终于给家庭带来了一抹革命的红色，但这并不能缩短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此后的四年间，邓贤与更多的知青都陷入了无望的等候。

    邓贤：我经历过不下五次翻车，都大难不死啊。其中有一次是上山运木头，下山的时候路完全不规则，路的一面是陡壁，另一边是悬崖，可能有二十多公尺深，全部长着剑麻——剑麻上面非常尖，比人还高的多，人如果掉下去穿在上面就是烤肉串。结果车头太轻，完全没办法刹住，车开始疯狂往下冲。

    鲁豫：这时候你们待在什么地方？

    邓贤：车头，就坐在车厢的木头上面。

    鲁豫：为什么不跳车呢？

    邓贤：我一看其他四个人，全都无动于衷，包括我，感觉不像是自己，而是别人遇到了危险自己在旁观一样。那种哀莫大于心死，或许是生活得太痛苦对死感到无所谓了。说到底还是一种解脱，不过是早一点儿晚一点儿的区别。

    鲁豫：大家都是爱谁谁的那种感觉。

    邓贤：没有一个人跳车，全都麻木不仁，那叫真麻木啊，真不像是对待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但结果很幸运，撞在了陡崖上，就搁住了。大家一看，这还不错，就都下来了。我后来才醒悟，人不怕死了，或许比什么都可怕。

    鲁豫：我连死都不怕我还会怕什么呢？但往往越到这种时候，生命反而越有韧劲儿，就偏偏走过去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知青们迎来了高考。邓贤命运的转变，就从一张装着大学录取通知的牛皮信封开始。1977年，因为“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全面恢复。邓贤拿着那张改变命运的准考证从工地走进了考场。他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写下的优秀作文，后来被登在《云南日报》上，这是他七年知青生活坚持读书的最好证明。

    从知青到大学生的转变，邓贤看见了一方不同于以往的天地。而后在日复一日的笔耕不辍里，他写就了一代知青的血泪史。

    鲁豫：1977年对很多人来说是充满转折、决定命运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恢复了高考，像邓贤这种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也可以去参加一次公平的考试。

    邓贤：当时的作文题有两个，一个《青松赞》，一个《攻书莫畏难》，来自叶剑英的一首诗。《青松赞》肯定是散文，《攻书莫畏难》是议论文。我用七十分钟把《青松赞》写好了，没有打草稿，直接在考试纸上一气呵成。然后拿着写好的《青松赞》，突然觉得文思泉涌，就把那篇议论文也写了，写完后还写了一首诗。这时还剩十分钟，考场所有老师都到我这儿来看，当时我就估计可能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边看边窃窃私语，很神秘的样子。当时还在学大寨嘛，所以我是打着赤脚从工地去的考场，当时看老师们的反应我觉得语文可能不错。

    鲁豫：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面呢？

    邓贤：那真是个经典场面。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先报名后考试，我也不知道我能考到什么地方去。等啊等，来得最早的通知书是东北林学院的，一个北京知青考上了，我们都去祝贺他。那时候我心里面正打鼓，想着别人的来了，我的可能也快了。可问题又来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左等右等还是没有我，就觉得是不是高估自己了？结果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山上“平田改土学大寨”，有一个人跑上来跟我说，邮电所来了一个通知，说是你们连的。哎哟，我当时心那个跳啊，觉得是不是命运已经到了我能够看得见的地方了？

    鲁豫：直觉？

    邓贤：对，直觉的。我想应该是我了，不可能是别人的，虽然我们连有很多人考，但我就觉得只可能是我的。于是我借了辆自行车，在山间小道上把自行车蹬得比火箭还快，完全是飞奔，耳边就是风呼呼地响，什么都看不见。眼里能看见的就是那一封牛皮纸信封，看不清楚字，不知道是谁的。一口气蹬到邮电所，刚到就靠着墙，感觉要决定生死了。当时的邮递员是老郭，我太怕他走出来，第一句话跟我说不是你的。我就盯着他的嘴巴，我当时真是紧张得像是自己要爆炸了，我看着他的嘴巴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第三下嘴巴裂开了一条口，对我笑了一下。

    鲁豫：说什么都没听见？

    邓贤：不知道。他就动了两下，又裂开一个笑容，然后我就听见他说，恭喜你。当时我就瘫倒了。

    鲁豫：没有电影里那种呼喊或是泪如雨下的场景吗？

    邓贤：我靠着墙，瞬间觉得力气全部都被抽光了。

    鲁豫：心里面是兴奋、激动？

    邓贤：不是。不知道人是不是在大悲大苦以后心境都比较平静或者复杂，那时刻千头万绪变成冰，头是晕的，是那种被猝然降临的巨大幸福一下子给击晕的感觉。我连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都不知道，借的那辆自行车还没还也不知道了。那天我写了一夜日记，没告诉任何人。

    鲁豫：日记里面都写什么了？还记得吗？

    邓贤：我还不敢相信，我觉得万一又起变化怎么办？万一学校发现你是什么蒋纬国的亲戚，是这个那个的，然后又把我给退回来怎么办？那就真得自杀了。我还想如果我真的去上学的话，我这一生将会不同凡响，我将会如何如何。你知道我当时想做什么吗？

    鲁豫：做什么？

    邓贤：托尔斯泰，或者说至少是向托尔斯泰学习吧。

    当天晚上，回到连队的邓贤并没有将此巨大喜悦与同伴们分享，而是将万感交集的心绪写进了日记，直到夜幕褪去，日出升起。新一天的来临，邓贤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感受，但对于更多知青而言，没有任何改变。

    我到边疆以后，对我最好，教我怎么做人，让我明白人和人的人格是最平等的，都是这些老同志、老工人以及当地农民

    邓贤：我走的时候心绪特别复杂。一方面，我这七年最美好的部分全部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那是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你诅咒它也好，痛恨它也好，甚至仇恨它也好，当你一旦要离开它的时候，你会突然舍不得，因为它已经跟你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生动的记忆连接在一起了，你没法把生命中的这一段割掉。

    鲁豫：是不是还有一种感觉？我走了，而和我一样的他们还留在这里，这也会让人觉得很痛苦吧？

    邓贤：一方面自己的感情留了下来，让你觉得不能割舍；另一方面是愧疚，我毕竟是签过字的扎根派，答应过不走的，现在却又走了。当那么多知青来送我的时候，我很惭愧，我走了，他们还留下。还有那些老工人，他们都特别好。我之前在城市里面遭受过那么多的虐待和歧视，被剥夺了平等的权利，遭受过种种打击，但我到边疆以后，对我最好，教我怎么做人，让我明白人和人的人格是平等的都是这些老同志和农民。我真的感激他们，我在连队还有干妈，她从来不嫌弃我，我除了是一个“落难的资本家后代”，还有什么？我身上除了负数，没有正数，但他们都对我那么好。留下的全是美好记忆，而走的时候要面对的也是这些。当时那种痛苦是我不敢回首的，我根本不敢看他们的眼睛，就灰溜溜地逃跑了。

    鲁豫：转身以后流眼泪了吗？

    邓贤：没有流眼泪，可能因为成熟些了吧，灰溜溜地逃上车，等到车走了老远老远才敢回过头去。我想，那就把一切留在梦里面吧。

    鲁豫：所以这七年以眼泪开始，其实也是以眼泪结束的。

    邓贤：对，在心里面流泪吧。

    一张通行证见证了邓贤作为云南边疆知青最后一刻的历史，他走过了云南德宏的边防哨卡，走进了云南大学的课堂。七年的知青生活，不仅仅留在了梦里，此后邓贤还借助笔端，让更多人走进了这段岁月。不过在刚进大学的日子里，这位知青连长显然准备不足，需要慢慢适应。

    鲁豫：到了云南大学开始上学，能够适应吗？毕竟之前七年是那样渡过的。

    邓贤：为了表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我在云南大学门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抽烟的东西都扔掉。我当了几年知青就抽了几年烟，而且还不是纸烟，是抽老傣族、阿仓族那种纸裹的喇叭筒，后面是尖的，见到什么纸用什么纸裹，也叫它毛烟。反正把一切跟烟有关的东西全扔进垃圾筒，然后昂首阔步走了进去，决心忘掉过去。恐怕到现在，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道我会抽烟呢！我记得在大学度过了第一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非常准时地就醒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去敲钟。

    鲁豫：敲什么钟啊？

    邓贤：我在连队敲了五年的钟啊，我是指导员嘛，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敲钟，然后大喊“起床喽”！七点敲钟吃饭，八点敲钟出工，十二点收工也敲钟，然后晚上敲钟是要学习啦，再然后就是敲熄灯睡觉的钟。我敲了五年，已经敲成更夫了。

    鲁豫：本能的一起床就要敲钟。

    邓贤：但我跳起来以后觉得不对，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大学宿舍里，而且我住的是高床，反应太过激，差一点儿摔下来。整整一个月我不能适应，当时心里面还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世上还有不出工的地方吗？这世上还有不劳动的地方吗？你看他们睡得那么香，他们不出工。我觉得很不平等。

    鲁豫：觉得这些人特腐朽，特堕落是吧？

    邓贤：我觉得心里面很不平衡，他们居然不出工。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个月才慢慢淡去。

    鲁豫：你在大学的时候是班干部吗？

    邓贤：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还没进学校就已经把我定了。可能因为他们看了我的履历，觉得这个人比较坚强吧。当了五年的指导员，还是云南省和四川省两省的知青标兵，而且高考也考得那么好。我还没进学校，就已经在校内比较出名了，因为他们都学习了我当时的文章，上写作课的时候也用我的文章做范文。这多给我扬名啊，所以在学校里完全就是另外一种环境。我原来那种唯恐被人歧视的恐惧渐渐地消除了。

    鲁豫：当年邓贤以云南省作文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在校四年期间开始写作，也开始陆续发表文章。

    邓贤：我最厉害的时候用三天时间完成一个四五万字的剧本。一个星期写一部中篇是经常的事儿，不过那些全部被退稿了，没有一部成功的。

    1982年，邓贤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正式开始，并很快一鸣惊人。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邓贤便将著名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明姑娘》改编（未经著作权人允许）成同名电视剧，不仅在云南台播出时盛况空前，而且在中央台多次播出，并获得首届全国大众电视金鹰奖。在荣誉的光环之下，蓄势已久的邓贤既有对成名的渴望，又有着至今仍感惭愧的经历。

    邓贤：我觉得心里面很愧疚，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位作者航鹰，只知道她是天津的，也一直没有机会跟她说一声对不起，向她道歉。我很想借此机会，对她说一句，对不起，航鹰，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伤害过你，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

    1990年，邓贤写就第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大国之魂》，调查、记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历史，并获得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而真正让更多普通读者知道邓贤名字的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知青梦》。此书让邓贤成了知青代言人，书里那些真实往事将许多人带回了那个特殊年代。

    她们的坟是一个半圆形，向着家乡的方向，墓碑上写女知青某某某，生于多少年，死于多少年，“永远的知青”——这些人没有别的称号了

    鲁豫：《中国知青梦》是当年反响特别好的一本书，按销量来说，也是一本畅销书。你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肯定得把以前的日子重新再过一遍，我想那种创作的冲动跟回忆的痛苦一定是交织在一起的。

    邓贤：我当时走了三千里，把云南知青的历史全部重新梳理了一遍，跑了二十八个农场，包括我自己那个农场。那时候我的眼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自我，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在兵团总部，封存的知青档案有三十几摞，我全部读完了，我甚至找到我下乡时坐的那一列火车，叫什么名字，编号多少，座位多少。在这一系列实地重访之后我才开始写作，重新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想它不是我个人的某种写作，而应该是一段历史终于在一部文学作品里得到了比较集中、比较典型的反映。

    鲁豫：出书的时候，现场有特别让你感动的事儿吗？我总觉得有相同经历的人可能会去现场看你，也可能想起他的事儿会哭之类的，有那样的场景吗？

    邓贤：很多人跑了很远的路来要签名，都激动到不能自已。还有的拉着我想把他的故事告诉我，这样的事儿非常多。

    鲁豫：有让你特别难忘和特别感动的吗？

    邓贤：《中国知青梦》出来以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和作家研究生班请我去讲课，原定是两点到四点。我说过，其实我这人不爱哭，那天给他们讲课的时候还挺平静的，但是当我讲到回一个叫盈江的地方就不行了。我是十团的，盈江是十三团，那个地方曾经出过一件大事儿。成都十九中的知青到盈江后发现条件很差，比我们还要差，连房子都没有，于是只能自己盖房子，结果油毛毡房子突然失火了，烧死了十个女知青，而起火的原因是一个上海知青躲在被子里读一本叫《青春之歌》的书。当时《青春之歌》是毒草，不能读的，她躲在被子里面读，结果睡着了，打翻了油灯，最后油毛毡一烧着，火太厉害了，根本没法跑。加上白天劳动太累，人都睡得特别死，结果烧死了十个女知青，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七岁，全是花季啊。我采访的时候，去了燃烧的现场和埋她们的地方，十个女知青就埋在盈江的二营四连。她们的坟是一个半圆形，向着家乡的方向，墓碑上写着女知青某某某，生于多少年，死于多少年。“永远的知青”——他们再没有别的称号了。其中有一座坟，不知道怎么地从里面冒出来一棵树，把墓给顶开了。当时我一看见那树差一点儿就号啕大哭起来，我觉得一定是那个女知青的灵魂太寂寞了，二十几年守着那片土地，太寂寞了。我在现场没有掉一滴泪，但同去的知青哭得简直不成人样。待我去给鲁迅文学院讲课时，讲到这里刚好夕阳西下，彷佛在那个荒草丛生的墓地上，十个女知青非常寂寞地听见了我走近的脚步声。我突然听见一声轰鸣，或许是随想吧，悲从中来，突然说不出话来，一下子就被眼泪淹没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儿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这让我始料不及。那眼泪不是为我自己流的，我自己那段历史不值一提，我为那些躺在那儿永远不能够再走回家乡的人而流，她们永远十七岁。

    鲁豫：是不是知青见到知青，即便不是在一个省插队，彼此之间也会有一种特别亲的感觉？

    邓贤：对，这就是一种知青情结。我想当过知青的人跟当过兵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来自共同的生活经历，来自我们曾经走过一条相同的道路。

    鲁豫：而且是在青春年华最美的那几年里。

    邓贤：这也是两千万人的共同点。

    鲁豫：在邓贤的作品里常看到两部分内容，一个是知青生活，还有一个是他后来用很多篇幅书写的地方：云南金三角。采访金三角是一个非常艰险的过程，那里充斥着毒品、毒枭和贩毒交易，甚至可能还会遇到军队的埋伏。但邓贤去了那里，采访到很多外界人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东西。

    《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流浪金三角》、《中国知青终结》，邓贤在创作这五部纪实长篇小说之初都有着强烈的职业冲动，这种冲动让他总是很快付诸调查行为，而这些行为又让他自己的经历和纪实文学里的故事一样精彩，甚至传奇。《流浪金三角》的创作经历就是最为传奇的一段。

    邓贤：我们十个作家一起在国外开笔会，在去往芭堤雅的旅游车上，导游见大家都昏昏欲睡，于是就开始讲故事，不知道怎么就讲到了金三角。他一讲金三角，我就突然在混懵之中透进光来，脑袋就醒了。我马上要求他们停车，他们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回曼谷，他们很惊讶，不知道我要回曼谷干什么。我说回曼谷以后往北一千公里，过了清迈、清莱，再上山就到金三角了。

    金三角是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三角形地带，总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制毒贩毒基地。此地丛林密布，交通闭塞，三国政府鞭长莫及，逐渐成为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只有多支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武装的地区，并被各支武装划分为缅甸游击队、大毒枭昆沙和中国国民党残余军队三大势力范围。任何人想进入金三角并确保生命安全，都需要得到其中任何一支势力的认可。

    鲁豫：你当时是怎么进入的？谁能把你带进去呢？

    邓贤：这是问题的关键。起初在大巴上听导游讲了以后，我觉得石破天惊，原来在我当知青的地方，对面就是金三角！事实上我应该是去过的，只是没有能够深入。继续跟团行走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变了样，对所有的游玩没了任何兴趣。我开始到处找材料，采访也得有目标，目标是什么我得先搞清楚，另外我得找一个最佳的人选，能够把我带进去，这很重要。

    也许是巧合，在邓贤的写作生涯中，每一部作品都与云南和知青两个名词有着不解之缘。常常在一个选题的采访过程里，他会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选题，有时他会交叉，同时对两个选题展开采访。这次要去金三角做采访的想法同样是灵光一现，突如其来，但要想成行，必须找到最好的突破口。

    当时曼谷正值风暴，雨大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感觉车灯射出去就像一艘小船在大海中间前进一样，遍地是波浪

    邓贤：很偶然地，导游告诉我说，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儿子听说有个中国作家想进金三角去，很感兴趣，想约我谈一谈。那天晚上来了辆车，车上有两个泰国人，也不懂中国话。我当时觉得多少有一点儿悲壮吧，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要被带去什么地方，反正两眼一抹黑跟着走了。走前我跟湖北作家邓一光说，如果我通宵不回来，赶快报警。

    鲁豫：那时候报警也晚了。

    邓贤：晚了也得报啊，总得有个交代。因为他知道我跟着这车走的，但这车去什么地方，谁知道呢？当时曼谷正值风暴，我站在车厢上，雨大得人睁不开眼睛，水从头上往下浇。车开的时候，我感觉车灯射出去就像一艘小船在大海中前进一样，遍地是波浪。

    鲁豫：当时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

    邓贤：跟着走呗。

    鲁豫：听天由命，爱怎么样怎么样了。

    邓贤：对，咱不也在拖拉机上站过嘛，跟着走呗。既然已经同意见面了，这就是唯一的机会。毕竟是国民党将军的儿子啊，如果我能征服他，我就能进去。只要门打开，不管是刀山火海，我肯定去。大概四十多分钟以后，雨开始小了，在一个黑乎乎的地方，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开了一盏灯，我从那儿下了车，车就开走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就算是地狱之门也没关系，毕竟这是金三角之门。我一定要说服他同意我去，他就是我的引路人，是我唯一的机会，不然我们就回中国了，我还能找谁去？

    鲁豫：我们知道后来你肯定是说服他了，但是你当时用什么办法说服他的？

    邓贤：他跟我像两个星球上的人，我们素昧平生，我不知道他的根底，甚至连他是否真是国民党将军的儿子也不知道。当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两个完全不知道对方根底的人，就那样对着说话，他也不让我坐，我身上的水往下流着，流了一地。

    鲁豫：他知道你是共产党吗？

    邓贤：不知道，我没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但我听说他是国民党，于是我就拼命讲我们家的历史，包括我父亲怎么参加远征军，从印度抗战回来等等。

    鲁豫：蒋纬国那边的历史也都可以讲。

    邓贤：对啊，但是这些不顶用，他觉得我在瞎吹。他很老练，完全不动声色，你说你的，他不听。他就关心我要去干什么。

    鲁豫：你说你去干什么呢？

    邓贤：我说我是作家，我要写书。他说你写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就告诉他，我希望能够让大陆十三亿中国人了解那些在金三角流浪的华人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样，这段历史应该让祖国人民知道……我说了很多，但都不见效，我快要绝望了。但一定要尽量争取找到一座桥梁，把他和我变成有共同认识的人，得找共同的事物。可问题在于这人没有去过大陆，他是在金三角出生的，找不着共同的桥梁。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中国知青梦》出版后，我曾经收到一封台湾的来信，是一位叫曾焰的女作家寄来的，她在云南很有名，我当知青的时候就听说过。她在金三角流浪了十五年，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她给我写信，非常高兴，后来就继续通信成了朋友，她把她的书寄给我，我也把我的书寄给她，但从未见过面。她是我唯一认识的在金三角呆过的人。金三角分成三大区域，缅共一块，昆沙一块，国民党一块，她在国民党区域教书教了八年。我一看眼前这个丰先生，以他的年龄闹不好可以做她的学生呢，或者有可能知道她。于是我就试探地跟他说，我认识一个台湾作家，她写过很多书，而且在金三角流浪过很多年，应该也很有名，她叫曾焰。这时候我看见丰先生本来岩石一样冷冰冰的脸好像有了温度，然后裂了嘴，居然对我挤出一个笑容。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还能认识一些汉字，都是因为曾老师教的啊！”我听完心中大喜，知道有望了，总算找到桥梁了。那天晚上他亲口允诺，同意我和向导由他派字条进入金三角，第一站就去他父亲那里。我高兴啊，找到最好的门路了——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之后他专门派车把我送回去，这回派的是个轿车，因为曾焰，规格显然不一样了。我回去以后全体大喜，觉得我安全归队了，其实我没跟他们透露我内心的窃喜，我成功了，我能进去了！我只把这个喜讯悄悄地告诉了一两个人，其他人都没说。然后马上回成都办理签证，一切手续就绪，立马返回。

    不久，邓贤顺利进入了金三角，他不仅完成了《流浪金三角》的采访调查，同时开始操作另一个选题，也即后来的《中国知青终结》。邓贤在金三角总共待了半年，有惊无险，许多经历和感受，都刻骨铭心地留在了记忆里。

    我一夜没睡，觉得谁要杀你根本都不用暗杀。让你蒸发，让你消失，简直太容易了

    鲁豫：在金三角经历过什么特别危险的事儿吗？

    邓贤：特别危险说不上，只是去了一个充满神奇传说的地方。它的组织很奇怪，护照那些东西根本不管用。去了以后先去找丰师长，他派人把我送到一个山头上，而且送完以后那人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才发现就我一个人在山头上。偌大一个山头，周围全部是树林，还能听见蛇在树上爬。我真不明白他把我放在那儿干什么，我需要在那儿吗？但是我能不在那儿吗？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把我放在那儿干什么。我一夜没睡，觉得谁要杀你根本都不用暗杀。让你蒸发，让你消失，简直太容易了。我整夜一直拿床把门堵着，一个人在里面紧张万分。其实也没事儿，自己吓了自己一夜，整个山上没有一个人。第二天我做出一个决定，拎着东西下山，到人最多的村子坐下来开始采访。你们高不高兴我不管，我怎么能一直待在那个山头呢？那不就跟所有人隔绝了嘛，我估计他们可能是想把我隔离起来。

    鲁豫：你见过毒枭吗？

    邓贤：有的事儿不能细说。但我见过所谓的枭，有大有小。

    鲁豫：我在想最大的毒枭是谁呀？

    邓贤：曾经有最大的约过我，但最后没有成，我们联系过好多次。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本来已经联系好见面的，买的机票都是从成都飞曼谷，再飞仰光，一年内有效，我是做了长时间打算的。

    鲁豫：最后为什么没成呢？

    邓贤：约在东枝见面——东枝是缅甸中部的一个山区小城。可是其间疑雾重重，不停地做工作，在曼谷又耽误了一个月，最终还是失之交臂了。

    鲁豫：这之后就出了那本《流浪金三角》？

    邓贤：第一次去写的《流浪金三角》，第二次去是《中国知青终结》，写的是原来缅共的那批知青。

    鲁豫：现在在写什么？

    邓贤：我正在写一部有关抗战的。

    鲁豫：跟家族史有关吗？

    邓贤：有关，但是还没到全部，我下一步才写家族。

    鲁豫：知青不再写了吗？

    邓贤：不一定。

    鲁豫：现在再回过头去想你的知青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邓贤：现在再回顾，情感上的波澜会小一些，宽容和理解反而会比较多，对自己的苦难也没那么计较了。原来一说起自己的苦难总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是天底下受到最大委屈的人，现在看起来不是。我还要感谢生活，毕竟对一个作家而言，苦难确实是养料。

    鲁豫：当年考上大学前在日记本里写的那些誓言都一一实现了吗？或许托尔斯泰得慢慢才能成为，那其他的呢？

    邓贤：永远是不成熟的“托尔斯泰”，再努力吧。但我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理想被压抑了太久。我想，理想就像人生活中的太阳，人没有理想，生活就没有太阳。

    鲁豫：那一代人可能都是理想主义者。

    邓贤：可能是，至少我见过的知青，绝大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不管他们曾经做过多少错事儿，但是理想本身无罪，这就是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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