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契机
当然，如果就中日双方实力看，大清帝国虽然在一系列海陆战役中损失惨重，但战场既然已延至本土，那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清政府能依靠民众和纵深腹地坚持抗战，恐怕日本也难坚持太久。以时间换空间，战争态势必然随着时间而变化。无奈清政府被日本一连串打击打晕了，更何况这些主政者根本不可能看到民众力量和持久作战的可能。
其实，战争爆发不久，清政府内部就有一股反战的力量莫名其妙地存在着滋长着。李鸿章之所以在战与和问题上犹豫不定，之所以一直寄希望于国际斡旋、调停、干涉，可能与其对清军特别是北洋海军真实能力缺少信心有着密切关联。他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大清帝国如果一味与日本人死磕、抵抗，可能失败得更惨。
至于甲午战前主张抵抗、开战的大臣，多为不知军队真实情况的文人学士，他们以清流自居，自命清高。这些人陶醉在过去三十年洋务新政经济增长势头中，而且他们出于道德方面的原因，坚守南宋以来士大夫在对外交涉中只能抵抗不能妥协的铁定原则，宁左勿右，担心任何妥协都会被斥为投降、卖国，只有抵抗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而打起来之后的发展就不是凭着感情、口号就能决定的，也不是凭着意气就能获得胜利。日本人的强势进攻根本不给清军反手机会，连续进攻连续胜利；而清军则是连续抵抗，连续失败。大清帝国的一点信心就在这个连续不断的失败中一点点消耗殆尽。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走上乞和、议和道路。受尽屈辱，损失惨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然而更为尴尬的是，战场上的弱者，想求和并不是那么容易——和比战难——大清帝国主政者此时的体会比谁都深。
平壤失陷和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在这之前，清廷当权者对这场战争真的有点漫不经心，战争在紧张进行，北京城里最忙乎的不是备战，而是准备慈禧太后六十华诞庆典，战争似乎只是李鸿章等少数人的事，与官场上的大部分人无关。就像总税务司赫德1894年9月23日所说：
16日的平壤之战，日本大获全胜。叶（志超）又一次成功地逃走了。
鸭绿江的海战是中国的胜利，因为他们掩护了陆军登陆，日本舰队首先撤出战斗。中国方面损失了五艘军舰（四艘被毁于战斗中，一艘在退却时触礁），其余的军舰恐怕在六个星期内也无力出海，因此，目前沿海毫无防御，日本可以派兵登陆向北京长驱直入。
据说这座皇帝所在的城市将筑防坚守，这就是说如果日军打来将有巷战，如果日军不来城里就有骚动，因此我打算先把妇孺送走，即使办错了，也是为了安全。但这对于每个人都会有所不便，而且也要花许多钱，在公事上对我自己也是很头痛的事。
总理衙门要我下午去，有“要事”要办，但是我真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给硬拖进去，因为一个人在这个当口能干什么？日本人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现在口口声声要统治中国，而且拒绝外国的一切干预。所以，一方面是中国无能战之兵，另一方面是强敌不愿息兵言和，要我教给中国如何打胜仗或如何谈判成功，真是谈何容易。此外，中国人喜欢在你表示有可能做成一件事情时，便非常实在地削减委托给你的全权。
奇怪的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我早在1866年给恭亲王的《局外旁观者论》中已经提醒过他们了。[2]
在赫德看来，经过平壤战役、黄海大战，清政府表面上当作没有战争这回事，仍然过着寻常的生活。现在情形不同了，原本自以为强大的清军不堪一击，一溃千里；原本自以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不仅对日没有威慑力，甚至毫无招架之力。清政府三十年举国之力培养的北洋海军不过就是一座形象工程，成了大清帝国自娱自乐的工具。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果断下令停止为其六十华诞准备的一切工程项目，集中全国力量对付日本：“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土胪欢，同深抃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繁，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战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金，俾资腾饱。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3]大清帝国在经历了平壤、黄海巨大失败后，终于痛定思痛，真正进入战争状态。
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鉴于朝廷面临重大决策需要讨论，需要决定，翁同龢、李鸿藻与诸军机大臣及礼部侍郎等人呼吁，郑重建议朝廷重新启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臣等伏思恭亲王勋望夙隆，曾膺巨任，前经获咎，恩准养疴，际此军务日急，大局可忧，恭亲王懿亲重臣，岂得置身事外，李文田等所奏各节，不为无见，谨合词吁恳天恩，可否恭请懿旨将恭亲王量予任用之处，伏候圣裁。”[4]
恭亲王奕是洋务新政以来最重要的满洲政治家，三十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其在与西方人直接交往中，逐步建立对洋人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而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大约因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冲突，其实可能是要他承担中法因越南前途而冲突的责任，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鬼子六”恭亲王的外交经验告诉他，所谓交涉就是妥协，而这种妥协是让冲突的双方都找到缓解的台阶，一味地冲突，玉石俱焚，不是国家交涉的常态，所以在过去历次关键时期，恭亲王在大清帝国政治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中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而战争又打成那个样子，所以让恭亲王这样的具有世界眼光的能臣重出江湖，服务朝廷，符合大清帝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两天后，九月初一日（9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任命恭亲王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衙门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慈禧太后同意恭亲王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看重他与洋人打交道的经历。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内部已有相当部分人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硬挺，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按照恭亲王重出江湖时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官复原职，不过负有“将现任枢臣们粉碎了的杯子修补完整”的责任而已。[5]
恭亲王重出江湖，在有的人看来或许是清廷以此削弱李鸿章的前敌指挥权，或者也可以说加强了对前敌的指挥力量；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情形或许正好相反，恭亲王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李鸿章出奇一致，他重新出山，不是削弱李鸿章的势力，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李鸿章的势力。他们二人联手，一定能够将大清帝国尽快带出危险困境。当然，天下没有久战不停的战争，将大清带出危险境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怎样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重建和平。
在力促恭亲王出山的同时，清廷最高统治者也开始推动和平运动的发展，为将来的转圜留有余地、空间。八月二十五日（9月24日），李鸿章报告朝廷：“俄领事来称：喀使三四日内来津，奉国命在津过冬会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愿日得韩地云。闻俄已在海参崴预备海舰、陆兵颇多，未知所向，俟晤喀探询再奉闻。”[6]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俄国方面首次表示重新介入中日纠纷。
李鸿章的报告引起了朝廷政治高层的兴致，毕竟中国在战场上不如日本，中国需要时间，需要缓和，更需要体面。据翁同龢日记，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传庆亲王、军机、翁某、李某凡三起，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遂至河沿朝房敬俟。申初庆邸入（二刻），军机（一刻），会李公同入。皇太后、皇上同坐（跪安毕）。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次及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臣问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臣对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且臣于此等始末与闻，乞别遣，叩头辞者再，不允。最后谕曰：‘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汝既不欲传此语，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也，李某能置不问乎？’臣敬对，曰若然，敢不承。则又谕曰：‘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臣又对，曰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允之”。[7]
战局如何发展，残局如何收拾，慈禧太后并没有完全想好，但她鉴于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残酷现实，知道最应该做的不是破罐子破摔，一战到底，而是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局势，寻求妥协。然而，在先前几个月，战争呼声成为朝野主旋律，妥协成为投降、汉奸、卖国的代名词，贵为帝师的翁同龢不愿、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所以他对慈禧太后的差遣不甚愿意接受。后来朝廷不得不派使臣赴日求和时，旁观者孙宝瑄在日记中记下了如此感慨：“边事如此，不得已出此下策，非可战而和者比也。比中朝士大夫，动以和为耻，其心固可嘉，抑思为朝廷谋所以为战之具耶？战无可恃，而又耻言和，是以宗社生灵作孤注也。噫！”[8]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可悲之处，爱国主义、爱朝廷主义叫得震天响，不管是不是有力量，也不管是不是有道理，对外强硬，尤其是嘴上的强硬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讨好的，敢于言和的人从来都很少，“小粉红”的唾沫可以淹死活人。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一再上演。
但是，正如各位朝臣所分析的那样，平壤不战而败，导致朝野普遍性恐慌；义州已危，鸭绿江并不构成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假如日军乘胜追击，跨过鸭绿江，那么大清王朝龙兴之地兴京不过六百余里，那里长眠爱新觉罗家族列祖列宗。如果听任日军进攻，自是爱新觉罗家族奇耻大辱。照现在的趋势继续打下去，只能是屡战屡败，终将丢掉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的全部筹码。但是大清王朝毕竟是一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王朝的尊严、面子，是其对内行使统治权的基础。明白的投降当然不能发生，甚至具有妥协暗示的活动，也不能由朝廷提出。慈禧太后让翁同龢去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其实就是利用俄国公使喀希尼居间调停，寻找重回和平、妥协的可能性。由此，就不难理解朝廷为什么不愿“廷寄”，不愿发电旨，也不难理解翁同龢不愿前往，不愿多说一句话的心迹、纠结。
第二天（八月廿九日，9月28日），老大不情愿的翁同龢启程前往天津面晤李鸿章。由于他此行肩负着非常使命，因而行动诡秘，轻车简从，水陆兼行，一路艰辛，用了差不多三天时间，于九月初二日（9月30日）晨抵达天津，遂乘小轿入总督府，“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李鸿章闻旨惶恐，立即检讨认错，以为“缓不济急，寡不敌众”，除了这个八个字之外，实在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原因。翁同龢又和李鸿章讨论了水陆各军屡战屡败的情状，这当然也使李鸿章无话可说，唯唯而已。
翁同龢之所以这样盛气凌人步步紧逼，大约是希望李鸿章主动说出与俄国人交往的情形，而不是自己主动去问。他强调，陪都重地，皇族陵寝所在，设日军长驱直入，骚扰陵寝，羞辱皇族，也就是羞辱大清帝国，如何是好？
对于翁同龢的设问，李鸿章表示，奉天的兵力实不足恃，调动其他地方的部队，也是鞭长莫及，这事儿还真的没有多少把握。
两人议论反复数百言，唠唠叨叨，又没有结果。恰当此时，接廷寄一道，寄北洋大臣李鸿章及翁同龢，“云闻喀希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知翁某，回京复奏云云”。翁同龢接着这个插曲往下说：翁某“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令不必顾忌，据实回奏”。
李鸿章说：俄国公使喀希尼原本要来天津，但因为身体突然不适，改派其公使馆参赞巴维福先来。巴维福介绍了俄国的立场，强调俄国政府“深恶”日本人占领朝鲜，中国政府如果坚守光绪十二年中俄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共保朝鲜，俄国政府“亦不改前意”。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朝野舆论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俄国政府不便有所行动。清政府若能派遣专使与俄国协商，那么中俄之交固，俄国政府必然会出头。李鸿章还告诉翁同龢，俄国公使与其外交部侍郎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其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两国如果真的要谈判，建议派专使前往俄国，与其外交部直接谈。
对于李鸿章的这些说法和建议，翁同龢表示回京后将如实上报，只是他现在并不知道朝廷的情形，无法预测此事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不便评论。翁同龢的担心似乎是，我大清王朝如果与俄国结盟，会不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比如英国人怎么看？李鸿章说，此时不必考虑太多，与俄国结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俄国人乘机占领东三省。
翁同龢弄清李鸿章与俄国方面交涉的大致情况后，当天就悄然离开天津。一路奔波，水陆兼程，九月初六日（10月4日）抵达北京，“入门而疾，作呕，彻夜大热，比晓强起”，带病上朝，“在仪鸾门跪安，入至书房，述所闻见。遂诣枢直，始与恭邸相见。旋闻皇太后召见，遂西至河边朝房待（礼邸二起，余头起）。午初入见（于仪鸾殿），皇上亦在座，详述情形，并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9]翁同龢对李鸿章关于与俄国政府、俄国公使交涉的建议很不以为然，甚至可能以为在战争如此吃紧的时候与俄国进行交涉，是一种不太合适的举措，因而他决绝地表示此后不愿介入这件事，建议朝廷继续委托给李鸿章。
翁同龢对俄国人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英国人似乎比较有好感。这一点，他在天津曾向李鸿章有所暗示，“且俄连而英起奈何？”[10]回到北京后，他明确向朝廷表达了这一看法，建议找总税务司赫德问问，看看英国人是否愿意出面周旋。
对于翁同龢的建议，朝廷并没有反对。只是既然俄国人答应帮忙，也不能太冷落了俄国人，而且谁也无法保证英国人一定会帮忙，一定能够帮成。所以，清廷的基本原则是寻找一切可能，争取外交突破，不必画地为牢，厚此薄彼。九月初七日（10月5日），恭亲王等密函李鸿章：“初六日，翁叔平尚书复命后，于枢直晤谈，具悉一切。刻下战守均不可恃。喀使前约势须复理。该使前称数日内来津，可询之。巴参赞如能早日到津，望阁下即与密议，如何妥筹善策，总以无伤国体，暂止兵争。及此敌未入境之先，速筹停战之法，以后如何办理，再行商议。此策出于万不得已，惟祈阁下不避嫌疑，凡喀使所言办法，悉行据实示复。事关紧要，务希格外缜密，不可稍有泄漏，是为至要。”[11]恭亲王等谆谆叮嘱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大清帝国安危负责。
恭亲王等重臣重视俄国的态度、立场，希望俄国人在中国如此困难时提供支持，居中斡旋。同时，清廷也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于俄国，更没有与俄国结盟的意思。在恭亲王主导下，清廷此时的基本立场是利用一切可利用外交资源，暂停中日军事冲突，因而清廷内部既有亲俄的势力，也有更多亲英美的力量。九月初八日（10月6日），礼部侍郎志锐有折“专交”恭亲王，建议朝廷“连英伐倭，欲以二三千万饵之”，即便给英国支付一笔巨款也在所不惜。第二天（九月初九日，10月7日），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士，编修丁立钧、黄绍箕、冯煦、徐世昌、李盛铎、柯劭忞、周树模、恽毓鼎、叶昌炽、曾广钧、蔡元培、梁士诒、张謇等三十八人联名奏请密联英德，以抗日本，大致如志锐奏折。志锐的奏请，翁同龢的催动，文廷士等暗中活动，联名上奏，使清廷内部主和意识占了上风，整军经武重新开战已渐行渐远。清廷责成恭亲王设法与总税务司赫德联系，“面询一切”，打探英国政府的态度。[12]
赫德一直关注中日战争的进展，对于英国政府战前不恰当的外交政策，赫德也毫不客气予以批评。当平壤、黄海大战结束，赫德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社会介入的时间窗，尤其是英国，在赫德看来更应该以全新的政策弥补先前对中国的误导。“现在是英国行动的机会，如果英国肯于采取行动，中国将永远是他的朋友。倘若无行动，俄国就拿去这笔赌注了。恭亲王现已复职，但他又怎能有所作为？如果英国不采取行动（我说的行动是指命令英国海军司令以武力制止日军登陆），恭亲王将听从俄国的摆布。”[13]
恭亲王是赫德的老朋友，他们相识已经超过三十三年了，但由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原因，恭亲王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有十一二年了。因此，中国方面约请赫德见面，赫德自然很高兴，充满期待，喜悦溢于言表。然而到了约定时间，10月6日，恭亲王并没有来，而是军机处两位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代表恭亲王前来会晤。从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位中国大臣“几乎要痛哭流涕，愿意接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今后去办种种的事情。他们说一星期前无人敢于提出和议，而两个月前只敢讲‘宣战’却无人敢讲任何别的话。即使在目前，如果求和的消息被人知道，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们，仍然会攻击政府的”。清王朝的政治体制非常奇怪，由于没有民间社会，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多元声音，因而当人们一味赞美三十年经济增长的成就时，没有人敢于说出不同意见，即便内外大臣清醒如李鸿章、孙毓汶等，也毫无办法，他们只能虚与委蛇，得过且过。无法在清廷整体疯狂叫嚣宣战时大胆发出理性的声音，更不敢在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时提出议和的可能、方案与步骤。
吹起来的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作茧自缚的最高领导人现在也知道中国没有力量与日本打下去，“身负重任的政府现在已经知道再打下去是没有把握的，而早日和平解决才是最好办法”。因此，孙毓汶、徐用仪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问赫德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赫德坦率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但他很怀疑日本在完全达到征服目的前是否肯停战，他也担心“北方的人们”（应该是指俄国人）“不喜欢使垂诞已久的领土中立化”。赫德强调，“但这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和最好的一步”。[14]很显然，赫德委婉建议中国应该主动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就是请求英国政府尽快介入中日冲突，尽最大力量劝说日本停止战争。对于中国方面的请求，赫德心领神会，他迅即通过各种渠道将中方的意思向英国政府做了报告。英国政府很快接受了赫德的建议，并迅速与各国政府进行沟通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可能需要付出的条件或代价。英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中国必须正视面对的事实，无论这场战争如何不合理，然而仗还是在打。如果中国要和平，他必须付出代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考虑道义上的是和非的。”[15]
赫德是清政府聘用的总税务司，而且他并不认为日本的行动有什么正义性，因而他非常不能接受英国外交当局关于中国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则，但是英国外交当局在与各国磋商时，似乎不止一次提及中国必须支付赔偿、割地的代价，以及朝鲜独立。
在与各国磋商的同时，英国政府也通过自己的外交渠道询问日本的条件。10月8日，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交当局递交了一份询问件：“日本国政府可否向各国承诺，担保朝鲜之独立及向日本国赔偿军费为媾和之条件？”[16]
日本外交当局在收到这个文件后，迅速向各驻外公使征询意见，有的以为可以与中方开谈，更多的以为应该逼中国做出更多让步。驻德国公使青木致电陆奥说：“勿听信任何调停，直至取得另一个决定性胜利。如我必须放弃朝鲜，和平条约只能得到台湾岛，且赔款不少于一亿英镑，金银各半。清国政府必须让与朝鲜领土，使其扩张至河边岩壁，形成古老之朝鲜疆域，以便朝鲜将釜山浦与毗连之领土割让日本。另外，日本必须是签约国之一，以保证朝鲜之完整与独立。将来无论东亚出现任何问题，均应征求日本之意见。最后，我诚心建议：给英国之答复尽可能推迟时间。”[17]
鉴于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各国外交当局深惧日本假如不适时停止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极有可能引发中国的分裂。假如中国分裂，势必危及东亚和平，由此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各国在黄海大战后对中日冲突格外关注，普遍以为只要中国肯牺牲一些经济上、版图上的利益，就一定能够结束战争，重建和平。
各国对怎样调处中日冲突没有找到能使各方都接受的办法，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都愿意介入这一事件，似乎都不愿意看到远东局势因中日冲突继续恶化。九月十二日（10月10日），英国公使欧格讷前往天津拜访李鸿章，商讨调停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及步骤。欧格讷表示，现奉本国外部电，以中日战事未便久持，两有伤损，嘱相机劝解，是先私意相询如何办法。
大约李鸿章还没有弄清英国人真实态度，因而他对欧格讷的建议不敢轻易应答。他表示，事已至此，大清帝国只有奉陪到底，一意主战。
欧格讷或许看到了李鸿章内心深处的想法，因而他一语破的，强调中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优势，与其最后败得那样难堪，不如及时止损，早日讲和，既保住大清国的面子，又能适度减少实际损失。他大约自认摸清了李鸿章的想法，因而直截了当询问究竟准备怎样讲和：恐无把握，不如早和。继问当如何和法。
对于欧格讷的逼问，李鸿章似乎稍显尴尬。他表示，唯有先劝中日两国停战，再议朝鲜善后事宜。欧格讷闻言表示，这个主张犹如从前惯例，先令撤兵，再议朝鲜善后办法。这样的要求，肯定不能成功。现在要想使议和能够成功，中国必须答应非赔偿日本战争费用不可：是又如从前先令撤兵，再议朝鲜办法，事必无成。今要议和，非允赔兵费不可。
李鸿章闻言迅即表示：“与其赔兵费，不如留此费以用兵，断难依允。”[18]
从李鸿章的外交谋略说，他此时这样回答欧格讷，并非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而具有对英国人“出价”以“还价”的意思。毕竟与英国人几个月来缺少沟通，不知道英国人与其日本盟友的关系到了怎样的地步，所以他很谨慎地与英国人周旋。
李鸿章此时最信任也最下功夫的是俄国人，他希望由俄国人挑头干涉，所以他对英国公使欧格讷的活动兴趣淡淡。更何况，恭亲王几天前的密函，也是嘱他与俄国人好好商量。
12日上午十时许，俄国公使喀西尼在公使馆参赞巴福禄陪同下，自烟台至天津，专程与李鸿章面谈中日讲和事宜。李鸿章上来就指责俄国人背信弃义，不守承诺，从前贵国屡言不准他国占据朝鲜土地，今日本竟然占据了朝鲜全境，却不见贵国出面交涉，更不见干预。
李鸿章的下马威大约真的镇住了喀西尼。喀西尼表示，俄国政府真的还没有想好究竟应该怎样办。现值中日用兵之际，局面未定，俄国不便深度介入，“未便搀越，暂守局外”。如中日和议后，日本久居朝鲜，那么俄国一定会遵守前诺，进行干预。唯中日战争不已，伤损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日军尚未进入中国本土的机会，速商停战办法。唯现在如欲议和，中国必须有吃亏的心理准备。然而如果不趁此了结，将来日军再进一步，贪心更大，和局更难。
对于喀西尼的说法，李鸿章表示认同。他只是强调，议和亦看条款如何，如吃大亏，不若久战。他问喀西尼现在对停战一节，是否有成熟的考虑？喀西尼表示，作为公使团领袖，他准备到京后与英法德意诸国公使抓紧商量，电知各本国政府令驻东京各使与日外部商办，东京与北京相互合作，总能寻找一个解决办法。[19]
在喀希尼与李鸿章会晤的第二天，九月十五日（10月13日），英使欧格讷往访总理衙门，“议各国保护事，限即日定议，飞促恭邸到署，议至亥正散，日本索兵费至是发露矣”。战争赔款是伦敦与各国外交官默认的议和前提，但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战场失利，但毕竟没有宣布战败，此时如果就答应拿出巨额款项止损，那么正如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的那样，不如用这笔钱去练兵，以便在战场上击败日本。所以等恭亲王将会晤情形向总理衙门、军机处各大臣通报，各种意见五花八门，孙毓汶、徐用仪“汹汹，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翁同龢、李鸿藻以为“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到再商。孙、徐不可。午初恭邸见起（五刻），余（翁同龢）与李公（李鸿藻）同起（二刻五分），军机起（三刻），余等见皇太后，指陈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悬爵赏以励九连城前敌，催海军修好六船严扼渤海，此二条允行。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20]
清廷内部并不清楚列强之间的沟通，更不知道日本的底牌。孙毓汶、徐用仪力主及早止损，前者孙毓汶掌兵部，如李鸿章一样深知清军实力并不如宣传的那样强大，打遍东亚无敌手，“力言战不可恃”；后者徐用仪长时期服务于吏部、兵部、军机处，对于内外情形比较熟悉，因而他们两人与李鸿章内外呼应，希望中国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和，决不能碍于面子破罐子破摔，玉石俱焚。负责任的政府既不能颟顸从事，不在乎玉碎，更不能将国家、江山、人民孤注一掷，不要瓦全。玉与瓦，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利益共同体。而在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看来，大清帝国的面子高于一切，妥协就是投降，投降必然违背正当性、合法性，因而他们主张孤注一掷，鱼死网破，英雄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倒在谈判桌旁。
德璀琳东渡
期待列强出面阻止日本继续用兵，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梦幻，从日本政府的既定方略看，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时候展开谈判，日本一定要制服清政府，一定要清政府真正屈服，所以他们需要战场上的绝对优势，不容许清政府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所以，不是清政府不想谈判、不想求和那么简单，而是日本人根本不答应停战和解。
和比战难，这就是黄海大战后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困惑。
日本人不会轻易接受列强的调停，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获得绝对优势和不容谈判的筹码。日本政府的目标始终很清楚，他们第一步就是要获得对朝鲜的全部控制权，而要想获得这个完整的控制权，就必须使清政府付出更多的代价，甚至要使清政府在谈判时觉得朝鲜的控制权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这就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智慧较量。
与日本不急于谈判的情形不一样，清政府在黄海大战之后虽说并没有丧失元气、主力，综合牙山之战、丰岛海战、平壤大战、黄海大战，清军受到的实际打击并不是毁灭性的，清军的基本力量还在。而且，由于李鸿章很早就意识到此役最终还是要通过谈判去解决，因而在黄海大战后，正如陆奥宗光早就意识到的，中方“终于觉察到没有与日本周旋到底的强大力量，因此在战略上尽量采取防守地位，在外交策略上更加努力诱致外国的干涉。因此，在辽东半岛的陆战中，他们（清军）几乎一次攻势也未进行。而且李鸿章还严厉命令水师提督丁汝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要避免一切危险，使黄海战役中败残的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的要塞，不再出战于外海。此外，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一同一再恳求外国使节援助，并电令驻欧各国使节向其驻在国政府一味哀求乞援。而英国政府在此联合各国企图向中日联国劝告恢复和平，这时俄国正在虎视眈眈，伺机欲动。总之，即使在中日两国战局继续期间不招致欧洲列强的干涉，但是任何人皆不难预料这种干涉迟早必会到来。况且中国政府不顾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列强乞怜哀求，以致门户洞开，引狼入室，此种愚策，虽因燃眉之急，迫于无奈，然而促成欧洲列强日后过多干涉东方事件，其基本原因应该说是由这次战争结果所致，其始作俑者不能不说是中国”。陆奥对中国的批评固然有猜测的成分，但大致比较清楚意识到了中国的困境，知道日本应该怎样做。
日本人现在还不愿意接受列强调停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筹码。而清政府主政者在战与和之间继续摇摆，是因为他们还不认为大清帝国就这样不堪一击，与其付给日本那样巨大的战争赔偿，还真的不如好好准备，重新开战。这是那批官僚发自内心的想法，只是他们可能确实不知道清军真的不堪一击，即便再给他们一个充分的准备时间，也无法与日军进行决战。只有极个别官僚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看透了两国之间的根本差距，主张为了减少损失，只能及早止损，否则就不是经济上的损失了，而真的要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乃至政权危机。所以，清廷尽管对英国公使欧格讷提出的议和条件很不满意，但讨论的结果，则依然“致语欧使，如所请矣，错词甚非体也”。[21]原则同意欧格讷所议，同意欧格讷作为调人向日本游说，阻止日军继续向中国本土进攻，坐下来议和，但措辞还应该再修饰，必须顾及中国的脸面，让清政府对内有个交代。
10月20日，英国政府决定会同欧西各国调处中日战事，“顷闻各国已经函询日廷”。[22]然而，日本此时正处在顺风顺水的境界，其攻势势如破竹，日本人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英国人的调停。23日，日本政府将此意正式告诉英国人：“帝国政府感谢英国女王政府友善的提议。于日本军队到处取得胜利的今日，帝国政府认为，在现阶段之战争中，事态发展尚未取得一定进展，以肯定谈判会达到令人满意之结果。因而目前根据何种条约结束战争问题，帝国政府则保留自己观点。”[23]日本政府不愿就此与中国言和，主要是他们此时认为对中国的打击还很不够。驻英公使收集的情报是：“日本政院此次与中国失和，必须极力攻击，嗣后可以永保升平。其（日本）不肯应许各国言和，其意欲尽其所欲而后可。”[24]稍后，中国驻外公使将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告诉了清政府。
英国人调停，日本人不买账，是因为日本人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日本在拒绝调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进攻。九月十八日（10月16日），日本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臣大山岩率首批登陆部队两万余人，分乘三十多艘轮船从日本本土出发，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然后从背后攻击旅顺要塞；其第一军三万余人，在山县有朋大将率领下向义州集结。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登陆花园口，开始进入辽东半岛。战火向中国本土燃烧、蔓延。其矛头所指，使清政府觉得是直插京师，日本人大约要像几十年前英法联军那样，直捣京师，逼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约。
日本人的强势进攻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十月初三日（10月31日），原本一向从容应对的翁同龢开始沉不住气了：“卯初入内右门，坐门内他达（系传旨侍候）。与孙兄入，见于养心殿东暖阁。上体大安，前日叩无寒热也。入门跪安，力陈京师殆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退，诣方略馆小憩，十年前旧巢痕。辰初与李公至隆宗门外大公所，见恭邸痛哭流涕，请持危局，卒无所发明，志伯愚亦在。胡云湄来，言昨见汉纳根，言此时实无办法。同邸到直房，上召见恭、庆两邸，李公及余在东暖阁，恭邸奏对甚多，不甚扼要（恭邸第一次，上见）。惟汉纳根进见一节阻止，得允，余与李公亦力言不可。二刻退，至直房。礼、庆两邸有太后召对起，庆先退，礼一时许方退，其于今日请设巡防，请借镑款两层皆不置一词，想未蒙允准也，但云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磋诧。”[25]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朝廷内部的混乱、紧张、不安，另一方面感到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还没有过完，依然缠住了朝廷的主要精力。
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并不只是她个人的祝寿会，而是国家大典，尤其是考虑到几年前光绪帝亲政时没有一次性接下大清帝国的全部权力，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就更具有政治意义，这表明从此以后，1871年出生，年满二十三周岁的光绪帝将接管帝国的全部责任，慈禧太后将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节日，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清廷为此进行了周密筹备，从年初朝廷就不断就此活动发布指示。无奈，日本实在不愿给清帝国这个面子，内政与外交由此纠缠不清。朝鲜危机打乱了庆典计划，但是如此重大的庆典，而且主要是对内的意义，绝对不能因战争而宣布完全取消。果如此，势必引起国内政治的巨大混乱。所以清廷面对前线失利，依然不能甩开膀子与日军在战场上放手厮杀。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的生日为农历十月十日，1894年的西历，就应该是11月7日。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日军毫不留情乘胜追击，而且节奏越来越快。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日军登陆花园口；十月初九日（11月6日），金州失陷；十月初十日（11月7日），也即慈禧太后生日当天，大连湾失守。
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慈禧太后并没有坚持生日一定要过，更没有闹情绪要求大过。她一再通过各种方式希望低调，要求压缩规模，废止了许多规划项目。九月二十四日（10月22日），更明白宣布庆典只在宫中举行，规模最大限度压缩。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诏示初五、初六两天计划举行的生日筵宴暂行缓期。到了生日当天，一个极小规模的庆典在宫中悄然举行。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及清廷主政者都清楚六十大寿庆典对军事行动的干扰，但依然没有办法很早就公开宣布取消。这就是威权体制的难处。
战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而如此大典又必须一天一天地艰难等待。十月初四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等“遂至宁寿宫蹈和门内小屋坐，庆王（一）、恭王（一），军机翁同龢、李鸿藻（一）奏对良久，慈颜怫郁，问诸臣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各国调处事，并引臣昨晚晤语。余对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退至枢直看折。是日庆邸力陈恭邸宜令督办军务，允之（明日降旨）”。[26]谕旨强调：“现在畿辅大兵云集，著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从事。庆亲王奕劻，著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并著会同商办。”[27]这有点类似于1860年的故事，委托恭亲王全权处置。
获得督办军务的全权后，恭亲王一方面加强京师巡防、保卫，另一方面给各驻外公使下达指示，让他们放开手脚，与各国外交当局磋商，请求俄国调处中日冲突。十月初六日（11月3日），恭亲王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根据《天津条约》第一款，对中日两国进行斡旋；第二天，恭亲王召集美、英、德、法、俄各国公使磋商，要求各国政府会同干涉。恭亲王每次建议都是以朝鲜独立和对日赔款作为谈判基础的。[28]很显然，恭亲王督办军务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期待以尽量小的代价尽快获取和平。
英国虽然最先倡导中日和解，但遭到先前失败后，它不再愿意出头倡导；“法使允出头力劝日议和，已电外部侯复”[29]；俄国有意出面；德国则认为“现时议和无济于事”。[30]美国政府在收到恭亲王这项请求前，曾经向中日双方询问过：假如美国出面干涉，两国能否接受。在收到这项请求后，美国政府训示其驻北京公使说，虽然美国总统愿意采取单独行动劝说中日两国重归和平，但是单就赔款数目一节，如果能够取得日本同意，美国将不拒绝和其他各国会同行动的请求。
清政府的请求在列强那里获得了相对比较积极的回应，然而当列强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政府表达这一要求时，却继续遭到明白回绝。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无意将他们的胜利推进到为确保日本公平合理的战争果实的限度之外。可是在中国觉得对于和谈问题应该直接向日本接洽以前，却不能说这种限度已经达到了。[31]日本政府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并没有真的屈服、认输，假如此时接受各国劝和，日本先前的努力极可能白费，中国不会轻易在善后协议上签字。
日本拒绝了列强集体调停，继续加大在战场上的进攻态势，迫使清政府屈服认输，逼迫清政府通过某种特殊管道向日本乞降、乞和，而不愿意将中日纠纷国际化、扩大化，不愿意第三者染指。
对于日本政府的企图，清政府主政者当然很清楚。正因为如此，所以清政府要将列强拉进来，尽量避免与日本单独接触、媾和。十月十二日（11月9日），朝廷委派侍郎张荫桓专程前往天津会晤李鸿章，商邀各国调停，寻找外交办法。恭亲王等重臣另有一密信交张荫桓带给李鸿章：“屡接电音，聆悉一切。事势至此，凡可上纾宵旰之忧勤者，皆当力挽回，以图补救。本日已奏，奉上谕，饬将此事妥为筹办，并特派樵野侍郎与景道驰赴尊处，面商一是。阁下数月以来独任其难，九重业已深悉。此时应如何设法，以期了结之处，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望妥速筹办，盼甚。未尽之言，并由樵野两君面述。”[32]景道，即景星，满洲正白旗人，字月汀，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等，时任督办军务处文案翼长，无疑属于恭亲王比较信赖的助手。
十五日（11月12日），张荫桓、景星两人悄悄抵达天津。[33]李鸿章得读恭亲王的密信，并与张荫桓交换看法后，觉得单纯指望列强居间调停太过消极，各国要达成一致需要时间，而中国在战场上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供坚持。所以在第二天，李鸿章明白建议由他从天津直接“遣谍”前往日本找伊藤博文寻求对话的可能性：“闻敌有不愿局外居间之说，各国心志亦未齐。津拟遣谍径达伊藤，较联衡说合为捷，仍与署办并行不悖。惟敌欲太奢，未易凑拍。巴兰德前议宜速行以助力。容差旋面陈。”[34]李鸿章的意思很明显，他根据各方面情报，觉得列强即便有心调停，依然面临两个困难：第一，列强本身统一认识需要时间；第二，各种渠道获悉日本流露出来的口风，是不愿意列强居间调停，而大概可以接受中日两国直接对话。当然，还有一个困难，是传出来的日本要价实在太高了，要想达成妥协不那么容易。但是他依然希望由天津直接进行试探，成了固然好，不成也容易推脱，不致使政府陷入尴尬。
至于“巴兰德前议”，据李鸿章稍后报告：“德税司送阅巴兰德密电，云前数日请各国公议东事，各国皆谓东洋甚有奢望，即允将韩给东，再加兵费，尚不满意。而中若将韩给东，俄亦不允。东意占地，大约志在台湾。虽此次衅由东开，各国不一定能帮中国。鄙意中国仍当力战，或俟东力乏，或俟各国自愿出为调停，或由中国自问东意欲何居？东必张大其词，骇人观听，然后由中国宣示各国，自必有作不平之鸣者等语。昨与张侍郎等密商，即系自问东洋之议，望速办。巴语意似尚切实，不妨笼络，为我所用，作为西兵。请主裁入告。”[35]
巴兰德为德国老资格外交官，长时期驻使中国，对远东事务有很深的理解，长时期为李鸿章的座上客，他的分析深刻影响了李鸿章，使李鸿章觉得，要想尽早化解中日危机，必须采取多轨策略，既要依靠列强的帮助，利用列强的矛盾，更应该坚持抵抗，直面危机，边打边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走一步看一步，假如日本狮子大开口，侵犯了列强在远东的共同利益，那么列强必将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出而主持公道。这是李鸿章与张荫桓密商向日本派遣密使，“自问东洋”的依据。
“自问东洋”，固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由谁去问，则很费斟酌。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正打得热火朝天，中国此时如果正式委派一个外交官潜往日本，无异于举着白旗投降。这势必对军心、民心造成极坏的影响。李鸿章“以为日方正以战胜而骄，若派大员赴日，虑为所轻，打算派一个洋员前往，以为试探”。[36]与张荫桓商量，李鸿章以为既然老朋友巴兰德提出这个建议，那么不妨劳他走一趟，何况巴兰德只有五十八岁，1893年退隐，原因是他与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三岁的美国女子结婚，违反了德国外交部的规定。[37]此时如果请巴兰德为“中国全权大臣”，往访日本，弄清日本的底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成了，化解中国危机；不成，也不致损害中国政府的声誉。
然而，巴兰德并没有接受李鸿章的邀请。十月十九日（11月16日），“顷德税司译送巴兰德柏林电称：我碍难受中国全权大臣之任，缘身弱多病。至各国不肯出面弹压东洋，因华官拘守旧法，以为相助无益。然愚见中国应出力再战，否则忍耐一时。现德国并无不允弹压东洋，第先要中国自探询东洋究竟其意何居，倘东洋愿望太奢，我想必有友邦从中调处。我现即回威巴斯顿故居矣。”李鸿章判断：“玩其电意，似不愿受命。”[38]
李鸿章似乎本来就没有对巴兰德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他在与张荫桓等人商量时，几乎从一开始就将比较理想的人选锁定为德璀琳。
德璀琳为英籍德国人，生于1842年，时年五十二岁。德璀琳1864年进入中国海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与李鸿章、赫德等都有密切关系，也是巴兰德的密友。他在19世纪晚期中国外交事务，尤其是经济领域，为中国发展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李鸿章对德璀琳格外重视，德璀琳相当于李鸿章幕僚层中“客卿”的角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供咨询意见。因此，在巴兰德无法前往日本后，改派德璀琳顺理成章。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清廷密谕李鸿章：“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晰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
有了朝廷的指示，李鸿章与德璀琳就相关事宜通盘考虑。德璀琳提出，“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当此时势艰危，亟应竭诚报效。唯恐人微言轻，不足见重于彼族”，因而“求转奏赏加头品顶戴，以示光荣”。李鸿章以事关机密，又须迅速启程，乃权宜面允，事后函请恭亲王代奏允准。
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信任，李鸿章还专门为德璀琳准备了两份公文。一份以李鸿章的名义，深情回顾十年前在天津与伊藤博文见面的情形，以期从感情上打动伊藤：“光绪十一年，因朝鲜事，贵伯爵大臣惠莅津门，与本爵大臣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定议画押之后，满拟玉帛千秋，永敦和好。梦想所不到者，际我身世尚生兹祸乱也。当乱机初发，尝思弥缝遏抑，力求其平。迨至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本爵大臣深叹息焉。虽然时至今日，事皆背戾，而本爵大臣所愿两国平安之志念念不忘。夫胜败无常，莫知究竟，如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此中损益，不待智进而知，因思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奏蒙我皇上钦派德璀琳前来晋谒鬼爵大臣，代达情愫。德璀琳在中国久任艰巨，为朝廷及本爵大臣所倚重，且深悉两国情形，数稔和战利害，从前办理条约彼亦参赞其间，请即赐见垂询，可知心腹。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39]
第二封为外交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我大清成例与各国交际素尚平安，现与贵国小有龃龉，以干戈而易玉帛，未免涂炭生灵。今拟商彼此暂饬海陆两军罢战。本大臣奏奉谕旨：德璀琳在中国当差有年，忠实可靠，著李鸿章将应行筹办事宜，详晰告知德璀琳，令其迅速前往东洋妥办，并随时将现议情形，由李鸿章密速电闻等因。钦此。遵即令头品顶戴德璀琳立即驰赴东京，赍送照会。应若何调停，复我平安旧例之处，应请贵总理大臣与德璀琳筹商，言归于好，为此照会，请烦查照施行。[40]
德璀琳的使命，只是信使，只是传递中国希望重回和平的信息，德璀琳并不具有代表中国对日谈判的功能。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外交安排。德璀琳东渡，既可使清政府免除直接乞降求和的尴尬，也实际上到达了乞降乞和的目的。而且，根据李鸿章的判断，日本也会认为德璀琳既然是清国的洋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清国进行一定限度的交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假如德璀琳交涉失败，有损于大清的形象，牺牲一个洋员，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李鸿章的外交，总是期待进退自如。
稍经准备，十月二十四日（11月22日），德璀琳从天津踏上前往日本的征途，同行者六人。[41]
经过几天海上旅行，十月二十九日（11月27日），德璀琳一行搭乘雷游号抵达日本神户。当天晚上，德璀琳登岸拜访兵库县知事周布，解释此行只为中日和解而来，希望尽早见到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当面递交李鸿章委托带来的信件。[42]
陆奥宗光接到德璀琳抵达神户的报告后，迅即致电正在广岛的伊藤博文，并对德璀琳一行的诚意表示怀疑：“据鄙人所推断，该人携带所谓李鸿章之书函亦大抵与近来清国政府向外国明言者相同，无论如何亦必为我政府所难以同意之条件。”[43]因此，陆奥给出的处理建议，是派遣加藤公使前往神户，当面向德璀琳指出这一点。
稍后，“经过较全面的考虑”，陆奥认为日本政府现在以任何一种方式接受德璀琳送来的李鸿章之书函，接待德璀琳，“都是不合适的”，“在目前情况下，除非在中国政府发出预先通知后，派出其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代表，否则是不能与中国政府之官员进行交往的。如果德璀琳带着任何受我方鼓励之迹象回到中国，则要导致德璀琳本人或罗伯特·赫德被任命为将来谈判的全权代表。而任命外国人为全权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拒绝。因此，这样做不仅不理想，而且可能给列国一个间接干涉之机会”。[44]陆奥宗光决定不让日方外交官接见德璀琳，也不要接受德璀琳带来的李鸿章书函，而是明白命令德璀琳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离开日本。
根据陆奥指示，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11月27日致信德璀琳：“有关昨晚您提出之要求，我谨奉命通知您如下：（1）李鸿章阁下的信之性质（是官方信件还是私人信件？）；（2）有关您此行的资格（如果是中国官员，什么官阶和职位？）；（3）此次是否还有人与您同行？如有，将其姓名和国籍连同您的国籍一并写出。”
对兵库县知事的询问，德璀琳给予细致答复：“（1）李鸿章阁下的信件之性质为官方急件。（2）我的资格，正如在给伊藤伯爵的官方电文中解释的那样，是头等官员，我到此时遵从皇帝之命。（3）没有任何一位官方人员与我同行。我是德国人。陪同我来的是我的秘书布伦特·泰勒先生，英国人；我的一位私人朋友亚历山大·米切先生，也是英国人。还有三位中国人，即一位书记员、两位仆人。”[45]
陆奥宗光不愿与德璀琳打交道，但负责具体处理此项事务的外务书记官锅岛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报后却有相反的建议：“据余所探闻，清国于连败之后，因无有为如此大国率先效调停之劳而气馁，不知所措。今若李鸿章死去，不仅无一人维持政府，且瓦解亦迫在旦夕。实际上，北京已处于无政府状态。李鸿章不能离开天津，除李经方外，无人能出席谈判。但德璀琳一行如提出条件，仅为与我会面而听从我之意图，故不能不决心改变其陷入无政府之状态。”[46]锅岛建议陆奥重新考虑怎样对待德璀琳。
陆奥宗光并没有接受锅岛的建议，他在28日回复锅岛说：“你已查明的有关北京之事态与李鸿章平时的政策相符。因为我们已向北京政府去函，我们则应坚持已采取的渠道。德国公使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已收到德璀琳打来的电报，间接建议接见德璀琳一行。我唯恐接见德璀琳一行，将是外国干涉之开始，因此，我要特别重申我原来的建议。”[47]
德璀琳在神户被晾着，他心中其实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但他并没有低三下四苦苦哀求，而是在28日致信伊藤博文：“今去函荣幸地通知阁下，我已收到本月二十六日之电报，大意是美国已答应间接调停，日本如同意，我将返回中国。为此，谨通知阁下，我预计于明晨启程。”[48]
29日，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之命，专程前来神户的加藤公使因陆奥的立场，没有办法与德璀琳会面，他遂通过兵库县知事对德璀琳做这样的答复：“今日之场合，如非具备相当资格，不得面会，故现不能会见德璀琳。”然而，“德璀琳对此未发一言，却说本日接恭亲王电，日本政府已承诺美国政府仲裁，自己无须于日本逗留。因此，申述必须立即归国之意”。[49]至于李鸿章让他带来的那些书函，德璀琳告诉日本人，他已通过邮局寄给了伊藤博文。根据德璀琳的说法，恭亲王的电报，乃于26日由天津德国领事致神户德国领事。
11月29日，晨六时，“所谓受清国政府媾和之委托而来朝之”德璀琳一行[50]，从神户搭乘雷游号原路返回中国，归航天津。此行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总算是战争开始以来，中日两国政府一个比较正式的接触。
美国促成和谈开启
其实，与德璀琳东渡同步，恭亲王重出，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低调应对前后，一直期待利用外部力量结束战争。11月4日，恭亲王邀请各国驻京公使调处中日战事，恭亲王给出的条件是：1.允许朝鲜独立；2.中国可以适当赔偿日本兵费。恭亲王还通过驻各国使臣，责成他们与各驻在国外交当局好好商量，请求调处。[51]
11月7日，农历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日子。但这一天，日军却相继攻陷了金州、大连湾，前方战况万分危急，庆典也就只好在宫中小范围悄然举行，聊以应付。不过，当这个日子一过，清廷不再受内部政治的困扰，因而争取和平的活动迅即提上日程，多管齐下，争取尽快停战。
12日，各国驻京公使觐见光绪帝于文华殿，面递贺寿国书。标志着甲午年国内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至此全部结束。当天，恭亲王密函李鸿章，并委派张荫桓前往天津密商和平路径，于是有巴兰德、德璀琳之议、之行。恭亲王、李鸿章当然知道凭借“客卿”不可能与骄横的日本达成妥协，中国要想赢得和平，必须要有足够信誉的大国为之背书，而且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去操作。恭亲王邀请各国驻京公使，以及让驻外公使与各国协商，就是直接交涉的前奏。
各国接到清政府请求后，也有所动作，只是意见不太一致，一时无法协调，但并不意味着毫无进展，毫无作为。有的也比较积极，特别是美国政府虽然不愿意与他国一起行动，但对中日和解重建东亚稳定比较热心，一直在进行单独活动。在总体上，美国政府确实倾向于日本，以为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错，清政府不该在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要求对朝鲜的宗主权，朝鲜必须独立，必须脱离清政府。这是美国政府介入调停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对清政府强调，清政府如能同意这项要求，美国就出面调停。
清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清政府几乎失掉了最后防线。除了和解，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清政府不得不默认美国的条件。
有了清政府的默许，美国政府力主单独出面调停，不愿意与他国搅和在一起，更不愿加入英国人主导的调停行动。[52]11月6日，美国国务卿召见日本驻美公使，告以如下之事：“大总统欲知，如大总统愿为日清两国间友谊上之调停，日本国政府对此可有异议否？该大臣又问：因美国同情于日本国，本无妨碍日本国战胜之意。但相信欧洲之某国，欲乘此良机试图强行干涉，彼时必产生重大困难。本使对此答以大总统之友情，为日本国所感谢。又据本使意见，日本国政府对上述之友谊乃出于大总统意愿之行为，必无异议。然而，目前难知何等调停应为日本国政府所承诺者，故无论如何亦须立即向我政府报告之。”[53]
日本外交当局经过缜密研究，1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致函美国公使，明确拒绝美国居间调停要求：“帝国政府甚赞赏此种友好感情，因其可使美国政府能为日中和平提供帮助；在战争中为日本提供武器而取得胜利，似乎为帝国政府不需为解除敌意而同其他友好强国合作；帝国政府不期望获得过分的胜利，然而直至清国于和平问题上，发现自身处于亲近日本时，此种限度方可谓达到。”[54]这番外交辞令说得太含糊，为了避免美方误解，陆奥向驻美公使发布这样的指示：“本大臣得陛下批准，今日将口信交付驻日本美国公使。提议愿效斡旋之劳，则为日本国所深表感谢者。但日本国迄至今日连战连捷，故结束战争并不需要谋求友邦之协助。日本国必须担保获取因交战所得之正当结果，决无乘战胜而随心所欲，以致超越限度之举。然而至清国直接向日本求和为止，不能认为已达上述限度。本大臣向美公使交付上述口信时告该公使，如清国提出希望同日本国谈判时，日本国希望其提议尽量经由美公使转达。但要求此谈判绝非我方对清国劝告之结果。关于尔后之协商及条件之确定，自然皆应直接与清国交涉。”[55]日本不能同意美国以调停者身份参与，但同意以“传信人”身份参与中日直接谈判，但这实际上默许美国从中撮合，由美国驻日公使和驻华公使充当信使角色。美国人终于为清政府搭上了与日本沟通的线。这也是清政府急电召回德璀琳的具体背景。
11月2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到总理衙门往晤恭亲王，“自称奉其国电为中倭调处，拟一文书言大清国大皇帝、大美国大皇帝【总统】同派田贝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主，并赔偿军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第二天，总理衙门报送此件时，“若议不成，再开战”云云，引起了一些大臣的疑虑，担心为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故而光绪帝表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孙毓汶、徐用仪闻言同对“万无此事”[56]，清廷遂交给田贝居间调停。
22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将清政府这些意见电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请将下述电文交给日本外相：中国授权并要求我转达中国愿意直接进行讲和。基础是：一、承认朝鲜独立；二、支付合理的战争赔款。”[57]
对于清政府提出的这两个基础条件，日本政府根本无法认同。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所选择的最便宜的条件，但以此作为日本连战连胜的媾和条件，日本政府无法接受。而且，在日本政府看来，中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讲求挽救危亡大计之时，还在采取好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的手段，讨价还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政府这两个基础条件毫无诚意，毫无乞求和平的愿望，因此日本政府绝对不能答应，不能接受。11月26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中国通过美国在北京和东京的全权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日本不能接受作为讲和之基础；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好像无心同意讲和的基础。如果它真的渴望讲和，它将就此任命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大臣。日本将在两国全权代表之会议上宣布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同意终止敌对行为。”[58]
获悉日本这项答复，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中国的谈判基础已经宣布并告诉了日本，而日本不愿宣布自己的底牌，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忧虑。11月30日，中国政府再经美国公使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转致一封电报：“日本政府未明言究以何者作为媾和的充分基础，故中国政府无法推测日本政府的意向所在，因此中国政府对于任命使节议和一事，甚感为难。同时中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为使中国得以处理该事，盼将两国打算商议的问题概要示知。”[59]从中国政府的立场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但日本政府却不这样认为。
日本早拟就了与中国政府谈判条件或者说价码，但在何时公布问题上，日本政府另有考虑。日本政府内，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能够提前公开宣布这些价码，可以使欧美诸国预先予以默认，防止日后发生误解，或许也有利于谈判进程；而反对提前公开价码的意见则认为，一旦将这些媾和条件提前曝光，则难免遭受一些国家的干涉，毕竟有一些国家对日本并不友好，并不同情。日本提前公布这些条件，原本期待他们同情、默认，结果却相反，却诱发了他们事先干涉的动力和机会。前一种意见逐渐被放弃，后一种意见逐渐成为日本政府内部的主流声音，因而日本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在中国诚意求和之前，日本政府决不泄漏议和条件，将问题严格限定在中日两国间，使第三国在事前绝无插足、插手、插话的余地、机会。日本政府之所以执意这样做，除了不想让列强插手外，其实也与其内定要价过高、不便一齐拿出来有关。
基于这些考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于12月2日通过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实质上是向中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根据美国驻中国公使所转来之电报，中国政府似尚未痛切感到有媾和的必要。查此次要求停战，系出自中国而不是日本。是以日本政府不得不重申前电所述：‘如果不经过具备正式资格之全权委员的会商以后，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若中国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则此次之商议，即可暂告中止。’”[60]
很显然，日本同意媾和，同意谈判，但肯定不是以清政府的方案为方案，日本政府的要求远远大于中国政府的两条基础。但这大于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到时再说。
日本谈和要求的宣布使中国政府主政者非常困扰，恭亲王尽管有着和洋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但也不知道怎样应对日本人。彷徨中，恭亲王恳请美国公使田贝代出主意，并很直率地要求田贝担任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全部谈判事宜。根据田贝的描述，中国政府的官员们甚至像幼儿依赖保姆那样依赖田贝，甚至建议田贝担任客卿，直接出任中国政府的和谈正式代表。
中国政府是否像田贝说的那样不堪，其实是可以存疑的。只是在后来的谈判中，田贝确实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是幕后的重要牵线人，他以中立国公使的身份操纵谈判，比清政府要求他出任正式代表还要顺畅得多，方便得多。
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逼得清政府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派遣全权代表与日本人谈判。12月4日，慈禧太后主持最高层会议进行讨论，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及张荫桓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接受田贝的调处，同意按照美国的建议、日本的要求，尽快派遣全权大臣与日本谈判。12日，清政府通过美使转告日本政府：“日本国政府拒绝接受上次提议之事，为清国政府所遗憾。清国政府遵从日本国政府之申明，任命带有全权之委员。为商议缔结和睦之方法，提议与日本国委员会晤。清国政府建议以上海为委员会晤之地，并希望事前了解何时委员方能会晤。”[61]至此，中国政府终于屈服，愿意按照日本的步骤进行。
清政府之所以态度进一步软化，主要与战局持续恶化有关。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交涉过程中，一刻都没有停止对中国本土的进攻，在战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所以日本政府对谈判不是那么着急，此时对清政府提出谈判地点、谈判时间等，也是尽量挑剔，以此拖延开谈时间，从而使日军在战场上获取更多机会。12月1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通过美国公使转告中国政府：“若中国政府任命媾和全权委员，日本政府不论何时可任命同等资格之委员。但在日本政府任命该全权委员以前，中国政府应先将该国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通知日本政府。全权委员会商地点必须是在日本国内。”[62]日本政府的蛮横态度，显然是故意打压中国政府的锐气，是要让中国政府从开始就改变姿态，要处处时时听从日本政府的安排，不要再出什么主意，出了也不行。
日本政府的强硬姿态深刻影响了清政府，使清政府开始觉得，既然战场上不如人，既然把柄在别人手里，那么现在一切问题如果不能依从日本政府的意见，恐怕日本政府就不会坐下来谈判。12月20日，清廷发布御旨，任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头品顶戴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委员，“奉派赴倭议款”。[63]为往返便利，清政府顺带提出了两个小小的要求：“请日本选定与上海相近的地点为会议场所；并希望日本立即任命全权委员，速定会商日期，并望于日本任命全权委员之日，决定两国开始休战的日期。”[64]清政府建议谈判地点，据田贝说，为日本长崎[65]，或许是因为那儿的华侨比较多。
对于中国政府这点小小要求，日本政府也不愿意迁就。这显然是不想顺着中国政府思路走。按照陆奥的思考，关于停战，他原本就不准备开始谈判就停战，以为如果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停战，那么要待日本提出的三个条件得到保证、满足后方才可以答应。这三个条件是：一、朝鲜独立，二、割让土地，三、赔偿军费。在这三个条件中，一和三，是中国最先提出的基础条件中就有的，关键是第二，即割地。这是清政府方案中没有的，也是清政府之前没有考虑到的。日本政府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但怎样提出，也使日本很费周章，这大约也是日本政府处处为难中国政府的原因之一。
12月26日，日本外相陆奥通过美使致电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将任命具有全权资格之委员与中国政府任命之二委员议和缔约，日本政府选定广岛为全权委员之会议地点。在中国全权委员到达广岛后四十八小时以内，召开两国全权委员会议。至于会商之时日及地点，在中国全权委员到达广岛后可尽速通知。中国政府应将其全权委员由本国启程之日期及到达广岛之预定日期，速行电告日本政府。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进行会商后，始能明言。”[66]
很显然，日本政府不想给中国政府留下任何隙机，但按照平等的权利，中国政府当然要询问日本全权委员的姓名、官位，日本政府对此同样拒绝，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计划一意孤行。这使居间调解的美国公使田贝都不好意思，以为日本人实在太过分，太不给他面子，而且日本这样做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想的结果。清国是一个需要保全面子的特殊国家，日本如果能够稍微顺从一下，一定会得到许多好处。然而，日本人我行我素，对于美国人的这些善意毫不理睬。
张邵广岛受辱
战场上不如人，也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谈。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全权代表张荫桓、邵友濂尽快出发，赴日和谈。据张荫桓日记，1895年1月2日（十二月初七日），“户部直日，余奏带司员，寅初到班，蒙召询启程日期，复承谕民生涂炭，奉天吃紧，宜速发。当奏言三日内可以请训，容与枢中商定即递牌子。上颔之，遂出。至军机处就商恭邸，嘱以初十日，遂告总署豫备安折。”[67]
三天后，1月5日（十二月初十日），张荫桓向慈禧太后、光绪帝辞行、请训。“上意如前，奉饬跪安，即诣养性殿听起。遂趋蹈和门，至奏事处稍憩。奏事总管为备食，甚丰。食未半，恭邸来，巳初太后召，与恭邸同见。太后谕及安维峻一疏，垂泪不止，恭邸亦哭。而于宗社大计，恭邸未澈陈，余虽言之，然有泰山鸿毛之判矣。太后饬善密旨交余，以备彼族要求持以相示。恭邸承旨办理并奏明，约余至枢中相候。跪对六刻，恭邸无倦容，起跪甚便利，余则两手踞地，犹不能起，就垫旁跪安，徐步出至奏事处，略坐，随往枢中。莱翁拟旨进呈，致小云粘封交余带出，委顿几不可支，返寓补睡。晡后诣恭邸拜辞，不见。”[68]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都有详细交代，要求随时注意与国内保持联系，所有应议各节，凡日本所请，都要随时通过电报报告朝廷，然后听从朝廷指示办理，不得擅自作主，更不能做有碍国体、尊严的事情。
张荫桓确实是当时朝中少数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人物，但他对日本之行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心中并没有数。当然连恭亲王、李鸿章这些人可能心中都没有数，毕竟日本人不愿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张荫桓在辞行时表示这一趟日本之行不知要多少时间，也不知要谈多少事情，但愿托皇上福威，敌人就范，则可以缩短行程，节省经费，早日凯旋。张荫桓将成功寄托在运气上，这也就注定此行不可能顺利，更不可能成功。
根据美国驻华公使发给驻东京美使的电报，张荫桓一行将于7日自北京出发，自山海关乘悬挂中立国国旗的轮船赴上海，并将在那里与邵友濂会合，然后乘中立国轮船出海赴日。但“进入日本港口时，按惯例须悬挂清国国旗”。[69]对于悬挂清国国旗问题，日本方面有不同意见：“清国委员所乘轮船抵达马关以后，为此而被派来之日本官员须对该船进行临检。于确认该船为清国委员所乘以前，不得悬挂清国国旗。”[70]
1月7日（十二月十二日），张荫桓一行按照预定方案从北京出发。10日（十五日），抵天津，与李鸿章、吴大澂、德璀琳等分别谈话，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交际之事”，李鸿章“知无不言”，建议良多，张荫桓自感受益匪浅。第二天（11日）一大早，张荫桓“叩辞”李鸿章，吴大澂同车送至军粮城，“清卿（吴大澂）谋战甚勇，嘱余缓俟二月东渡以候捷音”。[71]这就是为什么张荫桓后来滞留上海迟迟不动的一个直接原因，他内心深处也期待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能够翻盘，以便使他在谈判时不被日本人太轻视。
1月13日（十八日）晚六点，张荫桓一路颠簸抵达上海金利源码头，招商局总办郑观应、会办沈能虎来迎，并搭乘沈的车子至同文书局，遂与聂缉椝久谈。第二天（14日），邵友濂“来请圣安，毕，约至寓楼共阅密旨、国书、敕书，筹商办法，久谈之下，筱翁午饭乃去”。[72]
一路走来，经与各方面谈话，所见所闻，使张荫桓感到朝廷对和与战似乎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对战场上能否侥幸获胜，扭转大局，在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一丝期待；各级官员、老百姓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前线的真实情况，不知道与日本人究竟有怎样的交涉，只知道大清国拥有那么多的军队那么强的海军，怎么可能打不过东邻日本一个蕞尔岛国。中国即使在战争之初连吃败仗，也不意味着中国兵力不如人装备不如人，只是一时还适应不了而已。这些人都想方设法劝张荫桓、邵友濂不必太急，还是给前线将士留下一个机会，假如前线将士能够彻底扭转战场上的颓势，那么你们在谈判桌上的感觉肯定不一样。所以到了上海，张荫桓其实并没有急着启程，而是等待观望，当然也是希望前线能够传来好消息。
然而遗憾的是，前线不仅没有好消息，反而尽是坏消息，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后退，眼见着先前的有利地位逐步丧失，尤其是日军登陆作战后依然所向披靡，不仅在辽东战场连连得手，而且调集大军登陆山东，围困威海，数十艘北洋战舰面临灭顶之灾。1月2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恭亲王电示张荫桓：“似此行不能缓矣。”[73]根据恭亲王的指示，张荫桓、邵友濂第二天预订了去广岛的船票，并请美国公使田贝将行程转致日本外部。
旧历年正月初一日（1月26日），张荫桓、邵友濂辞别上海，前往日本。经两天航程，1月28日（正月初三日），抵达日本长崎。30日转神户。31日至广岛。中日议和谈判就要在这里举行。
张荫桓、邵友濂率领的议和代表团，除两位全权大臣，还有头等参赞官、候选道伍廷芳，二等参赞官、刑部郎中顾肇新，内阁侍郎端良，三等参赞官、候补道梁诚，候选道黄承乙，随员、兵部候补郎中钱绍桢，分省补用知府沈铎，湖北候补同知张桐华，江西候补知县张佐兴，前山东昌邑知县招汝济、山东候补盐大使赵世廉，候选训导沈功章，日文翻译、补用直隶州知州罗庚龄，分省补用知县卢永铭及一般随员共计二十三人。
清政府和张荫桓、邵友濂都很清楚，这次与日本的谈判不会太轻松，日本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在法律体制上完全西方化，动辄引用国际公法，征引国际惯例，而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除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外，总是自以为聪明，坚守“中体西用”，因此错过了学习西方的大好时机，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对国际公法茫然无知，对国际惯例更是一头雾水。因此如果想在谈判桌上不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就必须聘请一个或几个懂得国际公法，熟悉国际惯例的专家。放眼国内，这样的专家基本上没有，唯一选择就是去找外国人。找来找去，找到了美国人科士达。
科士达生于1836年，时年五十九岁，律师出身，又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历任美国驻墨西哥、俄国和西班牙等国公使，1892年被哈里森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后因哈里森第二个任期竞选失败，科士达也就失去了公职，赋闲在家。
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科士达广交善缘，也为自己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他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是不错的朋友，与张荫桓似乎很早也就认识，所以当中国政府到处物色法律顾问时，很自然想到了这位既懂法律，又在国际社会拥有很高名望的政治家。中国政府大约在潜意识层面，希望科士达能运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影响日本，让中国一码。
然而，中国的期待只是一厢情愿。科士达或许是中国某些高官的好朋友，但没办法保证他不是日本政治家的好朋友，甚至是更好的朋友。事实上，科士达在国务卿任内，就和日本政治家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与日本现任外相陆奥宗光更是多年老相识。所以当他收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后，在第一时间向日本驻美公使馆做了通报，表示他此次受聘于中国政府，并不会因此而损害与日本各位朋友的友谊。他去帮助中国人，只是去尽一个受聘者应该履行的职责，就像他出任国务卿一样，只是对雇主负责。
话虽这么说，但一直警惕第三国插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这位老朋友并不放心，他无论如何不愿意自己的朋友站在敌人一边，他迅即指示驻美公使，特别希望阻止科士达接受这个聘请，为达此目的，陆奥表示不惜花费一些费用。陆奥希望科士达能够明白，日本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战争中，目前所处有利地位使日本不可能轻易接受中国方面的议和条件。他表示，即使在三个月前，当英国政府做出努力时，日本尚且不愿接受以战争赔款和朝鲜独立作为终止敌对行动的条件。因此，相当明显，当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取得较那时双倍胜利的时候，日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更多的东西。陆奥甚至狂妄地表示，即便中国尽最大努力所能给予的，在日本看来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陆奥要求科士达必须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74]
阻止科士达担任中国议和代表团顾问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确实看上了这个临时职业。1894年12月29日，他离开美国经日本前往上海。翌年1月22日下午二时抵达神户，并在该地逗留至夜里十二点，然后去上海与张荫桓会合。科士达向日本外交当局表示，在他逗留神户的那几个小时，他相当期待与日本友人在他乘坐的印度女皇号上举行会晤。[75]科士达请求与日方外交官会见之意在于：“他认为日清两国迟早必须和好，其和好以尽早实现为宜。故拟去上海以此意劝告中国政府。因此，如能与外务大臣会晤，私下略知日本政府意图之所在。进行上述劝告时，亦可大有把握。当然并非希望询问日本政府之秘密，只求得知能够公开之事即可。”[76]
其实，陆奥宗光真的不该为科士达担心，如果不是科士达担任这个顾问，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陆奥和日本可能不会那样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至少在后来的许多中国人看来，科士达名义上是中国政府的顾问，拿着中国政府的钱，却处处为日本人说话，就像一个律师拿着委托人的钱，不是为委托人争辩，而是貌似公平，这怎能不使后世中国人恼怒？
后世中国人抱怨科士达这样的顾问不为中国说话，处处向着日本人，以为这是中国在1895年马关和谈大失败的原因之一。这其实是不准确的。中国这场大失败，并不是因为谈判，并不是谈判桌上遭人算计，而是因为中国在战场上不如人，是咎由自取，是历史必然。正像陆奥宗光所说，日本对这场战争已有充分准备，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大兵压境，长驱直入，都是在实现日本很久以来就规划好的战略目标。
1月27日，广岛大本营召开中日议和谈判前一次非常重要的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人参加了会议。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就将要开始的两国谈判做了说明，以为这次谈判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这是这次战争的起因，因而不会有多大问题。第二阶段将讨论中国的赔偿，陆奥明确提出割地、赔款两项内容。赔款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基础条件中已经答应，需要谈判的只是数额。而割地的事情，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恐慌，因为在中国高官那里，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第三阶段是要谈判日本将来在中国的外交利益和特权，日本的目标是要享有与欧美诸国同等的权利，并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港口和内河航运权。这是日本拟定的谈判底线，其要价显然远远超过了中国政府的估计。除上列三大重要项目外，“还规定中日两军交换俘虏事项，使中国对投降我国的将士人民不采取过严的处分；又规定中国政府对于在中日战争中，中国境内人民，不论任何事情，凡是与我军发生某种关系的，日后不加任何责罚，以防止中日两国人民间将来相互仇视，从而向全世界宣扬我国一视同仁的精神”。[77]
陆奥的报告结束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日本政府将在此次谈判中采取的政策做了概要说明：“此项媾和条约之条款，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连同其他次要各款共为十条。”据伊藤预估，此次谈判虽信十之八九不能达成协议，因为中国此时还不可能下断然之决心，还幻想着在战场上翻盘。但万一与预期相反，中国确具最大决心，则此次之会商，亦不能谓必不能达成协议。因而日本方面做了两方面的准备。
伊藤比较担心的还是第三国可能的干涉，因为日本在此次谈判中毕竟要价不低。此种干涉迟早不可避免，因而需要外交上全力配合，尽力周旋，使其缓急得宜。“总之，今日收拾此局，须文武重臣一心一德，坚守成算，严守机密，使外间丝毫不能探测，始终如一，加以贯彻。至于当担谈判之冲者，尤应负责奉行政策。”[78]
明治天皇对伊藤提交的方案，陆奥的解释，均表示认同。随后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日本全权办理大臣，担任和中国使节会商重任。
谈判原则确定后，就是谈判策略。由于日本充分估计到他们的条件不会被中方轻易接受，因而他们始终坚持在战场狠狠打的原则，以高压的猛虎姿态去压服中国，拖延谈判的开始。所以当张荫桓等人在上海有意拖延，希望中国军队能够有出息，在战场上翻盘，扭转被动，为谈判增加筹码时，其实正中了日本的下怀。
据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分析，现在尽管中国政府派遣使节前往日本进行谈判，但实在说来，媾和条件还不具备。日本人在心理上一般还没有出现厌战迹象，继续打下去对日本人来说不成问题。反观中国内部，肯定政治高层已醒悟到媾和为当前急务，但从张荫桓、邵友濂两位使节的地位资望看，伊藤、陆奥都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张荫桓、邵友濂两人不具备解决中日冲突的胆识和权力。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以张、邵担当前往日本议和重要任务，不能不令人怀疑中国是否承认自己处于战败者的地位，不能不怀疑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想停战。当张荫桓等还没有到达广岛前数日，伊藤博文就这样明白无误告诉陆奥，根据他的观察，国内外形势似乎还不成熟，日中媾和时机可能并没有真的到来。中国政府是否具有媾和的真心目前也很难揣测，如果我们稍有疏忽，不仅媾和目的达不到，反而可能会将我们将要提出的条件提前公布于世界，那必然会引起舆论大哗。因此，当我们不得不与中国使节进行会晤时，必须查明他们的才能与权限，决不能轻易开始媾和谈判，更不能轻易公布我们的谈判条件和谈判底线。伊藤强调，中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往往耍些小动作，往往在使节的权限上留有后手，不符合国际公法上的一般惯例，所以要求陆奥在与中国人开始谈判时，一定要格外注意。[79]
参照伊藤博文的提醒，陆奥宗光致电外务次官林董：“立即召见驻日本的美国公使，并通知他：我从可靠来源听到，到这里来的中国的全权大臣并未授予全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尽管已经达成了初步的非正式的协定，日本政府也应拒绝与他们谈判。所以，要求驻日本的美国公使，打电报弄清他们是否授权。”[80]
中国的外交体制确实没有完成近代转型，外交当局并不拥有决策权力，而只有执行权，因而中国外交官的授权往往极为有限，他们都只是在替皇上办事，替朝廷办事，没有办法临场发挥，更没有办法像老话所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伊藤、陆奥这个忧虑不可避免，所以他们决定在与张荫桓、邵友濂开始谈判前，必须详细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不符合国际公法一般惯例，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前，必须坚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以免后患。由此注定张荫桓、邵友濂此行凶多吉少，很难成功。
1895年1月30日凌晨两点，张荫桓、邵友濂乘坐的“中国皇后号”抵达神户。九点半登岸后，遂在旅馆与科士达共进早餐并进行了长谈，科士达将自己所听到的议和条件及他自己的意见报告张、邵。张荫桓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下午二时，张荫桓、邵友濂、科士达一行由日本外务省外交官井上陪同乘坐日本轮船前往广岛。在船上，张、邵与科士达继续会谈，张荫桓向科士达介绍了北京的一些内部政情，科士达的印象是：“那里对战争的状况毫无了解、争论不休等等，表明政府的境况很可怜。”[81]
1月31日上午十时，张荫桓一行抵达广岛。按照日方安排，使团成员分住三处旅店，均有日本弁兵监守。有事出门，须先通知巡捕派兵同往，名为护送，免生意外事端，实则防中国使团人员窥其虚实底蕴。使团居住处，坐无轿车马车，包括张荫桓在内的使团成员，出入工具都是东洋车。使团成员书信往来，不分公私，均由日本人先拆阅再分送。中国使团完全处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中。[82]“电报必须先送交外务省，然后才能拍发；他（张荫桓）理解到这些电报将无法用密码发出。”这是中国代表当时感到最苦恼的地方。不过正如科士达对张荫桓解释：“由于广岛正在实行戒严，有关全权大臣们的电报要取得电报局的指示，这也许是必要的；但我（科士达）不相信日本政府会阻碍他们（中国全权大臣）与北京自由通讯。”张荫桓为此很烦恼。科士达认为日本人“如果坚持这种做法，将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因为国际惯例要求应当允许全权代表及谈判人员与其本国政府自由通讯”。但是由于中日两国目前还处在战争状态，日本政府如果允许中国人在广岛使用密码自由联系，似乎也是一个问题。因而科士达“劝告全权大臣们不提供密码底簿，目前也不求再发任何电报，暂时把那个问题搁置起来，而努力去继续进行谈判，力求至少能做到使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以后如有必要再提出那个（电报）问题”[83]，再争取与国内自由联络的权力。
中国议和代表团安置就绪，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即按照先前承诺，向中国代表团发出外交照会，通知日本办理全权大臣的姓名和官爵，随后以全权办理大臣名义通知于2月1日上午十一时在广岛县厅内举行谈判。
2月1日上午九点半，张荫桓向科士达宣读了中国皇帝给日本天皇的信，里面说明全权大臣有充分的权力进行谈判。科士达听完后迅即请张荫桓注意，“信里没有说明他们有签订条约之权，这是不足之处，日本的全权大臣们可能提出反对，因为报纸上一直在指责说他们不会是抱着诚意而来，而只是为了争取时间”。[84]张荫桓说，田贝曾指出他们的权限不足，但这些善意提示都没有引起中方的重视，中国人完全凭借着自以为是的经验办事，没有一个人敢于承认这些文件准备得不完善，应当重写。
科士达的担心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两个小时后，十一时许，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第一次会议在广岛县公署举行。
日方出席会议的有：全权代表伊藤伯爵、陆奥子爵；内阁书记官伊东巳代治；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秘书井上胜之助；外务省翻译陆奥广吉。
中方出席会议的有：全权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秘书伍廷芳、瑞良、梁诚；翻译罗庚令。
当他们就座互相问候后，伊藤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双方相互对照并交换我们的全权证书。
张荫桓：我们已带来了国书。
伊藤审查文件时，陆奥出示了他和伊藤的全权证书，说：这些是我们的全权证书原件。如果你们愿意要的话，我们还有英译本。
英译本递给中方代表。伊藤在检查了中国提供的文件之后对张荫桓、邵友濂说：我们是全权证书，而阁下带来的仅仅是国书。你们还有被授予谈判全权的特许证书吗？
张荫桓：我们的文件代表两个方面。即是说，由于我们有这一国书才具有全权。
伊藤：那么，你们好像没有遵循国际惯例，即一个全权代表除了有一个全权证书外，还要有一个国书。例如我到天津时就带了两个文件，尽管没有荣幸地批准我受到皇帝的接见。陛下那时候很年轻，因此我不能亲自呈递国书。
张：哪个文件是你们的全权证书？
有人将日方的证书递给张荫桓。张荫桓在检查了这些文件后说：我们也有相同的文件。但想到今天没有必要带来，我们把它放在旅馆了。您要求看这些东西吗？
伊藤：带谈判全权证书是最重要的事。你应该把像我们这样的文件给我们看看。这当然是必要的。
张：那么我们派秘书去取。
随即派秘书梁诚去取。
伊藤与中方翻译伍廷芳十年前就熟悉了，所以当梁诚走后，伊藤与伍廷芳有如下对话：
伊藤：在昨天日本全权代表向中国使节提出的照会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相互对照彼此全权证书的必要性。所以今天满怀希望在这里能看到中国文件的原本。
伍廷芳：我没有看到昨天送来的照会，因为我没有与中国使节住在一个旅馆里。而且我认为，仅有国书就够了。
伍廷芳：自从阁下到天津以来，身体一直很好吧？
伊藤：从去的那时起，以后多年我有时生病，但目前我很健康。李总督好吗？
伍：谢谢您。他很好，但看很老喽。他向阁下问候。
伊藤：他现在多大年纪了？
伍：他七十三岁了。实际年龄七十二，但他的食欲仍然很好。
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张荫桓与陆奥有如下谈话：
张荫桓与陆奥也是相识多年的熟人，他们在梁诚取文件的时间里，也有如下对话：
张荫桓：自从阁下离开华盛顿，身体一直很健康吧？我想上次见到您是在纽约火车站。您从美国回来就直接进了外务省？
陆奥：不，阁下，并不直接。是的，我倒想起来了，我们是在华盛顿去纽约的火车上见面的。
张：嗯。您将以显著的成就履行您在外务省的职责。我希望在总理衙门我自然也能说出这样的话。
陆奥：总督的少爷李公子现在哪儿？
张：在他的家乡芜湖。
陆奥：我想他的服丧期早已过了。
张：是的，我上奏皇帝提升他。如果他在职，在这个紧要的时刻，定能为国家效劳。
梁诚在中午十二点带着中国全权代表的两个文件回到会议大厅。然后，日方全权代表检查了文件。
张：我们每人都给两份文件，但在内容上都相似。
伊藤：现在我们可以互换全权证书吗？
张：如果阁下希望的话，可以换。但我希望在我们工作快结束的时候，请将它们退还给我们。我们也将贵方的文件退还给你们以作为交换。这是我们的惯例，望贵方充分谅解。
伊藤：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你们的惯例。因为我仍然保留着李总督的全权证书。而且我也不怀疑我的全权证书也在他手里。不管怎样，如您所愿。但我必须要求您，当我们退还给你们原文时，你们要给我方一个准确无误的全权证书抄件。我方也同样这样做。
张：我们一定这么办，阁下。
陆奥：现在愿向阁下呈送一个有关我们全权书的备忘录。此外，我希望你们今天给我们一个答复。同时，我们要仔细地检查你们的全权证书。
伍廷芳：对贵方备忘录的答复也和贵方备忘录的形式一样吗？
陆奥（微笑）：正像您希望的那样。
张：现在我们拿着国书做什么呢？我们能荣幸地受到陛下的接见吗？
伊藤：您可将文件留在我们这里。
张：我们能荣幸地受皇帝的接见吗？
伊藤：不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必须明白我们仍然存在着交战关系。
张：假如我们的谈判成功地结束了，那么，我们能亲自将我们的国书呈递给陛下吗？
伊藤：不是在这个时候。
张：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愿把国书带回去。
伊藤：您当然可以这样做。
张（梁诚秘书代替伍廷芳做翻译）：还有一个事情，我们愿提醒阁下注意。昨晚，我们送邮局一份发往北京的密码电报，我们得到通知不允许我们发这样的电报。因为电报在到首都的途中，自然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为避免不必要的，也许是有害的暴露，这会妨碍我们的谈判和解。我们有必要用密码发报，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今后能允许这些电报自由地发出。
伊藤：在战争开始，中国政府就禁止我们在北京的公使向日本政府发密码电报，而让我们允许你们在东京的全权代表，在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后发密码电报，恐怕您的要求很难批准。考虑到目前我们两国的事态，我们在我们的权限内尽职，我们不能允许你们从此地发送任何电报。
张：战争开始时我没有在北京，但我们的政府在战前不让你们的公使发密码电报，那是可能的。现在我们允许在北京的外国使节发密码电报。
伊藤：我不怀疑是那样。自然您允许中立国家的代表拍发他们的电报。既然我们在交战，我们之间看不到任何和平往来的形式。
张：我们目前在这儿不正是为了和平吗？
伊藤：是的。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两国仍在交战这一事实。
张：我们想您保证，我们所发的电报除促进和平之目的外别无其他。
陆奥：那么，我们要被迫拒绝这些电报。
张：我们今天开始谈判吗？
伊藤：不。在我们收到贵方的有关我们的备忘录的答复和检查你们的全权证书后，才能开始谈判。
张：那么，我们现在就返回去准备我们的答复。因为我们都穿着厚皮衣，在这屋子觉得非常热，望阁下原谅。在今后的会晤中，无须穿这些衣服。
伊藤：当然可以。[85]
第一次会议，双方只是履行互换证书的手续，并没有实质性谈判。中方提供的全权证书为一份国书：
皇帝特命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出使日本议和大臣，即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所有随往人员，均归节制。此去务宜保全国体，辑睦邦交，竭力尽心，速成和局，无负朕之委任。钦此。
而日方提交的敕书为：
朕帝国为维持东洋全局和平，回复大清国重结和好，兹以所最信任之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皆才能明敏，爰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后即批准。[86]
比较中日两国全权大臣的授权，应该承认日方的授权比较完整、充分，而中方的授权稍感欠缺。
由于此前日本各报对中国全权大臣权限多有猜测，因而陆奥宗光事前就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草稿。当双方全权大臣相互交换全权委任状时，陆奥立即取出这份备忘录向中国全权大臣宣读，并要求答复：“日本全权办理大臣今特知照中国钦差全权大臣：本大臣等奉我国天皇陛下敕书，付与全权办理大臣以缔结和约之全权。至贵大臣所执敕书，虽经捧读，其中文义未及深察，但为避免他日之误解，且基于互相平等之精神，究竟敕书中曾否载明中国皇帝陛下付与该钦差全权大臣以缔结和约之全权，希以书面给予肯定答复。”[87]事出突然，张荫桓等人当然不能立即肯定答复，但声明容后作复。第一次两国全权代表的会商在午后十二时二十五分结束。
会后，中方对陆奥提交的备忘录进行认真研究，并起草了一份复文草稿。晚七时半，中方将草稿送科士达斟酌，科士达做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修改补充。
第二天（2月2日），星期六，上午九时，中方将复文照会送交日方，大意是：“本大臣于会议处，接贵大臣陆奥氏亲交手函，询问全权。本大臣等所奉敕书，已于会议时互易恭阅，是明授权以商议条款便宜画诺之权，和议一成，即可电请大皇帝俞允，约期签字，带归敝国，恭呈御览，再相调换。”[88]至此，中方全权大臣的解释已经自行说明不具备全权大臣的独自决断的权限。日方的预判得到了验证，他们当然不愿浪费时间继续谈判。
按照约定，下午五时，中日双方议和大臣第二次会议仍在广岛县公署举行，双方参加会议的成员，与第一次会议相同。在互相问候后，伊藤说：“在我们认真地检查了贵方的文件后，我们遗憾地发现，根据一般的国际惯例，这些文件不等于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全权证书。这一事实迫使我现在向阁下提出详细的要求。由此，必须恳求阁下的注意。”[89]然后，伊藤起身宣读了他的如下讲话：
本大臣与陆奥大臣现在所欲采取之处置，在道义上实出于不得已之举，本大臣等固不能负其责任。从来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有时或因加入国际团体得享受其利益，但随之而在外交上应负之责任，则往往不自顾及。中国常以孤立不羁猜疑刻薄为政，故于敦睦邻邦之道公明信实二者，盖阙如也。
中国钦差使臣对于外交上与人定约，有时在公开表示同意后，却翻然拒绝签字；或对业已严肃缔结之条约，不声明任何明确理由，及随便加以废止等实例，不遑枚举。
征诸上例，可见当时中国意中并无诚实修睦之心。至其担当谈判重任之钦差使臣，亦不委以必要之权限，历观往事，莫不比比皆然。
故今日之事，我政府鉴于以往事实，对于未合全权定义之中国钦差大臣，决不与之举行一切谈判；故当媾和谈判之前，曾以中国所派使臣必须具有缔结和约之一切全权一款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在中国政府保证恪遵此项条件派遣期全权使臣前来我国后，我国天皇陛下即委任本大臣等与中国全权使臣缔结和约并予以签字之全权。
中国政府虽做出此项保证，然两贵使之委任权甚不完备，足见中国政府尚无真正求和之诚意。
昨日在此席上交换之委任状，一见即知双方大相悬殊，虽无须置论，但在此加以指摘当非徒劳。即一方符合文明国家惯用之全权定义，而另一方则缺乏全权委任所必备之条件。加之，两贵使所携带之委任状，既未载明应谈判之事项，亦未予以任何定约画押之权，且对贵使等之行为，中国皇帝陛下关于事后批准亦无一言提及。由此可见，贵使等被委任之职权，尽在听取本大臣等陈述而报告贵国政府而已。事既如此，此后本大臣等决不能再行继续谈判。
或云此次之事，并非违背中国从来之惯例，但本大臣断不能以此解说为是。本大臣对中国国内之惯例，固无置喙之权，然与我国外交上有关事件，即应照万国公法，不能照中国惯例。此不仅为本大臣之权利，亦为本大臣之义务。
况化干戈为玉帛乃至重至大之事，今欲重登和睦之道，为达此目的，不仅有缔结和约之必要，且于互相订立之条约，亦必具有实践之诚意。
关于媾和一事，我帝国固无向中国请求之理，然我帝国因尊重其所代表之文明精神，中国果能采取正当途径进行时，则我帝国亦有接受重修旧好之义务。然对于徒托空言，或止于一纸空文之媾和，即今后亦必坚决拒绝。我帝国一旦缔结和约，必期实践，断不食言。同时，对于中国亦不能不期其照样履行，永不失信。
故中国如真诚求和，对其使臣授与确实全权，并遴选负有重望官爵并足以保证实行缔结条约之人员当此大任，我帝国当不拒绝再开谈判。[90]
伊藤博文的演说，事理清晰，说理明白，强硬无比，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点到了中国体制的要害。由此亦可以看到只是短短几十年，日本脱亚入欧所获取的成绩。日本原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只是明治维新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全盘移植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使日本强盛起来。日本人张口闭口国际公法、国际惯例，由此反省中国，昔日的学生竟然这样数落老师，老师的尊严、自尊，被这个往日的学生批驳得体无完肤，羞愧无比。一百多年之后重读伊藤的这篇演说，仍然让人脸红，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不仅要有发展的雄心，而且必须在观念上、在价值伦理上，打下坚实的契约精神。这当然是哲学层面的讨论，无关张荫桓、邵友濂此行主旨。
当伊藤讲话结束时，伍廷芳应伊藤的要求，将他的讲话翻译给了中国使节。然后，陆奥拿出一份备忘录说：“我的同僚方才给阁下读的是他自己的讲话。这是一份我们想呈送给你们的关于同一问题的备忘录。”[91]这份备忘录写道：“日本政府曾屡经驻东京及北京的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向中国声明，中国如欲求和，必须任命具有缔约全权的委员。然本月1日由中国钦差全权大臣所提示的‘敕令’，对于发出此令之目的，极欠妥当，该文件缺少普通全权委任状所应有的各种条件。日本政府之意见，现在仍与前经美国公使所声明的主张毫无二致。因此，奉有日本国天皇陛下所授予的正式而且完备的全权委任状之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能同意与只携带有会商事件、咨报总理衙门随时请旨遵行的敕令之中国钦差全权大臣进行谈判。因而，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不得不宣告此次谈判至此停止。”[92]
伊藤的演说，陆奥的宣布，使中国使臣感到格外惊讶，他们或许已经在理论上明白无须争论，也无法争论，但他们也不能不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为日本人既然将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或许也像中国人那样，说得重，不一定下手重。伊藤、陆奥之所以说得这样严厉，是不是意味着还有回旋余地呢？所以在陆奥宣布刚结束，张荫桓就问伊藤，这是否意味着现在可以开始谈了呢？
伊藤明白答复说，你的代表权限不足，当然不能开议。
张荫桓对此略有辩解，表示中国政府既然派遣了全权代表，正常的理解这个全权当然包括一切权力在内了。
伊藤说，这只是中国政府自己这样说，这种说法与万国公法不合。
张荫桓再辩，贵国当初通过美国公使告诉我国，表示只要中国政府派遣全权大臣，持有国书，日本政府亦将派遣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中国政府现在这样做了，为什么贵国又节外生枝了呢？
伊藤毫不客气地说，我日本国的敕书，完全按照万国公法的办法办理的。拿两国敕书进行比较，相信谁都能够看出两者之间的不同和差别。
张荫桓依然不服气，他说，贵国敕书亦有“亲加检阅，果能妥善，即便批准”字样。这也意味着贵国代表也必须在谈判之后向朝廷请示，必须候旨核阅，然后批准。这与中国敕书中的说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贵国一定嫌这个敕书太过简略了，那么我张某可以打电报回去，让朝廷补发一个来吧。
对于张荫桓的如此辩说，伊藤博文不为所动，淡然表示，两国谈判总以敕书为凭，不照公法，断不能进行。贵国派你前来，不过是打探消息而已，你的任务完成了，其他的也就不必说了。[93]
张荫桓的辩解当然是有道理的，只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野心太大，他们知道与张荫桓、邵友濂这个层级的官员是谈不出名堂的，于是陆奥宗光坚定认为，“对于我方已经拒绝继续谈判的中国使臣，就没有停留我国等待本国命令的必要，即以此意予以拒绝，因而在他们提出两三个不重要的问题以后，便退往长崎，登船回国”。[94]
根据日方档案，双方在陆奥宣布中止谈判后的对话比上面的记录更详细，特别是比较充分记录了张荫桓等人在日方拒绝继续谈判之后的据理力争。
仍然是张荫桓最先发问：根据伊藤伯爵的声明，中国全权代表的姓名和官阶好像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想清楚地知道是否你考虑到我们的身份作为中国的全权大臣去会见阁下是不合适的？
伊藤伯爵：不是的。
张：那么，你考虑我们不够资格单单是因为我们未授予适当的全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吧？
伊藤：正是这样。
陆奥子爵：既然我们现在不能进行谈判，我们相信，阁下有必要离开这个国家，立即离开这座城市。正如你们所知，目前，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我们想，从长崎乘船到你们自己的国家是最方便的港口。当然，我们将高兴地做出便利你们去长崎旅行中的必要的安排。
邵友濂（与同僚商议后）：现在我们彻底明白了，我们不能再继续进行谈判了。但我们必须请求你们允许我们向北京政府函告。我们受北京政府之命而来，我们也必须得到允许而归。
伊藤（与陆奥商议后）：你们可电告北京，我们不反对你们这样做。但我们看不到你们在这等到北京答复到来的必要性。事实上，对你们来说，除了离开别无他事。
张：你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不完全的，我们就不能要求我们的政府增补我们的全权书，以便使我们获得能与阁下商讨问题的条件吗？也许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能与田贝上校（美国驻北京公使）联系。
伊藤：嗯。说来容易做来难。你们的全权证书必须是按规定的适当形式，必须包括国际惯例简述的一切条件。这样的文件，那么怎么能在几天的时间里完成呢？
伍廷芳：用电报。
伊藤：中国皇帝陛下要签署这个文件，用电报怎么可能呢？请相信，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必须确实意识到我们通过美国代表向你们政府提出的反复的警告，即和谈的使者必须带有适当的和正确的文件。现在我们发现你的政府不能遵守这些文件，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张：当我们离开北京时，我们得到了我们政府去广岛的许可（命令）。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得到另一个离开广岛的许可（命令）。
陆奥：这完全是你们政府和你们个人之间的私事。
伊藤：作为我们尊贵的天皇陛下的代表，我的同僚和我在这里代表日本；而你们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会上代表中国。因此，我们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限于我们两国间。
张：那么您能给我们提供方便让我们与田贝上校联系，并通过他向我们的政府联系吗？
伊藤：你可以通过美国驻东京的公使谭恩先生与你们政府联系。
这时，张荫桓拿出了由中国政府和美国驻北京公使间通过的官方照会的抄件。抄件写道：中国全权代表已按照会的主旨去办，与其中所述的不矛盾。所以，张荫桓要求伊藤阅读这些说明。伊藤大致看了看，并搬这些抄件与通过美国驻东京的公使谭恩为中间人的日本政府与美国驻北京公使间通过的照会加以对照。在他向中国使团大声宣布了此件部分内容后说：田贝上校的建议，我们只带一份其中体现全权的国书。当然这里也许会有由于英文译成中文出现的错误而造成的误解。
陆奥：不管田贝公使能建议和保证你们政府什么，都不能成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我们政府收到的北京1894年12月20日打来的电报，中国的全权代表应具有使他们能与我们缔结和约的全权证书。阁下只不过授权与我们谈判。在我们谈判期间，你们不时地受到你们政府的上级权力的指挥。实际上是不应那样做的。
这时，陆奥宣读了上面提到的电报。
张荫桓：那么，你们不反对我们向北京打电报吧？并且这就是你们认为我们全权证书有毛病的真正的理由吗？
陆奥：这既不是讨论我们真正反对的时候，也不是讨论我们真正反对的地方。这在我们交给你们的备忘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张：我们可以拿你们的备忘录吗？
陆奥：当然。这就意味着让你们拿，还有英文译本。
张：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我们想要说明如果有误会的话，那只是由于电报通讯造成的。中国政府在派出他们的使节前，就希望知道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的基础。但从电报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如果那样的话，电报联系也许已经不必要了。
伊藤：但这样一个协定是与国际惯例相矛盾的。此外，随着战争进展，和约的条款要自然而然地改变。如果你带来适当的全权证书，我们应高兴地向你宣布我们的条款。但你们来这里仅仅是为了询问和通知。
张（与同僚商议后）：在你们自己的全权书中，已经说明了皇帝陛下只有见到阁下的签名，以适当的并按规定的形式时才会批准条约。因此，那就意味着如果它不是按适当的和规定的形式，陛下就不会批准条约。这实际上不是和我们的文件中所说明的内容一样吗？
伊藤：批准是皇帝的特权。但不能由此得出我们必须向陛下呈送我们谈判的每个细节。这如同在你们的文件中所说明的那样。
张：中国不经常派出像我们这样的使团。因此，在像这样一个形式繁多的事情上，犯了一些细微的错误，她也许能够得到谅解。
陆奥：既然整个文明世界都注视着我们，她必须遵守一般的规则而不是坚持她自己的意愿与便利。
伊藤：此外，在这个时候，国际法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唯一法律。中国法律的贯彻和实施只能在那个皇帝的国家，而不是在另一个国家——当然不是在日本。
张：无论如何，中国在愿意缔结条约这一点上是相当真诚的。我希望阁下不要怀疑。否则，她不会把她的使节派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特别是我本人。因为我在总理衙门的职务使我不能有余暇时间。唯一涉及的问题就是形式问题。
伊藤：这是个很大的缺陷。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其他的小事我们都不计较。你们官员中官阶最高的来也不行，如果他的权力对比我们的权力——仅次于天皇陛下也不行。
张：你告诉我们在长崎乘船吗？
陆奥：是的。本月十一日有条船从长崎去上海。我们给备一条船送你们到长崎。大概在后天吧。
伍廷芳：十一日驶向上海的是条什么样的船？
井上：一条法国的邮政班船。
张：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
伊藤：那么什么时候准备好，你们的船就准备好了。
张：那么，我们将为明天或后天启程做些准备。当我们准备妥当，我们就书面通知你们。[95]
对话在下午六时四十分结束。张荫桓已经竭尽所能，伊藤、陆奥之所以始终不愿妥协，表面上看是全权证书的规制，其实还是张荫桓、邵友濂等人层级太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与中国总理衙门的一般大臣，肯定不在一个层级，所以伊藤、陆奥再也不愿意瞎耽误工夫了。
意外收获：伊藤“点将”
张荫桓、邵友濂广岛之行以失败而结束。其实，他们此行目的也真的不是要与日本谈出个子丑寅卯，更没有签订和平协议的预案，因为中国政府到那时尽管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但并没有完全服输。中国只是说与日本议和，从来没有说投降。而且，中国始终不认为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有什么过错，始终认为在中日议和时应该反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日本“委派伊藤，或有悔祸意”[96]，博闻多识的李鸿章竟然有这样的认识，可见中国朝野并不认为错在中国。所以，当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决然中止中日和谈时，张荫桓、邵友濂只是象征性据理反驳，然后就准备打道回府，因为他们在出发前，慈禧太后、光绪帝都有交代：“款议不谐即返，仍备战。”[97]假如议和不成，那就打道回府，大不了继续打仗吧。因此，对于日方的做法，他们当天并没有觉得怎样受辱，更没有觉得完全不可接受，倒是美国顾问科士达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了，他在当天晚上建议张荫桓、邵友濂应该再发一份声明，对伊藤博文的演讲和陆奥宗光宣读的中止谈判备忘录给予回答给予驳斥，成与不成，总算是表明中国的态度。
张荫桓、邵友濂接受了科士达的建议，但要求科士达代为准备，并告诉科士达，他们已经得到日方通知，将为他们备妥轮船，稍后将他们送往距中国最近的港口长崎。
2月3日上午，张荫桓等人对科士达起草的声明草稿稍加增补，译成英文交随员伍廷芳送去。[98]伊藤博文当着伍廷芳面将这份文件收下并打开，但是到傍晚却又将声明退了回去，理由是谈判既然已经结束，日方也就不方便再接收这个声明。张荫桓等人要求日本将他们送往神户，因为在那里他们回国可能更方便些。但日本方面不同意，理由是送往长崎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99]
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与中国议和，他们那些贪婪的要求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获得，只是他们太清楚中国的政治架构，知道张荫桓、邵友濂这个层级的大臣虽说拥有什么全权，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决定权，他们只不过是个小卒子，是一个被牵着线的木偶。日本人需要的是木偶后面的牵线人，是真正的决策者、拍板者。所以，当2月2日谈判结束，“所有的中国使团成员都在会议厅外。正当伍廷芳要离开时，伊藤伯爵阻住了他。在他们之间进行了下述的谈话：
伊藤：请转达我对李鸿章总督阁下的问候。并也请您使他理解，日本拒绝中国现在这个使团的理由，不是日本忽视了和平的必要性。相反，我们认为恢复和平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中国。因此，如果中国真诚地想要建立和平，要任命有适当资格的、具有适当全权证书的全权代表，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开始谈判。我真正地明白了，北京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和惯例。但这些习惯和惯例不能用于其他国家。我忠实地希望中国要借此机会去修改旧式规定的某些东西并采用一个新方法。我作为天津的老熟人才向您提及了这许多。但这些话对你们的使节我是不打算讲的。
伍廷芳：我感谢阁下非常亲切的话语。我非常同意您的意见。请让我明白，您是否反对我们现在全权代表中的个人或者是官阶？
伊藤：不，不是他们的地位，也不是他们的官阶。我们可以接见授予适当全权的任何人。当然，任命级别越高的人对谈判越有好处。此外，假如你们政府指定一些有名的人物，如指定恭亲王或李总督来，如果他们会感到到日本来很不方便，我甚至愿意亲自到中国去。不管怎样，也必须从开始就懂得并决定我们谈判的结果，不仅仅是用纸写出来，而且也必须要实际上严格地遵守并执行。在和平的愿望上，你们必须是真诚的。这样的和平不仅仅是形式上而且也是内容上的。
伍廷芳：阁下愿意到中国哪个地方呢？上海？
伊藤：不，不是去上海。
伍：去香港？
伊藤：不。
伍：您能提出一个地方供我参考吗？
伊藤（犹豫不决后）：也许是旅顺口。（然后笑着说）但是我们的谈判就要结束了。一个婴儿未生下来，我们不能给他起名字。
然后，伍先生便离开了这个屋子。”[100]
伍廷芳生于1842年，时年五十三岁，英国伦敦学院法学博士，据说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来在香港担任律师，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1882年，伍廷芳受邀进入李鸿章幕府担任法律顾问，此后追随李鸿章参与许多重大外交谈判，是李鸿章非常器重的幕僚之一。
十年前，1885年，伍廷芳曾参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天津谈判，说起来也算是旧相识了。所以伊藤博文将他留下来闲谈几句，问问李鸿章，貌似说着闲话，其实表达了最根本的诉求。这段谈话也见于伍廷芳稍后的追记。[101]
当天谈话结束后，伍廷芳大约没有将伊藤博文的话告诉张荫桓、邵友濂[102]，他在接下来还有一次与伊藤博文单独见面的机会，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受张荫桓、邵友濂的指派，于2月3日前往伊藤寓所送科士达代为起草的那份声明。当伊藤博文当面收下文件后，与伍廷芳有一段对话，主题依然是接续昨天的内容。
伊藤：你们此次远涉而来，没有将事情办成，非常遗憾，但这确实不是日本政府的过错，望阁下和中国方面都能充分理解、谅解。我始终感到纳闷的是，中国政府既然派遣你们来谈判，那么为什么不向你们颁发全权敕书呢？我个人判断，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那些主政者心存侥幸，只是派你们前来打探我日本政府的谈判条件，并非真心实意就此议和。
很显然，伊藤博文对中国政府的疑虑是不准确的，中国政府确实想求和，只是中国政府并不想在求和的时候弄得那样不堪，中国政府不需要向国内民众做交代，但朝廷的脸面毕竟更重要。所以伍廷芳立即表示，贵大臣的判断可能是不对的，我们此次前来，确实希望与贵国政府能够进行议和谈判。如果是虚情假意，为什么要派两位大臣前来，还要带那么多参赞、随员，浩浩荡荡，郑重其事，耗费巨资，兴师动众。由此亦可见中国政府在议和上并非虚与委蛇，而是具有诚意，竭诚期待早日结束战争，重建和平。伍廷芳提醒伊藤博文不要听信外人挑拨，更不要相信报章记者那些无稽之谈，夸大之词。
伊藤博文说，中国政府既有实意，何以不给两位大臣切实全权？
伍廷芳就此解释道，中国政府给出使大臣以全权，在历史上确实比较罕见。张荫桓、邵友濂此次带来的敕书，据中国立场而言，应该承认具有全权的意思，是全权办事，当然不是无限授权。
伊藤说，两位大臣携带的敕书并未给予他们定约画押的权力，连这个权力都没有，怎么能够认为是充分的全权代表呢？
伍廷芳就此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观点，全权大臣既然拥有开议和谈判的权限，自然具有定约画押的权力。贵国政府如果对此一定存疑，那么我们可以用电报向朝廷请示，由朝廷再发御旨予以澄清。现在贵大臣抓住这一小小细节大费周章，不愿开议，未免显得有点儿过于拘泥。
伊藤说，这不是拘泥还是大度的问题。这次议和是关涉日清两国前途的大事件，一切都必须按照国际公法进行办理。如果稍有瑕疵，必为各国耻笑。这是日本政府最不愿意见到的。遥想1858年中英两国代表订约之后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最后又闹得不可开交，实在令人遗憾。前车可鉴，所以此次日清议和不能不格外慎重。这就像到市场去买东西，必先备银两方准许交易。现在中国方面全权代表手中没有银两，怎么能够进场交易呢？空卖空买？
伍廷芳针锋相对表示，说到市场交易，我倒想说，凡是卖东西的人，亦必定会先将价值告诉买家，以便买家议价并准备银两。现在贵国对议和条件秘而不宣，拒绝透露，不知贵国政府究竟是什么意思。双方谈判，总要告诉对方条件，既然这些条件并不能隐瞒到底，贵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及早告诉中国政府，以便中国政府尽早知道贵国政府的意思，好做认真准备，筹集银两，设法了结，以免兵事缠绵无期，两国劳民伤财又伤和气呢？
对于伍廷芳的困惑，日本人心中清楚得很，日本人就是不愿意将谈判条件早日公布。伊藤表示，阁下的说法是对的，我完全赞同。我不是不愿将谈判条件告诉你们，只是这些条件都属于日本政府的国家机密要事。等贵国大员拥有切实全权，我们方可告诉这些条件。我始终不明白的是，贵国政府何以不能派遣拥有至上权力的恭亲王或李鸿章前来谈判呢？伊藤博文终于忍耐不住开始“点将”了。
伍廷芳闻言解释说，恭亲王与李中堂均有紧要职任，恐怕一时走不开。张荫桓、邵友濂均系中国大臣，一流人物，圣眷甚隆，特派来议和，亦是一样的。
伊藤说，我不是嫌弃张、邵，只是日清议和关系甚重，中国政府增加一爵位最崇的大臣参与议和，会同定议，肩能负重，可期速成，不是更好吗？当然，不论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现在最要紧的问题，还是全权大臣的敕书，这必须切实悉依公法款式进行办理，没有特例。
伍廷芳说，按照国际公法给予出使大臣便宜行事的全权，那是时代条件的制约。现在条件不同了，各国都设有非常方便交流的电报线路，即便是西方国家间的交往，遇到一些不曾经见的事情，不是也照样随时向国内发报请求指示吗？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当然，现在的中国全权大臣的敕书，应该修改，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就按照贵大臣所交敕书式样进行修改，是不是就行了呢？
伊藤博文说，如果按照这个样子进行修改，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一点相信阁下已经很明白了，大家都不必啰嗦了。我愿意就此再说一点闲话，我一直觉得贵国素来以为日本国小人穷，殊不知自日清开仗以来，日本并没有向任何国家借贷，所有军费皆由日本政府自己筹措，现在已经向本国商民借了一万万元，并准备再借五千万元。日本所费兵饷，较诸贵国可能已多出数倍。现在日军围攻威海卫，威海卫南边已经到了日军手里，只是在一些海面及刘公岛附近各炮台还有一些战斗，贵国军队还在进行一些抵抗，但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战斗就会结束，日军必将全胜。军情万变，时刻不同，早和为宜。至于会谈地点，伊藤表示，可在旅顺，或在别处，届时将托美国公使居中间代商。[103]
伊藤博文的意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他的谈判对手只能是恭亲王、李鸿章，如果是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位，伊藤甚至愿意到中国境内去谈判。
对于伊藤的两次谈话，细心的伍廷芳于2月10日在长崎旅舍就做了详细追忆。2月15日抵达上海后，他给李鸿章寄去一份供参考，顺便也给盛宣怀寄了一份[104]，这对后来李鸿章出任全权议和大臣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伊藤博文不愿与张荫桓、邵友濂开谈，期待与恭亲王，或李鸿章对谈，这个意思不仅向伍廷芳做了很明白的暗示，希望伍廷芳转给李鸿章，而且通过丹尼森—科士达这条线更明白强调，“如果中国派恭亲王或李鸿章为议和代表，日本将予接受。”[105]
大清帝国平日里人才济济，科举考试从来都是熙熙攘攘，一派繁忙，竞争者无数。可是到了国家需要用人的历史关头，到了需要为国效力的时候，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显得那么短缺，那么不济。堂堂大清帝国，出征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元帅，竟然找到一直反对鲁莽、反对开战的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挂帅出征与日本对打，其实是一种“被挂帅”。现在，要议和了，朝廷先后已经派出两拨人了，可是人家就是死活看不上眼，就是不愿谈，就是死活一定要找李鸿章。于是李鸿章这一次又“被出使”。这也难怪人们骂李鸿章“卖国”，人家为什么不和德璀琳谈，不和张荫桓、邵友濂谈，而一定要找你李鸿章谈呢？你李鸿章究竟和日本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106]这一点，要不是朝廷对李鸿章了如指掌，一清二楚；要不是李鸿章几十年兢兢业业，精忠报国，一片忠诚，那他李鸿章还真的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那真的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
注释
[1]［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36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58年。
[2]《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23日），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卷六，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清实录》第五十六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五，4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卷五，27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5]《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38页。
[6]《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四，268页。
[7]《翁同龢日记》卷五，2733页。
[8]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卷上，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9]《翁同龢日记》卷五，2736页。
[10]《翁同龢日记》卷五，2734页。
[11]《附 恭邸等密函》（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22页。
[12]《翁同龢日记》卷五，2736页。
[13]《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9月30日），《中国海关密档》卷六，128页。
[14]《赫德致金登干》（1894年10月7日），《中国海关密档》卷六，132页。
[15]《金登干致赫德》（1894年10月12日），《中国海关密档》卷六，135页。
[16]《英国政府提议之和平条件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34页。
[17]《驻德国青木公使致陆奥外务大臣电》，《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35页。
[18]《甲午战事电报录》，《东行三录》，195页，上海书店1982年。
[19]《东行三录》，198页。
[20]《翁同龢日记》卷五，2738页。
[21]《翁同龢日记》卷五，2739页。
[22]《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61页。
[23]《拒绝英国政府调停之答复》，《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41页。
[24]《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九，71页。
[25]《翁同龢日记》卷五，2746页。
[26]《翁同龢日记》卷五，2746页。
[27]《清实录·光绪实录》，525页。
[28]《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39页。
[29]《寄巴黎龚使》（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25页。
[30]《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45页。
[3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39页。
[32]《附 恭邸等密函》，《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45页。
[33]《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卷二，197页。
[34]《寄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45页。
[35]《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各国皆不愿公议东事希直接与日洽商电》（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九日），《中日战争》续编卷一，553页。
[36]《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卷二，196页。
[37]王维江：《巴兰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五期，141页。
[38]《寄大高殿督办军务处》（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62页。
[39]《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函》（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69页。
[40]《照会日本国总理大臣伯爵伊藤公文》（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170页。
[41]《德璀琳言明李鸿章之书函为公开者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0页。
[42]《德璀琳要求亲交李鸿章之书函》，《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68页。
[43]《关于德璀琳之书函派遣加藤公使之通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69页。
[44]《必须拒绝受理德璀琳所带信函之意见》，《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0页。
[45]《德璀琳回答之要旨》，《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1页。
[46]《关于德璀琳携带之书函清国内情恐慌事》，《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2页。
[47]《表明须拒绝受理德璀琳所带信函之意见》，《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4页。
[48]《必须返回中国意旨之通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4页。
[49]《德璀琳表明归国意图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4页。
[50]《德璀琳退去情况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5页。
[51]《清国政府关心列国干涉》，《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44页。
[52]《美国政府拒绝英国要求其参加干涉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45页。
[53]《美国政府表明愿为日清两国友谊上之调停者之意》，《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44页。
[54]《对美国要求调停之答复》，《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53页。
[55]《向美国公使交付口信时谈话之通报》，《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53页。
[56]《翁同龢日记》卷五，2753页。
[57]《提示议和条件之基础》，《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67页。
[58]《关于要求修改议和条件之基础》，《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68页。
[59]《蹇蹇录》，113页。
[60]《蹇蹇录》，113页。
[61]《关于任命全权委员会址表明清国方面之希望》，《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6页。
[62]《蹇蹇录》，114页。
[63]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9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64]《蹇蹇录》，114页。
[65]《清国方面关于议和全权名单及场所意图之通报》，《中日战争》续编卷九，477页。
[66]《蹇蹇录》，114页。
[67]《张荫桓日记》，499页。
[68]《张荫桓日记》，500页。
[69]《清国政府发来有关张荫桓来日旅程之通知》，《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65页。
[70]《承认清国政府之申请》，《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65页。
[71]《张荫桓日记》，501页。
[72]《张荫桓日记》，502页。
[73]《张荫桓日记》，503页。
[74]《务必竭力阻止科士达赴清之训令》，《甲午战争》卷九，4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75]《有关科士达渡清日程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66页。
[76]《关于科士达欲会见陆奥外相之内心用意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66页。
[77]《蹇蹇录》，118页。
[78]《蹇蹇录》，120页。
[79]《蹇蹇录》，122页。
[80]《关于为未授与清国使节全权一事要照会美国公使之训令》，《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66页。
[81]《科士达日记》，《中日战争》续编卷六，614页。
[82]《伍廷芳致盛宣怀函》（1895年2月15日），《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83]《科士达日记》，《中日战争》续编卷六，615页。
[84]《科士达日记》，《中日战争》续编卷六，615页。
[85]《附记：二月三日上奏案》，《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85页。
[86]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卷一，81页。
[87]《蹇蹇录》，123页。
[88]《蹇蹇录》，123页。
[89]《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86页。
[90]《蹇蹇录》，124页。伊藤的这个演说词在伍廷芳致盛宣怀函之附件中题为《伊藤博文说帖》，译为文言，文字略有不同，见《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4页。这个演说，还见于《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79页，题为《附件十：明治二十八年二月二日有关全权资格伊藤全权大臣对张荫桓邵友濂之讲演》。伊藤的这个演说词，还见于《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88页。属于新译的现代语体文。
[91]《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88页。
[92]《蹇蹇录》，125页。陆奥的这个宣布更详细的版本见《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80页。题为《附件十一：二月二日关于通知清国使节无充当全权大臣资格一事之节略》。
[93]《出使大臣张荫桓邵友濂来电四》，《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二，35页。
[94]《蹇蹇录》，125页。
[95]《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92页。
[96]《复上海张使》（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五，344页。
[97]《张荫桓日记》，498页。
[98]《张荫桓、邵友濂致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函》（1895年2月3日），《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4页。
[99]《科士达日记》，《中日战争》续编卷六，616页。
[100]《中日战争》续编卷十，293页。
[101]《伊藤博文与伍廷芳问答节略》，《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2页。
[102]但是张荫桓很快就知道伊藤与伍廷芳两次谈话大概。张荫桓稍后致电李鸿章说：“广岛檄议后，伊藤留伍廷芳，问起居甚切。越日廷芳往见，又谈甚久，莫非推爱。伊藤总愿恭邸与函丈与议，庶能肩任不致翻覆。有愿就旅顺会议之说，亦令吴电赫达署。”《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56页。
[103]《伊藤博文与伍廷芳问答节略》，《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3页。
[104]《伍廷芳致盛宣怀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391页。
[105]《科士达日记》注释，《中日战争》续编卷六，617页。
[106]战争还在进行时，“言官”安维峻就有一份耸人听闻的《请诛李鸿章疏》，指责李鸿章之所以战前不积极准备，是因为“自恐寄顿倭国私财，一朝决裂，不能抽提，故不欲出于战，且不为之备”；更捕风捉影，丑化李鸿章：“夫李经方娶倭主之宗女，犹明之严世蕃也；李鸿章最为倭国君臣所喜，犹宋之张邦昌也。”假如不是慈禧太后、光绪帝、恭亲王对李鸿章有很深的理解，这些卖国、与倭国私通的传言，足以致李鸿章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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