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要价
张荫桓、邵友濂在日本肯定谈不下去了，日本人不愿搭理他们了，只是清政府到了这个时候尚不觉悟，以为日本人真的以为张荫桓、邵友濂授权不充分所致。2月5日（正月十一日），张荫桓、邵友濂通过驻京美使田贝与李鸿章、总理衙门取得联系：“顷译张邵两星使致驻京美使电，云倭以中国使臣议事须请示国家，无权议事，即非全权大臣，且电报来往必迟延日期，不肯议事。如中国派便宜行事真全权大臣，毋庸请示国家，则愿会议云。又因广岛系办军务首要之处，不允我等驻扎，即日拟绕长崎回沪云。”[2]朝廷大致知道了在广岛发生的事情，也应该预感到换人的可能性。
第二天（2月6日），慈禧太后在养性殿召集恭亲王、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等重臣进行讨论，“旨谕战事屡挫，今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归国，免得挫辱。于是恭邸、孙、徐两君嗫嚅委婉，谓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述田贝言，若决绝则居间人亦无体面。谕曰若尔，中国体面安在？诸臣略劝慰。臣谓定约画押，既添入国书，则批准一节亦宜叙入，或稍可维持。圣意韪之。言顷间，上请安时亦言若不待批准，则授权一介矣。于是定改国书，添定约画押，而批准二字亦轻笔逗出，并令将复田贝函稿速拟呈递。”[3]
既然战场上不如人，外交上也没有多少可凭借的筹码，慈禧太后、光绪帝只能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修改国书，尽管在“批准”问题上继续留有后手，但在实质问题上，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朝廷的意思，当然是希望以此让步，换取日本的让步，同意张荫桓、邵友濂继续留在日本谈判，早日达成和议，至少只要开谈，就应该停战，不要将中国逼到死角。
朝廷的想法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美国公使田贝于2月7日将朝廷的修改意见通知日本政府，说中国政府已接受了日本政府要求，同意在全权大臣国书中添加“定约画押”权力。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而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清国政府真诚希望讲和，为缔结签订讲和条约，决心选派携带有一般解释妥当之正式全权委任和有名望官爵之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将毫不踌躇，重新开始谈判。”[4]日本方面通过文字明确提及换人要求。
日本要找比张荫桓、邵友濂级别高的人进行谈判，张荫桓、邵友濂在广岛就已经深刻意识到，尽管伊藤、陆奥都没有好意思明白提出。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得信，“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5]根据这个标准，可选择的范围已经很小了，甚至可以说，只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够格。
战场上的情形不容乐观，慈禧太后也在这个时候“慈躬违和，肝气发动，身颤肢倦”；而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在内外交困中服毒自杀（12日），黄海大战后李鸿章刻意保留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就在这一天的御前会议上，清廷终于明确派遣李鸿章出使，与日本人讲和：“巳初二刻，皇太后召见枢臣、庆邸于养性殿。起居毕，谕今日强起，肝气作疼，左体不舒，筋起作块。论军事，即及田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恭邸以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谕云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做一半主张。”[6]
第二天（2月13日，正月十九日），军机大臣密寄上谕，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订条约：“前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议条款，讵日本意存延宕，借敕书有请旨之语，谓非十足分际，不与开议，送回长崎。迨令田贝再电询问，乃又答，云无论何时可以再行开商和议，总须中国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誉素著之员，给予十足责任，仍可开办等语。现在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今日本来文隐有所指，朝廷深维至计。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著王文韶署理。李鸿章著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一切筹办事宜均于召对时详细面陈。该大臣当念时势阽危，既受逾格之恩，宜尽匪躬之义，谅不至别存顾虑，稍涉迟回也。启程日期并著即行电闻，以纾廑注。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7]李鸿章成了挽救中国的唯一人选，成为日本可以接受的谈判对手。稍后，朝廷一再电催李鸿章不得延迟。[8]
按照清政府的想法，中日战争日本取胜，不过是将朝鲜从中国的附属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大清帝国周边原先那些藩属，剩下的也就只有朝鲜国了。之所以还愿意为朝鲜不惜一战，是朝鲜的战略位置太重要，距离大清政治中心太近。至于战争赔款，清政府也有足够准备。只是大清帝国君臣实在想不到的是，东邻岛国早就不耐烦岛居生活，早就对中国广袤的国土垂涎欲滴，觊觎三分。
对于中国领土的要求，日本海军部的愿望是，与其在战后割取辽东半岛，不如割取台湾全岛更划算。在倾向于割取辽东半岛那部分人中，有人主张假如辽东半岛不能完全由日本占领的话，那么可以先让中国将辽东半岛让与朝鲜，日本再从朝鲜手中租借。至于台湾全岛，日本人中的大多数力主全部划给他们。
与海军部的主张相反，日本陆军部认为辽东半岛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夺取来的，这和日军足迹并没有踏上的台湾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从战略层面说，辽东半岛既控制朝鲜半岛侧背，又扼住了北京咽喉。为日本国家前途久远计，日军用生命夺取的辽东半岛决不可不归日本所有。
日本管理财政的部门，他们的想法又是一套。他们对割地并不怎么热心，但对于怎样才能获得巨额赔款，则有自己的主张和规划预算。他们中有的主张让中国赔偿十亿两，他们以为大清国就是一口大肥猪，可以任意宰割，任意掠夺。
与海军、陆军、财政部门稍有不同的是日本外交官，他们不仅了解国际大势、世界格局，更了解中国是怎样弱势、无能，因而他们的主张不仅上有极限，而且显得可行、理性。1894年11月2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致电政府建议的媾和条件是这样几点：
一、割取奉天省及不与俄国接壤的吉林省大部分以及直隶省的一部分，另外在中朝两国之间划出约五千平方日里（每日里合3.93公里）的中间地带，作为将来日本掌握亚洲霸权的军事基地；
二、赔款英币一亿镑，其中一半为生金，另一半为银币，分十年偿清；
三、在偿清赔款以前，日本军队应该占领东经一百二十度以东山东省一部和威海卫及其炮台武器，驻兵费应由中国负担。
在附言中，青木还说，欧洲的舆论认为，只要不影响欧洲利害或中国存亡，不论提出任何条件均无异议。
此外，日本驻俄国公使也一直关注俄国立场、看法，预见俄国对于日本割取辽东半岛，特别是割取接近朝鲜国境部分决不会置之不理，因此建议日本政府，不如开始就向中国要求巨额赔偿，但以占领辽东半岛作为赔款保证，则俄国对此就没有办法干涉。
至于日本民间，对究竟应该怎样惩处中国，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对于从中国割让土地则是相当一致。这些人一面陶醉在日本军队百战百胜的浮夸中，一面各自怀揣将来经营计划。
日本朝野各界对于究竟怎样惩处中国，究竟应该从中国获取哪些好处，始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这就是日本政府一再找借口拖延谈判的真实原因，至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
为了迎合各方，日本政府综合制定出了几个非常严苛的议和版本。
比较强硬的主张是，在中国政府主动向日本直接乞降前，日军不能停止全面进攻，为永久压制中国反抗及作为维护东亚和平的保证，至少应该使中国将其东北部比如奉天、南部台湾等割让给日本；至于军费赔偿，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三亿日元。
这一派还有人主张，中国如果在战后不能自保其国家，而陷于自暴自弃，放弃其主权时，日本政府必须有瓜分中国的决心，届时至少要将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划入日本版图。
还有人主张，应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及台湾，并缔结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其条件应超过中国与欧美各国所签订条件。
在众声喧哗瓜分中国鼓噪中，也有比较冷静的政治家从中日关系未来、大局着想，建议政府不要太贪婪、过分。况且战争从来不是一次就可以结束，日本不应通过这次胜仗得意忘形，置人于死地。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现在只是还没有觉醒，中国一旦觉醒，中国力量不仅是日本甚至是整个世界都无法忽视的，所以日本在战后安排上要想着怎样帮助中国，不要让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只是一群贪得无厌以邻为壑的政治小人，没远见、抱负。这种背日本主流社会舆论和期待在当时并不敢公开发言，但对于日本决策者来说，这类发言更值得重视。
日本政府决策者对各方面建议充分考虑，当然更要从中日关系大局和未来进行考量，外相陆奥在与内阁总理大臣伊藤仔细讨论后，早在1894年10月初就拟定了一个媾和条约，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转变，在后来仍不断修正。
由于日本议和条件无论如何都必须容纳那些割地、赔款者的想法，否则在日本也通不过，而这样的方案如果一旦提前公开，肯定会使欧美各国舆论哗然，各种各样的压力接踵而来，日本必将面对非常大的外部压力，必将引起列强干涉。基于这种种考虑，日本政府最后决定议和条件不先透露，甚至包括对中国，届时中日两国对谈时，一并提出。假如列强中某一国对某一条款存有很大异议，或者真的不合适时，日本政府再拿出来讨论，或者干脆放弃换取妥协。
根据这样的原则，日本外相陆奥对自己早就拟就的议和条件严格保密，直至中国议和大臣即将到达日本，他方才将这些方案提交内阁进行讨论，并于1895年1月27日在御前会议上奏报天皇，强调以分清朝鲜战争的原因及朝鲜独立、割让领土与赔款、确定中日两国外交利益和特权为基本内容的三个阶段。
2月16日，日本政府就此发表声明，表示中国除应支付战争中的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结果须向日本割让土地。同时，日本政府认为，为了将来中日两国交际有所准绳，两国在议和时应缔结确切条约。因此，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派遣具有这些谈判基础的全权大臣，那么就不必耽搁功夫浪费时间。更为狂妄的是，日本政府在这个声明最后还说，日本政府今后无论何时认为有必要时，或有所希望时，在上述各条之外，有权随时提出补充要求。[9]
第二天（2月17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将这些议和条款转达至中国政府，概括起来说就是四点，即朝鲜独立、割地、赔款和最惠国待遇。这些要价，当然不是张荫桓、邵友濂这个层级可以谈判，更不要说做主的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一再提示中国必须委派位高权重的大臣来谈判。
日本人的提示对朝廷当然很重要。1895年2月12日早朝时，皇上和皇太后都明确意识到日本人所说的名位崇高且能担当重任的人肯定是指李鸿章，于是立即同意派遣李鸿章为大清国全权代表，前往日本进行议和。
接到朝廷的任命后，李鸿章于2月19日（二十五日）交卸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21日（二十七日），离开天津前往北京，与朝廷诸位大臣共商议和事宜。
按照日本人已经向朝廷提出的条件，此次议和真的不同于往昔，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使命，相信已年逾古稀的李鸿章并不乐意前往日本：“伊藤愿到旅顺相就未知确否，请嘱田贝电询。若能在烟台会议尤妥。伊藤每欲鸿章往日本报聘，争此体面。如将来和议成后，自揣精力能远涉风涛，亦可赴倭一行，不妨与田贝闲谈时谕知，免又牵率远行，徒损国体。”[10]可是战场上不如人，现在大兵压境，究竟在哪里谈判，并非中国说了算，日本人主导了整个议和进程，中国只能被动应对。
2月22日（二十八日），光绪帝在乾清宫主持御前会议，李鸿章和军机大臣同见。他们对将要到来的议和谈判和中国应该坚持的原则进行了讨论。李鸿章答：“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户部尚书翁同龢闻言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对翁同龢的说法似乎很不以为然，因为谁都知道日本此次条件苛刻，“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11]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光绪帝又问：如果议和一时还不能开始，那么我们在直隶的海防是否能够顶得住日本攻击？李鸿章坦然对以“实无把握，不敢粉饰”[12]，我海防在日军猛烈冲击下，大概就像已发生过的那样，不能形成有效防御。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大清帝国除任人宰割，还有什么可以反抗的呢？这确实不是唱高调可以解决的难题，必须拿出英雄断臂的气势，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维护利益，而不是单凭三寸不烂之舌搅局、糊弄。
对于李鸿章的想法，恭亲王、孙毓汶、徐用仪等要员无疑是支持的，持反对立场的，或者说比较在意赔款割地问题的人，确实就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翁同龢的别扭大约很让几位同僚心中不爽，因而在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等各位枢臣集传心殿议事，李鸿章郑重邀请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参与议和。翁同龢闻言表示：“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13]语甚坚决，而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群公默默，独翁同龢仍主前议，以为宁愿多赔款，也不能割地。翁同龢喋喋不休，李鸿章建议请英俄公使出面劝阻日本，而孙毓汶、徐用仪却以为根本办不到，讨论不了了之。
当天，李鸿章还与孙毓汶、徐用仪一起拜访美国公使田贝，就日本人先前非常挑剔的国书授权等问题交换看法。然后又独自拜访英国公使，因为在当天朝议时，李鸿章曾建议请英、俄两国从旁协助，看看能否在日本人那里有点什么作用。
第二天（2月23日），总理衙门将授予李鸿章的敕书底稿正式送交美国公使田贝，请他转致日本政府，看看还有什么意见或不合适地方。3月2日，日本政府提出几点修正意见，最重要的指责是拒绝敕书用汉文，要求清政府改用洋文；并要求清政府用洋文写好后再发给他们。
对于日本人的刁难，清政府当然很愤怒，光绪帝为此发了不止一通脾气，以为这就是日本人借事生波，故意刁难。他要求清国大臣一定要向日本表明立场，亮出态度，并要求李鸿章还是尽快启程，早些了结这件烦心的事情。至于日本人的意见，清政府还是乖乖参照执行，按照他们的意见将敕书译成洋文，然后通过美国人再次提交给日本政府。
外交手续并不是很困难，更不会构成媾和谈判障碍。媾和谈判的真正障碍，还是怎样应对日本人的要价上。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能赔多少钱，能不能割地，如果能，那又准备割多少地。而割地问题，对于大清帝国来说，也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先前几十年，大清帝国虽然打不过英军，打不过英法联军，也曾签署过城下之盟，丧失过一些主权、利益，但实事求是说，过去几十年所遇到的西方列强，还真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向中国要土地，要割让，香港那块不毛之地现在虽然发展、繁荣起来了，但当年的情形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中英贸易达到了一个节点，英国人请求大清帝国皇帝陛下赐给他们一个荒岛，唯一的用处还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绝对不像日本人这一次这样赤裸裸，这样贪婪。
李鸿章是老道成熟的政治家，在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朝廷的底牌前，他绝对不敢贸然前往日本。他宁愿在北京多呆几天，也要和朝廷，和诸位同僚好好商量此次东渡可能面临的问题，割地毕竟是大清帝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头等大事，他决不敢自行其是任意妄为。
23日，光绪帝又召集李鸿章、恭亲王、翁同龢等人进行专题研讨。根据翁同龢的观察，李鸿章在这一次奏对中勇于担当，好像没有什么推卸责任诿过于人的意思。李鸿章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他儿子李经方能随他一起出使日本，“以通日本语，且与陆奥有旧也。”[14]
李鸿章毕竟年过七旬，他让儿子随行，其实也是贴身照料。所以朝廷并没有怎样犹豫，恭亲王、庆亲王表示“极力赞成，勿畏人言”[15]，光绪帝由此问到李鸿章身体状况，此时大约都担心李鸿章可不能挺不住。
2月24日，李鸿章利用自己的人脉，前往英俄德各国公使馆寻求帮助，希望这些公使劝说本国政府出面劝劝日本人，不要那么贪婪，不要把中国逼入绝境。然而一天跑下来，“而未得要领，计无所出”。至枢臣集议，孙毓汶“必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坚持不可。而德国公使也在这个时候告诉李鸿章：“若不迁都，势必割地。”[16]翁同龢以为德国公使说的有道理，这个说法应该启发了稍后主导联名上书的康有为。[17]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打发，清廷在犹豫中徘徊。2月25日，英俄德三国公使分别回拜李鸿章，但是并没有带来什么值得高兴的消息，日本政府似乎铁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谁也别想让日本人在开谈前就让步。清廷大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当天御前会议上，光绪帝与各位重臣集中讨论的就是割让土地的事情，李鸿章先发言，讲了事情原委及各种可能，大约在目前情形下，也开始倾向于割地。而恭亲王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并且讲了各种可能后果。各位大臣对这个问题不敢畅所欲言，唯翁同龢无私无畏，始终表示无法认同割地的主张，“余却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18]
割地主张不仅遭到翁同龢反对，而且在慈禧太后那里也通不过。2月26日，光绪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顺便报告了昨天的讨论和恭亲王、李鸿章等立场，“大拂慈圣之意”，迅即遭到拒绝，太后面色凝重告诉光绪帝：“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你就按照你的思路办吧，只要别太烦我就行了。[19]太后显然不太高兴，至少对这个结果表示失望。“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与枢译商不敢担。”[20]割让土地毕竟是一件大事，没有哪个人敢于出面负全责。
在随后几天，各国外交当局与日本交涉的消息陆续传来：“俄使持俄主电密告庆常：俄法英有保大局杜侵占之约，应俟倭说出索项，如华难应允，再出评论，方能得力等语。法外部告庆常：前电催倭速和，倭复愿和，未知诚心否。战守难松，京兵宜用快枪炮，重根本；奉直宜防倭登岸，抄袭山海、津、沽。英法各遣一舰赴台、澎，探倭舰行踪。英法俄现集兵舰六十，不难立断倭路，故不愿轻发，姑观动静。”[21]各国有力量制止日本而不制止，其原因就在于各国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的立场与做法，清政府几乎成为国际孤儿，直至此时，方才知道真正的国际朋友不仅是贸易伙伴，而且必须要有价值观的接近或认同。
残酷的国际环境，日本的军事压力，逼迫清政府做出最大让步。3月3日（二月初七日），“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上了一个奏折，明白建议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尽快启程，尽快了结：“奏为敌情叵测，时局阽危，皇上特遣重臣再申和议，而日本屡次延宕，大学士李鸿章尚未成行，诚恐倭人俟河冻一开，分兵冲突，畿辅则可忧者大矣。臣等伏思倭奴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再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臣等前日恳请召见，本拟详细面陈，旋奉传谕，命臣等恭请谕旨遵办。皇上深维至计，洞烛时宜，令臣等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昨据田贝送到日本复电，定于长门会议，李鸿章自应迅速启程，免致另生枝节。所有臣等遵旨办理缘由，谨切实沥陈，伏乞皇太后慈鉴。谨奏。”[22]这是甲午善后最重要的一份奏折，有了这份奏折，和谈才有了可能。
与“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相配合，李鸿章也有一份《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奏为遵旨驰赴日本议约，预筹大略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钦奉谕旨，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当即趱程晋京，仰蒙召见三次，诲示周详，莫名钦感。连日据美使田贝函称，日本来电，中国另派大臣议和，除先允偿兵费并朝鲜有其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即无庸前往等语。迭与王大臣等会议，均以敌欲甚奢，注意尤在割地，现在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当经总理衙门函复田贝，以日本电内欲商各节，均有此全权责任，尚未接准复电，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皇上面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窃以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至于戎狄窥边，古所恒有。唐弃河湟之地，而无损于宪武之中兴；宋有辽夏之侵，而不失为仁英之全盛。征以西国近事，普法之战迭为胜负，即互有割让疆场之事。一彼一此，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此次日本乘屡胜之势，逞无厌之求，若竟不与通融，势难解纷纾急。详阅日本致田贝两电，于兵费及朝鲜自主两节，均认为已得之利，而龂龂争执尤在让地一层。惟论形势则有要散，论方域则有广狭，有暂可商让者，即有碍难允许者，臣必当斟酌轻重，力与辨争。所虑者会议之初，先议停战，西例只有议停数日或一两旬之案。设磋磨未定而停战期限已满，彼仍照旧进兵直犯近畿，又当如何处置。至兵费虽允偿还，多寡悬殊，亦须从容商定数目。其所云日后日本想有别事应行整办，包藏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敌情固为凶悍，倘于臣将行之时，既往之后，遽以大股北扰，应如何密为筹备之处，圣明自有权衡，此则区区之愚，尤不敢不预为顾虑者也。臣俟日本复电定在何处会议，即行出都，取道天津，乘轮东渡。再求面聆训诲，俾有遵循。理合恭折披沥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23]仔细阅读李鸿章这份奏折，才能真切体会在体制时代所谓忠君报国，所谓忍辱负重究竟是什么意思。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晚期，在国家遇到如此重大困难的时候，不苟且，不高调，不推诿，不避怨谤，一心为国家化解危机，以年逾古稀之身东渡，其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再三致意，决非过去所谓卖国，所谓汉奸那样轻率的言辞所能玷污。这也是李鸿章为什么面对那样强大的反对者举报、诬陷，但在朝廷稍有见识者无不赞赏、敬佩的根本原因。
对于“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的建议，对于李鸿章的“预筹大略情形”，朝廷很快给予完全肯定：“李鸿章奏遵旨与日本议约预筹大略情形一折。据称倭人注意尤在让地一层，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辨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等语。此次特派李鸿章与日本议约，原系万不得已之举，关系重大，转圜之难，朝廷亦所洞鉴。该大臣膺兹巨任，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议定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实有厚期焉。将此密谕知之。钦此。”[24]光绪帝一锤定音，中日和谈终于有了一个开始。
忍辱负重：谈判之难
“割地”大原则确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原则遭到各方面反对。第二天（3月3日），获悉清政府同意割地的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徐世昌等人向清廷上了一个折子，以为议和割地，必不可行。但是怎样才是可行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主意。
紧接着，日本提出的和谈初步计划也通过美国公使田贝传来了，日本“言明决定以马关作为聚会地点，许可其（中方）使用密码电报。然而往来文电如为长文，则难以一一以电报进行商议”。[25]清政府在获悉这个消息后，迅即命李鸿章抓紧准备，尽早启程，以免夜长梦多，别生枝节。
3月4日，光绪帝单独召见李鸿章，“上见李鸿章不过一刻，语极简，又独对，不与枢臣同见，可异也。”这是翁同龢的猜测，临行前单独辞别只是表明朝廷对此事格外重视。朝廷颁给李鸿章的全权敕书，也完全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特授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定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
处理完在北京的事务，李鸿章悄然离京，返回天津，准备东渡。后通过美使与日方反复沟通，“约于西三月十九日即华二月二十三日到马关后，再订两国钦差会晤日期。是启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鸿定于十九日由津登轮，出沽口后，计四日可到马关，拟到彼即驻船上”。[26]这是李鸿章的规划。
实际上，李鸿章一行于3月17日晚登舟，18日开驶。雇用德国商船“公义”，“仍挂德旗”[27]，并悬“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旗。19日（二十三日）晨抵马关。
李鸿章此行，有一个比较庞大的阵容。他的儿子李经方为头等全权大臣特设参议，这是专门为李经方设置的一个头衔，其地位远高于随团其他参赞。
李经方生于1855年，时年四十，他并不是李鸿章亲生子，而是其四弟李昭庆之子，后因李鸿章年四十仍膝下无子，遂将李经方过继为嗣。稍后，李鸿章亲子李经述出生，但李家仍称李经方为大儿子，依然视如己出。
1882年，李经方中举，遂捐钱以知府分省补用。只是李经方并没有到外省候补，而是留在李鸿章北洋大臣衙门内做事，随李鸿章襄办外交等事务。1886年，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出使英国，担任参赞。1890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与日本朝野各界关系密切，后因家事请假回国。
从李经方经历看，他算得上职业外交官，懂外语，懂交涉，更重要的是在日本有人脉。所以他这次随李鸿章前来，不仅能照顾其老父亲饮食起居，也是李鸿章重要助手。
李经方外，随行参赞还有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随员有陶大均、张柳、廖炳枢等；顾问有美国人科士达、毕德格；还有翻译、文案等随员，共计三十三人。随行医生除四品衔直隶候补同知林联辉外，还有法国驻华使馆慈巴茨斯医学博士。这是李鸿章使团正式成员。另外还有厨子、轿班、理发师。据说这个庞大使团共有一百三十五人，浩浩荡荡。
李鸿章一行从天津出发后，中国政府即通过美国公使通知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闻讯后，立即分别从东京、广岛出发。18日，陆奥宗光率先抵达。19日晨，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各自乘坐的轮船差不多同时抵达马关。
当李鸿章一行抵达后，陆奥立即将日本政府全权办理大臣的官爵、姓名通告中国使臣，同日还以全权办理大臣的名义通告两国全权大臣将于第二天即3月20日（二十四日）“齐集公所，互阅敕书妥协”[28]，也就是交验各人所携全权委任状。
1895年3月20日（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心情。快到三点时，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方除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外，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后方才开始谈判正题。
按照既定议程，当天主要事情就是交验文书。由于有了张荫桓、邵友濂的教训，李鸿章此次携带的国书，先前曾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政府通报过，日本政府也提出过修改意见，中国政府尽管对这些意见并不是很满意，但为了息事宁人，早开和谈，还是参照日本意见对国书进行了修改。所以在当天交验国书环节，一切均如预料，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文书交验完成后，当天议程就应该结束了，然而这时李鸿章提出一个“自选动作”。他让罗丰禄宣读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大清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现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为彼此议商和约条款地步。数月以前，此议已有美国驻扎北京大臣，转商贵国政府。当接电复，须俟两国大臣聚会时，方能将如何停战议和言明。今本大臣奉有定立和约署名画押之全权，诚愿不负朝廷所委重任。用特重申前议，以为所请停战一事，乃议成和款第一要义。理合声明，并请见复。”[29]
李鸿章的这个动作出乎伊藤、陆奥意料，伊藤在略微思考后表示，中国的建议自有道理，但究竟应该怎样答复，还请等到明天再说。当天的谈判至此结束。
李鸿章与伊藤原是多年旧识，如果不是在这个场合相见，相信他们一定会惺惺相惜，现在这个场所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有点尴尬。据陆奥回忆，李鸿章在谈话中根本不像古稀老翁，他身躯魁梧，语言爽朗，使陆奥想起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以为李鸿章仪表谈吐真的足以服人，曾国藩所言决非虚语，更非夸饰，李鸿章真具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只是此次使命使李鸿章完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所以在与伊藤闲聊时，不时总会遇到一些尴尬情形、场景。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闲谈，远远超出此次会谈内容，给人感觉是闲聊，但又是那么切入正题，关系中日两国未来发展，关于中国前途、命运，他们的谈话给人以启迪、思考。
谈话仍从国书形式开始。伊藤问，两国全权代表的国书已交验完了，不知能否将两国国书相互交换，彼此留存。
伊藤的提问，对中国人或许是个新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见多识广的李鸿章坦然以对，表示完全可以遵照日方建议，相互交换，相互留存。
伊藤又问，刚才阅览贵国国书感到确实妥当得体，只是不明白贵国为什么不让大皇帝亲笔签字，而用御宝呢？这个提问既是疑问，也是指责。疑问是不明白这其中的分别，指责是因为这种特色做法实在无法与国际接轨。
对于伊藤的疑问与指责，李鸿章从容答道，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风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中国用御宝，与各国用御笔签名具有同等价值与意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既然只是形式不同，为什么不能采纳各国通行惯例呢？这肯定是伊藤的进一步疑问。不过伊藤表示，这一次就不深究了，只是贵国大皇帝既然与外国国君通好来往，那么就应参照外国成例、通例进行办理，不应我行我素。
对于伊藤这一指责，李鸿章仍向传统中找理由，以为中国向来没有使用过各国通行办法，因为作为中央帝国，中国从来都是规则制定者，所以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况且中国皇帝怎样做，做臣子的只有默许支持，哪里容臣下去给皇帝纠正。从中国立场看，李鸿章的说法固然有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在世界上行不通。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伊藤说，贵国在派遣中堂前，固然愿意中日两国修好，只是前次派遣张荫桓、邵友濂两位来日，似乎表明贵国对中日两国关系重视不够，诚意不足。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表明贵国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和诚意，但愿此次和谈结束后，中日两国关系能在原先基础上有所前进而不是退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贵国也必须对中日关系此次破裂前后实在情形有所反省，为中日两国关系创建一个坚固基础。
对于伊藤的谈话，李鸿章表示认同，但他同时强调：“若中国无切望和睦之诚意，当不致命我当此重任；我不感媾和之必要，亦不敢当此重任。”[30]李鸿章的这句名言，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化解了日本人的疑虑、担心，因为对于许多明白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此次战争并不是要摧毁中国，当然日本也不可能摧毁中国，日本要做的就是通过这次战争，通过谈判，达到预期目的。这才是日本明白政治家的期待。伊藤表示，此次谈判，不仅是结束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两国未来关系奠定基础。他对李鸿章表示，日清两国停争，重修睦邻友好，关系重大。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日清能签订永久和平条约，必定能有助于两国发展，有助于亚洲和平。
对于伊藤的话头，李鸿章也有话要说。他表示，在亚洲，中日两国最为近邻，且系同文，中日两国怎能长时期坚持敌视、仇视政策呢？中日此次暂时相争，只能是暂时的，中日长期友好，应成为两国共同追求。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中国者未必有益于日本。放眼世界，像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但不轻起衅。中日两国既同在亚洲，就应仿效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就应从亚洲稳定大局出发，永结和好。这样，我亚洲黄种人才能团结起来，形成力量，不再受欧洲白种人欺负。
李鸿章说的是对的，但按照大清帝国外交准则和内政原则，伊藤觉得这中间还是有些问题。他指出，中堂之论无疑是对的，很合乎我的心情和期待，只是早在十年前，我们在天津时就曾讨论过这类问题，那么为什么十年过去了，贵国至今一无变更，依然墨守成规？
伊藤的疑问，也是李鸿章的心结。他表示，当年我们两人在天津的谈话，我也一直未敢忘记，不胜钦佩。且深深佩服阁下不仅想到，而且做到，十多年来不懈努力，变革俗尚，终于使贵国走上发展坦途，逐渐强大。而中国始终囿于习俗，不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以为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现在转眼十年过去了，中国却依然如故。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引以为憾的。真的自惭不已，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贵国在过去十几年，按照西方方法建立了强大军队，训练精良，装备精良，国内各项政治也日新日盛，呈现朝气活力。中国情形十足相反，只是经过了此次中日冲突，中国士大夫开始有所警醒，至少获得两个良好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洲方式重组军队，取得了成功，足证黄色人种的能力并不比白种人逊色；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所以，现在虽然有许多中国人仍在抱怨日本，但实在说来应该感激日本人，没有日本这番迎头痛击，中国还不会觉醒，还陶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现在，许多中国人开始明白必须像日本一样，只有改变才能自立。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闲聊，一点儿都不轻松。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话题犹如万箭穿心，懊悔、懊恼，再加上懊丧，真是五味杂陈。这次闲聊给李鸿章留下了不灭印象，他在当天发送朝廷的电报中仍然痛切反省此事：“伊藤言：别来十年，中国毫未改变成法，以至于此，同为抱歉。”[31]这沉痛的反省留下无穷的余味。
由此反省，又谈到两国政治架构。李鸿章说，阁下现在只有五十五岁，而陆奥外相仅五十二岁，而我却是七十三岁老人，这就是两国政治的差别。我看到贵大臣年富力强，办事从容，颇有消闲自在之乐。
李鸿章的感慨在伊藤那里没有得到回应，这就是两国政治的异同。伊藤说，日本之民不像中国人那样容易管理，而且日本政治上的事也不像中国那样容易，掌权人自己说了算，日本经过宪政改革，有一个强大的议院居间，政府要想办什么事，总感到非常棘手。
伊藤的说法是东西洋宪政体制政治家的真实想法，但来自中国的李鸿章就是弄不明白这一点。他说，中国与日本也是一样的，你们有议院居间约束，而中国有个都察院整天在找茬，其实大家都是一样很麻烦。
很显然，李鸿章不明白议院和都察院的本质区别，他以为都察院那些言官就是宪政国家的议员。所以对于李鸿章的话，伊藤立即回应：十年前我就劝你们裁撤都察院，而中堂却说都察院之制起自汉代，由来已久，未易裁去。都察院多是一些不明时务的人，他们自命清高，务使在位者难于办事。这并不是对政府的监督、制衡，而是添乱，是挑茬。中国必须大力提拔那些明西学、懂大势、且年富力强的政治新人，对于那些拘于成法、不思进取的人，必须下决心裁撤。很显然，他们二人所说已不是同一个内涵了。
在谈到中国改革之难时，李鸿章抱怨，现在中国上下也有一些明白时务和国际大势的人，只是中国省份太多，各分畛域，有点类似于贵国封建时代，上下左右互相掣肘，事权不一，中央政府没有权威，无法统一调动、利用资源。
对于李鸿章的抱怨，伊藤有点困惑。他问道，外省虽互相掣肘，难道都中总理衙门还不是像日本政府外务省一样，有陆奥大臣一人说了算？
李鸿章虽说对国际大势有很深的理解，但他还是不太明白中日政治体制根本区别所在，弄不明白为什么日本进行的政治体制变革，能够促使政治生活、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发生那样大变化。李鸿章之困，反映了近代中国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事情。
李鸿章的坦诚谈话应该说是有效的，伊藤博文应相信李鸿章说的都是真的，特别是中国必须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进行变革，进行变法，日后也都成为事实。所以不应将李鸿章这次谈话看作是无所谓的，无关痛痒的。[32]
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却认为，李鸿章第一次会谈就这样侃侃而谈是一种阴谋，虽然显得可爱，但实际上表现了李的狡猾：“他所以不断表示羡慕我国的改革与进步，赞美伊藤总理的功绩，又论东西两洋的形式以戒兄弟阋墙而招外侮，主张中日同盟，不外讽示迅速完成媾和的必要。他所谈论的虽然只是今日东方政界人士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尽管他是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33]
陆奥的分析是对的。李鸿章既然来谈判，当然就要竭尽全力说服对手相信他的判断，这样才能使谈判顺利进行，才能使中国在后来的协议中尽量减少损失。然而，由于陆奥在一开始就对李鸿章的用心有诸多怀疑，这也在实际上为李鸿章的谈判增加了不小阻力。
第一次会晤时，伊藤、陆奥都觉得李鸿章住在船上实在不便，“谆请李鸿章移寓公馆，预备整洁，允明日暂移，以便就近议事”。[34]
3月21日午后两点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自率领自己的团体如约在春帆楼举行第二次会谈。在简单寒暄后，迅即进入正题。日本方面首先提交昨天中方所交停战备忘录英文回复：“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以为，本埠与两国构兵之地相距辽远，而以议约停战为妥结和局首行要义，本大臣等未能遽以为然。惟果能立定条款，可保两国获益相等，则不妨允行停战。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体察现今军务情形，并顾虑因停战所生局面，将停战要款胪列于左：
日本国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城池堡垒。
清国军队之驻上开各处者，应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
天津、山海关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
停战期限之内军事需费，应由清国支补。
如允上开各条款，则停战日期、停战限期，以及日清两国军兵驻守划界，并其余细目，应即行提商。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为回复此文，并预防将来或生误会，兹特声明：向者，当清国政府提商停战，由帝国政府所复一节，并非如贵钦差头等全权大臣阁下节略内所称。因将当时帝国政府所寄电文载明于下：
又纵令日本国政府允准停战，凡关系停战要款，非两国全权大臣会见之后，日本国政府不为述明。”[35]
日本翻译官将这份文件宣读后，另备中文一份交给参议李经方。李经方浏览一过转呈李鸿章。这时，陆奥表示，英文字句较为明晰。于是罗丰禄又将英文译诵一遍。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也将中文文本翻看默读一遍，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估计和朝廷预案。据陆奥观察，李鸿章此时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36]
日本之所以提出如此苛刻休战条件，按陆奥解释，是因为在日本预案中根本就没有停战这个环节，而从战场态势看，日军气势如虹，更没有停战需要，日本原想要的是让中国人在武力面前屈服，主动媾和谈判，但中国人却提出了停战要求。而中国的这个要求，从常理上说也是合理的，日本如果拒绝，显然也就违背了国际交往惯例，势必引起其他不必要麻烦。因而日本方面在收到中方拟请停战备忘录后，认为必须提出非常严厉的休战条件，要使中国无法接受，方才有可能迫使李鸿章自动撤回休战要求，重回媾和谈判。李鸿章认为休战条件过于苛酷，中国政府实在无法接受，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新考虑，再提出稍为宽大的休战方案。
李鸿章的苦苦哀求，原本就在日本人预料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日本人所要的效果，日本人当然不会接受李鸿章的哀求再提方案，伊藤表示，中国使臣如果对日本方案另外提出修正案，日方对于该修正案当不拒绝进行商议，但不能考虑再由日方自行提出另外方案。也就是说，李鸿章可以不满意这个方案，那就在这个方案基础上提出修正吧。谈判的主动权完全在日人掌控中，李鸿章处于全面防守状态。
当天的讨论只是围绕着休战这一主题，李鸿章一再请求日方再加考虑，日方则一再拒绝表示不会再考虑。李鸿章的理由非常简单，那就是日本军队现在并没有占领大沽、天津和山海关等处，那么为什么要在停战条款中规定加以占领呢？而日方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日军此时没有对这几个地方进行占领，还没有打到这些地方，但如果不休战，日军不是很快就能打到这几个地方吗？因此，在讨论停战问题上，必须考虑双方利益，中国军队以停战为有益，那么日本军队就应占领这几个地方作为停战抵押。因为这毕竟只是停战、休战而不是终局，一旦和议不成，重新开打，日本军队没有险要可守，而中国军队经过休战、休整，那不明显让日本军队吃亏吗？
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很过分，但却说得振振有词。只是日本人在战场上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通过这样的谈判去获取，在中国方面，特别是对谈判者李鸿章来说，实在有点太难堪。李鸿章在当天讨论中从大局、从小我各个方面进行解释，希望日方能理解他的难处、苦衷。
从小我方面，李鸿章说得非常痛心。他强调，你们请我来到此地议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之所以同意前来，实在是出于诚心诚意，现在刚刚说到停战，你们竟然这样不给面子，反而先要占据这三处险要之地。我身为直隶总督，这三个地方都归直隶管辖。如此，与我直隶总督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
对于李鸿章提问，伊藤真的不含糊。他表示，中堂来此，两国尚未息兵。中堂为贵国计，所以提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就只有这样一个办法。
从大局层面，李鸿章说得也非常痛心。他表示，我和伊藤大人都是各为其主，忠心为国，但也应从远东、世界大局进行考虑。中国素来无意与外国交争，所以在此次战争不幸爆发后，中国军队基本上都是新招来的，没有经过很好训练，所以在战场上不如人。现在既然到了如此地步，中日两国是如此近邻，今后无论如何不可能一直这样争下去，两国必须和好，必须相处。但要想让两国人民友好相处，日本不能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而太不给中国人面子，假如中国上下都因为此次议和而伤心，那么即便我们在这里谈成了和平，这种和平断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从来就是北京门户，务请贵国不要下令往攻这几处地方。否则，京师震动，中国难堪，我也难以为情。且此次争端，只是因为朝鲜。现在中国军队已撤出朝鲜，退至奉天，日本军队此时并没有到达直隶。所以李鸿章建议日本政府，还是不要下令军队往攻天津、山海关直隶地面。假如日本能这样做，那么不谈休战，直接开谈媾和也可以。
直接开谈媾和条件，原本是日方要求，然而当李鸿章这样表示时，日本方面执意要让李鸿章先撤回停战提案，否则日本不能提出媾和条件。至此，李鸿章似乎明白了日本媾和条件不会那么简单了，这或许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李鸿章稍转辞锋，表示中日两国本来就是天然同盟国，日本如诚心期待永久和平，那么就应给中国留有面子。在现在形势下，日本虽具有对中国提出任何要求的资本，但其要求以适可而止为宜。如果强要超越其程度，恐怕日本只能取得和平的虚名而不能得和平实利。
李鸿章的恳切哀求、声情并茂的诉说，始终无法打动伊藤博文铁石心肠，伊藤始终不愿在休战条件上做任何让步。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对于日方提出的撤回停战要求无法回答，请求日方能宽限几天，让中方好好考虑考虑。日方同意这项要求，但规定必须在三天内给予明确答复。
第二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37]
遇刺：一个意外带来的契机
李鸿章无法答应日方强占山海关、天津等处作为停战抵押的要求，谈判中断。在中断几天时间里，日军加大进攻力度，一举攻下澎湖列岛，试图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非让步不可。
中国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中国防线已形同虚设，再打下去只有更大损失和更不忍面对的羞辱，所以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尽快与日本达成妥协。而要想达成妥协，就必须让步，让日本有所得，否则日方迟迟不愿进入媾和阶段，且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那么要不了多久，日军必将挥师华北，兵临城下，或直接占领京师，重演1860年故事。到那时，中国的代价更大。
第二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将会谈情形特别是日本的要价向朝廷做了报告，李鸿章的判断是“要挟过甚，碍难允行”。[38]日方给三天时间予以考虑。
光绪帝接到李鸿章密电后，“为之动容，欲请宁寿宫起，而慈躬未平，逡巡而退”。[39]想找慈禧太后讨个主意，而太后却在这个时候不幸病倒了。光绪帝在与枢臣商量后，委派恭亲王、庆亲王、孙毓汶、徐用仪等前往各国公使馆，通报李鸿章与日所谈情况，请求各国能在如此困难情形下劝说日本不要太为难中国。各位公使对中国处境深表同情，但爱莫能助，他们的大致意见是中国应先搁置停战请求，转而集中精力于媾和谈判，先索要议和条款才是正路。
据各国公使建议，3月23日（二十七日），朝廷向李鸿章发出指示：“两电均悉。第二电中未载辩论之词，不知日内又有续议否。阅所开停战各款，要挟过甚，前三条万难允许。必不得已，或姑允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但恐只此一事，仍难就范。昨令奕劻等与各公使面商，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可告以中朝既允议和，无不推诚相与，可允必允，无须质当。其停战期内认给军费一节，可以允许，若彼仍执前说，则以难允各条暂置勿论。而向索和议中之条款，务将朝廷诚心议和之意切实讲论，婉与磋磨，总以先得议款为要。”[40]
3月24日（二十八日）下午，李鸿章根据朝廷指示，与伊藤博文恢复会谈（第三次会谈），地点仍在春帆楼，双方出席人员与前同。寒暄数语，李鸿章就上次日方停战要款节略做答复，将中文正本交给伊藤博文，将英文译本交给罗丰禄，令其宣读。
中国政府在复文中表示，日方所复停战节略内要款情形，万难照办，并表示本大臣尽心议和之始愿，从未稍减，以期两国和局早日达成。
李鸿章的决绝答复和重大转折肯定出乎日方预料，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边听边看边议论，他们两人似乎一时间没有了主意，不知如何应对。伊藤博文吸烟良久，遂问李鸿章是否真的要将停战请求撤回，或者将停战之议搁置起来？
对伊藤疑问，李鸿章做了肯定答复，强调此行专为议和来。我年事已高，从未外出，今次本国目睹时艰，且知我与贵大臣有旧，所以特派我前来。由此足证我国诚心讲和。
伊藤接着说，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日本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凡已应允者，必能见诸施行。唯望贵国能够做到这一点。
针对伊藤的指责或暗讽，李鸿章直接挑明，表示贵大臣所言，大概指道光末年中国与外国初交时。咸同以后，所订一切约章皆经批准施行；即十数年前与俄国所办伊犁交涉稍有龃龉，随后即派使妥善了结。
李鸿章的解释大约也起不到多少作用，伊藤博文进而强调，过去的与别国的事，现在也无心讨论，现在要强调的是此次议和，可是两国委派头等大臣进行的谈判，中国政府如果在议定后不能执行，不仅有伤国体，而且战端必然重开，战火复燃。中日议和就是要结束战争，更是面向未来，重缔旧好。我们都是各自国家重要人物，如果议而不能执行，那可就将笑话闹大了。至于中国政府今天提出的答复，伊藤表示，容日本政府再加考虑，明天答复。当天会谈就此结束。
会谈结束时，李鸿章郑重叮嘱一句，此次议和，希望日方别节外生枝，所提交的议和条款，最好不要触及第三国利益，不要妨碍中国与他国已有协议。换言之，李鸿章希望日本政府在媾和条约中不致有刺激他国感情的条款，希望媾和问题尽量限定在中日两国间，以避免他国参照追加均沾利益，更担心他国进行干涉。
李鸿章的这个提醒究竟有多少深意，也确实很难说。但由于中日两国心结尚未解开，李鸿章这一说法立即引起日方怀疑。他们认为，李鸿章这个说法是掩耳盗铃的外交辞令，因为自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几乎一直要求列强介入，倒是日本政府几乎始终如一拒绝第三国干预，将这个事件始终控制在中日两国间，即便是双方都接受的美国，也只是将他们定位在传信人层面，不让他们介入任何实质性讨论。李鸿章这个提醒，引起日本人的深切忧虑，他们弄不清李鸿章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于是伊藤这样回答李鸿章：本问题完全为中日两国间的问题，非他国所应干涉者，所以我们也不相信有什么细节会引起外国干涉的可能性。
伊藤大约有一种被李鸿章耍弄的感觉，他虽然觉得李鸿章坦诚、果断，但对李鸿章的政治经验、计谋，实在有点摸不着脉，李鸿章这些随便说出的话语使他们不明所以，于是他们将计就计，说些闲话以引起李鸿章的猜疑。伊藤在接下来的闲聊中突然说到台湾，表示日军现正在向台湾发动进攻，他问李鸿章，台湾百姓与朝鲜人相比，是比较好统治，还是比较难统治？
对于伊藤的闲话，李鸿章自然很敏感。他立即表示，贵大臣突然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日本不愿立即停战的原因，难道也是因为台湾吗？李鸿章明白告诉伊藤，你们如果有意占领台湾，必将引起英国不满，我刚才所说的担心他国干涉，其实就是指的这件事。
李鸿章的威胁并没有吓住伊藤博文。伊藤表示，日军攻取台湾，只是中日两个国家间的事情，与他国无关。中日现在是两个敌对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他国无权干涉。日军所向无敌，贵国版图中的任何地方，只要日军准备占领，就没有做不到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更没有能力拒绝。
伊藤博文气势汹汹当然只是表面，他内心深处或许如李鸿章所预料的那样，至少不希望与英国发生冲突，所以他接着又有这样的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但是中国政府如果决定将台湾奉送给别国，相信别国必将笑纳。伊藤的真实意思，显然是准备在媾和谈判中索要台湾，这一点李鸿章大约也看出来了。台湾究竟能否保住，端的要看李鸿章的本事，看大清帝国的实力了。[41]
闲话后，李鸿章在随员陪同簇拥下，退出会场，乘轿子返回住处，时间大约在下午四时十五分。十五分钟后，李鸿章一行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也就是距离住处仅有五十米处，突然从拥挤围观中国头等大臣的人群中冲出一个人，直至轿前，用手摁住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止前进之际，举枪朝李鸿章开了一枪，击中李鸿章的左眼下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42]既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的伤情有多重。眩晕时许，李鸿章恢复平静，他知道子弹只是击中了左颊，并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稍事整理，缓慢走出轿子，神态自若，徒步登上台阶，走回旅馆，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气度、沉着、冷静。
据凶手小山丰太郎最初供词，“东京郡马县人，因鸿主战，不能保持和局，屡欲前往中国行刺。今闻来马关，欲杀害，二十八甫到，拟狙击胸部，误中左眼下云，并未供另有指使”。[43]其行凶目的显然此处说反了，不是李鸿章主战而欲杀害，而是他不满意于李鸿章前来议和，破坏了日军吞并朝鲜，踏上中国大陆，进而分解中国、占领北京的战略目标。为了日本前途，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小山丰太郎坚决反对中日议和，决心向李鸿章行刺，就是要鼓动日本人扩大战争，割让更多中国土地。
小山丰太郎的行动并没有达到其主观目的。甚至相反，他的行动帮了中国一个大忙，李鸿章以一人之身为大清帝国挽回了莫大损失，正如陆奥当时就指出的，这真是大清帝国举国之大幸。
李鸿章遇刺时，陆奥正与李经方就明天的谈判留在春帆楼进行商谈，他们两人对坐刚要开始谈话时，忽然有人匆忙推门进来报告，说李鸿章在归途中被暴徒狙击，身负重伤。对于这个消息，陆奥、李经方都深感震惊。陆奥立即对李经方说，对此令人痛恨的事情，日本政府当尽力之所及，采取善后措施；你赶快回旅馆看看，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
李鸿章遇刺，痛苦的是李鸿章个人，但对整个谈判确实是一重大转机，而且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个转机。据陆奥回忆，他与李经方分手后，一刻也不敢停留，就赶往伊藤博文住处，然后两人一起赶往李鸿章行馆进行慰问。当李鸿章被刺急电到达广岛行宫时，日本天皇也深为震惊，立即派遣宫廷御医前来为李鸿章疗伤。皇后亲制绷带下赐，并加派护士照料，给予李鸿章最郑重待遇、礼遇。25日，天皇发布御旨，声明“中国现在虽与我国兵争未息，而按照仪节格式，钦派头等全权大臣前来缔结和局，经朕遣派全权大臣等前赴马关会议，我国应有责成，确遵万国通例优待中国钦差，方与国家体面相符，并应优予护卫，以资保安。朕业已迭降特旨，敕令文武官员懔遵办理去后。现查遽有不法凶徒，下贱已极，竟敢伤及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身，朕心深为忧愁惋惜，其凶犯自应饬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兹特明降谕旨，通饬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国家荣耀声名，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情事，而损我国家之光誉也”。[44]
天皇御旨，对李鸿章固然是很好的安慰。但更重要的是，刺杀事件在日本国民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举国惊悚”[45]，“因此凶虐狂悖之事，万分忧愁，举国上下皆抱此情怀”。[46]国民极端痛苦，甚为惋惜，稍现狼狈之色，因为在自以为文明的国度里，竟然发生这样的野蛮事件，确实也够丢人的。为弥补缺憾于万一，日本国内公私团体代表以及个人，在那些天纷纷前来马关李鸿章的行馆进行慰问和探视，或赠送种种礼品，日夜络绎不绝。其在远地者，也以电报或书信表示慰问。李鸿章行馆门前，车水马龙，麇集如市。日本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举动，无非是向世界证明，一个丧心病狂的凶徒不能代表日本国民，日本国民是讲道理有礼貌的。
对于日本国民这些表现，日本政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国民太矫情，有失中庸之道，显得虚假、做作，只注意到了门面、表面功夫，而没有想到此事后果。陆奥说，当中日开战后，日本国内各种报纸，以及在公私集会上，对中国官民弱点，莫不夸大其词，极尽谩骂诽谤之能事；甚至对李鸿章的身份，也痛加诋毁，发出一些不堪入耳之词。但是，还是这些人，他们现在对李鸿章遇难表示惋惜时，却一变过去态度，往往说出类似阿谀恭维言辞。甚至有人列举李鸿章以往功业，说东方将来安危，系于李鸿章生死。日本全国到处与其说是惋惜李鸿章遇刺，毋宁说是畏惧因此而产生的外来责难。直至昨天，尚沉醉于因战胜而极端狂欢的日本社会，竟然在一夜之间恰似陷于居丧悲境。人情反复如波澜，固无是非可言，陆奥感到遗憾，感到惊叹。陆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最终一定要在中日议和协议上反映出来，日本或许不仅在道义上失分，可能更重要的，在实际利益上将有非常大的不利，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一定会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化被动为主动，为避免最坏局面，陆奥明白告诉李鸿章：“中堂身受重伤，幸未致命。中堂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临别不忘叮嘱李鸿章：“请宽心养伤，中日战事将从此止。”[47]
不能说李鸿章没有利用这件意外事件的念头，他在当天晚间与顾问科士达的谈话，多少表明他对日本政府的抱怨[48]，进而也会考虑到这件事情会给此次议和带来怎样的后果，他在稍后发给朝廷的电报中对日本官民的心态进行分析，以为日本国民纷纷前来慰问，当然有助于和议顺利进行，“倭举国震悚，慰问纷来，和议冀渐就绪”。[49]但是说到底，国民的这种情绪不过是粉饰门面而已，对议和谈判不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并不会帮助中国政府减少损失。所以，中国要在这次事件后争取主动，还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李鸿章似乎决定按照自己的思路与日本周旋到底，他的决定出乎日本预料，他打出一副绝妙的悲情牌。
而在日本政府的判断中，以为日本政府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的危险，因国内外形势，已不容日军继续进攻。更可怕的是，他们担心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一走了之，并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指责、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各国再度斡旋。而欧美在国内舆论压力下，难保没有几个国家同情中国，同情李鸿章，假如出现这种状况，日本肯定要陷入空前被动，也就不得不在对中国要求上大幅让步。
基于这种顾虑，日本天皇、皇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第一时间的表现，其实都有挽留李鸿章继续谈判的深层意思。
优厚待遇、礼遇当然能换取李鸿章的理解，但正如陆奥所担心的，以李鸿章的聪明、智慧，日本政府仅在礼遇待遇上下功夫，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这一枪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笃定无疑的，否则李鸿章不会轻易答应。
那么，什么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呢？伊藤、陆奥在当晚筹思良久，决定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诚意，为了承担日本警察疏虞所引发的责任，日本政府应无条件答应先前不愿答应的休战要求。
陆奥和伊藤无条件休战动议遭到军方许多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目前休战对日军不利。为了说服这些将领，伊藤博文费尽口舌，认为由于此次刺杀事件，已使日本帝国不得不立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反之，中国却因此获得了最好的口碑，中国头等全权大臣可以借这个事件立即回国。而当中国真向世界哭诉时，相信也会获得各国同情、支持，这些国家势必联合起来向日本施压。假如真到了这个地步，日本帝国的威严必将大为丧失。因此，今日善后之策，只有诱导李鸿章继续留在日本谈判，以避免列强联合干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李鸿章先前想要而没有要到的。
伊藤终于说服了同僚中的绝大多数，天皇也对这个方案表示认可。其实，他们的这个估计并不准确，李鸿章或许有短暂中断谈判返回国内，甚至向国际社会控诉的想法，但他思前想后，还是认为应该留下来谈判，应该利用这个事件所营造的气氛、悲情去化解中日冲突，最大限度减少中国损失，为中日未来持久和平奠定一个基础。
李鸿章不立即回国的想法很快被日本人获知，但伊藤、陆奥依然认为应该由日方主动提出无条件休战，否则真的被西方国家联合或单独提出，日本政府面子不好看，中国人也会觉得不舒服，谈判就不会顺利。所以，他们还是决定一切按照与天皇商定的计划进行，不必迟疑，不必心存侥幸。
根据这个原则，陆奥3月28日再至李鸿章行馆，在病床前，陆奥郑重其事告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休战的决定。陆奥说，天皇陛下闻悉本月24日下午不幸事件后，深感烦恼，对于前此未能同意的无条件休战建议，已委托全权办理大臣可规定期限，在某些区域内予以允诺。陆奥表示，虽然伊藤伯爵现在不在马关，但为了从速订定休战条约，本大臣在任何时候均可根据中堂适宜时日，从事审查，协议有关休战的细目。
陆奥的宣布出乎李鸿章的期待，他想不到自己费尽力气去争取的内容竟然在一颗子弹帮助下轻易实现，他个人的皮肉吃了苦头，好在老命还在。李鸿章用绷带包裹着的半边脸，仅仅露出一只右眼，这个右眼在陆奥宣布时不自觉“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50]，这微妙瞬间并没有逃过陆奥机敏的眼睛。
对于陆奥的宣布，李鸿章深表感谢，表示自己虽然负伤未愈，不能亲赴春帆楼继续会谈，但如果日方同意在他的病榻前举行会谈，李鸿章表示随时都可以。
李鸿章的善意回应也使陆奥感动不已，他随即将休战草案拿出来交给李鸿章，请李鸿章过目审阅。陆奥还口头解释说，除了已派往台湾、澎湖两处的日本军队外，其余部分均行停战。他的这个表示，显然是想讨李鸿章的高兴。
然而，李鸿章闻言却认为，既然为休战，就应该是一律停战，不能是此处停战而彼处不停战。陆奥回答说，道理应该如此，只是日本兵船早已出发，电报不通，势难禁止。故令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日军停战，暂为保护京师、沈阳之计。[51]这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是故弄玄虚的托词。
当天的讨论只能如此，陆奥告辞后，李鸿章仔细审读日方提交的休战约稿，立即用电报报告朝廷，等待进一步指示。
第二天（3月29日），陆奥再次来到李鸿章行馆，一是探视，一是讨论停战协议。对于日方提交的停战协议文本，李鸿章提出三四条修正意见，除了请将休战范围扩大到南征军即台湾诸岛的要求遭到陆奥拒绝外，其他一些无关大局不甚重要的修改意见，均被陆奥欣然接受。
30日，伊藤博文自广岛回到马关。当天，两国全权大臣就在那里郑重签署了《中日停战协定》。这份协定共六款，其细目为：
第一款，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政府，现允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确照以下所定停战条款一律办理。
第二款，两国军队应遵该约暂行停战者，各自须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
第三款，中日两国现约，在停战期间，所有两国前敌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两国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
第四款，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按战时公例，随时由敌船查捕。
第五款，两国政府于此约签订之后，限二十一日期内，确照此项停战条约办理，惟两国军队驻扎处所有电线不通之处，各自设法从速知照，两国前敌各将领于得信后，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战。
第六款，此项停战条款，约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午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项停战之约亦即中止。[52]
怎样评价这份停战协定，中日双方一百多年来各有各的看法。或以为这是日本政府鉴于各方压力的重大让步；或以为是李鸿章巧妙利用了刺杀事件而为中国谋取的重大利益，为中国政府缓解战争特别是前线压力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或以为这个协议是日本政府巧妙利用了刺杀事件，以退为进获取了先前用强硬手段无法获得的东西。日本不停止对台湾的进攻，表明这个停战协定是假的；规定海上运输可以搜查，这只对日本有利，因为日本海军依然完整，而中国海军已支离破碎；规定这个协议有效期为三个星期，也就是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在这三个星期答应日本要求，那么就要重新开战，停战协定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战争的宣言书。[53]
这些分析当然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暂时停战，舒缓中国军队的压力，确实是中国政府先前一直期待的，假如不发生李鸿章被刺事件，日本政府不可能这样爽快答应，这也是事实。
讲和代价：超越极限
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同一天（三月初五，3月30日），李鸿章向日方提交了一份照会：“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全权办理大臣阁下：停战条款现已画押，本大臣甚愿即将永远和局事宜从速开议，俾停战期限未满之先，和局已可成议。本大臣现因受伤静养，中外名医均以轻出为戒，是以一时不能躬往会议处所，如承贵大臣体谅，拟请即将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本大臣，以便核查，设如此办法贵大臣未能遽以为然，本大臣拟于寓内布置会议处所，俾本大臣不至负伤外出受风，仍可与贵大臣会议一切。为此，本大臣专候示复，以便照办，或于本日下午，或于明日某点钟，均随贵大臣之便。”[54]
李鸿章的这些想法在先前与陆奥谈判停战协定时就有所表示，但对于议和谈判程序、方法，陆奥有自己的想法。他原本准备与李经方进行仔细研究，探讨究竟是将该条约草案全部一次性提出，还是逐条分别提出，依次议定。
因此，尽管李鸿章不断催促，陆奥还是在4月1日（三月初七日）上午邀请李经方商量议和程序、方法。陆奥主张用逐条提出逐条议定的方法较为简便，这样容易取得共识，便于集中精力讨论那些有分歧的内容。但李经方认为还是用条约草案全部一次性提出更为合适[55]，因为朝廷和李鸿章都需要尽快知道日本在议和方案中的总要价，然后才能根据这个要价考虑怎样讨价还价。当然，李经方没有把这些话全部告诉陆奥，他只是在心里这样想。
如果参照李经方一揽子谈判计划，陆奥担心中方会以种种理由迁延时日，致使谈判遥遥无期。针对陆奥的忧虑，李经方经向李鸿章请示，答应在收到完整议和草案后，一定争取在四天内给予答复。[56]于是，日本方面4月1日（三月初七日）当天下午将媾和条约草案送至李鸿章行馆。
日方提出的和约草案共十一款[57]，大要不外乎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最惠国待遇四大项目。
关于朝鲜独立。草案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凡有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过去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此后一律废绝。甲午开战因此而来，当年日本提出这个要求时，中国政府死活不答应，现在战场上不如人，那么中国政府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丢掉就丢掉吧。所以关于这个议题，并没有引起怎样的争论，中国政府默认了日本的方案。
关于割地。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近代国家，日本对领土有着不可理喻的占领欲望，它的胃口非常大，日本政府在草案中要求中国政府割让的土地范围超出任何想象。大致分为三大块：一是辽东半岛；二是台湾全岛；三是澎湖列岛。与割地相关的是当地人民，草案规定这些被割让土地上的人民在中日双方交接前，可以自愿迁出，可以任意变卖所有田地，但是移交完成后，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
关于赔款。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三万万两库平银，分五次交清。未交清部分，按年加抽百分之五利息。
关于最惠国待遇。日本政府在草案中要求尽快协商签订两国通商行船章程及陆路通商章程。在新约没有签订前，日本臣民在中国享受西方各国所享有的同等待遇。这包括：一、另开直隶省顺天府、湖北省荆州府沙市、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四川省重庆府、广西省梧州府、江苏省苏州府、浙江省杭州府等为通商口岸，日本有权在这些口岸派驻领事官。二、日本轮船可以在下列航道自由行使，搭客运货。这些航线是：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从长江驶进洞庭湖溯入湘江以至湘潭县，从广东省溯西江以至梧州府，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三、日本臣民运进中国各口的一切货物，享受关税优惠。四、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物时，也享有优惠。
此外，草案在两国经济交往中还有许多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大体以方便日本、优惠日本为原则。
在李鸿章预想中，日本政府一定会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向中国索要大量赔款，也可能会向中国索要土地，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日本人这样贪得无厌寡廉鲜耻，没有想到日本议和条件是这样苛酷。在与幕僚随从相商过程中，美国顾问科士达建议李鸿章不妨将这些条件由总理衙门悄悄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让这三个国家能在关键时候从外交上帮中国的忙。
原本因为刺杀事件而扭转被动的李鸿章再度陷入困境中，他在将日方提案全文报送朝廷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李鸿章提出两点意见供朝廷参考：一、日本索要兵费显然过多，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答应，纵使一时勉强答应了，剩下的问题可能更大，必然会弄得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二、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李鸿章强调，日本如果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只有苦战到底。
至于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李鸿章建议朝廷注意保密，不要让各国知道，因为这些条款，特别是增加通商口岸等，都是各国多年想要而没有要到的。[58]
朝廷的方针是希望尽早议和，尽早撤兵，“总在速成”[59]，所以朝廷一再叮嘱李鸿章在尽力磋磨讨价还价的同时，该让步时就让步，总期必成而后已，不可为难避谤，废于半途，致误大局。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当朝廷收到李鸿章的报告和日本政府提出的和议条款后，君臣立即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吃点亏及时止损，战字不可再提；一派认为日本的要价过高，实在难以同意。
在割让土地问题上，各位重臣似乎都承认这一次肯定要割让一些土地给日本，但是割哪里，究竟是台湾，还是奉天以南辽东半岛，或者两个地方都割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战略地位而言，台湾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奉天为大清王朝龙兴之地，仍有列祖列宗长眠在那里，因而满大臣如恭亲王、庆亲王似乎倾向于如果两个地方能够保住一个，还是应该保住奉天南边这块地方。汉大臣翁同龢却主张相反，以为台湾更重要：“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轻孰重，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60]
日本过高要价使谈判无法进行，朝廷一方面指示李鸿章尽心联络，竭力磋磨，甚至指示他用中国方式，利用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个人情谊，看看能否争取日本适当让步：“此次伊藤、陆奥同任全权，待该大臣（李鸿章）情谊不薄，该大臣惟当与之尽心联络，竭力磋磨。此时谅非一二次辩论所能了。”[61]另一方面，朝廷告知前敌将领，日本索价过奢，和谈很难顺利结束，一旦停战期满，势必再战，指示他们做好准备。
朝廷的指示太过原则，没有可操作性，更没有就具体条款提出更正、商量的意见。至于异想天开让李鸿章利用私人交情讨价还价，更属荒唐，李鸿章在稍后复电中顺便提及：“伊藤、陆奥日前会议时，曾论及交情与公事无涉，本系各国通例。自鸿受伤后，该国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暂行停战已算人情，至议约大事，必不肯相让，虽与之尽心联络，恐无甚益。”[62]只是瞎耽误工夫，眼看着双方约定时间就要到了，李鸿章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于4月5日（三月十一日）提出一个修正案说帖，全面回应日方要求。
这个说帖根据日本原案顺序，共分朝鲜自主、让地、兵费与通商权利思想，详细表达了中方原则立场。
关于朝鲜自主。李鸿章在这个说帖中表示已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战争为此而发，中国因此而败，中国只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局外之国。
关于让地。李鸿章指出，日本如果勒令中国照办，这当然也没有办法，但其后果必须充分考虑。这样做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我辈既为两国全权大臣，不能不为彼此臣民深谋远虑，自应立一永远和好相互援助之约，以保东方大局。中日两国是近邻，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土地，都是历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何况奉天为大清王朝发祥地，其南边各处，如被日本控制，以为训练水陆各军基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这样，中国人必然生发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日本取大清帝国祖宗之地作为其军事基地，作为对我京师的巨大威胁，随时可以向我进攻，这不就是要和中国人世代为仇吗？李鸿章还强调，日本开战之初明白宣示，此次与中国打仗，所争者为朝鲜自主自立，非贪中国土地。日本如果不负初心，自可与中国将此约稿好好修改，使之成为一个永远和好彼此援助的和约，使中日两国屹然为亚洲东方筑一长城，不受欧洲各国欺负。日本如果不这样做，徒恃一时兵力，任情索取，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这不正合乎外人口味、需求吗？
关于兵费。李鸿章指出，此次战事，中国并非首先开衅，战端已开后，中国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这是必须说明的。当然，当战争进行时，美国公使愿意出面调停，中国政府确曾答应适度赔偿一些兵费，这完全是为了息事宁人。现在，中国政府仍然愿意遵守这个承诺，只是所定数目必须公道，不能漫天要价。
根据李鸿章的说法，中国既然在1894年11月22日（十月二十五日）通过美国公使声明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即便中国赔偿日本兵费，也只能计算到这一天为止，因为此后日本军队继续进攻，甚至打到中国本土、沿海，那只是日本自身的事情。
李鸿章的意思大约是，既然两国为朝鲜而战，中国宣布同意日本的主张，让朝鲜独立，那就意味着中国承认打败了，而日本乘胜追击，继续用兵，这些费用凭什么让对手出呢？还有一层意思是，李鸿章强调，估定兵费数目，亦应酌量中国财力能否胜任。如中国财力实在无法承担，即便勒令立约画押，将来不能如数赔偿，那么日本必定以此指责中国，两国势必还要为此开仗。查日本此次索要兵费，远超中国支付能力。中国如果为此增加赋税，必然要激起老百姓愤怒，中国必将大乱。中国乱了，日本还找谁要钱去？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们日本人怎么就是不明白呢？
至于增加关税、向外国借债等，李鸿章也在这里算了一笔账，说出许多道理，列出许多数字。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日本要价太高，中国没有，你就看着办吧。
关于通商权利。李鸿章表示，日方提出的这些权利，中国既有可以照准之处，也有必加更改之处，方能照准。中国愿意与日本重新讨论通商问题，参照与西方各国现行条约、章程，重新签订新条约。只是所有优惠应该是双向的，不能只顾及日本臣民，而不顾及大清帝国百姓。比如中国如果按照日方要求准许洋商在华制造土货，那么必定尽夺小民生计，中国自身工业必然尽毁，所以中国政府不能不想办法保护这些工厂。而且，中国如果完全答应日方要求，那么西方各国皆援一体均沾原则，中国企业必定立即全部被挤垮。所以，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应遵循渐进原则，不能要求中国政府不计后果，完全开放。至于具体修正条款，李鸿章一一列举。[63]他当然知道，通商条约谈判也不会那么容易，但这个事情毕竟没有那么迫切，肯定要在和约签订后另行谈判。
李鸿章这个说帖长达数千言，“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出来了，不失为一篇好文章”。[64]陆奥宗光在阅读后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聪明、老到，但他并不认为李鸿章讲的都有道理，更不认同日本政府要按照这些要求让步。
陆奥认为，李鸿章这个说帖存在很多问题，其立论往往不免有误谬之处，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说帖中尽量躲开实际问题，一味概述东方大局危机，论及中日两国形势，赞扬日本国运，同时罗列中国内政困难，一方面激动人心取悦于人，一方面似乎向人乞怜。陆奥强调，这从李鸿章立场看，的确也是不得已。陆奥对李鸿章给予相当理解、同情。
然而伊藤就不这样认为了。伊藤在阅读这个说帖后敏锐意识到，如果不对李鸿章这个说帖给予严厉驳斥，那么李鸿章就始终不明白中日两国现在不同位置，必将继续痴言哀诉，徒使谈判延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且，从国际大局看，伊藤认为，假如日本不指出李鸿章论点谬误，可能使局外第三者发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这对日本显然是很不利的。
陆奥虽然知道伊藤的想法有道理，但他仍认为，当初既然已与李经方约定媾和条约程序，约定不论接受或拒绝日方方案，或各条修正，其论点皆须以事实问题为限，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如这份说帖样做一般泛论而已。如果日方对此泛论开论驳之端，那么中方也必有再三反驳余地，如此往复论辩，必然成为“跟着狂人乱跑”的局面。[65]
与中国有着上千年交往经验的日本人，似乎始终不能信任中国外交，以为中国外交中最厉害的就是使用一种特殊手段，使对手彷徨歧途，不入本题，然后中方再浑水摸鱼得利。基于这些自以为是的经验，陆奥主张不必与李鸿章讨论这份说帖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宏大主题，只须回到日本原提案，逼着李鸿章逐条讨论，迫使他们在事实面前乖乖就范。
陆奥的主张具有很大杀伤力，伊藤同意陆奥意见。第二天（4月6日，三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照会，“称所交说帖并非合约底稿逐条复答之词，亦未将中国所欲允之意说明。用兵之后所索之款，非寻常议事可比，望即将约款能否全数应允，或某某款不能应允实在说明，勿再延缓”。[66]
李鸿章被逼进了一个死胡同，他对日本的提案只有两种选择，即是否全部允诺或逐条允诺或修正，或某款不能应允，如实说明，勿再延缓。这就迫使李鸿章必须正面表达中方看法。
根据李鸿章对日方4月6日（十二日）照会判断，日方注意点仍在让地、赔款两个问题上，这两个问题当然也是中方瞩目焦点，是谈判中必须面对、回答的关键。李鸿章估计，“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停战期只剩十余日，事机急迫，求速代奏，请旨示复为幸。”[67]
李鸿章尽管被授予签字画押的全权，但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李鸿章也不敢擅自做主，行使权力了。他请求朝廷拿主意，然而朝廷在这些天里却吵得一塌糊涂。慈禧太后最初坚持辽东半岛、台湾“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68]，实在谈不下来，大不了重回战场。
根据慈禧太后指示精神，4月8日（十五日）朝廷电示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该大臣接奉此旨，一面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复；一面遣李经方前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彼信中原有某某款不允之语，不嫌反复辩驳也。停战期迫，该大臣伤病未痊，似与之商议展期，在我亦属有辞，著李鸿章酌量办理。钦此。”[69]后方的朝廷想当然地指挥前方，这就是清朝政治架构中最不方便的地方。
在此之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日方动议，相互协商，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十二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
4月8日（十四日），伊藤博文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前就已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中国全权大臣5日（十一日）送来的函件，日方不能视为是对媾和条件的答复。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因此，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十五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对于伊藤的要求，李经方解释说，现在中国全权大臣的地位极为困难，尚乞谅察。日方提案中过半数问题可以明确答复，现已草就携来。但赔款及割地两项关系重大，在以正式书面答复前，中方希望能与日方当面商议一次，说说中国理由、难处，然后彼此斟酌。
李经方的解释根本无法说服伊藤，伊藤断然拒绝，强调关于媾和谈判程序问题，必须按照日前陆奥大臣的约定，中国使臣对于日方提案，只能答复能否全部接受，或逐条表示意见。对于李经方现在提出的一部分做明确答复，一部分尚需面议的回答，伊藤表示根本无法接受。他强调，中国使臣对日方提案提出怎样的修改是其自由，如按照中国使臣只根据报纸上的臆测，主张削减赔款；割地是在奉天、台湾两者之间保留其一，日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为了避免他日误解，伊藤郑重声明，日本已使用的军费非常巨大，所索三万万并不算多，即便日方同意适度减少，能够减下来的数量，也肯定有限，不可能大量削减；割地则奉天、台湾皆须割让，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空间。伊藤还故作知己告诉李经方，这些条件是日本上下文武臣僚仔细研究后提出的，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他希望中国使臣能够深切考虑中日两国目前所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国这一基本事实。在这之前，由于中国请求议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谈判。如果中国嫌日本这次开价太大，不想议和了，那就请直言，相信日本帝国自有办法，帝国政府一声令下，立马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增援大军，不能说立马踏平北京，但绝对能够对北京构成极大威胁。“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70]现在哪儿还有时间容许我们在这里悠悠迁延会商时日呢？因此，在中国使臣不先对日方提案大体承诺明确答复前，即使面议几次，亦属无益，瞎耽误功夫。
伊藤博文的威胁大约起到了一定作用，李经方经过这次谈判，应该觉察出用赔款和割地两个问题尚需面议去拖延时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估计根本行不通。但是李经方没有独断独行的权力，他虽然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只好表示马上回去与李鸿章商量，再提出答案。但答案万一不能使日本全权大臣满意时，李经方希望伊藤、陆奥看在他们老朋友的交情上，不要愤怒，不要使谈判破裂，好事多磨，相信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能够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指示要他们顶住，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方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做主。于是李鸿章当天（4月8日，十四日）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方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为此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标准进行谈判，“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71]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十五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72]
对于这个修正案，李鸿章心中清楚日本方面不会轻易答应。但他没有办法，他如果不按照日方要求提出一个答案，谈判立马破裂。而他又没有接到朝廷训令，所以他只能提出这样一个日方不可能接受的方案，以便为后续谈判预留空间；至少可以将日本全权大臣逼回谈判桌。
正如李鸿章预料，日方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方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方修正案与日方要求相距太大，因日方蛮横以为中国没有讲和诚意，因此日本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要求，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
日方修正案提出为4月10日（十六日）下午，地点为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许，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已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中方两次回复，都不得要领，一则甚长，一即昨天提交的拟改约本。中国为难处，我们原本也知道，不必细说。日方此次准备的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略为减少，这在中方看来，或许减去有限，但在日方看来，已非常不容易了。[73]
新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
关于割地。日方新和约草案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省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省之诸岛屿亦在割让之列。
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
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甲、由长江上游湖北省宜昌至四川省重庆；乙、由上海入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
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停战期迫，业将约款酌减改定，万勿再有移易。”[74]这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方对此只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就不必啰嗦，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鸿章闻言追问道，在未做出接受或不接受之前，难道就不许再行辩论了吗？伊藤说，这是日方最后提案，即使对此再行辩论，亦决不能推翻我方定见，故辩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就此反复讨论了好大一会儿，李鸿章据争的理由是：
第一，日本所索要的数额仍然过大，决非中国财力所能支付，希望再行削减。
第二，希望从奉天省内割地区域中削除营口一处，因营口为中国财源之一，现在日本既强求巨额赔款，同时又夺其财源，恰如养儿夺其哺乳，其儿非死不可。
第三，台湾尚未为日军所侵及，日本要求割让，颇为非理，故台湾不应割让。
对于李鸿章的三点辩护，伊藤表示无法接受，遂给予全面驳斥。第一，关于赔款，伊藤指出，这是日方最后方案，已减至无可再减最低限度，所以日本不能再减分毫。况且谈判决裂，战端再起，其结果必将要求更加巨额的赔款。中堂大人自己去掂量掂量吧。
第二，关于保留营口问题。伊藤指出，日方已深入查考中国内情，对于割让奉天省部分土地，已较日本最初原案有很大缩减，所以日方也不存在再退让问题。此外，关于营口为中国财源之一，而做婴儿哺乳这样的比喻，伊藤非常恼怒，他用冷嘲热讽口吻询问：李大人认为大清国是个婴儿吗？
第三，关于台湾。伊藤强调，割地要求并不一定限于已攻取地方，只看对战胜者利益如何而定。例如山东省虽为日军一度略取之地，但日本帝国并没有要求割让山东。且中国不久前将吉林、黑龙江地方割让给俄国，那也不是俄国用武力攻取的。既然如此，李大人何独怪日本割让台湾全岛的要求？
对于伊藤的强盗逻辑，李鸿章当然不会同意，继续辩解。然而伊藤根本不听，并断然表示，休战期限只剩下十天了，日本政府确实没有时间和你们在这儿继续瞎耽误功夫了，希望中方三天内对日方提案提出接受或不接受的明确答复。
李鸿章答道，既然双方意见未趋一致，就必须再行磋商，以期取得妥善协议。且如此重大问题，李某也不敢一人说了算，事实上是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向朝廷报告请示，所以还是恳请贵大臣不必这样严格限定时日。
伊藤缓和一下口气说，既然如此，那么就等北京一有消息，就请做决定性答复。但是，等北京回电，不得超过四天。[75]
至此，李鸿章受伤后第一次会谈也是全部会谈的第四次，就这样结束了。李鸿章除受伊藤一番羞辱外，并没有争到多少。但是，由这次会谈也可以看到，李鸿章先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被日方吸收、采纳，诸如赔款总额下调，辽东半岛割让面积压缩等。
当天晚上，李鸿章将谈判情况向朝廷做了详细汇报，表示他个人在谈判中已竭尽全力，反复辩说，但日方似乎一定要乘胜贪横，悍然不顾，这不是一般情理所能理解的。日本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三天之内不能给予准确答复，那么他们就将增兵中国，重燃战火。“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艘，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起行。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在日本软硬兼施打击下，李鸿章已不知所措。[76]
李鸿章与朝廷的电报联系，据说全在日本人监控中，日本人当然也就很清楚李鸿章已乱了方寸。但为了使谈判尽早结束，使日本利益早日兑现，他们决定再给李鸿章一个打击，让其充分理解日本意图，真切知道日本的厉害。第二天即4月11日（十七日），伊藤派人送给李鸿章一份外交照会，重申日方昨天在会谈时所表达的立场，只是将这些立场落实到文字上，强调日方最后提案已充分酌量中国使臣意见，关于割地赔款及其他条件，也减至无可再减，说明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是为了减少谈判困难，是日方诚意。照会强调，战争之为物，无论在战斗措施或在战争所生结果上，均有进而无止，所以日方请中国使臣不要认为今天可侥幸得到日本允诺媾和条件，至日后亦仍可以得到，机会不会重复出现的。日方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要让李鸿章和中国君臣都处于恐惧中，威胁李鸿章今日不决，必将后悔。
这份被李鸿章视为“哀的美敦书”的外交照会[77]，确实吓唬住了李鸿章，李鸿章收到当天迅即致电朝廷，请求指示。但在表面上依然没有向日本人屈服，他迅速复函日方，指责日方要求苛酷不当，强调关于媾和条件迄今并没有进行充分口头讨论，中国意见并没有充分阐释，日方就提出最后提案，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他希望日方对赔款数额再加削减，对索要割让地区，也必须略有减少。日方所索奉天省疆界几乎已包括日军目前所占全部地区，如果日本再要求割让日军足迹并没有到的台湾，实在难以理解日本对于解决媾和谈判困难是否具有诚意。李鸿章表示：“本大臣非敢重请会商，唯因在商议媾和条件时，仅予本大臣一次之会晤，即提出最后提案，是以不得不重申本大臣之意，兹特开陈不同意之点请求阁下之熟考，并请于下次约会时开始阁下之意见。本大臣一俟奉我皇上旨意，对日本最后提案即可提出明确答复。”[78]
李鸿章表示并不刻意要求重开会商，但他的目的很明白，就是要日本在现在已有的报价上再往下压，能压多少是多少。这大概是李鸿章的真实心迹，符合他所说的“能挣得一分是一分”的原则。对于李鸿章的这个心迹，日方其实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双方玩的就是意志、坚持，就看谁能玩过谁，谁能坚持到最后。所以伊藤不会被李鸿章的软硬兼施所迷惑，他在收到李鸿章的照会后，毫不客气再发一个非正式函件，断然驳斥李鸿章的说法。大要是：“来函中一面陈述了无意要求再行重商之意，而一面又对日本帝国政府的最终要求条件，及尔来执行谈判上的手续问题，加以批评，且又希望本大臣对阁下所不同意之点加以考虑。由此看来，阁下对本大臣之意图或有所误解。因之，对于尊函之唯一答复，即本月10日（十六日）本大臣所提出之要求条件，为最后条件，无可再行商让。”[79]
李鸿章当然早就知道日本10日（十六日）提出的是最后条件，所以他才请示朝廷做最后决定。他之所以继续与伊藤打笔墨官司，只是心存侥幸，他在等候朝廷最后指示。4月12日（十八日），朝廷指示终于来了：“奉旨：李鸿章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三件均悉。日本续送改定酌减条款，虽通商各条，所争回者甚为有益。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至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前电姑许矿利，该大臣虑其不允，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著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益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急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钦此。”[80]朝廷给了李鸿章签署协议的全部权力，但假如还能商量的话，朝廷希望李鸿章在最后机会就赔款、割地两件事情做最后努力，能争多少是多少，争不来也无所谓，不必担心破裂，尽管做最后一搏。
获得朝廷充分授权后，李鸿章并没有急于与日本达成协议，因为他知道朝廷同意将台湾的一半割给日本，这个方案肯定不会得到日本同意。况且一岛两国分治，口舌既多，后患亦大。如果因此再决裂，中国可能还要吃大亏。李鸿章4月13日（三月十九日）再电总理衙门：“据伊（藤）面称，华军不谙公法，动辄妄为，恐不待停战期满已先开仗，并催允定和约。复信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若再商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语。是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订约，免误大局，乞速请旨，电饬遵办。”[81]
处在三明治夹层的李鸿章两头受压，朝廷给了充分授权，但又留下一点尾巴，而伊藤博文仗着战场上的胜利目中无人，毫不客气，继续施压。4月14日（二十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伊藤专员来催，以前限定四日回复，限期已到，立等复信。不得已令经方往伊藤寓密陈一切，先许以台湾矿利饵之。伊以民人不归管理，矿亦无用。又遵电旨割台之半，以近澎台之地与之。伊谓：一岛两国分治，后患甚大，且我国兵力正厚，原冀开疆拓土，半台亦万不能允。又商让营口税关，磋磨再四，伊亦坚拒，谓前两函已说定无可商改，此等费辞何益。广岛运兵船六十余艘，现装十万人，已陆续开驶，由小松亲王等带往大连湾、旅顺，准备进攻。若不照我前改约款，我之权力实系无法禁止，务即日会商定计。经方谓鸿伤病甫愈，精神萎顿，今日不及往晤。伊谓本不能改，因尔谆托，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电谕想已在途，明日午前可到，鸿不至失信，庶无决裂。”[82]
伊藤博文一连串施压，李鸿章一连串告急电报，表明日军已经急不可耐，表明日本政府担心继续停战，而又见不到停战结果，出现其他意外，因而他一再敦促李鸿章。李鸿章也只好一再敦促朝廷。伊藤、李鸿章达成的妥协，再等一天，明天下午四时见分晓。
收到李鸿章这些电报，朝廷也慌了神，迅即电示李鸿章：“台湾为兵争所未及，无理强索，大拂民心。今既无可挽回，将来交割，殊多费手。希于订约后，先与声说。中国既让，以后只能将日本所议准百姓内迁及变卖田产两节晓谕明白，倘台民不服，因而生变，即与中国无涉。此层必须辩论在前，以免他日再生枝节。”[83]日本既然敢要台湾，当然不担心台民不服，更不担心台民闹事，朝廷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提出这个问题，无疑期待在最后一刻日本人能够回心转意，放弃台湾。
然而，日本决心已定，什么也不害怕。清政府终于做了最后妥协。4月15日（二十一日）晨（辰刻，7—9点），李鸿章收到朝廷最后指示：“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84]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二十一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
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最后奋斗。他表示，中方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御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法酌量。
伊藤对李鸿章请求不为所动。他说：我处境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做让步。
伊藤说，那些言官根本不知道国际大势和中日关系真相，所以他们一味攻击你。现在的光景他们大约已明白，相信他们一定后悔当年那样弹劾你。
李鸿章说，过去他们弹劾或许错了，但这一次我将和你签署这样凶狠的条款，那我不是真的要挨骂了吗，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
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
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
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
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
伊藤细看报纸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
李鸿章说，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
伊藤说，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
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做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方要求。[85]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完全肯定了日本战争行径，承认朝鲜独立；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得派领事官于各口。
注释
[1]《翁同龢日记》卷五，2777页。
[2]《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30页。
[3]《翁同龢日记》卷五，2776页。
[4]《呈报有关答复美国公使之靖迪臣修改方案》，《中日战争》续编卷十，304页。
[5]《翁同龢日记》卷五，2777页。
[6]《翁同龢日记》卷五，2778页。
[7]《附 军机大臣密寄》（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52页。
[8]《复译署》及《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54页。
[9]“日本政府声明”，《中日战争》卷七，114页。
[10]《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57页。
[11]《翁同龢日记》卷五，2780页。
[12]《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13]《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14]《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15]《寄芜湖交李经方》（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65页。
[16]《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17]《康南海自编年谱》，30页。
[18]《翁同龢日记》卷五，2782页。
[19]《翁同龢日记》卷五，2782页。
[20]《复张侍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70页。
[21]《附 龚使致译署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70页。
[22]《附 军机处王大臣庆邸等公奏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1页。
[23]《预筹赴东议约情形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0页。
[24]“谕旨”，《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1页。
[25]《关于清国公文应以英译文本为基础之通告》，《中日战争》续编卷十，312页。
[26]《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77页。
[27]《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79页。
[28]《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0页。
[29]《清国方面要求停战之件》，《中日战争》续编卷十，317页。
[30]《蹇蹇录》，131页。这句话的另一种记录是：“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见《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东行三录》，230页。
[31]《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1页。
[32]“伊李对话”参见《附 第一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3页。
[33]《蹇蹇录》，132页。
[34]《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1页。
[35]《日本方面提示之停战条件》，《中日战争》续编卷十，318页。
[36]《蹇蹇录》，133页。
[37]“伊李第二次会议对话”参见《附 第二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5页。
[38]《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1页。
[39]《翁同龢日记》卷五，2787页。
[40]《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2页。
[41]“伊李第三次对话”参见《附 第三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37页。
[42]《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3页。
[43]《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5页。
[44]《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5页。
[45]《寄北京贤良寺李仲彭》（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3页。
[46]《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3页。
[47]参见《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3页注释。
[48]《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卷七，475页。
[49]《复北洋王》（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4页。
[50]《蹇蹇录》，139页。
[51]《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亥刻），《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7页。
[5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二，24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此件《停战草约》又见于《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6页，文字略异。
[53]戚其章：《甲午战争史》，406页。
[54]《致伊藤等照会》（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40页。
[55]《蹇蹇录》，140页。
[56]《复办理全权大臣陆奥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三十六，66页。
[57]此方案内容见《中日战争》卷四，332页，然缺第八、十、十一等三条。《中日战争》续编卷十，346页补齐了这三条。方案大要，李鸿章当时曾用电报发往总理衙门，见《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9—92页。
[58]《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0页。
[59]《翁同龢日记》卷五，2791页。
[60]《翁同龢日记》卷五，2792页。
[61]《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3页。
[62]《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3页。
[63]《复伊藤陆奥和约底稿说帖》（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三十六，66页。
[64]《蹇蹇录》，145页。
[65]《蹇蹇录》，146页。
[66]《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4页。
[67]《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4页。
[68]《翁同龢日记》卷五，2792页。
[69]《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7页。
[70]《蹇蹇录》，147页。
[71]《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9页。
[72]《第一次拟改日本和约底稿》，《中日战争》卷五，396页。
[73]《附 第四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41页。
[74]《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9页。
[75]《李鸿章全集》卷十六，44页。
[76]《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0页。
[77]《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2页。
[78]《蹇蹇录》，151页。
[79]《蹇蹇录》，152页。
[80]《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4页。
[81]《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5页。
[82]《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6页。
[83]《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7页。
[84]《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07页。
[85]《附 第五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卷十六，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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