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算盘
对李鸿章的这个怀疑，主要来自日本舆论界。日本舆论界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突然醒悟，怀疑李鸿章预先与德国人德璀琳或布兰德等商妥，在来日以前就和俄国及其他列强订下密约，所以他才应允割让辽东半岛，因为他知道这些地方还会回到中国，所以他才会在离开马关时哄然一笑。
日本舆论界的说法当然是猜测。李鸿章究竟是怎样想的，后人确实不知道，参与马关议和全程谈判的陆奥宗光对这个传说不屑一顾，以为这个说法简直就是一个无稽之谈。他的论据是，根据他的观察，李鸿章在割让辽东半岛问题上非常痛苦，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无所谓的情绪，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始终对辽东半岛不愿放弃，反复申明那个地方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京师门户，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清帝国发祥地，无论如何不会交给日本。日本如果一定坚持要拿走辽东半岛，那其实就是要和大清帝国永久为敌。[1]
陆奥的分析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作为谈判对手，他同样不知道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想法，将舆论界的猜测视为无稽之谈，固然可以理解，但依然无法破解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
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有着充分准备，他在北京停留的那些天，除了与皇太后、皇上、军机大臣交换意见，准备预案外，也与各国公使进行过接触。但要说李鸿章在谈判中答应日本要求，先是同意割让辽东半岛，然后再凭借列强干预将之赎回，这大约也夸大了李鸿章的能耐，有神话色彩，因为李鸿章如果真有这样的安排，那么他的谈判技巧就应该与已经发生的情形反过来，即不要在奉天南边各地问题上争执，而应该用全力去争台湾，只要台湾不割让，那么即便割让了奉天南边各地，不是还可以赎回来吗？事实上，根据中日双方资料记载，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几乎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怎样争执，也就是说一开始日本人要台湾他是可以接受的，他的争辩重心始终放在奉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陆奥的看法或许是对的，李鸿章并没有什么计谋，也不是什么刻意的事先安排，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是形势比人强。
换言之，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中日两国一对一的战争，这是远东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既涉及中、日、朝三国，也涉及俄、德、英、法，甚至还有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列强对中日战争密切关注，所谓局外中立，只是看着你们两家打，而且是在知道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的情形下。
列强以所谓局外中立的立场放手让日本打中国，其实就是要日本用武力去打开中国半掩着的大门。中国虽然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鸦片战争中被迫打开了国门，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后来又在英法联军打击下，被迫融入国际社会，但清政府一直是对外开放的主导者，始终不愿将整个中国彻底融入国际社会。那时的世界潮流，是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早期发展后向帝国主义转变，他们过剩的生产能力要向外转移，过剩的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投资地点。中国拥有庞大的未开发的国内市场，但清政府并不欢迎外国资本到来，并不愿意将市场向外国资本、外国人开放，甚至民间资本基本上也被遏制。所以我们看到，清政府在经历了三十年洋务发展后，并没有主动向现代社会转轨。对此，外国资本是不能容忍的。假如一定要用阴谋论分析的话，日本引诱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犯错，其实就是代表列强寻找彻底打开中国大门的办法。这场战争使清政府受到了空前羞辱，割地赔款，这是大清王朝两百多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这场战争的全部内容，那只是一个政府的直接损失，是政府的悲情。甲午战争的核心内容是用武力将中国强行拉上“世界一体化”轨道，《马关条约》最重要的条款不是赔款，不是割地，而是市场开放、准入，是新的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修订。中国从此踏上“世界一体化”之路，中国历史从此变得更具有世界背景和世界意义。
从这个观点反观甲午战争，就明白列强所谓中立，只是不愿帮助中国的借口，他们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焦虑，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人。因为在一个消息并不很流畅的社会里，许多人对于所谓国家大事根本就没有办法关注。
列强密切关注着中日冲突的每一个进展，他们在琢磨着何时干预、何时用力，他们希望日本能代表列强利益教训中国，但也不希望日本获取绝对优势，破坏远东格局，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当日本漫天要价的价码传出，列强就开始考虑怎样干涉，怎样发力了。
日本政府拒绝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这就意味着日本人的要价可能很高，是张、邵二人无法答应的，这就迅即引起列强高度关切，英、法、俄等国开始串联，准备一旦日本人说出具体价码，他们就会介入干涉。1895年2月14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往晤陆奥宗光，明白劝告日本不要向大陆扩张领土，显然有对日本遏制的意思，担心日本通过朝鲜踏上中国大陆后，势必会损害俄国在远东的利益。
俄国人的立场甚至包括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立场，中国政府其实应该知道这几个国家迟早都会出来遏制日本，不管他们主观意图是否帮助中国，但在客观效果上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在中日开战不久，清政府就派遣文武兼备的洋务人才王之春出访这几个国家，沟通串联并协调他们的立场和步骤。
1895年2月17日，美国公使田贝将日本的价码传递给了中国政府，归纳起来就是四项内容，即朝鲜独立、割地、赔款和最惠国待遇。朝鲜独立已不需要讨论，因为这场战争就是为此而发，中国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最惠国待遇，也不会引起列强干预，这是日本替各国向中国要价，代表大家的利益；需要讨论也是这几个国家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割地和赔款。赔款不能太多，因为他们不希望一个即将开放市场的政府赤贫；割地不能太多，而且还要看位置，不能因日本而损害他们的利益。20日，俄国政府向中国使臣表示，日本如果开价太高索要太多，那么俄国一定会约英法等国联合干涉，比较明白表示俄国不希望日本割占中国领土。这是否给李鸿章一个定心丸，不好说，但精通于“以夷治夷”外交理论的李鸿章肯定充分注意到了列强特别是俄国人的态度。
21日，李鸿章在交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到北京，在此后几天时间里，他除了和光绪帝，以及军机处同僚讨论谈判预案、对策外，更拿出时间、精力与各国公使交涉，寻求帮助。24日，李鸿章前往各国使馆拜访，其实就是探讨各国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出手相助，各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出手相助。各国公使在当天的面谈中并没有给予肯定答复，因为他们也要和各自政府沟通商量。当天，李鸿章致电出使英、俄大臣，让他们务必动用一切资源，请求两国设法出手救助中国，遏制日本。
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的请求，其实正合乎各国利益和要求，英、法、俄三国密切磋商，至少在2月25日就达成基本共识，表示一旦日本公布了索要价码，而中国政府又感到为难，那么他们就会联手相助，劝告日本。这多少应该有助于中国政府特别是李鸿章重建信心。
有了这点信心，中国政府的做法便趋向于积极主动。3月2日，朝廷命出使各大臣向英、俄、法、德递交国书，请求这几个国家务必出面劝说日本公道议和，不要欺人太甚。
清政府的请求与劝说很快有了回应。3月8日，德国劝说日本不要谋划割占亚洲大陆土地。这个劝说与俄国先前劝说大致相同，尽管他们两国的目的南辕北辙。13日，英国政府也对中国的请求给予回复，答应将相机劝助中日议和。英国的态度稍微显得消极，不似德、俄两国那样积极。
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3月30日，中日就停战条款达成协议，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政府提出媾和条件四大项，即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台湾及澎湖，赔款三万万两，减低子口税等。
割让辽东半岛问题提出后，理所当然遭到了清政府、李鸿章反对，但日方丝毫不让步。
虽然中国没有力量在谈判桌上说服日本人，但列强决不希望日本人在中国抢占那么多地方。4月8日，俄国正式邀请英德等国共同干预日本对辽东的要求。德国人对这个要求欣然答应，而英国人婉拒。俄国人再找法国人商量，法国人同意与俄国等一道劝说日本。
在获得了德国、法国支持后，俄国政府底气更足，遂于4月11日决定不会允许日本人占有南满，也就是中日间争执的辽东半岛。16日，俄国御前会议决定对日干涉，德皇也在这一天致书俄皇，表示支持其在远东的行动，稍后即训令德国驻华舰队与俄国舰队一致行动。
三国愿意出面劝阻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割占当然不是无代价地支援中国，而是各有各的想法、目的。法国公使施阿兰于4月13日向总理衙门要求将云南猛乌、乌得划归越南，实际上就是划给法国，因为越南其实就是法国的殖民地；德皇于4月16日致信俄皇表示支持俄国在远东行动时，明确表示德国希望在中国得到一个港口。由此就为两年后胶州湾交涉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而胶州湾危机又引发1898年政治变动。德国坚定支持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还有另外一个战略考虑，那就是想着法子将俄国势力引向东方，以减弱正在崛起的俄国对德国所形成的巨大压力。
至于俄国，它的利益更明显，日本在亚洲大陆每前进一步，都以侵害俄国影响力为代价。日本在朝鲜开战之后，俄国人就感到了紧张，以为日本踏上大陆，终将侵害其在亚洲的利益，但是俄国此时并不愿帮助中国与日本对打，而是看着中日两国厮杀，等待双方筋疲力尽时，俄国人适时出手，四两拨千斤，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只能认俄国为“带头大哥”。
所以，三国同盟虽然在干涉劝阻日本时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各自想法也是令中国人头痛的一件大事。只是这个头痛并不立马发作，所以中国人还是很乐于甚至很期待接受三国干涉与调停。
三国干涉
当三国联盟形成时，中日之间的谈判已结束，《马关条约》于4月17日正式签字。李鸿章于第二天离开马关回国。只是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马关条约》签字那一天（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德璀琳给李鸿章发来一份电报：“俄国不以日本割据奉天为然。和约虽经画押，仍与俄国不以为然之意两无妨碍。巴兰德及璀琳皆于此事极为出力，中堂随时办理之事，乞勿吝电示。”[2]
李鸿章相信德璀琳所说比较靠谱，他想到日本费那么大力气争到的东西，很快又会因为列强干涉而放弃，所以他才会登船离开时不自觉哄然一笑。李鸿章能够想到这一点并不奇怪，除了德璀琳的报告，结合李鸿章来日本前的活动，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他在获悉日本人媾和条件后，第一反应就是接受美国顾问科士达的建议：“科士达拟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现日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3]由此不难判断，李鸿章深信三国会在这些问题上找日本的麻烦。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德、法三国已决定直接干预。这一天，沙俄外交部长罗拔诺夫在圣彼得堡约见德、法两国公使，向他们宣布俄国政府的决定，表示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要求。而这里格外强调“中国本土”，显然就是指辽东半岛，也就是谈判中所说的“奉天南边各地”。
罗拔诺夫表示，他现在代表俄国政府正式邀请德法两国参加共同对日干涉行动。俄国政府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将考虑以三国联合力量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立行的标的，为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上与其本国一切的交通，使它孤立。”[4]德、法两国欣然接受俄国邀请，同意以三国集体力量迫使日本让步。德皇威廉二世当天下令往远东调兵。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立即向德国驻日公使发布训令，以为日本与中国达成的和平条件太过分了，这些条件严重损害了欧洲、德国的利益，日本必须就此做出必要让步，否则三国联合力量一定能粉碎日本图谋。
三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当然会使日本感到恐惧，但三国之间并不是完全的利益一致，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因此他们在统一行动同时，也各自加入了一些自选动作。4月20日，“德国公使今晨来外务省，因本官（外务次官林董）不在，便告小村说：根据本国政府之指令，有重要事件急希直接通知贵大臣，将与其他国家公使一起通知。其事由以及其他国家公使之姓名，因属于保密，现在碍难陈述，首先希望于明日星期日会见本官。”[5]
德国公使故作神秘，引起了日方的警觉。日方坦诚表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外相都不在东京，尤其是外务大臣正在生病，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外务省可代为接洽，代为转达。德国公使不为所动，依然很神秘表示不能说，不愿说，一再表示他明天会和其他国家公使一起来。很显然，德国人提前告知日本人，实际上是向日本人讨好卖乖，以便让他们有所准备，或者将来真有了什么冲突，德国人也好说已提前告诉了日本。
不过，德国人对时间的估算还是有点问题的，法国政府直到19日方才最后决定参加三国联盟。三国联盟当即决定于21日向日本发难，不料此时又发生了意外，而德国公使哥特斯米德无法估计到这一点，他们并没能在21日出现在日本外务省。
这个意外就是英国的变化。英国原本拒绝了俄国邀请，但到了后来发现俄、德、法三国真干起来时，英国感到自己孤单、孤立，似乎被他国所抛弃，舆论界为此感到很悲伤，这种情绪影响到了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金伯利为此很生气。金伯利生气的消息被三国政府所获悉，他们相信英国可能开始后悔，后悔不该那么坚决拒绝参加对日干涉。他们判断，英国加入列强行动的可能性，至今并没有完全消失，英国政府似乎又开始考虑参加的可能性、必要性。基于这种判断，所以三国决定改变行动日程，没有在21日那天向日本发难。
然而，英国最终还是让三国失望。英国政府经过仔细研判和评估，相信《马关条约》对于英国是利大于弊，这个条约最有意义的东西不是中国向日本赔了多少钱或割了多少地，最重要的是日本打开了中国先前半遮半掩的大门，那些新开的通商口岸和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规定，将为世界贸易提供巨大方便，这完全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而且，英国人还认为，日本的胜利还将有效阻止或制约俄国在朝鲜半岛、满洲的野心，阻止或遏制住俄国对英国的利益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特别是当中国对俄国的抵抗能力严重削弱后更是如此。
英国人不愿加入对日干涉联盟，还有一个非常自私的考虑，那就是英国期望乘日本此次外交困难之际，逼迫日本答应将来帮助英国在中国北部沿海获得一个海军基地。英国人向日本暗示，日本人如果能够同意英国的这个要求，那么英国人不做日本之敌而是日本之友。
俄、法、德三国获悉英国真实态度后表示失望，他们决定按原计划执行。4月23日下午，俄、法、德三国公使相继来到日本外务省面见外务次官林董，均称接本国政府训令，就中日媾和条约中关于割取辽东半岛一条提出异议。三国政府分别提交的备忘录大同小异，意思大致都是说《马关条约》对辽东半岛的割让，不但必将对中国的首都构成极大威胁，而且会使朝鲜独立有名无实。这两个危险将对远东持久和平构成障碍和威胁，因此他们劝告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企图。俄国公使在口头发言中还表示，日本对辽东半岛永久占领，必将招致日本与各方冲突，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善体此意，保全名誉。[6]德国公使的态度更为强硬，在口头发言中指责日本没有接受德国先前忠告，强调日本现在必须让步，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因为对三国开仗是没有希望的。[7]
据说三国公使如此强硬态度确实使日本人一度恐慌，林董听到这些抗议之后问道，假如日本占据辽东半岛只是为了促使中国赔款，也就是说，假如日本只是拿辽东半岛作为赔款的抵押品，难道三国也要为此抗议、动武吗？三国公使都没有想到日本人会这样思考问题，所以他们对林董的反问都“含糊地回答”，其含糊的“言辞产生鲜明的印象”。[8]
三国公使离开后，林董立即用电报向陆奥和在广岛的伊藤做了报告，请示办法。其实，陆奥在收到这份电报前，已经根据日本驻俄、驻德公使报告，觉察到列强可能会对中日议和中的某些条款进行干预。陆奥认为，欧洲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进行干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列强看来，日本向大陆渗透就是侵害了列强既得利益。欧洲国家这样认为有它的道理，但从日本立场上看，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日本当初如果与这些国家商量善后条款，他们也会反对，所以现在这些反对，不过是将先前应反对的意见押后而已。中日条约已签订，日本“政府已成骑虎之势，虽冒任何风险，除表示维持目前地位一步不让外，别无他策”。[9]
稍后，林董又发给陆奥一份电报，强调形势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峻：“德国公使声称：本国政府之宣言，其外表虽稍强硬，但其实质却完全出于友谊。与此相反，俄国所提出之宣言，其文虽属温和，但其实质却与德国不同。”[10]据报，俄国从1894年以来，陆续将其军舰集中于东洋附近，现在不但在日本和中国沿海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且观近日形势，俄国方面有意识散布各种流言飞语，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俄国海军可以随时向日本发动攻击。
林董的报告引起陆奥的重视，陆奥认为，面对俄、德、法三国的挑衅，日本当然不能轻举妄动，激怒三国，但是日本也不能在三国威胁面前露出胆怯，因为这是日本军人经过流血牺牲，积百战百胜之军功而获得的果实，不能在这几个国家几句威胁话语下，就自动退出主动放弃。假如日本政府为大局暂时放弃这些成果，那么日本军人、国民一定会非常失望。日本政府或许因此减轻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但来自内部的威胁、变动，恐怕更加严重。焦虑的陆奥尽量做了两全其美的安排，决定一方面暂时拒绝三国劝告，维持日本既定立场，寸步不让，以观察三国未来行动；另一方面观察日本军民的心理倾向，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决定。
然而，陆奥的意见并没有成为日本政府的主流意见。伊藤博文在24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提出三个方案备选：第一，即使不幸增加新的敌国，仍断然拒绝俄、德、法三国劝告；第二，召开国际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国际化；第三，完全接受三国劝告，以恩惠方式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11]
出席这次御前会议的日本文武大臣经过反复研讨和盘算，认为第一个方案当然最佳，只是困难最大，可能性最小。日本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差不多都在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日本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经过长达差不多一年的战斗，军事人员非常疲惫，军需亦显得非常匮乏。根据相关情报，俄国为了应付万一事变，正在向远东派遣三万人军队，停泊在日本港口的俄国军舰已准备随时起锚出港，海参崴已被宣布为临战区，黑龙江北岸一带也正在进行着战争准备，战争气氛越来越浓烈。
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毕竟刚刚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厮杀，虽然没有受到致命伤害，但至少也是兵困马乏，需要休整。而俄国海军则相反，不仅兵力强大，而且在精神上占有绝对优势，毫发未损。俄国海军不需要与日本海军大规模对峙或开战，只要截断日本海军的通道，就可以置日本于死地。
德、法两国海军在远东没有俄国力量大，但在俄国鼓动引诱下，德、法海军最近也在远东非常活跃，在黄海一带频繁活动。日本海军如果与俄国一家硬碰硬死磕，虽然也无胜算，但毕竟或许能够坚持若干时日。现在要用日本海军面对三国联合舰队，那结果是一点悬念都没有。据估算，三国舰队有十二万吨，日本军舰连从中国缴获的都算上，不过八万吨。不仅吨位不及，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在过去一年连续奔波于海上，以疲兵对精兵，其后果不言而明。所以，日本目前决不可与第三国失和，日本至少在目前必须广结善缘，不能增加新的敌国。
其次是第三个方案。日本大臣们普遍认为，这个方案确实足以表现气度宽宏，但未免过于示弱，因此御前会议决定暂时采纳第二个方案即召开国际会议去应对三国干涉。
陆奥宗光因为生病没有出席这次御前会议，他在会后获悉御前会议的决定后表示反对，他认为，此时召开国际会议，除了日本及三国外，肯定还要加上两三个大国。这五六个大国能否参加所谓国际会议，本身就成了问题。即使答应参加，到实际召开这个会议必然需要很多时间，而中日媾和条约交换批准书日期已迫在眉睫，如果长久彷徨于和战之间，只能增加时局困难。而且，陆奥还认为，如果这种问题提交到一个国际会议进行讨论，那么各国必然会主张自己切身利益。于是，会议能否真正限于辽东半岛，就成了新问题。各国在讨论中节外生枝，提出各种互相冲突条件、要求，那么可能会使我们辛辛苦苦谈下来的《马关条约》化为泡影。这和招引欧洲大国进行新的干涉有什么区别呢？
伊藤博文能够接受陆奥的分析，然而这个问题毕竟在御前会议上已有结论，御前会议认定在目前形势下增加新的敌国决非上策，并认为俄、德、法三国进行严重干涉是必然趋势。那么，日本不得不允诺三国劝告的全部或一部份，这也是必然结果。而且，日本现在除了面对三国干涉难题外，还存在着与中国的战与和问题，日本如果不能很好处理与三国的关系，或者旷日持久僵持，说不定中国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拒绝批准这个媾和条约。这样，《马关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后果可能更加严重。
根据这些分析，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制定了这样的行动方针，“简言之必须抱定决心：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12]
日本对应
根据这个方针，日本政府对中国寸步不让，其外交重心转向怎样说服三国，至少可以用外交手段拖住三国，不让他们在中日媾和条约批准书交换前发作。只要能度过未来的这十几天，只要将《马关条约》落到实处，那么就有足够资本、时间和精力与三国周旋。
日本人很清楚，三国干涉的主谋是俄国。而俄国之所以干涉，确实如其在照会中所说，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关系，所以日本要想化解三国联盟压力，就必须直面俄国要求，给俄国人一个定心丸，这多少或许可以分化三国这个并不坚固的联盟。4月25日，陆奥宗光根据这个方案向驻俄国公使西德二郎发了一份指示：“此特指令阁下，俄国政府是否应允重新考虑有关日本国占有奉天半岛之劝告，可暗地询问外交大臣。请阁下说明，条约既有皇帝陛下批准，事态陷于极为困难之境地。请阁下可向该外务大臣申述：两帝国间之友谊持续已久，我国政府现在更加热望勿使此善邻关系削弱。同时，决不允许因割让该地而使俄国在东亚之利益蒙受损害。实际上，【俄国】可以与日本国享同样之利益，以及日本政府对于朝鲜国之独立问题，也不难使俄国政府感到满意。更请阁下告诉该外务大臣，日本政府关于此事，尚未照会德国与法国。未实行以上指令，可发挥阁下之毕生外交才能。”[13]
很显然，日本人的目的不仅要稳住俄国，而且期望弄清俄国人的真实目的，并通过与俄国人的交涉弄清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政府的想法，或许因此化解被动，获取一个外来帮助。所以，陆奥紧接着又向日本驻英公使发去一道指示，命其将此次三国干涉的全部事实秘密透露给英国政府，并强调由于俄国干涉，已完全可以推测俄国对满洲东北部及朝鲜北部包藏的野心，日本政府认为关于此事英国具有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影响中国政府批准《马关条约》，假如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使大战再起，并一直打下去。所以，在目前形势极为紧张之际，日本政府希望英国能够给予一定程度帮助。[14]
与此同时，陆奥还对驻美公使发布一道命令：“驻美栗野公使：请向国务大臣作如下传达：日本国政府此时对美国友好意向深为感谢。日本国政府虽毫不欲将友邦合乎条理之异议置诸度外，但现在抛弃奉天半岛实属至难。因为由清国割让该半岛之条约，不仅已经我国皇帝陛下批准，而且日本国政府视其情况亦不能认为有此种抛弃之必要。若美国能接以前曾为和平进行友好斡旋之便，现在进一步特别劝告俄国对永久占领奉天半岛表示异议一事加以重新考虑，日本国政府相信此将得以完满终结该事件。日本国政府惟恐俄法德三国之活动，将诱使清国抛弃条约，以致再开战端。如此结果需要尽力避免，日本国政府切望美国予以友好援助。”[15]
日本驻各国公使接到陆奥指示后积极活动。驻俄国公使于4月26日与俄国外交大臣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努力使俄国政府对日本的请求给予有利的答复。日本公使的耐心劝说使俄国外交大臣稍有触动，答应请示俄皇后再给予答复。然而到了第二天，请示结果并不理想，俄国政府认为，日本的请求并不足以构成俄国撤销三国干涉的理由，因此无法同意。俄国政府不会轻易答应日本要求，早在陆奥预料中，所以他对这个结果并不特别感到失望，只是在验证自己的判断。[16]
驻伦敦公使加藤在接到陆奥的指示后，也立即求见英国外交大臣，备述日本政府的希望。英国外交大臣对日本虽似颇怀好意，但对三国干涉这件事却没有干涉的兴趣。他告诉日本公使说，英国政府早已做出概不干涉的决定，如果现在英国协助日本，就等于是一种干涉。形势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局面，在英国政府没有充分讨论前，英国无法对日本请求给予任何答复。英国外交大臣还顺便提醒日本人说，虽然现在并不知道三国反对割地的主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但形势似乎很严重，日本还是应该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不要心存侥幸。英国希望和平，所以不仅不愿日本与欧洲各国发生战争，而且也极不希望中日两国再有战争，如果有解决目前纠纷的机会，日本政府一定要尽力而为。英国是日本朋友，但英国与俄、德、法三国也是友邦而不是敌人，因此英国无法过于偏袒日本，与这三个国家过不去。英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日本，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但英国也不愿因此得罪日本，所以他还是以比较友好的态度提醒日本，暗示俄国这一次似乎下了决心，日本应给予正视。
与英国人的态度稍微不同的是，美国人就像一个老大哥，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在接见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时明确表示，美国依然坚守局外中立的立场，不会介入日本与三国之间的冲突，但会根据实际情况，只要与美国局外中立立场不相抵触，也会适度协助日本。
在西方各国中，真正愿意两肋插刀鼎力相助的只有原先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大利。意大利在获悉三国干涉消息后，就自告奋勇向日本表示，愿意与英、美两国合纵，站在反对俄、德、法三国连横的地位。意大利的这个态度当然也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并不是为了日本，只是这个态度的实际后果对日本更加有利而已。
各大国的态度都清楚了，但他们的态度对于日本政府来说，确实不容乐观。日本虽然从这几个国家博取了一些同情和默许，但凭借这些同情根本无法使俄、德、法三国转变其干涉方向或缓和其程度。
不过，日本这次与各大国沟通也有不小收获。通过这些零星情报，日本政府大致能够拼出三国干涉及国际阵营分布图，大致知道三国干涉成立原因，并知道这三个国家准备干涉的程度究竟如何，也知道英、美等国对这个事件的大致意向，知道日本政府虽然不能获得这些国家的有力支持，但依然获得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换一种说法，英、美、意三国到了关键时刻，一定会对俄、德、法三国有所牵制。
日本人的活动也为俄国人所知，但俄国并不愿意俄、德、法之外任何一国介入，而且俄国的干预立场始终坚定不移，始终以武力向日本人炫耀，始终不愿意让日本人感觉到他们会在既定立场上有什么退让。
俄国人的态度深刻影响了日本人，日本人原本在中日交战中处于上风，原本在中日媾和谈判中也为所欲为，现在却在不经意间陷入了外交困境，如果日本一味坚持既定方针，那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究竟会对日本有多大伤害呢？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开始感到先前一味拒绝三国劝告可能并不明智，于是开始寻找台阶和机会。
4月28日，日本驻俄公使向陆奥提出这样的建议：“本公使实难以理解，不顾惹起战端的危险，而一味排除彼等之提议，对我国是否是有利之策。要之，应视其能否致胜，方能决定其得失。比较彼我之兵力，如贵大臣认为毕竟无把握与彼等抵抗，本公使以为莫如如过去所呈报，放弃与朝鲜接壤之土地，以了结目下之议论为上策。归根结底，本公使之意见认为：为谋求此事件之和平解决，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将其作为赔偿全部赔款之担保而一时占领该半岛。并且大肆增加其赔款金额，使之永久偿还不完为上计。然而，目前俄国害怕日本不采纳其劝告，并且似乎担心法国不能贯彻其企图。因此，直至最后，竭尽礼节拒绝彼之劝告，亦或为一种策略。”[17]按照日本驻俄公使建议，日本不仅得到了占领辽东半岛的实际，而且还可以通过这场交换从中国赢得更多赔款。尽管如此，日本公使依然不愿就此和俄国人摊牌，他建议日本政府还是应该尽情尽理拒绝三国干涉，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
日本驻俄国公使的建议深刻启发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遂于4月30日向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发出指示，让他们通知三国政府，日本政府对三国政府的友好劝告进行了慎密思考，决定在交换《马关条约》批准书使日本帝国的荣誉、尊严得以保全后，同意以另外的附加方式，做两点修改：“第一，日本政府对其于奉天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以外，同意一切放弃之。但日本国对其所放弃之领土，可要求相当金额作为报酬，其金额可与清国商定之。第二，帝国政府于清国完全履行条约上所规定对日之义务以前，作为担保有权占领上述领土。”[18]
驻三国公使接到指示后，立即与三国外交部进行交涉。至5月3日，俄国外交部答复说，俄国政府对于日本的建议不能满意，认为日本占有旅顺口颇有障碍，所以俄国政府维持最初劝告，不可动摇。根据日本公使观察、了解，俄国政府认为日本一旦在辽东半岛占有优良军港，那么其势力就不会局限于辽东半岛，将来终必吞并朝鲜全国及满洲北部富饶之地，在海陆两方面均将危及俄国领土。
参照这些观察，日本政府必须做出决断了，那就是日本既然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俄国，那么就必须接受俄国忠告，不能硬顶，仅凭外交上的折冲、劝说、请求，是没有用的。而且，中国此时已以三国干涉为理由向日本提出延迟批准换文期限，这更促使日本必须尽快决断，否则中国悔约，再与三国冲突，结局不堪设想。鉴于这样的判断，陆奥认为，日本外交确实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必须实行先前确定的方针：“完全接受三国劝告，先割断外交上一方面的纠葛；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执行交换批准书的手续。”[19]
5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接受了陆奥这个建议，决定接受三国劝告，放弃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获悉后，表示满意。日本摆脱了三国纠缠，有条件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代价
在日本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辽东半岛事务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没闲着，一直忙着与三国沟通，争取帮助，到头来方才知道各国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只是顺便帮了一下中国的忙。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加强了与这几个欧洲国家的联系，俄、德、法三国干涉联盟大致形成后，中国对他们充满了期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4月21日，朝廷电询出使钦差大臣许景澄仔细了解俄国的立场、态度和条件。第二天，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又奉命前往俄国公使馆打探消息，了解三国干涉具体进展。三国干涉使中国产生了希望、幻觉，相当一部分大臣不仅开始考虑延缓《马关条约》批准，而且想着能否在辽东半岛回归后，再接再厉将台湾也一并要回来。中国人在做着天真的梦，一时间将俄德法三国奉为救星、恩人。4月23日，朝廷获悉三国干涉正式开始，遂派遣庆亲王、孙毓汶、荣禄等，以最高规格前往俄公使馆“往见喀使，传感谢之意，并告以批不能过缓，即电俄要的音”[20]。期待俄国主导的三国集团能够压制日本，甚至希望推迟马关“讲和条约”批准互换的日期，大致有“毁约”的意思。
然而，让中国大臣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日本政府在俄、德、法三国强势压力下让步了，但只是对三国让步，把《马关条约》规定的割给日本的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但日本确立的原则是对中国一步不让。而且更为吊诡，也更令中国人不解的是，俄、德、法三国获得日本满意答复后，不是帮着中国尽快无条件将辽东半岛收回来，而是不断催促中国政府尽快与日本换约，因为辽东半岛问题，俄、德、法认为这是他们与日本人商讨的问题，与中国无关。中国代办告诉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因谈判悬而未决，皇帝不欲批准条约。”马沙尔非常严肃地告诉中国代办：“批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批准，我们将听中国自己决定其命运。”[21]德国再也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中国了。
俄国政府虽然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明白催促中国与日本换约，但其意思也是一样的，就是辽东半岛我们替中国要回来了，剩下的事情还要靠中国自己办。至此，中国大臣突然醒悟，知道俄、德、法三国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方法不同，他们都在督促中国尽早与日本换约。如果不换，那后果和三国干涉前一样，兵祸立至。中国大臣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有苦难言，“穷天地不塞此恨矣”。[22]这就是中国大臣当时如雷轰顶的疯狂感受。
按照中国政府想法，日本政府既然宣布接受三国要求，放弃对辽东半岛永久占领，那么中日间已谈妥的《马关条约》势必面临修改，所以朝廷在日本宣布这一决定第三天（5月7日），心存侥幸急电已在烟台等候换约的中国大臣伍廷芳、联芳：“三国劝还辽东已有头绪，均嘱暂缓互换。奉旨由田贝转电日本政府，再商展期。田电已发，电内云请将换约停战日期另行改定，以期从容定议。候日本政府详筹速复，中国已饬换约大臣在烟静候，并请日本政府电知换约大臣一体办理等语。”[23]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明白的，那就是对俄德法三国让步，并不意味着对中国让步，而是一步不让，所以中日之间不存在换约展期问题，更不存在延长停战时间问题。这是日本政府早已确定的政策底线，只是中国政府不愿明白或不知道而已。
5月8日（十四日）午时，是中日两国原先商定的换约时间。然而到了这个时间，中国大臣伍廷芳、联芳并不愿换约，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到朝廷进一步通知。日本换约大臣伊东巳代治派员通知伍廷芳、联芳，强调如果今天不换约，那么日本代表当即回国。伍廷芳、联芳闻讯有点着急，立即赶往伊东巳代治住处往晤，劝其稍候。伊东巳代治表示，今天停战期满，必须期内换约，请立即互换。伍廷芳答称，他们在等待朝廷最后指示。伊东说，那就再宽容一点时间，今天下午四时为最后期限，如果还不愿换约，那我们还是战场上见吧。
眼见着和平终结，战火重开，伍廷芳、联芳心急如焚，迅速向朝廷、李鸿章拍发加急电报，请求指示。李鸿章接电后也向朝廷发急电，请求朝廷不要犹豫，心存侥幸。朝廷当即回复：“奉旨：现已接三国复信，著伍廷芳、联芳即与日本使臣换约。政府照会二件，面约交付。昨商展期，已由田贝电日本作为罢论。钦此。”[24]至当天夜里十时许，中日双方终于将相关手续办妥。一场虚惊成为过去。
换约手续还没有完全办理结束时，伊藤博文就给李鸿章发来一份电报：“日本明告中国，日本现已全遵俄法德相劝之语，不拟永据辽东之地，三国自必心满意足，毫无疑问。至于日本弃让辽东之地如何办法，两国自应从容商议。”[25]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直接暗示，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不是没有条件的。至于具体条件是什么，日本这时还没有说。
李鸿章将伊藤来电向朝廷报告后，引起一片惊恐，因为《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还没有着落，现在又突然出来一笔赎辽的款子，尽管现在不知道这笔款子有多少，但可以预料不会是笔小数字。朝廷能够想到的又是俄、德、法三国，于是委派要员或外交官向三国政府疏通，一方面感谢他们在还辽谈判中鼎力相助，另一方面恳请三国帮忙帮到底，鉴于中国实际困难，务必向日本疏通，让日本不要或少要赎辽费用。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辽东半岛原本就是中国的，现在你们日本人慑于三国威胁而放弃，凭什么要向中国要钱呢？像张之洞就建议朝廷，在辽东半岛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不能与日本开议，而是继续委托俄国与日本人谈判。日本不能占有辽东，主要是因为俄国人的威胁和恐吓，并非日本人主动让与，所以也就不存在中国去感谢日本的事情，也就不必考虑增加什么费用。根据张之洞的判断，日本人不敢继续盘踞辽东，而俄国人也肯占有辽东，日本人无计可施，中国只要略微敷衍，辽东即可仍归中国，即使俄国人不能代中国要求日本人减少费用，日本人也必自图了事。若为日本人所愚，开口轻许，又要耗费巨款，中国更不支，祸患也就不知何时才能到头了。[26]
张之洞的分析自有道理，只是日本人根本不会这样想这样做。日本也不认为这件事与中国有多大关系，三国干涉让日本放弃，日本答应放弃，但条件必须与三国协商，而不是与中国协商，当然“埋单”的一定是中国。至于俄、德、法三国，他们在中国一再请求下，也答应帮忙，承诺在与日本人谈及辽东半岛问题时，会临时酌助，但究竟有多大把握，三国外交官心中都没有数。
日本政府发现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要吐出来，心理上自是不平衡，所以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在赎金上狠狠宰一刀以解心头之恨。6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就辽东半岛归还做出决定，强调作为永久放弃辽东半岛的补偿，清国必须支付库平银一亿两作为赎金。这个要价显然出乎三国预料，三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日本的要价是合理的，或有根据的。
其实，日本人自己大约也意识到这个要价太过情绪化，太不现实了。7月19日，日本临时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约见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主动将要价降低至五千万两，理由是日本注意到了中国的困难，注意到了其支付能力，也注意到了与各国间的友谊，所以主动将赎金减少。西园寺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即日本驻半岛军队只能逐步撤离，其节奏与中国赔款速度成正比。中国偿清赎金五千万及《马关条约》规定的战费赔款第一次应付数目后，日军撤至金州；待中国交清战费赔款第二次应付数目及交换修订通商行船条约后，日军从辽东半岛全部退出。
为了换取三国同情和支持，日本政府同时宣布台湾海峡为国际公共航路，并不归日本管辖，亦非日本独自利用。[27]
日本即使将赎金降为五千万两，俄国也认为开价太高，以为最多开价一半，即二千五百万两。而德、法两国则比较同情日本，以为日本比较合理，并不过分。法国略感不太合适的只是日本不该以辽东驻兵为他项条件的担保，更不应该在中国支付了赎金之后继续占领，以作为其他赔款的保障。法国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在收到第一次赔款后就立即交还辽东半岛全部。而且还必须明白的一条是，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并不是对中国的让步，而是对三大国让步，所以日本不能因此而对中国再有所要求。
德、法两国既然都同情日本的索款要求，日本对于俄国人最多为两千五百万两的主张不甘心起来，日本人抱着能多要些就多要些的方针，继续与三国争辩不已，反复述说日本的报价并不多。
对于日本人的扯皮和拖延，三国似乎也有点不耐烦了。他们经过协商，决定迁就日本的要求，在两千五百万两基础上上浮五百万，凑成一个整数为三千万两。9月11日，三国公使将这个数字通知日本政府，并要求日本在接受这个数字的同时，确定一个准确的尽早撤兵的日期，并能在这三千万两赎金交付后立即撤兵，一切都不必再啰嗦。
贪得无厌的日本在三国压力下只好让步。10月7日，西园寺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一、将交还辽东半岛的赔款减至三千万两；二、不议缔结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半岛撤兵条件，并于交清三千万两赔款后三个月以内实行撤兵。至此，还辽问题全部解决，剩下的只是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商量怎样交接的细节了。
10月14日，中国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谈判还辽事宜。20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与林董在总理衙门开谈。只是还辽全部实质性谈判还是在日本与俄德法三国之间进行，李鸿章与林董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李鸿章要求林董在三千万两基础上再向下减少，理由是这个数额是日本与三国之间的谈判，中国并没有参与。现在中日之间直接谈判了，所以日本就应该再有所让步有所表示。这是典型的中国办法。
对李鸿章的要求，林董表示非常为难，因为这是三国与日本郑重达成的数字，现在日本擅自减少或变动，肯定在三国那里通不过。如果因此而节外生枝，恐怕对中国也不好。
其实，中国也从其他渠道获悉，还辽事宜既经三国与日本商定，不可能再因中国提议而重新提出来讨论，更不可能由三国出面再让日本减价。三国已经在日本政府要求下给予正式的外交回复，中国如果现在不愿意承认三国与日本达成的协议，肯定会得罪三国，将来许多事情更难办。一旦中国没有俄、德、法三国作为凭借，那么和日本的直接交涉肯定更加困难。
鉴于此种困境，中国政府只好接受三国与日本达成的原则。11月8日下午四时许，李鸿章与林董签署《辽东半岛收还条约》[28]，约定原《马关条约》第二款规定的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边地方，即从鸭绿江口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以南各城邑，以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在中国支付了赎金后，日本军队一律撤回，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交还中国；约定中国为此向日本支付的赎金为库平银三千万两；自交款之日起三个月内，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全部撤出。
11月29日，中日双方完成换约手续；30日，日军退出牛庄、营口；12月2日，退出盖州；10日，退出复州；21日，退出金州、旅顺；25日，退出大连湾。至此，三国干涉还辽以中国增加三千万两赎金而结束。
注释
[1]《蹇蹇录》，135页。
[2]《附 德税司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10页。
[3]《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9页。
[4]《驻圣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致外部电》，《中日战争》卷七，351页。
[5]《德国公使提出因重要事件将与其他国公使一起通知外务大臣》，《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12页。
[6]《关于俄国公使谈话大意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27页。
[7]《关于德国公使提出备忘录之报告》，《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26页。
[8]《驻东京公使哥屈米德男爵致外部电》，《中日战争》卷七，356页。
[9]《蹇蹇录》，157页。
[10]《报告关于德国公使谈话态度并请示对三国之对策》，《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34页。
[11]《蹇蹇录》，158页。
[12]《蹇蹇录》，160页。
[13]《关于照会俄国政府希望重新考虑有关劝告归还辽东半岛一事之训令》，《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38页。
[14]《陆奥外务大臣致驻英国加藤公使电关于对英对策之训令》，《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45页。
[15]《关于通知美国国务卿之训令》，《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46页。
[16]《蹇蹇录》，161页。
[17]《呈报关于对策之意见》，《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59页。
[18]《关于对三国劝告之答复》，《中日战争》续编卷十，164页。
[19]《蹇蹇录》，166页。
[20]《翁同龢日记》卷五，2796页。
[21]《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电》（1895年5月6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一，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22]《翁同龢日记》卷五，2802页。
[23]《急急寄烟台伍道等》（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35页。
[24]《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36页。
[25]《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39页。
[26]《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卷三，206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7]《六十年中国与日本》卷三，69页。
[28]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百十八，13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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