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不是筹码
台湾北临东海，东向太平洋，东北与琉球群岛隔水为邻，南边与菲律宾群岛隔水相望，西北是台湾海峡，“一湾浅浅的海峡”将大陆与台湾分开，台湾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
广义的台湾由三组岛屿组成。一是台湾本岛及红头屿、火烧岛、龟山岛、彭佳屿、棉花屿等十四个附岛；二是澎湖群岛，共有六十四个岛屿；三是钓鱼岛群岛，有八个岛屿，再加上其他一些岛屿。广义的台湾大小岛屿有一百多个，陆地总面积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其中台湾本岛有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比海南岛略大；澎湖群岛面积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钓鱼岛群岛面积约六平方公里。
台湾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中国大陆一道天然屏障，是一座海上长城。当然反过来说，台湾一旦落入他人手里，就成了一个桥头堡，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大陆具有严重的威胁。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台湾的记载非常多也非常早，这无须论证、引证。到了十七世纪中期，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中原政府开始对台湾实行有效管理，并逐渐像管理内地一样，建立一整套行政体制。
鉴于台湾的战略位置，也鉴于日本与台湾在地理上的关联，日本很早就对台湾垂涎三尺。十六世纪中晚期的所谓“倭寇”，其实就是通过台湾、澎湖、琉球等岛屿对中国大陆骚扰抢掠的日本海盗，台湾、琉球和澎湖就成了日本歹人踏上大陆的三块跳板。久而久之，日本人自然想将这些跳板据为己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力迅速发展，其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逐渐膨胀。1871年底，五十多名遭遇台风的琉球人漂流到台湾，被台湾土著居民所杀害。这个意外被日本政府所利用，成为其向台湾发动进攻的一个重要借口。
1874年4月，日本政府组织所谓“台湾生番探险队”三千多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舰队在台湾登陆，与当地居民交战。7月，日本以龟山为中心建立“台湾总督府”。
清政府获悉日军侵犯台湾的消息后，在积极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迅即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驰援台湾，准备协助台湾人民武力抗争。在清政府强大威慑及台湾民众反抗下，日本政府转而通过外交手段谋取利益，同年底，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清政府同意赔付遇难者损失等费用，日本军队从台湾退出。
日本对台湾用兵提醒了清政府，使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对台湾的野心不会轻易消失。1885年，清政府决定建立台湾行省，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统治。
清政府加强对台湾的统治，并没有完全消除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和垂涎。日本在1894年悍然在朝鲜发动对中国军队的进攻，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战争夺取台湾。1895年1月27日的广岛御前会议上，日本政府在准备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中，明白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向其割让领土，至于割让哪个地方，这次会议还没有提出讨论。
2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2]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传递割地的消息，这也是日本政府拒绝德璀琳，拒绝张荫桓、邵友濂，而希望中国政府派出位高权重大臣的根本原因。
日本割地要求引起清廷极大震动，文武大臣议论纷纷，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李鸿章在接受头等钦差全权大臣任命之后对此也深感焦虑、恐惧，因为这类事情在大清国先前两百年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2月22日，李鸿章在光绪帝召见时明白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3]因此朝廷必须对此拿出办法，否则他到了日本也无法谈。
中国君臣此时只知道日本人的条件中有割地条款，但对割让什么地方，即日本人看中了什么地方并不清楚。大臣们的意见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既然日本人的和平条件中要割地，那就割吧，胜利者说话就是一言九鼎，失败者是没有权利讨价还价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后来又增加了恭亲王、李鸿章，他们逐渐成为朝廷中主张割地的主导力量。不是他们想“卖国”，是他们承认了“丛林法则”，承认了“弱肉强食”，承认近代国家交往原则就是“力”的较量，你既然打不过人家，那就认输，而不仅仅是认错。
反对割地，或者说不主张割地的大臣有翁同龢。翁同龢在整个甲午之战中的表现都是比较奇怪的，他在战前、战中和战后，都算得上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主张与日本决裂，主张继续维护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主张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以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所以在割地还是赔款问题上，翁同龢的主张也比较特殊，他认为中国就应该争取不割地，哪怕是多赔些银子，也应该保有这些祖宗留下的基业。
问题在于，你不同意割地，日本人就不同意议和，就不同意停战，那么接下来，京师危矣，大清危矣。这个责任可不是谁都能负得起的。李鸿章当面将了翁同龢一军，他说翁大人既然坚持不割地而要和平，那么就请翁大人和李某一起去日本议和吧。翁同龢立马表示，我翁同龢并不是胆小怕事之人，我如果在过去几十年像李大人一样办过洋务，此次日本之行当仁不让：“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李鸿章接着说，你既然没有办过洋务，但你又一个劲地坚持割地不可行，那你不就是要让这次议和谈不成吗？翁大人如果一定要这样坚持，那也行，李某就按照这个原则行事，谈不拢就回来：“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4]尽管如此，翁同龢依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张。
割地成为能否议和成功的关键，这是朝臣乃至外国驻华公使比较一致的判断和看法，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决绝，没有任何退让的可能，日本人就是要利用近代国家交往中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就是要通过战争，通过胜利，扩大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是日本人的既定立场，列强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德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内部在割地问题上立场不一，建议李鸿章考虑这样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不割地，那么就迁都，准备再战或者继续打下去；如果不迁都，势必割地。[5]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选择。
大清帝国是否有迁都继续打下去的勇气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自开战以来，清军一直是望风而逃一溃千里，始终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而先前寄予厚望的北洋海军，竟然也是那样不堪一击，还没有到公海更不要说到日本海去作战，竟然在自己家门口，在自己精心营造的基地里，被日本舰队打败，全军覆没。这样的军队，要想短时间内组织有效抵抗是很难的，更不要奢望什么有力的反攻了。在两难选择中的唯一出路，也是当时最负责任的理性出路，就是及时止损，割地了局。这种看法逐渐发酵，恭亲王乃至光绪帝逐渐认同，也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唯一选择，只有慈禧太后作为“一家之主”还是有点不舍得，但形势比人强，她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光绪帝和各位大臣多商量，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于是大清帝国决策层在割地问题上建立了基本共识，于3月2日授权李鸿章享有商让土地的权力。清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了，他们终于想明白了以空间换时间的道理。尽管直到这个时候，大清国君臣还不知道日本究竟要的是什么地方。
清国君臣不知道日本索要的地方是哪儿，但他们也制定了一个预案，那就是“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如果到了万不得已非割地不可，那就从大清帝国战略层面考虑，斟酌重轻，磋磨定议。
中国人不知道日本要哪儿，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指向。早在1894年11月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向大本营提出占领台湾的方略，以为攻占台湾最符合日本利益。日本许多政治战略家认为，台湾之于日本犹如南门的锁钥，日本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帝国版图，迟早都必须闯过台湾这一门户。如果此次中日战争因进攻台湾而失去日军进攻占领北京的机会，就日本帝国百年大计设想，实在是得大于失，更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于是日本的进攻战略不是向北京打，不是像朝廷所担心的那样直接威胁京师，而是造成直逼京师，逼迫清政府缔结城下之盟的假象，而其进攻的重心则是指向台湾及澎湖列岛。3月15日，也就是李鸿章奉命出使日本，离开天津出发的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驶赴台湾及澎湖列岛，准备用武力占领之后再与中国政府交涉。
日本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明白宣示，清政府大约不仅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战略目标就是指向台湾，反而被日本向中国本土用兵，特别是逐步向京师收紧感到恐惧。中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匆忙派遣李鸿章出使，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担心京师安危，德国公使建议中国政府迁都继续坚持，其实也是基于日军必然会向京师发动进攻这个前提。
当然，日本不会放弃对北京的威胁、进攻，但其目的是要营造一种恐惧，造成一种压力，然后再用这种恐惧、压力去实现割让台湾的目的。这就是日本政府的战略考虑。可惜中国君臣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不能说中国君臣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日本的这个战略，即打北京的目的不是北京而是台湾，但君臣中也有人最先敏感意识到了台湾的危机，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与北京、与北方战局相关联。1895年2月27日，两江总督张之洞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表示“久闻”日本人有索要台湾的说法，不知确否。以为台湾在地理上逼近福建、浙江，如果台湾被日本占有，中国沿海就永无安宁之日了。且台湾这个地方，可富可强，万分可惜。张之洞希望唐景崧能够在中日开议这个关键时刻，向朝廷说明台湾的战略意义，朝廷如果明白了这一点，自不肯轻易放弃台湾。[6]
对于张之洞的说法，台湾巡抚唐景崧自然认同，他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表示，台湾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与大陆隔水相望，对岸就是福建、广东、江苏和浙江，为南洋第一要害。台湾的战略位置是我控之为要，敌控之为害。中国如欲固南洋，就必须先保台。台湾如果丢失了，南洋也就永远不得安枕了。且治台者稍假便宜，略款文法，不惜资本，广浚利源，台湾就真的是可富可强之地，这也是日本之所以垂涎这个地方的根本原因。唐景崧表示，最近海外纷纷传言日本人必将攻占台湾，又有传闻说中日将开始议和，日本必将在议和条件中索要台湾。唐景崧说，他当然知道这些传言没有什么根本，也相信朝廷断不会将台湾轻易许给日本人，可是台湾官民听说这些传言后，惊愤异常，浮议哗然，深恐朝廷顶不住日本人的压力，最终将台湾放弃。百端谕解，莫释群疑，端看朝廷最终如何处理。唐景崧表示，不管朝廷怎样处理，他个人职责在守土，日本人如果攻台，那他个人就只好起而抗争，死生以之。日本人如果期望通过和谈索要台湾，那么他也希望朝廷不要答应，坚决拒绝，因为台湾一岛关涉南洋全局，台湾如果被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大危机还在后面。[7]
张之洞、唐景崧都看到了台湾的危机，相信朝廷中还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如何化解这个危机，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主意。2月28日，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两点建议，作为保住台湾的备选方案，一是建议朝廷以台湾作为抵押向英国借钱购买军舰，一是允许英国在台湾开采矿产资源，也就是借助于英国人的力量保护台湾，使英国在台湾拥有莫大利益，那么英国一定就会为台湾的前途着想，一定会帮助中国挫败日本索要台湾的计谋。
按照张之洞的说法，台湾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先前容闳和英国律师都曾提出以台湾作为抵押向美国或英国借款开采的主意，只是条件不太具备而没有实现。现在日本人如果真的想索要台湾，中国政府就应该想出反制手段，其权宜之法，就是尽快与英国公使或英国外交部联系，约定以台湾做抵押，向英国借钱二三千万。台湾既以保借款，英国必不肯任日本人盗踞，英必自以军舰保卫台湾。这样台湾危机就可因此而得以舒缓。借钱还清，英国自然无从觊觎，台湾的主权仍然在我。
张之洞表示，如果照此办法英国人仍然不肯为我保卫台湾，那么可以选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除了借巨款外，还可以允许英国人在台湾开采矿产资源一二十年。此乃于英国有大益之事，英国因此必定肯为我保台湾。
而且，按照张之洞的计谋，台湾内山瘴毒深邃，历年开辟无效，中国人力断然不能深入。如果由英国人代我开山通道，廓清瘴疠，畅开地产，那么英国虽获目前之利，至年限期满，我中国可以坐享其成。更重要的是，以台湾做抵押获得巨款，就可以购置战舰，补充兵器，对于目前中日战事应该有很大帮助。[8]
张之洞的想法与建议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计谋，但是这个计谋太具功利了，太不知道英国、美国的精明了，这种以夷治夷的办法在传统中国或许有效，到了近代，到了西方各国利益渐趋一致时，其实已经毫无疑义。英国人不会上这个当，去与日本为敌，更不会为了中国的利益去与日本开战。所以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台湾危机在加剧，但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很快出牌，并没有很快索要台湾。日方按照既定谋略，在前期谈判中，不断加大对北方战局的压力，甚至在李鸿章提出休战要求后，公开索要大沽、天津和山海关这些北方战略要地作为休战抵押，现在看来日本人的策略就是要对清政府形成巨大压力，使清政府以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打到北京去，就是要迫使清政府签署城下之盟。
日本威胁索要天津、大沽和山海关，李鸿章和清廷的焦虑也都集中在这些地方，朝廷按照李鸿章的建议下令加强对这些地方的军事部署，准备迎敌，甚至准备日军真的对这些地方发动进攻时，不惜代价，拆断铁路和桥梁，以免资敌。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只是在北方制造威胁的紧张情势，其攻击的重点却在台湾在澎湖。3月24日，也就是清廷下令加强对自津沽以至山海关一带防御时，日本联合舰队向澎湖列岛发动总攻，两天后占领整个澎湖列岛，下一个目标无疑就是台湾。
日本人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了，可是我大清君臣和李鸿章竟然都是浑浑噩噩，无从觉悟，依然相信日本的目标就是直取京师，结果反而是伊藤博文在谈判之余故意询问台湾情形，这才引起李鸿章的注意，才恍然大悟，想起日本的重要目标可能是台湾。
3月24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举行第三次会谈，正式谈判结束后，伊藤博文东拉西扯与李鸿章闲话，正是在这段闲话中，伊藤博文有意识将注意力转向台湾。
伊藤说，我日军现在驻扎在金州等地，真切感受到中国人远较朝鲜人听话，更容易调度，也就更容易统治。中国人做工勤劳刻苦，确实比较容易统治。
李鸿章莫名其妙附和道，朝鲜人从来都是那样，都是懒惰的一群人。
伊藤接着说，朝鲜人是比较懒，要将他们招为民工为军队送送东西，他们竟然都不愿意干。我日军正在往攻台湾，不知台湾的老百姓怎样？
李鸿章答曰，台湾人差不多都来自福建潮州、漳州和泉州，其民风最为强悍，不是那么好驯服。
伊藤又问，台湾尚有生番？
李鸿章答，台湾生番在总人口中还占有很大比例，大约在十分之六的样子，其余的都是客家，均来自大陆。阁下突然提及台湾，难道贵国准备向台湾进攻？贵国之所以迟迟不愿议和，难道都因为是想要占领台湾？李鸿章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
恐惧当然压不住李鸿章，稍事平静，他又恢复了神态，他平静地告诉伊藤博文，对于台湾，贵国就不要有什么想法了，我前面所说不要损害第三者权利，其实就指的英国，英国对台湾早有安排，英国不会看着贵国占领台湾而不管不顾。
伊藤说，日本占领台湾，可能对中国是一大损害，但对英国来说，可能并不一定。
李鸿章说，肯定的啦。因为你日本占领了台湾，就将与英国人占领的香港为邻，英国不会容忍自己的卧榻之旁还有他人酣睡。李鸿章的这个说法显然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思维方式。
伊藤说，日本现在是与中国打仗，两国相敌，无损于他国，英国人对此比谁都清楚。
李鸿章说，不过我早已听说英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愿他国占领盘踞台湾。
对于李鸿章的强调，伊藤博文再将一军，那么贵国如果将台湾送给别的国家，我想这个国家一定会欣然笑纳。
李鸿章再做警告：台湾是我清国的行省，怎么可能奉送给别国呢。记得二十多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而向台湾用兵。后来前往北京议和，经过天津的时候曾经和我相晤。我记得大久保当时说，日清两国比邻，这点儿小事就像两个小孩打架，打的时候显得郑重其事，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可能还会比原来相处得更好。那时候，清日两国几乎要开战了，也是我李鸿章力主息事宁人，倡议议和，强调台湾生番杀害日本商人与我清国政府无关，刑事的归刑事，外交的归外交，且不可混为一谈，轻起衅端。[9]
一百多年后重读这段闲话，不难感到伊藤博文的闲话不是闲话，他实际上要试探李鸿章和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信心和决心究竟有多大。可惜的是，李鸿章这段谈话受到了张之洞的误导，将保卫台湾的责任推给了英国，不知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远较中日更密切。台湾不是中国政府手中的筹码，英国人不会和中国交换利益，台湾是日本必须获取的目标。伊藤通过与李鸿章这番闲话，更加信心满满。台湾的未来更加岌岌可危了。
被割让的为什么是台湾
李鸿章是一个高度敏感和具有责任心的人，他虽然在与伊藤谈话的当时没有立即反应过来，但稍后就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然而就在当天会谈结束返回寓所时，李鸿章不幸被刺伤，使他当天和随后几天时间里都将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他只想着利用被刺事件争取日本同意休战，不知道日本人正利用这个时间加强了对台湾的进攻，并制定了索要台湾的步骤与方案。
3月2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携带日方草拟的停战草约来到李鸿章行馆，表示日本政府鉴于目前事态同意停战，只是因为派往台湾和澎湖两处的军队一时无法联系上，因此停战范围就无法包括这两个地方。
对于陆奥的解释，李鸿章据理力争，要求要停战就必须一律停战，不应该将台湾、澎湖两处列在停战协议外边。陆奥用各种理由进行搪塞，这终于使李鸿章想起受伤那一天伊藤博文的表现与提示。李鸿章认为，这足以表明日本人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夺取台湾和澎湖。而且按照伊藤那天的说法，日本根本不担心英国会对这个事情进行干预，日本有意让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这大概已经是日本决定了的事情。李鸿章建议朝廷进行两手准备：一是抓紧进行与英国谈判抵押的事情，看看英国届时能否帮助保卫台湾；二是下令台湾巡抚竭力固守，不要让日军轻易得手，造成被动。只要台湾不被日本军事占领，在谈判的时候或许还有转圜的机会。如果日军占领了台湾，那么结果就很难说了。[10]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4月1日，日方终于向中方提交了媾和条件。这条件确实骇人听闻，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消息是日本人要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及澎湖列岛，还有奉天省南部一大片土地，这就是后来一般所指的辽东半岛。
日本的要求确实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也超出了朝廷的估计和底牌，谁也想不到日本人是这样的贪婪和无耻。然而，谈判的主导权从来都是胜利者操纵的，你在战场上打不过人，那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当天，李鸿章用电报将日本人的媾和条件发给了朝廷，顺便还将他的美国顾问科士达所提的建议一并发出。李鸿章在电报中说，科士达拟请总理衙门密告英、俄、法三公使，日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其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科士达说，查日本所索兵费实在太多，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纵使一时勉强应允，将来必然会使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估计都无法进行。至于奉天，本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果不将索要的兵费大幅度裁减，并将拟索的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唯有苦战到底。以上情节，并祈详密告知三国公使。至于和局条款中日本所拟通商新约详细节目，科士达建议不要急于告诉三国，他担心三国见其有利可沾，可能会帮助日本而不是中国。[11]
科士达的建议其实就是李鸿章的考虑，或者说这个建议已被李鸿章所接受。从这个建议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呢？那就是朝鲜让它独立去吧，把台湾、澎湖交给日本人吧，其余的比如奉天南边各地务必要让日本人放弃，因为那是满洲腹地。换言之，李鸿章看到日本议和条款的一刹那，大约已决定牺牲台湾换取日本人妥协。
李鸿章或许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但是科士达的这个主张确实令人怀疑，我们知道科士达是李鸿章的顾问、助理，与李鸿章手下一些人有着良好关系，但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情节是，科士达还是陆奥宗光的好朋友老朋友，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与合作。再结合伊藤博文先前的一些举动，日本人明明向台湾发动实质性进攻，却总是给中国朝野制造成一种假象是要兵临北京，直捣京师，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现在议和条款刚提出，科士达就提出这样的讨价还价方案，以牺牲台湾去换取减轻日本人对北京的压力和进攻。这其中是否有什么阴谋，有什么条件，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样的方案可能真的是一个阴谋。
对科士达的建议，李鸿章表示认同，所以他才向朝廷做了报告，大约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太过重大，朝廷必然会有争论有讨论，所以又明白强调这是科士达的建议，以便自己在未来能够进退自如。
确如李鸿章的预料，朝廷于4月3日接到他报来的日本议和条件后，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翁同龢对日本人的这个条件深为不满，他在当天入对时略陈梗概，大约希望朝廷重新振作，不要被当前的挫折所吓倒，要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要答应日本人这样太过苛刻的条件。这一天，翁同龢似乎还没有专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意见，而是对议和条件的全体表示看法，希望朝廷不要同意这个方案。
然而，朝廷中具有翁同龢这种认识的大臣太少了，更多的大臣则认为，日本人的条件固然苛刻，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提出了条件，有了条件，就有了希望，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谈，能够让日本人多让些，固然好，即便日本人不愿意让，那也是人家的权力，也只好接受，总而言之，大清国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快结束战争状态，即便是复仇也应该等待整军经武，卧薪尝胆十年之后了。
翁同龢的主张没有扭转朝廷的决策方向，但对朝廷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月4日，朝廷向李鸿章发了一份指示，表示日本的条件太过分，太苛刻，索费奇重，索地太广，朝廷万难迁就允许。朝廷指示李鸿章与伊藤及陆奥两个大臣好好谈谈，并说李鸿章平时也与他们两位相处不错，你就应该与这两位尽心联络，竭力磋磨，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朝廷的期待当然只是一种期待，这只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日本人并不会因为伊藤、陆奥与李鸿章曾经是朋友而放你一码。日本人是真的一码归一码，公私分明，不会因感情而分歧原则，误了大事。所以，李鸿章稍后致电朝廷表示，日本现在的体制非常特殊，是武人专政，军方将领在政府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说一不二，即便是伊藤博文也很难与军方较劲争执。李鸿章暗示，此次议和恐难结局，主要是因为这些军方将领野心勃勃，不知让步不愿让步。
李鸿章临门一脚左右了皇上对时局的判断。皇上在当天早朝与各位军机大臣会议时明显表现出对和平了局的殷切期待，而且他希望这种了局能够速成，能够尽快，这样就势必不惜代价不顾后果。皇上在当天的表示中，大约同意李鸿章和一些朝臣的判断，以为在尽量与日本谈判讨价还价之后，如果日本人不答应让步，那就只好参照李鸿章根据科士达提出的方案去进行。换言之，李鸿章现在要争取的只是：一、尽量减少战争费用的赔偿总额；二、尽量不要割让奉天南边各地，实在不行，也要大幅度减少规模。同时，李鸿章——科士达建议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将这几个条件悄悄通知英、俄、法三国公使，这似乎是期待这几个国家在李鸿章谈判不成时进行干涉。而李鸿章谈判不成的重要标志只是两点，一是战争费用赔偿总额下不来，一是奉天南边各地保不住。
从这些讨论和底牌中可以看到一个不需讨论的问题，即在李鸿章——科士达方案中已经认定台湾保不住，肯定要割让给日本人，朝臣和皇上似乎也认同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所要力争的只是奉天南边各地，而根本不提台湾和澎湖列岛。
朝臣和光绪帝的倾向引起了翁同龢的极端不满，他在4月4日的会议竭力强调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不可放弃。他的这个看法并没有在朝臣中获得认同和支持，而且与满族出身的大臣恭亲王、庆亲王的观点严重不合。恭亲王、庆亲王，大约是随着皇上强调让日本放弃割占奉天南边各地的重要性，以为那里不仅有大清王朝列祖列宗的坟茔，是大清王朝龙兴之地，而且那个地方从战略上说也非常重要，扼住了京师咽喉，如果将这个地方让给了日本人，那么大清国也就不是满族人的大清国了，而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日本执意割取大清国的大片领土，这些领土对恭亲王、庆亲王乃至皇上来说，都是自己的土地和财富。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内心肯定不好受，肯定哪儿都不想放弃。问题在于，日本人作为战胜国，他们一定要割让奉天南边各地和台湾澎湖这两大部分的土地，最策略的考量，当然是丢卒保车，保住一个更重要的地块，如果一个都不舍弃，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谈，日本人根本不会答应。这就是现实。
翁同龢大约认不清这个现实，所以他才这样坚持异议，他在当天的会议后又去找恭亲王、礼亲王及庆亲王详谈，他当然希望这些皇亲国戚朝廷重臣能够充分考虑他的意见。在他反复劝说下，恭亲王答应将这个问题提交到御前会议上去讨论，只是翁同龢也感到恭亲王对能否保住台湾这个议题稍有怀疑，持之不坚。
恭亲王持之不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理性和理智，是因为他知道翁同龢的主张太过迂腐不可能实现，还因为朝臣中大多数都不认为这件事情还有坚持的可能，中国军队打不过人，还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不是要将中国彻底毁了吗？所以参加会议的孙毓汶态度最坚决，他明白表示，战之一字不必再提。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不管多大代价，都要日本妥协，停止战争，恢复和平。
孙毓汶的主张或许是一种知兵的理性思考，所以也深得恭亲王的信赖，身患重病的恭亲王对孙毓汶的说法点头称是，大加赞赏，执其手曰是，当然也就是希望大清国能够就此结束痛苦，重新回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上来。要和平当然要有牺牲，那是因为国力不如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翁同龢的主张在朝臣中是少数派，相当孤立，除了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稍有共同语言外，小聚发发牢骚，化解胸中块垒外[12]，其他朝臣几乎一致主张就此与日本达成妥协，结束战争。
在朝中，翁同龢、李鸿藻是少数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消息的传播，他们这种坚持抵抗，不要轻易妥协的主张在朝廷之外逐渐有了更多的应和及回应。4月6日，在早朝前的一段空闲时间里，翁同龢向同僚力言台湾不可弃，情绪越说越激昂，适朝廷收到的奏折中也开始有以此为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更激励翁同龢坚持这样的主张。然而，翁同龢的激昂言辞说服不了这些固执的同僚，他们之间因而发生大龃龉。
既而，他们又在皇上面前继续争论，翁同龢表示他之所以主张台湾不可弃，主要是因为他担心朝廷会因此而失去天下人心，或引发国人严重分裂。因为台湾毕竟不是皇族自家后院，说送人就送人，台湾的居民主要来自福建等地，他们本来就与朝廷比较疏远，现在国家有难，台湾危急，朝廷不是尽全力去救助台湾帮助台湾，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列祖列宗的坟茔而丢掉台湾。朝廷顾此失彼的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而最大的危险在翁同龢预见中大约就是汉族人的种族意识或许会因此而再度崛起，果如此，天下人心散失，这可是比日本人打来更危险。
在翁同龢的论辩中，大约有如果一定要割让土地给日本的话，那也应该同意割让奉天南边各地而保留台湾，这除了台湾战略地位重要外，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地方居民构成不同，奉天南边各地割让了，毕竟这是皇族自己的后花园，不致引起国内大的反叛或不满，而台湾则不然。这大约就是翁同龢的全部主张。
对于翁同龢的主张，朝臣们不愿继续讨论，他们认为翁同龢的主张太过荒唐，奉天南边各地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轻孰重，何待再计？他们和翁同龢一样，也和李鸿章一样，都是将台湾与奉天即辽东半岛视为对立两极，两者必失其一，不可能全保。那么当然应该保住后花园，保住大清王朝龙兴之地，保住列祖列宗的颜面。
朝中大臣的判断与主张，使翁同龢非常愤怒，他甚至怀疑这些大臣的这些主张，是不是在任命李鸿章出使时就已这样谋划了，否则他们怎么会这样出奇的一致。翁同龢对自己的不敏不明深感羞愧，对他的那位可怜的学生，也就是年轻的皇帝被这些权臣所左右深感不安，他原本指望求助于恭亲王，希望恭亲王能够在关键时刻扭转局面，不料恭亲王似乎已经接受了礼亲王、庆亲王的意见，以为翁同龢的主张不仅不可行，而且太过分太讦直。[13]
翁同龢的主张在朝廷中成了少数派，但这个非同寻常的独立声音毕竟已经发声，发声了就会有影响，于是翁同龢与朝臣不一样的声音惊动了皇太后。4月8日，皇上传达了皇太后的最新指示，辽东、台湾两地皆不可弃，即便谈不拢，即便撤使再战，亦在所不恤。[14]
皇太后的指示一锤定音，于是朝廷在当天向李鸿章发布一份重要指示。指示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既不能概行拒绝，亦应权其利害轻重，就该大臣之意，决定取舍，迅即电复。
紧接着，朝廷又发来一道御旨，强调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使日本人胃口太大，不能尽拒，你李鸿章也应该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全部归为朝廷的决定。朝廷在指示中明白表示，如果一定要割地，也必须限定在一个地方，而不是两处尽割。很显然，朝廷在翁同龢等人压力下，并没有轻易答应日本人的请求；但也没有答应翁同龢的请求，走上一条硬顶的路，坚决不割，坚决不让，而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表示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割让一处吧，至于割让哪一处，朝廷似乎也不愿擅自做主，不愿说放弃台湾保住辽东，而是让李鸿章从权计议，直抒己见。
其实，在朝廷指示下达之前，李鸿章也是这样做的。他虽然倾向于认同科士达的方案，但他依然在尽心尽力谋求让日本人尽量少地索要赔款和割地。他在4月5日回复日本人的照会中全面阐释了中方的理由，以为日本的议和条件也认为此次议和应从两国和平友好为出发点，可是现在要求中国割让这么多土地，实在是与日本政府的主观意图相背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这个办法将土地割给日本，那实际上是在两国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而传之无穷。李鸿章强调，国家所有土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况奉天南边各处如果被日本人所控制，成为军事基地，那日本军队随时可以直捣京师，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哪里还有一点安全感？这不是要让两国永远结仇吗？当然，李鸿章没有堵死割地让地的大门，他在这份回复中表示，日本如果欲与中国立一永远和好、彼此互助之约，那么日本就必须将约稿中让地一款酌量更改。也就是说，李鸿章承认土地是可以割让的，但不是奉天南边各地，这显然是指台湾和澎湖。李鸿章大约也是这样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一定要让地，那就让出台湾和澎湖吧。这就是后来台湾人始终不明白的，被割让凭什么一定是台湾？
对于李鸿章的辩词，伊藤博文非常恼怒，他在稍后发给李鸿章的照会中严词拒绝，在割地问题上坚决不让步，表示日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奉天、台湾两个地方都必须割给日本，不存在二者选其一的问题。中国政府如果不答应，那就不必谈了，那就战场见。
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于迫使清政府低头，4月12日，朝廷给李鸿章下达最新指示，以为日本人要将台湾、澎湖和辽东全部都要去，实属过分，指示李鸿章再与日本做最后努力，能否考虑将台湾靠近澎湖的台湾南部割给日本，与厦门隔海相望的台湾北部仍归清国；至于辽东，朝廷也提出一些划线方案，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
接到朝廷的指示，李鸿章又向日本提出这些要求，同样遭到日本人坚决拒绝。其实，就连李鸿章本人也认为，将台湾归两国分别治理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在后来获得朝廷充分授权后，既然觉得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他也就不在台湾及奉天问题多费口舌。中日两国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讲和条约》，中国政府同意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台湾和奉天一起割让，这多少让翁同龢那些人心里稍微好受些。
台湾官民的选择
早在甲午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台湾官民就切实感受到了现实的危险。1894年11月，伊藤博文大本营提出进攻威海卫占领台湾方略，认为直逼北京可能会招致列强共同干涉，而攻占台湾更符合日本利益。伊藤的意见得到政府高层认同和支持，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在攻陷山东威海卫之后，就进行侵占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的军事行动。
1895年2月23日，日本军舰出现在澎湖水域，台湾与福州之间海底电线被切断，朝廷命令闽浙总督谭钟麟传谕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加强战备，并命令设法将户部已拨台防饷一百万两交给台抚。清政府也意识到了台湾将有一场恶战，台湾前途岌岌可危。
日本军队按照计划，在山东威海卫战争告一段落后，确实加强了对台湾的攻势。3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松岛”“严岛”“桥立”“吉野”“浪速”等舰及八艘载着五千名日本陆军的运兵船从佐世保港出发，剑指澎湖列岛，准备发动全面进攻。
此时，散布在澎湖各岛的中国守军至少有五千人，守军将领为署澎湖镇总兵周振邦。是日中午，当守军发现日本军舰驶入澎湖湾的时候，立即开炮猛轰。终因日军有备而来，守军不敌，日本军队遂从龙门港登岸，双方继续激战，拱北炮台、马公城等相继失陷。25日，日军攻占澎湖列岛，总兵周振邦退往台湾。
在日军攻陷澎湖列岛的同一天，朝廷责成台抚唐景崧严行戒备，并批准唐景崧先前请求，准借洋商三百万两，即由总理衙门办理。27日，朝廷命户部拨银五十万两解送台湾，交给唐景崧办理防务。至此，可以看到清廷并没有决定放弃台湾，至少还希望台湾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进行必要的抵抗。
然而，随后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失望。28日，日本允许休战。正处在战斗前线的台湾军民稍感欣慰，以为朝廷终于想到他们了，终于用休战的办法舒缓台湾压力。只是台湾官民高兴得稍早了些。30日，中日休战条约正式签订，奉天、直隶及山东等地停战二十一日，而休战条约中却明明白白写上不包括台湾和澎湖。这个消息传到台湾，激起官民愤怒和失望。他们对这个决定的内情丝毫不了解，不知道这是日本政府故意所为。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休战对台湾更加不利，因为日本军队在大陆休战，不管怎么说也能使日军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台湾，台湾防御势必面对更大的压力。
台湾的遭遇使台湾社会迅速进入动荡与混乱，各种各样的传言充斥着社会，在那里的外国资本高度恐慌，纷纷撤离，台湾民众彻骨寒心，以为遭到了朝廷的歧视。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质问朝廷：战则俱战，停则俱停，朝廷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
4月2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奏朝廷请饬广东省就近调拨五千枝后膛枪给台湾，另拨毛瑟枪弹及火药等若干。朝廷对唐景崧的请求给予最大限度的满足，立即责成两广总督李瀚章如数拨解，并责成南洋大臣张之洞酌调南洋兵轮协防台湾。朝廷忧虑在这二十一天停战期，日本军队必将加大对台湾的进攻力度，而台湾孤悬海外，假如真的被日军包围，无法救援，其前途也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随着中日讲和条约签字，台湾不可挽回地被朝廷割让给日本了，台湾官绅和一般民众突然有一种被亲爹娘抛弃送人的感觉。前工部主事丘逢甲等率全台绅民于4月19日向朝廷请愿，宣称和议割台全台震惊。缕述自此次外交危机军事冲突爆发之后，台湾民众慷慨向朝廷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不顾身家，输饷输械，无负朝廷列圣深仁厚泽，是大清王朝最合格的臣民。我朝两百余年所以养人心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可是遗憾的是，还没有启用，竟然被朝廷忽然抛弃。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何至不战而就投降，就割让？他们沉痛呼吁朝廷，让他们与朝廷命官誓死守卫这座美丽的宝岛，假如他们战而不胜，再言割地，那么皇上也就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了。他们宣称，不论朝廷怎样决策怎样下令，日本军队果然敢来接收台湾，他们这些台湾绅民一定会起而反抗，唯有开仗，誓死抗争。
丘逢甲和台湾绅民的呼吁并没有获得朝廷正面的积极的回应，但在台湾巡抚衙门那里却获得了同情理解和支持，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绅民支持下底气大增，慨然对朝廷表示台湾不会接受朝廷的安排，不会轻易将台湾交给日本人。唐景崧建议朝廷仔细想想，现在大局并没有糜烂到那样的程度，何至于一定要让李鸿章在马关屈辱了局，牺牲台湾。《马关条约》断不可从，这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中国不止是丧失台湾、丧失辽东、丧失几千万两银子，而是民心涣散，分崩离析，国将不国。
唐景崧在4月18日致朝廷的电报中表示，台湾绅民在获悉《马关条约》的内容后愤怒异常，恐慌异常，弄不好就会闹出一个大乱子。他建议朝廷参照最近若干年国际社会已经发生过的例子，能不能找几个国家结成联盟，用需要赔给日本的钱请这些国家帮助我大清保辽保台，或者将日本的蛮横提交国际，请求各国从公剖断。总而言之，朝廷不可听从李鸿章一人之言，将台湾就这样轻易割让给了日本。唐景崧还表示，朝廷现在已经同意割让了，台湾已经成了被朝廷抛弃的地方了，我唐景崧是大清命官，台湾既然已经属于日本人了，我如果继续使用台湾巡抚衙门的文檄慰抚台湾民众，不独为民笑，并为倭笑。他强调，朝廷如果铁定了割让台湾，请速派大员来台办理。此外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请朝廷利用民心，组织抵抗，为今日计，全局犹盛，尚属可为，何必那么低三下四接受日本人如此苛刻的条件，去换取这个无所谓的和平呢？[15]
4月20日，总理衙门终于回复了唐景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坦然表示：“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究不能据守。”[16]
朝廷的这两点理由都太令人失望了，为了保京师就牺牲台湾，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就势必放弃台湾。台湾民众在获悉这些内容后，犹如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立即爆炸，民情沸腾。台湾商民纷纷罢市，台湾绅民一齐涌向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如丧考妣。两百年文武之邦，忽然间沦为化外，迁徙谈何容易？朝廷既然不要我们这些台湾人了，朝廷既然要将我们这些台湾人和这片土地一齐送给日本人了，而我们又不愿意认这个日本新主子，怎么办呢？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抗争。[17]
台湾官民不愿接受朝廷的安排，不愿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台湾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变，假如这个巨变真的发生，中国政府可能还会承担一些责任。或许基于这种担忧，朝廷于4月22日将丘逢甲、唐景崧的这些电报、呈请等文件一并发给李鸿章，作为割让台湾是否能够转圜的试探。
李鸿章收到这些文件后，不客气地回复朝廷，表示台湾民众的强悍，他个人早已知道，也在伊藤会谈时反复提醒过开导过，希望日方能够有所考虑。只是伊藤信心满满，表示待中国移交治权后他自有办法，那自然是日本政府的责任，不需中国政府负责。这些都记录在案，相信日本不会因此找中国的麻烦。
对于台湾民众的呼吁和唐景崧的电报，李鸿章深表同情，以为自是正论，自有道理，只是从大局看，当时日本志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分犯京都，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原则揆之，假如日本军队闯入京师，那么我大清丢失的何止一个台湾？现在既然已经按照朝廷的御旨达成善后，恐怕就不应该反悔，再招大乱。听说俄、德、法三国有联合干涉还辽行动，当然希望这个行动能够成功。至于英国，李鸿章认为不可信，因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英国人一直与日本有交易有合谋，决不会出面劝说日本放弃台澎。[18]李鸿章的意思很清楚，为了京师，为了大局，牺牲了台湾，这是很可惜的，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要做的不是悔约，而是尽快批准，派员互换，以便停战撤兵。至于将来，朝廷最应该做的，就是奋发图强，及早变法，将我大清建设成真正的强大国家，与西方一样的进步国家。这才是朝廷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19]
李鸿章和朝廷的说法或许都有道理，问题是被抛弃的台湾官民基于自身感受，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被出卖”、被抛弃的结果。台湾官民对此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希望还未彻底破灭前继续加大对朝廷的呼吁请求乃至哀求，另一方面则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保卫家园，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转投国际社会或某些国家势力，争取独立自主，总而言之，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当亡国奴，不被日本人所统治。
关于前者，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台湾学子汪春源等人在获悉台湾将被割让的消息后，联名上书清廷，宣称台湾民众在获悉这个消息后，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甚至连那些街头老太太也恨得咬牙切齿，各怀与倭人不共戴天之仇，发誓倭人胆敢进犯，一定抗争到底。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现在，朝廷不抵抗而将台湾拱手相让，委而弃之，这不是要将全台忠义之士赶到以事寇仇的道路上去了吗？台湾人终不免一死，然而这样的死法实在于心不甘，死有隐痛。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针对朝廷和李鸿章反复强调的京畿为重、海疆为轻的怪论，他们给予强烈批判，以为大清王朝必将因这样的荒唐理论而走向堕落走向灭亡，因为弃台湾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后还会有谁愿为朝廷出力愿为皇上效命？
台湾官绅的呼吁哀求，震动朝野，稍有良知的政治家都意识到将台湾将辽东这样轻易许给日本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形同自杀。4月23日，礼科掌印给事中丁立瀛等上了一个折子，以为割台必失民心，而民心一失，就很难再收。旅顺为津海门户，当然也不能随便被他人夺取。过去俄国人占据伊犁尚强可以收回，那么何况此次大患就发生在肘腋之间呢？我大清过去与英法各国议和，赔偿军费不过百十万而止，乃今之索竟达两万万，如此巨款，向哪儿筹集？丁立瀛等人指出，此次议和中的另一个怪现象是谈洋务者动辄以普法战争来比喻中日之战，以为中国求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种说法不知法之普，力绌势穷，实在打不下去了。而现在中日之战，日本人所侵占所扰及的地方，不过是奉天及山东沿海数百里之内，日本人并没有向中国内地延伸侵扰。而中国军队虽然在前线屡战屡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持续下去永远失败。而且，此次战争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尽管战争打到了现在，但中国军队调往前线然而并未启用的到现在还有数十万人，这表明我大清并没有到了最后关头，兵力尚在，民心固结。再加上将要赔偿日本人的两万万银子，中国何难购械练兵，慎择将帅，以图大举呢？所以丁立瀛等人建议朝廷不要轻易批准李鸿章谈的这个和约，请将这个条约提交到廷臣会议上进行讨论。
此外，还有御史裴维安等，翰林院编修李桂林、宋伯鲁、徐世昌、杨士骧等，以及各部院奉天籍六十余人联名分别奏请朝廷不要轻许和约，或着直接拒绝这个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和约，动员国人，重新开战。
台湾的民情，大臣们的看法，言官的言论，在在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也牵动着朝廷最敏感的神经。但是谈判毕竟不是儿戏，谈判也进行了好长时间了，谈判的每一个环节虽说是李鸿章在前方主持，但哪一个重要步骤不经过朝廷讨论和下达明确的指示呢？现在和约达成了，停战期限也就要届满了，中国说不要和约就不要了，这可能吗，合适吗？这也不能不让朝廷警醒和慌张。4月25日，朝廷以战和两难，命身处要津的刘坤一、王文韶发表看法，探讨一下假如朝廷拒绝了这个和约，那么重新开战，我大清有多少胜算，有多少障碍。这一天，有内阁官员一百五十六人联名向朝廷请愿或请求朝廷拒约或改约，还有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的合词吁请。鉴于这一系列呼吁、请求和哀求，朝廷也动了恻隐之心，皇太后于4月26日发布懿旨，建议诸臣就和战问题好好讨论，和有弊，战不易，看看能否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4月28日，署直隶总督王文韶遵旨议复。但这位领兵大臣议论了半天，究竟是应战还是应和，始终没有说明白，最后还是请朝廷饬下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及总理衙门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说了等于没说。当天，湖北巡抚谭继洵上了一个奏折，他认为日本人要价太高，要挟太重，万难允从，建议朝廷迁都西安，持久抗争。在谈到割让台湾时，谭继洵说，台湾富庶弃以资敌，东南从此多事，防不胜防。台湾不能弃，和约不必签，迁都再战。这就是谭继洵的主张，充满正义和正气。
各方面的压力终于迫使朝廷于4月29日向李鸿章发出一道新指示：“奉旨：连日纷纷奏章，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士呈递血书，内云《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著李鸿章再行熟察情形，能否于三国阻缓之时，与伊藤通此一信，或豫为交接地步，务须体朕苦衷，详筹挽回万一之法。”[20]
光绪帝可怜巴巴的样子似乎就在眼前，李鸿章接电后迅即回复，他表示如果朝廷命他与日本人谈改约谈修约，可能正促使日本人决裂兴兵，战火重燃。假如到了那个地步，恐怕让日本人重新走上谈判桌，比什么都困难。他建议朝廷为大局、为整体着想，不可孟浪，不可感情用事。至于台湾，李鸿章也在这份电报中暗示，等待三国干涉还辽有了眉目后，再请三国想想办法，或许能找到一个办法。
与李鸿章的看法相反，钦差大臣刘坤一于4月30日遵旨复奏时表示，此次和约要价太高，不能答应，我大清现在的选择是宜战不宜和，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朝廷应该命令前敌诸将帅重整军务，准备再战。
刘坤一的看法又影响了皇上，皇上将刘坤一的这个折子批转给军机大臣们讨论，主战者找到了同盟军，而主和者如孙毓汶等则从刘坤一的奏折中找出矛盾与漏洞，强调刘坤一的言论皆为活泛之词，强调主战，强调持久，但并不意味着刘坤一有主战有持久的办法，现在换约在即，稍事耽搁，贻误大事，国家糜烂，这可是谁都担不起的重责。于是讨论的结果不是向拒绝和约的方向走，而是坚定了皇上批准和约的决心。1895年5月3日，皇上终于在中日和约上用宝，并决定派遣直隶候补道伍廷芳及三品衔升用道联芳同往烟台换约。台湾被割让，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情。
朝廷批准了《中日讲和条约》，彻底粉碎了台湾官绅官民的一切希望，台湾未来究竟会怎样，谁心中也没有数，台湾绅民围绕在丘逢甲周围，日夜谋划，连日会商固守拒敌之计。正是在这些讨论中，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根据他所知道的世界知识，以为在目前朝廷不得已抛弃台湾，割让给日本的大背景下，台湾的前途只有走上自主的道路，民政自主，遥奉正朔，以抵拒日本人对台湾的进犯和统治。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台湾人民就必须团结起来，根据万国公法中人民不愿服从某国，可以自立民主即自立领袖的原则，认同自主保台的政治目标，依靠台湾社会内部力量，重建台湾的防卫体制，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扰进犯。
台湾人民的无奈
台湾民众自主保台的想法与朝廷中一些大臣的想法暗合，张之洞在马关议和一开始，似乎就不赞同牺牲台湾去换取和平，主张以台湾作保，向英国人借款，幻想用英国人的力量牵制、阻止日本人对台湾的觊觎。
张之洞的想法，也曾获得朝廷的关注，朝廷几度过问这件事情的进展情形，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时，也曾以英国人不愿台湾让渡给第三国作答，其背景都是因为张之洞的动议。
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想法，驻伦敦钦差大臣龚照瑗按照张之洞的建议与英国政府交涉，英国政府最后还是以窒碍甚多，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过，英国政府也表示，假如英国商人在台湾拥有很大的利益，商人肯办，政府自然不会出面阻止。
英国政府的意思或许没有表达明白，或许是英国人模棱两可的回答仍给张之洞留下幻想的空间。所以张之洞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支持台湾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叮嘱并从实质上支持台湾地方政府重建防务系统，购买添置枪炮，准备武力抵抗日本人的进犯；一是支持台湾甚至指挥清国外交人员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积极联系，希望将台湾归为英国保护。
《马关条约》达成后，张之洞依然期待列强的干预，期待借助于列强的帮助阻止日本对中国对台湾的侵扰。4月20日，张之洞向朝廷发送了一份电报，历陈马关议和所达成的各项条款太过苛刻，尤其是割让台湾，可能会引发无穷问题。台湾民风剽悍，不会甘心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必然会起而反抗，各省军民在台湾民众呼吁影响下，也必然痛恨深怒，其矛头所指，将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张之洞劝朝廷仔细想一想，整个议和条件，其实都是为了保全京城根本，但是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这些条件，即便获得目前一时安宁，但绝非长久之计，而是一条自危自困之道。张之洞指出，要扭转目前被动局面，依然应该从外交上着手，应该利用英国、俄国、德国对我同情，加大外交干预的力度，英国不愿蹚这浑水，是因为英国与日本之间有着特殊的利益关联。而法国在同意与俄、德就辽东半岛问题向日本施压、干预的同时，确曾表示过，法国人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会阻止台湾的割让，但法国人更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法国政府告诉钦差大臣王之春，日本人精疲力竭，不可能持久，关键就看中国自己能否坚持到底。而且法国历史上也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可供中国人特别是台湾参考，即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索要法国两省土地，但法国政府以两省人民不愿归属普鲁士而最终作罢。所以中国政府可以援例听任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然后再以台湾人民的选择为理由与日本人进行交涉。
张之洞将这些意见报告了朝廷，也转告了台湾巡抚唐景崧，他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期望台湾民众能够像法国人那样团结起来，显示力量。
或许有了张之洞的这些暗示或明示，台湾民众对日本人的厌恶日益剧增，大清命官台湾巡抚唐景崧对朝廷的指示开始阳奉阴违，但对张之洞的方略建议则言听计从。4月28日，唐景崧就台湾民众不愿归附日本的情形发了一份电报给张之洞，说台湾绅民为了保台，准备将他唐景崧和刘永福等大清命官留在那里同守。而且，自从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台湾民众情绪就异常波动，乘机欲乱，有劫司库、械局之谋，有砍杀清军、枪杀平民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接连发生。
唐景崧的报告显然是请示办法，然而张之洞在接到这些报告后，一面向朝廷报告，建议朝廷利用民变为说辞，迅速与各国公使协商，因为恐激民变一说正合西方人的口味和价值观，最容易打动他们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张之洞迅即指示唐景崧，既然台湾绅民准备留你和刘永福在那里领导他们保卫台湾，那你们就应该尽快与台湾巨绅大豪若林朝栋、林维坦等商定办法。台民既有主脑，方不致乱。各府县官吏及电报、驿站，须令安堵勿动，擅自者以军法从事，力以必能保台不归倭自任。台湾的民情稳定了，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条约规定交割台湾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做好保卫台湾的事情。[21]
朝廷在条约上用宝打乱了张之洞的计划，但三国干涉还辽获得初步成功后又激起张之洞的热切期望。5月7日，他致电朝廷建议推迟与日本换约的日子，加强外交攻势，以为各大国虽不图钱财，但他们对中国的土地无不怀有很强的兴趣。西方列强所谓保持局外中立的说法，不过门面虚语，一旦在中日交涉中占有实际利益，他们就不会固守这种局外中立的立场了。张之洞建议朝廷在与英国政府交涉时，一定要强调英国政府如果能够帮助中国保住台湾，那么中国必将向英国借巨款修铁路，买兵船，大批量购置英国人生产的各项机器，并且在中国各项大型工程建设中使用英国人，准英国人在中国自由通商，并酬以边远之地如后藏等；至于俄国与法国，张之洞建议朝廷用回疆数城换取俄国人的帮助，用云南极边之地勾起法国人的兴趣。张之洞相信，中国政府如果使用贸易战手法，转让边地利益和使用权力，相信英法俄三国一定会像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一样，劝说阻止日本放弃台湾。[22]
张之洞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英法两国特别是法国在这一段时间确实有过容易使人联想的暗示或发言。法国人在5月初曾经告诉龚照瑗，表示法国有帮助中国保卫台湾和澎湖不被日本占领的想法，并已派员与台湾巡抚唐景崧进行谈判。
法国人确实一度有意染指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期望与西班牙联合，遏制日本对台澎的觊觎与蚕食。然而，法国人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德国人的反对，德国政府甚至为了反对法国对台澎的觊觎，公然明示日本人尽快下定决心占领台湾和澎湖。
德国人的态度几于彻底打消法国人的念想，5月4日，法国外交部长明白告诉龚照瑗，法国政府在过去若干天中确实与西班牙、荷兰等国一起谋划过保台事项，现在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了中日议和条约，所以这所有的协商谋划已成过去。法国政府终于找到一个最合理的借口退出了干涉还台的外交活动。
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并不是因为同情中国，而是各有各的原因，他们更不会为台湾与日本发生冲突，张之洞期望的英法俄新三国同盟更不会出现，列强因为各自利益会在中国继续角逐，但不会为了中国而与列强中的任何一个结为仇敌。张之洞、唐景崧等人试图利用列强保卫台湾的想法至1895年5月上旬基本破灭。
5月7日，日本政府在俄、法、德三国劝告下宣布放弃辽东半岛，第二天，清政府就在德、俄两国劝说下命令联芳、伍廷芳迅即与日本使臣互换《马关条约》签字文本，辽东半岛保住了，但中国政府放弃台湾已成为不能更改的事实。
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唐景崧立即转换保台手段，于5月9日致电总理衙门，请求政府同各国公使与日本政府商谈台湾安民策，而日本政府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拒绝与任何方面商谈台湾事宜。5月11日，日本政府以海军提督桦山资纪为台湾巡抚，日本准备用自己的手段治理台湾。
日本人的傲慢激怒了台湾官绅，唐景崧在张之洞的暗中支持下，东奔西走，继续争取国际援助，英国人拒绝了，他找法国人，法国人拒绝了，他又去找德国人，反正他就是不想将台湾顺利交给日本人。这种情形也使朝廷很为难，毕竟中日和约不是一个儿戏，不是说废就能废除的，所以朝廷责成李鸿章尽量与日本人协商，保护或者说注意照顾台湾民众的利益和要求。
李鸿章其实也在受着几个方面的压力。他一方面电请伊藤博文将台湾问题与辽南问题合并提交中日会议讨论办理，请日本政府令桦山资纪暂缓启程；另一方面，忍无可忍的李鸿章终于向朝廷明说，唐景崧和台湾的所有麻烦，其背后都有张之洞主谋和策划，他建议朝廷务必开导唐景崧，不要固执，不要执迷，不要另起波澜，还是应该按照朝廷的意思办，不要因一隅而误全局。
指望朝廷挽救台湾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在这样一种大势下，台湾人要拒绝日本人的统治，要想不做大和民族的二等公民，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对来犯的日本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朝廷把台湾人逼上了绝路，他们也就只好孤注一掷，破釜沉舟。5月15日，台湾绅民发布通电，挽留唐景崧和刘永福继续领导，声言台湾人民拼死也要拒绝日本人的侵犯和统治。第二天（5月16日），唐景崧通电宣誓台湾人民决心死守，他继续呼吁朝廷务必设法商请日本人缓来。17日，朝廷再命李鸿章速筹台湾善后办法，以期补救于万一。5月18日，伊藤博文电复李鸿章，表示台湾变乱之事不必经过两国会议协商，日本人既然敢于让中国割让台湾，就有充分把握能够管理好经营好台湾。
朝廷无力，日本人无情，终于使台湾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也使张之洞、唐景崧等人所期待的保台谋略近乎彻底破产。不过，尽管如此，张之洞依然还没有完全放弃保台的想法，他以为只要俄国与日本在某些方面继续胶着继续相互牵制，那么就很可能为台湾未来留下一线生机，一丝转圜的希望。根据他的判断，日俄之间只要能有两个月的牵制与僵持，那么这两个月内日本军队就不能完全占领并有效统治台湾。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只要台湾军民合力战守，那么足可取胜。各国经过两个月的观察，以为台湾能够自立，那么其态度也势必会转变。而且，张之洞还有一个盘算是，钦差大臣王之春在西方已经订购了十艘军舰，这十艘军舰在三个月内就可到华。这些战舰原本就是为中日战争购置的，届时只要台湾军民继续坚守，那么这些新购置的军舰一到，相信朝廷一定会深受鼓舞，另议办法，或者筹集更多款项，循三国干涉还辽先例，相信日本人见钱眼开，只要赔款数目跟上，台湾问题一定会有转机。[23]这里的关键，很显然是台湾社会内部要有力量，要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抵抗两到三个月。
张之洞的意思非常明白了，这就是要台湾民众自己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此举虽然是对朝廷的报效，但实在说来并不合乎朝廷的利益。日本方面对台湾社会内部动荡了如指掌，而德国方面因为唐景崧的活动也很清楚台湾内部情形，德国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出手相劝日本暂缓对台湾的接收，是不愿日本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德国政府认为，是中国政府阴令台湾民众反叛，然后再以这个理由向日本人施压，争取翻盘。中国政府如此做法，显系违约，日本人必定以此为理由兴兵构怨，中国如果再战败，必将重议和约，而新和约可以百分之百断定比《马关条约》更严苛，向中国索款更多。
李鸿章获悉德国人的这个看法后，于5月19日迅即向朝廷做了报告，并明确指出台湾社会内部的动荡，其实就是张之洞幕后策划，唐景崧前台奔跑的结果。朝廷如果听任他们这样胡来，其后果可能真的会被德国人不幸而言中：“其实阴令台民叛拒者，南洋（张之洞）及台抚（唐景崧）也。今德君既疑中国违约，不愿帮助，俄亦未必与倭兴戎。中朝必应妥慎筹办，勿先违约，自贻后祸。”[24]
对于李鸿章的说法，朝廷并不怀疑，因为张之洞的这些活动并不是刻意瞒着朝廷，唐景崧的一些想法和主张也曾报告朝廷，在朝廷看来他们都是一片忠心，是朝廷的忠臣。不过，朝廷当然担心德国人的这些预言成真，担心日本政府在战火重燃后提出更高的要价。所以，朝廷在接到李鸿章的这个电报后，于第二天（5月20日）电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开缺来京；所有台湾大小文武各员即令陆续内渡；命令李经方迅速前往台湾，办理移交。台湾前途在中国政府这里划上了一个句号，任何可能不再讨论，唯一的结果就是将这个岛屿平和地交给日本人，换取大陆的安宁。
朝廷对台湾官员的安排决定使台湾民众彻底绝望，消息传开，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日程接着往下走。第二天（5月21日），台湾绅民蜂拥毕集唐景崧的巡抚衙门，宣布成立民主国，拥戴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改年号为“永清”，意思是台湾永远属于大清帝国。[25]
台湾民众的好心好意并没有获得朝廷的善意回应，朝廷在宣布唐景崧和大小文武逐渐内渡的同时，也电示南洋、两广等地方大员，不得再向台湾提供军械弹药，不得再派兵勇前往台湾，或暗中接济。
朝廷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但张之洞依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只是这种支持变得更加隐蔽，他似乎依然期待台湾能够坚持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然后再看国际大势的变化，看看是否能够有新的转机。所以他希望台湾的自立抵抗能够很好地把握分寸，无论如何不能得罪朝廷，使朝廷与日本人联手合围。他在5月24日劝告唐景崧说，台湾民众挽留你在那儿领导守卫台湾，但无论如何要注意名分注意分寸，公开的文告只能说是民会、民政之国，不要使用民主、自立这样的字样。外国总统地位甚崇，用在台湾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如用总管或总办大致比较合宜。张之洞不愿公开出面表示支持，但依然不愿台湾民众就此放弃，他继续为唐景崧出主意，嘱其尽快将台湾的海底电线用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以防止日本人掐断电线，将台湾变成孤岛。[26]
6月2日，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轮船上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履行交接手续。紧接着，日本军队就向基隆发动进攻，第二天傍晚，日军就在基隆登岸，唐景崧组织的第一次抵抗并没有有效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基隆至台北间的要隘也相继丢失。日军登岸后，进攻势头更猛，唐景崧眼见防守无望，遂于6月4日由台北至沪尾，旋由沪尾搭乘德国人的轮船内渡厦门。三天后（6月7日），台北陷落。越一日，沪尾亦被日本人收入囊中。
在控制了台北后，登岸的日军稍事休整，迅即于6月11日派遣近卫师团向台中门户新竹发动猛烈进攻，义军徐骧、吴汤兴等部及道员林朝栋等所率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
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成立台湾总督府，宣布殖民统治政权开始运作，台湾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民的噩梦也就由此开始。
台湾人民当然不甘心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各地抗日义军揭竿而起，他们与刘永福领导的清军紧密配合，以台南为基地，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
然而，日本军队在没有大陆战场的牵制后，能够集中所有优势对付台湾这些义军和清军残部。义军和清军残部尽管照样能够给日军以打击，有时甚至是沉重的打击，但台湾在失去朝廷支持后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日本人是根本不可能的。10月，刘永福战败内渡，台南陷落，“台湾民主国”也就随之消失，台湾军民大规模的反抗基本结束，日本人完成对台湾全岛的控制。
注释
[1]余光中《乡愁》：“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2]《中日战争》卷七，114页。
[3]《翁同龢日记》卷五，2780页。
[4]《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5]《翁同龢日记》卷五，2781页。
[6]《致台北唐抚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卷八，6121页。
[7]《唐抚台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张之洞全集》卷八，6121页。
[8]《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卷三，2041页。
[9]《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台湾文献丛刊》卷四十三，19页，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年。
[10]《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87页。
[11]《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90页。
[12]翁同龢在获悉日本议和条件的当天就邀李鸿藻“至馆略谈，胸中块垒未易平矣”。《翁同龢日记》卷五，2791页。
[13]《翁同龢日记》卷五，2792页。
[14]《翁同龢日记》卷五，2792页。
[15]《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11页。
[16]《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卷六，385页。
[17]《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11页。
[18]《复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13页。
[1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19页。
[20]《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19页。
[21]《致台北唐抚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张之洞全集》卷八，6321页。
[22]《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卷三，2066页。
[23]《致台北唐抚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全集》卷八，6387页。
[24]《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151页。
[25]《台湾自主文牍》，《中日战争》卷一，203页。
[26]《致台北唐抚台》（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卷八，6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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