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国：李提摩太献策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每一个人从不同立场都有各自的解说，都能提出自己所认为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战争失败的责任。于是引发后来一系列争论。在这场持续很久的争论中，一些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很值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正是他们的看法引发了后来中国的重大变化。
在许多外国观察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这不仅与其身份有关，更重要的与其内在心情有关。他虽然是一名传教士，但他并不完全安心于传教，而是对现实中国政治抱有高度情怀，特别积极卖力地为中国政治家出谋划策，因而其思想见解也就很自然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官僚和士大夫阶层。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国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长达四十六年。对西方来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而对中国来说，李提摩太是西方文明的使者，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理念，带来了近代文明，因而他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欢迎。
1870年初，二十五岁的李提摩太被英国浸礼会派往中国传教。他所属的教区，主要在山东烟台和青州一带。在那里，李提摩太学会了中文。1876年开始，华北地区持续数年大旱，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主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等地发放赈灾款项，因此与朝廷高官建立了不寻常的密切关系。1886年，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委托，为曾家子女教授英文。四年后，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于1890年赴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后，至上海接替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督办。
韦廉臣是李提摩太的同胞前辈，1855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先在上海，后在烟台。所以当李提摩太初来中国，就在烟台与韦廉臣相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委派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一些传教士在英格兰组织“中文宗教书籍会”，向各界募捐，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筹设印刷厂印制书籍。不久，中文宗教书籍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及印刷设备等，均由韦廉臣接管。1887年，韦廉臣利用这些资产，联络正在中国的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期望由此开展对中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思维方式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更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来引导和提升民众。这就是韦廉臣同文书会的创办宗旨。
基于这种宗旨，同文书会在中国展开广泛的文化活动。1889年，同文书会利用自己的资金设备，恢复停刊已久的《万国公报》，并将这份拥有悠久历史的刊物作为同文书会机关报，仍然聘请原主编林乐知担任笔政，李提摩太、丁韪良等外籍传教士参与编撰。
《万国公报》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刊物，它所刊发的文章并不局限于宗教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太顾及宗教方面的内容，而是侧重于西学，侧重于时政，热衷于推广近代西方各国有关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被时人称为西学新知之总荟。这份刊物向中国人传播了大量有用的新知识。
1890年，韦廉臣不幸逝世。稍后，李提摩太被各方面推举为韦廉臣的继承人。
李提摩太接任后，对同文书会的发展规划做了若干调整，他不再认为赈灾之类的事情应该继续作为工作重点，他认为在中国许多灾荒本可以避免，是人为的疏忽加重了这些灾难，因此真正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广启蒙工作，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是同文书会于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的背景，其用意就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根据李提摩太的认识，广学会就是一个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文化机构，就是要通过文化向中国渗透，进而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进步，期待中国能够与西方国家一样，同步发展。李提摩太表示，广学会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责；广学会也不可能直接接触和影响帝国所有高官和每一个读书人，但是广学会有办法去影响这些高官和读书人。这就是要创办有影响力的刊物，系统讨论中国人所关心的一切重大问题；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呼吁和鼓励其他一切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比如讲座、博物馆、图书馆；帮助中国读书人建立各种组织，从事推进学术进步的工作等。
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广学会先后翻译出版了各种各样西学书籍两千多种，是当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中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政界知识界著名人士像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曾与李提摩太有直接或间接接触。
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是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一样发展一样强大，最重要的要像西方一样拥有比较相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因而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不遗余力向中国人兜售西方思想观念，期待中国人能够自觉意识到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合理性，所以，李提摩太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总是想方设法与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不厌其烦向中国人说明西方人的立场和看法。
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的需求徒增，以至于刊物出版一个月之后就要重印，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万国公报》主笔林乐知关于战事的文章深受欢迎，据李提摩太说，这些文章被看作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上海招商局管理者们把他们的订数增加了一倍，并出资购买广学会的另外许多重要出版物，分送朝廷和中央大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也定期购买《万国公报》三十份，寄给他在北京的同事或朋友。由此可见《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进程中的影响力。
在这段时间里，李提摩太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翻译成中文，并付印出版。其翻译出版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官员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状况，告诉他们如果中国人能够像西方人一样采取同样改革措施，中国也会有希望，不必因一场战争的胜负而悲观。在绪言中，李提摩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近六十年来，中国一再遭到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
李提摩太的观点是，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地球上的人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满洲人，继续起了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满洲人不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那么就应该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中国就不难重新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很显然，李提摩太在这部书的绪言中所表达的反满思想并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希望清政府能够抛弃先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能够设法将中国引领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轨道。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寄给很多清廷要员，他确实希望能够影响这些政府大员出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李提摩太在焦虑不安中等待这些政府要员的回信和回音，他不知道这些要员究竟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些激进言论。好在他的等待并没有多久，他的老朋友李鸿章就发来一份电报，邀请他北上天津详细面谈。不巧的是，李提摩太此时已经答应了两江总督的要求，将前往南京与张之洞面谈，所以对李鸿章的邀请未做答复。
按照李提摩太的说法，张之洞邀请他去南京，主要是和他商讨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尽快恢复和重建秩序的问题。
根据李提摩太的说法，他与张之洞这次会见是1895年2月5日，地点就在张之洞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此次会见由南京洋务局提调梁敦彦负责安排和接待，所以在与张之洞正式会面前，李提摩太与梁敦彦有一段时间的交谈。梁敦彦告诉李提摩太，威海卫已经失守了，消息是刚刚传到南京的。梁敦彦还告诉李提摩太，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下午一时许，李提摩太开始与张之洞谈话。李主要讲了这样几点：中日之间除非立即达成和谈，否则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功效高的最好证明，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他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对于李提摩太的谈话，张之洞有些认同，有些表示还可以再考虑。比如彻底的改革应该以教育为基础，张之洞认为这是对的，必须这样做；至于李提摩太说的政府施政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等，对张之洞来说，或许是过去不曾考虑过的，或许是一种新观念。
在谈到中日之间的关系时，张之洞表示，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强调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日本，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在谈到中日关系前景时，张之洞以一种似乎无计可施的表情询问李提摩太，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因为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似乎也坐视不管。
对于张之洞的询问，李提摩太表示，既然上天使你张大人身居要职，就赋予了你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你应该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在与张之洞谈话的当天晚上，李提摩太没有睡好，他在反复思考与张之洞的谈话，思考他的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分，李提摩太把在心中形成的方案大要写了下来：
1.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2.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3.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4.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5.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很显然，这是主张将中国整个托管给某一个国家。
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张之洞那里并没有获得积极的回应。不过，李提摩太也从来没有把宝押在张之洞一个人身上，他与李鸿章联系，表示他有妙法拯救中国的目前乃至未来。
李鸿章收到李提摩太的电报后，于1895年2月9日（正月十五日）电奏朝廷：“上海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素识其人忠于为华。来电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但发一确电允给，即详细告知，不成不取云。应否姑允，所请不成不取，俟无妨碍，候电示。”[2]
朝廷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后，按照程序批转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张之洞就近与李提摩太仔细谈谈，征询其意见。李鸿章似乎也在致电朝廷的同时转告过张之洞，所以张之洞再次电邀李提摩太赴南京，并表示往返费用均由总督府承担。
张之洞发邀请电报时李提摩太从南京回到上海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李提摩太煞费苦心地细化他拯救中国的方案。所以他在收到张之洞的电报后当然非常乐意再次前往南京面晤张之洞，他相信这个方案会被中国人所喜欢。
2月16日，李提摩太抵达南京，接待他的梁敦彦告诉他，张之洞将在第二天上午八时许与他见面。第二天，李提摩太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总督府，却被告知张之洞今天的心情非常糟糕，没有心情晤谈。直至中午，梁敦彦方才带他与张之洞见面。张的情绪确实不好，脸色阴沉，态度也不像前次那样友好。
一阵寒暄后，张之洞直奔主题，问李提摩太有什么好的主意就尽管讲，于是李提摩太顺势讲了自己的主张。大要就是中国应该与某一个大国结盟，成为这个大国的保护国。而这个大国，说白了就是指英国。
李提摩太表示，中国现在的唯一出路大约就是求助于英国，只有英国出面帮助，中国才能在与日本的交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太大损害。
张之洞问，怎样才能使英国愿意帮助中国呢？李提摩太表示，只要中国同意将一些重大商业利益转让给英国。比如准许英国商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兴建各种化学工厂、制造工厂等。这些企业的资本金由英国人自己筹集，中国只要向他们转让二十年的经营权，二十年之内，英国的企业不仅要向中国政府交纳各种各样的营业税，而且每年将利润的一定比例分给中国。二十年后，英国商人将这些企业完整交还给中国。果如此，中国不仅可以通过这些企业获得不少实在的利益，而且可以在英国的帮助下逐步走向富强。
李提摩太表示，中国现在拘于积习旧法，惮于变法大举，工商拙钝，贫窘不解。中国自行建设又无资本，政府也没有力量筹措这么多的资本金，以致坐弃大利。如果中国与英国议定准其在中国办二十年，那么二十年内中国可以获得不少利润，更重要的是，这二十年必定带动中国风气大变，始基已立，中国官民工商皆晓得近代企业经营之法，知其好处，那么中国人就能够接受扩充自办，甚至创办新的工商企业。从此，中国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富强坦途。
对于李提摩太的描绘，张之洞大约也能够认同，但是他觉得二十年的期限未免太长，不知英国人是否同意再短些。李提摩太表示，再短也要十数年，因为一个企业经营，时间太短根本无利可谈。
张之洞又问，如果英国商人二十年到期不愿交还怎么办。李提摩太说，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西方近代国家都形成了非常好的契约制度，根据先前的约定，到目前还没有发生过严重违背条约的事情。
张之洞又问，假如中国同意英国的这些要求，那么英国会以什么样的办法帮助中国呢。李提摩太说，英国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劝说日本，一定会让日本人不要那样妄为。张之洞认为，这个说法太过抽象，遂问英国政府是否能够派遣海陆军队帮助中国攻打日本呢？
对于张之洞的提问，李提摩太明确拒绝，表示英国肯定不会助兵攻打日本，因为那样牵涉的事情太多。他向张之洞表示，他的这些意见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个长年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好意，并不代表任何一个方面，至于举办细节，比如怎样谈判，怎样立约，这都不是他的事，这都需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进行协商。
在张之洞看来，李提摩太的建议并没有多少新意，这和赫德的建议有许多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感觉不论是李提摩太也好，赫德也好，他们的这些建议其实都是悬揣之词，不能令人满意。他认为，此时无论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或美国，只要他们愿意为中国出兵往攻日本，那么我必胜，日必败。果如此，中国当然可以向这些国家转让一些商业利益，李提摩太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会构成问题。退而求其次，列国如果能够允以势力威慑日本，迫使日本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中国酌量许给这些帮忙的国家一些商业利益，也是可以的。如果现在只是李提摩太说的这样空言劝和，那么中国就没有任何必要向这些国家转让什么商业利益了。[3]
李提摩太感觉到了张之洞的冷漠和不友好，但他不知道张之洞是受朝廷和李鸿章的委托与他谈话，所以他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寻找机会。
2月15日，张荫桓、邵友濂自马关碰壁归来，李提摩太闻讯后觉得有必要与张荫桓见个面，他将自己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派人送去，请求张荫桓答应他登门拜访。
张荫桓答应了李提摩太的请求，他们约定2月28日见面详谈。在谈话过程中，李提摩太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1.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2.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3.中国的人口无法增多。这将招致列强瓜分，就像列强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在罗列了这三项危险后，李提摩太又向张荫桓提出扭转这种颓势的四点办法：
1.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要求；
2.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3.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4.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李提摩太又向张荫桓详细表述了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这个方案大约就是他向张之洞所提出的那些内容，将中国置于某个大国暂时的保护下，并与之建立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中国所要付出的只是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张荫桓是当时具有国际意识的外交官，对于各个大国的情形及对中国的倾向，当然也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他认为，俄国是一个让其他国家都感到害怕的国家，而英国则给人的感觉是最可信赖。至于李提摩太提出的中国改革方案，据说张荫桓是这样回答的：
1.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不可救药的；
2.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3.他本人早就提出过派遣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给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他张荫桓的影响力；
4.中国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5.铁路会使中国受益匪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6.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
7.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8.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9.张荫桓表示，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张荫桓很高兴见识见识；
于是，李提摩太将拟定的方案交给了张荫桓。
10.在大致浏览了李提摩太的方案后，张荫桓表示，对于这个方案，他张荫桓十有八九都能赞同。因而他对李提摩太能提供这个方案表示感谢，但张荫桓同时又表示，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张荫桓的意思当然是指中日议和谈判，于是李提摩太说其实还有十多天时间可供转圜，然而张荫桓却说：
11.中国早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12.张荫桓表示，他个人过去曾多次出使，在许多国家都受到优厚的接待，然而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他张荫桓真的感到惭愧。
当李提摩太提到中国应该大力诱导进行改革时，张荫桓表示：
13.中国已经如此，如果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李提摩太感觉到了，张荫桓对朝廷的作为深感失望，而这种失望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张荫桓已经将李提摩太送给他的《泰西新史揽要》读过，表示他已经看到李提摩太提到的这样两点：
1.李提摩太将日本进步的原因归结于日本人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2.李提摩太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向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中国能否立即实施李提摩太所提到的任何措施，张荫桓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张荫桓相信，中国在与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
李提摩太具有西方人的乐观，他不管张之洞、张荫桓等人怎样悲观，他个人依然乐此不疲到处宣传，寻找机会。当年5月，他又去南京拜访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李提摩太请张之洞为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李提摩太又巧遇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李经迈看了李提摩太翻译的这本《泰西新史揽要》后，自告奋勇表示要为其写一篇序。李提摩太感谢李经迈的好意，他同时想到请李鸿章帮助写一篇。
同年9月，李提摩太因教案前往北京，并于9月17日专程前往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拜访，请李鸿章将他引荐给恭亲王。李鸿章对李提摩太的拜访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留他在那里共进晚餐。吃饭的时候，李鸿章一再对李提摩太大加赞美，在谈到国家事务时，李鸿章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改革意识：
1.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2.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李鸿章，不仅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阅读和研究；
3.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李鸿章与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4.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这些大臣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传统学问上；
5.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6.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7.上海那份受张之洞资助的《新闻报》对他李鸿章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8.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中国经典的人非常少。[4]
从李鸿章的这些谈话看，他虽然在中日议和中受到许多无端攻击，但在北京赋闲的日子里依然想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人心不死，中国就应该还有希望。
新知识人登上政治舞台
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思想主张可能会带给中国人新的希望，正是在这样一种憧憬中，李提摩太成为朝廷要员的座上客，无话不谈。李鸿章与他探讨中国摆脱困境的方略；张之洞与他一起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限度；张荫桓作为赴日和谈大臣，与李提摩太一起探讨了中日和解的方案及其底线；帝师翁同龢则请李提摩太起草了改革方案；孙家鼐、刚毅等朝廷大臣也都与李提摩太有不同形式的交往。至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在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影响下，逐步改变着思想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依然是那场令中国人蒙羞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让中国人蒙羞，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日本弱，中国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打出气势，获取胜利。然而，中国败了，且败得那样惨不忍睹。这不能不让中国人特别年轻一代中国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中国年轻一代的新知识人认为甲午之败不只是战术上的，更主要的是发展战略的失败，是中国先前几十年基本国策大政方针上的失败。先前几十年中国只是满足于自己的军事工业的发展，顽固坚持自己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这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先前几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一些发展，但并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从根本上放弃旧体制。这就是梁启超《变法通议》中说的，前此三十余年洋务新政之言变，其实并不是真变，而是假变，是叶公好龙，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所以这个脆弱的发展成就一旦遇到风雨，遇到雷电，就必然原形毕露，同归于死亡。所以，在这批新知识人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体制，涤荡旧俗，冲决网罗，重建新制度新模式新文明，中国才有可能重建辉煌，报仇雪耻，重振雄威。
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而做如此深刻反省，仅就感情而言未尝没有充分理由。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洋务新政确实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内在缺陷，但由此而让洋务新政承担甲午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国既往传统和体制模式，似乎不仅于情理上很难说得通，而且事实上也超过中国社会承受力。不妨设想，如果没有洋务新政几十年力量积蓄，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击，而是全面沦为日本殖民地。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如美国副领事毕德格当年所说的那样，日本对中国早有战略规划，甲午战争并非偶然，日本长时期进行战略准备，待时而动，而中国则向来以宽宏为量，平日里你可以说中国不将日本当作一回事，更不会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假想敌，绝无疑虑日本有窥伺我中国的野心，从来对日本都是以友邦相待，以为近邻。谁知道日本人不这样想。日本人很久以来就向中国派遣了大量侦探，四处侦察中国情形，以为今日用兵张本。如中国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战备，那么甲午战争的结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说，甲午战争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说中国不如日本，更不意味着日本强中国弱。换言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别有原因在，将之归咎于洋务新政并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反而陷入了一种精神误区，是中国人的世纪末恐慌症。
世纪末恐慌是当时中国人的真切感受，他们也不是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清政府的议和条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亡国感、危机感和世纪末的毁灭意识。康有为后来曾对这些心态有过一番描述，他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朝鲜被迫脱离了中国，日本内犯，致使中国割地赔款。这场战争的具体损失相对于大清国而言并不是致命问题，问题在于这样的屈辱是大清国两百多年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罕见的。天下臣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挫折这样的屈辱这样的委屈，所以也激起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心灵震动，发愤痛心。更要命的是，奇耻大辱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而是因为这场战争打开了那个不应该打开的魔盒，列强纷纷觊觎中国，图谋瓜分，试图将中国划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由此土崩瓦解似乎也就在顷刻之间。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毁灭感挫折感。[5]很显然，康有为那一代人的恐惧并不是已有的现实，而是一种可怕的预测和预见，甚者如严复《论世变之亟》所疑惑的那样，难道是“运会”既成，中国的末日真的要来临了吗？[6]
1895年4月初，可怕的预感成为现实，从日本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人中国人忐忑不安。最先引起震动的当然是那些拥有最先知情权的统治层。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对中国如此苛刻的索赔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对于日本提出的那些蛮横条件，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难以自立，忧愤交萦，殆难言状。[7]在他看来，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要挟。这是一种看法，内心充满疑惑与矛盾。
而另外一种则坚决反对。这一派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旗帜，以清流、无私自居，坚决反对任何妥协，不惜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根本不把人民的生命财产作为一个考量因素。4月初，翁同龢连续两次在朝廷御前会议中力陈台湾不可弃，否则天下散乱，人心尽失；给事中于联沅及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于4月15日联名上奏，要求朝廷不要同意日本的议和条件，重整军备，再度开战，宁愿拼个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也不能这样受辱这样憋屈。
清流们的爱国意见确实动听，朝廷一度也被这些意见所打动，然而重整军备，再度开战谈何容易，豢养几十年的清军望风而逃，比兔子跑得还快，指望这样的军队去与日本军队死磕，到头来连最后的本钱都得输掉。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朝廷和那些真正主事的人比谁都更清楚那些家底，说实话，他们内心比谁都累都痛苦，他们平时对内宣传成就辉煌，强大无比，其实那都是统治的需要。他们清楚知道，清军不是日本的对手，至少在朝鲜战场在大东沟海战，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清流们的意见无法在朝廷成为主流，因为他们实在太不了解真相。朝廷在短暂欣慰之后还是大胆切割，割肉止损，减少损失，同意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用宝。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来，国内反对声浪较谈判时期更为高潮。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将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和约签字前后连电朝廷，力言台湾不可割让，否则，中国将何以立国？台湾作为一个完整区域，一旦割让给日本，那么百万生灵如何处置？而且割让台湾必将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即便列强不对中国再生瓜分之心，那么宇内亦将解体，朝廷的向心力凝聚力都将受到极大挑战。闽、广、江、浙，这些临近台湾的省份，必将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扰攘不宁的动乱期。[8]台湾民众在得知台湾将被割让的消息后，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他们现在算是知道了自己在大清眼里，那真是一个后娘养的，朝廷有难，不是让大家一块共担，而是首先抛弃了台湾，换取朝廷一日之安宁。19日，台湾绅民挽留唐景崧领导他们坚守到底。20日，台北罢市，绅民请英国驻台湾领事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将台湾抵押给英国，寻求英国保护。同一日，唐景崧致电朝廷，表示台湾人民宁愿效死而不肯接受日本殖民统治，请求朝廷收回成命，重新考虑台湾前途。
唐景崧的请求以及台湾所发生的变化深深影响了朝廷内部看法。4月19日，自甲午战争爆发一直活跃的侍读学士文廷式与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等联合上奏，以为日本在谈判及已经签字的条约中要挟过甚，朝廷无论如何不能急于批准，以免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后悔莫及，请求朝廷暂缓商议，多听听各方面意见，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否则，中国若从此约，必将在各方面受制于日本，此后虽欲变法自强，也恐怕很难，更不知大清从此何以立国，凭什么与各国继续周旋。中国或许因此约获得暂时的安宁，但这种安宁可能根本不牢靠，中国或许从此将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9]
同一天，李秉衡也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劝阻朝廷不要接受这个议和条约。他的理由也颇有意思，以为中国就这样割地赔款太不合算，中国拿条约中规定的这些赔款这些土地这些权益去练兵，以二十万人计，每月的费用不过一百万，一年也不过一千多万。所以，李秉衡建议朝廷要坚决拒绝日本的蛮横要求，用这些钱去购买武器去练兵，去与日本一决雌雄。[10]
4月20日，张之洞也致电朝廷，要求阻止和议，建议联合英国、俄国，抵抗日本。他的理由是，与其这样和日本屈节议和，不如抵抗到底，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11]
4月26日，文廷式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联络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坚决反对与日本议和，全面反对《马关条约》中的相关规定，以为地不可割、中国土货不得改造、日本人不能享有在内地贸易的免税优惠、苏杭各口岸不可通商等。[12]从这些反对意见看，他们虽然是在主张爱国，反对侵略，但实质上是在维护朝廷私利。《马关条约》的许多规定是侵害了中国的权利和自主，但是这个条约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要求外国资本自由进入，要求享有国民待遇，从经济世界一体化的立场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平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外国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好处。然而，文廷士等人毕竟弄不清这些道理，自己把自己当作皇上，当作主人，其实是在维护一种很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而没有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考虑。
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反对意见还是深刻影响了朝廷，皇上在4月23日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宁死不从日本人的情形时，还是非常感动，比较深刻意识到割让台湾可能会导致天下散乱，人心皆去，那时才真的是国将不国，朕何以再为天下主？[13]由此萌发变法图存的想法，这对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动起到相当微妙的作用。
清廷内部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孤立地进行，由于事关国家、民族和朝廷的命运，因此除了体制内官僚对这些事情极为热心，发表一系列不同意见外，体制外读书人也开始聚焦这些窗外事，以为这些窗外事和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未来休戚相关。
当中日和谈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举人正在逐步向京师集中，他们将在那里参加对自己未来前途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在其中。
康有为、梁启超都来自广东，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康有为生于1858年，时年三十七岁，广东南海人，因此有时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的家族以理学传家，因而其青少年时代有条件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师从岭南名儒朱次琦，究心于中国传统学术。1878年，康有为辞别朱次琦来到西樵山，在那里与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相遇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张鼎华为康有为打开了一个新全世界，使康有为知道世界之大中国之大，引发了康有为对政治对朝廷的关注，从此后康有为再不是原来的那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学传人，他的目标就是达则兼济天下。
同一年，康有为因一个偶然机会漫游香港，一个与内地全然不同的新世界激活了康有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使他开始觉得西方人的治国之道虽然与中国传统有别，但似乎也是别有洞天，别有好处，不可一概否定。从此，康有为尽释故见，大讲西学，期待将来有机会用西方的思想理念改造中国。他的这些看法和思考，都写在他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的《人类公理》及《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那一年，光绪帝年满十八，开始亲政。按照传统中国的政治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总是会与旧时代不一样。基于这样的考虑，康有为以为机会来了，时不我待，所以他不管那次考试结果如何，也要集中精力花费时间写一份政治建议书，表达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系列看法，当然也是希望偏锋取胜，能够以此获得朝廷的青睐获得小皇帝的重视。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的1888年，正是洋务运动发展的高峰时期，那时的中国人差不多都陶醉在发展成就中，以为一个盛世正在来临，或者以为他们正处在盛世中。而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却大谈危机，以为我大清自1884年中法战争以来，其实已陷入发展困境，国势日蹙，正逐步沦为远东弱国。康有为的这个分析究竟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根据，不必细究，但这个观点无疑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这些看法差不多从整体上颠覆了所谓“同光中兴”，所谓洋务新政，因而理所当然引起许多朝臣的反感。
按照清朝既成体制，康有为当然没有权力也没有机会将这份上书直达天听，他通过关系找到国子监祭酒盛昱，然后通过盛昱将这份万言书转呈当朝帝师翁同龢，希望翁同龢在方便的时候呈递给皇上，或者方便时候将这些大概意思说给皇上听听。然而，翁同龢以为这份上书简直是胡说八道，特别是其中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三点建议，以为用心叵测，当然无法转呈。
翁同龢的拒绝并没有使康有为彻底丧失信心，因为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康有为在京城官场中还是获得了不少有益启示，使他知道官场运作的一般规律，知道人际关系在政治运作中的特殊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康有为毕竟通过这份万言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片面深刻使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都记住了康有为的这个名字。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整天忙着这些体制外政治活动，遂使在大清国最严厉的科举考试中屡战屡败，依旧名落孙山，没有功名，所以他在瞎忙乎了一阵之后依然回到故里继续复读。按照大清国人才成长一般道路，他必须金榜题名，才能获得官场门票，才有资格对大清国的政治生活说三道四。这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在故乡复读这几年，康有为也是边打工边复读，办了一个学堂，招来一些学生，过去的研究说他是在营造思想体系，准备干部队伍，这其实都是从后来的立场反观而推导出来，其实在当年，康有为这样的读书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主要的还是解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从长计议，打持久战，因为谁也不敢说下次考试笃定能考上。
也就是在边打工边复读的这几年，康有为也确实招到了几个才华出众的学生，其掌门大弟子无疑首推与康有为一起入京考试的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此时不过二十岁出头。梁启超绝对算得上神童，1889年中举，其实不过十六岁。第二年，他兴冲冲前往北京参加会试，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是因为基础不扎实，他在这一次会试中只是长了见识，没有实质性收获。回到广州，一个特殊的机缘结识了康有为，听了康有为的一席话，使他心悦诚服拜康有为为师，从此他们两人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相互搀扶着在科举道路上同行。这就是他们师徒二人为什么在1895年一起进京考试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此次来京时间为1895年3月8日。此时，中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阶段，大清国已经放弃了正面抵抗，通过各种关系向日本人屈节求和。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议和大臣，正在准备前往日本马关议和。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本意，是准备集中精力应付考试的，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他们师徒二人都是近代中国最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人，他们始终对政治抱有高度热情，现在机会送上门来，他们当然不愿放过。所以他们一路走来，一直在关心着战局发展，关心着朝廷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建言。而且，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朝廷之所以弄到今天如此被动局面，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听他的话，几年前也就是1888年那一年，朝廷如果接受他康有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建议，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调整，清国肯定不会落到现在这个狼狈的下场。[14]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自信和得意，遂使康有为在北京更加密切关注时局关注政治，差不多忘记自己此次为何而来了。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当他将到北京时，战局已经非常严重，北京已经受到影响，达官贵人纷纷外逃，朝廷甚至准备迁都。对于这种情形，康有为显得非常自信，以为中日战争的结果中国不会亡，因为各国总会出面干涉，清国完全还有可能苟延残喘，甚至还有机会重新振作获取新生。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正是中日交涉最紧张的时候，康有为不顾考试压力，全副心思关注着中日交涉进程。李鸿章在马关的谈判，严格地说是秘密外交，国内政界知识界对谈判细节不应知情，然而由于李鸿章的谈判在朝廷中有很大分歧，一部分大臣坚决支持朝廷及时止损，不惜代价与日本达成和局；而另外一部分大臣则从爱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这样屈节议和，力主打到底，直至鱼死网破，同归于尽。因此，这样机密的外交谈判在国内也就显得不那么机密了，当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达成协议的消息还没有正式传回国内的时候，康有为却通过特殊的渠道获知这一条约的内容，很显然，向他提前透露消息的人级别不低，而且一定来自反对李鸿章的阵营。
康有为提前获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在1895年4月15日，也就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五次谈判的当天。这个提前获知使康有为觉得很有面子，很有地位，于是他在获知之后非常亢奋，决意按照这些泄密高官的期待，立即责成大弟子梁启超去鼓动那些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人联合行动，集体上书，拒绝马关议和。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八十余人联名上书，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参与，遂于4月22日，将这份联名上书递交给都察院，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都察院并没有将这份上书转呈朝廷。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湘两省联名上书还是在民间引起了极大反响，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闻讯莫不发愤，纷纷效法，连日并递，都察院门口连续数天都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人来人往，都是为了劝阻朝廷拒和约。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在那里捶胸顿足，垂涕请命，痛陈台湾民众正向着京师恸哭，哀求朝廷不要抛弃台湾，不要让台湾民众成为弃儿成为游子。台湾学子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闻者莫不哀之。[15]
康有为治安四策
空前的上书运动是康有为一手发动起来的，当这个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康有为本人也被各省举子的言行所感动，以为民气可用，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团结各省举人一起行动远较个人行动更有力量，更有威力。
基于这样的认识，康有为决定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争取动员全国十八行省举人一致参加，以为只有这样或许能够促动朝廷觉醒，促使当政者觉悟，也才能赶走那班守关的“虎犳”，敲开紫禁城的“帝阍”。
在康有为策动下，梁启超、麦孟华等八十二人于1895年4月30日再次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拒和约，另有奉天、河南、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等省举人各联名上书，皆同作拒约之请，士气愤涌，各省举人在都察院门口走来走去，络绎不绝。
同一天，康有为、梁启超还策动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人集会松筠庵，讨论拟定一份联合声明交给朝廷，主旨是呼吁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和变法，以体制外或民间身份提出化解时局危机的方案，大意是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这大约是马关议和达成后有关变法的最早呼吁。
松筠庵会议讨论了这份上书的大致原则和思路，郑重委托康有为代为起草。根据这个委托，康有为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奋笔疾书，完成了长达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然后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连夜誊抄，征集签名六百多人，于5月2日递交都察院。然而都察院以和约已被朝廷接受批准，无法挽回，拒绝接收。
康有为起草的这份上书没有在政治层面发挥功能，但由于在京城知识界官场广泛传播，其影响巨大，康有为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或许稍嫌夸大，但也必须承认这份上书确实使康有为暴得大名，一下子成为政治新秀。
这份上书又叫作《上清帝第二书》，是康有为一份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献，不仅表达了他对甲午战后中国政治走向的期待和立场，而且反应了他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坚决反对对日议和，反对割让台湾割让辽东，担心丢弃台湾非常容易，但其后果非常严重，天下民心势必由此散乱，社稷安危在此一举。他认为，丢弃台湾，不仅使台湾民众觉得朝廷不够意思，更重要的是使全国各省人民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产生对朝廷的不信任。道理很简单，因为台湾民众始终拥戴朝廷，而朝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期，却因私利而放弃台湾，置台湾民众安危于不顾。朝廷可弃台湾人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被朝廷割弃，永远是大清国的臣民呢？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所以在康有为看来，割弃台湾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之民心之事大。由此而打开那个令人恐惧的魔盒，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这不堪设想的后果，康有为明说就是列强干涉，列强瓜分，列强看着日本得手，必然会认为我大清软弱可欺，必将效法日本在我清国周边生事，法国将觊觎滇、桂，英国将窥伺藏、粤，俄国将视新疆为当然势力范围，德国，乃至那些小国诸如意大利、葡萄牙等，恐怕都会打我大清主意。朝廷对列强的要求，只要拒绝，这些国家立即就会变成另一个日本，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威逼京师，兵临城下。如果朝廷对这些要求来者不拒，一概满足，那么就是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而尽。朝廷最后能够管制的区域也就只是一块弹丸之地，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这就是真正的国将不国。
康有为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形下，言战，可以团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则解散民体，鼓舞夷心，鼓励列强向我清国蚕食和觊觎，势必加速国家崩溃与解体。这就是一幅最可怕最灰暗的前景。
中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为朝廷开出一副良药，这副良药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按照康有为的判断，朝廷果能采纳这些建议，那么，近之为可战可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远之为可富可强，而必无敌国外患之来。这份上书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典型的治安策，是贾谊以来的传统。
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这更是传统中国政治变革的常规手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朝廷郑重其事发布一份红头文件，只是康有为这次建议的是三份：第一份仿历朝历代先贤往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第二份是下明罚之诏，宣布决心，表示将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实际上是追究甲午战败的责任。第三份是下诏求贤，宣布将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其实，这三份文件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都是传统士大夫的老招数。只是康有为在这里增加了一些近代因素，使之稍具现实感而已。
在朝廷内部，当战局胶着不可开交时，翁同龢、李鸿藻等大臣也曾提出过“西巡”的方案，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也曾对这些方案进行研讨和论证，以为只有迁都才有可能悔约，继续抵抗，朝廷苟恋京师，这就使京师成为一个无法保护而又无法舍弃的巨大负担，成为日军手里一个重要筹码。在这种情形下，谁也没有办法挽救战局。首都不是凝聚抵抗力量的中心，而是相反。
根据这些分析，张之洞的幕僚们特别是郑孝胥，建议朝廷下决心迁都毁约，以为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伸天下之气，挽救时局。假如迁都不行不成，那么张之洞的幕僚叶临恭还有一计，即西狩不如南巡，朝廷与其向西迁移，不如向南方向长江流域转移，这样长江流域的督抚们就可以合纵连横以拱卫朝廷，重建政治中心。[16]
对于幕僚们的研究，张之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张旗鼓大动干戈地迁都，可能还是有些不便有些问题的，中国要想不让首都动辄成为敌手中的筹码，就应该重新考虑中国政治中心的设置，不能将首都建成唯一的中心，而应该像过去那样，除了有首都之外，还应该建立热河这样的行宫，应该将这样的行宫建设在陕西、山西等地，这样，如遇外敌，遇到日军兵临城下这样的情形，朝廷就比较容易地轻装简从，在某一个行宫构建指挥中心。这样，首都就不会再成为敌人手中的筹码或抵押，军方将领也就能够放开膀子攻守自如，不必过多考虑京师危机。
京师不时出现危机是中国在马关议和中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五十年来列强动辄以出兵进攻京师为要挟，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其实是佯攻首都以索边省。所以，首都已成为列强最容易拿住的一个抵押品。康有为批评过去五十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数万万人民，以保卫区区一都城的政策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所以，中国如欲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将自己担心的弱点弱项隐藏起来保护起来，痛下决心将首都迁往内地，深藏华夏腹地，远离大海，即便列强像过去那样动辄攻下天津、塘沽，即便沿海糜烂，即便攻占了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有办法收拢义勇，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康有为相信，迁都是拯救时局、毁约再战的唯一办法。
在所谓练兵强天下之势的建议中，康有为认为，我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这种情形，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那些老将们基于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我清国如欲在未来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将领替换那些已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
康有为还认为，战争当然不是武器说了算，并不是说武器精良就一定能够胜利。但是最起码的装备、武器，还是应该匹配，当东西洋各国都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我清国还在使用那些冷兵器，那无论如何也无法获胜。所以，康有为建议将来新练的军队一定要讲究枪炮，讲究装备，注意从东西洋各国购买新式武器和新式装备。
另外，康有为还建议，应该寓兵力于百姓之中，像东西洋各国，除了常备军正规军之外，他们还注意战争动员能力的培养，皆以民为兵，寓兵于民，这样当战争打起来之后，军队就比较容易获取源源不断的补充。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为了应付时局而提出的权宜之计，而非立国自强之谋。真正的立国自强之谋，在康有为看来，那就是他的第四策，即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被迫进入近代后，清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大明王朝的时候有着显著不同。方今的清国，被数十强国所觊觎，他们纷纷期待进入，期待瓜分，这确实是四千年未曾遇到的大变局。
条件变了，环境变了，那么理所当然，统治手段统治方略都应该变。康有为说，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还不愿脱掉棉袄，病情不断恶化而依然使用旧方一个道理了，其结果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也就不可能乐观了。
康有为指出，我清国当今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朝廷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语言说，康有为的意思大约就是希望朝廷要多一些创新精神，改变天朝上国的心态，以平等平视的眼光看待东西洋各国。按照康有为的解释，以开创的精神治理天下，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以列国并争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就不能再是过去时代那样一统垂裳拱手无为，而必须要有创新有创造有竞争。这是大原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变革的精神见贤思齐，向东西洋各国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样就能够开创新时代，逐步将我清国引领至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境地。
至于具体的变法方案，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有许多非常细节的建议，大要有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等。
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项。所谓钞法，其实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体制，由国家发行货币。这样不但可以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而且利用货币手段，扩大商务，筹集军饷。其实就是像西方各国一样重构金融体系。这个思想在1895年确实是比较新的。
至于铁路，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个新鲜事物，康有为认为朝廷应该改变过去的思想，应该将铁路建设提上日程，铁路将距离拉近，万里之遥不过一瞬之间，有了铁路，不仅便于运兵、运械，有助于国防，而且便于赈灾，便于漕运，便于行政管理，便于教育文化，便于商业发达，货物周转，便于民众外出谋生，扩大生存空间。而且从文化上说，铁路的建设，必将有助于通言语，一风俗。
至于机器轮舟，康有为认为也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新兴事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大幅度提升了生产力，因此政府应该允许和引导民间创设各种各样的机器工厂，大幅度提升我清国的制造业。政府要学习西方对制造业给予适度保护，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的发明创造。至于轮舟，也是近代交通工具的重大变革，和铁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大力发展，鼓励官民商贾各界一起动手，共同兴办。
至于开采矿产资源，康有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大清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云南的铜、锡，山西、贵州的煤、铁，湖广、江西的铜、铁、铝、锡、煤，山东、湖北的铅，四川的铜、铅、煤、铁等，其储藏量，都是不得了的。我大清现在是捧着金饭碗找饭吃，所以现在应该尽快大规模创建矿务学堂，培养专门人才，充分挖掘祖宗留在地下的宝藏，发展自己，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谈到富国之法中的铸银时，康有为认为，我清国现在使用的元宝及银锭，已经很不合乎时代需要了，分量既无一定，形状也不统一，有加耗、减水、折色、贴费等区别，有库平、规平、湘平、漕平等分别，轻重难定，亏耗滋多，很不利于商品流通贸易往来。现在各国的货币体制都有很大改革很大发展，重率有定，体圆易握，人情所便，所以便于流通便于使用。而且，近代西方各国皆用本国之银，所以我清国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自铸银钱，以收利权，由政府掌控货币主权，必然有助于政府预筹巨款，从事建设和国防，有助于稳定与发展。
在谈到富国六法的最后一项邮政时，康有为说，我清国现在采用的公牍文传递方式还是过于传统过于守旧，谕旨奏折，还是使用千百年来的驿站方式传递，费工误事误时，资费厚重，远寄艰难。近代西方发明和使用的邮政方式，集合各种邮件，用更加合理的方式组合，用更加便捷的方式传递，应时无失，人民称便。所以我大清也应该仿照西方国家设立邮政局，并将邮政与铁路统合在一起考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消息易通，见闻易广，上之利国，有利于政令传递、战争指挥，下之利民，方便人民之间的联系。
除了富国六法外，康有为还在这份上书中提出“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内容。
所谓务农，就是拯救农村，振兴农业，帮助农民。随着近代工业甚至是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的萌芽，传统的中国农业到了近代之后实际上是踏上了一条不断衰微的路，近代中国稍明事理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关注着农村拯救和农业振兴，康有为应该说是这群思想家中比较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中国农村的拯救和农业复兴，一定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大规模翻译出版东西洋各国农业技术农业管理新书籍，一定要有更加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一定要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注意研究农业新技术新手段，要培养农业方面的各种学会，支持和帮助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新尝试和新试验，注意发展粮食生产之外的各种经济作物，诸如养蚕种棉、畜牧业等，都应该给予同等重视。农业的振兴应该是全面的振兴，农村的拯救也应该是全面的拯救，帮助农民也应该不分彼此全面帮助。康有为相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已经有了西方经验作为借鉴，那么就不应该重蹈西方老路，牺牲农村，成就城市，而应该是将城市文明的好处逐步向农村传递和转移，让农村更美好。
所谓劝工，与康有为前面在富国之法中说的务工大同小异，同，都是想方设法鼓励发展工业，异，前面的务工是发展制造业等近代工业，这里的劝工指的是鼓励和保护知识创造，奖励创造发明，建议全国上下都应该设立考工院，翻译出版外国制造方面的书籍，培养人才，从儿童开始，分门别类，让他们逐步掌握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技能。在政策层面，政府也应该制定鼓励奖励发明的优惠政策，对于所有新发明，给予登记，给予保护，颁发执照，并给予物质上的奖励，维护其专利所应有的权利和权益。
所谓惠商，就是沿着郑观应的思路，注意提升中国的商业竞争能力，保护商业保护商人，保护合法的贸易竞争。康有为指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业立国，可以安定民心。到了列国交争的近代，必然以商立国，没有强大的贸易往来，就不可能自立于这个近代世界。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中国人似乎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随之。我大清之所以在过去这些年一再被动，主要还是因为商业不发达，商路不畅通。所以为今日计，康有为建议朝廷应该设立通商院，委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从国家层面经营商业，经营贸易。各省也应该设立相应机构，比如商会、商业学校等，这样才能以商立国，才能与各国平等对话。
至于所谓恤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去表示，其实就是慈善，就是救助。慈善、救助的概念，在传统中国就有，只是范围小，主要局限在乡党邻里之间，康有为在这里所提倡的恤穷，当然就具有近代意义，带有公众救助、公众慈善的意思了。这应该是康有为的创造与贡献，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功莫大焉。康有为说，京城四方观望，乞丐遍地，孤老残疾的人，无人照顾无人抚恤，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可怜的人废死于道路。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康有为提出三个思路：一是移民垦荒，积极救助，就是将这些流浪的人收容起来，统一送到那些有待开垦的地方实行垦荒，这样不仅安置了他们，而且有利于扩大国家的富源；二是在各州县普遍设立救助机构，康有为定名为警隋院，收容那些无业游民，择其所能，教以艺业，使他们逐步变成有办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是养穷，就是在各州县遍设福利院、老人院、孤儿院等福利慈善机构，救助那些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断者侏儒等，将这些可怜而又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统一收容，由政府或由善人出资将他们养起来。
康有为的“养民四法”显然注入了不少西方近代因素，不过有些内容在传统中国也有某些萌芽形态，被康有为如此归纳与创造，赋予新的意思与形态，应该说是很有意义很有启发的。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万言书中还提出所谓“教民四法”，与“养民四法”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等。
从康有为的教民四法看，如果熟悉康有为之前数十年清国改革史，应该承认，除了设立道学具有独创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思想家曾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康有为在这里只是继续鼓吹而已。
至于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他后来发明孔教的思想萌芽，他希望用孔子教化、儒家理想去抵御西方文明的侵入，这个思想究竟带有多少近代特征，可能还值得怀疑，但在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中，他个人认为提倡儒家伦理，创建孔教，与其学习西方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情。
在改革庶政名目下，康有为提出裁撤冗员、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也并不都是他的独家发明，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在三年后1898年的政治实践中，康有为依然是从这几个项目中寻求突破，所以说他的这些思想决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因而在后来的政治变动中逐步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
坐而言：趋向维新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在当时的中国应该说还是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并不是就事论事谈救国，谈化解时局危机，而是从更深层面寻求治安之策经国之道。这大概也就是康有为比同时代那些公车更高明的地方。
5月2日，皇上批准了中日讲和条约，至此各省公车继续讨论拒绝和约重新开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除了一些消息不太灵通的举人继续有一些后续动作外，舆论界的言论一般都不再说什么拒约再战问题。作为大清国的臣民，大家只好接受朝廷的决定，既然一定要割让台湾，既然一定要割让辽东，那也没有办法，就割让吧，反正在家天下的政治理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既然这样决定了，臣子还有什么好说呢。所以，在朝廷的决定发布后，反对中日议和的声音渐渐小了下来，人们大约都在想着中日议和究竟会给我大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具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因为那时的读书人已明显感觉到了这次战争的后果，议和的后果，感到清国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大约都将从此发生根本转变。湖南年轻读书人唐才常在5月3日写给其弟弟的信中表示，这场战争将给大清带来的后果不可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乱将起，先前读书人安身立命的经解、词章、八股等，大约都没有了用场，青年读书人必须尽快寻找到一条新的生存方式，急觅一条生路，否则在未来社会无法生存。[17]
唐才常的预感无疑是敏锐的犀利的，但是中国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其实在当时不论是朝廷还是各级官僚还是体制外的读书人都不甚了了，比较激进的思想家如严复如夏曾佑等，建议朝廷应该趁着这个不幸机会转身向西，像自己的敌人日本几十年前所做过的那样，脱亚入欧，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的经验，这样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我清国肯定能够重建辉煌。这个主张，被严复界定为寻求富强的丛林法则，被夏曾佑概括为“改教”，大约就是放弃中国固有的政治理念、立国之道，改从西方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
毫无疑问，严复、夏曾佑的思想主张显得有点激进，一时间很难在多数官僚及读书人中获得认同。三十三岁的启蒙思想家宋恕就针锋相对地认为拯救神州不必“改教”，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并不从根本上排斥西方近代文明。东洋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能够获得长足发展，除了明治维新等政治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日本的山鹿义矩、物茂卿等重要思想家对日本儒家思想传统的改造，他们彻底排斥先前传入日本的洛闽之伪学，归复洙泗儒学正统。所谓洛学，指的就是北宋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二程理学，这个学说随着朱熹到福建讲学，又演化成闽学，问题是洛学、闽学在后来都发生严重变质，因而被宋恕称为伪学。所谓洙泗，指的是孔子讲学所在洙水、泗水之间，所谓洙泗之学，当然也就是指的孔子儒学之正统了。
在宋恕看来，日本进步发展的思想资源是儒家正统，而西方近代获得发展提升的思想资源也不是外来的东西，而是西方自身的古典思想。他说，西方文明发展到近代，是因为西方近代思想大家倡导的宗教改革，排斥了中世纪教皇之伪教，以归复基督之真教，从而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从东西洋发展实际情形看，宋恕认为，我清国的未来不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毁灭，但应该趁此机会像东西洋各国那样倡议“复教”，用正宗的传统的儒家文明拯救此次危机。[18]
宋恕的说法当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变法要改良，还是当时的思想主流。比较倾向于激进变革的青年思想家谭嗣同就在那时致信乃师欧阳中鹤说，马关议和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满汉分裂更加严重，台湾民众对于朝廷这样狠心抛弃他们已经深感心寒，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谭嗣同估计，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会引发无穷后患，所以清国的政治究竟怎样发展，现在一时还真的看不太清楚。不过，谭嗣同内心当然是期待中国能够主动变法，向列国看齐靠拢，他表示，清国不变法而期振作是不可能，而不主动变法，每每在列强促使下变法，也是很可悲的，如此中国的一切主权都受制于外人，四万万黄种人其实都要沦为白种人的奴隶。
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谭嗣同表示不乐观，但在这种不乐观的前提下，他也没有消极悲观，他认为欧阳中鹤去年在小范围倡言的变法之论不妨趁此机会找个地方进行试验，所以谭嗣同在这封信中接着欧阳老师的思路，建议邀集一些开明官绅，讲明今日时势与救败之道，看看能否找个小县进行一些局部试验，设立算学格致馆，招收一些聪颖子弟肄业其中。这就像精卫衔石填海一样，他日未必不收人才蔚然兴起之效。这个主张后来果真被谭嗣同、欧阳中鹤、唐才常等人逐渐完善，并最终在陈宝箴等人的支持下成为现实，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思想倾向中，未来中国不管政治上怎样发展变化，但在思想文化上肯定要搭上向西方学习的快车道，所以他对更年轻的学子，总是以从事时务、改业西学相期待相告诫。[19]
中国前景不容乐观，是因为清国的政治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根据刘光第观察，朝廷大臣们并不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而有所反省有所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泄泄沓沓，悠然自得，不知稍加警惧，更不要说激于义愤了。这些大臣照旧整日庸碌瞻徇，苟图目前，偷旦夕之安，而不知眈眈者群然窥伺于其侧者之多。堂堂焉以一金瓯无缺之中国，一旦败坏于诸纤儿之手，虽不遽至灭亡，亦将日见侵削。忠愤之士，所为痛哭太息，戟手切齿于奸人之误国而害及天下苍生。然而这种激愤也只是体制内的边缘人无力抱怨，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治趋向。所以像刘光第这样稍微正直的中下层官员更觉得前途无望，甚至萌发退出官场的想法。[20]
刘光第的苦恼，主要还是传统中国人说的不知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混到不知耻的地步，大约谁也没有办法去拯救。孔子说知耻而后勇，可是到了1895年那个时候，中国官场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像谭嗣同、严复、宋恕、刘光第这些青年读书人那样饱含忧患意识。张之洞门下幕僚郑孝胥对此有明白分析，他认为，天下国家败亡之故，主要在于缺少忧患之心，用他的话说，就是由于“不忧”而已。假如社会上下都能始终保持一个忧患之心，必将引善为者与共其忧之之地。为什么这样说呢？郑孝胥解释道，一个深怀忧患之心的人，肯定不会自欺欺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做到，一定会礼贤下士，而力求所以解其忧。现在我清国的情形是，居其位者不忧，善于为者不能居其地，所以他认为当时我大清最大问题在于能忧而不能为。[21]应该说，郑孝胥的这种认识大致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形和人才构成，从来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在高位者不把这些当回事，而在下者则满脸忧戚，如丧考妣。
甲午事件使体制外和体制内比较边缘化的年轻一代拥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其最典型也最厉害的代表人物，当属康有为。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之后继续留在北京参加活动，于5月29日再上清帝第三书。
在这份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书中，康有为补充和发挥了前次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我清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他指出，甲午战败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前次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这个办法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我清国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可能的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当然可以重塑辉煌，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选用合适人才。他真诚希望朝廷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决不可能将我大清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朝廷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是要朝廷保持清醒头脑，明白今日所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朝廷无论如何必须建立“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希望朝廷能够接受这些建议，远鉴往圣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我大清引向光明灿烂之途。[22]
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令人震惊，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政界都引起相当反响。体制内外的知识人、开明官僚都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维新的倾向逐渐明晰，人们开始意识到我大清确实到了不变法不行的程度了。紧接着，帝师翁同龢出面帮助康有为，都察院也于6月3日将他的5月29日的上书转递朝廷，皇上览后而喜，中国的政治变革由此开始出现转机。同一天（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向朝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体制内官僚终于就改革问题公开发声。
体制内的任何变化都在深刻激励着体制外年轻一代读书人。当康有为得知自己的《上皇帝第三书》终于上达天聪后，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受此激励，康有为再接再厉，于6月30日再以工部主事的新身份上皇帝第四书，鉴于先前上书只谈政治变革的必要性急迫性，而没有细谈变革要点及先后缓急等内容，这封上书注重在变革怎样下手。
在这份上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古来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自己往昔社会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当然比较恶劣，没有什么后发优势。往昔中国从未遇到的新情况迫使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所以富强，中国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稍有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差不多都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定会在第一时间学习模仿甚至超越；有外交内政事务发生，必思离散敌国而窥伺之。所以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这些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当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愚昧，相当贫弱。到了明永乐时，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此后，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奖励，并允许其拥有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后，西方科学技术日日新月月新，获得空前发展，从而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鉴于这种教训，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创新问题，以为这才是我清国真正意义上的维新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真正意义上的自存图强。
三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康有为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议院议员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朝廷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议院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上下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这就是议会政治的好处，也是东西洋各国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障。
从康有为的观点看，西方国家的三大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朝廷，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我清国社会发展、人民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1.下诏求言。朝廷应该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全国有想法的读书人就天下大事尽情发表意见，朝廷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门官员博采众议，谨慎选择。如果这些建言中有可采可用之处，一定要给予适当奖励，以鼓励天下读书人心忧天下，情系国家，心向朝廷。
2.开门集议。但凡朝廷有什么重要决定，都要公开天下，令各省府州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专门讨论朝廷的这些决定，然后以票决的方式，或三分之二，或简单多数通过，朝廷就照这样的决定立即施行。除中央政府这样做，地方上各省府州县也应该这样公开行政，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行政失误，而且使上下之情比较方便地沟通。
3.设立顾问馆。康有为建议朝廷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拿出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稍坐，轮值顾问，就皇上的阅读及阅读中的问题随时提供咨询意见，诸如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等，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畅所欲言，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励其未学。
4.开放言论。康有为认为，几乎所有中国问题，都是由于上下隔膜左右隔膜所造成的。解蔽之方，莫要于开放言论，命各省自主开办报馆，甚至各州县乡镇也可视条件自由开放。这些新出报纸，除供人民阅读外，也应该向朝廷和各中央衙门进呈，从而使上下之情增加一条更公开的渠道。
同时，政府还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多方采购外国出版的书籍报刊，然后由专门机构译成中文，供朝廷供皇上供各级官员和百姓自由阅览。
5.鉴于各级官吏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恢复汉代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从中央到各省督抚、各县县令都广开幕府，延揽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还第一次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这应该说是康有为对近代中国一个最终的思想贡献。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制度好了，即便一时没有解决问题，总还会有解决的希望。
起而行：组建京沪强学会
康有为这批年轻读书人，已经远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他们可不是坐而论道的清谈家，而是强调坐而言起而行。他们坐而论道，但并不满足于论道，更热衷于实践，热衷于将自己的理想、主张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他们甚至并不满足于向朝廷递个折子，提点建议，而是期望能够在更大范围唤起民心，唤起民众的热情，以保障维新运动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根据宋恕的日记，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途经上海，宋恕于3月18日前往康梁下榻的旅馆看望，这是他们初次相识。[23]宋恕时年三十三岁，有浙江著名学者孙诒让的背景，与俞樾、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有不一般的关系，至于当时青年知识界，宋恕也具有领袖资格，与各方面关系都比较友好。
同月，在张之洞手下担负文化教育事务的汪康年也与宋恕往来密切，他们还与在上海的夏曾佑、钱恂、张焕纶、胡庸等人密切会商，讨论设立公会、创设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
大约也是根据这些讨论，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讨论中很难达成一致，所以汪康年似乎不久就凭借自己的力量在武昌单干，于当年夏天在武昌召集邹代钧、陈三立、谭嗣同、吴德潇、吴樵、夏曾佑、叶瀚等人毫无顾忌地谈论怎样在全国范围推动变法图新，怎样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一切经国家、治人民的那些大经大法改弦易辙，根本改过。讨论的结果，就是想创设一个专门讲求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富强的“中国公会”，以作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组织。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当他的这些想法大致成型或正在讨论时，他也正与京师的梁启超等人相商，以为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24]除创办中国公会，汪康年此时还想创办一份《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动态和思想言论。这些想法和做法其实都与康有为的主张暗合。
在康有为等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动下，1895年夏天，在中国谈论政治谈论国事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和困难，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变法主张，这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的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维新为时髦，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组建维新团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的开展，就成为最急迫的事情。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甲午战败刺激下成立的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鉴于马关议和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明确认识到要推动中国进步与发展，要唤醒国人觉悟与觉醒，就必须想法开风气、开知识，必须将国人尤其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不可。
其实，早在万木草堂时代，康有为就已意识到凡讲学莫要于合群，因为只有合群，只有将大家组织起来，才能提升知识积累交流的效果。然而近代以来，国朝严禁结社，于是士气大衰，国势日孱。[25]因此，如欲改变中国人的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士气，就必须将这些人组织起来。
康有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散漫，士大夫鉴于明代集权政治高压摧残，自明末东林党失败后，基本上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风气极其困难。甲午战后，我大清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社会风气稍有变化，但真正转移风气，就非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才能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的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四方响应的区位优势，又因成立于京师这样的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与猜忌。[26]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的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其弟子梁启超等人也积极参与，日夜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27]，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组织方式。
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复宣传，明白此中道理的人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等人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也就是组织士大夫到一起坐坐，喝点酒，聊聊天，交流一下看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筹组一个团体，因为能到一个桌子上喝酒的，应该说是不错的朋友。
然而，或许是因为康有为的政治企图太过于明显，这三次“游宴”活动并不成功，筹组团体的工作并没有多少进展。但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鼓吹，成立学会的舆论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官僚士大夫阶层已从最初的惊恐中走了出来，他们终于听到自己从来没有听到的理论与见解，终于知道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开始相信实行改革，创制新法的好处，逐步认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呼吁。
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组织学会的共识在新一代知识分子阶层中逐渐形成，一些开明官僚士大夫逐渐相信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甚至当朝帝师翁同龢及孙家鼐等高官也开始暗中支持这些活动，期望能为大清政治改革寻找到一条通道。
1895年8月下旬，康有为在陈炽等人居中联络下，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参加宴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的事情。康有为为了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的支持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又通过沈曾植拉拢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参加。此次聚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成立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参与者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袁世凯当场认捐五百金；二是当场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强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由康与其弟子梁启超拟定之后交给参与者讨论定稿。
参与筹备的丁立钧、张孝谦大约胆子太小了，或者生性畏谨，犹豫不定，康梁负责起草的成立宣言与章程经数次讨论，都无法在丁立钧和张孝谦那里获得通过。康有为当然知道丁立钧等人这样谨小慎微是担心政治上的风险，是他们背后的大人物在起作用。时机不到，康有为也无法勉强，只好听之任之，迂回从之，慢慢等待机会。于是此后的宴会、集会较之先前更多，康有为利用这些场合宣传理想，构建人事网络。
筹设强学会的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开始择地设置机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的一部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宣传爱国自强主张。至此，北京强学会已初具规模。
强学会的局面在初步打开之后，康有为开始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更多的活动，他计划先开办一家图书馆，因为在强学会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强学会又名为“译书局”，其自定的职责似乎也主要是翻译西学书籍。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各界捐赠的图书、仪器外，还委派麦孟华等人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康有为还计划向国外派遣一批留学生，直接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为中国的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长远的目标，为了购置图书、仪器，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继续向官僚士大夫阶层筹款、捐物。他们经过多方活动，并发函给各省督抚，取得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开明官僚的支持。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金，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各捐若干金。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两千以入会，但强学会诸负责人考虑到他刚从日本议和回来，舆论上视他为卖国贼，所以婉拒了他的捐款。北京翰文斋书店向强学会赠送了大批图书，英美公使也向强学会表示愿意捐助一批西学图书和仪器设备。在华的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更是热衷于支持强学会，他们不时与强学会方面的人士相互宴请，宣传西学，不断发表关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见，双方时常就此进行讨论。[28]
参加强学会的人应该说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如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他们既是强学会的发起者，也是其政治上的设计者、倡导者和实际操作的人，他们忠实于强学会追求国家富强昌盛的宗旨；二是那些具有所谓帝党背景的人物，如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人，他们基本上同意强学会的宗旨，是强学会的同盟者，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学会自身的发展与强大，不是为了使强学会自身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为了联合强学会的人物，壮大帝党的势力，利用强学会的活动能量、社会影响、新学知识和变法才干，通过某些改革以与后党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力，他们的后台便是翁同龢。
从强学会主导力量方面说，他们太想利用翁同龢等人的力量壮大自己了，他们渴望能够通过翁同龢的支持、引见打开通往最高权力之路，得到光绪帝的直接支持，从而有助于他们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学会中坚人物愿意与翁同龢、陈炽等人合作，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强学会后来之所以遭到封杀，遭到弹劾，其实也与强学会这些背景有着密切关联。
在强学会内部还有第三种政治势力，这些人大体上说来是那些具有一定开明意识的官僚政客，在统治阶层中一般地说来属于中下层年轻官僚，他们一方面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某些不满，期望改革，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目的也不全在于推动政治改革，而是和自身利益特别是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他们加入强学会虽然有其真诚的一面，但更多地则带有政治投机的成分，他们把参加强学会作为一场政治赌博，作为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捷径。这批人物主要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
除了上述三种政治势力外，在强学会内部还有一些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是游荡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视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不尽相同，因此在强学会成立后，便不可避免要发生一些内部的斗争和争论。
在强学会筹备成立之初，为了会名的问题各方之间曾经展开过交锋。康有为等人主张以“强学”为名，但反对者担心此名会引起争议和麻烦，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也有一些人认为不必改为其他名字，就“强学”两个字非常好，不会有什么问题。
名称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实际上这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对强学会未来的不同期待，反对以“强学”为名也就是担心强学会宗旨与性质过于激进，他们所期待所愿意进行的只是点滴的渐进的改良，根本不敢其实也是根本没有想过采取什么激进手段进行强势改革。
然而，康有为似乎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激进的政治变革，他抱定宗旨，不肯退让。他强调之所以创办强学会，并没有真的指望这一机构能够对政治发生多么大的直接影响，只是期望通过创办强学会，将以破除数百年之网罗，而开此后之途径。正是由于康有为的坚持，“强学会”的名称才最终得以保住。[29]
在康有为等人坚持下，强学会得以成立，但在康、梁起草的强学会成立宣言及章程讨论过程中，又一次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康有为在这篇宣言中分析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再不变法，必将亡国。他指出，俄、英、法、日诸强环伺中国，试图将中国瓜分成它们的殖民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诞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中国再不思变，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在康有为看来，就在于开学会，讲求变法自强之道，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坐受陵侮。而开风气、培养人才，就要建学会，集群贤就新知旧学进行研讨。过去曾国藩、倭仁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湘军将领罗泽南等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成同治中兴之伟业；而普鲁士也因有强国之会，终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终成明治维新之治。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30]康有为在这篇宣言中强烈呼吁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积极参加强学会，为中国振兴贡献心智。
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他痛陈亡国之后残酷之状，激励了不少的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的时候，情不自禁为之下泪，热血震荡，民气渐伸。[31]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不同派别的争论和不满，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此始终持反对态度，这也是后来强学会分裂的根源之一。
强学会在成立之初就潜伏着分裂的种子，这其中的原因也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值得指出，康有为的强势做派特别是他在为强学会募捐资金中，自己捞了一些好处，从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政治上的反对加上经济上的怀疑，使康有为对许多事情有点说不清，这不仅激活了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连维新阵营内部也感到了危机。守旧派扬言将对康有为和强学会进行弹劾，于是陈炽、沈曾植连忙劝说康有为离开了北京。
1895年10月11日，康有为离京南下，京师强学会事务交给陈炽打理。但过了不久，却变成了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张孝谦的为人康有为等人并不看好，政治立场有点不坚定，做事也不太靠谱，并没有多少真本事，反而将强学会看作自家财产和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于是强学会到了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散而散，与初建时很不一样了。稍后，再发生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京师强学会也就在朝廷干预下改建重组官书局，不过这已经是1896年初的事情了。
康有为于1895年10月29日抵达上海，他很快发现在这个相对更加自由的城市更适宜创办强学会那样的新组织。
上海是两江总督的地盘，而现在的两江总督为张之洞。为了获取张之洞的支持，康有为到上海第三天就专程前往江宁拜访张之洞，游说张之洞出面组建强学会。
张之洞此时正以维新领袖自居，所以他对康有为的劝说颇为动心，他留康有为在江宁盘桓了二十多天，隔日一谈，每谈必至深夜，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获取不少共识。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在上海重组强学会，并同意捐款五百两，划拨公款一千两。但是张之洞也当面批评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一再劝告康有为不要在此后鼓吹这个说法。康有为似乎当面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他稍后就反悔，因而也就与张之洞结下了梁子，导致了后来一系列问题。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上海强学会的开办就比较顺利。11月下旬，康有为和张之洞幕僚梁鼎棻、黄绍箕等一起回上海，很快在跑马场王家沙一号选定了地址，上海强学会正式挂牌。
12月初，康有为撰就《上海强学会序》，然后以张之洞的名义先后刊布在《申报》《中外纪闻》及《强学报》上。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重申和强化了他在北京《强学会序》中所陈述的观点，以为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走向富强昌盛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合群”的方式与方法，那就是开办学会，培养与积累人才。由此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在于开风气，在于人才的培养与积累，而开风气以及人才的培养与积累可以有多种办法，但在目前中国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讲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因此，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借张之洞之口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以应天子侧席之意，而济中国之变，为我大清富强昌盛而共同奋斗。[32]
康有为在替张之洞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一篇《上海强学会后序》。他在这篇文章中依然重申先前组织学会有利于中国发展与富强的观点，并以中外历史教训作为例证，强调当前的世界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兼弱攻昧”，就是弱肉强食。因此落后的中国要想避免继续落后，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强。自强之术有二，一是力强，一是智强。美国立国仅仅百年，但其之所以强大，在于美国人善于组织学会，其百年间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这就是智强。而智强的根本，不是一人逞智，而是群人共学，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走向富强的根本，而反观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之所以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因此，康有为希望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者，都应该合群共学，学习西方及东洋的团队精神，结成一个强大的新民族、新国家。[33]
在进行舆论准备的同时，康有为也开始了组织上的准备与行动。在他与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邹代钧、梁鼎棻、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柟、龙泽厚等十六人于1895年12月联名发表的公启中，公布了《上海强学会章程》，正式开始筹建上海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是专门为了中国的自强而设立的政治组织和爱国团体，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道学；总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上海强学会的基本方法，是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中国古代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主要职能是办好四件事：
一、翻译和编印图书。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
二、创办报纸；
三、创立图书馆。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上海强学会准备先购置一套《四库全书》，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再旁及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以广考镜而备研求；
四、创立博物院。如有余力，上海强学会还计划设立学堂以培养人才；设立讲堂以传播孔教；派员游历西方、东洋及国内各地以考察地舆、矿务、风俗；设立养贫院以收容乞丐教以工艺技术等等，显然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或许是鉴于京师强学会队伍不纯的经验教训，上海强学会在竭力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较京师强学会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入会条件，强调入会的成员应该是品行心术端正明白，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揽。对于那些入会后可能会别存意见，或诞妄挟议，及逞奇立异，或作奸犯科，致招物议的人，《章程》规定了严格的处理办法，即公议辞退。[34]
其实，上海强学会从一开始成立就有问题，主要是张之洞根本不能同意康有为的那些异端邪说，而康有为不知为什么却一定要坚持。于是，张之洞在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就下令解散，具体时间在1896年1月26日。
注释
[1]《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140页。
[2]《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卷二十六，43页。
[3]《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张之洞全集》卷三，2040页。
[4]李宪堂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2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5]《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139页。
[6]关于“运会”的说法也见于王文韶。他在1895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关来电，和议已有成说，明日画押，目前暂可无事，此后则不堪问矣。运会所迫，夫复何言！”
[7]《王文韶日记》，8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4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9]《文廷式集》，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0]《李秉衡集》，232页，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
[11]《郑孝胥日记》，486页。
[12]《文廷式集》，65—67页。
[13]《翁同龢日记》卷五，2797页。
[14]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原话是：“将至大沽，日人来搜船，当颇愤，以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
[15]《康南海自编年谱》，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6]《郑孝胥日记》，486页。
[17]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7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18]《致夏曾佑》，胡珠生编：《宋恕集》，5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9]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0]《刘光第集》，2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1]《郑孝胥日记》卷一，493页。
[22]《上清帝第三书》，《康有为政论集》上，147页。
[23]《宋恕集》，935页。
[24]《梁启超致汪康年函四》，《汪康年师友书札》，18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5]《康有为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6]《康南海自编年谱》，30页。
[27]《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27页。
[28]《康南海自编年谱》，30页。
[29]《康有为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3页。
[30]《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上，166页。
[31]《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28页。
[32]《上海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上，169页。此序在《申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发表时，均署张之洞名。
[33]《上海强学会后序》，《康有为政论集》上，171页。
[34]《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179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