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变革思想萌生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康有为和他的那些同志在马关议和前后所发表的意见显得很惊人很突兀，但实在说来也是当时每一个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阶层官员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那时，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因为《马关条约》的换约变得浑浑噩噩，觉得中国已暂时度过了战争危机；而另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觉得中国的问题刚刚开始，中国如果不能有效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变法图强，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所以，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愿意变革、愿意变法的迹象，整个大环境已与先前明显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阶层官员乃至皇上都在认真思考着大清国未来，都觉得大清国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道前进。
在体制内开明官僚中，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无疑是比较地意识到中国应该维新变法的明白人之一。他在1895年4月28日致信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以为我清国目前兵力、实力，都确实不足以谈什么毁约再战，朝廷的上策就是老老实实接受《马关条约》。当然，我清国也不能心甘情愿沉溺于马关议和的约束中，否则也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和平环境。朝廷若能发愤图强，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和法国，隐忍目前，奋发图强，十年生聚，壮大自身，何愁不能报此一剑之仇，何愁不能重新振兴？[1]
两天后（4月30日），盛宣怀致信翁同龢，表达相同意思，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乎培育人才、发展经济、整军经武这三件大事而已。他劝翁同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去积极地影响皇上影响朝廷，抓住时机，变法图强，不要再坐失良机，后悔莫及。[2]
当然，在盛宣怀的心目中，最有资格有能力主导变法全局的只有李鸿章，尽管李鸿章当时正蒙受着国人普遍指责，盛宣怀依然认为清国的未来还是需要李鸿章这样的人去管理，因为在他的意识中，真正对国际大势有正确理解的高官委实不多，而李鸿章就是这少数清醒者之一。5月5日，盛宣怀致信李鸿章说，马关议和不论会引起多少争议，这都是一件大事，拯救了大清，挽救了时局，社稷粗安，所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中堂大人实在不必介怀。然而，丧师失地之后，我大清即便不作立马收复计，亦当仔细考虑怎样善后，怎样发展。盛宣怀认为，我清国要想发愤图强，就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的大致思路，他认为在中央政府层面，除了吏治、礼制、刑政可以暂时不动外，户政、兵政和工政等必须进行改革。盛宣怀强调，变法维新的决定权固然在于朝廷在于皇上，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他建议李鸿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应该系统考虑变法维新可能性及具体步骤，然后向朝廷提交一个方案，促使朝廷尽早启动各方面的变革。假如朝廷无意于此，或者听而不行，那么，盛宣怀建议李鸿章慷慨乞休，不再迁就，这也算对得起三朝厚爱而谢天下。[3]
盛宣怀无疑是敏锐的，但他对朝廷对皇上的判断可能还不是很准确的，朝廷对于今次战场上的失败其实已有很深的反省和后悔，之所以接受恭亲王、孙毓汶等大臣的建议，委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且不惜代价议和，其实就是对先前鲁莽开战的反省。到了《马关条约》用宝、换约，皇上的心情也实在不太好受，毕竟割去的台湾和澎湖都是大清列祖列宗通过征战换来的，现在一场战争竟然将之丢弃，皇上的内心当然比谁都痛苦，他毕竟是一家之主。
中日烟台换约第三天（5月11日），皇上发布了一道御旨，解释朝廷不得已批准和约的原因和苦衷。诏书表示，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大都以为地不堪弃，费不堪偿，仍然要求朝廷废约决战，希望以此维系人心，支撑危局。仔细体察这些言论，固然出于忠愤，只是对于朝廷为什么这样处理，对于朝廷决策之艰难，并没有真正体会和理解。皇上在诏书中强调，此次处理战争善后，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虽然说不上万无一失，熟筹审处，但确实考虑周详，计划周密。因为自去年仓猝开衅以来，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招集，其实说得难听点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以至水陆交手，战无一胜。待到日军直奔我清国本土，关内外情势更加迫切更加严重，日军北则径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沈阳为我大清龙兴之地，列祖列宗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于是宵旰彷徨，临朝痛苦，将一和一战，两害相权，而后幡然定计，下定决心将我大清带出苦海，结束战争。
很显然，这份诏书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是不真诚也是不深刻的，不过这份诏书表明朝廷有意以此为契机从头来过，诏书希望我君臣上下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生懈志，毋鹜虚名，毋勿远图，毋言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由此可以看到，不管怎么说，朝廷有了急切改变现状的想法和期待。
根据郑孝胥1895年5月15日的日记，张之洞指使张佩伦致电李鸿章，指责李鸿章就是当今的崇厚，擅自作主，致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要求李鸿章引咎辞职，且急图补救之道。对于张佩伦的指责，李鸿章非常坦然，他在复电中表示，我李鸿章此次马关议和，与崇厚根本不同，我事事奉旨而行，这些档案都有保留。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足以自强，只是这个道理和怎样变法，哪儿是你张佩伦这种书生所能懂、这些腐论所能补救？[4]从李鸿章复张佩伦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李鸿章急切要变祖宗之法。
张之洞、李鸿章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芥蒂，不过从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赞成抓紧时间进行改革，这一点当然也很容易被皇上所理解，于是在马关议和善后事务告一段落，台湾移交大致有了头绪之后，朝廷中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改革的气氛也就越来越浓。就连先前一向比较守旧比较正统的翁同龢，也发现皇上的态度在变化，朝廷中的风气在转向，于是他也开始认为，我大清大约真的要有一次变法才能化解危机，旧法可能真的不足恃了，我大清如果不变法，不大举，可能真的无成了。
翁同龢的这种认识，当然不能说就是机会主义迎合皇上迎合时务，他确实是个不堪的守旧者正统者，不过由于他当时毕竟担负着朝廷中的许多具体事务，因而他也比较早地有了这些必须变革的切身感受。还在马关议和并没有头绪时，翁同龢就开始考虑战后的改革与重建问题，他在那个时候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实际问题。翁同龢提及的这些事务，其实都是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现在，翁同龢觉得机会成熟了，于是他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皇上，希望皇上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新闻、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翁同龢有意于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皇上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也是他的主子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是，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皇上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于与其接触。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驾临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的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二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的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读到康有为的上书。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5]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皇上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皇上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6]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朝廷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其实，这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皇上同一天（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
陶模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的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基于这种认识，陶模提出了变革人才选拔机制的十三点建议：
1.整顿国子监。
2.改革、整顿和减少科举考试的科目，时文必不能废，而浮华之诗赋宜裁；策论贵乎通今，而禁止言时事的条例必须修改。至于每年各级考试的录取名额，也应根据情况适当减少，录取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否则，若徒事虚文，虽人尽登科，有何裨益？
3.重视小学启蒙教育，凡年未及冠者，一律不准参加府县试，以便使这些青年学子在基本功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庶培养深厚，远大可期。
4.停止捐官，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冗官和宦官。陶模指出，天下大弊在官多，且入官既易，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士不安于学，农不安于田，工不安于工，商不安于商，或谋或捐，或求保举，或幸获科名，纷纷扰扰，皆有不可终日之势。他建议朝廷，将捐例一律停止，对政府机构重新调整，裁撤一切不必要的机构，精减一切不必要的官员。
5.废除或改革“秘书政治”，各部院堂司官必须亲自动手练习政事，熟悉业务，防止书吏把持欺蒙。
6.满洲八旗兵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破除积习。满蒙官员为国家世仆，理应通过改革，重新振作，成为汉人的表率。这样，清朝的未来才有希望。
7.文武大臣必须革除各种不良嗜好，勤于政事之余，应广泛涉猎最近若干年新出的地理政书，讲究新译水陆兵法，改善官员的知识构成。
8.从士大夫开始，坚决禁止食用鸦片。陶模就此指出，天下人才，半坏于烟，士为四民之首，不先立戒，何以责民？官为民之表率，倘有嗜好，何以服众？中华士大夫高谈学问，侈言攘夷，于戒烟小事尚不及日本，也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耻辱。
9.为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陶模建议分别设立算学及艺学科目。
10.停止旧例武科科举考试，从新式水陆学堂学生中选拔具有航海、驾驶、天文、测绘、机械制造、阵法等新学问的文武兼通之才，分别授予海陆军秀才、举人及进士等称号。
11.对军队的训练进行改革，选拔那些熟知中外情形、知西人治军之善者，参考西方国家训练军队的办法，舍短取长，认真教练。
12.继续执行幼童出洋留学的政策，选拔满汉勋旧子弟中已具有相当旧学知识出国留学，务期各精一艺，以利国家的未来发展。
13.建议选择同治以来办理洋务的各种文件，以及先后翻译的各国政务方面的著作，进行分门别类的编辑，以备御鉴，并刊发至各衙门、各书院，以便使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晓然于朝廷为天下万民多方斡旋不得已之苦衷，庶人人知耻知难，愈恐惧愈发愤，从而易危为安，转弱为强。[7]
从这些细节看，陶模的建议在思路上与康有为的认识比较一致，但由于其从政多年的经历，这些建议就比康有为的建议更加具体化，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陶模的建议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朝廷在7月5日发布的《举人才诏》中，强调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当此时局多艰，尤应遴拔真才，借资干济。遂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应该说，朝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康有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议的结果。
光绪帝的《举人才诏》等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诏书发布之后，朝廷也确实表现出一种变革的精神，确实期待提升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然而，政治腐败的惯性不可能在一个文件发布后就完全消解，事实上就在这份上谕发布后不几天，朝廷还任命德寿为湖南巡抚。德寿被政界公认为庸才，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升迁，主要的还是因为其出身。在号称要进行改革，要提拔真人才的时候依然做出这样的任命，难怪立马遭到官场非议，即将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闻讯不胜唏嘘，叹曰：“朝廷下诏保人才，复何为乎？”而其幕僚郑孝胥更不客气地对友人说，朝廷视人才轻而视钱财重，视百官轻而视太监重，督抚之奏保人才不如太监之私纳贿赂，这些弊病大约是不可克服了，还谈什么保荐人才，进行改革呢？[8]待到危机稍微化解，改革的动力势必一一化去，大清国必将一如故我，一切照旧。
政府大员的变革热情
任命德寿为湖南巡抚之事，确实会引发人们对朝廷改革的诚意存有疑虑。不过，既然朝廷发表了《举人才诏》，犹如一道朝令注入清廷大员心底，掀起了政府大员变革的积极性。
9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就军队改革、铁路建设、经济发展、教育文化改革提出了一大堆方案，这大约是甲午战后一套最完备的改革计划书。
关于军队建设，张之洞首先就中国军队应该如何改革如何重建发表了许多看法。
第一，张之洞认为，应该全面加强陆军训练，各省都应该自设新式军官学堂，延聘西方国家军事教官，采用西洋战法进行训练，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沿海各省能够练成三万新式陆军。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其实开启了后来的新式陆军创建的先河。
与此同时，张之洞建议朝廷考虑并着手选拔年轻有为、明敏有志青年学生，派遣他们出国选修军事，学习西方国家近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战术，待他们学成归国，我清国军队一定会在他们的带动下发生质的改变。张之洞的这个建议也同样具有前瞻性，后来的出国留学军事的热潮，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张之洞并没有因为北洋海军在甲午之战中全军覆没而责怪海军，排斥海军，相反，他认为由于我清国海岸线太长，面向大海，背靠陆地，无论国家怎样困难，即使借债，也应该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至少应该尽快恢复南北洋及闽、粤四支海军。如果限于财力、物力，那么也应该尽早恢复南洋和北洋两海军建制，加强我清国对沿海海域的支配权、控制权和主导权。我清国如果全面丧失制海权，将来依然面临非常严重的危险。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无疑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三，张之洞建议朝廷，除了整军经武，重建海陆军之外，也必须重建我清国自己的军事工业，不能事事处处都仰赖外国人鼻息。即以这场战争而论，如果我清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制造工业，可能情形也会不一样。甲午战败的技术原因，除了将士训练无素外，主要还有我清军武器装备不如日本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建议朝廷要在各地创设军事工业，仿造大批新式武器，并逐步从仿造走上创造。如果朝廷在一开始全面设置有困难，那么也应该在全国两三处基础条件较好的地方，选择一些旧厂进行改造，逐步扩充。
关于经济建设，张之洞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许多内容也是言前人所未言，立论新颖，一新耳目。
第一，张之洞认为朝廷和国人都应该改变先前的偏见，不要再敌视西方现代技术特别是像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朝廷应该改变不许外国资本进入我清国铁路建设的既定政策，应该而且必须引进和利用外国资本到铁路建设上来。否则，仅仅凭借国内资本，凭借朝廷财政结余，那么像铁路这样的基础工程何时才能建成，才能见效，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张之洞认为，如果朝廷对外国资本进入铁路建设还有疑虑，那么可以先实行试点，可以先引进西方小国的小资本进行尝试，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关键是要先动起来。
张之洞强调，我清国版图太大了，之所以长时期利不能兴，弊不能除，除却各种复杂原因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地势之阻隔，南北交通、东西交流，因为缺少工具而遇到非常巨大的天然障碍。而随着西方铁路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清国的先天困难有望克服。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果能够在全国建成比较理想的铁路网，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则靡不流通，山川之产靡不尽出，南北东西的文化交流必然加强，各地的风俗习惯也更会有积极的交会影响，即便仅从政治上说，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对于国家统一万世永固也势必有着无穷好处。国家必将因铁路四通八达而气象大变，各地物产流通势必因铁路而加大，随之国家财政也将随着物品流通而增加，这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大事业。所以说，铁路建设是我大清当务之急，在本国资本不足大规模兴建的时候，应该学会利用外国资本进行建造。应该承认，张之洞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对于后来的经济规划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895年之后大规模铁路建设渐次展开，张之洞的变革思想应该说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张之洞格外强调商务流通的功能。他建议朝廷一定要改变先前那种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政策，要相信无商不富是西方发展的关键，也必然成为我大清社会转变的关键。他建议朝廷鼓励各省普遍设立商务机构，兴办公司，振兴商务。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合法收税，增加财政，保护商人合法利益，制定政策和法规反对不正当竞争，以重商理念重建经济发展。在张之洞看来，重商、护商，其关键不外乎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家、民间之力以济其穷。
第三，张之洞重视商业的发展，但也反对片面的刻意夸大商业流通环节的功能，反对全民经商，反对唯利是图，以为那些强调西方近代国家的富强唯商业繁荣的观点其实是不对的，用这种观点劝说朝廷进行变革是对我大清发展的误导，是一种皮毛之论。正本清源，张之洞认为，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在近代走上富强，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对基础工业对制造业的重视。西方讲究格致，重视化学，在机器制造方面有很大发明创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点石成金，而后才有商业流通，才有剩余价值。张之洞建议朝廷在各省创设工政局，就各省特色加以讲究，推动和加快各省工业发展步伐，特别是那些具有本省特色的工业发展步伐。他相信，如果各省能够在开矿、炼铁、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都采纳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并有所创新有所改进，那么我大清何至有忧贫之事？
由于张之洞的这个建议书主要的还是响应朝廷举人才的号召，所以他在谈到这个主题时也有一些新想法。
第一，张之洞建议朝廷在各省在全国大规模普遍设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教育，培养各项专门人才。他指出，人皆知西洋各国之强大是由于兵强马壮，是由于军事力量，其实这是不对的。西洋各国之强大，主要是因为学，因为拥有近代知识。一国之强大与否，主要的不是因为军事，而是因为人才；而人才之所以能够使国家强大，还要看这些人才所拥有多少现代知识。所以，如果不能大规模举办新式学堂，不能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普及教育推广教育，怎能指望人才辈出，知识强国呢？张之洞建议朝廷责成各省都要设立新式学堂，设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西方国家名师教习，三年小成。
第二，除了请进来，还必须送出去。中央政府和各省督抚都有责任有权力选拔青年才俊公费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其专业选择一定要照顾到国内需要。要经过几年海外留学，使他们拥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商务中的一般规则，对列国状况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知己知彼，为将来的国际政治交往、贸易交往储备足够的有用人才。
在张之洞的政治理念中，举人才不是简单选拔人才，有着丰富的内涵，所以他提出那么多的建议，涉及这么广的范围。然而这份建议书的最后一个建议很稀奇，他建议朝廷预备皇帝巡幸之所，恢复久已不修的巡幸之典。在这个建议中，张之洞对于甲午之战中所有迁都之议均认为不可行，以为我大清立国以辽沈为肇基之所，若首都过于偏西，相距太远，则不能控引援应。而且京师为天下根本，人心所系，岂能轻易迁移？况诸家所提出的迁都方案，都以陕西、山西为目标，而陕西、山西的经济发展过于落后，不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若一一缔造经营，也不是现在国力所能办到的。即便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当时的国际冲突重在交涉，军事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也多在海口，若建都关中则距海太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耳目难周，海军的建设必将废弛，中国的海口门户更易洞开。所以，为了大清长久之计，张之洞建议与其迁都，不如在关中建立巡幸之所，恢复巡幸之典，如遇外敌入侵，京师危机，则可巡幸关中。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便可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这个巡幸之所，其实就是备用首都或者可以称之为陪都，也就是说，张之洞的意思大约是要建立一个首都几个陪都的政治布局，为将来再发生类似情形而准备可以周旋的纵深之地。
张之洞的建议是否可行，这主要看朝廷的见识，看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并不取决于张之洞的见识。不过从后来政治发展实况看，张之洞的这些建议还是被不同程度地容纳到相关改革项目中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张之洞的这个折子，无疑借皇上举人才的话题做文章，开启朝廷官员建言说事的风气。
紧接着，奉命在天津主持新式练兵的胡燏棻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变法自强疏》[9]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康有为在后来自编年谱中称皇上1895年于群臣上书凡存九折，并以胡燏棻为第一，可见这份上书在1895年政治变革中的分量。[10]
在这份奏折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国在马关议和后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以为中国接受了和议条款，虽可获得暂时喘息，但如果不思改革，不思进取，恐怕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
在胡燏棻看来，中国当务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否则，即便今日孔孟复生，舍富强外，我大清亦无立国之道。在目前国际背景下，我大清的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普遍道路，舍西方国家已经证明了的那些办法，很难走出困境，更不要说走上富强，重建辉煌了。为此，胡燏棻向朝廷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共十条：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胡燏棻的基本立场是：
第一，清政府应该明白开铁路以利传输的道理。胡燏棻指出，铁路之议，在我大清已有很久远的历史了，屡举屡废，不明所以。然而经过此次战争的教训，我清军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行动迟缓，处处被动，除却精神层面的东西，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我铁路交通太不发达，所以造成处处被动时时被动。胡燏棻建议朝廷要将修筑铁路当作一件利国利民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事情去对待，一定要花大力气大本钱去建造铁路干线和支线，构造我大清完整系统的铁路网。如果我铁路建成了，那么一旦疆场有事，运饷运兵，朝呼夕至，何愁乎周转不灵，调度不灵。今日我清国寓强于富之道，恐怕没有比大规模修筑铁路更重要更迫切的了。
第二，胡燏棻建议朝廷要改革并重建货币体制，设立隶属于政府的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采用东西洋各国行之有效的市场化方法，用商务的方式经营商务，杜绝官场习气，杜绝商业领域中的官僚化政治化。
第三，鉴于官办企业低效、腐败与不负责任等一直无法克服的弊端，胡燏棻建议乘着社会转型的机会，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办企业，用民间资本逐步稀释官僚资本、国家资本，使官办、国有、官有的企业逐步减少，并最终淘汰。胡燏棻指出，我清国如果继续走官办、官有、国有的老路子，即便再过一百年，我们的企业除了垄断，除了坑害国内终端消费者，降低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品质外，即便有庞大的垄断利润，也不能算作有起色，如果去除政府补贴和垄断，不要说让他们与外国企业自由竞争，甚至连满足国内需求都不可能。而且如果放开国内资本自由流动，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向这些高度垄断的领域转移，这些国有、官有的企业恐怕一年都很难存在下去。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朝廷应该将所有经济领域向一切资本开放，准许各省广开各厂，令民间自为讲求。政府只管登记，只管收税，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应该交给市场，让市场自行调节。
即便是军事领域，胡燏棻认为，朝廷也不要垄断军事工业，朝廷如果需要购买枪炮、船械、机器等，完全而且应该采用国家订货、国家采购的办法，委托民厂包办、包用，其试不如式者，虽定造亦必剔退。果如此，则人人有争利之心、亏本之惧，自然专心致志，实力讲求，以期驾乎东西洋之上。
胡燏棻的这个建议不止是对过去三十年洋务企业弊端的清醒认识和准确矫正，其实由此可开启中国经济真正走向市场化的先河，可成为中国从洋务步入维新的真正标志，不仅为中国民间资本的自由发展提供自由挥洒的空间，而且对国家安全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四，关于矿产资源的勘察和开采，胡燏棻也有很重要的政策建议，他认为朝廷应该仔细研究矿产资源勘察及开采方面的政策和技术问题，要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经验，不要重走老路，为此，胡燏棻提出四点建议：
一用重金聘请西方国家高水平的矿师，不要像先前那样被西方那些外托行家、阴图渔利的低水平矿师所蒙蔽，去请一点真和尚，不要请那些骗子和假和尚；
二是在勘察之后，依然要慎重选择在哪儿开采，一定要注意选择那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否则即便开采了，收获了，依然会使成本居高不下，终究无利可图；
三是要细考矿质，不同的质量有不同的价格，同样的成本而获利不同；
四是要扩大资本规模。胡燏棻认为，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根本在于必须找到赤心为国、绝无一毫私见的人去管理，否则矿不成则害在公家，矿既成则利归私室。
关于经济发展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建议，是有关漕运的。鉴于漕运南方大米往京师的弊端，胡燏棻建议朝廷不要再介入这类事情，要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朝廷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改为市场化操作，绝对不会影响稳定，影响京师百姓的生活，因为市场化的奥秘就在于，只要南米北调有利可图，那么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一定会保障京师南米的供应，不必担心市场短缺。市之有米与官中有米同，则少米之患在今日可以无虑。据胡燏棻估计，如果实行这种市场化改革，仅此一项就可为政府节省数百万开销。
胡燏棻对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他提出的这些建议也确实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所以他在稍后就被调任主持经济建设，逐渐成为一个专业的财经高官。然而在当时，在他提出这份建议书的时候，他的本职工作毕竟还是新式练兵，因而他在甲午战后军事体制改革方面也自然有着自己的思考，有着不一样的改革思路，在这里也提出几点改革方案：
第一，胡燏棻认为，甲午战争结束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军事动员大概不会发生了，所以朝廷要下决心实行大规模的裁军方案，要大规模绝对减少兵员数额，对各省绿营无用之兵，一定要下大决心裁撤。胡燏棻建议对绿营裁撤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裁去那些老弱之兵，第二步是对绿营总兵额年裁二成，第三步争取在五年之内全部裁完。至于裁减绿营节省下来的军费，胡燏棻建议也不要转作他用，依然用在军事建设上，要用这批费用去招募新军，按照东西洋各国的方法对这些招募来的新军进行训练。同时，还应该参照东西洋各国的经验，在各城乡市镇普遍设立准军事形态的巡查队伍，保障社会安全。这个建议毫无疑问可成为近代中国警察制度的起点。
第二，胡燏棻建议朝廷创练陆军以资控驭，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西法，设立武备学堂，聘请西方国家教官到这些新建军官学堂充当教习，为我清军培养一批懂近代战法、兵法的中下层军官。同时，胡燏棻建议对武科考试也大加改革，废除那些早已不合时宜的考试内容，诸如射箭之类的冷兵器时代的考试科目就不必再列入了。现在已经不是冷兵器时代了，所以考试也必须以枪炮命中为去取。另外，胡燏棻建议朝廷在财力所及条件下，酌情提高军队官兵的薪水与待遇，杜绝克扣之弊。如果我们知道1898年中国政治改革史，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胡燏棻的这些建议不仅在1898年被重新提出，而且进入实践层面，使清军的面貌确实有所改观。
第三，像张之洞一样，胡燏棻也认为，朝廷不能因为北洋海军的失败而放弃海军建设，相反，朝廷应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集中财力重整海军以图恢复，除了应该大力购买西方先进设备装备外，还应该改定章程，选拔合格将才，仿西方军制，海军提督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各省督抚、疆臣之节制，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允许其便宜行事，提高海军的战时应变能力。
第四，胡燏棻也提到改革旧有驿递体制等问题。胡燏棻认为，旧有的驿递体制早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必须废除，应该仿照东西洋各国建立现代邮政体制，这不仅有个节省经费的考虑，最重要的是由此建立一个全新的准军事邮政架构，有助于国家安全和战时需要。英雄所见略同，胡燏棻的这个建议其实在张之洞等人那里也有类似呼吁。
关于教育，胡燏棻在这份奏折中没有多说，他只是建议朝廷广设学堂以储备人才，他的这个看法与张之洞基本相似，建议各省改书院为学堂，弃章句小儒之学，求经济匡世之才。
胡燏棻这十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其中有些内容是当时有心于时局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胡燏棻能够得到朝廷重视和重用，这与其深入思考周密思考不无关系。
说胡燏棻的某些建议是当时关心时局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为了说明后来的维新运动发动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贡献、密谋或策划，而是时代使然。在胡燏棻奏折呈递前后，曾两次参加中日议和谈判并奉旨前往烟台换约的道员伍廷芳也上书清廷，提出九点变法建议[11]。这九点建议虽然有一些与康有为、陶模、张之洞、胡燏棻等人提出的方案相同或相近，但也有一些独立思考。这九点建议是：
1.讲究洋务以御外侮。这一看法时人多有讨论。
2.整顿武备以固疆圉。其细节也不外乎聘请洋人进行训练，采用西方办法等，似乎也没有多少新意。
3.牵制强邻以资控驭，易干戈为玉帛，厚结英、德、美诸国，密订盟约，以牵制俄、法、日。这个观点虽然是传统中国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延续，但自具有外交背景的伍廷芳口中说出，多少还是有点新意，当然与张之洞等人思考有相似相合之处。
4.速绘舆图以便布置。伍廷芳认为，我大清虽然久有绘制疆域图的传统，但经甲午一战，则显得日本更精于此道，已将我沿海乃至内地详绘地图，这也是日本战胜我清军的原因之一。伍廷芳建议朝廷应尽速采用西方绘图方法，选拔得力人员，游历沿海各处，详细绘图，注明奇险扼要之区。这个建议似乎在此时前后并没有人提出。
5.与西方主要列强进行交涉，酌改税则以增国课。这一点也是前此奏议所未有，是否为伍廷芳最先提出，还可考证，但在此后不久，清政府确实开始与西方列强进行这方面的谈判，只是最初的谈判与大借款纠合在一起而没有结果而已。
6.仿西方国家的办法，创设银行，统一全国货币金融体系。这一点在胡燏棻等人的奏折中已有专门的讨论。
7.仿西方体制，废除传统驿站体制，创设近代邮政体制，既增加利源，也提高效率。这在张之洞、胡燏棻等人奏折中也有讨论。
8.推广铁路以利传输。这一点似乎也是当时有心人所共见。
9.仿行西方国家的印花纸税以收利益。这一点似乎为甲午战后其他呼唤改革的人所未及注意。伍廷芳建议，我大清宜参照英国在香港的办法，如契券、汇票、银票、钱票、保单、借券、轮船客票等，均在征收之列。果如此，朝廷每年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
在伍廷芳上书同一个月，两江总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就军事改革、实业建设、教育发展等提出了六项建议，其内容与见解多与时人同。[12]
《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经过朝廷鼓励，上书言事，议论改革，倡言变法，在官僚层、知识分子层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不仅为后来实际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智慧资源，许多建议还演化成政治实践，为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此后两年间维新书报的大量刊行，维新学会的大量创建，人人争当新派人物，实际上都应溯源到1895年马关议和后政治形势的变化。
走向维新时代
当马关议和的结果不得不如此时，中国人也只好默然接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尽管朝廷上下对这场战争还有许多争论，对于战败的责任和原因，也各有说词。但是有一点，不管激进派人物还是保守派人物，他们相信大清国这次真的到了一个历史大转变的关头。
1895年底，改良派人物开始图强的实践，走向维新时代，维新二字虽然来自日本，但国人并不忌讳。不过，那一年，还真的没有谁明明白白敢说转身向东，向日本学习。
当年中国人能够想到的，还是西方，特别是西方人像李提摩太在中国官场上下大肆活动，大肆鼓吹改革，西方诸国在战争的后半段特别是干涉还辽的时候帮助过清国，所以中国人还是愿意延续战前的思路，继续向西方学习。这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心中，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在酝酿着，各方面大员也向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变革建议和变革主张，朝廷鉴于战争失败的客观事实，鉴于清国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到了战争善后大致有了眉目之后，也自觉或半自觉地走上维新道路，开始有意识地接纳体制内外的建言和思想主张，开始有计划地调整人事布局，开始为战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布局，为政治改革准备条件。
7月19日，朝廷发布一道上谕，从其宣示中就能够感觉到朝廷已经意识到应该变化了，对于内外臣工提出的许多建议似乎都有接受的意思。上谕表示，求治之道，当因时制宜；惩前毖后，唯有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而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著各直省将军督抚以上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这里虽然强调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但对张之洞、胡燏棻、伍廷芳以及其他许多人建议的修铁路、重建货币体系、发展制造业、开采矿藏资源、改革漕运体制、仿西方创建邮政体制、创建新式学堂等，也都有积极回应，这应该说是朝廷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筹饷是当年最大事项，不仅要偿还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有战争期间的借款，还有政府庞大的日常开支。所以，当善后事宜略有头绪，户部就请朝廷命各省裁减制兵，整顿厘金，以备赔款。据称，现因偿款过巨，息借洋债，每年筹还本息约须一千五六百万两，各路防军又未能尽撤，需饷甚繁。户部建议朝廷裁撤各省绿营，整顿厘金，考核钱粮。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责成各省照此办理。
筹饷与节省密切相关，节省又与军队裁撤相关，军队裁撤的目的是要裁撤那些无用的军队，建构新的有用军队，所以战争尽管结束了，尽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规模用兵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朝廷坚定地认为，整军经武特别是裁撤那些不中用的军队，重新训练新式军队仍为朝廷之急务，必须抓紧进行。
根据朝廷指示，督办军务大臣7月1日奏请裁撤东三省练兵，改用洋操先练奉天一军，以为程式。至此，东三省耗资千万费时十余年的练兵宣告结束，并开始尝试新的练兵方式。7月22日，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兼北洋大臣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有关北洋海军的报告，表示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共计三百十五员名，自应全裁，并将关防、印信等一律撤缴销毁。
筹饷、练兵之外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富国。在这一点上，朝廷大规模修筑铁路，在过去遇到不小的阻力，但是经过甲午战争，朝廷上下都意识到大规模修筑铁路的重要性，于是很快达成共识，很快掀起一个空前的铁路修筑高潮。
7月14日，朝廷电寄张之洞，命其保荐熟谙修建铁路的专门人才，以为修建铁路为方今切要之图，亟应举办，惟责任至重，必操守廉洁、明干有为、熟谙情形的专门人才，方能胜任，所以朝廷希望张之洞等悉心遴选一些专门人才。
8月1日，张之洞建议朝廷抓紧筹办卢汉铁路，并建议于江宁至苏州、杭州等处，另行建造一条铁路。9月7日，张之洞又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修筑铁路以勘路、绘图、估工为第一义，铁路唯德国造为最精，我办卢汉铁路，必饬出使大臣请托德国铁路衙门派精熟诚实人员数人，来华代为勘路，南北分勘，方可迅速。俟一年勘毕绘图后，注明道里，议定路款若干及钢轨需用若干，估定桥梁、车栈等，分寄各国大厂令其估价，限以时日寄回，择其廉价而又著名大厂者，令其承办包定，订立合同。至于筹款，张之洞认为不外乎借洋债这个办法，外洋唯借款修铁路最为乐从，款巨息轻，可以本路作押，无须海关作保。铁路今日为自强首务，无论运兵运饷之便，即为富民筹饷计，亦以铁路为最大，朝廷既决意兴办，必宜就此统筹全局，将沪宁、粤汉、京张、陇海各路一齐勘绘估计，然后体察缓急，审时量力，次第举行。张之洞是甲午之后最热心铁路建设的大臣，他对铁路的期待和规划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11月6日，他报告朝廷，汉阳铁厂炼成钢轨，并造成快枪药弹，派员解京试验。这对朝廷来说，大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甲午战后的恢复重建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在甲午战后，对修筑铁路有着非常热情的，还有胡燏棻。12月6日，朝廷从督办军务王大臣请，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督修津芦铁路，并令集股筹办卢汉铁路，一切商办，官不与闻。上谕表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须举行。早一段时间已经令督办军务王大臣先将近畿一带先拟办法，当经该王大臣选派广西臬司胡燏棻前往查勘，兹据奏称，自天津起，循运河西岸迤逦而北，绕南苑以达卢沟桥，计二百一十六里，估需工料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并绘图贴说。著即派胡燏棻督率兴办，以专责成，所需经费由户部及北洋大臣合力筹拨。至由卢沟桥至汉口段干线一条，距离太长，经费亦巨，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筹。事归商办，一切盈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很显然，朝廷依然坚守商办的原则，只为兴办提供政策便利，并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大包大揽，滋生腐败。而且，这个宣示还告诉我们，清廷在铁路修建之初确实希望民间资本能够担当一定的责任，所以清政府后来发布铁路国有的政策，显然是对先前政策的根本颠覆，因而引起巨大政治震荡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正如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认识到的那样，修筑铁路在当年是最花钱的一项事情，怎样筹款是一件大事，到了年底，胡燏棻向朝廷提出一个向外国借款修筑津芦铁路的详细方案，后经朝廷批准予以尝试，这对近代中国重大工程项目利用外资起了先导作用，为后来中国大规模利用外国资本提供了经验。
在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中，都有开银行，改革币制，重建中国金融体制的主张，到了这年底，朝廷终于接受这项建议，同意仿照东西洋各国成例，详稽传统中国票号之法，开立银行，经理工商各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在当年有什么眉目，但确实是甲午战后维新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张之洞、胡燏棻等人都曾郑重建议朝廷注意发展工业，注意制造业。稍后，又有御史诸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旨交户部进行研究，提出方案。8月11日，户部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方案，以为各省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每年耗资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火。福建船厂每年需耗银子六十万两，铁甲巨舰仍不能自己制造；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年，耗费甚多，也没有见到什么效果。究其原因，户部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过去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官办，政府出资，政府管理，政府经营，结果也就只能这个样子。于是户部建议，各省新办的机器、制造等局要改变过去那些不成功的做法，一律按照西洋人的成例，改归商办，如此才能弊少利多，达到目的。
对于户部的方案和建议，皇上表示认同，以为制造船械，实为我清国自强要图，原有厂局，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根本原因大概也就是户部所分析的那样，就是因为官办官营，现在亟需对这种方式进行改变，新办的企业，一律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上谕宣布向国内资本及华侨开放这些新办企业，如有商人情愿承办，或愿接受政府原来的工厂，都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予以批准，同意他们或将旧有厂局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成，官为保护。这个政策调整表面上看并不复杂，实际上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的洋务政策至此终结，各种资本终于有机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了。
当然，这件事情后来也有反复，到了当年年底，浙江巡抚廖寿丰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以为招商承办局厂宜防流弊，军械不得令造，理由就是不利于国家安全，于是朝廷又根据这个报告对先前的政策有所更正，规定不准商厂制造军械，而商轮、机械及一切货物则准其集股建造，以拓商利而杜隐患。
与富国相伴的是强兵，所以甲午战后清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更是抓紧时机整顿军队，在裁撤那些无用绿营的同时，更希望练出一支或数支劲旅。
8月2日，皇上召见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命交督办军务王大臣差委。袁世凯有在朝鲜的丰富经历，现在将他调至督办军务处，显然是希望他能够担起训练陆军的任务。到了12月8日，朝廷正式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
说起这个新建陆军，其实还是德国人汉纳根1894年战争进行期间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议，汉纳根当时建议清政府以西方办法训练陆军十万人，持之以久，战事方可有望。根据汉纳根的建议，朝廷迅即诏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汉纳根在天津督办此事。其应练兵数，朝廷几经商议，决定先练十营计五千人，定名为“定武军”。
现在，汉纳根已经回国，而胡燏棻亦被朝廷调派负责督办津芦铁路的修筑工程，因而朝廷根据督办军务王大臣恭亲王等人建议，奏请调派袁世凯接办此项练兵事宜，并将所练之军更名为“新建陆军”。朝廷在宣布此项任命的上谕中强调，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洋办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时机，将成虚掷。现在朝廷筹饷非常困难，所以希望袁世凯能够体谅朝廷的难处，不要辜负朝廷的期望，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唯袁世凯是问。
当然，袁世凯后来并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他根据德国方法训练的新建陆军，没有多久就真的成为清军中最有力量的劲旅。
与袁世凯新建陆军相伴而行的，是张之洞在江南创办的新军即“自强军”，共两千人。这支新式军队创办于同年底，同样仿照德国营制，合步、马、炮、工兵为一军，同样由外国洋将负责训练，这支自强军与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新建陆军一起，被视为甲午战后中国军队完全步入现代化的开端。
在甲午战争中，海军损失最大，举三十年国力发展起来的北洋海军在顷刻之间全军覆没。战后，在是否重建海军问题上，有过一些争论，但从总的方面看，由于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以及中国人海洋意识的逐渐觉悟，许多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并不因为北洋海军失败而放弃海军建设，相反却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海军力量不如日本，所以在战后重建海军的呼声一再高涨。8月21日，朝廷就海军重建做出决定，并责成驻德、俄使臣许景澄尽快查询铁甲舰的价格、性能等相关问题，这显然是为重建海军做准备。
1895年很快就过去了，清政府在变法图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清政府许诺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来得及进行，诸如恤商、惠工，以及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立学堂等。
梦醒了吗
中国在被日本人打懵之后突然醒悟，觉得中国要想不挨打，就必须自我强大，于是在甲午战后很快进入一个革新的时代，恢复重建迅速展开。
然而，这个恢复重建在力度上非常有限，在方向上似乎更有问题。清政府的领导者既没有认真慎重对待孙中山的质疑与挑衅，也没有很好很认真地回答严复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深思严复关于中国怎样走上富强的构想，没有深思严复提出的“走进丛林”的问题。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政治改革、政治体制重建的建议，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主政者在1895年下半年也没有给予积极回应，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没听见，而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清政府在侥幸中庆幸，在庆幸中继续侥幸，相信奇迹，相信命运，相信物质的发展可能就是硬道理，就是不愿相信，一个良好的制度才是发展的保障。所以，清政府在恢复重建的同时，其实是在延续浑浑噩噩的迷梦，在一种朦胧困惑未醒的状态中随风飘摇随波而动。
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中国受列强欺负太久，或许是政府的宣传特别是悲情感染中国人太深，总之，进入近代的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有着某种别扭，总是无法淡然坦然面对这些不一样的同类，总是在孔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中打转，尽管纯粹的中国人久已不对满洲人怀有多少偏见了。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偏见与仇视由来已久，不过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些冲突还是相对比较缓和。战争结束后，民教冲突再起，在成都，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在寻获遗失幼童的时候，受到一些极端排外分子的煽动，于1895年夏天连续毁坏一些教堂和医院，遍及四川许多地方。
8月1日，在福建古田也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教民冲突，英国传教士向官府告密，举报斋教首领刘祥兴等准备抗税起事。刘祥兴等人是否有这种计划不得而知，但当他们获知传教士向官府举报的消息后，聚众焚毁英美教堂及传教士的住所多处，死伤多人。
四川教案、古田教案，自然激起列强的不满与抗议，法国公使连日来前往总理衙门咆哮不止，要求中国政府捉拿真凶，严惩凶手。
对这系列教案的发生，清政府始终都有自己的解释和对策，但这些解释和对策从来不被西方人接受。西方人认为，清政府的这些解释不仅不足以说明中国人反洋教的真相和原因，而且足以说明中国无法进步，无法真正步入维新时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缺少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清政府或者以受害者自居打悲情牌，或者暗中自觉或不自觉鼓励、煽动了中国人中本来就存在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
为了警告清政府，或者为了启发清政府中那些高官早日觉悟，西方国家在向清政府进行交涉的同时，也尽量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慢慢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西方传教士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其实就是期望化解乃至根本消除中国人中的敌意，将中国拉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发展轨道。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提摩太在四川、福建教案发生后，于1895年9月匆忙赶往北京进行交涉，他在那里拜访了正在赋闲的李鸿章，李鸿章能够认同李提摩太的判断，明白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症结就是上上下下都对西方充满着敌视，政府高官对西方各国怀恨在心，原因是他们驻北京公使总是仗势欺人，总是用强权压制中国，使中国屈服。中国的老百姓在政府的影响下，也对西方人充满仇视，他们虽然不明白中外之间的问题所在，不明白清政府才是中国落后不能前进的阻力，但是在政府不断宣传影响下，西方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妖魔化。
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告诉李提摩太，战后中国的情形稍微好些，清政府在被日本痛打一番之后似乎有所反省，有所改变，证据就是强学会主办的刊物能够转载传播广学会《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对于毕德格的介绍，李提摩太当然相信，他在与李鸿章的几次晤谈中也有越来越深的印象，李鸿章明白告诉李提摩太，中国问题的症结不需外求，不需多做论证，只有一点，那就是排外，中国如果不能从骨子里化解对外国人的敌视、仇视，中国就不可能真正有前途。李鸿章向李提摩太说了许多高官排外的例子，像吏部尚书徐桐反对朝廷大臣与外国人交往，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李鸿章认为，只要朝廷的大权还掌握在那些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读书人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那么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将中国拉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呢？李鸿章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治高层开始做起，只有政治高层认识清楚了中国才能变，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而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看，李鸿章认为真正能够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只有恭亲王奕。所以他建议李提摩太想法与恭亲王接近，想办法去影响恭亲王，相信恭亲王真正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处境后，一定会为中国选择一个理想的发展路径，因为他过去就曾这样做过。除了恭亲王，李鸿章认为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翁同龢，因为他在皇帝身边，他的影响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作用，如果翁同龢相信局势的危机性，有必要畅所欲言，那么就一定会深刻改变中国的进程。[13]
李鸿章的说法当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中国是否真的像他所说那样，等待着一个不世出的英雄豪杰来拯救呢？中国是否真的像李鸿章所说那样，只有走上世界一体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分彼此，才有希望，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呢？
对于这些疑问，我们不必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李鸿章的这些说法，是一个经历者的真切感受，中国之所以步履维艰，之所以到了近代被东西洋各国远远抛在后面，可能还有许多我们不太清楚的原因或文化密码。然而，对于我们的叙述来说，1895年这个转折年代，并没有将中国带上一个发展坦途，中国依旧在旧的轨道上艰难前行。
中国的那个长梦，或许在挨打之后开始觉醒，但是觉醒的程度非常有限，充其量只是一个初醒而已。
注释
[1]《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434页。
[2]《盛宣怀致翁同龢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438页。
[3]《盛宣怀致李鸿章函》，《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三》下，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郑孝胥日记》卷一，492页。
[5]《康南海自编年谱》，28页。
[6]谢俊美：《翁同龢传》，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7]陶模：《培养人才疏》，《戊戌变法》卷二，276页。
[8]《郑孝胥日记》卷一，503页。
[9]《变法自强疏》，《戊戌变法》卷二，290页。该疏题注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即6月23日至7月21日间，或许在张之洞的奏折之后。
[10]《康南海自编年谱》，28页。
[11]《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卷四，166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9年。
[12]《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刘坤一遗集》，8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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