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老蒋”的17岁“连长”

    到了1947年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节节胜利，东北战场的局势开始出现巨大变化。在后方稳定的形势下，东影厂着手筹备拍摄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这个时候的于洋也长成了魁伟、健壮，阳光帅气的小伙子。因此导演伊琳一下就选中17岁的于洋饰演片中高大英俊的连长。

    《留下他打老蒋》虽然只是东影厂根据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改编的短故事片，但这是处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拍摄的第一部故事影片，也是于洋走上革命道路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因此，无论是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史，还是对电影艺术家于洋，《留下他打老蒋》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得知自己在《留下他打老蒋》中扮演主要角色连长，于洋既高兴又激动，他下决心一定要尽全力演好这个角色。他深知，这是自己第一次拍摄革命电影，只有刻苦努力，才能在中国革命电影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第一次参加中国红色电影的拍摄，于洋也得到了领导和老演员的支持和帮助。为了让于洋演好连长，陈波儿把部队发给她的警卫佩带的匣子枪亲自放到于洋手中，并且对他说：“这是人物需要的枪，子弹给你几粒，不能乱动，影片拍完要全部归还。”

    夸上真枪的于洋一下来了精神，他像一个真正的连长一样整日枪不离身，既威风又神气，似乎完全融入了影片的角色之中。

    老演员陈强告诉他，要想演好这个角色，生活中就应该像个连长的样子。导演伊琳则亲自为于洋示范、纠正姿势，教他行军礼……这一切，都让17岁的于洋深深感到一种对中国革命电影的使命感，而不像以前，拍电影只是为了生活，为挣钱吃饭。

    于洋扮演的连长这个时候的于洋虽没有学过表演，但是带着一种责任感。凭借刻苦努力，用生活、土改工作实践中得来的朴实、忠诚的感情，于洋把一个从贫苦农民成长起来的东北民主联军一个连长的角色，化为真实的表情和动作而再现于银幕之上。按照电影人的评价，这个时候于洋的表演是一种纯朴、原始的状态，还不懂得真正地理解角色。但对于洋来说，17岁的“连长”无疑是他真正的电影生涯的良好开端。

    1948年2月，《留下他打老蒋》终于在解放区放映，影片中生动表现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情节，让战争时期的军队战士和广大群众受到了极大鼓舞，而于洋的表演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中国共产党人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无疑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一抹特殊的光彩，而17岁的“连长”也成为中国电影艺术家于洋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个角色。

    2.预备党员与文化干事

    与此同时，于洋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在不断提高。他最难忘的，是在拍摄《留下他打老蒋》期间的一件大事。那一天是1947年12月2日，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通过了于洋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又增加了一名年轻有为的文艺战士，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于洋从此更加昂首挺胸、阔步前进。从最初担任东影厂毛泽东思想青年团总支副主任开始，于洋一直是青年团的领导者之一。在毛泽东思想青年团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历程中，于洋更发展了一大批导演、演员及工作人员成为东影厂第一批青年团员。

    而对待艺术处生活干事的工作，于洋同样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为了掌握好大家的作息时间，于洋总是早早起床为大家吹响起床哨，接着带领大家锻炼身体，把艺术处的作息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个时候，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大战在即的形势下，东影决定派出部分同志到部队中去，一方面是深入生活搞创作，一方面也为迎接解放后长春电影厂的接收工作做好准备。

    于洋被分配到了东北炮兵司令部二团团部担任文化干事，看过《留下他打老蒋》的团长和战士十分喜爱这个生活中真实的年轻的“连长”，当上文化教员的于洋也很快就和全团战士打成了一片。他教战士识字，教他们唱歌，组织连队歌咏比赛。他积极参加连队诉苦整军的运动，在战士们回忆辛酸往事的控诉声中，于洋更是泪流满面。他已完全把自己置身于连队之中。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终于打响。在连队工作得有声有色的于洋也奉命回到东影厂。历经革命风雨、千锤百炼的于洋，在迎来胜利的炮火中，终于成长为一名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而参加土改和亲临部队前线的真实工作和生活，更为他日后的艺术道路积累了宝贵的艺术创作源泉。

    3.新中国银幕第一“桥”

    1948年10月下旬，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开始筹备拍摄。该片内容主要表现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东北某钢厂工人为支援前线忘我劳动，抢修松花江铁桥的动人故事。影片创作人员大部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于洋在片中扮演的是主要角色之一青年炼钢工人吴一竹。

    由于在《留下他打老蒋》中的出色表演，于洋获得了很多老同志的夸奖，特别是老演员陈强，不但称赞他演得好，还经常像老大哥一样关心和鼓励他。而《桥》的导演王滨，更是耐心启发、精心培养于洋，让获益匪浅的于洋一直视王滨为良师益友。

    影片开拍之前，于洋和演员们一起到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车辆厂深入生活。为了尽早熟悉工人，导演王滨让于洋脱下军装，换上工人的衣服。换了衣服的于洋一把一把地抓着虱子，最后没办法只好用火烤。但他仍然坚持穿着工人的衣服，看着于洋这样认真，导演很高兴。为了解真正的炼钢工人，于洋又顶着钢炉的隆隆巨响和千度高温钢水溅出的钢花，和工人们一起在炼钢炉前干活。因此王滨导演很满意地说：“你看于洋还像个演员吗？他已经和工人分不开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桥》的摄制组除了少数几个人参加过电影的拍摄，大多数人都是从老区来的同志，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没有看过电影，几乎可以说是“电影盲”。这无疑让导演王滨肩负的重任更加艰巨。

    但是导演王滨早已把工作安排好，他首先为体验生活归来的每一个同志发了油印剧本，接着就把一块大黑板挂在树上，开始给全体演员讲剧本。一周后，剧本讲完了，王滨又开始引导演员走入下一步。即要求演员谈出对剧本的理解，分析人物关系，研究人物性格，写出角色的自传。

    在当时的环境下，导演王滨的这些工作方法不但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手法，而且无疑对《桥》的所有演员都起到了巨大的启蒙教育作用。而于洋更是在王滨导演的启发下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王滨也是山东人，他很喜欢这个和他一样性格直爽敢说

    于洋在《桥》中扮演的吴一竹敢做的小同乡。除了指导于洋写出角色的人物自传外，他更耐心细致地启发于洋的表演。这个时候的于洋，年轻有为、精力充沛，急需表演知识和技能，可说是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对学习的渴望。在王滨导演的引导下，于洋几乎是一点就透。他很快就懂得了什么是艺术创作，也知道了一个演员有时必须要做到很多才能演好角色。

    为了让于洋演好《桥》的主人公吴一竹，王滨对于洋说：“吴一竹就是你这样的，你不要故意去表演。小积极分子，懵头懵脑的，愣头青。我分镜头就按你这个样子分的。”在导演的启发下，于洋在镜头前轻松、自然，成功地把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炼钢工人的形象塑造于银幕之上。这除了于洋有拍片经历外，更主要的是王滨导演引导他卸掉了包袱，使他做到不是卖力气地去演这个角色，而是在生活、感情上和角色达到了相通和共鸣。

    因此也可以说，在《桥》中塑造人物的成功，得益于生活中的于洋在思想、感情、性格与片中人物几乎完全相符，18岁的于洋基本上是本色表演，还没有达到更多的艺术创作。但这时的于洋已经从被动拍电影转变到有主动的创作意识，他开始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在艺术修养和专业创作的道路上，这个时期的于洋已经迈开步伐。而王滨导演给予他的电影专业经验的传授，更给他日后在电影表演和导演的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1949年4月中旬，拍摄完毕的《桥》送审到北平，中央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恩来在接见主创人员时说：“你们拍了一部很好的影片，电影拍的很有气势！”导演王滨很谦虚地说这部影片还没有拍好，整个还比较粗糙，周恩来立刻说：“不不，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电影啊！”

    5月1日，《桥》在南京、上海等所有获得解放的地区公映，新中国银幕诞生的第一部红色电影立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赏。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的拍摄还有一个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为后来的红色电影的摄制道路确立了一套具有鲜明的共产党特色的完整创作程序。按照这个程序，每拍一部电影，首先从导演到演员都要深入生活，依照剧本提供的规定情景寻找相似的环境生活。就像于洋在拍摄《桥》的期间深入到钢铁厂体验生活一样。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组织摄制组全体人员反复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目的是充分体会和掌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电影《桥》所确立的这一套创作程序，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刻迅速成为全国各个摄制组必须遵守的制度并延续至今。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4.与《中华女儿》比英勇

    不久，刚刚拍摄完《桥》的于洋又接受了《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于洋出演片中为掩护撤退的抗联女战士而英勇牺牲的抗联战士张勇，影片导演为我国著名导演凌子风。该片主要讲述了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与日寇顽强战斗，在子弹打光后砸碎枪支，一起并肩投牡丹江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

    按照创作程序，于洋和摄制组全体人员一起来到当年抗日联军经常出没的镜泊湖畔深入生活。他们去东北烈士纪念馆采访，也听老抗联战士和老百姓讲抗联战士在冰天雪地的老林子里和日寇英勇作战的感人事迹。体验生活的于洋被深深打动，他整理完片中人物小传的案头工作，就向摄制组表示了决心：“今天拍的虽然是电影，我们不能像这些抗联英雄一样勇敢战斗，但是我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顽强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把影片拍好。”

    于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随后的拍摄过程中，于洋真的经历了两次“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历险，而每次他都做到了像自己表决心时说的那样，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完成了拍摄任务。

    第一次拍摄经历的险情，是于洋扮演的张勇把炸药放到桥垛子上点燃后翻身跳入江中的镜头。由于外景地江水浅，无法拍摄真实的跳江镜头。摄制组就回到厂里在运动场上搭了一个七八米高的桥座，在桥座底下又挖了一个大坑，里面铺上些稻草和秫秸，以保护演员跳下时不受伤。这样，加上大坑的深度，于洋下跳的距离就足有10米了，因而到底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都是未知数，为防万一，导演特别把救护车叫到片场待命。

    但是等待拍摄的于洋却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危险，他只想着像片中的抗联英雄们那样英勇地跳下去，完成拍摄任务。于是导演一声令下，只见于洋转身往下一跳，随后就趴在大坑里一动不动了。摄制组的人立刻呼啦啦围过来，把于洋从坑里拉上来紧急抢救。

    好一会儿，于洋才慢慢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拍了没有？”原来，大坑里的稻草和秫秸是头一天铺上的，东北天气冷，一宿的功夫就冻的和地面一样邦邦硬了。于洋奋力一跳带来的巨大冲击使他的身子顺势蹲下，结果膝盖一下撞到脸上，人就立刻撞晕了。这一次于洋虽然受伤历险，但大家都看到了于洋的勇敢和坚强。

    《中华女儿》中的英勇战士影片中还有一个张勇为掩护八女撤退阻击日寇，用最后留下的一个手榴弹与包围上来的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场面，想不到拍摄这一组镜头时，于洋又经历了一次险些献出生命的历险。

    为了拍出爆炸的真实效果，特技人员在于洋身边埋了4两黄色炸药，但是当时这4两黄色炸药到底有多大威力谁都不清楚。拍摄时，所有的人都躲在一个保护罩里，连摄影机也被包好，只露出一个镜头，卫生员和担架也全都做好了安排。这样，唯一没有做任何保护的于洋就完全被裸露在危险之中了。现场气氛虽然非常紧张，于洋却没有丝毫胆怯。他只觉得，抗联战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都不怕死，我们拍电影不过就是几两炸药，有什么可怕的？

    然而4两黄色炸药的威力确实不小，随着爆炸的一声巨响，被震得离地两尺多高的于洋不仅立刻昏了过去，还满脸全都是血。众人急忙围过去，只见大量的鲜血从于洋的眼睛、耳朵、口中渗出。这一下大家吓坏了，都以为于洋牺牲了。卫生员立刻进行抢救，过了几分钟，于洋终于醒过来了。第一句话他还是问：“拍了没有？”看到重伤的于洋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拍电影，大家都深深感动了。

    不管怎样，于洋的两次负伤，都可说是拍片中的严重事故。因此，在后来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电影《中华女儿》在拍摄中于洋跳桥和挨炸的负伤情况被作为典型事例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过于洋对此倒没有多想什么，在他的心目中，拍电影时就应该一切听从导演的安排，拍战争戏受点伤不算什么，这是学习抗联英雄应该做的。

    5.都是英勇惹的祸

    年轻的于洋朝气蓬勃、敢想敢干，关键时刻又表现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因此参加革命队伍以后不断成长，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毕竟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凭着勇敢和一股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冲劲，有时难免就会做出一些冒了头的事，甚至会出“事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当时于洋的年轻和英勇惹的祸。在战争的年代，年轻的于洋为此没少挨批评，甚至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因此而几次得不到转正。

    于洋第一次做“冒了头”的事，是在《桥》的拍摄之余搭布景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在雪地里摔跤，最后一个绰号叫“老牛”的朝鲜族小伙子小李摔倒了所有对手。这自然是件很荣耀的事，于是“老牛”很得意地向周围人说：“你们谁还来？”这一下，一向不服软的于洋坐不住了，他终于忍不住走到小李跟前。

    虽然体魄健壮的“老牛”还要大上于洋几岁，但是于洋一点也不慌张。因为他练过武术，有一把摔跤的功夫，另外刚才他已经看出，“老牛”虽然力气大，却不灵活。果然俩人一交手，于洋就趁着对方发力时“借力打力”，没用几下就把“老牛”狠狠摔在了地上。这下轮上于洋得意了，他冲着小李说：“老牛，起来！”

    可是“老牛”起不来了，只见他满脸煞白，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淌了下来。大家立刻把他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折了3根肋骨。原来，他们摔跤的地方很狭窄，又堆着搭布景的木材，因此被于洋摔倒的“老牛”一下摔倒在板凳上就动不了了。

    小李住了院，于洋也挨了狠批，厂里把于洋除了青年团副书记以外所任各职全部撤销。更让于洋没有想到的是，党支部决定将他的预备党员转正期延长。这无疑是对于洋最大的打击，他几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想起摔断肋骨的同事还住在医院里，于洋心里更是过意不去，他把几个月攒下的25元津贴，全都用来买了苹果、梨和土糖块，去医院看望小李，向他连连道歉。小李倒是没有在意，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把我这牛给摔了，你是西班牙斗牛士呀！”

    把同事的肋骨摔断了，预备党员转正期也延长了，年轻的于洋心里充满了愧疚，从这以后，于洋再也不和别人摔跤了。

    一年过去了，接受教训的于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志们都说于洋有了很大进步。想不到没过多久又出了一件事，只因为年轻的于洋又是英勇过了头。这一次是在镜泊湖边摄制组居住的一个老乡家。因为当地背靠一座林深叶茂的大山，所以老乡们总是提醒他们说：“到了晚上这里经常有狼、野猪还有熊瞎子出来，你们可要小心。”

    于洋听了，不但一点不害怕，反而挺高兴。他和李百万都带着卡宾枪，正找不着地方练手儿呢！真要是能打着一只野兽，既过了枪瘾，又能给摄制组改善伙食，岂不是件美事？打这以后，于洋心里老是惦记着打野兽的事。

    终于有一天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一个刚刚开完会的场记慌慌张张地跑来敲门对他们告警说：“山上狗熊下来了！”于洋和李百万立刻来了精神，透过窗户，他们看到在老乡家的柴火垛边上有个黑影在晃动。李百万觉得这大概就是狗熊，就冲着黑影打了一枪。想不到这一声黑夜的枪响吓得卧在窗户旁的母牛“呼”地一下蹿了起来，于洋只觉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扑了上来，心想，狗熊真的来了，接着就一梭子打了过去，黑东西立刻倒地毙命。

    两个年轻人高兴地拿着手电跑了出去，跑到跟前一照，忽然发现狗熊脖子上的毛有一块是白色，再一照，还有两只犄角，坏了，原来于洋射出的一梭子把房东家的母牛打死了。

    年轻好胜的于洋又惹祸了，摄制组先给房东赔了牛钱，接着就把于洋的演员组组长的职务撤销了。想不到努力了半天还是出事了，于洋真是郁闷极了。

    不久到了中秋节，心情郁闷的于洋和葛存壮几个人喝起了酒。不想这次喝酒又差点惹出事。原来几个人喝得兴起，一直喝到了夜里12点，酒都喝光了，于是他们就连夜去小铺买酒。半夜的敲门声吓得店主以为来了强盗，他哆哆嗦嗦地开了门，直到认出是于洋和葛存壮来才放下心。可是他们半夜三更到小铺买酒的事还是让领导知道了，不用问，于洋又挨批评了。

    从摔伤同事的肋骨，到打死老乡家的母牛，又到喝酒到半夜，于洋挨了领导的严厉批评，预备党员转正的事也没了着落。想来想去，都是英勇惹的祸。

    6.与杨静走进《革命姻缘》

    1950年，刚刚走下《中华女儿》的于洋又接受了新片《革命姻缘》的拍摄任务。这是于洋拍摄的第一部感情戏的电影，也正是在这部影片中，于洋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妻子杨静。

    杨静也叫德勒格尔玛，是一个容貌俏丽、又非常有表演才华的蒙古族女孩。18岁那年，一心向往革命的杨静走出家乡考入了东北军政大学女生队。上学期间，因为和同学一起编写并主演话剧《奔向光明》而轰动军政大学。结果毕业时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军大总校文工团，原本一心考医大立志为家乡科尔沁草原行医的杨静，只得服从命令，背上背包，含着眼泪走进文工团。新中国成立后，年轻有为的杨静走进了刚刚建厂的北京电影制片厂。

    这个时候的于洋已经是东影演员科的甲级演员，他同时还是演员科的生活干事，再加上平时于洋总是喜欢围着一个高领毛脖套，脚上穿着一双缴获来的日本军用皮靴，更显得健壮英武、成熟稳重。

    而年轻漂亮的杨静也被东影导演严恭经过细腻严格的审视后选中扮演《革命姻缘》的女主角陈桂英。同样英俊靓丽、同样朝气蓬勃的两个年轻人一起走进了《革命姻缘》，也从此开始了他们从相识到相爱，成为终身伴侣共同走进新中国电影的革命文艺历程。

    按照创作程序，影片开拍之前，于洋带领全体演员来到吉林市胶合县青龙镇二龙屯体验生活。演员们白天顶着数九寒天干农活儿，晚上在小煤油灯下，坐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大家结合着各自角色的历史分析，谈论体会、找差距。

    于洋扮演的是片中女主角陈桂英的未婚夫杨德志，因此无论是拍戏时对台词和听取意见，还是在戏外的生活中为培养角色间的感情而互相以角色身份称呼，于洋和杨静不仅有许多交流扮演角色体会的机会，彼此间也更加了解。

    他们一起在三九天铲粪堆，一起坐在老乡的炕头分吃一块白薯。他们共同商讨对角色的分析和设计，交流的话题从角色又谈到了各自的身世，还有他们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爱情的看法……这时他们才发现，两人不仅看法相同，连身世和经历都相似。他们同样率真热情、性格豪爽，同样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蒙古族姑娘和山东小伙子两颗年轻的心一起激烈跳动。

    《革命姻缘》终于获得成功，这份成绩里，有于洋和杨静的出色表演，更有他们细腻真诚的交流和默契的真情。

    1950年9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此《革命姻缘》改名为《卫国保家》正式公映，影片立刻受到极大关注。杨静也成了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

    但是两个彼此喜爱的年轻人却不得不经历着一次次的分别。《革命姻缘》还没拍完，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来函借调于洋拍摄《走向新中国》，杨静虽然也要回到北影，但是他们的任务不同，两个年轻人暂时分别了。

    在《卫国保家》中与杨静分饰男女主人公

    不久，杨静跟随于蓝带领的北影文艺工作队到朝鲜体验生活，再往后，于洋拍完片回长春了，虽然几经分别，但两个年轻人的心却从没有分开……

    7.与蓝马的友谊

    在《走向新中国》的拍摄中，于洋结识了著名的老演员蓝马。在这个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老艺术家身上，于洋学到了很多创作和表演的新东西。因此于洋曾回忆说：“在我的艺术人生里，蓝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的创作是轻松的，快乐的，不是那么费劲，让你感到他像玩儿似的每天给角色增添色彩，最终你会发现他创作的人物完整地站在你面前了——他的角色诞生了。”

    在《走向新中国》中，蓝马扮演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工程师，于洋扮演的是青年工人小刘，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谢添，也出任片中总经理的角色。开拍前，导演吴天对于洋说：“你这个角色跟《桥》里的吴一竹不一样，这是一个有点小经验的炼钢组长和有技术的工人……你要多向蓝马同志学习。”

    听了导演的话，于洋很受启发，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对老演员还不太了解，有些人把他们看成旧艺人，有些人甚至还对他们有偏见。但是通过和蓝马、谢添等老演员的接触，于洋觉得他们待人既热情又真挚，尤其是在创作和表演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蓝马的创作习惯就与众不同，剧本拿到手后，蓝马不是象大多演员那样写人物小传之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简称斯氏）的一套程序，也没有象于洋那样对剧中人物各个阶段思想发展脉络进行分析，而是在剧本上分别写着“此处穿灰西装”、“这里要注意戴眼镜”、“此处不要过分进入”、“此处我要发怒”、“这里我要穿长袍”、“此处站起来，扑过去”……

    这是于洋第一次看见演员还有这样做案头准备的，他感到很新鲜。可是蓝马很平静地告诉他：“这很要紧，否则前后接不上就要命了。”

    于洋还看到，在熟悉剧本的过程中，蓝马总是在不断地找感觉。他常常自己一个人面对着墙壁练习，有时站着发愣，有时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嘴里还阵阵有词。忽然就动一下，象跳大神儿似的突然来了精神，不时地伸伸胳膊腿，反复琢磨、练习。于洋一边向他讨教，一边也学着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角色的动作。他和蓝马边说边动，调整对角色的认识，也用动作使角色活了起来。于洋还看到，谢添也和蓝马一样，常常自己一个人带动作背台词。他的这种方法也是找人物的感觉。

    在与蓝马不断地研讨、排练中，于洋终于体会到，自己确立的一套斯氏体系的表演理念，是把人物和剧情做显微镜外科手术式的分析，这种方法只有把过程分析透，才能找到结果。但是分析出来的内容很多，有的很有用，有的却要拐几个弯才能表现出来。而蓝马的创作就比较快，因为他只有表演这个结果，只要把切身感受的东西直接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两种表演方法各有千秋，关键在于自己适合哪一种。

    比如在拍一场与蓝马交锋的戏，于洋在之前为角色分析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蓝马却是只字未写，在现场他完全跟着感觉走，而他的感觉也十分准确，现场发挥的台词也十分感人。经过类似多次的排练实践，于洋终于体会到，现场的即兴发挥反而丰富了他原来设想的不足，交流中产生了新的刺激，有时会与演员事先设计好的想法有区别甚至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与蓝马在一起，于洋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和蓝马、谢添的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当时的环境影响下，一些老区来的同志对于洋就产生了看法，他们认为于洋和国统区来的老演员来往密切，参加革命队伍多年的于洋变了。这样，于洋的入党问题又被“搁浅”了。

    虽然如此，于洋却始终视蓝马为最有才华的演员和最好的朋友，他与蓝马一直保持着几十年的友谊。对此，于洋的儿子于晓阳曾撰文做了如下回忆：……而往这楼道里跑得最多的是蓝马，蓝马伯伯是我父亲的好友，也是奶奶的座上客。从我记事起到他逝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烦恼之事。每一次他到家里来，都给我们带来一连串的快乐。尤其是他和我父亲之间一天到晚捅来逗去，说着一些小孩子听不懂的事。

    蓝马最爱吃我奶奶做的炸酱面，……每年开春，他都要跑到家里吃奶奶的春饼。随着他各种各样夸张和滑稽的表情，家里是一片笑声……

    “四人帮”打倒了，我看到了“解放”的电影，我开始认识蓝马伯伯了，正如父亲反复说过的：“可惜呀，蓝马是个好演员。”

    8.从《革命姻缘》到《结婚》

    也许是巧合，一部《革命姻缘》让于洋与杨静由相识到相爱。而接下来的一部电影《结婚》，虽然只是杨静出任女主角，但是这个喜庆的“结婚”两个字却不仅让暂时分别的于洋和杨静再度重逢，更让他们喜结良缘，完成了生活中真实版的结婚。

    那是在1952年的深秋，一转眼，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已经分别了一年多。这一天，在河北农村体验生活的杨静正在地里收割豆子，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杨静！我来接你到长影结婚！”杨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革命姻缘》的导演严恭又选中杨静出演长影新片《结婚》的女主角杨小青。

    3天后，分别了1年多的于洋和杨静终于在初冬的长春相见了。严冬的寒冷阻挡不住相爱人的彼此思念，于洋把一条白绒绒的兔毛围巾给心爱的姑娘披在肩上。纯真、火热的爱情温暖着两个年轻人的心，也驱走了东北大地呼啸的寒风……

    于洋与妻子杨静1953年7月1日，于洋和杨静在长春举办了婚礼。选择在党的生日结婚，是他们俩的共同决定，也表示了他们永远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一辈子为中国革命电影奋斗的心志。办喜事的那天，《结婚》剧组刚刚停机，于洋也走出长影故事片《葡萄熟了的时候》不久。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于洋布置新房贴上大红喜字，长影工会主席葛存壮主持婚礼。导演严恭则成为当仁不让的第一号嘉宾，想当初，是严恭导演的《革命姻缘》，使这一对年轻人相爱。后来又是严恭导演的《结婚》，促成了于洋和杨静的姻缘。也可能当时选中杨静出任《革命姻缘》女主角的导演严恭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两个年轻人的“月下老人”，但不得不说，于洋和杨静能够步入婚姻殿堂，严恭导演“功不可没”。

    不久，由原来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及北京电影学校一、二班的演员一百多人共同组成的、隶属文化部电影局的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成立，于洋和杨静都成为这个剧团的演员。于洋担任了剧团一个组的组长，他们刚刚结婚的新家也安置在剧团分给的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

    新家简单又朴素，除了结婚时杨静用全部积蓄买的一套俄式鸭绒方枕和一对俄式桃花被套摆在一个双人床上外，再加上一张办公桌和一个书架，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充实的。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由于组织机构健全，各级领导又尽职尽责，剧团不仅经常有演出活动，而且非常重视培养青年演员。除了邀请陈卓猷为演员们讲表演课外，还请来著名的曹禺、冯雪峰等为大家上文学课。因此，演员的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整个演员剧团更是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9.在《山间铃响马帮来》

    春节过后，于洋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他被上海电影制片厂借调去拍片，杨静也当上了准妈妈。虽然十分惦念有孕在身的妻子，但是为了工作，于洋还是收拾好行装，在火车长笛的鸣响中，踏上了奔往上海的行程。

    由于《山间铃响马帮来》和《伟大的起点》两个摄制组都相中了于洋，所以到了上海以后，上影厂才确定于洋到《山间铃响马帮来》剧组出任男主角苗族青年黛乌。这是一部反映党和政府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保边安民，痛击国民党残匪的故事。影片的编剧和导演是著名的白桦和王为一。演员的阵容更是强大，既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的大明星范雪朋、刘琼、孙景璐，也有冯奇、牛犇、仲星火、程之、张乾、梁山等中青年著名演员，于洋担任演员组组长。

    摄制组很快就从上海出发奔赴外景地昆明，经过一周火车、汽车的轮换搭乘，终于到了祖国大西南昆明。第一次从北方来到云南的于洋更是觉得像是来到天边一样遥远。但这不过是第一站，他们在昆明只是和文工团的同志集中在一起过军事生活，听报告谈体会，为的是了解边疆地区苗族人民的社会情况，另外就是要掌握好党的民族政策。因此演员们第二站深入苗家寨体验生活才更遥远也更艰苦。

    从昆明到开元还可以乘火车，但再往前就只能搭马帮过金沙江，然后再穿过原始森林才能到达金平管辖区的尤家坪寨。由于走进原始森林就断了路，大家就开始每日在深山老林里徒步行军70多里，十多天的路程，其艰苦可想而知。

    于洋虽然16岁就参加部队早已习惯了行军拉练，但走了两天山路，脚就打起了泡。不过这些苦对一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于洋来说，确实不在话下。剧组刚刚进寨，于洋就打起赤脚，和当地苗家人一起干活、一起赶街。为了解苗家人风俗，他和女主演孙景璐夜晚和苗家青年一起坐在篝火旁，看他们唱歌跳舞，看他们如何谈恋爱。他还硬着头皮吃下了带着鸡毛的鸡头，因为那是苗家人给最尊敬人的礼遇。

    半个月的深入苗寨生活结束后，演员们回到昆明开始做案头工作。按照导演的要求，大家要在5天内写出人物小传，然后一起研究讨论。对于这个创作程序，拍过几部电影的于洋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但是由于当时处于解放初期，一些老演员的创作方法各有不同，有些人不喜欢为角色写自传的方法，也有的演员不会用这种方法，还有的人认为给角色写自传没用。

    于洋则认为，为角色写自传是演员理解人物、塑造人物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因此，通过对人物家史的梳理，对人物的发展可以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对于表演还是有帮助的。

    于洋出演的苗族青年黛乌

    比如片中有一场戏是男主角黛乌去救被匪徒李三挟持的女主角蓝蒡，双方展开搏斗，黛乌最后一刀劈了李三。实拍时，因为事先“功课”做的细，对角色理解的到位，于洋很快就入了戏。只见他感情激动，眼珠子瞪得通红，额头沁出了汗珠，追打过去冲着土匪李三横劈一刀，眼见着树叶就劈了下来，真是从灵魂到身体全都进入了角色。镜头拍完后，虽然把那个扮演土匪的老演员吓得够呛，但拍得真实可信，导演非常满意。

    这就是对待艺术执著创作的一个真实的于洋，因此更让我们看到，于洋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电影艺术家，亦绝非偶然。

    工作中的于洋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因而在《山间铃响马帮来》拍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更多的是看到老演员们身上的优点。特别是老演员刘琼和孙景璐，从以前银幕的公子小姐到这次塑造的劳动大众形象，他们的创作都在进行着艰苦的艺术转型。虽然他们都是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享誉大陆和中国香港的演员，但是他们不但积极热情深入苗寨体验生活，而且认真学习撰写人物传记的创作方法，对待角色的塑造也是兢兢业业，更让大家看到他们努力跟上新时代步伐的真诚愿望。

    于洋虽然是一名来自解放区历经考验的红色演员，但是他不以“革命”自居，工作中虚心向老演员们学习，生活中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这正是于洋正直、坦诚、豁达的为人和性格，也是生活中真实的于洋。

    10.亲历实战的《怒海轻骑》

    拍摄《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期间，于洋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喜讯，女儿于静江出生了。“静江”是他和杨静早就商量好，用两个人名字各取一个字而得。于洋回到北京时，咿呀学语的小静江已经快1岁了。虽然第一次见到女儿得到的只是女儿充满戒备的目光，却挡不住于洋初为人父的喜悦。

    只不过一家三口欢乐的团聚刚刚3天，于洋又匆匆启程奔赴长春了。因为在《山间铃响马帮来》后期还没有结束时，于洋就接到了去长影拍摄《怒海轻骑》的任务，当时长影已经一连发了好几封电报催他去长春。

    《怒海轻骑》是一部反映我人民海军解放卧鱼山岛的故事影片，也是对我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现代主体战役——一江山岛战役的再现。影片导演是王滨、汤晓丹，郭允泰扮演李大队长，于洋扮演中队长林志远。这是于洋第一次在银幕中出演人民海军。

    告别妻女离开北京的于洋很快就从长春来到浙江海门的东海舰队体验生活。海门距离一江山岛大约20多海里，于洋每天都和海军战士一起在飞速急驶的鱼雷快艇与汹涌澎湃的海涛中疾行，在随炮艇出海的巡逻中，随时可以到着远处还没有解放的一江山岛国民党兵不时打过来的炮声。

    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入了解人民海军战士的好机会，于洋凭借他一贯的坚强和英勇，很快就突破了晕船难关，适应了海上生活。同时于洋更以他的真诚和坦荡与海军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难得的经历，也为于洋塑造一个军人在战前的心理状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拍摄《怒海轻骑》与以往拍片最不同的是，在深入东海舰队体验生活即将结束时，于洋亲身经历了我人民解放军攻打一江山岛的战斗。无论是一江山岛炮火连天的激烈战场，还是战士流血牺牲的惨烈悲壮，都让于洋终生难忘。

    那是在东海舰队体验生活一个月后，部队接到了我人民解放军即将攻打一江山岛战斗的命令。于是在那天的凌晨，于洋即和所有演员转移到前线指挥部的一个石洞里。8点整，随着一阵巨大的飞机轰鸣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打响了。这一天是1955年1月18日。

    很快，亲临前沿阵地的于洋就看到远处的一江山岛已是炮火连天，整个海岛已被飞机投下的炸弹激起的浓浓烟雾遮蔽。10点钟，地面部队乘船登岛开始实施攻击。由于一江山岛岸边陡峭形成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因此这场战斗不仅异常激烈，也使很多人民解放军战士为此而流血牺牲。亲临战斗前沿的于洋不仅目睹了激烈的战斗，更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

    当天下午4点，解放军登陆部队占领了岛上所有制高点，19日2时前，岛上所有残敌全部肃清，一江山岛终于获得解放。下午，登陆舰拉载着伤员和牺牲战友的遗体从岛上回来了。于洋立刻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他和郭允泰一起抬起一个受伤的战士，走在后面的于洋忽然发现，战士的身体越抬越长，仔细一看，战士从腰部起中间骨头已全都被打断，人也早就牺牲了。

    于洋的心颤抖了，而此时整个码头仍在忙碌而紧张地抢救伤员，悲痛的于洋顾不上擦掉眼中的泪水，坚持着一步一步抬着担架向前走。受伤的战士还在不断地撤下来，如此血染的战场，如此的激烈悲壮，于洋虽然曾经历过战争，但眼前这样大面积伤亡的血战，仍然让于洋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他被战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感染，更对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们充满了崇敬。一个鲜活的革命战士的角色形象在脑海中树立起来了，这是于洋在深入生活中一次最难忘的体验。

    经历了一江山岛的战斗后，《怒海轻骑》在青岛海军基地外景地开始拍摄。带着亲历战斗的感受和对革命战士的敬佩，于洋深深地走入到情境和角色中，只见他激动异常，眼睛里冒出火一样的光芒，在于洋的努力下，一个英勇的海军中队长林志远诞生了。

    影片拍完后，大家对于洋的评价是：林志远的出场虽不多，但是于洋在有限的场景中，展示了入戏快、爆发力强的特点，特别是表现出较强的情感驾驭能力。

    《怒海轻骑》让于洋亲历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也让于洋在艺术表演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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