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妻并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建设一步步走向正轨，社会主义祖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样的形势下，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提高中国电影艺术水平，文化部从各电影厂和文艺单位选拔了一批创作人员和优秀的青年演员陆续送到前苏联学习。接着又聘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来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学校进行讲学。

    在这批集中了导演、表演、摄影和制片等苏联专家的主持下，学制两年的电影导演、演员、摄影和制片管理等4个专修班终于成立。与此同时，面向中国各电影厂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艺术水平的人员进入专修班学习的招生工作也开始进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教育事业正在朝着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变。

    不久，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北京电影学校升格为专门培养电影各专业高等人才的北京电影学院。得知北京电影学院开办专修班消息的于洋和杨静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们实在是太渴望学习和提高了。特别是于洋，平时他就最羡慕那些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因为自己中学没念完就参加革命，行军打仗，参加土改，几乎没有时间学习。这些年来虽然电影拍了不少，也接触到一些艺术家，触及到了各类表演理念。但于洋觉得自己最需要的就是稳定地坐下来，认真学习专业的东西，总结以往的表演，通过学习得到提高。

    他们的考学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杨静立刻投入到考试的准备中。而于洋在《怒海轻骑》的戏还没有拍完，他只得随身带着学习材料，利用拍戏的间隙抓紧时间学习。但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的门槛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迈进的。在主办单位给考生们列出复习范围的书目单子中，既有但丁的《神曲》及莎士比亚、莫里哀、别林斯基等外国作家的世界名著，也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考试项目更是涵盖了口试表演小品、朗诵诗歌，笔试文艺理论考试及写政治经济学论文等一系列丰富的内容。

    但这些丝毫拦不住立志求学、渴望提高的两个年轻人的执着追求。杨静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而于洋在完成了《怒海轻骑》的任务返回北京时，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的招生考试已接近尾声，但是他仍然全力以赴、充满信心地奔赴考场。

    1955年8月的一天，上午9点半，于洋准时走进专修班考场。毕竟是正规的艺术殿堂考试，只见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导演、摄影、舞蹈等各个艺术类的专家总计十多个人，他们坐成一排，十几双审视的目光齐刷刷地盯住了坐在考场正中间的于洋。

    虽然已经出演了不少电影，在国内也已成为有名气的演员，但在这样威严阵势的考场前，于洋仍然不免有些紧张，更何况，他已知道，在他的前面有些人就因为考试没通过，已经被电影学院拒之大门外。

    但真金是不怕火来炼的，于洋毕竟是经过锤炼的有才华的演员，在诸位专家面前，于洋很快就控制好情绪，准备表演他事先背好的诗朗诵。但没想到专家却给他出了个即兴表演小品的考题。即：“有个同学跟你借了一本书，他很久没有还你，今天你到他的宿舍来找这本书，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下一步该做什么，你来表演。”

    经过一番思索，于洋是这样表演的：他先敲门，再进屋，发现没人。看看手表，坐着等了一会儿，待会儿又看看窗外，心想，怎么还不回来？等了半天想给同学留个纸条，又一想，还是等等看。等待中无意看到书架，走过去翻翻，看到了这本书。他写个纸条想把书拿走，可拿着书走到门口，又觉得这样不好，于是转回头，把书又原封不动放回。再写一个条子：我来你不在，看到这本书要用，或者我来拿，或者你给我送过来。

    于洋的表演立刻得到了专家的掌声并且给了他非常认可的评语：“很好，我就看你怎么办，你要拿走书很不道德，你最终不拿走是对的。”接下来，于洋表演了一个“救火”的小品后，又跟着专家弹钢琴的音乐节奏编故事、唱了苏联歌曲《炮兵进行曲》、《三个战友》，朗诵了尤利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寓言《乌鸦与狐狸》以及参加政治文化考试等，整个成绩都不错。最后苏联专家的评价是：“像这样的演员不收还收什么样的演员哪？他的反应很快，思想认识正确，没什么考虑的。”

    凭着执著和实力，于洋终于在北京电影学院考场即将关门的时刻，考进学院专修班。双双考入高等学府的夫妻俩十分兴奋，于洋的母亲更是高兴地承担了照顾小静江和家务的重任。从此，于洋和杨静背上书包，开始了正规学习的学院生活。

    2.在专修班

    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的学制虽然只有两年，却要学完莫斯科大学表演系本科4年的全部课程，因此学员们不仅所学科目广泛、有深度，而且课程紧张、学习强度大。对于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的于洋和杨静这一批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做小学生的演员们来说，这一切都激励着他们更加努力刻苦学习。

    学院为专修班安排的教学也非常正规，不单请来了苏联专家卡赞斯基亲自担任表演班的主课教师，还专门聘请了班主任和辅导员，为的是按苏联专家的要求，辅导学员们复习排练。因此，不管是老演员胡朋、陈强，还是小一辈的于洋和杨静以及更年轻些的小字辈，这些分别来自上影、北影及长影的老中青演员们，每天都是6点起床，7点出操，8点开始上课。他们从舞蹈和音乐课学起，开始接受正规的表演系本科教育。

    学院开设了西方文学和苏联文学史以及戏剧名著阅读欣赏课，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高尔基，到萧伯纳、易卜生，从《第十二夜》、《奥赛罗》，到《娜拉》、《夜店》等等，还有大量的中国古典名著，演员们都进行了大范围的学习和赏析。此外，学院还请来了著名学者冯雪峰讲授中国文学史，请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秀讲授莎翁四大戏剧和四大悲剧，请李健吾讲莫里哀的喜剧。学员们还观看了20世纪30到40年代的左翼电影代表作品《渔光曲》、《风云儿女》、《春蚕》等，这种教学，无疑让学员们的文化素养得到了很大提高。

    对于专修班来说，它的教学目的就是为培养演员正确认识、掌握、运用斯氏的科学方法去创作角色。因此，在演员们学习的所有课程中，系统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理论课就最为重要。

    专修班的主课教师卡赞斯基是一位有独特教学方法的专家，他不仅曾经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作过，而且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卡赞斯基教授在讲课时，虽然有一本油印的讲义，但是他在课堂上既不发给学生，也不照着讲义给大家讲解。这种讲课形式让学生“别无选择”地集中精力听讲，专心做笔记。于洋认为，卡赞斯基的教学方法，对于大部分取得一定成绩或者崭露头角的学员们来说，必定是沉下心来踏实学习的最好方式。

    3.从单人小品开始

    从专业的角度讲，学员掌握了斯氏理论和表演方法后，还必须在表演实践中实现。因为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认识和理解。而对于演员来说，实践的方法就是从做个人小品开始。

    个人小品即是单人小品。在专家看来，个人小品是演员从自我走进角色的重要步骤，是斯氏体系中掌握表演元素的最初、也是最重要阶段。因此，苏联专家要求所有学员一律从基本元素——个人小品做起。

    小品的表现内容简单，只是通过无实物徒手动作表现出人物的动作目的和主题思想。因此专家要求学员从自我出发，不要扮演角色。这个要求对年轻演员来说领悟就比较快，杨静的小品是“磨镣铐”，她用一系列磨损镣铐的动作，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狱中准备越狱逃生的思想和行为，这个不是扮演角色纯“自我”表现的小品让苏联专家比较满意。但是一些演过多年电影的老演员就容易带着“戏”演小品，这样的小品自然不会得到专家的认可。

    于洋认识到，这是专家有意将学员们已有的刻板、概念化的表演方法克服掉，树立新的表演观念。这种表演就是要求演员在舞台上或镜头前不能有杂念，要真看、真干，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这样对演员在舞台上专注地生活在规定情境之中完成自己动作的训练，在专业上被称为是锻炼演员“公开的孤独”的能力。

    领悟到这一点的于洋，他的小品“炼钢”，自然也就因与众不同而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准备好了后，于洋拿起个麻袋往腰上一围，就成了炼钢工人，只见他一会儿铲煤向钢炉里扔，一会儿观察钢水颜色，一直到钢水流出，冶炼成功，终于出色完成小品的表演。因为于洋在拍摄《桥》和《走向新中国》曾亲身体验过炼钢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所以无论是他的炼钢动作，还是在观察钢水情况时怕发生意外表现出的焦急、忧虑神态，都表演得真实可信，用专家的话说就是他的小品既敢于大胆选择又敢于大胆“公开孤独”。

    《炼钢》演完了，专家给打出了高分，并且讲评说：“我通过他的动作，看出他是在炼钢炉前，并且看出他是个熟练的炼钢工人……他非常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对象上。演员在舞台上，只有自己相信了，才能感染别人！”

    还有在“课前十分钟”的即兴小品演出中，于洋也得到了专家的夸赞。这种小品经常是在学员们刚刚坐好准备上课时，专家就会突然对大家说：“用你们最有特征的动作，让我相信你们是哪一种动物或哪种植物。”专家布置这样的课题，目的就是锻炼学员们抓取动物特征的技能。

    于洋很快理解到，专家是要求大家不要模仿动物实体上的东西，而是寻找其精神状态和特征，也就是动作性格特征。于是他一上台就先找到自己是一匹奔腾的烈马的感觉，只见台上的于洋嘴里怒吼，两手前伸挥舞，脚到处乱踢，让人无法靠近，活脱脱一匹抬起前蹄直立起来的烈马。直让台下的专家卡赞斯基连连喊出了“哈拉硕（好）！”

    4.喜剧表演天赋

    专修班单人小品的学习和表演很快进入到多人小品，意指两个人以上的小品。多人小品与单人小品的不同点在于，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容纳两人以上的故事情节，而在创作情节的过程中，对学员们相互间的交流适应，共同演绎人物性格以及艺术构思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在专家卡赞斯基的指导下，于洋构思并和大家一起出演了不少小品。对于这些多人小品，于洋不但适应比较快，而且他还认识到，专家的这种大浪淘沙式的排练大量小品，非常锻炼学员的独创能力，倘若一个学员能够想出和表演50到100多个同一内容却不同表现的小品，那么最后留在舞台上的，一定是最好的。

    虽然有些学员认为这种小品练习是浪费时间，但于洋却比较认同，他认为演员应该有灵性，有想象力，就是俗话说的灵气。就象铃铛，清风吹过就会发出铃声，也应该象钢琴的琴键一样，手指轻弹旋律即响。

    这个时期，于洋创作和演出的小品《苹果》、《拔牙》、《父与子》、《茶馆》等都受到了专家的称赞，而他的单人小品《炼钢》更是每次都是外宾观摩的“保留节目”。在这些小品的构思和演出的过程中，于洋不仅发挥出了充分的想象力，更显露出他具有的喜剧表演天赋。

    这其中最富有喜剧色彩的代表作品即是《拔牙》和《父与子》。《拔牙》是于洋亲自构思设计并主演的多人小品，主要表现的是，于洋饰演的牙医为一个牙疼的老人拔牙，费了很大力气却把好牙拔下来的故事。由于构思巧妙，所以无论是医生手拿如斧子般大的手术钳走向病人，还是病人害怕不肯撒开捂着腮帮子的手以及医生助理和病人的儿子使劲按住病人的手，医生挥起大钳子夹住病人的牙玩命摇晃，一直到助手帮忙四只手上下左右转着圈用力拔掉牙时才发现拔错了等，这一连串的表演虽夸张，但情节简单而滑稽，不失为一部具有浓厚喜剧味道的小品。

    《父与子》则表现了3个各怀心事的儿子在父亲去世之前如何图谋父亲财产，丑态百出的情景。于洋在小品中表演的儿子同样生动形象，获得好评。在这两部讽刺小品中，于洋的表演不仅获得了成功，更让人们看到他天生具有的喜剧表演天赋。

    一年专修班的学业即将结束时，于洋光荣地再次成为预备党员。自从憾失第一次预备党员资格后，几年来于洋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政治思想日趋成熟。当年那个“猛冲猛打”、“无比英勇”的愣头青年已经成长为新中国的一名积极向上、有才华的青年演员。

    5.舞台上的反派角色

    一转眼，于洋和杨静已是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的二年级学生。这时他们的专业科目又增加了排练中外名剧片段的内容。这是学员们的表演迈向又一个台阶的开始。

    专家在排练中首先给学员的思路指出两个方向，即了解全剧和寻找自己扮演人物的动作要追求什么。这样的思路，也就是日后演员们在拍电影做案头工作时所要寻找的人物的贯穿动作和最高任务的问题。

    在教学方面，卡赞斯基则采取了他一贯的启发式方法。比如他从不直接教给学员应该怎样做，而是在很细致地讲完戏后，充分发挥学员的想象力和主动性，只在关键部分进行点拨。他也从不做示范动作，只是引导学生做正确的选择。有的时候一个动作或者是一句台词甚至可以让学员们做几十遍，直到找对了，他才说：“你才明白你在做什么。”

    很显然，卡赞斯基的这种教学几乎是一种磨难的训练，但却让学员们的表演水平大大提高，于洋更是把专家的这一段教学铭记在心中。

    于洋选择的第一部名剧片段是莎士比亚的名著《奥赛罗》。和以往一贯充满阳光、英俊潇洒的角色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次专家挑选于洋出演《奥赛罗》中直接导致奥赛罗杀妻的罪魁祸首、阴险狡诈的埃格。虽然这是专家看中了于洋表演水平的潜力，但对于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于洋不仅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角色，而且充满阴谋与邪恶的埃格更是和自己一向真情质朴的正面形象不符。他不但要分析埃格为什么是个坏人，还要深究奥赛罗杀妻的内在动机。因此，出演埃格这一角色，于洋下了很大的工夫。而这样做，则正符合了专家的教学目的，即了解全剧和寻找自己扮演的人物的动作要追求什么，同时也解开了人物的贯穿动作和最高任务的问题。

    于洋在《奥赛罗》片段中的表演更让专家相信于洋潜在的表演力，于是在莎士比亚的另一部喜剧名著《第十二夜》片段中，又分给于洋出演陶拜爵士，这个角色虽然不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仍是一个和于洋的外在形象与曾经扮演的角色都相差甚远的舞台形象。

    专家在排练中仍然使用小品引路的方法，要求每位学员先设计自己的出场动作。于洋为陶拜的出场设计了十几个动作，有管家背着陶拜出场的，也有醉醺醺踉跄而来的。总之，仅仅为了一个陶拜出场的动作，于洋就绞尽了脑汁，用尽了各种方法。

    而专家对于学员设计的动作如果不满意，只是简单的否定，不会直接告诉你应该怎样做才是对的，或者是对你提出很具体的问题，这是为了鼓励学员开动脑筋，发挥主动创作精神。比如于洋设计的陶拜醉醺醺出场的动作，上场前于洋还真喝了点酒，为的是找到感觉动作更逼真。想不到专家为此对于洋开始提问，比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喝的是红酒还是白酒？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把于洋问得不知如何回答，一直到最后，于洋唱着歌，又蹦又跳地出了场，专家终于说：“这才是最适合人物性格的出场动作。”

    此后于洋还在话剧舞台饰演过《仇敌》中的农场主扎哈尔，《林冲夜奔》中的陆迁等。这些不同角色的创作，不仅让于洋很快提高了表演水平，也更拓宽了他的戏路。特别是对于洋逐渐形成的激情豪迈、大开大阖的表演风格更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这一时期在话剧舞台显露锋芒的于洋，喜剧角色和反派角色样样都胜任，可说是表演功力强，戏路宽广。然而或许是于洋天生朝气俊朗的外在形象太深入人心，他在日后电影表演的道路上，塑造的银幕角色全都是正面的英雄形象。这也使得于洋游刃有余地创作喜剧角色和反派角色的才艺始终没能在电影胶片上得以展示，对于一个中国电影艺术家来说，这也许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了。

    6.难忘的毕业大戏

    很快到了1957年，这一年专修班学员们即将毕业，北京电影学院和专家决定，排练两部戏剧名作，作为学员们的毕业汇报演出剧目，在首都公演。检验学员们两年来学习成果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专家卡赞斯基根据学员们在前一段排练名作片段练习时对各个剧目的熟悉情况，最后选定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和苏联大文豪高尔基的《仇敌》。挑选这两部戏的原因，是卡赞斯基认为，除了在名作片段排练中学员们吃的较透以外，主要还是两部剧各自的不同特色。《第十二夜》是表现14世纪英国宫廷生活的著名喜剧，而且原来就在广场演出，这样可以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演出时做不同的处理，也给创作人员留有充分的想象和发挥的余地。

    而《仇敌》则是一部正剧，它展现的是20世纪初俄国改朝换代时期剧烈动荡的社会风貌，表现了农场主和工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又对当时的一切非常熟悉的卡赞斯基来说，导演这部戏也是得心应手。另外，专家选择这样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名剧，对学员们演技的提高无疑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和提高。

    于洋在《第十二夜》中出演他曾演过片段的陶拜爵士，杨静则一人挑起了莎白斯馨和薇欧拉兄妹两个角色，这也让杨静成了中国话剧舞台上第一个同时担当两个角色的女演员。而于洋同时还在《仇敌》中主演农场主扎哈尔。夫妻二人同时各自出演两个角色，可说是难得的巧合。更让我们看到，走出学院专修班的于洋和杨静，已经成长为具有表演实力的共和国新一代青年演员。

    由于在两部大戏中饰演的是两个性格迥异的角色，因而于洋在排练中特别注意人物的刻画，尤其是对农场主扎哈尔，于洋更是下足了功夫。从每天早上起床开始，于洋就先要想一想扎哈尔早上干什么，到了舞台现场，就要找旧时俄国的生活礼节，如怎样喝咖啡，怎么行见面礼等等。

    为了两台毕业大戏，于洋也把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舞台。从布景设计到灯光照明，他都会出谋划策、主动帮忙，几个屏风让于洋一摆弄，舞台上立刻就有了一些莎士比亚广场戏的味道。于洋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敬业精神让专家十分看好他的实力，在《第十二夜》排练后期，卡赞斯基亲自指定于洋参加导演组，这无疑也是给了即将走出学院大门的于洋一个全面的肯定。

    6月，经过艰苦排练的两部大戏《第十二夜》和《仇敌》终于在北京举办的亚洲电影节开幕期间隆重推出。公演后的两部大戏都获得了成功。《仇敌》在人民剧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接连演出十几场。看了演出的陈毅副总理鼓励他们说：“通过你们的演出，我们了解了那个社会，了解了高尔基。”

    《第十二夜》更是因为在首都剧场和青年宫剧场连演数十场而轰动京城。让于洋和杨静最难忘的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不但亲自和外宾一起观看了《第十二夜》的演出，还亲切于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大戏《第十二夜》中的造型地与演员们交流、合影留念。总理拍着于洋化妆的假肚子连声说：“辛苦了，不容易啊！”接着，总理又握着杨静的手，夸奖她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演得好。当总理得知杨静是蒙古族演员时，更热情鼓励她为少数民族人民演好戏。

    几十年后，周恩来总理和《第十二夜》全体演员合影的大幅照片依然陈列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教室里。虽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当年两部大戏的演出盛况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仍然让他们终生难忘，那是他们曾经走过辉煌和幸福岁月的留痕。

    1957年的仲夏，带着优异的毕业成绩，于洋走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临别时，卡赞斯基给于洋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就应该在大海里航行！”从此，在中国电影同人的队伍中，于洋又多了一个名字：于大船。

    于洋毕业了，大船终于扬起风帆，即将开始在银色的海洋里扬帆航行。踌躇满志的于洋在中国革命电影的道路上，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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