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出国门与搞“四清”的“肖队长”

    1965年春天，经历了文艺界群众性的文艺整风运动后的于洋，随同以长影副厂长苏云为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于洋虽然从未踏上过这个地处南亚千岛之国的土地，但那里的人民对于洋并不陌生。他们早已从当地放映过的《水上春秋》、《飞跃天险》、《革命家庭》等影片中熟悉了于洋的面孔。

    同年秋天，于洋又参加了由胡朋、冯毅夫、岳林等人组成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了古巴和苏联。这一年间的两次走出国门，既是于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66年的17年中全部的出访，也是于洋这一段时间繁忙工作的一抹光彩。

    于洋在1965年整个一年的时间里，大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大浪淘沙》的拍摄中。在《大浪淘沙》的修改期间，于洋又接受了拍摄影片《并驾齐驱》的任务。该片主要讲述的是，某铁路局一个落后和一个先进两个司机，在“满载超500公里”的多拉快跑运动中展开竞赛，后来落后司机赶超了先进司机的故事。

    于洋在片中饰演一名落后工人，这不由让他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大戏小戏，还是主角配角，于洋一直演的是英雄人物，这回首次演一个落后人物，也算是一次改变艺术创作的尝试。

    这年的冬天，《并驾齐驱》摄制组来到绥化出外景。于洋则来到哈尔滨铁路局拜一位司机为师，一头扎在火车头驾驶室里跟着师傅跑绥化到哈尔滨的专线，没有多久，于洋不但把火车开得有模有样，也和师傅成了保持友谊至今40多年的朋友。

    《并驾齐驱》拍摄了近一个月后，拿出部分样片在铁路局放映征求大家意见。大概是于洋以往的银幕英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铁路局的领导和群众看过样片后全都说“于洋演得不好”。后来于洋又在和当地机务段的联欢会上为大家表演了由他导演的独幕话剧《三月三》，于洋出演了剧中一个匪连长，演出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可是演出完后，党委书记带着司机们在座谈会上对于洋说：“你演的这个匪连长很卖力，吹胡子瞪眼的，可是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于洋吗？你以后不能演这样的角色，我们不答应！”

    虽然于洋一直为自己没能在银幕上塑造出一个反面角色而觉得有些遗憾，但这一次，这位党委书记的话，却让于洋体会到：“演员有局限性，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演，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不久，《并驾齐驱》摄制组决定在创作上进行大的改动，于是很多人分到了即将去农村搞“四清”的工作队，摄制组人员就地解散，返回北京。刚刚拍摄了三分之一的《并驾齐驱》最后无果而终。

    1966年1月23日正是阴历大年初三，于洋跟随以北影党委副书记吴小佩任副大队长的“四清”工作队登上火车，奔赴河北邢台。此次一同出发的还有电影局、中影公司等文化系统人员总计400余人，可谓一个庞大的“四清”工作队。

    到达邢台集中3天学习后，于洋被分配到离抗日老根据地将军庙不远的浆水公社，担任浆水大队第四小队工作组组长，而当地县里的一位处长只担任了副组长。这样的安排，自然是源于当时于洋的地位和名气。这个时候的于洋是北影厂艺术委员会成员，演员剧团艺术领导小组成员，加之于洋早年参加革命，搞过土改，可说早已是业绩突出、名声在外了。

    而于洋在当地老百姓间的知名度就更大了。虽说浆水大队第四小队是个地处半山腰、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农村，可是那时中国电影发行工作做得很好，农村放映队隔上一阵子就要到村里给村民们放上一场电影。于洋虽然是赶了一天的路，一直到夜里11点多才摸黑进了村，可是一见面就被村干部认出了“他就是搞土改的肖队长”。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搞土改的肖队长来咱村搞‘四清’了！”就早已传遍了整个小山村。

    而于洋也不愧为村民们眼中的“肖队长”，一踏上浆水村的土地，他就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搞土改的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带领工作队员像当年参加土改工作时一样，与农民同生活、同劳动、同学习，去老乡家吃派饭。

    除了清查干部的工作，为村里训练民兵也是于洋的主要工作之一。早上下地前，于洋要给民兵上课，讲解军事要领，晚上组织民兵文艺活动，气氛搞得很活跃。在于洋和工作组的主持下，选出了新的民兵队长。

    在于洋的努力下，浆水大队第四小队的“四清”工作正在平稳开展。

    2.暴风雨来临

    远在河北小山村搞“四清”的于洋还没有想到，此时的北京城已经从北京大学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浪潮。受此影响，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影厂在创作生产上也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6月中旬，由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北影。于是，北影厂800多名职工原先的编制全部被打乱。他们按照艺术、技术、生产、行政和剧团分成5片，各片选出“文革”领导小组，再选出以工人为主的11人为厂领导小组。从此，北影厂就开始了组织群众对“黑帮”与“走资派”的揭发和批判斗争。

    1966年7月3日，根据北影厂的命令，奔赴邢台的“四清”工作队全部返回北京。火车上，于洋仍然以“干部起带头作用”的标准要求自己，带头为车厢扫地、洒水，给工作队的队员们倒水、准备食物。可是他却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火车里的气氛已与离开北京来邢台时大不一样了，原来彼此十分热情客气的同事们这时不但没有跟着一起干活，反而是眉头紧锁、满脸寒霜，整个是一副不屑一顾、冷漠相对的样子。

    身临此境的于洋虽然还在用力地用拖把擦地，心里也难免打起鼓来。回来之前，他已听说北京城里有人已给揪了出来，被贴了大字报。北影厂的领导也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了。虽然不知自己回到北京后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但是看到车厢里工作队员们一反常态的静默，于洋的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不祥之感。

    果然，火车一到前门站，“造反派”就把于洋等“知名”演员和几位厂领导、导演同“革命群众”甄别开来，拉上了北影的大轿车。

    大轿车开出前门火车站，工作队员们看到，北京的大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沿途的商店、房屋，到处是大字报和标语。

    大轿车开到北影演员剧团门口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于洋正在为紧闭的大门前空无一人纳闷儿时，大门随着司机连连按响的喇叭声慢慢打开了，只见从大门到排练间只留出了一条窄窄的小夹道，两边则全都站满了人。最前边的是一脸兴奋的革命群众，后边的则是一帮所谓有“问题”的艺术创作人员。从他们躲在人后的静默不语和一个个畏缩的眼神中，于洋感觉到，这些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果然，于洋他们一下车就遭到了“暴风骤雨”般的质问。但是，曾经进过敌人监狱、走过枪林弹雨的于洋没有丝毫胆怯，他据理力争，让“造反派”一时哑口无言。最后还是军代表出面给制止了。

    接着于洋等人被拉到第二排练室，他看到了“于洋反革命罪行100例”的长条幅从屋顶一直垂落在地上。一个原来做布景的工人趾高气昂地向他们宣布：“你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许乱说乱动，只许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不许串联，每天早上七点来上班，每天都要汇报。”

    于洋意识到，一场暴风雨来临了。

    从此，于洋开始经历了一段被批判、斗争，劳动改造的岁月，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让于洋历经磨难，也成为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人生道路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到了10月，北影的运动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红卫兵造反派批斗“黑帮”的大会不见了，大院里“黑帮”们劳动改造的队伍旁也没有了看押的红卫兵。原来，造反派的内部已经产生了分裂，北影厂的“文革”领导小组散了架，厂内的红卫兵组织也随之完全解体。

    在几派“群众组织”“三足鼎立”的形势下，北影厂斗争的主要目标自然是转移了大方向。从运动开始一直处在最前沿被批斗的“黑帮”们，此时已不再是主角。忙于争斗的两派组织再也无暇顾及他们，“黑帮”们虽不至于挺胸抬头，但终于可以直直腰，喘喘气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此时的“黑帮”们过上了“坐山观虎斗”的“休闲”日子。

    于洋也慢慢尝试着走出北影厂，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虽然有时被人认出来后就赶紧往家跑，但比起运动初期整天挨斗的日子，自是改变了不少。

    3.逆境中的真情

    比起前一阵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于洋和妻子杨静的日子似乎安稳了一些。然而随着北影厂两派越来越激烈的争斗，运动的浪潮又一次向他们袭来，只不过这一次袭击目标直接指向了杨静。

    那是在4月的一天，这天上午，杨静陪着于洋来到二龙路医院准备接受痔疮手术。自从运动开始后，无论是于洋最先被揪出，还是夫妻同台遭受批斗，杨静始终默默地鼓励、支持着于洋。这次于洋做手术，杨静更是一步不离左右。从打麻药开始，杨静就在一旁开始给于洋打气。

    没有想到回家的第二天，杨静就被“造反派”抓走了。

    眼睁睁地看着杨静走出家门，无法起床的于洋只能侧起身子冲着门外大声喊：“杨静，你要挺住，有我啊！”

    走在楼道里的杨静心头一热，这一句话就足够了。这是自运动以来，他们夫妻之间的默契，不需要很多，只要一个眼神，或是短短的一句话，他们就会感到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在那一段非常的岁月里，夫妻俩一直心心相通，不离不弃，挽手并肩共同直面应对岁月的风云。

    杨静被抓走了，筒子楼里的邻居们也都惊醒了。大家对“造反派”无视国法私自抓人都十分气愤。而于洋和杨静的一双儿女静江和晓阳更是表现得无畏和坚强。姐弟俩勇敢地走出家门，和一个支持他们的年轻人一起满大街贴标语。他们在标语上写到：“我爸爸妈妈不是反革命！”从北影厂一直贴到了北京卫戍区。

    和爸爸妈妈的互相支持鼓励一样，静江和晓阳姐弟俩也是从运动初起就是坚定的“保爹保妈派”，这是身处逆境中的于洋最难忘的真情。

    3天后，杨静抓住机会跑回了家。一连串遭受的打击让于洋产生了一种“归隐”的心思，他打算在运动结束后，就回山东老家，带上母亲、老婆孩子一起种地去。自己刚刚36岁，还有一把子力气，说什么也不干电影了！下辈子也不能干，就当农民！这是当时逆境中的于洋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于洋终于把母亲和一双儿女送上了火车，他们将在到达天津后，再从海上坐船回山东老家。送走家人的于洋似乎一下轻松了许多，他经历了风雨，也见了世面，更认清了自己不是反革命，革命立场也更加坚定。

    不久，“造反派”又来抓人，杨静跳窗逃到科学教育电影厂的一位朋友家躲了起来。他们没有抓到杨静，就把于洋堵在家里，开始搜查，一通乱翻。于洋压着怒火大声责问到：“中央已经颁布了不许武斗的布告，你们怎么还乱抓人？”

    他们没有想到于洋竟会这样理直气壮，一个领头的说：“你再敢说一句！”

    于洋立刻大声说：“你今天还敢带人抓人，你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想不到那个头头竟冲过来，照着于洋就扇了一个耳光。于洋气得脸色煞白，他一下跳起来怒喊道：“你别和我耍流氓！”

    那个头头气焰嚣张地又冲着于洋扇过来一个耳光。于洋的愤怒和一腔热血全都涌上心头，他一边怒喊着：“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一边控制不住地猛冲上去。几个人立刻围了上去，就势牢牢按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那个头头上前又接连打了于洋几个耳光。

    鲜血顺着于洋的嘴角流了出来，满脸立时血肿起来。于洋猛然甩开按住他的大汉，昂起头高声呼喝道：“你今天打了我8个嘴巴子，你打我800个，我要是眨一眨眼，我不是我娘养的！我是山东人，光明磊落！我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你们哪一个是？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有本事你打呀！”

    刚才还很张狂的一伙人此时竟面面相觑，无人吭气，他们被于洋的勇敢无畏、正气凛然震住了！

    于洋气愤得已经咬破了嘴唇，他轻蔑地看着这伙人说：“论动手的话，我让你仨，你们将来没有好果子吃，你们没有好下场！”于洋激愤地一拳拍在了桌上的玻璃板上，玻璃板立刻被震碎成一条条细长的小块，噼里啪啦撒了一地。于洋的手也受了伤，鲜血染红了手掌。他却没有感到疼痛，仍然举起手指着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无法无天，到这时候了，还想抓人，还敢打人！你们这群流氓！”

    于洋口气坚定，句句说得掷地有声，直把那几个人说得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没再吭一声就走了。于洋才不管这一套，他一直追到楼道里，运足了底气对着那伙人高喊：“你们记住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这些流氓，今天你们打了我，把我家的东西抄了，拿了一包东西，你们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抄家，中央文件都出来了，你们还在搞武斗，你们是什么组织？你们将来要给我道歉！”

    这就是于洋，一个在逆境中仍然无所畏惧，敢于反抗的共产党员，一个有着铮铮铁骨的硬汉。

    造反派走了，整个屋子已经被他们翻了个底朝天。于洋坐在桌旁，他的脸肿起来老高，嘴角流出的血已经凝固了，手上还在流血，此时心中的气愤已盖过了肉体的疼痛。忽然屋门被轻轻地推开了，隔壁的一个老太太悄悄地过来说：“于洋同志啊，他们打疼你了吧？你还好吗？”

    老太太的一句关怀，立刻让刚才还和造反派针锋相对、斗争到底的山东汉子流下了热泪，他被这股亲人般的真情感动，更不后悔自己的反抗和斗争。

    到了晚上，趁着天黑，于洋悄悄地来到杨静藏身的科影，与杨静见面后，他们即连夜奔到广安门火车站乘火车转移到了天津。深夜的海河边，伴着大海的波涛，夫妻二人思绪万千。斟酌再三，于洋决定先让杨静去东北姐姐家暂避风头，日后有机会，两人都会回到山东老家，一家人团聚。

    天津一别，杨静去了东北，于洋回到北京。不久，北影厂也随着社会上的各派斗争闹得四分五裂，于洋干脆回到了山东老家。虽然老家也不安生，早年参加革命的二哥此时因为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遭到批斗，但是二哥在村里有威望，对二哥知根知底的乡亲们根本不相信他是走资派。对于洋，乡亲们就更没的说了，因为全县就出了一个于洋这样给家乡人民长足了脸、闻名全国的电影明星。

    不久杨静也从东北回来了，于家人终于在胶东大地的双庙于家村大团圆了。平日里二嫂带着孩子们和于洋、杨静一起下地干活，有时间于洋也和母亲坐下来拉拉家常，远离了城市的纷乱，一家人苦中有乐，可说是一段难得的田园生活。

    京城里各派争斗的热闹场面已经看不见，家乡给予于洋的只有亲切和温暖，逆境中的于洋又一次体会到了人间的真情。这一切似乎更让于洋铁下心来留在老家种地当农民了……

    4.回到北京

    1968年的下半年，由解放军和北京针织厂等几个工厂的工人共同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北影，他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北影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久，在军、工宣队的主持下，北影厂实现了各派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了由各派组织代表参加的“大联委”。

    “大联委”成立后，马上开始给不在厂内的各职工发出通知，命令他们一律回厂参加“清队”运动。远在胶东大地的于洋也接到了回厂参加运动的电报，全家人商议后，于洋把母亲和一双儿女留在了老家，和杨静一同回到了北影。

    此时的北影厂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已经对全厂实行了军事化管制。职工分编成几个连队，全部集中到厂内特技棚里居住，一周只能回家一次，于洋被分到三连，全连住在制景车间的那座大工棚里，大家把被子铺在木地板上，几十人挤在一起睡觉。这样的军事制度在北影一直延续了五六年。

    比起两年前运动初期的情景，北影大院已相对平静了许多。由于“清队”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而于洋15岁即参加革命，历史清楚，因此无人“打扰”，每天只是学习、劳动，负责烧锅炉。

    但这个时候的于洋心中仍然是不安的，因为按当时不成文的惯例，凡是在解放前曾经被捕入狱的人都有“叛徒”的嫌疑。而于洋在国民党侵入长春时，也曾被抓入监狱。这在当时就得算是一大污点，真要是被审问起来遇到不讲理的，那是无法说清的。

    好在军宣队一直没有提起，而且不久于洋又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军、工宣队组织的专案组。于洋的工资也恢复了，看到形势逐渐稳定，于洋把母亲和儿女接回了北京，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辆自行车。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被造反派查抄破坏的家又恢复了元气。

    随着心情的放松，于洋乐观、顽皮的性格也不由自主地显露出来。《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王澍睡觉时总爱打呼噜，一打起呼噜经常吵得一屋子人都睡不好觉。一天午休，于洋悄悄用黑鞋油把睡着的王澍抹成了大熊猫眼，一直到起床铃声响起，王澍才觉出眼睛不对劲，他吓得立刻大喊起来：“怎么回事？”这下把一直等着看热闹的全工棚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虽然事后军宣队那个一脸冰冷严肃的小战士将于洋一顿好尅，但于洋的乐观却感染了大家，为当时工棚里单调枯燥的军事化生活增添了一抹欢乐。

    一转眼，到了1969年5月，一年前进驻的军、工宣队撤出了北影厂，新的军宣队和新调整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印染厂组成的工宣队共同进驻了北影厂。此前一直被审查的杨静也终于获得自由，虽然是被派去烧锅炉，但于洋一家总算是回到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一家五口在北京团聚

    “清队”仍然是新的军、工宣队的主要任务，只不过，这个时候斗争的烽火似乎已经远离了于洋，他已经不再去挖防空洞，而是加入了宣传组，平日里他刻字印刷《北影简报》，报道大家的学习情况、好人好事，或者出黑板报，像个记者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受到如此的“重大信任”，于洋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慢慢和军宣队员混熟了，他们有很多人都看过于洋的电影，有时就会说一些知心话，于洋终于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天于洋在小酒馆里买东西，一个军宣队代表把他叫到一边，悄悄对他说：“我告诉你啊，你的材料不错。我们去长春调查过你了，到了第七分局（即当年于洋被抓的局），看了审讯你的口供和一些关于你的材料，证明你当年没有乱说，国民党特务一直盯着你，他在材料上写着：‘近查姓于的八路崽子去向不明’。这是红材料啊，这对你有好处。当然，这次调查也不限你一个人，凡是有这种情况的，都要去调查。”

    于洋听了，心中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放下包袱，彻底轻松了。

    5.第四届人大代表

    不久，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北影厂的绝大多数人员都下放到了位于北京郊区大兴黄村天堂河农场的北影“五七”干校。由于种种原因，原本要到湖北围湖垦荒的北影厂改到离京城只有几十里路的大兴黄村，这让北影人觉得十分幸运。因此，尽管是要去农村战天斗地，尽管很多人家中老的、小的需要照顾，但是北影上上下下无一人提出困难，大家想方设法安排好家中事务，齐刷刷地走进了北影厂“五七”大军的队伍。

    1970年1月的一天，于洋和北影厂的20多人一起被军宣队指令打前站，他们从京北的北太平庄出发，骑上自行车直接向南奔往大兴。于洋正当年富力强，身体又不错，心中一股强烈的好胜心油然升起，他双腿用力脚下快登，一路遥遥领骑。在于洋的感染下，打前站的队伍一直气氛活跃，大家你追我赶，3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到了。

    大家看到的是几排破旧房屋，周围的环境则是脏乱不堪，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这里原来叫天宫院农场，曾经是公安部的一所劳改农场。于洋和大家走进屋子，屋内的景象同样是一片破败，除了一排排的光板通铺外，就是厚厚的尘土和蜘蛛网。

    接下来大家开始动手收拾屋子，打扫院子，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整个干校终于见了点模样。除夕之夜，于洋和大家就留在了原来的天宫院农场，用放鞭炮这唯一的娱乐迎来了又一年的春节。

    春节过后，北影厂的全体人马在一片歌声中，扛着红旗来到了大兴干校。在军宣队的严格管理下，全体人员被编成了10个连队，再按连排班住宿。通常是五六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由于每个人只有一个床位大小的空间，所以睡觉时只能是人挨着人。

    此时虽已过了春节，但仍是北风刺骨，天气寒冷。宿舍里更是一片冰凉，北影厂的“五七”战士们晚上睡觉时冻得浑身打哆嗦。为了磨练革命意志，军代表要求大家不生火。有人提议把地里遍地都是的稻草弄些铺在光板床上，也能睡得暖和一些，但是军代表说：“那不利于你们的自我改造。”大家虽然又累又冷，但看着军代表也和五·七战士们一起经受冰冷的磨练，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个时候的京郊农村，正是农民“歇冬”的季节，不过北影厂的“五七”战士们是来接受改造的，因此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大家仍然是天天扛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田间，在猛烈的寒风中战天斗地。

    干校的生活是艰苦的，尽管一天劳动下来，每个人都是灰头灰脑一身土，却没有热水可以洗一洗。尽管每天早上吃的是玉米面粥和大咸菜条，午饭和晚饭是窝头白菜汤，不见一丝荤腥，但是大家的心头却感到无比的宽松。经过劳动的磨练，虽然脸晒黑了，双手长满了硬茧，但是辛勤的汗水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回报，既获得了粮食的丰收，大家又充满了活力，精神面貌改变了。

    没有了心理包袱的于洋更是下定决心要在干校好好改造自己，坚定地走“五七”道路。他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行进在田间小路上，用自己的双手和大家一起平整土地、播种施肥、育秧插秧，干遍了各种农活。

    赶起大车，于洋不次于村里熟练的车把式，他也开着拖拉机奔跑在田间。在臭烘烘的大粪池前，更多的人是停住脚步不再往前，于洋却毫不犹豫地第一个跳下没膝深的粪池里挖了第一锹……

    打谷场上，于洋干起活来更是不惜力。他同年轻的小伙子们比赛扛麻袋，从打谷场将一包130斤重的粮袋扛在肩上运往粮仓，每运一个来回加10斤。运上几个来回后，于洋的肩上已经扛上了两个麻包。当他扛着两个麻包奋力走上高高的粮仓时，身后的年轻人已经呼啦啦坐倒了一大片。

    这就是于洋，一个英勇坚强，不畏艰难，在困难面前从不服输的于洋。而正是凭着这份顽强的拼命精神和一贯的真诚待人，于洋获得了天宫院农场“五七”大军的一致认可。

    于洋的威望在一天天提高，很快，于洋担任了三连二排排长。虽然已经管理着四五十人，但他仍然踏踏实实干工作。经历了一阵暴风雨的冲刷，于洋用自己的实干和真诚重新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

    不久，于洋被推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北影厂“五七”大军对于洋这个时期工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评价，也是于洋用艰辛的汗水得来的最真实的荣誉。

    这一年，于洋家中还有高兴的事，在当年东北炮兵部队于洋结识的老首长宋承志的帮助下，女儿静江终于穿上了她向往已久的橄榄绿军装，如愿参军了。静江的部队在山西太原，于洋和杨静特意请假回城送女儿上火车。

    夜晚10点，女儿乘坐的火车终于开动启程了。待于洋和杨静走出前门火车站时，天空已经飘起了大雪。因为军宣队有言在先：可以准假送女儿，但必须在当晚赶回干校。所以夫妇俩连夜顶着鹅毛大雪骑车奔往大兴。

    雪大路滑，俩人连摔带爬，一路骑车急行，赶回干校时已是深夜2点。躺在床上没有几个小时，一早他们又照常跟随劳动大军出工了。虽然是带着满身的酸痛和疲劳下地干活，他们却没有丝毫怨言。因为女儿能够参军，他们很欣慰。而顶着漫天大雪赶回大兴吃了不少苦头也算不了什么，毕竟按军宣队的要求按时回到干校，没有违反纪律。

    还有一件让于洋和杨静都高兴的事，就是恢复了自由以后的杨静终于得到了一次义务献血的机会。在这以前受运动的冲击，于洋和杨静根本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因此这一次能够让杨静献血，他们不仅觉得无尚光荣，也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1971年的春节，于洋和杨静回到了家中，和母亲、儿子晓阳团聚在一起。女儿参了军，于洋当上了人大代表，杨静也得到了组织的信任，于洋一家高兴地庆祝解脱劫难的欢乐，度过了一个喜庆的佳节。

    6.无畏的坚守

    春节过后，整个干校已变了样。一张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干校的各个角落，一场暴风雨又来临了。首先是杨静被诬陷、“问罪”，然而在于洋的鼓励和支持下，杨静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暴风雨来临时，于洋始终坚决支持妻子勇于面对，不说假话，表现出他们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这也是于洋一贯英勇坚强，敢于捍卫真理的人生本色。于洋这种不畏强暴、敢于说真话的作风，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遭到了猛烈的围攻。

    从大规模的全干校的揭批大会，到排里召开的小型会议，全都在不指名地逼迫于洋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然而于洋丝毫不为所动，他的信念只有一个，一定要坚守，不畏强暴，不说假话，捍卫共产党员的尊严。

    此时的于洋，坚持不说假话、无所畏惧的立场十分坚定。人们常爱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于洋说：“我就是不要命了，大不了把我拉出去枪毙！连这点考验都经不起，在敌人面前三皮鞭子就得叛变。我就不信，我的问题会搞不清？

    只有在想起母亲和一双儿女的时候，坚强的硬汉于洋落下了眼泪，想起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的艰辛不易，想起女儿会受到牵连，还有刚刚11岁的儿子晓阳，他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想到这里，于洋更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咬着牙也要坚持到底。

    于洋坚持不说假话，不屈服不低头的正直和坚强终于赢得了很多人的敬佩。为表示敬意，他们在遇到被押解下田干活的于洋时，就稍稍停下脚步，用手抹抹头上的草帽边，即代表“立正敬礼”，以向于洋致敬。更有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勇敢地贴出了大标语“向坚持不说假话的共产党员致敬！”

    后来，一个军代表也对于洋的硬骨头表示出敬意，他实实在在地跟于洋交心说：“老于啊，你不愧是老同志，那个阶段我们的工作太热了，你能够坚持住，不简单，我们急于求成，希望你能正确对待。”

    于洋以无畏和坚守坚持不说假话，维护了党的尊严，受到了人们的尊敬。而“不说假话，说一句假话，可以抵消一万句真话。”更成为于洋的人生座右铭。在风风雨雨的磨炼中，不说假话的于洋经受住了考验，是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更是一代中国电影艺术家生命中灿烂的闪光点。

    1.“另一个”于洋的“三大步”

    1971年的严冬来临时，于洋回到了大宿舍和革命群众住在了一起，对他的监禁终于解除了。不久，军宣队又给于洋分配了新的工作，担任进城掏大粪的队长。从闻名全国的电影明星到掏大粪的队长，听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不可思议。但是于洋不但接下了这份又脏又臭的差事，还把它干得有声有色，着实“火了”一把。无形中又让大家看到了“另一个”于洋。

    掏大粪的活儿又脏又臭，可是在北影厂干校里却是人人都愿意干。因为掏大粪可以住在城里，天天回家。而于洋这个队长还被委以“负责管理所有要求进城看病的病号”的重任，当时凡是进城的人，都要向他报告。

    这样说起来，掏大粪的队长还真是令人羡慕的美差了。但是于洋想的只是做好这个工作。受了不少磨难干尽了各种脏活儿累活儿的于洋，在此之前虽然还没有专职去掏大粪，但是对掏大粪的工作，于洋并不陌生。无论是在小时候生活过的胶东农村，还是参加牡丹江一带林口县麻山区的土改工作团和邢台地区老革命根据地的“四清”工作队，多次的零距离深入农村，都让于洋早已熟知了种庄稼的农民是如何把大粪变成肥料运到地里的全部过程。

    于是，于洋先把掏粪队分成了3个组，即侦察组、掏粪组和运送组。首先由侦察组进城选点，他们的任务是到各宾馆、招待所、医院等单位进行踩点联系后，采好粪标带回干校。再经队长确定认可，掏粪组和运送组接着完成底下的任务。

    由于白天城里禁止粪车上街，于洋就带着掏粪组的同志在下午4点提前吃饭，等到晚上天黑了，就开着大闷罐车到城里的粪坑抽粪。一直干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第二天，运送组开始干活儿，他们把大粪运往粪场，和着墙土搅拌，经过晾干后，再运回干校，把粪干洒到地里。

    在于洋的管理和调配下，掏粪队工作有序，各组分管一片天地，有分有散，协同一致，形成一套完整的流水作业。而于洋干起活儿来更是处处带头，劲头十足。每到粪池前，他从不怕脏不怕臭，总是抢着先下。他一手扶着粪池边的铁栏杆，一手拿着一根长棍往粪池里猛插，目的是为了看看“肥”的质量够不够。

    时间长了，于洋掏粪的经验也丰富了。北京城里哪个粪坑的粪“肥不肥”，质量怎么样，于洋全都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戏谑地送给于洋一个“粪霸”的雅号，此号虽和原来的于洋毫不搭界，琢磨起来甚至有些酸楚。但这却是大家从心底里对于洋的佩服，也是对他工作的赞同。

    一天，于洋又带着他的掏粪队进城掏粪，不一会儿来到了北京京剧团。一群漂亮的青年男女演员围了过来，很多人都认识于洋，他们立刻毫不掩饰地大声议论说：“哎呀，这不是于洋嘛！他怎么在这儿掏粪呀……”

    于洋却一点儿也不在乎，只见他下了大粪池，就挑起粪池盖子，一边往里看，一边用木杆向里面用力插了插，说了一句：“这不够肥，凑合着用吧”，大家就跟着干起来了。看着远处躲在一边年轻的京剧演员们，于洋心里没有一点负担，掏大粪确实很臭，但总得有人干，毕竟种庄稼没有它不行。这是于洋的真实想法，也是一贯努力干好工作，心底无私、襟怀坦荡的于洋的本质。

    从大明星到掏粪队长，不到半年的时间，于洋迈出了坚实而漂亮的第一步。

    1972年4月，通过“精挑细选”，北影厂干校派出了30多名男女演员到山西大寨去劳动锻炼。全体演员分成3个队，已经在掏粪队“闪光亮相”的于洋被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

    大寨是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虽地处黄土高原“七沟八梁一面坡”荒山野岭土地贫瘠的自然环境，却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坚持治山治水，搬山填沟造平原，终于把原来零碎荒凉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的“海绵田”。大寨也成为当年全国农业学习的样板。

    在大寨劳动锻炼是很艰苦的，演员们和社员们一样每天早晨5点起床下地干活，到7点回来吃饭，同时开“饭堂会”。社员们是端着一大碗玉米糊，拿着一个玉米面大饼子，凑在一起开会，边吃边谈，连带分配劳动任务。由于派的活儿多，社员们都是回家拿吃的，钟声一响就直奔队部了。

    演员们吃的是大食堂，有时还没买上稀饭，钟声就响了，于是就抓起几张饼急急忙忙赶去听会。8点再次出工，一直干到中午12点回来吃午饭，饭后最多休息半个小时就下地干于洋在大寨

    活儿了。一直到天快黑了才收工。夏天一般要干到8点，吃完晚饭还要开会，从9点多一直到11点多。每个人一天也就睡五六个小时，天天如此，可说是超负荷了。一开始于洋凭着在干校时练出的一身干农活的功夫，还能和社员比着每天跳水上坡下坡，可没几天，两个肩膀就全肿了。

    虽然生活艰苦，劳动负荷重，但于洋却不忘随时做笔记。就像在搞艺术创作时的案头准备工作一样，从详细了解大寨党支部的建设、班子的作用，到给英雄人物写小传，于洋都一一详细做了笔记。

    因此在8月全体演员回到北京后，在军宣队召集的全体人员大会上，于洋的报告最精彩。从上午一直讲到下午，有事实也有理论和体会。用简单的话概括就是，于洋的报告虽不敢说语出惊人，但却震动整个会场，并且时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大寨归来，于洋的声望又一次提高，很快他就当上了副连长，负责伙食、农活安排等后勤保障工作。后来于洋成为干校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于洋的头脑很冷静，他只想为大家做点实事。

    于洋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干校的伙食搞好。这个时候，干校已经养了几百只鸡鸭，一百来头猪。于洋上任后，先召集了会计、厨师一起为干校精心设计了一周的食谱，变着花样为大家改善伙食。早餐加上了炸鸡蛋和各种小菜，午餐和晚餐保证有白面馒头和大米饭，每周最少杀一头猪，青菜、炖猪肉或汆白肉天天有。这下干校的伙食大变了样，大家吃得好，干起农活也有劲。只不过食堂的菜谱从来不公布，因为干校的伙食好，早已“名声在外”，一些在城里泡病号的人专等着干校吃好的那天赶回来改善。

    也有人看着干校鸡、鸭、猪的减少开始提意见：“于洋这样做，是资产阶级思想回潮，是败家子，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东西都让他给穷吃穷喝了。”可是广大职工支持于洋。对于这些，于洋也有自己的看法：“大家本来在黄村这个地界就够苦的，伙食搞好了，现在每天都有好吃的，才能把大家吸引住，不去想回城，可以团结很多人嘛！”

    从掏粪积肥，到大寨归来做报告，再到大胆改善干校食堂伙食，解禁后的于洋迈出了漂亮的三大步，震动了北影厂全干校，也赢得了声望。这无疑又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于洋。

    2.走出“五七”干校

    历经磨难的于洋终于又获得了群众的威信。军宣队负责人在一次会上说：“于洋同志的问题整错了，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这个代表是否让给于洋同志啊？”

    于洋却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很平淡地说：“我早就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想过当代表，今天把问题弄清楚就好了。我始终说，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

    于洋的政治地位在一天天提高，北影也正在策划筹拍几部故事片。可是无论哪一部影片，演员的名单中都没有于洋的名字。从最初《南征北战》摄制组抽调人马回京时，就有人说：“怎么没有于洋啊？”虽然看到别人在为自己鸣不平，于洋却没有太着急。历经几年的风风雨雨，到底能够出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不久，杨静也接到任务离开干校回城了，她参加了《红雨》的摄制组。但于洋重返银幕的日子似乎还不知在何时，于洋仍然在耐心等待。

    到了5月，于洋突然接到了杨静托人带来的口信：上影的老朋友孙永平来了，要借调他去上影拍摄工业题材影片《钢铁洪流》。

    一个月后，于洋终于接到军宣队的正式通知：前往上影拍片，把干校的工作全部交接清楚。此时的于洋还在干校杀猪宰鸡，干得正欢。于洋走了，干校的伙食也不行了，很多人都说：“于洋在就好了”。这是对于洋的夸赞，也是对于洋在“五七”干校工作的最好评价。

    1973年7月中旬，于洋辞别家人来到上海，进入了《钢铁洪流》摄制组。《钢铁洪流》原是一部话剧，1970年经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排练后公演，曾一度震动上海滩。该剧主要讲述了在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背信弃义撤走援华专家后，炼钢工人赵四海在厂党委书记王坚的支持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过艰苦奋斗，终于为我国海军造舰艇炼成了特种钢材——“争气钢”。

    于洋能够进入上影《钢铁洪流》摄制组，其间也经历了一番曲折。最早选中于洋出任该片男主角的是上影著名导演傅超武。1973年5月，上影《钢铁洪流》摄制组成立，由傅超武挂帅，与孙永平联合执导。

    按照当时的要求，影片的男一号赵四海是主要英雄人物，是全片一切矛盾的焦点，也是情节发展的中心。因此演员不但要政治清白，演技精湛，还要做到粗犷与细致、激情与沉稳的高度统一，表演难度确实很大。剧组先后试用了各地的十几个演员，全都不满意。

    演员定不下来是导演最头疼的事，着急的傅超武导演忽然想起了一年前和于洋的一次邂逅。那是傅超武去北京开会，在中央新闻电影厂大院与于洋不期而遇。虽然早年他们就很相熟，但这一次看到的却是于洋穿着一身臃肿的棉衣，手持一把大铁锹，满身尘土，灰头灰脑地正在攉大粪。

    那一次特殊的相遇虽然没顾上多说话，但于洋那浑然天成的劳动者气质却让傅超武认定，出演赵四海非于洋莫属！但当时的形势下，起用于洋这样有资历的演员是有阻力的，相隔千里从上海到北京借调演员就更不容易了。为此，导演孙永平不仅亲自来到北影借调于洋，更动脑筋对外讲只是请于洋出演一般英雄人物党委书记王坚，目的是减少一切阻力，为启动于洋出演男一号扫平障碍。

    不了解此情的于洋一直没有想过自己会出演一个主要英雄人物，他觉得自己演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想不到试镜头的时候导演让他试了书记和工人两个角色。紧接着，于洋就被任命为演员组组长，带着一大群演员去上海第三钢铁厂深入生活去了。此时的于洋并不知道，在看了他的工人造型后，孙永平和傅超武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让于洋出演男主角。于洋更不知道，有人以于洋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的“22大明星”之一为名，反对于洋出演工人阶级的英雄，更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指出于洋拍过“大毒草”，历史有问题。

    但这些都没有吓倒两位导演，他们据理力争，多方奔走，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而这时的于洋还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和工人们相处得如兄弟般火热。他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细心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工人们喜欢于洋，都是他的影迷，才不管于洋的什么所谓政治问题。不久，于洋得到了傅超武的正式通知：改演一号人物赵四海。

    3.再塑英雄

    终于又可以回到无影灯下的摄影机前，算了算，离开摄影棚已经整整7年。回想几年来走过的岁月，重返“战场”的于洋为自己又能够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感到既兴奋，又无限感慨。他决心拼力演好赵四海这个角色，以一个“新我”的形象投入到新的艺术创作中。

    对于到钢铁工人中深入生活，于洋的感觉是既熟悉又亲切。当年第一部新中国电影《桥》和后来的《走向新中国》，两次出演炼钢工人的经历让他熟知了炉前炼钢的整套程序。从进料、取渣子，到看样，于洋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和以前每次深入生活时一样，于洋在上钢三厂选定了炉长作为自己在片中塑造人物的原型。只要走进钢厂，于洋就和炉长寸步不离，平日里两人称兄道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个时候的上海正是7月又闷又热的夏天，钢厂工人就更难熬了。只要在炼钢炉前一站，一分钟的功夫就会大汗淋漓全身湿透，高温炉前的工人只能不时跑到车间外透口气，再返回炉旁。深入生活和炉长形影不离的于洋自然是把这些苦一样不落地吃了个够。

    这期间，正逢钢厂修补钢炉，即在炉子还没有冷却时往里面填砖。比起炉前的高温，这个工作要艰巨多了。但是于洋满怀信心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也是演员中唯一的参加者。修补锅炉开始了，于洋把浸满水的棉衣、棉帽分别穿戴好，连毛巾都浸透了水，开始往上千度的钢炉里填砖。于洋只觉得头刚一伸进钢炉，所有浸透的水就全干了。

    钢炉修补完了，工人们都对于洋挑起了大拇指，上影厂的领导也情不自禁地说：“上海找不出这样的演员。”其实这就是于洋一贯英勇坚强的本性，从16岁时独闯土匪窝、19岁拍《中华女儿》被炸得眼睛耳朵渗血、满脸开花，到几十年来风雨的锤炼，于洋英勇坚强的性格早已更加稳重成熟。

    于洋很喜欢和上钢三厂的工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他发现，上海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彼此爱开玩笑，很活跃。业余文艺生活也丰富多彩，经常排练一些小节目，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过戏瘾。这一点，也是和东北、天津地区工人的不同。

    为塑造赵四海这一英雄人物，于洋把深入生活中空余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案头工作。在逐字逐句阅读了剧本和《导演阐述》及《摄影阐述》后，他开始对赵四海进行了全面的人物分析。

    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于洋分别以“赵四海（人物小传）”、“赵四海的任务”、“赵四海的人物关系”、“赵四海是什么样的人”、“赵四海与厂长的几次交锋”以及“全片各章重点”为标题，写下了对全片主题、三大章节的不同意义和人物的解析体会，同时对赵四海的人物关系进行了各种角度的读解。

    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于洋对《钢铁洪流》案头工作的笔记，无论是对各章节不同意义的体会，还是对人物的解析，处处都浸满了于洋付出的艰辛汗水。因此可以说，这部笔记实为不可多得的一部演员案头准备文字资料，尤其是笔记中对戏和人物细致、精确的分析，更可称为案头工作的典范。

    于洋正是在走向摄影机前做了如此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才使得他重返银幕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和深远影响。

    8月下旬，《钢铁洪流》正式开机。导演傅超武为影片定下了“浓重、明朗、气势宏大，既要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又要有革命的抒情”的总基调。首先开拍的是往锅炉里加料，再从锅炉里样的炉前劳动场面，工人和演员在一起，于洋熟练的加料和样动作十分到位，让在场的工人赞不绝口。

    此时于洋虽然已经43岁，但仍然有着年轻时演戏的那种充满了冒险精神的一股拼劲。片中有一场戏是炼钢遭到破坏后钢炉漏钢水，抢险成功后，于洋要从锅炉旁的吊车上滑下来，以表现赵四海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这场戏的拍摄现场就在上钢三厂的锅炉旁，于洋决定就在锅炉旁按剧本里写的那样去演。但是导演傅超武坚决不同意，他怕出意外，万一于洋掉到钢水里可就麻烦了。

    于洋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有把握！”但傅超武仍是不同意，他还是决定找别人替代。这下于洋急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说了半天，傅超武争不过于洋，只得退了一步，但要求“只拍一次，不拍第二次！”结果是“有把握”的于洋一次成功。于洋的英勇果敢又一次轰动了上影厂。

    影片的高潮是“炉前回忆”，是全片最大的重头戏，也是核心段落。于洋要表演男主角赵四海一段长达8分钟的独白，通过这段独白，既要表现出人物感情低潮时的心灵阵阵颤抖，也要表现出高潮时如火山爆发般的昂扬激情。可说是感情起伏跌宕，层次分明。因此这段戏的表演难度之大，也让于洋接受了从未有过的挑战。

    于洋第一步是把台词背得一字不差，他要求自己大多数时间只是机械地背词，少动情，不过多地带情练习，因为一动情就要掉眼泪，就容易勾起压抑委屈的情绪。而这段台词必须像瀑布一样，一旦爆发，情绪会如万马奔腾，无法控制。因此这种戏不能排练过多，多次重复，演员感情上受不了，实拍时也会缺乏新鲜感。

    关于镜头的变化，于洋觉得镜头的节奏应根据人物的心情、思想变化的节奏而变化，因此需要两三个特写镜头，导演完全采纳了于洋的构思。

    为了演好这一段感情跌宕起伏的重头戏，于洋从早上起就没有吃饭，他慢慢进入场地，默默站在炼钢炉旁，低头酝酿情绪。该于洋上场了，只见他缓缓走上平台，一开始还很冷静，情绪是逐渐升涨，最后达到强烈爆发。

    整个表演中，于洋做到了有节奏地控制感情，先是压制，越压制感情就越升腾，这样整个过程如同爬山，慢慢向高处发展，最后爆发起来便一泻千里。

    由于表演太投入，于洋连中午饭都吃不下，一直拍到下午4点多才圆满结束。到了晚上，仍然处在激情状态的于洋已是极度疲乏，饭也没吃就一头倒在床上。这是于洋演艺生涯中最富激情的表演。而这段激情四射的大段独白台词之长，也成为新中国电影所仅有。

    电影界的艺术家们对于洋的表演最突出的评价就是，于洋具有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即把具体的场景内容与实现人物最高任务的目的有机结合的能力。一般电影的拍摄是不连贯的，常常是这个镜头拍摄了今天发生的事，下一个镜头就可能变成几年前的一个生活片段。而于洋的表演很有条理性，因而在他最后完成的影片中所饰演的人物在各个阶段的表演都十分合理，总体流畅自然。而这些固然离不开于洋出众的能力和他的不懈努力与艰苦付出。

    4.《火红的年代》红红火火

    经过近3个月的日夜奋战，《钢铁洪流》终于在11月下旬拍摄完成。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下，影片的名字正式改成了《火红的年代》。1974年春节，《火红的年代》终于在全国公映。

    《火红的年代》属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第一批故事片，因此影片一公映，广大观众立感耳目一新。而于洋在片中感人的大段独白，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片中男主角赵四海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和千家万户人的朋友。仿佛就在一夜间，赵四海的发型、毛衣款式在上海就流行了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火红的年代》的海报。各界人士纷纷给于洋写信表达他们对影片的喜爱。短短的日子里，于洋竟收到了整整一麻袋观众来信。用现在的话说，于洋又开始“火了”。

    《火红的年代》更引起了文艺界强烈的轰动。这一年的春节，于洋回到了北京。很多老同事和老朋友纷纷宴请于洋，祝贺他的成功表演。北影著名的蒙古族演员，也是于洋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窗好友恩和森高高举起酒杯，异常激动地说：“我的老同学，你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啊！我能从你眼里流出的泪水中感到你颤抖的心声，你真是一位激情大师啊！祝贺你！蒙古姑爷！”

    恩和森的祝贺，是对于洋那近乎完美的激情表演最由衷的夸赞。而同时，《火红的年代》的成功也让更多的文艺人受到了鼓舞。在当时的形势下，曾经遭到批斗的“22大明星”、“反动权威”的于洋都能出来演一部成功的革命电影，这让还没有“出山”的老文艺人立刻感到，这是党的干部政策的体现，他们终于在于洋身上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就如老演员熊塞声说的那样：“你可为我们老同志争了光，做了榜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你代表着一批人呀！这说明许多干部将有出头之日了！”

    尽管《火红的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仍有它的局限，但其积极意义和影响仍是深远的。时至今日，影片的DVD已经出版并热销全国，足见《火红的年代》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5.《第二个春天》的前前后后

    《火红的年代》让于洋着着实实地红火了一把，从上影凯旋而归的于洋还没有来得及停歇，新的任务就来了。不过这次的任务主要是“救火”。原来是李文化导演的《侦察兵》里那位扮演师政委的非专业演员实在是“上不了戏台”，《侦察兵》无奈卡了壳。紧急中，于洋救了火，他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戏份不多但角色很重的出演任务。这也是于洋和出演《侦察兵》男主角的八一厂著名演员王心刚唯一的一次合作。

    很快，于洋又接到了上影厂的通知，要他在影片《第二个春天》中出演男主角冯涛，马上到上海试镜头。这个时候，《侦察兵》的拍摄还没有结束。

    《第二个春天》原是一部话剧，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主演是李默然。主要内容讲的是在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海军某支队政委冯涛被派往东港的一个造船厂任工委书记。他到任的那天，正碰上我国自行研制的“海鹰”号舰艇首次试航起火爆炸。冯涛顶着“兄弟国家”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等巨大压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查找“海鹰”号失败原因，继续建造“海鹰”号。终于在第二个春天来临之际，迎来了“海鹰”号试制成功。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公演，同样引起巨大反响。

    又一次得到演戏的机会，于洋很感谢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影厂。但这一次，他却从心底里不想接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心中正在为另一个角色激动和痴迷。

    原来，还在上影补拍《火红的年代》时，于洋就接到了妻子杨静的来信和一部《创业》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是长影导演于彦夫专门寄给于洋的。于彦夫准备拍电影《创业》，想请于洋出演男主角，为此特地请于洋先看看剧本，再提提意见，等于洋回北京后再详谈。

    《创业》的主要内容讲述的是以当年中国石油战线著名的英雄人物王进喜为原型的中国石油工人的先进事迹。于洋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剧本，一边看一边就找到了自己“很入境”的感觉。对王进喜为国家搞石油的先进事迹，于洋十分敬佩，特别是对王进喜那如火一般的性格他更是着迷。另外于洋也觉得自己与王进喜的外形长得有些相似，性格脾气也都很对路子，因此对出演《创业》中以王进喜为原型的男主角周挺杉，于洋不仅觉得很有把握，心中更有一种渴望和跃跃欲试的感觉。

    后来于彦夫亲自到北京于洋的家中对他说：“这里有两个角色，你都可以演，一个是周挺杉，一个是政委华程。”于洋当即表态说：“我演周挺杉，不演华程，政委这类角色我演得太多了。”于彦夫一口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洋没事就琢磨怎样演好周挺杉，一心想着怎样向王铁人的形象上靠，还把《火红的年代》中的赵四海的工人形象和周挺杉的形象做了详细的区别。他认为，赵四海是上海钢铁工人，豪放中不失细腻，是新时代有文化、有智慧的新工人。而王进喜是北方石油工人，粗犷中充满豪情，是舍命向前的铁汉子。他们两个形象鲜明，却截然不同。

    就在于洋等待的日子里，上影又来了正式公函借调于洋，任务急，催得紧，于洋只得动身前往上海。正在试镜头时，于彦夫来信了，信中说长影经过研究，正式邀请于洋主演《创业》。这下于洋为难了，周挺杉的角色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他知道，一个演员一辈子很难碰上让自己十分动心的角色，而满怀渴望塑造出来的人物往往是站得住、留得下的。

    考虑了许久，于洋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留在了《第二个春天》的剧组，他最喜爱又非常渴望塑造的《创业》男主角周挺杉终于没有演成。在这以前，还有一部电影《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也是于洋非常想出演的角色，但是因为当时正在拍摄《暴风骤雨》，结果最终也没有演成。两个十分喜爱又都有十足信心能够演好、演出彩的角色，却都失之交臂，这让于洋难以忘怀，也是他演艺生涯中的遗憾。

    虽然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春天》仍有它的局限，但在1975年公映后，影片在全国仍受到了观众的积极热评。

    比起《火红的年代》，于洋的表演在继续保持着高昂激情的同时，局部的处理也更加细腻。由于在拍摄中大家相处融洽，于洋的思想上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紧紧抓住角色的高潮和亮点闪光的时刻，在其他铺垫段落进行调整，完成人物的塑造，以此带动了影片总体的节奏。这样，影片的进程既具有整体性，又突出了局部的热烈情绪，也使得整个影片始终洋溢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应该说，《第二个春天》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离不开于洋时刻不忘把握全局的能力和出色的情感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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