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待材料”写满强5 改进意见

    1966年6月17日，洪都厂门口贴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工厂党委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场疯狂的闹剧由此在洪都正式上演。

    不久，工厂陆续出现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赤卫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以及其他，再后来，群众组织从开始的口头辩论，很快发展到游行、示威和武力抗争，通过群众组织的相互串连、联合，“文化大革命”也就从工厂卷入了整个社会。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陆孝彭并未受到太深的影响，他专注于强5的试飞工作，因此，对于政治运动显得有些迟钝。据陆孝彭后来回忆，当时，他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斗，最后还得看能不能把飞机造出来，还得看飞机能不能飞上天，飞得好不好。因此，他哪一派都不参与，只管趴在绘图板上修改设计图样。

    这就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对政治所持有的思维逻辑，然而，事态并没有像陆孝彭想象的那样发展。当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来势汹汹时，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1966年国庆17周年前夕，陆孝彭突然接到通知，受邀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这让陆孝彭特别兴奋，对他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最为重要的是，他想见见毛主席，见见周总理，见见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很快，陆孝彭抵达北京。在三机部，刘鼎副部长带陆孝彭见了新任的代理部长吴融锋。想起孙志远部长对强5、对自己的支持，陆孝彭提出想见见孙部长，这才得知孙部长突然患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医院不让探望。想到几个月前，在南苑机场见到他时，他还神采奕奕，如今，却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陆孝彭不禁一阵叹息。

    强5在静力试验失败的最困难时期，这位老部长以宽宏的心胸和度量，果敢的勇气和魄力，给予了强5无限支持与帮助。这样的人让陆孝彭怀念一生，在他晚年的《忆昔之一二六（孙公）》诗抄中，写道：

    忆昔孙公党奇才，创建冀中根据地。晋任贺龙参谋长，解放平津多奇计。

    航空部长建三线，幸遇伯乐驰千里。国庆观礼求一见，谁知一病竟不起。

    第二天清晨，吴融锋亲自安排将三机部的观礼代表送到天安门。陆孝彭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心情激动自不必言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聚集着100万红卫兵，人头攒动，人群如潮，展眼望去，一片绿军装红袖章的海洋。随着庄重的音乐响起，国家领导人依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陆孝彭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亲眼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置身这万众欢腾的气氛中，宏大的气势强烈震撼着陆孝彭的心。检阅红卫兵从10时一直持续到16时，晚上，观礼代表回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记得很清楚，他和陈毅只隔着一个桌子。城楼上大理石台阶铺着红色地毯。金水桥上也铺着红色地毯，城楼上灯笼的红光与广场上五彩缤纷的十色光环霓虹装饰交相辉映，一片欢庆的气氛。对于这次观礼，陆孝彭也记录了他的感受：

    忆昔初登天安门，百万红卫红海洋。主席神采真奕奕，总理丰功自煌煌。

    夜观灯火灿星汉，晓梦迷离枕席香。革命洪炉千百炼，谁知浩劫已暗藏。

    的确，处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预料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人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催“枯”拉“朽”会带来一场旷世浩劫。“红”味十足的建国17周年庆典感染了全中国，领袖“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更是让人们迅速陷入了一片盲目追随的混乱之中。陆孝彭也一样，他在心里记住了：要永远紧紧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我也要支持红卫兵。

    回厂后，陆孝彭立即表态支持红卫兵。石屏院士在回忆时这样说：

    陆总是支持红卫兵的，他偶尔会参加红卫兵搞的大型活动。熟悉陆总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切听党的，听组织的。当时，他是国家级专家，在厂里特别有权威，因此，他要坚持的事情，很难有谁改变。别人跟他说话都不好使，但只要组织做他的工作，他都会听，而且会照着做。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他也就支持红卫兵了。后来，他自己也被关进了“牛棚”，遭了不少罪，记得以前他是不抽烟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他就学会了抽烟。

    由于态度鲜明，已担任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的陆孝彭成为“革命三结合”的对象，当上了设计所下属某中队的生产委员，继续负责强5 的设计及生产工作。1968 年，强5 试飞工作进入关键阶段，陆孝彭先到西安解决了强5低空飞行性能后，又到辽东半岛进行了3个月的军械科目试飞，这些情况，第四章已有细述。

    就在陆孝彭全力追踪强5的试飞情况时，一份催他回南昌的电报送到了他手中。

    接到电报后，部队同志也曾劝过陆孝彭不要回去：“现在是特殊时期，如此急着催你回去，不是好事！”

    陆孝彭并没有往深里想，他抱定一个信念：我是清白的，不会有什么事！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日子里，陆孝彭曾经入过国民党，出过国，与英国女子恋爱等这些都成为最敏感的问题。事情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用“清白”两个字说得清楚，或许，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永远也不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1968年8 月，陆孝彭回到了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他就被关押了。

    陆孝彭回忆了这段历史：

    回到家后，一家人都很高兴。吃饭的时候，突然两个人闯进家里，我认得他们，是造反派的。他们很得意的样子，摆弄着武装带，让我跟他们走，说是要谈谈。我没想那么多，谈就谈吧，没什么好怕的，便跟着他们到了学校。学校大楼顶上飘着“工人武卫团”的旗子，已经没有学生上课了，到处乱七八糟的，甚至看不到一块完整的玻璃，教室里堆放着残破的桌椅板凳。他们让我上楼，我不肯，他们说，他们现在已经夺权，走资派都要听他们的。要是不想吃苦头，就老老实实跟着走。我已经明白他们想干什么，不肯去，他们不由分说，把我架着上了楼，我被带到工人武卫团团部，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一张桌子后面坐了几个人，屋中央放着一个小凳。就这样，他们开始审讯我。

    他们让我交代问题，坦白历史罪行，我说我没问题，也没罪。一个造反派一脚踏在凳子上，凶狠地盯着我，另一个造反派走到我跟前，不由分说，就拧我的胳膊。我还是不肯说，他们就一直审我。到了晚上，看审不出什么来，他们就递给我纸和笔，让我写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我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间里。

    一个晚上，我都没闭眼，睡不着，全身痛。从来没受过这种“待遇”，揪心。我就想，什么“历史罪行”呢？我一遍一遍地回想，怎么也想不通……

    第二天，我又被押到厂行政大楼，这次是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人审讯。他们提到了我在重庆关于“中实商行”的事情，加入国民党的事情，还有我在国外的事情，还质问我与“彭、罗、陆、杨”中的罗瑞卿有什么关系，等等。

    “中实商行”的事情陆孝彭在他的自传中多次交代过，但造反派却拿这个借题发挥。要说起这件事，得回到20多年前……

    陆孝彭接到被派往美国留学的通知后，便回到山城重庆，办理出国手续。这个消息传出去后，在当地轰动一时，无人不认为他要飞黄腾达。当地的地头蛇也想巴结他，其中有个姓刘的，是重庆警务处的处长，他通过陆孝彭的哥哥陆孝伦，表示要设宴为陆孝彭饯行。陆孝彭莫名其妙，他不认识这个刘处长，于是便想拒绝，陆孝伦却说不可。原来，陆孝伦刚到重庆时，因生活拮据，便拿了大衣去典当，结果，当铺老板在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日本硬币，那是他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时无意中留下的。当时，身处沦陷区的陆孝伦，口袋里装着日币是很平常的事，但老板不分青红皂白，硬把他当作汉奸嫌疑扭送到了宪兵团，当时审问他的就是这个刘处长。后经疏通关系，才被放了出来。陆孝伦劝弟弟： “这次他请你赴宴，你得去应付一下，地头蛇得罪不得。若不给他面子，还不知道他给你的出国使什么绊子，反正去了也不会有什么事！”

    陆孝彭听哥哥的话有道理，得罪这个刘处长，对他，对他的家人都没有好处。于是陆孝彭答应了。

    饯行在凤凰楼饭馆举行，名义上是为陆孝彭宴别，实质上是经济团体“中实商行”的一次聚会，一帮“中实商行”的股东都来了。宴会上，这些人一直讨论着中实商行的事情。陆孝彭很反感，自顾自地吃着东西，偶尔起身应酬一下。席散前，刘处长送给陆孝彭一张股票，陆孝彭不肯收，说他没钱买。刘处长说，股票的钱他先垫上，等有钱了再还给他不迟，便将股票硬塞进陆孝彭的口袋里，同时，交给他一封介绍信，让他交给加拿大中国领事馆工作的一个随员，说他也是“中实商行”的朋友。

    到美国后，陆孝彭便把股票的事忘到九霄云外，股票也不知遗忘在什么地方了。至于那封介绍信，也被扔进了美国的废纸篓。

    解放后，这个刘处长被处决，“中实商行”也随之定性为官僚买办的经济组织。

    让陆孝彭没想到的是，这一顿莫名其妙的饭局又莫名其妙地纠缠了他几十年。

    被关押的前两个月，都是交待问题，从初中开始，任何细小的问题都要写。有一次，造反派让他交待对强5飞机的破坏活动，并提到01架强5 静力试验失败的事情，陆孝彭非常气愤，他为强5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竟然说他破坏强5研制。写着写着，陆孝彭便想起了上次试飞时暴露的问题，于是，他趁机写了一份强5飞机遗留技术问题的论证和思考后的改进意见，满满的一沓纸，字字都系着他对强5的牵挂。这是多么让人震惊的一幕，这就是陆孝彭，这就是身陷囹圄，仍然献身航空事业的科技工作者形象的真实写照。

    他被关在房间里，一张桌子、一沓稿纸，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陆孝彭的精神受到了摧残，内心无法承受。历史问题写完了，又交待现实问题和社会关系，写“反革命活动”，等等。

    对于造反派的各种质问，陆孝彭一一作答。造反派见陆孝彭很硬，便开始对他实行“逼供”。有一次，还将一根足足有二三十斤重的铁棍抬来，硬让陆孝彭高举过顶，不交待就不允许放下，瘦弱的陆孝彭撑不下去，最终昏迷过去。

    后来，他们又拿了玛格丽特的照片，逼问陆孝彭。看着他们如此粗暴地对待玛格丽特的照片，他心都碎了，陆孝彭这才知道家被抄了。事实上，就在他被关押的当天晚上，工人武卫团便抄了他的家。他们闯进屋子后，乱翻乱砸一气。陆孝彭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把小提琴被他们砸碎了。他们撬开了他从英国带回来的铁皮箱，这里面有他和玛格丽特的美好回忆，通情达理的徐思瑜特意允许他保存的。徐思瑜理解他，她和铁箱里的玛格丽特也一直相安无事。但这次抄家以后，这些信件、照片都遗失了，他们还抄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还有陆孝彭和徐思瑜的结婚照片。

    再强硬的审讯陆孝彭都不怕，他唯独在意的是飞机、家人和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的照片已经被抄了，家人也都受到冲击。陆孝彭被关押后，夫人徐思瑜也被带走，关起来隔离审查，一周不准回家，留下孩子无人照顾。一周后，徐思瑜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据徐思瑜回忆说：

    那天，他刚从大连回来，刚吃完中午饭就来了人，说找他谈话，结果一出去就没回来，他被关了8个月。我见不到他，只有儿子给他送衣服，送点吃的。有一次，儿子给他送吃的，他在楼上关押的房间里看到儿子站在寒风里受冻，他哭呀，哭得很厉害，后来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这事！

    他被关押起来后，工资被扣了，家里很困难。但我知道他喜欢吃肉， 1968年春节，我想办法搞了些好吃的，肉呀，鸡蛋呀，烧好了，我让儿子给他送过去。他后来跟我说，他舍不得吃，那么一点东西，他吃了好几天。

    那时候，我的日子也不好过。老陆被关起来，我到了车间，大女儿下放了，老二也到了车间，老三下放到余干。送大女儿去农村回来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哭，眼睛都哭肿了。

    我的几个孩子读书都很聪明，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后来，老大是工农兵大学生，在南京航空学院学的，老三在农村也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

    中南海传来总理殷殷关怀

    提审、挂牌、戴高帽批斗持续了8个月，身体上的折磨尚且能忍受，然而精神上的摧残却让陆孝彭痛苦万端。他日夜思念亲人，思念着强5，他渴望工作，渴望回到岗位上。几十年来，工作已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漫长的8个月，他离开了笔，离开了图样，离开了计算，离开了工作，这比任何一种体罚都要痛苦。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陆孝彭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思考，用来反省人生。事实上，笔者通过采访发现，在被关押的这8 个月里，陆孝彭在感情方面经历了一段很特殊的心路历程。

    陆孝彭对感情是执着而热烈的，但也是敏感而脆弱的。陆孝彭一直在内心里珍藏着玛格丽特，但他明白，他已经不可能与玛格丽特在一起了，因此，与徐思瑜结婚后，陆孝彭对感情变得非常保守———他已经失去了玛格丽特，他不能再失去徐思瑜了，于是，他变得比较敏感，把徐思瑜看得比较牢，害怕她离开他。据徐思瑜回忆：

    老陆特别害怕失去我，他不让我和别的男同志讲话；有时候，我去打水，他也会跟着我；当时，我在强度组当计算员，本来他有自己的办公室，但他在我们强度组也摆了一张办公桌，我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计算，他有空时还帮我计算；有时候，我开会，他就在外面守着；偶尔我在家里随便哼唱两句歌，他也不让我唱。因此，那个时候，我是不主动跟男同志讲话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状态。

    老陆对英国未婚妻的感情我是理解的，支持的。改革开放以后，我让他托朋友去打听她的消息，让他查地址，还支持他继续写信，我从来不看他们原来的通信内容，这些信都是他们在回国的路上写的，他们在香港的时候还能通信，一到大陆就失去联系了。我知道老陆想她，我把她的照片装进相框里，放在他的书桌上。他挺不容易，在英国本来已经过得很好了，要不是因为爱国，他完全可以不回来的。

    雍正球与陆孝彭在工作上是同事，平常也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在多年的交往中，雍正球见证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陆孝彭夫妻俩关系的变化，他回忆道：

    刚开始认识他时，我们觉得陆总比较怪。当时，没有总设计师这一说法，型号的技术主管就叫主管设计师，但他真的就只管技术，其他的什么都不管。在技术上，他是权威，我们都听他的。他不是很爱说话，比较沉默，有些忧郁。

    当时，我们经常开会讨论问题，但不是在上班时间，而是在下班时间。徐思瑜当时是强度组的强度计算员。我们经常看到，徐思瑜在里边开会，陆总就在办公室门口等，一直到开完会，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家。但两个人从不一起走，总是一前一后，陆总在他夫人后面一米远的样子。工作中，陆总从来不和女同事说话，要说也是用背对着女同事，他的这些特点太特别了，所以让人印象深刻。

    慢慢熟悉了，才了解他在英国有一段恋情的事，也就理解他了。那时候，他们夫妻给人的感觉有点怪，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磨合得比较默契，陆总也慢慢变得开朗了，还会和人开开玩笑什么的，也能跟女同事正常交流了。

    陆孝彭被关押后，徐思瑜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不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于陆孝彭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里通外国的“特务”，徐思瑜不仅没有抛弃他，而且悉心照顾他，想方设法安慰他。她经常捎话给他：“凡事要想得开，不止你一个人受罪，厂里的领导们都关在牛棚里……”“你有强5，上头都知道你，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只要你活着，把命拣回来，就是我们一家子的福分，要受罪，我还和你一起分担……”在最难熬的日子里，徐思瑜给了陆孝彭活下去的勇气。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发现，被关押的日子里，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徐思瑜。这些年，她为他，为家庭操碎了心，可是，他却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一个遥不可及的女人，而置眼前的幸福不顾，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了，徐思瑜才是他一辈子的依靠，是他患难与共的人。想到这里，陆孝彭不禁懊悔不已……

    在被关押的后期，是陆孝彭最难熬的岁月，这给他留下了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平素眼里容不下沙子的陆孝彭此时的忍耐力受到极大的挑战，精神折磨使他几近崩溃。

    然而，陆孝彭的案子却越审越升级，他最先是“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后又外加里通外国的“特务”，据说，被江西省革委会定为大案要案。曾经不可一世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放出话来：陆孝彭是要犯，谁也不能放他，除非中央来要人。这是一句心机颇深的话，中央来要人，必定是罪加一等，案升一级，按程世清的逻辑，陆孝彭是必死无疑。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从中南海传来了周总理的殷殷关怀，是周总理解救了陆孝彭。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孝彭的案子并非个案，那么周总理又是如何关注到陆孝彭的呢？这其中是有故事的……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越南和中东几场局部战争之后，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先进的超声速战斗机被速度更低的对手击落的战例时有发生，因此，设计战斗机不能单纯地追求飞行速度快，还要赋予战斗机以良好的机动飞行能力。

    飞机的机动飞行性能主要与飞机的加速、爬升和盘旋性能有关。其中，前两项指标是和高速飞行的设计要求相一致的，而最后一项指标却是与高速飞行的设计要求相互矛盾的。飞行速度越快的飞机，盘旋半径就越大，盘旋一周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局部战斗中的空战实践证明：即使在广泛使用空空导弹的情况下，战斗机在近距离时利用机炮进行格斗仍不可避免。格斗中，战斗机常被迫以尽可能小的转弯半径或尽可能快的转弯速率绕到敌机后方，占据有利的射击位置。这时，速度较低或机体重量较轻的飞机反而处于优势。参加过越南空战的美国飞行员，强烈地呼吁有关部门设计出“战斗机飞行员的战斗机”。也就是说，要加强战斗机的格斗能力。从实质上看，就是要求改善高速飞机的低速性能。

    于是，围绕这个新的命题，世界各国飞机设计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1969年1月和12 月，美国海军和空军通过了F－14 和F－15两种战斗机的设计方案。两者都是通过加大发动机的推力（提高全机推重比）和增大机翼面积（降低机翼载荷）来改善机动性的，前者还使用了变后掠翼技术，因而飞机尺寸都很大，重量也大。

    1964年4月，英国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开始服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高、低速飞行的矛盾关系，具有异乎寻常的机动能力，但随之而来的是维护使用复杂和经济性差等严重问题。

    20世纪60 年代末，苏联研制了米格 －27 和苏 －17 战斗机，它们都是利用变后掠翼技术来协调高、低速飞行矛盾的，但也带来了结构重量的增加。

    英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三国于1969 年开始论证“狂风”战斗机方案，他们最终采用的也是变后掠翼布局。

    1969年3月，法国的“幻影”F.1 战斗机的预生产型首次试飞。为了提高飞机的机动能力和缩短起降滑跑距离，法国人放弃了“幻影”飞机系列传统的无尾三角翼布局，又回到常规的后置尾翼布局中来寻找出路。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实施“黑帘”计划。他们利用法国“幻影”5 飞机的图样，在三角翼前面加装鸭式小翼，研制了“幼狮”C.2战斗机，达到了提高机动性能的目的。

    还是这一年，瑞典的近距耦合鸭式布局短距起降战斗机萨伯－37 （Saab－37） ，在世界上一举成名。瑞典人为了挖掘飞机的气动潜力，进行了长达10年的预先研究。他们的成功，激起了20世纪70年代探索非常规布局飞机的热潮。

    当时，世界各国的新型战斗机正朝着机体大、设备全、技术复杂的方向发展，而我国采取的却是一种朴实的做法———通过缩小机体，减轻起飞重量来有效地提高飞机的机动性能。就我国当时的技术储备情况而言，这也是最为现实的一条途径。

    1968年4月，空军提出了研制“小歼”（即后来的歼12 ）的计划。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关于“小歼”的设计思想，曾有“适应人民战争需要、开展空中游击战”的提法，但其本意是要搞出一种高度机动灵活、短距起降、中低空性能好、维护简单、造价低廉的小型战斗机。问题的提出是与国际航空技术的动向相吻合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与众不同。

    1969年，空军和三机部将这一任务下达给洪都，希望陆孝彭再挑大梁。当时的陆孝彭已经被江西省革委会定为要案。得知消息后，空军和三机部立即行动，他们共同致电江西省革委会，请求放出陆孝彭。

    然而，江西省革委会并不予以理会……

    空军和三机部得不到回复，意识到，这件事情必须求助于有影响的人物，才能解决问题。于是，空军以要求陆孝彭研制歼12 的名义上报国务院，三机部表示支持，就这样，事情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把空军和三机部的人找来了解情况，听完汇报后，他当即给办公室秘书下达指示：一定要把陆孝彭放出来，尽快投入歼12飞机的设计工作。

    据吴立新后来回忆说：

    我听说，当时，程世清到北京开会，会议期间，周总理就找到程世清，向他询问陆孝彭现在在干什么？程世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小心翼翼地回答了周总理，说他现在可能还在关押之中，暂时没有工作。听他这么一说，周总理便打了个招呼，意思是要他放人。会一开完，程世清便迅速赶回南昌，一下火车，他也没回家，也没回单位，直接就到了洪都，马上了解陆孝彭的情况。1969年4月，周总理又亲自给程世清打了电话。就这样，陆总被周总理解救了，当然，还有空军和部里一些老干部的努力。要不然，像他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关押，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跟陆总一起出国留学的徐舜寿、虞光裕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吗！

    关于周总理解救陆孝彭一事，在方志出版社出版的《青云谱区志》上也有佐证：

    1968年8月，陆孝彭被隔离反省。在“交待材料”上，他写满了对强5飞机遗留的一些技术问题的论证和新的改进意见。1969年4月，周恩来总理两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把陆孝彭解放出来。

    就这样，陆孝彭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关押，重获自由，重获新生……出狱时，他听见有人说： “算你命大，连周总理都惊动了……”

    当陆孝彭回到家中，一家人抱头痛哭。这个时候的陆孝彭瘦骨伶仃，形如枯槁，这个时候的徐思瑜，面色憔悴，热泪横流。

    得知陆孝彭放出来了，工厂的干部、工人都到家里探望他，陆孝彭便立即询问他们关于强5的事情。当得知强5批生产受阻，设计队伍遭受劫难，他忧心如焚。

    很长一段时间，陆孝彭精神都有些恍惚，这8个月的经历让他不忍回首。然而，每当想起周总理，他又燃起无限的感激与激情，心潮澎湃难平。陆孝彭不知道周总理对程世清说了些什么，但他知道，他的重获新生，与周总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对他既是一种恩惠，更是一种激励。他在心底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干，要对得起周总理的救命之恩。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周总理，仍然难以忘怀：

    忆昔四届人代会，周公亲临陈国情。事必躬亲古贤相，鞠躬尽瘁献革命。

    “文革”浩劫沥心血，千里援我出囚禁。亭亭大树荫十亩，保护干部爱人民。

    陆孝彭的夫人徐思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老陆经历的磨难特别多。我仍然记得，有几次，他抱着我痛哭的情景。一次是在北京肃反，回来后，抱着我哭，很伤心；还有一次是强5 静力试验失败；另外，就是从“牛棚”里被放出来时。这几天，我在看一部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文化大革命”时，航天的好多科学家都是周总理给解救的，我特别受感动。这让我想起了老陆，想起了老陆也是周总理解救的。想起了老陆被放出来后回到家里的情景。当时，我们家有周总理的挂像，老陆回到家里后，就让我们全家到周总理的挂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周总理，老陆也难逃厄运，感谢周总理啊！

    被放出来后的第二天，陆孝彭便到了工厂，在强5 装配线上，陆孝彭抚摸着他日夜思念的强5，几乎掉下眼泪。

    最让陆孝彭担心的强5在他被关押的这段时间里面临着糟糕的境地。

    早在1966年6月，三机部便批准了强5 飞机从试制批生产转成批生产的总方案，提出以1966 年到1967 年一季度为第一阶段，完成设计和试生产批任务，交付10 架飞机。然而， 1967 年1 月，受发源于上海的“一月风暴”的影响，试制总方案无法顺利进行，这给日后强5飞机的生产工艺定型埋下了混乱的隐患。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工厂的情况是：到处都在武斗、打砸抢，生产大局已经遭受重创，生产秩序很难维持下去，生产变得不再重要，“政治”压倒一切。1968—1970年，洪都先后有1600多名职工，其中包括绝大多数中层以上干部和技术骨干，被残酷斗争、集中劳动、隔离审查或非法监禁，个别人甚至被迫害致死。仅飞机设计所先后就有50 余人遭受不测， 100 余名设计员或下放车间，或以“支工”名义下放到全省各地，通过强5 研制积累的设计力量在这一时期遭受严重摧残，元气大伤。

    经过“大砍、大破”，工厂的生产秩序全部被打乱，管理工作削弱，产品质量大幅下降，强5 第一批10 架飞机，一直拖到1968年上半年才勉强搞出1架来。这就是陆孝彭被关押过程中，强5所面临的无奈的现实局面。

    从“文化大革命”的牢笼里出来后，陆孝彭主要精力转到歼12飞机上，这是后话，后面将重点讲述。另一方面，他仍然关注着强5，关键问题，他必亲力亲为。他一心要报答周总理的救命之恩，那股拼命的劲，直到今天，见过他工作的人仍然记忆犹新，现在在洪都工会工作的刘大雨回忆说：

    当时，我在总装车间当工人，陆总经常去总装车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被当时的革委会主任苏敏训，当时，强5 改任务非常紧，陆总在总装车间蹲点，两三个晚上都没回过家。大概是太累了，他就坐在还没有装机的起落架上面打瞌睡。刚好那天，苏主任到总装车间检查生产。苏主任是个好领导，有魄力，作风清廉，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干部要求严格。开生产作业会的时候，中层干部迟到了，他会让人罚站，这是全厂人都知道的。看见陆总在打瞌睡，苏主任有些不高兴，就对陆总说：“你还在打瞌睡啊，工人都干得热火朝天的……”陆总老老实实听着，也不说什么。

    当时，陆总几天几夜没睡觉，眼睛熬得通红。那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就是我们这些年青人都受不了。那一年我才18 岁，有一次，我就困得在机翼上睡着了，同事把我抱到办公桌上，拿工作服给我盖上，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睡得太死了。年青人都这样，更别说当时陆总已经50多岁了。

    雄鹰成了“和平鸽”？！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强5装备部队的数量和使用时间的增加，飞机在制造质量和使用维护等方面出现大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飞机在部队只能进行飞行训练，无法进行战斗训练，更不用说担任战斗执勤了，一时间，有人甚至给强5取了一个别名为“和平鸽”。

    而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罪魁祸首”仍然是“文化大革命”。

    1969年以后，国防工业开始盲目搞大军工，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要求洪都尽快生产一大批强5 飞机装备部队。而那个时候，强5虽然被批准按标准样机成批生产，但设计图样并没有经过定型，图样的更改也没有经过必要的审查和控制；1966 年为强5批生产所编制的大量工艺文件以及已完成的7000 项工艺装备，都没有进行正式定型，2架样机的试飞时间还不足以充分暴露飞机使用和维护方面的问题。

    在上级的高压形势下，洪都领导向全厂职工进行了动员，号召要大干强5 ，达到“月产20 架”的水平，以满足部队需要。一时间，车间连队，不管白天黑夜，拼命突击，争时间抢速度，有时甚至组织子弟学校学生和部分职工家属进厂，老老小小帮助打磨零件或做一些搬运等勤杂工作，“老婆孩子齐上阵”的情景自“大跃进”期间安－2飞机的研制之后再次在洪都上演。

    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不顾新机研制客观规律，没有在设计图样和工艺定型、系统进行生产准备等工作方面先打基础，就仓促投入成批生产，为后来埋下了几百架飞机大返修的隐患。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都遭到破坏，技术力量被削弱。就在陆孝彭被放出来的时候，洪都飞机设计所又在搞“支工”， 88名干部和设计员被下放到江西省各地、县企业。经过“三查”“支工”“四查”，一支在20 年漫长岁月中，经历修理、仿制和自行设计研制锻炼而成长起来的职工队伍，竟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一下子遭受惨重摧残，这令陆孝彭痛心疾首！

    1969年10月，江西省革委会从部队转业军人和江西各地、县的退伍军人中调入1400 多人进入洪都基层班组，随后，又向江西的7个县、市下达招工指标，又有3000 多人进厂当学徒，对工厂进行“掺沙子”。尽管这批人后来逐步掌握技术成为工厂的重要力量，但在当时，他们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且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起，对强5的批生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工厂还来不及对强5 的工艺完全弄懂吃透，在批生产中，对可能引起的工艺协调问题估计不足，零部件在互换协调上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加上批产设计上不断有图样更改，没有定型，因此，生产显得十分被动。

    事实上，对于一直以修理制造活塞式飞机的工厂来说，一时之间，要形成喷气式强击机的批生产规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铣床加工能力弱成为最突出的“细脖子”。自强5 试制以来，洪都没有得到过技术改造，一直沿用原来的老设备。在米格－19仿制和强5试制过程中这个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但由于数量不多，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1970 年，工厂铣床数量仅占金属切削机床的22％。然而，强5 飞机的结构中，由于设计需要，采用了机翼主梁、前梁，机身的横梁等13 项“整体式零件”。这些零件项目虽少，但机械加工，特别是铣床加工的工作量却很大。这样一来，矛盾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工艺定型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当时负责强5这样一个复杂机种工艺定型工作的只有六七个人，力量非常薄弱。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强5工艺定型的具体工作一直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不能停止，大批零件投入制造，一个个部件不停地铆接，一架架飞机不断地装配，对一些协调的部位只能用修配、加垫、强迫、敲打等不正常的方法来解决，仅有的一点技术力量，整天应付生产现场，处理问题，工艺定型只能“细水长流”，成为长期难以割掉的大尾巴。

    当强5第二批开始试飞时，飞行员反映在上升拐弯时飞机有抖动的感觉。陆孝彭知道后很重视，改动了相关的设计，在工艺上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了飞机局部结构的强度和刚度。重新试飞后，飞行员反映良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空军的专机突然到达洪都，令工厂领导第二天随机飞往北京，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汇报有关飞机抖动的问题。洪都革委会副主任朱维斌和生产指挥部领导成员苏敏等一行到北京后先向常乾坤副司令员做了汇报，但吴法宪并不理会，在第二天会上，吴法宪声色俱厉地批评洪都，他质问，这样抖动厉害，强度不够的飞机怎么能允许装备部队！刹那间，风云突变，大有强5非停产不可之势。

    洪都的同志极力澄清，他们言明了飞机抖动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措施以及初步的效果。对于这些事实，吴法宪无言以对，一时难予完全否定，会议陷入僵持之中。最后，会议在要求工厂进一步提高飞机质量中结束。

    会后，三机部、空军、海军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强5的抖动问题进行了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和讨论，写出了“关于强5飞机抖动问题调查研究情况的报告”，报告表明，强5 抖动是飞机接近抖动迎角飞行时，机翼分流分离所引起的，这是所有飞机都有的正常现象，是临界失速的先兆。只要飞行员平舵松杆，减小飞行迎角或增加飞行速度，抖动就会消失。

    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1970 年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紧急召开的会议不过是一场虚惊，强5再次避过一劫！

    197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出要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要恢复和健全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整顿企业的措施。洪都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汇编规章制度，把工艺定型作为首要任务来抓。随后，为了掌握和解决飞机在部队使用中暴露的问题，不断改进设计，提高飞机质量，洪都组织外场服务小组，留驻飞机使用部队，收集和听取意见。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分门别类，有的进行了设计改进，有的制定了措施或解决方法，并派出排故小组前往部队排故。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全国各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整顿。这时，“文化大革命”浩劫所造成的恶果已经在部队的装备上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不久，整顿强5飞机的质量问题提上了日程，洪都接受命令：在两年内，完成已经生产交付部队的所有飞机的返修或大修任务，洪都历史上首次大面积返修和大修拉开了帷幕……

    后来，驻洪都空军代表室的罗元淦、李新民在回忆文章《让强5飞机更强》中这样写道：

    强5飞机1969年设计定型后，未经生产定型即于1970年转入批生产，在使用中陆续暴露了不少质量问题。军代表室在积极督促和参与质量问题的解决中，总结提出了“拉条挂账，攻关销号”的工作方法。拉条挂账，即根据军代表收集、掌握的质量信息，经过军厂共同协商，每年集中明确一批重要的质量问题，纳入计划，限期解决。攻关销号，是结合工厂科研、生产实际，采取有力措施，逐一解决质量问题，直到全部销号。

    军代表室把拉条挂账作为解决质量问题的第一步，更重视在攻关中销号。每年都花较大精力协助工厂抓落实，每季度检查一次质量措施落实情况。为解决影响飞机“五大性能”的质量问题，军厂多次共同攻关，较好地解决航炮卡弹、卡链、液压系统温度高、扩散器严重漏气等问题。航炮卡弹、卡链，造成空中停射率达千分之二十以上，影响部队训练和作战，部队反映强烈。为尽快摘掉卡弹、卡链的帽子，军厂联合攻关，历时2个月，走访相关的主要部队和工厂，取得114次空中停射资料。经过统计分析，终于查清了空中停射的主要原因。针对供弹受阻、约束不严、排链不畅的主要原因，攻关组反复研究、试验，形成了大改方案，并在1982 年返厂大修的强5 飞机上改装成功。1983 年3 月，航空工业部、空军在洪都联合召开卡弹、卡链攻关总结和技术措施鉴定会，卡弹、卡链技术关键基本解决。

    经过返修排故和大修，消除了质量隐患，并按改进后的图样改装了飞机，从而改善了使用维护性能。新生产飞机的工艺质量也不断提高，飞机设计也逐步得到完善，飞机的综合质量渐趋稳定。同时，部队大批飞机经过较长时期的使用，也积累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经验。直到这个时候，强5 才开始慢慢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喜爱，成为真正翱翔在祖国边防线上矫健的“雄鹰”！

    而这时距离强5 最初启动研制项目之时已经有20 年了，在这20年里，陆孝彭设计了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强击机，也迎来了人生最巅峰、最绚烂的飞机设计师生涯。然而，岁月不饶人，在这20年里，陆孝彭从成熟稳重的壮年逐渐迈入步履蹒跚的老年，时间，成为他最为强大的对手，后半生里，他一直与它赛跑，与它斗争，试图赶在它的前面，多设计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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