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40～1898年：继承与舶来

    历数中国近代非大学性办学机构

    19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从古代进入近代，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最早的大学是哪一所？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前身即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的湖南大学，有的说是清朝大臣盛宣怀最早创办于1895年的北洋西学学堂和1896年的南洋公学，有的说是前身即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

    其实，长期以来，由于受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历史的真相一直被淹没。湖南大学的前身岳麓书院，根本不具备现代大学的任何特征；京师大学堂（1898年）诞生于北洋和南洋之后，更谈不上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只不过一直被官方讹传罢了。随着历史被越来越公正地研究后，即使是北大，也不敢再自称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她只是中国第一所中央大学。

    不过，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也不是北洋大学堂，她只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而是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外国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模式设立的大学。这所实力一直很雄厚的大学，最终在建国后被强行解体。但相信历史最终会恢复她的本来真实面目。

    学者谢泳则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成熟的大学，应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真正的大学，必须同时具有这样一些条件：综合性大学；男女同校；稳定的科系设制；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选课制的设立；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中国近代第一批大学雏形，主要是来自两个源头，一是土生土长——对古代传统书院的继承与升级；一是“舶来品”——西方人士在中国兴办的教会学校，后来很快发展为大学。同样，在这些学校“进化”为真正的大学之前，中国社会那些非大学性的办学机构也是包括这两大类，即传统书院与教会学校。

    1/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976年）。嗣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学脉绵延，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2/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位于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后改办贝满女中)。通州协和大学于1867年创办，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谢卫楼任校长。汇文大学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位于崇文门船板胡同（今汇文中学），校长刘海澜博士。这3所教会学校是后来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1916年）的前身，也是今北京大学等校的重要起源之一。

    3/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到山东登州，创办免费义塾——蒙养学堂；1884年，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广德书院。它们是后来著名教会大学齐鲁大学（1904年）的重要萌芽和发端。

    4/1866年创建于广东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医学院，1954年广东光华医学院并入。学校先后改名为广州医学院、中山医学院。1985年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并入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医学院。

    5/1871年10月20日，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创办文华书院，初为男童寄宿学校，名叫文惠廉纪念学堂，中文校名为文华书院，其校址在今湖北中医学院。

    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20世纪初，三校各自都开设了大学课程。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雅礼大学；美国复初会在岳阳也开办了湖滨大学。这些学校中，以文华书院规模较大。其早期建筑中圣诞堂至今保存完好；20世纪初又陆续建造了教学楼、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翟雅各健身所、多玛室、博约室、颜母室等建筑。1926年，两湖地区受到排外运动的严重冲击，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

    1890年，文华书院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01年翟雅各任院长之后，发展迅速，1903年又增设大学部，逐步发展成文华大学。1924年改名为华中大学，是旧中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接管了教会学校，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华大学的化学、国文两系与私立华中大学等高校合并，成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迁至武昌桂子山。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一直至今。位于“九省通衢”江城武汉的桂子山下的华中师大校园，风景也是挺优美的。

    6/1875年在四川成都兴建的尊经书院，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时创办、经学大师王运主讲的带有改良色彩的新式书院。她是今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

    7/19世纪中叶以后，清廷不敌英法俄日等国侵略，被迫签下数纸不平等条约。战事连连溃败使政府及百姓丧失了信心，社会呼吁改革及学习列强之长的声浪日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基督教会来到中国兴办教育事业。监理会是美国基督教重要差会之一，1846年成立，本部设于田纳西州。1879年起该会先后在苏州创办博习书院、宫巷书院，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它们是今苏州大学的前身。

    8/1887年，英籍德人德璀琳召集外国商人，要求赞助在天津投资创办大学，并得到响应。他的设想，得到清朝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赞同，并答应拨给他一块地方做校址。他们在天津德租界的警察总部处后身东南一点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德国日耳曼式风格的楼房作为教学楼，开始招收高层次的中国知识分子入学。校名为呑纳学院，亦称为天津博文书院。1892年，德璀琳在外国侨民中聘请了英国皇家学院毕业生丁家立于学院中创办补习班。数年后，这个班学生的知识均达到了入学水平。呑纳学院是今天津大学的前身。

    9/1888年，教会大学汇文书院在南京成立。1907年，美国基督会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与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校的前身之一。

    10/1888年，美国友好人士在广州创办私立岭南学院。建校之初，其校址几经变迁。先从沙基金利埠到四牌楼福音堂、花地萃香园，1900年迁往澳门，1904年将永久校址设在距广州城东南十里的康乐村，后来改名为岭南大学。她是旧中国的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1927年，该校收归中国人自办。

    到20世纪30年代，在校长钟荣光的努力下，岭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设有文、理、工、农，医、商等学科的著名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弟子遍全球，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并和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互相承认学历。

    此后，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岭南大学，又于1937年南迁至香港，1942年北上至韶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岭南大学得以重返康乐。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有关科系分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

    1987年12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成为一所独立的商学院。该校秉承孙中山先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校训，锐意进取，致力于教育国际化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以行动实践“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岭南传统。

    11/自强学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她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后成为武汉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1837～1909年），原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生于贵州，1863年（同治二年）探花，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成为晚清“四大名臣”。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注重教育，对清末教育有很大影响。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

    此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方言”即今“外语”之意）、算学、格致、商务4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每门招生20人。其方言斋前身为1891年张之洞建立的专修商业外语的方言商务学堂。

    1896年7月，鉴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自强学堂改订章程，调整学科门类设置，强化外语人才的培养，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不再单独设门，只作为课程附列其中。 同时设有译书局，并入创办于1892年的矿务、化学学堂，开创自然科学专门教育。方言一门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4门。每门招生增至30人。1898年增加东文（日语），共计5门。

    1902年，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根据1904年 1月张之洞等人上奏并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 奏定学堂章程 》中《 各学堂奖励章程 》文件的规定，湖北方言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方言学堂不设总办。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张之洞从1893年创始一直负责到1907年。

    1911年3月，辛亥革命前夕，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遂以教育经费紧张为由强令停办，校产交武昌军官学校使用。

    12/1894年清政府批准建立的北洋医学堂，1915年改名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医学院。1995年，河北医学院与河北中医学院等校合并组建河北医科大学。

    13/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知府林启利用普慈寺创办求是书院。这是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其最初仍是中国传统的书院，并不能列入大学之列，但她是浙江大学的源头。求是书院旧址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3弄5号。

    普慈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元至正年间重修，明毁，清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间(1889～1891年)重建，殿宇规模宏大，为东城梵刹之冠。利用普慈寺创办的求是书院，寺大殿作为书院办公室；殿后有东西两斋，为学生教室和宿舍。校园占地颇广，闹中取静，环境优雅，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书院以振兴中华、御侮图强为办学方针，注重实学，反对科举，在教授数、理、化等课同时，也十分重视国文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强意识，造就出了浙江第一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人才，如邵飘萍、陈独秀（皖籍）、许寿裳等。书院屡经更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翌年改称“浙江大学堂”。

    书院旧址现仅存原普慈寺大殿，坐北朝南，面宽5间，通面阔22.15米，总进深18.4米，单檐歇山顶。七架抬梁式带前后三步廊。外檐平身科明间四攒，次间三攒，稍间一攒。翼角起翘，有卷棚顶前檐廊，施石质方柱，每开间内柱二攒斗栱、牛腿等雕饰狮子戏珠等图案，形象生动。大殿用材讲究，雕饰精美，既是晚清比较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纪念地，系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1897年由曾经美北长老会创办的育英义塾改名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著名教会大学之江大学，她也是后来浙江大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14/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创建的杭州蚕学馆，是我国最早的兴学教育机构之一；1964年定名浙江丝绸工学院，1999年更名浙江工程学院，今为浙江理工大学。

    [附文]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千年学府，湖湘之魂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湘江西畔、岳麓山下，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其中唯一坚持办学、人才辈出、影响巨大的一所书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风景名胜区，隶属于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的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公元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南宋理学家张栻、朱熹、真德秀等曾在此讲学，据说，鼎盛时期从学有千人之众。

    嗣后，历经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学脉绵延，弦歌不绝。她比意大利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要早近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从岳麓书院至湖南大学的千年办学历史，反映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漫长、复杂变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麓山寺创立。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后周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鉴于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自明朝宣德年间开始，经地方官员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每一次都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后延自岳麓山巅，前延至湘江西岸，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庭院深深、山水相融、布局整饬、气势恢宏的壮丽景观。其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丰富。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熹）张（栻）之学为宗。清代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得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得御书“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但由民办逐渐转向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兴起，书院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晚清民初，因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要求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后相继改名求实书院（1899年）、湖南省城大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同年，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创建。辛亥革命后，改学堂为学校，拟办湖南大学，期间先后易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与1908年创建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合并组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

    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湖南大学，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国立湖南大学。194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创建）、湖南省立克强学院（其源头是创建于1902年的湖南农务工艺学堂）、国立湖南商学院（1942年创建）、私立民国大学（1916年创建于北京）、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并入湖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达为湖大第一任校长。李达后来还做过武汉大学校长，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广西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华南工学院(铁道系与土木系)、南昌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四川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武汉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云南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并入。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湖南工学院。1959年，湖南工学院复名为湖南大学。1963年，上海机械学院(汽车专业)、湘潭电机学院(电机等5专业)、南京汽车制造学校(汽车专业)并入湖南大学。1978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8年调整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0年，湖南财经学院并入新湖大。

    学校虽几经变革，多次易名，但始终为湖南最高学府，原书院院舍始终保持未变，校园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今日的湖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人文学科独具浓厚文化背景、经济管理学科富有特色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修复后的岳麓书院被烈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学府正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岳麓书院向来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唯楚有材，与斯为盛”。岳麓书院是强调“爱国”“务实”，经世致用、救国救民为主旨，具有鲜明特色、深远影响的“湖湘学派”与“湘军”的发祥地、渊薮滥觞和灵魂中枢。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令后人景仰不已。

    岳麓书院学规（1748年）: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正，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相干。行坐必依次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校训是：“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校风是：“博学、睿思、勤勉、致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功不可没。

    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朱熹、张栻、周敦颐、程颐、程颢、王阳明、王夫之、王先谦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陶澍、魏源、陈天华、蔡锷、郭嵩焘、李元度、唐才常、杨昌济、蔡和森、邓中夏等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青山有幸埋忠骨”。辛亥革命后，不少仁人志士的遗骸长眠于此，这也是岳麓山的一大奇观。其中最著名的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黄兴、蔡锷、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辛亥光复湖南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盟会重要成员姚宏业、禹之漠，著名学者杨树达及大批阵亡将士的公墓，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已与岳麓青山溶为一体，是岳麓山文化浩气长存的一个篇章，是碧血丹枫美景中最具有忧国忧民的感情色彩的一页。

    虽然宋朝时建立的岳麓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说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学府并不科学，但是，从宋朝的岳麓书院到今天的湖南大学，办学历经千年而从未间断，说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坚持办学历史最久的一所学校、一个教育机构，那总是正确的。

    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三校园均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湘江西岸树林荫翳的岳麓山脚，景物缤纷绚丽，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岳麓山巍峨隽秀，象征厚重和凝固；湘江水声声不息，寓意灵动与鲜活。新楼古院鳞次栉比，绿树白墙交相辉映，花木繁茂校园幽雅，依山傍水风景宜人，登高远眺心旷神怡，是读书做学问的最佳园地。它们俱远离都市喧嚣，泉水淙淙，草绿莺飞，空气新鲜；再配以传统、朴实的小红砖楼，既有古典情怀，又有艺术氛围。

    三所大学的校园里芳草菁菁，秀木葱葱，理风文乐，激浊扬清。它们几乎完全靠在一起，无须围墙，成为一体。湖南是我的家乡，20余年前我就第一次去这里了，那时她还有些破烂、陈旧、冷清，哪里想到会有今天的繁华、热闹？

    2、1879年：外来的“洋和尚”

    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这些教会大学无一幸免全被撤销。在那个政治气氛异常浓厚的年代，有着浓重教会色彩的大学命运可想而知。

    对于教会教育事业，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有过多种评价。不能忽视的是，教会教育机构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乃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完成的。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诸多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正折射出了这种侵略、渗透活动。各教会学校尊崇的宗教宣传，以及闪现于其间的一些民族虚无观、西方种族优越意识等，无疑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悖。但是，教会的教育机构绝非一无是处，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一百余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复旦大学教授说：“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紧接着是立案。这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经过改造，教会学校走入辉煌的“黄金十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成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因为它们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有什么奇怪呢？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不过，教会大学学费过于昂贵，远远超过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当年，由于圣约翰学费太高，曾让“一代才女”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国立大学学费自然最低，却也最难考取。

    据学者陈明远先生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大学的学费还远不如今天的大学高。

    圣约翰学院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叶在上海运行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其原校址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在沪西梵皇渡（今万航渡路）购地兴办。于此年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3门，用国语(即现在的普通话)和上海方言授课。1881年学校的英语老师卜舫济牧师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这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6年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时间长达52年，对圣约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6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直到1895年之前，圣约翰学院一直是中国唯一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是最好的大学了。

    1905年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4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一座1884年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以巨额资助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20世纪80年代末该教堂被拆除后改建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一座1894年建造的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20世纪90年代初改称“韬奋楼”）和另一座1903年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中国籍牧师颜永京）。

    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来的4所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许多多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十分被强调。圣约翰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校内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其他学生组织、活动也十分多，包括许多十分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十分活跃地参与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有17名教职员及553名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离开圣约翰大学，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里的南京路，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但后又于1940年迁回原校址。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学费收入外，也有教会和其他社会捐款。

    圣约翰大学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加上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影响，知名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荣毅仁、刘鸿生、邹韬奋、严家淦、经叔平、贝聿铭、周有光、成幼殊、黄金祺、陈成达、何占春、曾楚霖、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等。他们大多出身显要、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她被拆散并入其他多所高校，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并入复旦）。

    1967年，台湾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为延续圣约翰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成立新埔工专，目前已升等为圣约翰科技大学，未来将恢复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光耀圣约翰光芒。

    圣约翰校友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支持，于该校设立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圣约翰学院。据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沈鉴治所言，虽母校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现，但这已是复校的第一步，故这所学院得到不少校友支持。

    [附文]林语堂的慨叹

    林语堂后来回忆自己在圣约翰的学习和生活：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

    但这个学校也有明显的问题，即教会学校的只重视英语和西方文化，却忽略了中文和中国文化。林语堂说：“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

    林语堂(1895～1976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著作《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此外还有《苏东坡评传》等著作。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3、1872/1902年：莫非她才是真正的第一？

    齐鲁大学是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她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开办，其前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04年由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和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而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渊源可上溯到19世纪60年代，是由最初的一个规模很小的教会学校，经过长期经营扩充，逐渐发展起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最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

    虽然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同处在山东，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就是1901到1949年，这两所著名大学的关联并不多。齐鲁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她与山东大学是两所不同性质、不同风格、不同命运、相互独立的大学。与山东大学相比，齐鲁大学的历史要悠久和复杂得多。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刘世传，曾不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所以也有人认为，真正中国最早的大学应该是齐鲁大学，而不是圣约翰大学。

    19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北部的美国北长老会差会在山东登州府城（蓬莱）建立了在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传教基地（后来山东省一直是美北长老会在华最重要的传教区）。1864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年）到登州（今蓬莱），在城里一所叫观音堂的破庙里办起免费义塾，起名蒙养学堂；1872年取“以文会友”的意思，学堂正式定名为文会馆。登州文会馆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这是齐鲁大学的重要萌芽和发端。

    文会馆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圣道文学、天化格算。具体是：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圆锥曲线、微积分、天文学、代数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乐法、体操。在教学实验设备方面，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铣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化学药品、瓦斯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一应俱全。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设备这么先进、齐全的学校。也正是在登州文会馆时期，狄考文和教师邹立文合作，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

    在山东省传教的另一个重要差会是英国浸礼会。1875年，英国浸礼会将传教基地从烟台迁到青州。1884年，在青州创办了一所广德书院。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决定合办大学。1902年在青州开会，通过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决议，将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学堂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起名为广文学堂，后称广文大学，首任校长为柏尔根。

    所以，如果说文会馆是一所大学的话，则她（即后来的齐鲁大学）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如果文会馆不算是正式的大学，广文学堂才是正式的大学，则圣约翰大学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189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济南设立教会医院，附设医道学堂。1906年青州医道学堂并入，称为济南共合医道学堂。

    1904年，广文学堂校址迁至潍县东郊的乐道院，与青州的神学堂、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并列，分别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的文、理、神学、医学4科。

    1908年，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济南老城区西南南圩子外名为永租实为强行购置土地545亩，开始筹建大学，到1911年校舍落成并招收新学生，这就为日后结束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四科三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济南当局为方便学校和已建医院的交通往来，在南圩子城墙上新辟城门一座称“新建门”。

    1916年，在北京的美国“罗氏竹花医学社”，将北京协和医院的3个班的学生转到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并带来15万元的“协款”。

    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至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结束了1904年以来四科三地的分散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

    为适应学校扩充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南关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对外和在教会内部则仍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英国人卜道成便成了第一任校长。

    1917年9月，齐鲁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文理科为四年制、医科为七年制，共有学生277名，教工53人，其中外籍教职员工36 人。此时的校长为英人布鲁斯，经费由英、美、加等国教会支付。学校逐步设立文科、理科、医科、神科、社会教育科、天文科、农科和国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还将广智院也包括在学校编制内。学生来源非常广泛，国内各省市、社会各阶层、信或不信基督教的都有。

    这时的齐鲁大学，已发展成一个校园面积达800亩（其校址包括医学院、附属医院，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西校区、齐鲁医院，曾历经山东医学院、山东省立二院的变迁），规模庞大，科系繁多的综合性大学，是当时山东省内最大的一所高等学府，并在加拿大立了案。她的最高管理机构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在英国的伦敦和美国的纽约也设有分部。她已成为帝国主义教会在中国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堡垒。

    齐鲁大学成立后，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办学质量优良，校长、系所主任及教授大部分由外国传教士担任，大多数采用英语教学，其教学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

    抗战前的20年（1917年～1937年）是齐鲁大学历史的主要时期。学校在创办后的十几年间，异常复古与守旧，宗教气氛十分浓郁，校政大权一直掌握在神职洋人手里，学生几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学不入教要受到歧视。

    1929年10月底，齐鲁大学的学生掀起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

    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程，要求所有民办大学一律立案纳入管辖，并冠以私立两字，其校长必须由中国人但任，外国人在学校董事会中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长兼名誉校长，首任华人校长由当时的国民教育部长朱经农担任，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不入教的师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礼拜堂也改为大礼堂。

    1931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王慎明视察文、理两学院，尹莘农视察医学院，均认为合格，遂于12月终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立案之后，齐鲁大学虽然在名义上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控制，但其管理实权仍掌握在教会手里。校长、教务长等职务，名义上由中国人担任，但实权仍在外国人手中。

    在时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林济青接任校长期间，创新办学思路，广泛延揽人才，创办国学研究所。齐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声誉鹊起，学界有“南齐鲁、北燕京”之说。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1930年，老舍先生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任院长，住在南新街58号（原54号）的一个四合院里，距离学校仅有一箭之遥。在这段日子里，老舍的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军逼近黄河，学生无心读书，学校停课。除留下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翌年秋天，在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校舍复校开课。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平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大，外籍教工被押往潍县乐道院关押，其他人解散，学校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齐大师生陆续返校，经过整修，学校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1947年上半学期在校学生为442名，其中文学院105名、理学院123名、医学院203名、医事检验技术专修科11名，教职员工70人。1945年经费3亿元。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极少数人的操纵下，齐大曾将部分师生和教学物资南迁，先后落脚于杭州、福州，及至建国以后。

    1948年，一大批优秀人才走出齐大校园，如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但是，齐大初建时，招生和毕业的学生很少，1917～1931年毕业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条件过高，高中必须毕业，还要通过党义、国文、英文、混合算学、中外历史、科学等6门考试。历史政治系前四届每年只招三四名学生。二是学费过高，学生要向学校缴纳10项费用，每年高达140元，其他杂费还要20多元。也有其他原因，像一个时期的收回教育权运动，长期未能在中国政府立案，影响了学校的扩张。

    济南解放后，1951年学校被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被解体撤销，其原有各个学院分别并入专业相同的专门学院——神学院和国学研究所撤销，文理学院所属系科，划归青岛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济南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农业专科划归济南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保留其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医接收，今为山东大学西校区。

    齐鲁大学之所以被撤销，主要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该校由登州源起直至最终定型于济南，便迎合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侵略山东的势头。但是，齐大在办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改善管理体制，提高办学质量，使学校的教育目标能与我国社会现实需要相符合。她不仅为近代山东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参照，而且较为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向社会输送了相当数量的专门人才。仅齐鲁大学医学院，就先后培养了1000余名医护人员——包括一批医学名家在内，为山东及其他地区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同时，她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对推动山东乡村向近代化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全国各地一系列的实验，乡村重建的思想发展为全国性的重要运动，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具有开创意义。

    所以，齐大已融入中国学校教育系统之中，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许多高校曾先后提出要更名为齐鲁大学，但都没有获得批准。

    4、1895年：平地一声雷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但她是外国人创办的、私立的教会学校。如果说谁是中国最早的自办大学、最早的官办大学，则是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无疑，之后是南洋公学（1896年）和京师大学堂（1898年）。

    北洋西学学堂为今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建于中日甲午海战之后的1895年10月2日（由1887年成立的呑纳学院改建而来）。

    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1864～1916年，江苏常州人）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校址在天津北运河畔大营门博文书院旧址。在盛宣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参与下，125名新生入学呑纳学院。学院由此更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官办大学。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

    北洋西学学堂自一开创就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并以高水平的新式大学出现。创办之始就援照美国模式办学，在功课设置、教学内容、教科书、教学方法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大学本科）、二等学堂（预科），学制各为4年，经过8年，培养出专门人才。同时，资送学堂头等毕业生出国留学，也是学堂创办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办之时，头等学堂设专门学（即科系）4门：工程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1897年学堂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又设铁路学堂。上述学门皆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体现了北洋大学堂“兴学救国”的创办宗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学堂校舍为敌兵所霸占，设备、文档案卷遭毁坏，学校被迫停办。以后不容学堂复课，1903年4月学堂方在西沽正式复课。

    学堂开学复课时，分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3个学门。后应外交需要，附设法文班、俄文班。1907年开办师范科。至此，北洋大学堂已成为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科，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1912年1月，北洋大学堂改名为北洋大学校，直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

    1913年又改称国立北洋大学，此后一直沿用此校名至1928年。

    191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洋大学改为专办工科，法科移并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代。

    1919年，北洋大学原采矿冶金学门又分为采矿学门、冶金学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试行大学区制。北平大学区成立，改北洋大学为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不久大学区制废止，乃改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从1920年6月起，北洋大学专办工科，设有土木、采矿、冶金3学门；后学门改称系，至1935年北洋工学院设有矿冶、土木、机械、电机共4个系（内分7个工程组）。为提高学术及技术水平，北洋工学院于1933年开始成立研究所，1935年初开始招收研究生，首届研究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毕业，并被授予硕士学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30日天津沦陷。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7月，教育部指令西北联大改组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

    国立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与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而成，学院设在陕西固县古路坝，初设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8个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工程学会在贵阳举办联合年会。借此相聚之机，各届北洋校友就复校事宜进行磋商。会谈决定，在呼吁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的同时，筹设私立北洋工学院，由全国北洋校友共同筹办。

    在此压力下，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2年12月将原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将其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任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工学院地处浙江泰顺百丈口镇，故史称“泰顺北洋工学院”。与之相呼应，李书田于1944年春在西安筹建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下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两系，并以北洋治学精神主持西京分院，分院学生刻苦攻读，学校要求非常严格，奋发读书蔚然成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北洋广大师生和各地校友提出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的强烈要求。1946年初，教育部正式下令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着力在天津西沽北洋大学原址复校。此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西北工学院和北平部（理学院院长陈荩民接受“北平临大第五分班”，建立北洋大学北平部）4校师生先后返津参加复校。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4月北洋大学在原校址正式开学复课。1951年9月，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令，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为合并后的校名一事曾发生重大分歧。经刘锡瑛（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力争，始改称天津大学，校址设于天津老城南之七里台。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天大是专业规模最大最全的工科院校。因天大偏重理工，与仅一墙之隔、偏重文史的南开大学成为一对“双子星座”。

    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校训为“实事求是”，由建校初期北洋大学原校长、著名法学家赵天麟首倡并承继至今。赵天麟任校长期间（1914～1920年），总结北洋大学近20年年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4个字，以之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一直沿袭至今。

    在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北洋大学为祖国培养了数千名高级专门人才，成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各界的栋梁，为我国采矿、冶金、石油工业的创建，为机械、水利、土木工程的开拓，为纺织、化工、航空、电机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外交家王正廷、数学家秦汾、矿冶学家王宠佑、法学家王宠惠、诗人徐志摩等杰出人才都曾就读于北洋大学。革命先驱、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烈士也是北洋大学早期毕业生，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法学家赵天麟、机械学专家刘仙洲、水利专家张含英等曾任北洋大学校长。机械专家石志仁、化工专家侯德榜、地质采矿专家何杰等曾在校任教。在大批校友中，有50余名专家、学者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奠定了天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祥地的重要历史地位。建校百余年来，天津大学与天津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一代又一代学子学成后投身天津的建设和发展，一批又一批的高科技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为天津的兴旺、腾飞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附文]“书呆子”闹革命

    曾经在北洋大学学习、后来又于1947年担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1900～2002年，山东菏泽人，中国近代水利事业开拓者之一。先后就读于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康乃尔大学，回国后历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中央大学、北洋大学教授），深情回忆自己当年在北洋大学上学时的经过说：

    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60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我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是曹州府首县，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老人们说，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我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他说：“土木。”我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的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钟声（7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我是1918年考入北洋的，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1918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起来了。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邓大姐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拿我来说，我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1919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5、1896年：风景这边独好

    上

    交通大学是中国最早认识世界的人物之一创办的中国最有影响的工程学府。从南洋公学到国立交通大学直至目前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她培育了中国最早一批接受现代工程教育的工程师。其优秀的、务实的工程教育传统，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人才教育。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是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的中国重点大学、著名院校，首批进入“211工程”、“985工程”。被称为“中国交通类院校排头兵”、“中国工程师的摇篮”、“东方的麻省理工”。

    南洋公学为清朝大臣（天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建于上海徐家汇，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这里的“南洋”，泛指华东沿海一带地区。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

    19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盛宣怀先生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在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开放城市创办了南洋公学。建校伊始，学校即坚持“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以培养“一等人才”为目标，精勤进取，笃行不倦。

    到20世纪前后，北洋、南洋两校是黑暗中国的科学和进步的启明灯。客观公正地讲，北洋大学堂才是中国第一所具有高等学府意义的大学，但北洋刚诞生不久，天津就开始闹义和团，此后又是八国联军入侵，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迁到西安联合北平其它院校成立北洋工学院后，备受战火摧残。南洋大学则由于地处文人荟萃的上海租界，一直致力工业救国，发展更好一些，因此到20世纪20代前，可以说长期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此后也一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她才受到巨大冲击，实力大为削弱。

    南洋公学校训（1909年）为：“勤，俭，敬，信。”西安交大校训（1937年）为：“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上海交大新校训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西安交通大学校歌（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

    “美哉吾校，真理之花，青年之模楷，邦国之荣华，校旗飘扬，与日俱长，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光。美哉吾校，鼓舞群伦，启发我睿智，激励我热忱，英俊济跄，经营四方，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光。

    “美哉吾校，性灵泉源，科学之奥府，艺术之林园，实业扩张，进步无疆，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光。美哉吾校，灿烂文明，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宇土茫茫，山高水长，为世界之光，为世界之光。”

    下

    当时的南洋公学，隶属于清政府的招商局和电报局，设立了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4院，盛宣怀任督办（1896～1905年）。

    由于19世纪末天津发生义和团运动，因此北洋大学堂的师生被波转移到南洋公学继续教学。从而，近代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在南洋公学毕业的。

    南洋公学成立后几经更名，1905年叫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叫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0年代后期唐文治长校后改为南洋大学堂，之后又改为上海工业专门学堂。唐文治长校期间（1907～1920年），南洋公学开始走向鼎盛，成为一所学科齐备、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现代工科大学。

    交通大学的另一支，起源于同年(1896年)创办于河北山海关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工科大学之一。

    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部所属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原北京交通传习所）、北平邮电学校4校散居各地，不便管理，于1921年统一学制，统称交通大学；1922年称交通部南洋大学；1927年称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1928年又改称交通大学（本部），蔡元培、凌鸿勋、王伯群、孙科、黎照寰先后任校长。而分称各校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沪校）、唐山学校（唐校，即原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北京学校（平校）。校庆4月8日，也是取自交通要“四通八达”之意。

    当时，交通大学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当时交通大学在世界上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钱学森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发现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该校起初不承认交通大学唐校之学历，故出题考核茅之水平，因为茅回答极为出色，故该校后来决定，从此对交通大学的留学生免试入学。王安去美国哈佛大学时，由于抗战没有带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大学知道他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毕业于交通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大学上海分部内迁到重庆，即国立交通大学(重庆总校)；唐山分部和北平分部也内迁到贵州遵义。

    抗战期间，交大广大师生历尽艰难，内迁入渝，坚持办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浴血沙场。解放前夕，广大师生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学校被誉为“民主堡垒”。建国后，吴有训任校长。

    国共内战之后，交通大学部分教职员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但国民政府直至数年后才允许在台校友于新竹复校，仍称国立交通大学。

    1955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同时也为支援西北教育建设，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在1955年至1957年两个学年中，分批迁往西安。1956年暑假，西安新校舍落成，学校第一批西迁开始。最后，实验设备、图书（约92%）和档案的大部分、约60%的师生迁至西安，而其余则留在上海。交通大学分为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和交通大学上海部分。

    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两部分独立建校，分别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此时，上海交通大学有19个专业，西安交通大学有23个专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交大调整出一批优势院系、学科，支持国内兄弟院校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校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历经西迁、两地办学、独立办学等变迁，为构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六、七十年代，学校先后归属国防科工委和原六机部领导，积极投身国防科研和国防人才培养，为“两弹一星”和国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岁月进入21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又合并了历史悠久、办学优异的著名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其前身是上海第二医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96～1952年）、震旦大学医学院（1911～1952年）、同德医学院（1918～1952年）合并而成。

    而西安交通大学则合并了西安医科大学与陕西财经学院。

    交通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根本任务。一百余年来，学校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20余万各类优秀人才，包括一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专家，如江泽民、陆定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邹韬奋、黄炎培、邵力子、蔡锷、王安、陈敏章、陈竺、李叔同等。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200余位交大校友；在国家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有6位交大校友。

    交大毕业生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诸多“第一”：中国最早的内燃机、最早的电机、最早的中文打字机等。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水翼艇、自主设计的第一代战斗机、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成功移植同种原位肝手术、第一例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手术等，都凝聚着交大师生和校友的心血智慧。

    交通大学深厚的办学传统，奋发图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内外所瞩目。经过一百余年的不懈努力，交大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并正乘风扬帆，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稳步迈进。

    [附文]唐文治长校

    秉承“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唐文治认为对大学生应“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使其“蔚为通材”。大学的功能，“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他在办学中强调道德育人，德才统一，知行合一；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既重数学、物理、外语，又重中文学习，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备”。

    南洋公学因为地处上海租界，较少受战火侵扰。当时教学所用全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原版教材，时称“东方MIT”。南洋公学学生灿若星辰，出名的有黄炎培（后为共和国第一任政务院副总理）、王安、李叔同等。其中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文词歌赋样样精通。

    凌鸿勋评价：

    “上海交通大学在初期60年的历史当中，任职校长最久、贡献最多，而对于学术风气、人格教育、人才造就最有深长影响的，当首推唐文治先生。唐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都是一个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和学校的荣誉是离不开的关系。

    “唐先生在交大由前清任监督以至民国以后任校长连续13年多。在这时期内，国家由专制转入共和，在学校则由普通科转入专门科，在学风则渐由恬静而入于动荡。五四运动之第二年，先生因目疾日甚，乃辞职家居。在他长校的10余年，不但对于学校的学科及设备打了不少的基础，即对于学生人品的造就、体格的锻炼和国学的修养，更有深远的启示。至今一般同学在社会上务实求是躬行实践的风气，实孕育于唐先生长校的时期。”

    凌鸿勋（1894～1981年），广东番禺人。1924年12月被任命为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期间（1924～1927年），举办了工业展览会，修订了规章制度，恢复了每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创办了工业研究所，确定了校徽，规模宏大的体育馆也竣工落成。

    6、1898年：“巨人”横空出世

    上

    这是一块神圣的土地。一百余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天下的严峻思想、耿正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

    这是一片自由的阵地。从19世纪末叶到如今，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以坚毅、顽强、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这块阵地不朽的灵魂。

    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央大学、中国最具偶像价值的大学、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中国大学的代表，是中国专家、学者、名人、院士、教授的摇篮，中国文理科综合类院校的排头兵，被誉为“中国的哈佛”；与清华大学并称为中国大学第一“双子星座”。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南洋公学及交通大学等校校长的蔡元培，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10个大学校长”之首，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教育家。他对北大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巨大影响，无人可以代替。

    北京大学也是“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首。作为中国现代第一学府，她经历了从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到北京大学漫长的旅程。她是中国现代文明思想的发源地，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大本营，同时还是中国现代各种思潮的摇篮。“自由、民主、科学”的作风深深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首先在这里传播、研究，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源，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航程。

    北京大学是“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北大之美，在夫燕园一景；燕园之美，存诸未名一湖；畅春园等，则多不复存焉；理科楼群，更是风光难再。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一道，被我评为“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之一。北大被称为中国第一学府，不惟它的师资强、规模大、实力一流，硬件、软件都在国内无可匹敌，而且北大校园（又称燕园）中的湖塔光影、古典楼宇，庭院深深、草木幽幽，曲塘潋滟、花香流溢，亦曾一度令千千万万学子心仪不已。当年我在附近一名校念书，有亲友来找我、或我自己有空，甚至后来偶尔进京办事、如今进城（我住京郊），都要钻进北大去走走、看看，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它的博大、厚实、宁静、典雅；体会一下那个其实只是一丘小水塘的未名湖，何以被北大骚客们视为海洋；那些古旧、矮小、简朴、安详的楼房里，何以会一载又一载地走出那么多才俊名士；全国各地那么多普通院校的小小中文系都改文学院了，何以水平最高的北大中文系仍然叫中文系。我还曾写过一篇《永远看不够的未名湖》，发出感慨：“将来若有一天能老死于此，这一生也无憾矣！”

    北京大学学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北大一直没有确定的校训。盛传的校训有两个，第一是为人所熟知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二个便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没有校训仿佛是一个遗憾，但是，作为北大，没有校训，仿佛便是最好的校训——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或许你可以选择“格物致知”，也可以选择“修身齐家”，更可以选择“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

    一百余年来，北大校园中人文渊薮，英才辈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下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改革旧体制、由封建时代向民主时代强行过渡的收获。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第一所中央大学，她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并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最初校址是在北京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红楼（故宫东北，现五四大街29号）等处。

    9月21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举步维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爆发，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不拘成例，延揽人才，请出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聘请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此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大学堂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后者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l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

    自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取消、京师大学堂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加上各方最优秀士子大部分均投身京师大学堂，从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京师大学堂与国子监之间的传承。因此，不少学者皆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太学的唯一正统继承者。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中说：“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除胡适外，冯友兰、任继愈、周培源、季羡林、萧超然等学者、教授也曾表示同意北大“太学渊源”之说，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应当提前一、两千年。而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则反对这个说法，认为京师大学堂并非由国子监改组而成，并不是直接承继自国子监。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最高学府，但由于受封建主义影响，入学的大多是纨绔子弟，教师也不少前清遗老。直到蔡元培主校时，校风才为之一振，四海人才会聚，五四运动更使之闻名中外、留名青史。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为首任校长。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呼喊，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此后是章士钊、马相伯、何燮侯与胡仁源等。

    1917年1月，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1868～1940年，浙江绍兴人，号孑民）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早年他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做过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整顿和革新，奠定了北大向近代大学转变的基础。北大开始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1879～1942年，安徽怀宁人）、李大钊(1888～1927年，河北乐亭人)、毛泽东（1893～1976年，湖南湘潭人）以及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3年，原籍安徽绩溪，生于上海）、李四光（1889～1971年，湖北黄冈人，蒙古族)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此后10年，北大处于鼎盛期。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以及600余篇“像匕首，像投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文。鲁迅曾经教过书的大学先后有：北京高师、女师（均为北师大前身）、北大、厦大、中山等。他在北大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晚年在上海从事专业创作。

    胡适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人文类大师级百科学者之一，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自由主义先驱。1917年留美回国，就深得蔡校长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头年是哲学研究所教授、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兼任《新青年》杂志主编；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5个系的主任，期间兼任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1年出任文学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做了短时间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后，于1946年回北大担当校长，直到1948年底止，前后在北大工作近30年。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上，远非一般人可比。

    胡适早期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较大影响，赴美留学后则受赫胥黎、杜威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倡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并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等观点。

    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上说，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影响。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从1920年起，刚自英国留学回来的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李四光是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新中国地质事业主要领导人。

    1927～1929年之间，北京大学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8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京大学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再次担任北大校长1年有余。

    1930年底，曾3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年，浙江余姚人）开始执掌北大。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蒋梦麟掌校期间，正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而经过亡校风波的北大，却在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教育家功不可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3所名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大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

    日本人控制华北期间，整合北平大学医学院、农学院以及北洋工学院留在北平的部分师资和学生，号称“恢复”北京大学，于1939年1月3日派汤尔和任总监督，主理校务，1月12日聘原图书馆领导周作人任图书馆馆长，3月28日聘周作人兼文学院筹备员。文学院成立后，周作人出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汤尔和升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钱稻孙出任校长。1941年周作人升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校长钱稻孙兼文学院、农学院院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结束本时期。

    抗日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45年9月4日指定胡适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当时胡适还在美国办外交，便委由傅斯年代理。傅把汪精卫政权时代全部教职员开除，1946年7月才把校务交给胡适。胡适任职到1948年12月15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搭国民党政府专机逃往南京。1949年2月北平解放，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后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北京大学。1951年6月，著名学者马寅初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

    学者谢泳认为：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首任北大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之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土、建4系合并到清华大学，化工系合并到天津大学，农学院、医学院、地质系、政法专业等脱离北京大学，或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他相关院校。北大自北京城内迁入燕园。

    此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北大校友和教师有近600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大，并且产生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建设的新时期，并成为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一度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后改名北京医科大学，1985年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医科大学。

    近年来，北京大学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按照“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修订了教学计划，加强了基础教学，充实、更新了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精神。在教学管理上，实行学分制，提高选修课比例，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修读辅修专业或第二学士学位，提前修满学分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并推荐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附文1]初进北大

    上

    以下是茅盾回忆自己初进北大学习的情形：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之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兼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理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其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余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弧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兼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茅盾（1896～1981年）：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编务工作。1921年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此后曾在上海大学等地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直接投身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子夜》、《蚀》三部曲、《腐蚀》、《虹》等。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执行书记。1939年在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抵达延安，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地讲学。建国后，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

    下

    张申府则回忆道：

    我在（北大）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一九一四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三十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张申府(1893～1986年)：中国共产党3位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1908年在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学习，与梁漱溟等成为至交。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17年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教预科数学和逻辑，认识李大钊、陈独秀。几次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教授杨昌济介绍来担任登陆室工友，在他领导下工作。担任《新青年》编委；并与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由他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并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首次向国人介绍罗素、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西方进步思想家、科学家。1920年冬以蔡元培秘书名义到法国深造。先后在黄埔军校、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经常利用讲坛宣传爱国主义，并投身于抗日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

    [附文2]永远看不够的未名湖

    湖其实并不大，充其量一两百亩的水面而已，视野有限，风光欠佳；对于生长在南方或沿海的人们来说，譬如鄙人，看惯了八百里洞庭、见识了白茫茫东海，眼眸里它不过是个小水塘罢了。而且湖是个死水湖，没有活源，光靠老天下雪或人工注水，与星罗棋布的江南水乡泽国比，焉见杏花春雨？焉见杨柳依依？焉见草长莺飞？倒是时而飞沙扬尘，处处残荷败叶，令吾等不以为然。某位当代女作家在其一部获了大奖的著名小说中，竟用“水天一色”、“烟波浩淼”这样的俗艳之词来形容它，真是贻笑大方，也害得鄙人曾在多篇文章里奚落之：抑或没见过真正的大江大湖，孤陋寡闻；抑或用词不当，基本功太差。

    但就是这么一片小水塘，仍让人永远看不够，也永远写不够，它的无穷魅力是来自人肉眼之外的。记得多年前，我从南方跨长江、过黄河，“蹩”进京城，在离它不远的另一所名校念书，每逢周末、假日、晚上，总要一个人瞅空来这儿走走、看看，感受它的博大、厚实、宁静与典雅。或者，有外地、外校的老乡、朋友来访，我第一站也要陪他们到这里来徜徉一番，与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后来我回到了南方工作，每逢进京办事，行色匆匆、风尘仆仆，但再忙也得挤出时间，打个的，赶往这儿旧地重游，把脚步放慢，不计早晚地到处走，见物是人非、思绪翻飞，未免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就又到了这湖畔，留足了时辰，信步四顾，最后竟然拐弯抹角地去了湖后的林子里。那儿隔绝了围墙外的车水马龙、林子外的喧嚣物欲，只有一排排老式平房，掩映在目光的前方，旁边是虬曲的枫杨、干枯的池沼、蜿蜒的小径、昏黄的路灯，它们全肃穆于朦胧而又幽远的星空下，是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古朴。偶尔传来一两声蛙鸣、蝉吟、鸦喳，却显得更清寂、沉静。这哪是在繁华的现代都市间，分明像一座偏远的村庄。我当时便是这样想的：“将来若有一天能老死于此，这一生也无憾矣！”

    在这个小湖边，曾上演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曾留下过许多英杰的足迹，曾为许多名篇佳作所抒述。湖虽小，本校的才子才女们却感其精髓而喻之为“一片海洋”，“诗人们住在它的水底沉思”。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一段凄美爱情，发生地也是在这。耄耋学者季羡林多年来一直栖身于此，其《清塘荷韵》即是为它而写的一篇美文。再早些，哲学家冯友兰、经济学家陈岱孙、国学宿儒张岱年、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一大批学术泰斗就住在附近的燕南园；再早些，当一代美学宗师朱光潜到湖滨漫步时，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们马上停止其高谈阔论，噤若寒蝉一般；再早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堪德加·斯诺仙逝后，遵其遗嘱，让他长眠在对岸的茵茵花木处；再早些，陈独秀、李大钊们曾在这里激昂陈词，毛泽东、邓中夏们曾在这里博览万卷，鲁迅、沈从文们曾在这里奋笔疾书；再早些，“五四运动”的熊熊圣火也是最先从这里燃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学何谓，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孔老夫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日夜涌动不息的湖水，具有非比寻常的灵性，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这是文艺创作、文化探究得天独厚的极佳条件，所以才有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派”诗人，也才有优美得令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的《瓦尔登湖》（梭罗的原作与徐迟的翻译堪称珠联璧合）。未名湖虽小，湖水虽浅，却依然灵气横溢，内涵博雅。湖光塔影中有遏抑不止的才情，荷塘月色里有丰厚静远的学养，它源远流长，继往开来，就像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汩汩滔滔，咆哮前行，又哪里看得够呢？

    唯其朴素而伟大，唯其沉静而伟大，唯其陈久而伟大，这就是未名湖之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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