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会颁布决议，合并在苏州、上海的3个书院，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1900年12月，学校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开办“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董会制定章程，推林乐知（万国公报创办人）为董事长、孙乐文为校长。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东吴大学正式诞生。她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
东吴大学创办初期的26年，历经3位美籍校长孙乐文、葛赉恩及文乃史。这个时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捐款及学费。校园内的教学大楼林堂、孙堂及葛堂及教职学生宿舍等设施陆续兴建完成，校园规模日趋完整。学科发展包括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另有4所附中、20所附小、惠寒小学、吴语学校等组成完整的东吴教育体系。各学科除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还为社会培养了无数专业人才，尤其法学擅长，堪称“华夏法学教育鼻祖”。学校非常强调学生人格的陶冶。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她是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规范来巩固，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设立各级法院并配备法官、检察官，还要有大批的律师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快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
1915年9月3日，“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兰金先生任教务长。一开始，学生人数不到10人，而讲师却有10多人，包括兼职的美国法庭罗炳吉大法官、美国在华首席检察官陆赉德等。1918年6月，首批7名学生被授予法学士学位。1924年以前，东吴大学法学院一直利用位于上海昆山路20号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教室上课。192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搬到了昆山路11A号，从此，法学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办公室、餐厅和宿舍。
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学生筹组学生会，一般的学生社团则以学术研究、辩论及体育活动为主。东吴大学早期在3位校长的努力下，为日后校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为顺应中国社会的潮流，东吴大学逐步进行中国化的过程。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继而改组校董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改由中国人担任。1927年杨永清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订“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
此后10年，各项校务发展成果丰硕，令人瞩目。1930年时学校共有文、理及法3个学院，12个学系。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1930年学生人数达755人，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此后8年，东吴大学苏州、上海两校区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徙各地。其间，随战况发展演变，两校区或各自迁校或与他校联合办学，虽烽火连天但教学活动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师生纷纷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苏州校园，展开复校的艰巨工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被取缔。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在苏州的文理学院，部分学系就地移交，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成立苏南师范学院。1952年12月，苏南师范学院改名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制为苏州大学。
一百多年来，苏大先后向社会输送了10多万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中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董寅初，著名法学专家倪征燠、著名蚕桑教育家郑辟疆、著名脑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杜子威、香港知名人士杨铁樑、查良镛（金庸），以及谈家桢、李政道、刘建康、宋鸿钊等30多位两院院士都是该校校友。
1949年秋大陆易帜，国民政府迁台。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1951年筹组董事会，于台北市汉口街借屋设东吴补习学校，设法政、商业、会计及英文4科。1954年以东吴补习学校办学绩效卓著，核准先行成立东吴大学恢复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4系并附设外国语文学系，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61年全校由台北市汉口街迁到外双溪现址。至此东吴师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校园。
[附文]好山好水好读书
苏州大学坐落于小桥流水、杨柳飘拂、亭台楼阁、名胜处处、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市内有著名的四大古典园林、寒山寺、虎丘塔，郊外有江南水乡的典范同里、周庄二镇，及一碧万顷的太湖等。她“处江南繁华之腹地，携苏州园林之精巧，慕东吴大学之遗风，壮今日苏大之声威；瑰丽精致，可圈可点”，被称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
苏大校园内苍松成林、翠柏参天；绿树成荫、芳草似锦；茂林修竹、假山流泉；建筑精致、美景如画，真可谓“集江南自然之神秀，汇江南人文之灵杰”，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好山好水好心情，确实是读书做学问的最佳之地。我1999年出差路过此地此校，正值梅雨季节，阴雨绵绵，水光朦胧，各景区柔媚婉约，真让人有美不胜收、依依难舍之感。
2、1901年：“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成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学府之一。求是书院屡经更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翌年改称浙江大学堂，二十九年(1903年)改称浙江高等学堂，民国三年(1914年)停办，九年（1920年）复校，时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十七年(1928年)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则一直叫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有：求是书院总办（兼）林启（1897～1900年），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1900～1901年），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总理劳乃宣（1901～1903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1927～1930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1949年），以及新中国时期的马寅初（1949～1951年），钱三强（1979～1982年）、路甬祥（1988～1995年）、潘云鹤（1995～2006年）等。其中尤其在竺可桢主校时期，浙大达到辉煌（新中国时期则以潘云鹤的贡献最大）。竺可桢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学校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浙江杭州市。其北依苏沪，东接甬港，南联闽粤，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市，经济发达，人文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享有读书求学胜地之美称。校园依山傍水，环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与西湖美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带领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数学有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物理有胡刚复、王淦昌、朱正元、吴健雄，化学有王葆仁、王琎、卢嘉锡，生物有罗宗洛、贝时璋、谈家桢，土木工程电机有钱令希、王国松，历史、地理有谭其骧、任美锷、钱穆，农学有蔡邦华、吴福桢，教育有费巩、黄翼、丰子恺等。在学生中，后来亦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大师出现。
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英明睿智、勤谨无私的好校长，有了一群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大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时期的浙大，遂以文理称雄中国，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并称“民国四大名校”。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两次造访浙大，盛赞浙大是“东方剑桥”。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浙大被肢解，险遭亡校。中国南方最好的理学部被整体调往复旦大学，工学部实力减至原来的七分之二，浙大文学部、农学部、医学部被分为3所单科性学校，即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但浙大的工科仍然很强，被称为南方“小清华”。浙大的美誉还有：“中国工程师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
20世纪80年代开始，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院士，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著名心理学家、原杭州大学校长陈立先生，著名土壤化学家、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等一大批老浙大人不愿浙大分崩离析，不断上书中央要求恢复老浙大。
几经周折，浙大三大学部终于回归，于1998年9月重新组建为今天的浙江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浙大已成为一所基础坚实、实力雄厚、特色鲜明，雄踞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型、综合型大学。
浙江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以严谨的“求是精神”作为学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以执著的科学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丰硕成果，蜚声海内外。浙大一百余年间，为祖国培养了近20万各类建设人才，广大师生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和开拓者，其中诸多卓然有成的大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我国新闻界先驱邵飘萍，中国研究抗生素第一人汪猷，著名科学家或专家学者李政道、竺可桢、马寅初、卢嘉锡、苏步青、钱三强、王淦昌、丘成桐、潘家铮、叶笃正、贝时璋、陈建功、钱令希、谈家桢、谷超豪、郑晓沧、梁守盘、夏承焘、姜亮夫、李政道、吴健雄、路甬祥、潘云鹤、何燮侯、蒋梦麟、钱家治、蒋百里、刘大白、马一浮、都锦生、常书鸿、丰子恺、邵力子、陈布雷、许寿裳、夏衍、梅光迪等都曾在校工作或学习。浙江大学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其中在浙大就学者就有90余人。
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作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镕。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学校基于知识、能力、素质俱佳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加强基础、注重素质、突出能力、面向一流”的教改战略，实行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和英才教育并举的方针。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浙大文化，经百年沉淀，十数辈传承，底蕴深厚，而今又站在时代前沿，浙大的校园文化，深受其益。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浙大学子向来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时刻关注世界的发展。浙大“求是”精神，更在创业、创新等时代大潮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而发扬光大。
浙江在古代就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誉，山青水秀，地灵人杰，并非浪得虚名。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风景游览胜地杭州，在倒映如画、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这座目前中国规模最庞巨、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第一大“航空母舰”显得尤其可人。校园内楼房参差，中西合璧，各有千秋，或严谨（原浙大）、或恢弘（原浙农大）、或文气（原杭大）、或清雅（原浙医大）；而均依山傍水，涟漪粼粼，风光宜人；皆树木秀直，山茶绽放，潮湿的水气氤氲缭绕，幽然而静谧，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幸运的是，我在1999年也曾到过该校。
[附文]浙大精神
浙大校训：求是、创新。这也是浙大精神。
浙江大学老校训——“求是”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已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抗战期间，浙大西迁流亡办学，艰难困苦和生死别离，使竺可桢校长对“求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8年11月，竺校长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几天后，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校长的这项提议。
关于“求是”的涵义，竺校长曾作过多次阐述，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学史上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行为。中国也有不少具有求是精神的先贤，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孙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在此，竺校长已经将“求是”的涵义大大拓广和深化。他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继后，竺校长又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求是”的方法和路径，他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竺校长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他所概括的科学家应取的三种态度，不仅为万千“求是”学子所遵循，而且一直为科学家们所称颂。
1929年创办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阐释大学的教育理想，称英国大学理想在养成Gentlemen，此即中国“君子”理想；德国之培养专门学者Scholar，于中国当谓“士”。“我国本有‘士君子’一名词，然细按之，亦自有别。大概‘君子’尤重行谊，而‘士’则必学问上有相当之造诣者，方足当之。前者尤重人格上之修养，后者则重学问上之修养。今如不取古人之形式或意义，而取其旨趣之所在，则今日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大学的历任领导人，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创新精神。自那以后，浙江大学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优良校风。
1988年5月，由路甬祥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创新”作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这是浙江大学为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科技和社会需求所做出的正确决策，是对求是精神的发扬光大。
路校长1992年在建校95周年的致词中说：“创新(即创造)精神，严格地说，它已包含在求是精神之中，……但人们往往把求是理解为求实，侧重于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运用，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而不特别强调创造与创新……。创新，正是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杰出人才的共同特点。浙江大学要办得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培养一大批具有献身、求实、创新、协作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接班人，必须十分重视创新精神的提倡，并且形成良好的群体意识，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坚持开放，改革创新。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规律。要使我们学校同步于时代，并不断地取得进步和发展，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力的开发，强调培植求是创新精神。”
路校长的这段话，既是对为何要立“求是创新”为校训的解答，也是对“求是创新”的诠释。
前任校长潘云鹤在1995年浙江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抓住时机，迎接挑战，迈向一流》的讲话中，提出了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素质(Quality)并重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得“求是创新”的方法和路径更为具体、明确。潘校长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专业知识、交叉知识；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创新能力、写作能力、组织能力、想象能力、动手能力等等；素质包括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
“求是创新”是新时期求是学子的行为准则和奋斗目标。
正可谓：“求是”源远流长，“求是创新”前程似锦！
3、1902年A：京畿开先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是“中国师范类院校排头兵”、“中国人民教师的摇篮”，“中国校训最精彩的10所大学”之一。其校训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该校中文系已故教授启功所撰）。堪称做人、做事的准则，学校、职业的风格，是一流的座右铭。
1902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19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定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急起救亡图存，开办新学培养人才是措施之一。
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
以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1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
师范馆首先招生，于次年12月17日开学，校址设在景山东马神庙，张百熙为管学大臣。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张百熙仍为管学大臣。
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学堂，陈问咸为监。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
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宝泉、邓萃英、李建勋先后任校长。
1920年北京高师开办教育研究科，招收高师和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及大学三年级优秀学生，开我国高等学校通过考试招收研究生之先河。1923年，又续办国文、英语、史地3部的研究科。
至此，北京高师已经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不仅能培养师范与中等学校师资及教育行政人员，而且能够培养各科专门学术人员的高等师范学校。
1923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大学，范源廉、张贻惠、黎锦熙先后任校长。
始建于1908年的北京女高师，亦于1925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国内其他高等师范学校都相继并入或改为普通大学的时候，北京高师和女高师先后改为师范大学，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独立存在具有深远影响。
1931年7月，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及研究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北平师大改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同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于次年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40年，西北师院奉命迁往甘肃省兰州市。为减少损失和解决新校址房屋不足，从1941年起，老生在城固逐年毕业，新生在兰州招收。至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全部搬迁兰州。
1946年春，学校师生陆续迁回北平，部分教师留在西北，充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支持了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年11月迁回北平的学校开学，袁敦礼任校长。
1949年2月，北平解放。9月，北平改称北京，学校也相应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汤璪真代理校长，黎锦熙任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市体育专科学校、中国大学理学院、燕京大学教育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室和教育专修班以及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任校长。师大的规模有了较大发展，教师增至340余人，在校生达2300余人；校舍增加近一倍，原和平门外新华街旧址称南校，定阜大街辅仁大学校址称北校，并在海淀区北太平庄铁狮子坟建新校舍（即今北师大校园）。
一百余年时光荏苒，北京师范大学从初创、发展，到辗转流徙，再到壮大腾飞，几经磨难，与近现代中国一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北京师大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师范学堂及其后的师大师生，在“五四”、“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北京师范大学以她海纳百川的气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诚，吸引了无数鸿儒硕学执鞭杏坛；辐辏而至的莘莘学子在这里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洗礼，然后又回到全国各地，或入主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或亲自执鞭故里，为国家民族的复兴、科学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李达、楚图南、吴承仕、黎锦熙、陈垣、黄现璠、侯外庐、范文澜、杨明轩、杨秀峰、周谷城、钟敬文、启功、白寿彝、张贻惠、李建勋、袁敦礼、黄征、林砺儒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弘文励教。
一百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 20 余万优秀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形成了以对祖国未来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为核心的“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篇章。
4、1902年B：古都新风
南京大学是首批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大学，中国名牌学府。因其在当今商业社会处事低调、不好炒作与流俗（据说是“自己或者校友从未参与任何版本大学排名，是与清华、北大手脚一样干净的少数几所名校之一”），又是建立在一个优雅、平和的城市——南京，而被誉为“中国最温和的大学”。
1992年以来，南京大学被国际权威的科研检索资料《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7年位居中国大陆高校首位，被引用论文数也连续8年位居中国大陆高校第一。许多年里，这在中国高校之林中与科研学术界引起的莫大轰动，实不亚于一场9级地震。
南京大学校歌（江谦作词，李叔同谱曲）：“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峨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1902年在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六朝古都古都南京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是吴越之地近代高等教育的源起，是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大学等校的前身。
1901年8月，清廷下令各省书院改学堂，12月又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将学校教育分成初等、中等、高等3个级别，其中高等教育又分大学院、大学堂、高等学堂3个级别。
1902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筹办学堂折》，呈请在两江总督署江宁（南京）办一所师范学堂。不久，刘坤一病逝，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张之洞委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率员赴日本考察，随后聘其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督查，负责筹建事宜。
1903年3月，张之洞调往学部，魏光焘继任两江总督。当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学。学科设有理化科、农学博物科、历史与地科和手工图画科。学校位于四牌楼2号，是六朝宫苑的遗址，也曾是明朝国子监所在地，千百年来书声不断，学泽绵延。今日这里是东南大学的主校区。
1904年10月，该校正式招生。江苏候补道杨觐圭被聘为首任监督。缪荃孙、方履中和陈三立先后被聘为三江师范学堂“总督查”。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将“三江”改为“两江”。据《奏定学堂章程》定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由徐乃昌出任学堂监督。
1906年，江宁候补道江宁提学使李瑞清接任总督，其担任学堂监督6年，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首创艺术系科，学堂发展成东南第一学府。
1914年8月，江苏各省立学校校长联名要求在两江师范学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巡按使韩国钧批复：“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去年叠奉部文，准就两江师范学校校舍改设。”
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以下简称“南高师”）。经北洋政府批准，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被任命为校长。
1919年，留美哲学博士郭秉文接任南高师校长。此期间，始有“北有北大，南有南高”之说。郭秉文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1920年，南高师首开女禁，招收了中国国立高等教育历史上第一批女大学生（共8名），成为中国第一届男女同校的大学。
1921年，张謇、蔡元培、郭秉文等10人联名上书，在南高师基础上创立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继续任校长。下设23系，融文理、师范、农工、商科于一体。学科之多为全国之最，延揽学贯中西的学者不计其数，诸如物理学博士胡刚复、气象学宗师竺可桢、数学家熊庆来、教育家陶行知、桥梁专家茅以升等。
1920～1921年，杨杏佛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艺专修科、东南大学工科主任。1921～1924年，茅以升继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
1923年，南高师正式并入国立东南大学。此时，东南计教职员200人，学生1600人，经费40余万。
1924年，东南大学决定停办工科，工科并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更名河海工科大学，仍隶属全国水利局，第一任校长茅以升。1925～1927年，杨孝述级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
1926年，著名学者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陕西泾阳人)自美国留学归华后，来到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又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的《学衡》杂志。2年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主持筹办清华研究院，数年后钱钟书成为其得意门生。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1943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后入蜀定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全国设立4所中山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合并其他高校后，建立第四中山大学，张乃燕任校长，河海工科大学编入工学院土木系。
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张乃燕仍任校长；4月定名国立中央大学，成为民国时期最高学府，“冠全国中心之学府，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张乃燕仍任校长。下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是当时国内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30年，朱家骅接任校长；1931年，罗家伦“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接任校长直到1941年。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凭着执著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在掌校期间，呼吁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决心把中央大学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一样；并提出“诚朴雄伟”的四字学风及“安定、充实、发展”的六字治校方略，热情聘请名师并关心他们生活，调整系科，改革教学方法，狠抓教学质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央大学达到历史的全盛期。
1941年，罗家伦提出目前中国的大学应该有三种任务：第一，是要为国家民族培养继起人才。第二，要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第三，要能把握住时代精神和需要。他说：“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他对大学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理解，似不限于短期的现实需要。
抗战期间，罗家伦力排众议，主张将学校西迁入渝，俗称“重庆中央大学”。校址在重庆沙坪坝，曾蒙重庆大学相助；医学院另迁成都华西坝，有赖华西大学支援。
蒋介石曾在1943年兼任中央大学校长1年。此后，顾毓琇、吴有训、周鸿经、梁希、潘菽等人先后掌校。
南京大学校友陈蜀尧回忆在重庆沙坪坝柏溪分校时，有一次，新任校长吴有训对学生说：“大学，不单是学校大、院系多、同学多、教授多，更主要的是大学生受高等教育要有大的抱负，大志向。八年抗战，前方将士流血牺牲，全国人民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胜利了，百废待兴，国家需要人才，同学们赶上时候了！你们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事业有成才能很好报效祖国，不要空度时光。”这几句话，陈蜀尧记了一辈子。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还宁。
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国立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办学22年，培养学生8914人。
1950年，南京解放，去掉“国立”二字，迳名南京大学。
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分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部分院系，而并入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之文学院、理学院，成为一所文理综合性大学。
具体调整情况：
以南京大学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为主体，并入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等，组成一所文理型综合性大学，仍名南京大学。校址由四牌楼迁至金陵大学原址。
南京大学工学院独立，并以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为基础，并入金陵大学电机、工程两系，以及江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农化系，组建成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南京工学院，即今东南大学。校址为四牌楼原国立中央大学校址。
南京大学工学院水利系与交通大学水利系、同济大学水利组、浙江大学水利组、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水工专修科合并，组成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此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学校有关系科并入。校址设在西康路。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以该院和金陵大学教育、儿童福利两系为基础，并入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南京师专的有关科组，组建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校址设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分别从原所属大学划出，并入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组建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后搬至东郊新址。
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即今南京林业大学。后定址锁金村。
南京大学气象学院后来成为南京气象学院，即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南京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华东航空学院，1957年迁往西安，与西北工学院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
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1952年改称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1954年迁往西安并入第四军政大学，今第四军医大学。
南京大学商学院后迁至上海，与其他学校相关专业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即今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政法专业后迁至上海，与其他学校相关专业组成华东政法学院。
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迁至北京，是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部分。
此外，金陵大学影音部后成为中央电影学校，即今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成为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今复旦大学医学院；
中央大学工学院电子工程系，后成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1956年成立，与哈工大、上海交大等曾并列为“我国最早的7所重点国防院校之一”，现为国家“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
国立音乐学院，即今中央音乐学院。
1958年前后又衍生出3所高校：
1958年南京工学院食品、化工、农机3个系，成建制分离，创立无锡轻工学院，后称无锡轻工大学，今江南大学。
同年从南京工学院分出建立南京化工学院，1995年4月更名为南京化工大学。2001年5月合并南京建筑工程学院，组建南京工业大学。
1960年南京工学院农业机械系独立为农业机械学院，1982年更名为江苏工学院，1994年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2001年复更名为江苏大学。
[附文1]红色南大
南京大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她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
早在“五四”时期，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南京地区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共产主义先驱便在这里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此举行。
抗战时期，以中央大学著名教授潘菽、梁希、金善宝等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座谈会”，高扬民主、科学精神，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奔走呼吁，不懈斗争，后来发展成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九三学社。而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冲破白色恐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当年参加此次运动的江泽民，1998年还撰写了《忆厉恩虞同志》一文，深情回忆“禁毒运动”的壮观场面。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始终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1947年5月20日，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爱国学生运动。
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以后，这一追求真理的光荣传统得到继承发扬。
1976年3月，南京大学师生在全国率先发起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史称“三二九南京事件”。该活动震撼全国，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1978年5月，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经修改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春雷”。
[附文2]南大名人榜
一百余年来，南京大学俊彦云集，英才辈出，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李瑞清、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柳诒徵、胡小石、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汤用彤、马寅初、李叔同、熊庆来、童第周、金善宝、闻一多、张大千、徐悲鸿、傅抱石、严济慈、吴健雄、李国鼎、罗家伦、顾毓琇、李方训、吴宓、朱光亚、赵忠尧、赛珍珠、杨杏佛、吕叔湘、梁希、戴安邦、陈白尘、匡亚明、程千帆等名家、大师们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
南京大学建校以来，培养了多达2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0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总共达250余位，院士校友总人数遥遥领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外的其他所有大学。
南京大学是中国1/4的两院院士学习或工作过的地方。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有史以来几乎所有物理学泰斗：吴健雄、吴有训、严济慈、闵乃本和冯端。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的6位（黄纬禄、赵九章、钱骥、程开甲、朱光亚、任新民等，基本上都是毕业于南大物理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设计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杰出校友。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总设计师徐舜寿（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特别研究班）。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架客机总设计师徐鑫福（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总设计师钱骥（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理化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一位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艾肯伯里（毕业于南大历史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民国时期总共8位华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的3位：吴健雄（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冯元桢（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李卓皓（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民国时期总共21位华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的3位：沈申甫（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王国金（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易家训（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民国时期总共7位华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的1位：蒋彝（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
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唯一A类教会大学，培养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
南京大学培养了一位差点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核物理开拓者赵忠尧。
南京大学培养了比清华、北大两校加起来还多几位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所长。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颗应用卫星、第一颗传输型对地遥感资源卫星“资源一号”总设计师陈宜元（1954年毕业于南大物理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个空间探测计划（中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刘振兴（1955年毕业于南大气象学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现任民盟中央主席蒋树生（1963年毕业于南大物理系，南大前校长）。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中的3位，其中一位是现任副秘书长沙祖康（1970年毕业于南大英语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首位博士外长杨洁篪（毕业于南大历史系）。
南京大学培养了中国当前最年轻的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所长吴岳良（南大物理系82届）。
在国际上，航空领域的中国杰出人才都出自南京大学：陆孝同、陆孝彭、沈永忠、冯绥安等。
南京大学培养了100多位省部级领导。
在国内，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以“基础厚、后劲足、能力强、素质好”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在国际学术界，有7位南大的毕业生获美国总统奖。以南大研究生及其导师姓氏命名的科学成果，有“周——龚分步相变理论”、“吴孤子”理论等。田刚、夏志宏更被杨振宁教授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中最杰出的2位。而在英国举办的国际英语演讲比赛中，南大学子先后2次获得冠军。1994、1995年，南大学生辩论队技压群雄，先后夺得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和国际大专辩论赛桂冠。
[附文3]最精致的风景
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
南大位于山川壮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人文荟萃的长江之滨六朝古都南京，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主要有长江大桥、玄武湖、雨花台、总统府、紫金山、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秦淮河、中华门等。其市内鼓楼旧校区（我1999年出差南京，便住在该招待所）为原金陵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精巧质朴；江北浦口新校区风景优美，规模宏大。碧水青山、红墙绿瓦、飞檐画栋、水榭亭台，构成了一道美仑美奂的校园美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
南京师范大学为原金陵女子大学旧址，小巧玲珑，依稀可见旧都繁荣模样，虽是承袭金陵女校风俗，胭脂气息略显隆重，仍不失为江南名校之典范，被称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
南师大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其校本部随园与南大毗邻，堪称中国古典式园林建筑最精美的大学，回廊彩绘，曲径通幽；古木蓊郁，碧草如茵；楼宇整饬，巧构雅致；风花雪月，景色秀丽，丝毫不亚于苏州四大园林。本人1999年前曾亲往慕名瞻仰，叹为观止，默默难语，庆幸她当年没有毁在日本鬼子手里。
5、1905年：日月光华
复旦大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创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诞生于抵制美货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文化侵略的两大风暴之中，原名复旦公学，于此年中秋节正式开学，校址是在吴淞。
“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选定，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一百多年来，复旦大学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然而“复旦”二字却深深地镌刻进了一代又一代复旦人的心中。
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出自《论语》，传统深厚，哲理丰富。这是中国大学最精彩的10个校训之一。
复旦校歌（创作于1925年，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沪滨屹立东南冠，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声名满，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大学经历逾百年的沿革。1913年3月，春寒料峭，复旦公学从吴淞迁入上海西区徐家汇的李公祠。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下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到1949年学校已设立文、理、法、商、农五院20多个系（科）。鲁迅、郭沫若、邹韬奋、老舍、竺可桢、马寅初等著名学者曾到校演讲或任教。1947年，老校长李登辉正式提议白玉兰为复旦校花。（21世纪初，白玉兰又成为上海市花。）
1950年高校初步进行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海洋系并入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文、法、商三院，同济大学的文、法两院，以及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的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调出，分别成立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和沈阳农学院；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大学。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通过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建设，以及“七五”、“八五”和“九五”的重点建设，复旦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在内的多科性研究型综合大学。2000年4月27日，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成立新的复旦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创建于1927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建院时定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59年被中央指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等院校之一，1985年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复旦大学的学科结构，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2006年，“复旦”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7年，“复旦”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教育类），因此成为继清华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获此殊荣的高校。
一百多年来，复旦大学在培养人才、创新科技、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方面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复旦历史上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中国学术和教育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复旦师生谨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严守“文明、健康、团结、奋发”的校风；力行“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坚持“通才教育，按类教学”的教学原则；贯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发场复旦精神，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复旦是“中国学者的摇篮”、“中国院士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有人说，复旦是南方的北大。如果说北大是京派、北方的代表；复旦则是海派、南方的代表。她又与同处一城的上海交通大学，构成一对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座”，仅次于北大、清华那一对。
复旦人自己说：
“复旦是上海的复旦。上海这个中国近代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文化中心，浸润了复旦，造就了复旦。复旦见证了上海的沧桑与辉煌，复旦的进取、开放、自由、民主的特质正是这座城市精神的反映。复旦因上海而卓越，上海因复旦而骄傲。新世纪的复旦大学，将积极推进“融入上海、服务上海”的战略，带动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区域经济升级和科技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事业的协调发展，打造高新人才高地和创新团队，成为上海思想的灯塔、智慧的港湾、科研的重镇、创新的乐土。复旦是上海的名片。
“复旦是中国的复旦。复旦作为第一所由中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大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的标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复旦百年，深深卷入到中国这一百年曲折坎坷、遇挫愈坚的历史潮流之中，复旦的历史、科学、人文精神，与民族的兴衰、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复旦一贯坚持以有利于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为指针，历经百年，无怨无悔，总是以最大的热诚和坚毅建设民族文化、投身社会变革。一百多年来，她已经为祖国培养了20多万名人才；今天，她依然要以自己的教学、科研和思想创造辐射全国，奉献给全国人民，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学校的神圣使命。
“复旦是世界的复旦。开放融合、汇通中外是复旦大学建校以来就一直拥有的特色。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中国走向世界，复旦大学有责任在吸收国际科研技术最新成果和顶尖人才的同时，创新前沿科技，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创造性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跻身世界舞台而身体力行、不懈努力。在创造性地发展中华文明的同时，为世界文明创新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附文1]长者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年），著名教育家、爱国神甫。名建常（著名《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就是他兄弟），生于江苏丹徒一个天主教家庭，抗战爆发后在去昆明的途中因病卒于越南谅山。少时就读上海徐汇公学，后获神学博士，曾任徐汇公学校长。他自游历欧美回国后，鉴于“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孱弱”，“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心想办一所新式大学，教授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知识，为将来中国的富强选就人才。
马相伯自退隐沪西土山湾后，在南洋公学任教的蔡元培介绍了24名青年学生来，遂开班教学，一年后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都不远千里跋涉前来向马求教。就在这个基础上，马创办了教会大学——震旦学院。
震旦学院的创办既得到法国教会的资助，但更受到他们的限制。学校于1903年3月1日在卢家湾开学上课，但创立之初学生中没有一个天主教徒。马相伯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一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二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3点：一是注重文艺，二是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不仅如此，在学校开办后，马还在校内从事反清宣传，遭到法籍神甫反对。他更收留了当时因作诗讥时政而被满清政府要缉捕正法、逃来上海的青年士子于右任，让他化名入震旦就读，并免去他的学膳费。
马相伯的这一系列主张和行为，不符合帝国主义办教育意在进行文化侵略的宗旨，受到教会的不满和反对。1904年，教会为加强对震旦的控制，调安徽法籍传教司铎南从周来震旦当教务长。南乘马生病休养的时候，着手改变原来的校政，“尽废旧章，别定规则”，致使“学生大哗，相率离校”。全体学生摘下震旦校牌，集体离校。马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也毅然宣布辞职，退出震旦。
此后，震旦由耶稣会全面接管，校址位于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医科大学医学部）。不过，教会大学也在不断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师抱怨“课堂上都是异教徒，没有人祷告”。到1924年，震旦学生共392人，其中320人为非教徒。
马相伯率领学生离开震旦后，会得教育界知名人士严复、袁希涛等，于是另行筹设“复旦公学”。复旦创立后，一切仍照震旦旧制，更发扬光大。
复旦初创时的困难难以言喻，既无校址，也无经费，更缺少教员。马并未为这些困难所吓倒，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毁家兴学”，全力以赴，在社会贤达的支持下，和学生们共同奋斗。他先将从震旦迁出的一部分校具、图书寄顿在旧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新闸路之间的某宅中；继而由马出面打电报给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拨得吴淞营地70余亩作为建校之用；并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领得开办费2万两，在1905年中秋节正式开学。为解决教师的缺乏，马以66岁高龄，自任法文等教授。
马相伯坚决反对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要求学生力求自主，“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他在学校实行多种形式的学生自治，以“发展个人自治能力及养成高尚人格”。
马相伯爱护青年，毕生寄希望于青年。在他当校长时，和同学亲密无间，时时与他们谈心、讨论问题，故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和困难总喜欢去找他解决。同时，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他召集同学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评论，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以此提高大家分析问题的能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避战火，马带着师生避居无锡。上海光复后，即将学校搬回，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支持下，借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继续开学上课。直到1913年，马接受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北上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这才辞去复旦校长之职，由李登辉接任。
复旦在马相伯前后主持的9年中，巩固并发扬了它反帝爱国、倡民主、争自由的优良传统。复旦的进步师生，在各阶段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都起着积极的带头作用。
马李校长时代，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一度常至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亦均来复旦作过讲演。教师中更有许多进步人士参加过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如陈望道、陈子展等参加过新文学运动，洪深、顾仲彝等领导过进步戏剧活动。抗战时期，曹禹、老舍等也来校讲课。在那些黑暗统治的年代里，复旦有讲马列主义哲学和史学的张志让、吴振羽、吴译、胡曲园等教授，更有为数众多的革命学生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和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如夏征农、黄逸峰、竺可桢等。
马相伯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宗教的影响，他的思想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他毕生为国家富强而操劳，使他不愧为我国杰出的、有骨气的爱国教育家。
[附文2]复旦名人榜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1952年来到复旦任教，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1983年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直至2003年逝世，是建国后复旦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是对复旦的发展影响极大的一位校长，他在职期间复旦有极大的发展。所以，苏步青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复旦历史上曾经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著名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周谷城、陈望道、颜福庆、苏步青、谭其骧、周予同、陈建功、朱东润、胡曲园、严北溟、张世禄、伍蠡甫、卢鹤绂、谢希德等著名学者长期在校执教，为复旦奠定了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基础。谈家桢、吴浩青、谷超豪、胡和生、王迅、陈中伟、杨雄里、杨福家、汤钊猷、顾玉东、李大潜、陈灏珠、沈自尹、闻玉梅、王威琪、陆谷孙、章培恒、王沪宁等一大批知名专家至今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成为复旦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
建校以来，复旦大学共培养了20万余名各类毕业生，涌现出包括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张志让、李岚清、李源潮等校友在内的众多杰出人才，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曾在复旦就读和担任教职的两院院士有145位。美国对其本土大学中外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者（1999～2003年）的本科毕业院校的统计数据显示，复旦大学毕业生获得美国学位的有626人，排全球第7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大学人才培养基础扎实的特点。
6、1906年：“声教讫于四海”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将近一半学生来自海外，是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方针，被称为“中国华侨人才的摇篮”。暨大因其学科健全、优势学科明显，同时具备“国际性”、“外向型”的特点。
“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一说是以“声暨南教”之义），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培养造就人才。其校训“忠信笃敬”4个字的出处同样十分古老，见于《论语·卫灵公》，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这是一个比较精彩的中国大学校训。
清季末叶，全国人民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开办新学之风甚炽。学校的前身是1906年清朝政府为“宏教泽而系侨情”而创立于南京薛家巷妙相庵的暨南学堂，创办人是刚从欧洲考查教育并宣慰南洋侨胞归来的满族大臣、两广总督端方。最初，学校由温秉忠任总理，郑洪年任堂长（当时又叫做庶务长），学生仅印尼归侨林思温等30人。当时只设立中学部和小学部，其性质类似今天所设的华侨补习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停办。
1917年由黄炎培筹备复办，1918年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由赵正平任校长，设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1919年中学部（旧部4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1920年柯承懋接任校长。1921年赵正平复任，是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并迁至上海，与当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校址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租用）。
1922年在南京又增设女子中学部，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也于此年分立，自设商科大学于真茹，由潘序伦任商科大学主任，并仍附设高中部（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初中部。同年成立董事会，是全国最早设立校董会的学校之一，史量才、黄炎培、张謇等著名人士成为第一届校董。1923年秋，真茹新校舍落成。1924年江浙内战，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一并迁至上海真茹。1925年春，商科大学复办，并由教育专家姜琦（伯韩）接任校长，当时仍称国立暨南学校。
1926年，由广州兴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上海、南京之后，到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当时在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便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把原有商科大学改组为商学院（包括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铁道管理学系、普通商业学系，并在银行学系下设置暨大学校银行），并加办文学院（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和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从此年直到上海沦陷，是暨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论在教学研究、校园建设、华侨教育事业、体育运动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1928年又继续加办教育学院（包括教育学系、心理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和法学院（包括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及独有的外交领事专修科），达到5个学院、20个系，规模甚大，且非常全面，还有自己的特色；仍附设中学部，其中高中部设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农科，初中部则不分科。并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培养华侨学生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组织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期间还扩充了许多校舍建筑设备。当时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郑洪年为校长，直至1934年郑才辞职并赴南洋考察教育，遗缺由教育部原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代理校长职务，1935年夏由何炳松接任校长。
上海沦陷后，学校先是在租界继续办学，后于1941年迁校至福建建阳。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于1946年5月再迁回上海，6月由李寿雍接任校长。建国后曾一度停办，1949年8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合并。
1958年暨南大学重建于广州，首任校长陶铸；1963年为建国后重办董事会，首任董事长廖承志；“文化大革命”间停办8载；1978年再复于原址，校长杨康华；荣毅仁自1985年到1994年任董事长；现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伟长任学校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名誉校长。
钟山黄浦，武夷珠水。斗转星移，百年已逝，2006年11月，“中国第一侨校”——暨南大学了迎来她的世纪庆典。百年历程，曲折而不凡；百年奋斗，可歌而可贺。
历史上，暨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曾有过马寅初、郑振铎、梁实秋、王亚南、周谷城、钱钟书、周建人、夏衍、许德珩、胡愈之、严济慈、楚图南、黄宾虹、潘天寿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该校学风浓郁，人文荟萃。建校至今，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14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3个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校友遍布全球。其中前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李岚清，知名人士江上青，抗日英雄、足球健将陈镇和，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中国奥委会主席邓传楷，中华奥委会主席、著名侨领徐亨，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著名侨领李光前，前泰国议会主席、副总理许敦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新加坡南洋大学商学院院长傅文楷，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张纪歆，“终身成就奖”得主、著名导演袁丛美，马来西亚实业家、侨领周国钧、林金沙，印度尼西亚实业家、侨领温敬松、黄镇邦，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余乃述，著名教育家、实业家王乃昌，中央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林修德，贵州大学校长陈希文等许多政府、工商及文教界知名人士，均是暨大不同时期的校友代表。可谓人才辈出，享誉中外。
今天的暨大，中国语言文学与海外华文教育、中外关系与华侨华人、产业经济与金融经济、企业管理理论与应用、生物科学技术与生物医学工程、生殖科学与计划生育是其重点建设的6大特色优势学科群。
7、1907年：同舟共济
同济大学坐落在中国上海市，是历史悠久的著名综合型大学，也是收生标准最严格的中国大学之一。同济大学由德国人在1907年创办，与德国和欧洲联系紧密，交流频繁，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采用德语教学，故有“对德交往的窗口”的美称。同济大学是民国时期最早建立的一批国立大学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较早的真正意义的综合大学(包含医学院)，“同济”也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牌大学。
同济大学创建于1907年，早期为德国医生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取名“同济”意蕴合作共济，并与德国在德语中的发音Deutsch相似；1912年增设工学堂；1923年被批准改名大学；1927年正式定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期间内迁，经浙、赣、滇入川；1946年回迁上海，并发展为以拥有理、工、医、文、法5大学院著称海内外的综合性大学。解放前，同济的工科学生在德国享有和德国大学毕业学生同等的声誉和待遇。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济成为国内土木建筑领域最大、专业最全的工科大学；1978年恢复对德交流，在中科院学部委员李国豪校长领导下实行“两个转变”，即由土木为主的理工科大学向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由国内普通高校向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窗口”之一的国际性大学转变，从而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经、管、文、法各具特色的多科性大学，成为“中国工程师的摇篮”之一。1996年并入原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和上海建筑材料工业学院，被赞为高校体制改革中的“同济模式”。2000年又与上海铁道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同济，所以她又是“中国铁道类院校排头兵”。
1891年，德国海军随舰医生埃里希·宝隆来到上海，他看到当地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疾病，并且缺医少药，就决定离开海军来上海开设诊所。他先回到德国继续进修医学，提高外科水平，并筹集资金。1893年他再次来到上海，就在当时的上海德国教堂附近设立诊所，并与在上海的几名德国医生一起发起德医公会。
1899年，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宝隆医生通过中国实业界和德国公司、企业私人募捐到一笔资金。当时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纳派领事馆参赞费舍尔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协商。上海道决定把坐落在张家浜新马路(今凤阳路)旁的一块地用于筹办医院。1900年前后，由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这所医院就是后来武汉的同济医院、同济医科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的前身。
同济医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的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宝隆医生看到医院里的医疗力量不足，便计划在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这个计划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以及德国政府高等教育司的支持。1906年，他们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
1907年6 月医学堂开学前，克纳佩在上海不仅号召德国商人捐款，而且要求德国洋行向中国商人募捐。同时，费舍尔还要求得到中国官方的资助和支持。克纳佩利用在中德两国募来的捐款，成立了“为中国人办的德国医学堂基金会”。当时规定，捐款金额较多者可成为医学堂董事会董事。
医学堂建立时，定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设德文、医学两科；并成立了董事会，负责学校的管理。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3个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第二任校长)、福尔克尔；3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2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
宝隆医生被正式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负责学堂的管理。医学堂的校址设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今凤阳路）。1907年10月１日，上海德文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当时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同济”二字从德语Deutsch在上海话的谐音而来，意蕴合作共济。1909年3月5日在，宝隆博士因病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
1910年12月，德国政府及工商界看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已取得信誉和办学经验，同时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且近千名德国商人在上海经商，于是他们计划办一所工学堂。12月10日，德国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集会，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克的资金。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有医、工和德文3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当年，医正科三级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３人，按照德国大学医科考试规则参加学堂的第一次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如期毕业。他们是同济历史上的第一届毕业生。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２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3月17日，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善后安排。教育部马上派人商议，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同年12月，学校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正式迁往吴淞镇。
根据《宝山县志》记载：民国6年(1917年)同济德文医学堂由华董接管，迁入吴淞中国公学。民国8年(1918年)，在教育部次长袁希涛主持下，由教育部拨款，在吴淞购地150亩筹建校舍。民国11年(1921年)竣工后陆续迁入新校舍。
1924年５月20日，学校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因此，5月20日定为校庆日。
1927年8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接管该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等学院，从而成为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效仿美国的大学制度，以在每个省设立一所综合国立大学为目标。国立同济大学就是当时在上海设立的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直到1949年，国立同济大学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著名的综合大学。
国立同济大学是民国建设国立大学期间最早建立的一批国立大学，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综合性大学，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牌大学之一。原因主要在于，同济在德国人建立和控制期间，由于继承德国大学传统，建立了完整和齐备的医学和工学，学风严谨。当时，同济的工科学生在德国享有和德国大学毕业学生同等的声誉和待遇。同济的医学当时已经在国内外闻名，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并流传“北协和，南同济”的说法。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同济大学虽然经历从德国人管理到私有最后收归国有，但学校基本建制没有变化，在民国早期中国大学环境剧烈变化的时期，同济在德国人的管理下相对比较稳定，在1927年又较早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国立大学。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9月1日，日本空军为清理日军前进道路，轰炸位于吴淞的国立同济大学。辛劳经营近20年的同济校舍被日军炸为平地。
抗战期间，国立同济大学被迫迁往内地。于1937年9月起，从上海迁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县、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1940年迁到四川南溪李庄。战争期间继续发展，达到最鼎盛时期。
学校迁至江西赣州时，医学院院长德国人柏德辞职。皮肤科专家宁誉接任院长，他是同济历史上第一位任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国立同济大学迁回上海。
当时的国立同济大学属于强盛时期，系科齐全，师职出色，学风扎实，是国内外闻名的著名大学。除了医学院一直享誉盛誉之外，其他专业也是实力雄厚。
1947年，理学院化学系系主任为黄衡禄教授。该系还增设了制造部、化验部。不久，化学教授汪浏先生出任国立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其他教授也是一时上选：汤腾汉、张忠都是药物界权威；戴恺生、陈苍虬、朱镜心是从各大学请来的台柱教授；黄有时、黄宇常等都是知名学者；而且还有巴尔泰等德国教授在此任教。教授阵容的完整，沪上无出其右。
同济大学化学系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优良的教学质量蜚声国内，成为众多青年学子向往的殿堂，并为中国造就了大批化学、化工专家。该系毕业学生里后来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就有唐有祺、卢佩章、黄志镗、曹楚南、邓景发、戚正武等多人。
1948年8月之前，国立同济大学拥有医、工、理、法、文5个学院。
1949年6月25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同济大学，10月成为新中国高教部直属院校。从这年开始，同济大学就经历多次院系调整，由一所学科齐全、各系均强的综合大学变成一所土木和建设类专长的学校。
1949年9月，文学院和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来又随复旦支援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的建设。
1950年，为支援湘鄂粤桂豫赣六省（中南区）医疗卫生事业，全部医学院和附属同济医院迁往湖北武汉，与武大医学院合并后，改名中南同济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院。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又改名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后将上海铁道医学院并入同济大学。
1951年，理学院生物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化学、物理等系除了保留基本的工科教学以外，全部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学校。
1952年，工学院著名的机械系、电机系和造船系等并入上海交通大学，还支援了南京工学院等学校；后来一部分随上海交大西迁，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1952年，水利系与其他高校水利专业在南京成立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
1952年，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科、组并入同济。
1956年，原校长夏坚白带领工学院测量系迁往湖北武汉，参与建设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并入武汉大学。
同济大学的学校精神：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同济大学的办学理念：济世兴邦，爱国奉献
同济大学的学术风格：脚踏实地，不鹜虚名
同济大学的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8、1908年：谁说女子不如男？
成立于1908年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大元帅府，把国立九院校合并于京师大学校，改女师大为京师大学校内的师范学院第二部。
国民党时期，北京改名北平，1928年该校改名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同年7月设立北平大学，学校改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其校址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现已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清学部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斗公府旧址建筑校舍，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建成。这是一套由4座楼组成的校舍。
民国成立后，1913年学校改为教育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已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到1918年期间，积极筹建女高师。1919年秋招收国文部、图画专修科、家事科等科学生。1925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学生反对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学潮愈演愈烈。1925年8月7日，教育部竟然下令，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为借口，予以解散并封闭其校舍。校方临时雇佣三河县的老妈子（今保姆）多人，每两人挟一学生出校，强行登上汽车，押运到西四牌楼以北，分批后又强令下车，并监视其回家，企图使其不能再团聚。
教育部又认为学潮是在该校任教的鲁迅鼓动的，即下令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科长及其兼职。另组建北京女子大学，即在女师大原校址招收新生。
鲁迅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1925年8月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1926年1月任女师大出席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1926年3月任女师大评议会成员等职。
被迫离校的女师大同学，经过联系，最后在宗帽胡同租房上课，鲁迅等人为她们义务上课。
1925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的学生、工人及市民3000余人齐集神武门，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后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支持北师大复校，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高压政策。经过斗争后，段琪瑞同意北师大复校。但石驸马大街校舍已被占，改在教育部东院（今教育街1号）上课。
1926年3月12日，日本侵略者的军舰侵入大沽口并开炮轰击，打死打伤我军人员10多人。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竟联合英美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向北京政府提出在津沽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和撤除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还狂妄地限48个小时内答复。
面对帝国主义的这侵略行径，北京学生非常愤慨，纷纷集会抗议。3月18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群众数万人先在天安门前集合开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拒绝8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理要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走在队伍的前头。
但当游行群众刚到执政府门前时，反动军警竟赫然开枪，当场枪杀游行群众，死47人，伤2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在这次游行中英勇牺牲。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3月25日，鲁迅先生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和《无花的蔷薇之二》等文，歌颂几位女大学生的巾帼豪情，猛烈抨击反动派。中共中央为此也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为死难者报仇。
[附文]刘和珍、杨德群的故事
刘和珍（1904～1926年），生于江西南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3年入北京女师大英文系，后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她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步学生的杰出代表，是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女战士。
杨德群（1902～1926年），湖南湘阴人，1925年入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
1931年，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师生筹资，在校园的西小院为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立碑。纪念碑高约2米，碑座由两块方形石基叠而成，上为正棱柱形碑身。纪念碑正面刻有“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背面刻有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士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诗句。碑的两侧，分别刻有“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十八日立”和“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9、1910年：“江东之雄”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卫斯理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建国前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曾有有“江东之雄”的美誉。
金陵大学的前身是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书院设博物馆（文理科）、医学馆（医科）和神道馆（神学科）。1890年设成美馆为中学部。1907年，美国基督会于1891年创立的基督书院和美国长老会于1894年创立的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宏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成立私立金陵大学，称为“江东之雄”，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金大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并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先后设文科、理科、医科、农科、林科、工科等。
关于金陵大学成立之始在美国纽约州立案注册，一面当属无奈之举，“当本校创始之际，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而私立大学之立案尤无明文可遵，故当时本校董事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并由该省政府授予学位，本校毕业生今日所得之外国学位，实系过渡办法，一侯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另一面，此举对保持教学水准及获得国际认可有所助益，“本堂毕业者，即无异于在美国大学校毕业也，凡领本堂毕业凭单者，即无异于美国学士之凭单也”。
1917年，该校因战乱曾停止办学。学堂历时数年，计毕业学生约2000人，其中不乏著名科学家秉志、周仁；国学大师胡小石、柳诒徽、陈中凡；美术家吕凤子、张大千等著名人物。
早期金陵大学的教材、图书杂志、教学仪器以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教授也以外国人为主。金大之课程设置，偏重于西洋科学与文化；日常教学用语，除国文和经史等课程外都用英语，文娱活动场所、实验室内、运动场上，甚至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亦不例外。
1928年陈裕光于动乱中出任校长后，注重中国教育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发场中国文化。首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同时增聘中国教职，加强中文、地理、历史的教学。并将金陵神学院从金陵大学脱钩出去，将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尊重信仰自由。
同年，金陵大学在中国教育部立案。1934年，金大又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与其他国际间之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自行颁发获国际认可之学士和硕士学位。
1937年金大因抗战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1946年还宁。1951年9月，私立金陵大学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金陵女子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约翰·福开森、师图尔、包文、陈裕光、李方训先后担任校长。
从1888年到1952年，金陵大学共有毕业生4475人，分布于海内外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比如，在农业界，据美国学者杰西·卢茨所著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49年前，金大毕业生一度领导着中国农林部7个技术部门中的5个，5所国立研究所中的3所，10余所国立大学农学院中的7所；1950年代后，在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大部分骨干是金大毕业生。
汇文书院的校园起初建在南京干河沿，第一座建筑名曰“钟楼”，由首任校长福开森设计，当时被南京人称为“三层楼洋行”。陆续建造的还有礼拜堂、青年会堂等，以后作为中学部，现为金陵中学校园。
1910年合并改名金陵大学后，在鼓楼西南购地建造新校舍，同时中国政府以金大教授裴义理主持华洋义赈有功赠地百亩，1913年由纽约建筑师克尔考里完成校园规划，之后由美国建筑师司斐罗、芝加哥珀金斯费洛斯与汉密尔顿建筑师事务所的测绘师莫尔负责建造，1921年建成后作为大学部。金陵大学建筑群是最早期融入西方风格的中国传统建筑群。金陵苑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以塔楼为中心，形成不完全对称的布局，造型和装饰为中式，材料和构架为西式，许多建筑材料由美国进口。1952年后，金陵苑成为南京大学校园。
1952全国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和原南京大学一部组成新的南京大学，新南京大学位于金大鼓楼岗校址。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并入新南大。金陵大学教育系、农学院、农学院林学系、理学院电机系、化工系等系科分出，与南大等有关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了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学院（电机系在今东南大学，化工系在今南京工业大学）等校。电影与广播专修科迁至北京组建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另有部分院系调至其他有关大学。
校训：“诚、真、勤、仁。”
校歌（胡小石词）：“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附文]“A”类并非浪得虚名
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成就卓著，尤其农林为中国先驱闻名世界。其他方面亦有发展，如开创中国电影教育、首开中国医科七年制教育和博士教育。在美国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ABC编类中，是中国唯一的一所A类大学，享誉海内外。
美国对外国人在华所办大学ABC编类，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在1928年所做的评鉴。中国的教会大学，A类1所，为金陵大学；B类1所，为燕京大学；其他如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均属C类大学。依此标准，持有A类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持有B、C类大学学位的毕业生只能进美国大学本科，有些可进三年级或四年级，有些只能进二年级，进入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
[农科]1911年江南省一带暴雨成灾，“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毖者约四五十万人”，金陵大学教习裴义理“深感农业改进之重要”，和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得到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等30位民国要人“竭力襄助”，由华洋董事组成董事会，故又称“华洋义赈会”。在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活动中，裴义理继感农林人才缺乏，乃于1914年在金陵大学创设农科，次年设林科，再一年合并为农林科，裴义理任主任。1917年裴义理辞职返美，芮思娄任农林科主任。1918年与“万国蚕桑合众改良会”合作成立蚕桑学系，由吴伟士主持。这一年，农科首届毕业生李积新、陈桢、叶元鼎、徐澄、潘健卿、赵叔愚6人毕业。1921年设立农业经济学系，由卜凯主持。1930年农林科改为农学院，谢家声任院长。金陵大学农学院采用“教育、研究与推广”三位一体，推动了中国农业的近代化。
[医科]金陵大学1888年成立时设医学馆，到1907年停办，1913年重建医科，同年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东方医科大学并入，1917年再次停办，保留医预科和附属鼓楼医院。
[英语教学]金陵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大学，英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金大学生尤以英文水平高而被称道。在教会大学英语演讲、辩论比赛中，其他大学学生都是西装革履，唯金大学生长袍布履，夺冠者则多为金大。而且，一度金大理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胜过其他大学英语系学生，引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关注，曾特别委派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等人进行调查。
[中国文化]金陵大学有许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学者，1927年陈裕光当选校长，以美国工业家霍尔的捐款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聘徐养秋主持，在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法学、目录学、国画研究及海外汉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1934年，金陵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班，国学导师有胡小石、胡翔冬、黄侃、吴梅、汪辟疆、商承祚等人。著名词人沈祖棻就是金陵大学国学班的首届毕业生。
10、1911年A：水清木华，钟灵毓秀
上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并开设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国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等院系。抗战时期迁移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合成西南联合大学。解放后定名清华大学。
在中国的逾千所大学中，清华被公认为真正的实力“第一”。她还有许多的美名：“中国理工科类院校排头兵”， “中国工程师的摇篮、院士的摇篮、官员的摇篮、富翁的摇篮、医学家的摇篮（指其已合并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她与毗邻的北京大学构成中国大学之林最著名、最璀璨的一对“双子星座”，并合称为中国大学的“泰山北斗”。她当年的校长梅贻琦，在清华的发展历史上影响巨大，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10个大学校长”之一。她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有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又有浓郁的西方科学色彩，成为中国校训最精彩的10所大学之一。
清华的校园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个性鲜明，丰富多彩，在众多大学中独树一帜。
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此后，学校即以此8字尊为校训，制定校徽。1917年修建大礼堂即以巨徽嵌于正额，以壮观瞻。
清华校风：“行胜于言。”来源于1920级毕业纪念物——位于大礼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上的铭言。
清华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去世两周年，研究院师生在二校门北边小山下设立纪念碑，陈寅恪先生撰写碑文，这是最广为流传的一句，化作了一代代清华学人的精神风骨。
清华校歌（1923年前后，汪鸾翔作词）：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就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水木清华众秀锺，水木清华众秀锺，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清华校庆：4月最后一个星期天。
清华是“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她的起源记载着中国近代苦难历史，作为美国庚子赔款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她为20世纪的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具有现代文明头脑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前后近30年，这所学校的一大批毕业生正掌握着全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中国在未来世纪该怎么走，很大程度上要“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清华是“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竭尽玲珑剔透，令多少执着青年着迷；穹顶礼堂，东门主楼，尽显规模气派，使无数狂生少年扼腕；最喜新图书馆，中西合璧，科技与传统之结晶。
清华是“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我评定的）之一。她毗连北大，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著名皇家园林遗址上发展而成。学校周围高等学府、名园古迹林立，园内林木俊秀，绿草青青，水光山色，景色优雅；清澈的万泉河从腹地蜿蜒流过，勾连成一处处湖泊和小溪，滋润着一代代清华学子高洁的志趣和情操。如果说北大的建筑是古典派的代表，绚丽幽深；则清华的建筑是西洋派的代表，雄伟空旷。水木清华、荷塘月色，高楼挺拔、环境静谧，有大家风范。那也是我在京读书4年时常去徜徉、濡染的地方。因为清华的地盘大，广场多，空间开阔，有朋自远方来，或老乡聚会，我们都是“杀”进清华，好生热闹一把。
水清木华，钟灵毓秀。清华园发散着独特的精神魅力。清芬挺秀，华夏增辉，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清华人继承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
清华校园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建的熙春园的一部分，地域大约二顷六十一亩，始建于清朝中叶康熙年间，其历史已有300多年，当时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附属园林。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为东、西两个园子。东边的园子仍名为“熙春园”，赐于五子奕综，俗称“小五爷园”；西边的园子起名为“近春园”，赐于四子奕詝（即咸丰帝），俗称“四爷园”。咸丰即位后，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亲题匾额。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清廷曾有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因近春园在其近旁，所以园内的斋堂轩榭尽被拆卸，准备重建圆明园。后来未果，而近春园却因此沦为“荒岛”。近来流传的关于近春园毁于圆明园大火的说法，是完全不准确的。
据史料记载，清华园内曾有皇帝御题匾额11块，她是目前西郊仅存的少数圆明园时代的建筑。另外，今天清华大学校园西北角一块，曾是圆明三圆之一“长春园”的一部分，当年长春园与熙春园之间曾有天桥走廊连接。这就不难看出，保护清华园的意义非常重大。
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即位于清华园内。如果说俄国圣彼得堡起源于一展帐篷，清华大学的起源就是那座历史悠久的工字厅。彼得大帝从帐篷里开拓了一座城市，清华大学从工字厅开始，奋斗成中华名校。
今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匾额题有“水木清华”4字，两旁有对联一副曰：“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在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水木清华”4字出自晋朝谢混《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咸丰登基后，曾据此将工字厅一带由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并御笔题写清华园3字，至今仍悬挂于工字厅门额上方。这便是清华园和清华大学得名的由来。
清华校园以南北主干道为线分为东区、西区。西区校园为老校区，以美式的校园布局和众多西洋风格的砖石结构历史建筑为特色，大礼堂为其中心景观，图书馆、科学馆、清华学堂、西体育馆及新建的理学院、新图书馆等建筑分布其间，而原“工字厅”、“古月堂”、“水木清华”等古建筑，以及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描述的“近春园荒岛——荷塘”等，则展示了中国传统的皇家园林风格。东区校园20世纪50年代则以兴建的苏式主楼为主体，90年代开始，主楼前后新建了各院系楼及综合体育馆、游泳馆、紫荆公寓等现代风格的建筑物，雄伟大气，而又安静舒适。
下
1909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开始招考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年，内务府将皇家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并开始动工建设。这一时期是清华的前身和雏形，校友们称之为“清华的史前史时期”。
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的70名学生中，出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等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人。
1911年，游美肄业馆在清华园建成，更名为“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周自齐任监督。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唐国安由监督改任校长。
1913年，周诒春接任清华学校校长。周任职期间，于清华建树颇多：硬件如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的兴建，软件如“人格教育”和“三育并举”的倡导等。特别是他1916年呈文外交部，请“逐步扩充学校，设立大学部”，此为清华成为中国独立教育事业之开端。
在1959年公布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中，清华这一时期学生达28人之多，如竺可桢、马寅初、梁思成、金岳霖等大师。
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大学的初期发展，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讲师李济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和“清华学风”，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中国近现代很多学科的萌发和兴起最早都是从清华开始的。清华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和教育史上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谓群星璀璨、光耀西山。
1928年，在北大毕业生、清华校长罗家伦的努力下，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其中一个工程系）。
罗长校期间，盛情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废除董事会，整顿基金，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年轻气盛，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后被迫辞职。
罗家伦在1929年提出，一个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一）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二）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
罗家伦又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可视为其后继者梅贻琦办学的滥觞。
如果说1917年是“北大年”，则“1928年是清华年”。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
潘光旦回忆说：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也就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机器”。
从此年前后开始，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清华达到办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1930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研究生院，同时停办国学研究院。
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一直工作到1948年（包括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在他任职期间，强调以大教授为中心治校，并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推崇学术自由，对政治持中间立场，对学生学习严格要求，坚持“通才（德、智、体、美、群）教育”，清华继续发展。
1932年，增设工学院（由土木、机械、电机3个系组成）、法律学系、农业研究所。
1933年，设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所。
1934年，在江西南昌设立航空研究所，在湖南长沙成立无线电研究所，为此后长沙临时大学的组建奠定了基础。
1935年，因不满日军于冀东成立伪政权，爆发由清华等校学生领导的“一二九”抗日运动。
1936年，停办法律学系。
1937年，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再迁昆明，三校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几位校长张伯苓、梅贻琦（他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
西南联大期间，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师生休戚与共、艰苦办学，联大也以名师云集、水平高、学风好而蜚声海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时，美国大学曾致函称誉清华“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惊叹她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大学千年的路。
1946年，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时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
清华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一代代清华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道路、传播先进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成为后世的楷模。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负责人是清华毕业生，对梅贻琦有相当的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极力主张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
1948年，冯友兰任校务会议临时主席。
1952年，经全国高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失去文、法、理、农学院及航空系等，保留建筑、土木、机械、电机4个系）。这一做法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同年11月，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在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和尖端科技人才方面成绩卓著。
1958年，增设工程物理、工程力学系，恢复化学工程系。
1999年，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006年，并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1955年，台岛的清华大学在新竹地区复校，由梅贻琦校长主持，并沿用原校名，先设立原子科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957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恢复为一所完备的大学。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
两岸清华大学同根同源，有着共同的校名、校史、校训、校徽、校歌、校花和学校精神、文化传统。如今，台湾的清华大学已发展成具有理、工、文、法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1980年代开始，两岸清华各项交往日渐频繁。
[附文1]清华名人榜
梅贻琦（1889～1962年），著名教育家，字月涵，天津人。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获“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6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几乎无人对他有异议，是为罕见。其“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
冯友兰（1895～1990年），哲学家、教育家。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1928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对她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
潘光旦（1895～1967年），生于上海宝山，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攻读生物学、动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等专业，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并参与胡适等人的新月社活动。1934年返回清华，任社会学系教授，先后做过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图书馆长等职。
王国维（1877～1927年），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著有《人间词话》等。与学者罗振玉是儿女亲家。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前清遗民处世。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但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翌年，与罗振玉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陈寅恪（1890～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代表作为《柳如是别传》等。江西修水人。先后就读于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学贯中西，被吴宓认为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1926年6月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任清华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此后任西南联大、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教授。1949年返回祖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
朱自清（1898～1948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成长于江苏扬州。192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期间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应聘来清华执教，自1932年开始长期担任清华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讲授古代文学课程。其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荷塘月色》就是写的清华园内的优美与宁静。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马约翰（1882～1966年，福建厦门人）1911年自圣约翰大学毕业，1914～1966年长达50余年在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他一生积极倡导体育，热情指导青年进行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受到国家的器重和人民的尊敬，被称为“我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附文2]学子写师尊
比如刘文典先生：“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作者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我们这般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功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迸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学子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动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奇特，却无一例外地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则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宓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上课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起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岱孙先生。
“一年前在副刊上登载咱们主任自己开汽车往西山的消息，这就是咱们主任万能之一。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不万能又怎的？”——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地每堂课都写给那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
在学生的心目中，每个教授都是独特的，最棒的，不论是有着“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在眼镜里闪烁的炯炯有光的眼睛”的诗人教授闻一多，如同“耶稣下诞那天给你送东西来的北极老人”似的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是“无论他身上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儿似的”哲学大师金岳霖，“真个把西洋式尖头鳗的气味表现得十足”的政治系主任浦薛凤，抑或弟兄教授——“把时间权衡了一分一秒不差”的大哥萨本铁和“给分数是很抠的”弟弟萨本栋，一人一种风范，一人一个世界。
[附文3]梁实秋琐忆
著名作家梁实秋回忆自己当年在清华园的学习和生活：
……清华园以西是一片榛莽未除的荒地，也有围墙圈起，中间有一小土山耸立，我们称之为西园。小河经过处有一豁口，可以走进沿墙巡视一周，只见一片片的“萑苇被渚，蓼苹抽涯”，好像是置身于陶然亭畔。有一回我同翟桓赴西园闲步，水闸处闻泼剌声，俯视之有大鱼盈尺在石坂上翻跃，乃相率褰裳跣足，合力捕获之，急送厨房，烹而食之，大膏馋吻。
孩子没有不馋嘴的，其实岂只孩子？清华校门内靠近左边围墙有一家“嘉华公司”，招商承办，卖日用品及零食，后来收回自营，改称为售品所，我们戏称去买零食为“上售”。零食包括：热的豆浆，肉饺、栗子、花生之类。饿的时候，一碗豆浆加进砂糖，拿起一枚肉饺代替茶匙一搅，顷刻间三碗豆浆一包肉饺（十枚）下肚，鼓腹而出。最妙的是，当局怕学生把栗子皮剥得狼藉满地，限令栗子必须剥好皮才准出售，糖炒栗子从没有过这种吃法。在清华那几年，正是生长突盛的时期，食量惊人。清华的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地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莱，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打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篮球赛之清华的对手是北师大，其次是南开，年年互相邀赛，全力以赴，互有胜负。清华的阵容主要的以时昭涵、陈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沉着。五人联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胜算较多。不能参加校队的，可以参加级队，不能参加级队的甚至可以参加同乡队、寝室队，总之是一片运动狂。我非健者，但是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我的课外活动不多，在中二中三时曾邀约同学组织成了一个专门练习书法的“戏墨社”，愿意参加的不多，大家忙着学英文，谁有那么多闲情逸致讨此笔砚生涯？和我一清早就提前起床，在吃早点点名之前作半小时余的写字练习的，有吴卓、张嘉铸等几个人。吴卓临赵孟頫的天冠山图咏，柔媚潇洒，极有风致；张嘉铸写魏碑，学张廉卿，有古意；我写汉隶，临张迁，仅略得形似耳。我们也用白摺子写小楷。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我们这时候不断研习的典籍。我们这个结社也要向学校报备，还请了汪鸾翔（巩庵）先生作导师，几度以作业送呈过目，这位长髯飘拂的略有口吃的老师对我们有嘉勉但无指导。怪我毅力不够，勉强维持两年就无形散伙了。
进高等科之后，生活环境一变，我已近成年，对于文学发生热烈的兴趣。邀集翟桓、张忠绂、顾毓琇、李迪俊、齐学启、吴锦铨等人组织“小说研究社”，出版了一册《短篇小说作法》，还占据了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稍后扩大了组织，改名为“清华文学社”，吸收了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杨世恩等以及比我们高三班的闻一多，共约三十余人。朱湘落落寡合，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后终与一多失和，此时早已见其端倪。一多年长博学，无形中是我们这集团的领袖，和我最称莫逆。我们对于文学没有充分的认识，仅于课堂上读过少数的若干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亦所知不多，尚未能形成任何有系统的主张。有几个人性较浪漫，故易接近当时创造社一派。我和闻一多所作之《冬夜草儿评论》即成于是时。同学中对于我们这一批吟风弄月讴歌爱情的人难免有微词，最坦率的是梅汝璈，他写过一篇《辟文风》投给清华周刊，我是周刊负责的编辑之一，当即为之披露，但是于下一期周刊中我反唇相讥辞而辟之。
说起清华周刊，那是我在高四时致力甚勤的一件事。周刊为学生会主要活动之一，由学校负责经费开支，虽说每期五六十页不超过一百页，里面有社论、有专论、有新闻、有文艺，俨然是一本小型综合杂志，每周一期，编写颇为累人。总编辑是吴景超，他作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景超和我、顾毓琇、王化成四人同寝室。化成另有一批交游，同室而不同道。每到周末，我们三个人就要聚在一起，商略下一期周刊内容。社论数则是由景超和我分别撰作，交相评阅，常常秉烛不眠，务期斟酌于至当，而引以为乐。周刊的文艺一栏特别丰富，有时分印为增刊，厚达二百页。
高四的学生受到学校的优遇。全体住进一座大楼，内有暖气设备，有现代的淋浴与卫生设备。不过也有少数北方人如厕只能蹲而不能坐，则宁可远征中等科照顾九间楼。高四一年功课并不松懈，惟心情愉快，即将与校园告别，反觉依依不舍。我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甸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咸薄脆，归家共享。……
11、1911年B：“更为中国化”
沪江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是今上海理工大学等校的前身。
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在江苏传教）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在浙江传教）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浸会是一个提倡自由主义的“低派教会”。期间他们达成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此前这两个差会对从事教育这样的副业不甚热心）。
1906年，他们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浸会神学院，校长是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博士；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1911年两部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杨树浦西北岸的一块荒滩地），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
1914年，学校中文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 课程除了国文外，其他均以英语讲授。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该校1921年开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1927年神学院分立，便一心一意搞职业化教育。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存在主义大师杜威的学生、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华人校长。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张沪江大学“更为中国化”，致力革新校务，强调师生团结、学术自由。他曾说，沪江精神是积极的、前进的、建设的、牺牲的。他对学生从不疾言厉色，而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在他的努力下，沪江大学于1929年获准在教育部正式立案。学校的设置作了一系列调整，相继成立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等院系，从院长到系主任皆由华人充任。课程设置注重打好基础，强调文理相通、学以致用，学生英文水平普遍较高。学生课余生活十分丰富，有书法研究会、健美学会、口琴会、英美文学会、英文剧社、网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男女篮球队、田径队、女子体育促进会等。其中足球队的张绑伦后来成为上海著名足球运动员。
刘湛恩还削弱学校的宗教性，增加学术性，提倡“团结、民主、进步、学术、自由”的“沪江精神”，使之成为孕育民主精神的重地。
刘湛恩早年有半工半读的亲身体会，因而对家境贫困、勤奋好学的学生十分爱护，设置奖学金、助学金，还让他们有一边读书一边做工的机会。
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3年，该校就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这是一个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同时兼办社会福利的教育机构。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
1929年3月18日，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而成为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英文校名也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上海大学”）。
1932年，刘湛恩校长在圆明园路真光大楼创办沪江商学院，又称城中区商学院，院长为朱博泉，这是沪江大学最富盛名的学院。商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商业管理”、“商业心理学”、“市场学”、“风险管理”等。除本科外，另设专科与普通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为在职职工、家境贫寒但好学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办学认真，课程切合实际，又聘请章乃器、潘序伦等社会名流执教，因而颇得社会好评。成为当时办得较好的并卓有成效的一所夜大学。此外，沪江化学系闻名全国，还率先创办了社会学系。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持建造大学图书馆、教员住宅楼、女生健身房、男生新膳堂及大礼堂等，使校舍从过去的思晏堂、思伊堂等3栋增至怀德堂、思魏堂、思裴堂、思乔堂、思孟堂、思雷堂、思福堂等44栋，学校规模有了较大发展，并添置了大量实验设备，学生人数也有较大增加。
其中，思晏堂是沪大第一座大建筑，纪念浸会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晏马太。思伊堂“每值暮潮初敛，夜阑人静，月光如水，波平如镜，风景绝胜”。怀德堂“建筑精美，华丽堂皇，幽雅宜人，背球场而面黄浦，红照挂林，白练横江，每值星期六晚上，夜光灯影，歌声悠扬，裙履联翩，笑语杂闻，沪大男女学生之社交生活，咸以是为集中焉”。思魏堂是纪念第二任校长魏馥兰博士，外观为后罗马风格，乃沪大标志性建筑之一。科学馆是当时沪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之一，因配备的理科实验设备为当时国内最完善者，被誉为“国内仅见之建筑物”，使得在文科基础上发展理科的沪大得以跻身著名大学行列。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这些“外资私人办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水平已经难与国立的清华、北大相抗衡。因为办大学需要大笔投入，只有燕京、金陵能与一流国立大学抗衡。
刘湛恩校长不仅是一位著名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又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国际俱乐部创始人之一。他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作了大量工作。
在他的影响下，沪江大学学生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日伪妄图利诱他担任伪教育部长，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同年4月7日，刘湛恩上班之际，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候车时惨遭日伪特务暗杀，以身殉国。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和悲痛，社会各界3000余人为这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同日，樊正康接任校长。在重庆的沪大，与东吴大学的校友曾联合开办法商学院。
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因地处战区，被日军侵占，校区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交涉，仍不允许复校上课。学校本部只好迁往城中区商学院，与圣约翰、东吴、之江等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沪大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复校，1946年2月迁回杨树浦军工路原址，迎来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继续惨淡经营，辛苦办学，尤其注重他兼主任的商学院。
建国前夕，凌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发行处处长，拒绝离开上海。1949年5月，杨树浦刚解放，凌就遭到校园里“革命群众”的嘘声，无奈辞职回家。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高校。凌宪扬于4月被捕，1960年死于狱中。
1951年2月，沪江大学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校务由余日宣、蔡尚思主持。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沪大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
近年，沪江校友会又和上海理工大学合作，重新办起了夜校。
12、1913年A：珞珈麓，东湖畔
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珞珈山下，樱花灿烂；东湖之滨，桂子飘香。
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溯源于清朝末期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办的自强学堂，蔡锡勇是首任总办，1902年更名为方言学堂，但那时还并不是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于1913年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贺孝齐任校长，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4部，才是正式大学的开始；1922年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1923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张继煦任校长；1925年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任校长，李汉俊、黄侃曾先后任校务维持会主任。
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大学与江城其他几所学校（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以及私立文华大学等）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徐谦任校务委员会主任，设有大学部和文、理、法、经、医、预6科、17个系、2个部。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刘树杞任代校长，李四光在蔡元培曾受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委托任该校建筑筹备委员长长达10年，选定今天这个世上最美的校址——湖畔山下，下设文、理、工、法4个学院，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湖北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后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称为“五大名校”。
1932年春，全校师生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1936年成立农学院，成为有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15个系以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12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武汉，次年５月移居珞珈山，并接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在武汉大学期间，他3次给武汉大学学生作演讲。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农学院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恢复农学院，并设立医学院。同年10月，武大迁回武昌珞珈山。
1928年1946年，学校已形成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下分21个系、8个研究所）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旧时汉语的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所以按如今的从左至右的习惯，武汉大牌楼上“国立武汉大学”就成了“学大汉，武立国”，读来慷慨大气，意味深长，甚是巧妙。关于“学大汉武立国”的理解，一般有两种（实际上意思基本一样）。“学大汉，武立国”即像汉朝那样以武立国，很是豪迈。另一种就是把“大汉武”连起来，就成了“像汉武帝那样立国”，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自不必说，这样理解也同样豪情万丈。一个大学的名字倒过来读，也一样意味深长、磅礴大气的情形，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前无古人的。这也是武大学子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之一。
“学大汉，武立国”这一绝妙的巧合，是武大教授兼副校长吴于廑于1950年首先提出的。1950年，他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为题，作精彩讲演，使师生员工深受鼓舞，此语于是名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文理综合大学。此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达任武大校长达15年（1952～1966年）。
其中，1950年，湖南大学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土木系水利组合并，成立水利系。武汉大学医学院从武大分出，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中南同济医学院（后为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
1952年，河南大学等校的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武大水利系合并成水利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从武大分出，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华中农学院（现为华中农业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矿冶系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
1953年，工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
1954年，水利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000年并入新武大)。
1956年，恢复哲学系。
1958年，恢复外文系。
改革开放以来，武大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1999年，世界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将武大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武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是与法国同行联系最紧密、合作最广泛的中国高校之一。
2000年，原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几座最大“航空母舰”之一，并揭开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武大与同处江城的华中科技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双子星座”之一。
回眸过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玉汝于成。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响遏行云；巨星闪耀，光照寰宇。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罗荣桓等曾在这里指点江山；辜鸿铭、黄侃、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李达、周鲠生等曾在这里激扬文字。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孕育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独特办学风格，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武大1993年确定的新校训，比较精彩。“自强”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且武大前身即为“自强学堂”。“弘毅”语出《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武大30年代校训即为“明诚弘毅”。“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优良的学术传统、浓郁的文化底蕴、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推动武汉大学取得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社会效益显著，学术影响日益深远。
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武汉大学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积极探索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校以来，学校共培养了30多万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仅两院院士就有100余人，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附文]世界最美丽的大学
武汉大学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之一”。学校濒临东湖，环抱珞珈，满园苍翠，桃红樱白，鸟语花香。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一批早期建筑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近年来，武大学人又进一步精心治理校园，法学大楼、经管大楼、外语大楼等文科区标志性建筑群拔地而起，气势雄伟，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珞珈校园更加多姿多彩。
有人写道：“珞伽山麓，东湖之滨，山水相宜，古今合谐，承传统中华园林之精妙；武测水院，咸归于斯，省府市府，治理整顿，创国立武汉大学之新风。”而使武大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首。
我曾写道：国际著名学府武大位于“九省通衢”的华中武汉市，横跨长江、汉江，路通南北、东西，黄鹤楼屹立、龟蛇山静默，地理位置极为优越。而武大坐拥珞珈山，环绕东湖水，地势蜿蜒起伏，错落有致；校园绿树成荫，花香流溢；建筑独具风格，美仑美奂，为“中国十大高校风景名盘”之首。学校分成4个园子：樱、梅、桂、枫，尤以樱园为最美，正所谓“绕山逐雾赏樱来，春风轻拂游人面”。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影片《女大学生宿舍》，那浪漫清新、朝气蓬勃的动人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原小说作者喻杉当时还是武大中文系一名富有才气的在读学生。几年前我出差武汉，就住在该校的“珞珈山庄”里，走在阴凉的山头，下眺浩淼的湖面，真有若以此为归宿虽九死也心甘之叹。
13、1913年B：此“登辉”非彼“登辉”
李登辉并不是后来的台湾国民党总统那个李登辉，而是复旦历史上在位最久的老校长。
李登辉（1873～1947年），祖籍福建同安，生于印尼爪哇，1887年转往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国留学，1897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南洋群岛，从事华侨教育事业，并参加孙中山在海外倡导革命的宣传工作。受到孙先生帮助和鼓舞，他更加热爱祖国，于1905年回国，与留美同学颜惠庆等在上海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参加曾少卿发起的为反对美帝虐待华侨、华工而斗争的抵制美货运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少卿又把他介绍给复旦公学创办人马相伯，担任复旦总教习，兼课中国公学。1907年清政府招收江南留学生，曾聘他兼任主试。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兼任英文《共和报》主笔，作国际宣传。辛亥革命军兴，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邀他为外交部长，他以“不会做官”而婉拒之，仍在沪主持复旦教务。
1913年，复旦监督马相伯年老退休，校董会董事长孙中山推他继任。1917年复旦公学扩充为复旦大学，李登辉任校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主政前后达40年之久。他中年时儿女殇亡，后又丧偶，乃以校为家。国民党政府一再邀他为“立法委员”，他始终不就，而专心教育，1947年病逝沪寓。
在复旦创建和建设过程中，李登辉始终是实际负责人之一，编制教程，聘请教师，组建董事会，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压迫之下，披荆斩棘，克服种种困难，建设复旦。李多次向全体师生宣布其办学方针：一，为培养民治的能力，注重学生自治，反对封建专制；二，为复兴祖国民族，重视世界大势，提倡体育军训；三，为培植科教技术人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展开学术研究；四，为改革社会，须从个人做起，必须提倡德育，即人格教育云云。他的几句话“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了一生。
五四运动前夕，不少革命党人，由于北洋军阀重重压迫，不得不退处上海一隅，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李登辉不怕南北军阀的嫌怨、社会绅富的指责，邀请他们来复旦教课。当时，胡汉民教伦理学，王宠惠教名学和法学，戴天仇教经济学，叶楚伧和邵力子教国文。还有曾任欧洲中国同盟会干部的薛仙舟教财政学和合作等课。复旦在李登辉主持之下，就像是革命党人的讲学会和逋逃薮一样。当时，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和朱执信等正在上海。李登辉也常请他们来校演讲，鼓吹革命，勉励青年。
李登辉还支持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上海第一届学联会长何葆仁系复旦华侨生，会址附设李登辉创办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时学联的重要决策，多向李校长和邵力子教授请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不准该校学生参加五四运动，把带头行动的学生代表江一平、章益等多人开除。复旦同学将此事报告了李校长。李当即召见并收容了他们，准予转入复旦，慰勉有加；叫他们仍当大胆为学联做事，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奋斗。同时李以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会长名义，向海外发表通电，反对巴黎和约。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又开除爱国青年。李登辉仍应学生的要求，准予他们来复旦免试插班。他始终维护那些被教会大学无理开除的中国学生。李信奉基督教，而且与卜舫济有旧交。据闻卜舫济曾对一些中国教徒说：“清末李登辉回国后，‘圣约翰大学’特赠予名誉博士，这对他声望上很有帮助；但在每次学生骚动，‘圣约翰’整饬学风时，他总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圣约翰’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李登辉闻知后，对教友们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但我更爱祖国，更爱青年！”
李登辉办学最突出的缺点，是把美国大学的那些方式方法生搬硬套地搞到复旦里来。其次是长期拒不开放女禁，直到北伐打进上海以后。
李登辉一生培植出来的学生，数以万计，服务于各省各界的人才极多，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过大专校长的即有13人之多：竺可桢、胡敦复、郭任远、罗家伦、何世桢、程天放、吴南轩、章益、黄季陆、黄华表、曹惠群、裴复恒、章渊若，其中极大多数是复旦毕业生，少数是肄业生，个别是清末李兼教中国公学时的学生。
1947年，在李登辉追悼会上，复旦老校董颜惠庆说，“李氏终身从事教育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是华侨，在国外深感华侨备受压迫的痛苦；二是百年前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回国后，建议李鸿章‘教育救国’，主张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费生120名，就是由容闳率领出洋的），李先生受他‘教育救国论’的影响很大，但主张在国内多办大学，不必大批地出洋留学；三是李回国时严复在青年会讲《天演论》，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也都在主张维新改革。他受了时代环境的影响，就决心终身办学了。”
邵力子则说：“李先生爱国爱民，在清代主张赶办教育，提倡科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即主张团结牺牲，抗日救国，带头捐输整月薪资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胜利后，他老人家又主张和平，临终前还期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富强，这正是爱国家、爱人民，时代精神的表现。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不会离开我们的。”
14、1915年：榕城岁月
福建协和大学是旧中国14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老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筹委会”由福州市基督教“三公会”（圣公会、美部会、美以美会）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校址原设于福州仓前观音井美丰银行内。
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世界基督教大会推举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会长高绰博士来到“榕城”福州，与福建基督教六公会联议创办大学，几经酝酿、筹备，于民国四年(1915年)成立董事会，以俾益知为主席，推选庄才伟为首任校长，校名定为福建协和大学。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该校于福州仓前山租旧俄商茶行正式开课，将福州的英华、格致、三一及闽南的英华、寻源5个书院的高年级学生作为一年级学生，总数有81人，但不招收女生。老师专任者5人，兼任者4人。
民国六年(191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协大是一所合格大学，并参照美国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办法，承认其毕业生同样可取得学士学位。翌年，美国罗氏基金董事会鉴于协大办学渐具规模，乃逐年指定一笔巨款，拨作添聘教授和购置设备之用。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罗氏基金社拨助该校科学馆的建筑设备及常年维持费，并设科学讲座6名。庄校长之兄嫂亦捐建文学院一座，及逐年图书购置经费。
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校择定福州魁岐乡（今福州制药厂）为校址，于鼓山之麓、闽江之滨建筑新校舍。大小数十座饶有东方古典风味的精致建筑（主体楼房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内部结构为西式）峙立江东，背倚鼓山，面俯闽江之流，远山凝翠，江帆如画，为当时全国风景最优美的7所大学之一，不愧是一所实施大学教育的好学府。保存至今的协和大学校舍，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建筑艺术提供了实物例证。
民国十二年(1923年)，庄伟才校长积劳病逝，由高智继任。民国十四年(1925年)，文学院、科学馆及大小30座校舍先后落成，为纪念庄校长即以科学馆命其名。
民国十六年(1927年)，校董事会改组，高校长辞职回美。校务收回国人自办，由校友林景润继任校长，并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报请立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得何氏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的津助，扩充文学院各学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因协大只有文、理两科，不符合大学至少要有3个学院的规定，遂准以“私立福建协和学院”立案。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女生宿舍竣工，始兼收女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得福建省政府补助，添设农学与农业经济两个学系，开办农业试验场。民国二十六(1937年)并在邵武设立闽北农林试验场，作为发展农科学系的准备。这时，该校文学院共分文史、西哲、教育3学系；理学院共分生物、化学、医预、数理4学系。
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协大就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月迁到闽北山城邵武。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日军撤离福州，八月宣告投降。抗战胜利，协大于十一月筹备复员，迁回福州。次年夏，文学院及其他各部房舍先后修建完成，并添建临时校舍如大礼堂、农学院办公厅及教职员住宅等计共5座，五月一日宣告复课。经过数月艰巨的工程重整之后，高山苍苍，流水泱泱，始重闻昔日弦歌。九月二日林景润校长休假赴美，十月二十日陈锡恩代校长及教师多人由美抵校。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六日林校长积劳成疾，卒于纽约。三月，校董会聘陈锡恩博士继任校长。六月底陈氏任期届满，赴美国加州大学复任，由校董会推杨昌栋博士代理校长。翌年十月杨请辞职，十二月校董会准杨休假，另组校政委员会主持校务。先后担任校政委员会主席的有林冠彬、郑德超、王调謦等教授。
福建协和大学是人才荟萃之所，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先后在此任教。如著名文学家、文论家、教育家叶圣陶、郭绍虞，名儒陈宝琛入室弟子陈易园，严复的哲嗣、著名教授严叔夏，著名考古学家、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著名历史学家傅家麟，著名黄麻遗传学者卢浩然，著名动物学家、两栖爬行动物国际委员会委员丁汉波，著名微生物学家、“庆大霉素”发明者王岳，著名昆虫学家、博士生导师赵修复，以及著名学者陈文渊、陈锡恩、陈兴乐诸博士。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办学35年，毕业生共有1300多人，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科技、农业、教育各方面都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有郑作新(中国鸟类世界著名学者，曾被美国国务院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林兰英(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黄维垣(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唐仲璋(寄生虫专家，厦门大学教授)、唐崇惕(寄生虫专家、厦门大学教授)；以及著名农业专家李来荣(原福建农学院院长，国际著名园艺学家)、张先光(美国密执根州立大学教授，进入“世界名人录”的著名禽病专家)等。
协和大学英文名为“福建基督教大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宗教教育趋于淡化，师生思想逐渐进步。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中共福州地委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福建涤社”出版《收回教育权专号》，该校教授陈锡襄还主持筹备召开“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协大百余名师生举行抗日救亡大会。
20世纪3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就有共产党员组织读书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五年(1946年)十一月，中共协大支部在学校驻地魁岐乡举办民众夜校，吸收100多名青年参加学习，并培养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该校已有3个共产党支部，党员学生数十人。历来福州各校师生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该校都是主力之一。
1947年5月16日，协和大学学生自治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经过周密策划，发动全校绝大部分学生计600余人，冲破国民党的威胁与重重阻挠，组织福州市有史以来人数最多、声势浩大的“三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散发《告福州市民书》。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市区台江、小桥、洋头口，穿过南门兜，一路直达鼓楼的国民党省政府，向当局递交《请愿书》。沿途群情激奋，受到广大市民欢迎，有的纷纷加入游行队伍。此举也得到福州各大专院校学生的声援和支持。
195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教育部决定接办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将两校合并成立福州大学，此为老福州大学。两校合并暨福州大学成立典礼，于此年4月12日在福州魁岐原协大举行。新成立的福州大学领导机构为校务委员会，由许彧青任主任，严叔夏、王世静任副主任。
当时，原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区内设福州大学农学院。下年，厦门大学农学院并入福州大学农学院，统称为福建农学院。1958年该校从魁岐迁往西郊梅峰，原协和大学校舍由铁路部门使用。1994年福建农学院更名为福建农业大学，2000年10月由福建农业大学、福建林学院合并组建福建农林大学。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数年后新福州大学另建），1972年福建师范学院改名福建师范大学。
15、1916年：未名湖第一个主人
燕京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4个美英基督教差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旧中国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其中燕京大学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是最著名、办学成就最卓著的几所。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3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与汇文大学。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这3所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最近是在北京城里的盔甲厂。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
其时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司徒雷登家族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校名改为燕京大学，成为燕京的创始人和最佳校长（还是干得最久的一位，从1919年直到1946年，长达27年）。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就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也认为，他是不二人选。
随后司徒雷登开始寻找新校址，建设新校区，并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他的儿子后来创办了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帮助下向社会各界募捐集资。经过几年的努力，该校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和最有成就的大学之一。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与研究，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
1921年，凭着司徒出色的口才和交际能力，学校仅以6万块大洋的价格，在北京西郊海淀购买到前清亲王赐园（当时的主人是山西督军陈树藩），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1921～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1877～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
1926年，燕京大学正式迁址于此地。从1929年起，燕京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规模显赫，气势宏大，典雅华美，湖光塔影，教学蔚然成风。
燕京大学于1924年筹办的新闻系，在旧中国时期是首屈一指的，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闻工作者，是亚洲“第一所完全的新闻系”。她与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报纸、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被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的《大公报》关系密切，渊源很深，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该报的中坚人物（如朱启平、蒋荫恩、萧乾等）多是出自燕京，而且许多知名《大公报》人（如胡政之、王芸生、张琴南等）又曾到燕京任教，对该报风格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国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里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司徒雷登也是如此。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及影响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20世纪20年代末，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后来还有吴雷川、陆志韦、许地山、邓之诚、赵紫宸、吴文藻、高名凯、“美国佬”斯诺等，从而提升了燕京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1930年，高中尚未毕业、完全靠自学成才的苏州人钱穆，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来到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不久，大学者钱穆又转去北大、清华、北师大任教，与胡适并称为“北胡南钱”。此后是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后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并于香港中文大学），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今人称赞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文化宗师、古典士大夫。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20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从事中美文化教育交流。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把她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他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京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给她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地，这座庭院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6月24日，燕京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了燕京校园中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一体了。
1935年，那时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与南京的金陵成为中国两所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但对于国民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她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不免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抱怨。蒋介石知晓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那次演讲，蒋介石因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时，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时，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那正是司徒校长。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而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得以正常出版。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京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学校。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方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琦任代理校长。1945年学校在北平原址复校开课，司徒继任校长（后为校务长）。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师生发回，开办工学院。1951年学校改为国立。
燕京当家人司徒雷登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时，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华国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不过，燕京大学校友、加拿大华裔学者林孟熹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他曾请教当时燕京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却得罪了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1948年5、6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京过去给他们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两年前他回到杭州祭扫父母墓地时，有人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随着南京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1949年8月，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毛泽东也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当然，他也因为这篇文章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的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迁至学校旧址——未名湖畔的“燕园”。1993年，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和北京大学分校联合成立燕京研究院。
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京精神：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
校长：司徒雷登、吴雷川、陆志韦、梅贻宝；孔祥熙、梅贻琦。
燕京大学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政界和宗教界。著名校友：雷洁琼、黄昆、侯仁之、孙道临、费孝通、谢婉莹(冰心)、李慎之、周南、赵兰坤、黄笃修、王仲翰、林孟熹、萧乾、唐振常、唐人（严庆澎）、谭文瑞、蒋荫恩、朱启平。
[附文]两位当家人
司徒雷登（1876～1962年），美裔在华教育家。生于中国杭州，会讲一口纯正杭州话，喜欢吃杭帮菜，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一位纯粹的美利坚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为传教士，其实也严格执行着对中国进行西方文化侵略的使命。1908年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4年参与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悄然返回美国，随即退休，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园内，但直到2008年才被安葬到杭州。
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陆志韦（1894～1970年），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长期从事心理学、汉语音韵和语法的研究、教学工作。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校长等。建国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27年4月，陆志韦应司徒雷登校长之聘，出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心理学教授，兼任心理学系主任。他努力筹划，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该系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科。并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主讲系统心理学课程，成为中国心理学的先驱，与潘光旦并称为“南潘北陆”。1928年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师会主席，1934年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当校长；而他埋头治学，很少过问政治，又有很好的人品），做了大量具体的校务工作，直到抗战爆发。他支持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夏，拒绝参加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抗战初期坚持在“孤岛”继续办学，继续参与校政。1941年与几位教授被日军捕后，仍保持民族气节，绝不投降。1945年重建燕京大学，领导复校工作，再度任燕京校务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主持行政事务，支持爱国反蒋的学生运动。
16、1917年A：东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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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弃官南下，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蔡元培回到浙江家乡，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年，同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反对清末钦定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而以达到“实体世界”（即观念世界）为最终目的。并认为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是造成现世幸福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是追求实体世界的教育，美感教育则为达到实体世界之手段。并起草《大学令》，确立“学”与“术”的分离，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他这些教育观点，后来成为民国政府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任职期间，曾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同年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退出内阁。1913年赴法国考察教育，1915年与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7年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并提出许多措施整顿校风，使经过改造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使北大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文理综合的第一学府。此后10年，北大达到发展的最顶峰。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多方营救北京各大专学校被捕学生。五四运动后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教育。1920年初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
1927年蔡元培回国，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得北大思想解放，学术繁荣。1月9日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上，他对学生提出3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即“培养人格”。
1918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强烈反对工具论的观点，声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沈尹默、刘文典、徐悲鸿、马裕藻、马寅初、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李石曾、朱家骅、周鲠生、陶孟和、陈垣等一批重要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再加上先后来到北大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梁漱溟、马叙伦、顾颉刚、钱穆等，一时大师云集，北大因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大也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北大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自1935年至1976年去世，长期作为中共实际的领袖人物。
据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偰回忆：
在蔡元培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胡本是前清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也有封建文人如黄侃、刘师培、姚仲实、陈石遗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异常缺乏。
辜鸿铭（1857～1928年），字汤生，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学贯中西，却终生留长辫，穿旧服，纳妾，爱女人小脚，主张君主立宪，1915年著《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提出中国人兼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四大优点），并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其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侃、刘师培为代表。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复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3科)。不久胡适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又从而和之，刘半农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学生方面亦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不安于位；黄侃、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经陈独秀主编，始改为此名，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新青年》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得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侃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师培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之类为主，大多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祺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就就停办了。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4个系，后增加到二十几个系（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生物、哲学、教育、法律、史学、政治、经济、中文、天文、心理学、社会学、东方文学、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此外还有预科，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均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所现代综合性大学。
蔡元培曾到德国、法国留学，受到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包”的政策，并做到“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不管属于何种派别，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蒋梦麟写道：“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后来是许之衡。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蔡元培也感到校内外责难纷至沓来，不好应付，所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里加以解释。
当时北大的自由研究风气，是经过一番斗争而后树立起来的。有人以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混乱现象归罪于北大，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政策实为祸首。这是不懂得历史辩证法的妄议。如果没有当年五四运动以后百家争鸣的盛况，就不会取得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时代北大自由研究风气的发达和兼容并收政策的实施，正是历史发展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的3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京剧》评选“新中国柱石”十佳人选，蔡元培获第一。
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2月，蔡元培曾再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只是时间并不太久。
下
1930年底，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后3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当时北方时局虽然扰攘不定，学校经费虽然时发时欠，然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和言论出版上还是比较自由的。
蒋梦麟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其实，早在蒋梦麟任北大教务长、代理校长期间，他就是蔡元培的助手和措施执行人，可谓“常务副校长”，就开始做了大量细致而具体的工作。后来到台湾后，傅斯年说他：做学问可能不如蔡氏，做事却胜过对方；同样，傅自己做学问可能不如胡适，做事却比胡氏强。蒋笑了笑说：所以，蔡先生、胡先生是北大“功臣”，我们是北大“功狗”。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3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哀悼，并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抨击。
蒋梦麟的一切制度秉承蔡元培成规，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16字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设文、理、法3学院，下设14个学系；实行教授专任制，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特别是理学院延揽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一流科学家，使北大理科得到较快发展；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养成健全的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正式设立研究院，推进高等教育的正规化。
蒋梦麟主张教育的产品应是这样三种人：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方针的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社会一分子（而不是主人翁）；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
蒋梦麟还多方筹集资金。1931年，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1934年北大动工兴建新的图书馆；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以地质系为例，在李四光主持下，修建了新地质馆，建立了矿物室、古生物等实验室，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延续并发展了北大地质系的传统优势。
于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教授齐集北大，而万方学子也莫不以一登龙门为荣幸。有的远道前来的学生，一时考不上北大，也情愿前来做个旁听生。外国留学生到北大来求学的也颇不少。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各地来的学生。生活虽然艰苦，然而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大多都能安贫乐道，为追寻真理摸索前进。
蒋梦麟曾经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3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而他很会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蒋梦麟掌校期间，正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而经过亡校风波的北大，却在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教育家功不可没。
14、1917年B：赫耳墨斯神杖
中国医学教育的最高殿堂、号称“中国医科类院校的排头兵”、“中国医学家的摇篮”的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创建于1917年，时名北京协和医学院；建国后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7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院校合一；1959年改为中国医科大学；1978年改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1985年改为此名；1995年建立全国首家护理学院；2002年开始与清华大学进行合作，2006年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徽为璧形，寓意为中西合璧，其绿色和白色象征生命的常新与永恒。徽章的内容为盾牌、殿堂、长卷、训辞和院校中英文名称。徽章上方的“协盾牌”象征抵御疾病、护佑生命；其中蛇杖源于希腊传说中可以起死回生的风神赫耳墨斯神杖，这是国际公认的医用标志。其校训为“严谨、博精、创新、奉献”。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旧时又译“罗氏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投资。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它将美国当时最先进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办学经验移植到中国来，把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制度和方法。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进入，许多西方商人、传教士和医生来到中国，很多人纷纷设立医疗机构，扩大西方文明在华的影响。到20世纪初期，许多背景为英、美等国的医院和医学校已陆续建立起来。义和团运动时，一名原先在内蒙行医的英国伦敦会医生科克伦逃到北京开设诊所。后来通过行医关系，科克伦博得了慈禧太后及其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并得到慈禧捐助的白银1万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5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辛亥革命前后是我国近代教育体制重大转变的时期，封建科举制度被废除，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被引入。就医学教育而言，国家、地方、及私人开办的新式医学校陆续建立，教会及外人办的医学校在调整和扩充。
正值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美国石油大王也对中国的医学事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商业巨头洛克菲勒。当时，洛克菲勒正在美国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不久，他对东方的中国这个最后向世界开放的人口大国发生了兴趣，愿意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
为此，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洛克菲勒曾3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广泛考察，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最终，考察团建议在中国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医学院。根据这一建议，洛克菲勒于1914年拨款设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全部产业，又以12.5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临近王府井的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巨资进行新校建设。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都由美国人负责。
从1917年到1921年，建筑工程进行了4年之久。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学校全部建筑外部造型为宫殿式，画栋雕梁，琉璃瓦顶，均为高级建筑材料。优雅的环境和古典风格的建筑，无不显露出这所名校浓厚的历史底蕴。而内部则为现代化装备，病房、教室、实验室等均符合实用需要。学校有独立、完整的动力系统，电力、水暖、冷冻、煤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系统等一应俱全。
除学校建筑群之外，还在附近外交部街及北极阁两处建有小楼30余座供高级教职员居住；并有学生宿舍，共55幢建筑。
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为新校物色了一批教学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质量。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151名高级人员，其中外国人共123名，中国人中有25名曾在国外接受教育。
1921年9月，当新校建筑完成之后，协和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除本校教职员工学生外，参加的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社会名流，以及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教授和医学团体负责人。
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部分，成立于1914年，1928年改为独立法人，主要是向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资助。1951年起停止资助，1980年后重新支持中国医学教育。除协和医学院外，他们还对湘雅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校、上海医学院等学校给予过经济资助，也援助过芜湖总医院、南京大学医院、苏州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等医疗机构。其已渗透到中国医学事业的各个领域，对我国近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协和医学院步入正轨后，由于受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潮流的影响，其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为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该校实行8年学制，包括3年医预科。在培养医本科人才的同时，还开办了高级护士学校。她也是我国唯一一所历史悠久设有八年制医学教育和高等护理教育的重点医科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高等护理教育创办于192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护理人才，她们已先后成为我国护理界的领导和中坚力量。我国第一个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就出自协和医大。
在人员的选拔方面，协和医学院的要求极为严格。在强调重质量而不重数量原则的指导下，该校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因为学校当初的设计规模仅为每年25名，最多不超过50名。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与工作态度的观察。
可以说，无论是考入协和还是在这里完成学业，都是非常艰苦的。不过这也是与其身价相匹配的。因为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其毕业生的羊皮文凭上有纽约州长的亲笔签名。
在教学方面，协和从开办之初即明确要求用英文教学，其理由是英文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
另外，该校强调启发式教学，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从本科一年级起，就有机会得到关于科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训练，如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均安排学生做一些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查阅文献、写综述、独立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资料，写出英文论文，目的是使学生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初步的认识。
更难得的是，为培养专才，协和每年都会有计划地派遣一些已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医师、教师和护士到欧美各国进修深造，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一般为期1年或2年，期满返校继续任职。这种制度为青年医师和教师提供了提高业务水平和更新知识的良好机会。
1930年，协和医学院获中华民国教育部认可立案。
为使学生学习公共卫生的知识和工作方法能初步取得一些实践经验，协和医学院曾出资在中国城乡建立起教学基地，使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通过实习了解中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协和医学院始终坚持每年只招收较少学生，重质量而不重数量；但另一方面，它又很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高级公共卫生人才。据统计，从开办直至被日军侵占为止的25年期间，协和医学院共培养医学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人员2000余名。人数虽不多，但水平较高。建国前，他们多数曾在我国许多医学院和大医院以及政府卫生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及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的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又继续为国家努力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日处于战争状态，其医学院、医院和护士学校相继停办。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关闭，但中华医学基金会仍一直为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订购所有外文有关科技期刊杂志，并继续支持内迁至成都办学的护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派代表从日军手中收回全部校产，重建协和医学院。医学院于1947年复校。医学院设医本科，五年制。学院设有解剖学系、生物化学系、生理学系、药物学系、病理学系、细菌学免疫学系、内科学系、小儿科、皮肤科、梅毒科、神经精神病科、外科学系、产科学系、眼科学系、放射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及一个中文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1957年并入中国医学科学院（1956年成立）。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原协和医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医科大学。
“协和三宝”：名教授、图书馆、病案室。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医学图书馆，是我国历史悠久，藏书最为丰富（86万余册）的医学专业图书馆。病案室目前保存病案近220万册，包括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宋美龄等名人的材料。
北京协和医学院坚持医学精英教育，以小规模招生、高层次培养为办学宗旨，实行高进、优教、严出。自建校以来，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坚持实行小规模、严要求，预科、本科分段教学，导师制等独特的培养模式，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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