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7年：烽火中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有部分理工学科的“985工程”、“211工程”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延安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延安）、北方大学（1946年，邢台）和华北大学（1948年，河北正定）。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为此制定了“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的教育方针，并根据“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制定教学计划，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确定为教学工作的原则。在办学过程中，陕北公学形成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来校参加庆典作报告。办学2年，陕北公学共培养6000多名学生，吸收3000多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陕北公学教育的伟大成果，是陕北公学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不朽贡献。

    1939年夏，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4所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人后方办学。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宣告成立，成仿吾继任校长，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华北联大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校训是“团结、前进、刻苦、坚定”。华北联大实行军事化管理，培养出来的干部能适应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需要，它是中共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年后，学校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将各部改为学院，设社会科学院，下设法政系、财经系；教育学院，下设教育系；文艺学院，下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工学院，下设机械系、采矿系。除原有专修科外，增设了本科和预科。后成立法政学院、群众工作部、中学部。这时全校共4000多人，其中学员 3000 多人，是华北联大的鼎盛时期。

    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著名教育家吴玉章、成仿吾、袁宝华、黄达、李文海先后担任校长。

    人大是中共志士勇于革命、创立新中国的产物。自成立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广大师生便发扬“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优良传统，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积极探索，求真务实，使学校成为我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基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人大的文科与北大并列第一，各有千秋。

    今天的人大，拥有6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居全国高校第一；拥有13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居全国高校第一；拥有全国重点学科25个，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五，其中社会科学居全国高校第一。在连续6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人大获选16篇，在人文社科领域居全国高校第一。在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人大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5个一级学科整体水平排名全国第一，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三。

    中国人民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已故老一辈著名革命家、学者、作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艾思奇、丁玲、何思敬、何干之、何洛、胡华、尚钺、吴景超、李景汉、安岗、石峻、缪朗山、李秀林、徐禾、塞风、许孟雄、孟氧、佟柔、戴世光、刘铮、查瑞传、苗力田、高鸿业、吴大琨、萧前等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以“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人才培养目标，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全国高校数量最多、门类最全、综合水平最高的优势，积极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的理论型、应用型、管理型人才。从陕北公学至今，学校一共培养了18万名各类高级人才，包括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企业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各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干部以及新闻、法律、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其他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大的美誉有：“中国文科类院校排头兵”、“中央第二党校”、“中国官员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中国律师的摇篮”、“中国记者的摇篮”。

    1950年人大正式成立时，真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学，即令北大、清华亦有所不如，排名一直稳居第一。当时北京四大名校，其顺序是“人北清师”；而现在却成了“北清人师”。1952年院系调整，人大分出许多学科与师资（包括今天的中央音院、中央戏院、中央美院、北理工、北外、外交学院、中国政法等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中国农大、北航、北医（今已并入北大）、北科等校的一部分，甚至北大、清华、北师大的一部分，同时人大也从其他院校“吃”进了一些学科与师资），成为一所纯粹的文科院校，实力大为减弱；“文革”十年浩劫人大又长期停办，更是一片凋零。直到1977年，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才得以复校，但元气已大伤。

    人大是我的母校，我对她有既深刻又复杂的感情。“我爱母校，但我更爱真理。”这是我曾在自己一本专著《后记》最前面的一句话。

    人大校训：“实事求是。”

    人大办学理念：“人民、人文、人本”，“大师、大楼、大气”，“真情、真想、真干”。

    吴玉章（1878～1966年），无产阶级教育家。出生于四川荣县。1903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到法国，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留法学生近2000人，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五四运动时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到1924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1927年赴苏联，在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任教。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龄为国培养各类人才，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1948年任华北大学（人大前身）校长。次年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人大成立，任第一届校长至最终，长达17年，桃李遍天下；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

    毛泽东赞誉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邓小平高度评价吴玉章：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玉章懿行，高山仰止，伟人虽逝，精神犹存。

    [附文]北大是李白，清华是杜甫，人大是白居易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年届耄耋的季羡林老先生曾说：“清华好比中国古代‘诗仙’李白，北大则好比‘诗圣’杜甫。”季老在这两所著名学府中学习、工作、生活了多年，从燕园到清华园，世纪沧桑，阅历无数，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且听他分析说：“清华建于1925年，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大学堂到国子监，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之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两校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

    而我在这里把北大比做李白，把清华比做杜甫，是从目前两校的学科特色、学生个性来说的。建国以来多年里，北大都以文科为优势，学校充满人文色彩，崇尚民主自由，教师学生均奔放热烈，想象丰富，性情鲜明，与李白更接近。相反，以理工科为主的清华，风格（不管做学问还是做人）力求严谨、规范，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堪称杜甫门生。

    如果说北大像李白、清华像杜甫，则同样位于首都北京、且就在北大清华附近的中国另一所名校人民大学就是白居易。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办校特色。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著名学府，倡导实事求是，作风质朴、务实、练达，像极了白居易。

    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文理综合大学的第一号，其文科方面的中文、历史、哲学、外语，理科方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等等，诸多学科于基础理论研究上的造诣，都在全国具有崇高并且是无上的权威性。当然，北京大学是我国最著名的高校，专业设置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水平也是最全最高的。数十个文科、理科国家级重点专业，无人可比。学校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民主、自由、宽松、人文的风气，很适合做学问。许多大师级的教授云集于此，代代薪火相传；每年各省市的大部分高考“状元”、“榜眼”、“探花”都投奔此地。而其校园内的湖光塔影、古典园林，亦令千千万万学子心仪不已。

    清华大学是另一座享有世界声誉的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媲美，乃“泰山北斗”，双子星座。它曾经是我国的国学中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既有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同时又有浓郁的西方色彩。其工科专业方面教学、科研的实力之强之全，在国内高校中无出其右，工程建筑、土木水利、军事工业、计算机学、动力机械、自动控制、电工通讯等等，都是我国一流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也是国内最好的之一。近两年合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又使它增添了许多艺术气氛。学校严谨、紧张的学术风气，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良精神，也令人景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环境幽静美观。而朱镕基、胡锦涛、李铁映、杨振宁、李政道等清华校友的名字，让人简直是如雷贯耳。

    如果说北大是传统文科最好的大学，那人大就是现代文科最好的大学。虽然说人大与北大都是国家级文科人才培养与科研基地中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都具有的屈指可数的几所大学之一，但是人大在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中共党史、法学、管理、金融、新闻、人口、统计、会计等方面的实力更强，其国家级重点学科数、博士点数比北大还多，是真正的中国第一。另外，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人大的政治与革命气息是最浓的，所以在中央各部委的行政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中，人大的校友最多。

    我曾在一篇题为《北大、清华、人大新“三国演义”》的小文中写道：

    1——北大是改革旧体制、由封建时代向民主时代强行过渡的收获。清华是屈辱与开放、失败与进步的共同结晶。人大是中共志士勇于革命、创立新中国的产物。

    北大是文理综合大学的排头兵。清华是理工大学的排头兵。人大是文科大学的排头兵。

    北大像图书馆，清华像实验室，人大像大商场。或者说，北大像公园，古典式；清华像教堂，西洋式；人大像机关，新中国式。

    北大的校园结构有些凌散。清华太大，环卫略欠。人大位置太靠近商业区，有扰教学。

    北大面积适中，但略显乱。清华太空旷、幽僻。人大太拥挤。

    2——北大学生穿“黄袍马褂”（古典式）。清华学生西装革履（西方式）。人大学生穿“中山装”（革命者型）。

    北大学生好出国。清华学生好升研。人大学生好从政。

    北大学生头发长而乱。清华学生戴高倍眼镜。人大学生佩BP机（现在可是最先进的手机了）。

    北大学生头昂向天。清华学生头低向地。人大学生双目平视。

    北大学生“狂”——才气纵横。清华学生“傻”——大智若愚。人大学生“精”——务实灵活。

    北大学生聪明。清华学生英明。人大学生精明。

    北大学生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清华学生生活在专业世界里。人大学生生活在世俗世界里。

    北大学生是才子型。清华学生是科技工作者型。人大学生是公务员型。

    3——北大、清华、人大都位于人文荟萃、名家云集的首都北京海淀区。这是全国的主要文教中心。三校相距不远，中间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硅谷”中关村。布局恰到好处。

    从历史渊源说，北大、清华较靠近；从院系交流说，人大、北大较靠近；从专业互补说，人大、清华较靠近。三校关系密切，往来频仍，互相促进，共同形成一个文化气息浓郁、教育体系雄厚的中国巨大高校群落。

    北大、清华、人大，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流水平。他们各有优长，特色互补；三足鼎立，比翼齐飞。

    2、1937～1940年：河山迢迢

    据浙江大学祝文白教授回忆这段曲折、艰辛、惊险、永生难忘的迁徙经历：

    自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淞沪战起，杭城情势日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浙大镇定如常，仍按学历于9月10日开学上课。特以一年级人数较多，选定天目山为新生设一分校，以朱庭祜先生为主任。浙大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必修课目；竺校长尤重视学生之基本国文，曾商请我兼一年级国文主任，于开学前移寓天目山。山在于潜县北40华里。此山有两高峰，峰顶各有一池，因名天目。山中风景极佳，尤以9、10月间之云海，变化万状，最为奇观。彼时天目山已被辟为风景区，有汽车公路，自杭州至山麓，历时2点30分钟即可到达。

    浙大借天目山禅源寺为校舍，山门上有“天目灵山”四大字。寺内建筑宏伟，重楼杰阁，气象庄严，诚为东南一大古刹。寺后胜迹尤多，新生就学于此，朝夕游眺，畅心悦目，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不意甫经三阅月，敌寇更自全公亭登陆，凶锋内向，杭城大震。浙大遂决定全校集中建德，所有在杭之二、三、四年级学生，自11月11日起，分3批动身，每晚出发一批，至江干登轮船，开往建德。同时在天目山之一年级生，亦下山经于潜、分水、桐庐以达建德。时敌寇已陷吴兴，南窜安吉、孝丰，直拊天目山之背。即使无集中建德之计划，亦难久居于此焉。

    浙大师生全部抵建德后，借用林场、天主堂、孔庙等处房屋，略加修葺，即行上课。同时派人往江西吉安、泰和等处，筹备校舍。至12月，杭州失陷，富阳旋告不守，时在建德上课月余，匆匆结束，分批入赣，各推教授领队，并于兰溪、金华、衢县、南昌、樟树、吉安各设招待站。乃刚到金华，适遇敌机大轰炸，浙赣铁路客车停开，顿觉进退维谷。

    旋经会议决定，分水陆两路前进，至江西玉山会合，途次虽备尝艰苦，幸一周以内俱安抵玉山，遂改乘火车到樟树，又由樟树乘汽车到吉安。彼时正值寒假期内，利用吉安中学及乡村师范校舍，上课2周，举行考试，以结束本学期学业。逗留2月，复迁泰和，设临时校址于上田村，借用大原书院、华阳书院、老村、新村四处房屋，大半是著姓萧氏旧宅，颇有池沼园林之胜。浙大师生在此安居，借以恢复长途之疲劳，弥补旷废之学业。

    至1938年9月，凡八阅月，九江沦陷，全赣震动。浙大决定经湘入桂，迁广西之宜山，由校车分批运送，至10月底师生均已到齐。宜山县城虽不甚大，而街市整洁。浙大校舍以文庙标营为中心，又在标营新建草棚，作临时教室。师生于此，安心教学者，计一年又两阅月之久。自离杭后，沿途滞迹，以此地为最久，而所受惊险及损失亦以此地为最重。

    先是上海电台广播：浙大抗日分子工作太多，应消灭它。果然，1939年2月5日，敌人用18架飞机，来浙大上空，环行四匝，轰炸3次，标营校舍，计落下爆炸燃烧弹121枚，彼时标营二、三、四年级宿舍，有寄居学生339人，又新建教室22座，大半皆在此上课。警报既发，师生奔避荒岩丛冢中，而轰炸数四，巨声震天，东宿舍着弹起火，体育课诸教师，俟机声稍息，率诸生扑救；及敌机复至，又走避。旋视前避匿处，则皆烟尘弥漫，已成巨穴。当地居民死者数十人，学生中幸无一人死伤。

    又是年9月15日，敌机8架又来宜山轰炸。有一部分校舍被震毁，物理实验室尤甚，损失仪器多件，约值12万元。除此两次外，敌机虽不时来投弹，幸为害不大。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宜山警报，朝夕不绝；浙大又被迫北迁。翌年2月，校本部移驻贵州遵义。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市，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黔省北方重镇。浙大在老城新城，共租赁18处房屋并新建一所规模宏伟、跨越城墙之工场实验室。为久居计，尚嫌局促，不敷展布；遂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往湄潭经营新校址。同时在贵州青岩暂设一年级分校，以彭百川先生为主任。我抵青岩不久即衔教育部命，于6月、9月间，两度往贵阳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竣事回青岩，又准备迁移分校于永兴场。10月18日，一年级开始在永兴入学，注册上课。

    彼时在湄潭之校址已借用文庙为办公室，又修葺城内外之祠堂庙宇，为各学系之办公室及研究室；更在北门外建筑宿舍、膳厅、操场、游泳池，于东门外开辟广大农场。旋经校务会议决定：以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以理学院、农学院设在湄潭，旋又增设师范学院。国文向为一年级必修科。嗣因新生国文，类多根基浅薄，改为两年必修，一年级仍住永兴，二年级则移居湄潭，我又由永返湄。

    当时浙大除本部驻遵义外，于湄潭、永兴各设一分校。从此布置粗定，应有尽有，教者学者，得能埋头努力，安心工作，成绩遂逐年进展。其最足以鼓舞人心、激励士气者，实由于当时竺校长拟定“求是”二字为本校校训。回忆浙大同学会印行第4期会刊时，向我征文，曾写“浙江大学之回顾”一文，中有一段文字，颇足以阐明此点，兹摘录如下：

    “……综计此3年之中，周流5省，间关万里，当局之焦神苦思、师生之流离颠沛，虽历尽险阻艰难，而仍不稍馁其教学之志。不特庋藏依然，弦歌不辍，抑且规模弥广，造就弥宏，良以创办求是之动机，实缘中日甲午之一役，固将赖以陶铸群材，恢宏学术，储国力，雪国耻，靖诸夏而戢寇氛，举于是乎在。故虽处播迁之中，犹倦倦不望揭‘求是’以为校训，是足觇浙大精神之所寄，凡我新旧校友，允宜共喻而力行之者也。”

    3、1938年～1946年A：“中兴业须人杰”

    上

    在民国大学的茫茫海洋里，这里要说的是一所空前绝后的神话般的大学——

    她存在于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最大苦难的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烽火中集合于昆明而创办。她集结了中国学术精华，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中华崛起而奋斗，培育了无数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专家。她的许多毕业生，在后来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她被称为“中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所大学”之一。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云南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8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先迁至湖南长沙，10月25日在岳麓山下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11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1个月后，上海、南京先后陷落，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武汉震动，危及衡山湘水。长沙遭遇空袭，硝烟弥漫……

    虽然湖南方面极力挽留，广西方面热情邀请，但学校最后还是决定去云南昆明，那里位于大后方，气候优良，且有铁路通往国外，是战时办学的最佳处所。

    1938年2月学校开始搬迁入滇，250名师生（学生244名）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一名中将为团长护送，徒步穿越3省，行程3000余里，披星戴月，风雨兼程，经过68天艰苦跋涉到达春城（另一路是女生和体弱的师生、职员及家眷，则乘火车经粤汉铁路到香港，再从海路取道越南入境），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11月1日为校庆日。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另有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一个体育部。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1940年8月在叙永建立分校。

    西南联大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其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

    西南联大有3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故西南联大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而梅贻琦又提出了“吾从众（即教授），无为而治”的口号。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领导人，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日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大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实际上，其日常机构只有3个处：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124亩的土地，相当于今天一所中学。在那狭小的校园内，行走着多少聪慧的头脑、伟大的灵魂？

    在那时，教师、学生们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十分艰苦。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空袭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袭最为频繁；到1943年，在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打击下，才终于消歇。这期间，“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的“必修课”。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众在日机轰炸中死亡1044人，伤1414人；其中联大师生员工（含家属）大约死10人，伤10人。这个比例是很小的，说明联大在防空袭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教师认真上课，学生认真读书，竟创造了那么多成果，出了那么多人才！

    校训：刚毅坚卓。

    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还流行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下

    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高等学府，它们一个是老牌的国立大学，一个是洋气的留美预备学校，一个是私立大学的典范，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

    于是，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严谨、认真，南开的开拓、活泼融为了一炉，互相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组建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的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教学科研与民主运动成就最显著的著名高等学府。

    西南联大在皖南事变之前和1943年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民主堡垒”。

    校方尚能尊重自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精神，提倡学术自由，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各种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

    西南联大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学生4年（或5年）必须修满132个以上学分、相当于40门课方可毕业。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8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40个学分之多。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联大8年中，共开出了1600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校长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今天的大学不就是如此吗？）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战乱之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时任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这样回忆学生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家里的任何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由教育部安排应设课程、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联大对此不以为然，推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执笔抗辩。抗辩函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还说：“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西南联大不但抵制国民政府对内部事务的干涉，而且在1942年把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1940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要重新“审查”大学教师的“资格”。这一文件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上激起公愤，全体教授拒填“审查”表格，导致被扣当年的学术津贴。

    为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马上表示拒绝。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20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而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7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联大正式撤销只有16天。

    闻一多（1899～1946年），著名学者、诗人、爱国民主战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投入，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1921年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文学院长。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其专著《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中，闻一多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他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话。他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附文1]联大名人榜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西南联大师生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5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

    著名教师：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吴宓、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刘文典、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吴晗、潘光旦、汤用彤、熊十力、张奚若、饶毓秦、叶企孙、姜立夫、李继侗、陈序经。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学生有七八千人，毕业2522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有的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解放后大多成了各地各级领导。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著名校友：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朱光亚、谢玮、邓稼先、赵九章、黄昆、刘东生、汪曾祺、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王浩、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宋平、王汉斌、彭佩云、唐敖庆。

    在大学里，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梅贻琦校长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除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为报答云南父老的一片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建国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50多年过去了，这所大学早已不存在，但她仍然深深地留在人民心中。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矗立。

    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他的老师是著名华裔学者费正清）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易社强又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的经验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他还说：“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附文2]联大轶事

    上

    西南联大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她的独立自由，她的名师云集，她的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其祖父汉族、祖母苗族、母亲土家族）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1890～1958年，安徽合肥人）。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当安徽大学首任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

    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飙，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与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年5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由埃及的马哈福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下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之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著名古代文学教授钱基博。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英文更获得满分）。1933年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1941年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194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治学特点是广博开阔，贯通中西，古今互见，探幽入微，钩玄提要。著有《谈艺录》、《管锥编》及长篇小说《围城》等。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

    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3人当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不就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之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和黄昆，两人经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有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大楼再多、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4、1938～1946年B：山城书声

    1937年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福建协和大学就在次年5月迁到美丽的闽北山城邵武。在邵武除借用汉美及乐德两中学旧址的楼房数十余座外，又新建才伟楼和高智楼，作为男生宿舍和图书馆。当时群山环抱中的邵武，便成为战时的文化城。两个中学的旧址，校舍矗立，绿树如盖，环境幽静、宽敞，于战时可称首屈一指。最难得的是，该校重要的图书几已全部运到邵武。在战时能够储备这样完整、丰足的图书，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邵武校舍分为东、北门两部，相距约2华里，文学院、农科及总办公厅设在东门，理学院设在北门。当时校舍有楼房30余座，大半是借用原有房屋，一部分系新建。林场占地1000余亩，遍植马尾松。农场150亩，附设仓库加工场、水碓及制茶试验所。园艺场135亩，蕃殖各种果树苗木，达20余万株，花卉2000余盆。校内并自备电厂及印刷所。

    1940年，教育部令该校农学系扩充为农艺学系及园艺学系；加上原有的农业经济学系，成立农科。同时，将文史系分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数理系改为物理系。

    1942年4月，教育部批准将私立福建协和学院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理、农3科改称文、理、农3学院。并颁发新校印，于同年10月16日启用。

    在此前后，该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后改医预科）、教育学院（后并入文学院教育学系）。文学院设中文、历史、外语、教育4学系；理学院设物理、化学、生物3学系；农学院设农艺、园艺、农业经济、农业教育4学系。在理学院生物系和化学系中，设有医学预科(简称生物医预和化学医预)，专为北京协和医院和山东齐鲁医学院培训医大前4年基础课。学士学位要修满136学分。

    协和大学3个学院的成就各有所殊。文学院中的文史系，出版《福建文化》、《协大艺文》等定期刊物。福建的国学，自晚清以来素具渊源。西洋哲学系后来改为外语系，教授几乎都属于外国籍，某一时期阵容之强为他校所不及。历届毕业生，或在东南亚一带奠下事业，或在全国各地工作，都不乏杰出人才。教育系在福建是师资储备之所，全省执掌学校行政者不少出于此系。学校又附设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深入农村，为农民辅导教育。该系毕业的，有一批无名英雄，视教育为终身事业，尽瘁于桑梓以终老。

    理学院设备最称完善。如生物学系，实验室中每人便有显微镜一架。该系著作较多，其中若干著作已刊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其他如单行本，或定期刊物，都不乏出版。化学系的药品与实验器材之丰为东南诸大学屈指可数者，无论哪一种实验，该系都可应付裕如。物理系则自备发电厂和修理厂，包括锯木及一切机械的修理。化物两系平时也有刊物出版。

    农学院曾在邵武附设高级农校，训练农业人才。农经、农艺、园艺与农教4学系的研究风气也不在文理学院之后，东南各报副刊时常为该院各系专辟旬刊或半月刊，刊载各种专题文章，作者中不少是各系学生，也不乏教授的作品。除农艺系附设农业试验场外，园艺系也设有园艺试验场，并有加工的产品外售。此外，每个系都办有一种或数种不同名称、不同内容的定期刊物。

    协大在邵武8年，办学达到极盛，书声传遍小山城，培养了许多人才。

    5、1940～1946年：乱世也红火

    抗战期间，国立同济大学被迫迁往内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四川南溪李庄(今四川宜宾翠屏区辖)坚持办学6年。战争期间，同济继续发展，达到最鼎盛时期。

    在李庄时期的国立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

    工学院在东岳庙。该院原有机械、电机、土木、测量四系和一个造船组。1945年造船组改为造船系，从此工学院就有了5个系。各系学制不一，测量系为4年；土木系为5年，1942年起改为4年；机械、电机、造船三系均为5年。工学院迁到李庄时，只剩下20多部机器。以后逐步设立了测量馆、实习工厂、电工试验馆、材料实验馆、机械试验馆等，使各项实习一般均能进行。

    在李庄时期，担任工学院院长的，先后为倪超、薛祉、江鸿。1945年工学院学生有632人，教师有83人（其中教授27人，副教授10人），师资力量比较雄厚。

    这一时期，工学院各系教学的特点是：第一，仍然坚持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各系一年级学生坚持在工厂进行机、锻、铸、钳、木、泥等方面实习；第二，继续注重学生基本技能训练，要求工科学生工程制图必须上墨，线条不符必须重画，习题计算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并要求学生都能使用计算尺和应用工程手册；第三，考试严格，补考后仍有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一年。

    工学院各系一、二、三年级的一些基础课如高等教学、应用力学、物理、投影几何、机械制图等，均采用几个系合班上课。这一时期，该院各系也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实习工厂适应当地生产、生活需要，试制各种机器。电机实验室一度用直流电机发电为李庄全镇照明供电，受到群众欢迎。

    1932年，同济大学工学院高等测量系正式成立时，是当时国立大学中唯一的测量系，也是中国民用测绘的发源地。1935年1月，该系更名为工学院测量系。抗战在李庄时期，叶雪安、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方俊、曾广梁等测量界精英人物来到同济，在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中国的测量人才。时称“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医学院在祖师殿。在李庄期间，担任医学院长的先是黄榕增，此后是梁之彦、丁文渊（兼）、阮尚丞、徐诵明（兼）、杜公振。这一时期，该院前期在李庄建立起生理馆、解剖馆；后期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

    医学院在李庄5年，毕业生共计189人。1945年时，该院学生有304人，教师45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人）。除史图博一人是德国教授外，其他都是中国教师，多数是同济自身培养出来的。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奔走于宜宾、李庄之间进行教学，坚持严谨求学的同济教学传统。

    医学院前期主要教授基础理论课，这些课程有些是由理学院教师担任；后期大部分课程必须结合临床实习，所以教师均在宜宾上课，并带领学生在附属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部实习。

    理学院在南华宫。学院有化学、生物、数理3系。1945年数理系分为数学系和物理系。各系学制均为4年。在李庄期间，该院院长先后为谢苍璃、顾葆常。1945年全院有学生111人，教师44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3人）。

    生物学家童第周在理学院任教授期间，还邀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到学校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国立同济大学于1945年在李庄增设法学院。办法学院的缘由，一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急需培养法律人才；二是自19世纪以后，德国在法律（如法理和立法）方面比较发达。当时中国各有关大学一般是介绍英、美、法及日本的法学，缺乏专门介绍德国法学的学校。教育部曾命令校长徐诵明于1945年秋创办文法学院，但因当时办文法学院的条件不具备，于是先筹办法学院。

    法学院招收两班学生，一班是本校各院系已有德文基础的学生转入法学院一年级的共有53人；另一班为招收高中毕业生60余人，先入德文补习班学习德文1年后，再进入法学院一年级。

    法学院于1945年12月正式开课，学制4年。因招收的学生不多，法学院就设在李庄东岳庙内的玉皇楼。

    6、1940～1945年：薪火不绝

    1937年北京芦沟桥“七七事变”，人心大为振奋，爱国人民奔走相告，全国人民都卷入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浪潮中。1938年5、6月，日机滥炸广州。那时，中山大学地处广州东北石牌，踞冲要之区，常为敌机轰炸，对员生安全和教学工作都无适当的措施。并据报，敌将从惠州、博罗方面登陆。而广州军政当局竟于此年10月14日通告疏散市民，预备退却。中山也接教育部电告，即行迁校。校方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萧冠英主持。

    当时，校方接到情报，有一部分同学组队，参加到东江游击纵队去坚持敌后斗争。东江纵队的组织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生，后来与共产党员王作尧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另有一部分同学结队分批步行到云南墨江；同时，又有10余批同学到香港乘船到西贡，准备转去云南新校址。

    最初，中山大学决定迁往云南罗定，在10月19和20两日，分批乘船将人员及公物约1200余箱运离穗市。这些公物虽是员工们在危难中抢运出来，也只有三分之一。至10月底，全部运抵罗定县。当时据报，广州已于10月21日沦陷于敌手。11月初旬，该校总办事处在罗定城北窗明学校办公；农、法、医3学院分设罗定城内，附属中学则设在对岸塔溪乡；理、工2学院设在郁南县属大湾；研究院、文学院、师范学院和图书馆在罗定县罗镜，分别择地布置。

    至10月中旬，正在准备复课，忽接教育部电以汇款不便，另觅桂、滇两省迁校。又择定广西龙州的凭祥、上金、宁明各县为校址。岂知正在筹备启运之际，又接教育部电知，日敌谋在北海登陆，接近龙州，应迅迁滇省等语。因此又改计划，遂于12月1日结队西行，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5日到南江口，7日到梧州，增加员生百余人。19日，员生和4批公物均已抵达龙州。于是决定由龙州乘越滇铁路赴滇，并择定墨江县为校址。于2月6日出发，2月中旬全部抵达墨江。随即筹备开学，至3月1日复课。

    1940年春间，滇南物价暴涨，生活程度日高，员生生活顿感困难。及夏，日敌侵迫越南，威胁滇境，时局突告紧张。是年6月间，中枢遂任命许崇清为代理校长，主持迁校事宜，决定迁返粤北坪石（广东、湖南交界的一个小镇，今属广东省乐昌县）；惟公物、人员都要经过滇、黔、桂、湘数省，辗转输运，间关数千里。至1940年12月已全部抵达坪石。

    经过一番筹措，终于将中山大学总办公厅和研究院均设坪石镇，并续办先修班。这时，先修班与学生审查贷金委员会均设于此。文、理、工3学院分设于坪石附近之铁岭、塘口、三星坪等地；又增设一年级教育委员会于车田坝；医学院设于乐昌县城；法学院设于武阳司；师范学院设于管埠，均属乳源县境。农学院则设于湖南宜章县之栗源堡，1941年1月间先后上课。1941年7月，张云代理校长。

    中山迁到坪石后，在1942年间常闹米荒，生活极为艰苦。处在敌伪四面包围之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很多员生把衣服、被子、书籍等以最低价格出售，博取高价粮食。因粮食接济不足，常以野菜充饥。曾有物理系一位教师，因缺粮吃野菜中毒，幸得及时救治，方得无恙。因此，学校组织员生，爬山越岭，通过敌人封锁到湖南、香港等地运米接济。一连串地进行这种艰苦工作，在粮食困难方面终于克服。

    在这些情况下，当时教育部对中山大学员工的薪给问题有这样的规定：发给时价的米代金。年龄在30岁以上的，给予1石的米代金；28岁以上的8斗，26岁以上的6斗，不及26岁的均3斗。又两夫妇在同一机关工作、都在30岁以上的，一方给予1石，另一方只给予3斗。有5位同事，两夫妇都是在中山工作，也都在30岁以上，就很觉得不值。为了免饿，便相约以集体离婚的方法，在韶关《建国日报》广告栏登报，才夫妇各都得到了1石的代米金。这是在痛苦生活压迫下，造成了集体的假离婚的不正常现象。

    1945年1月初，警报频传，校方曾几次召开应变紧急会议。至1月15日，敌踪有自连县东陂窜向坪石的讯息。16日，据报已侵入湖南宜章县属栗源堡，随即窜扰管埠、梅花等地，坪石业已陷于包围形势，远郊已发生激烈战斗。事出仓猝，中山大学通告紧急疏迁，一部分公物和人员于17日由粤汉铁路遄赴乐昌县城，会商应变办法。惟敌人突至，所运公物尽被焚掠。即于21日间道转赴仁化，分驻石塘、仁化县城扶溪等地。其时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已先遄赴扶溪乡复课，但考虑到仁化地近前线，且曾被日敌窜至扶溪，旋复退出，然终是难于安处的。是时，金代校长即派员在扶溪设立中山大学办事处，随率领一部分员生向东陆行，遄赴龙川县。未几，择定梅县为校本部驻地；其他下属单位均陆续迁来，法学院在蕉岭县路亭，农学院在五华县岐岭，工学院在兴宁县东坝朱屋，师范学院在龙川县龙母，均于3月间先后复课。

    而未赴乐昌、仁化两县的一部分员生，由总务长何春帆率领，于此年1月20日由坪石突围，循连平公路遄赴连县，曾遇敌踪，幸因应付得宜，安抵连县三江，而继续赴连者甚众。随派员警赴栗源堡及笆篱堡，护送教务长邓植仪及各院员生等抵达三江，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连县分教处，择定晏平图书馆三江西、南、北城楼等处为校舍。处本部和研究院及文、理、法、工、师范5学院，先修班均于此地分别部署；仅农学院设在连县东陂西岸；医学院设在连县县城，这是因环境关系，而分别择地设立的。至于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尚未成立。附中学生来连的，则函介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或连州中学等校借读。其时，公推邓教务长兼处主任，订定分教处组织章程，经报由教育部和梅县校长方面核准。又梅、连两处均完成教育部于1945年秋分别招生的任务。

    至9月2日，抗战胜利，东江梅县本部，连县分校处及仁化区员生等，均于10月间先后返抵穗市。今连县分教处则奉本校命，将在连、坪、临、乐各地所存公物集中运校，乃分派人员在连、坪两处留守，负责运输事宜。（此文系根据当时在中大工作的周鼎培教授的回忆整理而成。）

    7、1942～1945年：江村春秋

    上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序言》里曾说：“机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要想达到丰富，只消去研究机缘就可以了。”对这点，先后毕业于大夏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曾长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赵瑞蕻极有体会。他回忆道：

    如果1940年夏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就留在那里教中学英文，不在第二年冬天离开昆明，翻山越岭，长途辛苦跋涉，独自搭乘运货车到重庆去跟爱人和我们初生的孩子团聚，先在南开中学教了一年英文，而且那么巧，就在那里重新遇见我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柳无忌先生；如果柳先生后来在1942年春没有推荐我给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先生的话，我就不会辞掉南开中学的教席转到中大分校柏溪教书了。这一机缘就使我长期呆在这个学校里，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蹂躏我们神圣的国土。敌骑南下，8月13日进攻上海，我军奋起抵抗，从此全面抗战的大火就燃烧起来了。那时，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辗转迁往昆明，建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则沿长江西迁，在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校本部，后又在柏溪创办了一个分校，一年级同学都在那里上课。

    在我到重庆前，柳无忌先生一家已离开昆明搬到重庆，他在中大外文系任教了。柳先生后来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说：“……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5年。”

    我们那时都住在南开中学教职员宿舍津南村里。有一天，我去看望柳先生，他问我愿不愿到中大工作。他说：“到柏溪教一年级英文。范存忠先生要求很严格，要我介绍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那边很需要人……”当然我是很愿意去的，于是，真是高兴，很快就接到了任外文系助教的聘书，上面签名盖章的就是中大校长罗家伦。

    过了几天，柳先生带我到松林坡外文系办公室拜访范先生。他那时不到40岁，不过头顶上已有点儿秃了；他穿着深蓝色大褂，戴副阔边黑架子眼镜，手里一只烟斗，挺有精神，利落得很，说话比较快，十分和蔼可亲；他热忱地接待了我，给了我非常深刻生动的印象。他同时介绍我认识他两位得意门生，外文系助教张健和冯和侃。范先生十分周到地指点我怎样到柏溪去，要我到了那里先去见吕天石先生，因为分校大一英文是他专管的。

    于是，1942年寒假后，开学前，一天清晨，我带着铺盖卷儿、日用品和一些书等，在松林坡小山岗下中渡口，走到嘉陵江边，坐上校船，沿江北上。船走得慢，有时碰上浅滩急流，船夫还得上岸拉纤。嘉陵江水是可爱的，记得当时中文系教授汪辟疆先生有诗说“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当我一望见碧蓝的江水，两岸山野风光时，我的诗兴便勃发了。

    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20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1000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旷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

    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我的长篇回忆散文《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爱情诗《金色的橙子》等和《红与黑》译本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我在柏溪度过了4年难忘的时光。想到这点，我不能不感谢范存忠先生；是他聘任我在柏溪工作，给了我一个安静的环境，为我创造了教学、写作、翻译和研究的良好条件。我也应该感谢柳无忌先生。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产品丰收季节之一。

    下

    在我到柏溪时，有外文系前辈，范先生东南大学的同学——吕天石、华林一和阮肖达3位先生早已在那里任教；还有一位中年教师朱文振先生（范先生高足）。吕先生后来享有高寿，并且在英语语言学研究和译介英国文学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吕先生厚道真诚，又很好客，几次节庆，我和后来到柏溪任教的西南联大几位学长受到吕先生热情的招待，在一起喝酒畅谈。范先生几次到柏溪就住他家里。那几年，吕先生负责大一英文教学工作，除平常接触外，每学期总有两三次在一起研讨、商量有关问题。

    1942年后，中大招生人数越来越多了，教育事业兴旺起来，柏溪逐渐热闹起来，更需要担任基本英语的教师。我就向范先生介绍几位西南联大前后毕业的同学，吴景荣、叶柽、沈长铖3位；柳先生推荐了他以前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的4位高足曹鸿昭、李田意、高殿森和张镜潭；后来又来了叶君健（武汉大学）、刘重德（北大）、左登金（清华）和李蔚（清华）4位；范先生自己的高足张健在我到柏溪第二年也从校本部调到分校工作了。这样，柏溪的英语教师队伍强大了，而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热心地担负着大学基本英语的教学工作，而且各自在课外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

    总之一句话，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就是范先生很高明的办学思想，他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气魄，没有门户成见，博大胸怀，爱护人才、发挥人才和提高人才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和作风的确是非常值得今天大家，特别是文教界年轻的一代思考和学习的。

    在这里，我想只要引用一下解楚兰女士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上的《纪念范存忠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的一段话，就可以明白了：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很差，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但在他主持下的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外文系却群贤憬集。他利用了当时人才集中大西南的有利条件，从各方面罗致专家、学者，使得当时院系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对于聘请教师，他一向主张选贤任能，不搞宗派，兼收并容，不拘一格，有蔡元培的作风。他非常爱惜人才，十分重视选拔有学问的年轻人充实师资队伍。他当时提拔、培养或派遣出国的年轻教师如吴景荣、张健、赵瑞蕻等，解放后都在高校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上面引文中解楚兰女士所提到的我认为十分重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地阐明了范先生的人格力量，也正是我那时所见和感受到的。在校本部任教的有楼光来、商承祖、柳无忌、徐仲年、初大告、李茂祥、陈嘉、沈同洽、李青崖、孙晋三、丁乃通等教授，有的是原在中大的，如楼先生、商先生和徐先生；有的是在重庆新聘请的，如柳先生、初先生、俞大纲先生和孙先生等。在柏溪方面，除吕先生等5人外，其他的都是外校外文系毕业的，如许孟雄先生等；从西南联大来的就有吴景荣、沈长铖、叶柽和我等8个人。吴景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和研究院，1944年，范先生聘他为副教授，在分校教外文系一年级学生。1948年，范先生为他写推荐书给当时设立在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得到批准，到英国留学进修。解放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北京外交学院任副院长。

    我在柏溪4年多，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

    那时我们每人都担任3班英文课，每周上课9小时，课文总是细细讲解，两周或三周作文一次，也够忙碌的。范先生非常重视各系科的基础英语教学，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决不可或缺的课程，而且他十分强调必须认真研读现代英美优秀散文，走循循善诱、熟读深思、潜移默化的路子。他主张一开始就应该千方百计培养学生的语言习惯和语言感觉。他坚决反对结合某个系的专业来学习英文，比如数理化英语、工科英语等。关于这点，直到晚年范先生都没有改变，始终坚持，曾同我谈过几次。正因为这样，所以1944年春开始，范先生就亲自指导我们重编英文教材，每篇课文有详细注释，编成3本书，入选的都是现代英美散文名家，随笔、小品或者短篇小说等的作者。

    范先生每个月至少到柏溪一次看望我们，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相聚一起，随意谈天，细致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遇到什么问题时，总虚心征求意见，提出改进的办法。他时常鼓励我们在教好书外，多开展些学术活动，多搞出些东西。1943年初，设立在沙坪坝的“时与潮”社创办了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请外文系教授孙晋三先生任主编，孙先生便约请外文系教师多帮助，写东西。范先生在这个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几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深极了，直到如今我仍然可以体会得到当初细读时的激动心情。我第一次拜读范先生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就被他的深入仔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踏实老练而又生动有味的文采所吸引住了。

    我在柏溪住了4年多，我的感受是十分亲切而丰富的。直到如今，我仍怀念着那段生活，那些充满着友谊和师生之情的岁月。那时生活清苦，起居条件差得很。我们住的宿舍的墙是竹子编的，外边涂上一层灰泥；没有玻璃窗，只有土纸糊的木框架。生活是艰苦的，景荣、张健和我3人有时分抽一包从重庆带来的上等香烟。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小火炉，买些木炭烧着取暖，度过重庆冬天多雾气的严寒。大家又找来洋铁罐，上边挖几个小孔，插进灯芯，倒满菜油，再弄个铁架子放在罐上，架子上摆着搪瓷杯子，火一点，就可烧开水，泡茶喝，或者煮东西吃了。就在这样的境况里，在“炉火峥嵘岂自暖，香灯寂寞亦多情”这样的诗句所描绘的心态中，我们教学、读书、翻译、研究，大家都愉快地努力工作着。

    那时在柏溪还有不少位中文、历史的教授、讲师，同事朋友如罗根泽、吴组缃、朱东润、王仲荦、管雄等先生，我们也经常来往谈笑，在一个食堂吃饭，相处得极好。有的教师家住沙坪坝，每周来柏溪上课一两次，如国文系的伍叔傥、杨晦先生；有的家住分校，每周一两次到校本部讲课，如罗根泽先生。

    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

    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在范存忠先生的教导下，经历过抗战八年，风风雨雨，经得起考验，不但没有丧失元气，反而比以前壮大了，而为复员后的中大外文系，以及解放后的南京大学外文系打好了更坚实的基础，为这个大学的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会儿，我再次梦回柏溪，仿佛再次望见那嘉陵碧蓝的江水；我仿佛仍然带着一把伞，肩头挂着一个旅行袋，沿着开满金黄色的油菜花的长长的堤岸，在4月初某个清晨，从柏溪慢慢走向沙坪坝，去看望我的亲人，再次去拜访我的老师柳无忌先生，再次跟范存忠先生在松林坡散步聊天，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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