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5年A：反对内战

    “一二一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

    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会场，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

    次日，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2月1日，为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昆明学生展开的爱国运动，大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和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这次运动前后共有数百名师生死伤，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和独裁的反动本质，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把国民党统治区正在发展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对以后学生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天，昆明市区还有一条街道命名为“一二一大街”，正是为纪念此次事件。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也有纪念“一二一事件”的亭子、烈士墓、纪念馆等建筑。

    在“一二一事件”烈士墓西侧，还有时任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号称“现代三绝”。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碑文1178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当年那些茅草、土坯筑成的校舍，早已为一幢幢高楼所代替，只是在烈士墓前还留下了一小幢教室、一块纪念碑作为纪念；但那些曾同她共过喜悦和患难的人，对她始终保持着亲切的记忆……

    2、1945年B：“专才”实乃“通才”

    1945年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

    茅以升(1896～1989年)，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江苏镇江人。7岁就读于该年（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学习，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校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次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加里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回国后，茅以升历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唐山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20世纪30年代与50年代，曾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

    北洋大学复校后，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制定了“决不忽视穷究学理，同时注重科学应用，使理工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方针，并积极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土木、水利、采矿、冶金和化学工程等5个工程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并着手招收研究生，以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和研究人员，被各界誉为“科学建国的堡垒”。

    由茅以升提出的“专才”教育，其8个目标是：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来，及运用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实际上，这并不是“专才”，而是“通才”。

    复校后的国立北洋大学，在原来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了理学院，从此北洋大学又进入曾经的理工结合时期。工学院初下设土木、水利、采矿、冶金、电机、航空、机械、化学工程学系8系，后增设建筑工程学系和纺织工程学系；理学院设置与工学院关系密切的物理、化学、数学、地质学4个基础学科系。

    3、1947年A：学生运动之最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1947年国统区学生大规模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运动。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青年学生遭受着无穷灾难。5月后，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对各种不合理问题的分散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上海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清华大学自17日起罢课3天，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得到各校响应。北平学生在罢课期间，各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

    18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到全国学生的反对。次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请愿。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

    同日，华北地区21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到殴打，造成“五二○流血事件”。

    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在南京高举“京沪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31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

    国民党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60多个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了斗争，人数达60万。

    这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次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相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4、1947年B：滴血的樱花

    上

    “六一惨案”是民国时期的1947年学运中，发生在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内的一起震惊全国的军警屠杀、镇压爱国师生的事件。这也是武大历史上第二个“六一惨案”。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展开，随着内战的升级和加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以武汉大学为中心的学潮，成为这次学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22日，由国立武汉大学发起，武昌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南京当局暴行。

    当天清早，武大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武昌，准备会合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汉口游行，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但省政府已下令封闭所有渡口。于是游行队伍被迫返回到彭刘杨路，向省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后，占领了除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下午4点，游行队伍返回学校。这引起了武汉当局的极大恐慌。

    5月28日至31日晚，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金克木等知名教师慨然前往讲演。学生也演出了《茶馆小调》、《凯旋》等节目，以巧妙的方式强烈谴责政府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径。会上约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惨案现场之一的老斋舍武汉警备司令部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于5月28日审定了逮捕进步师生的黑名单，31日晚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企图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

    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第71旅、82旅、宪兵12团、汉口警察总署、武昌警察总署及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2000人，分乘8辆汽车，包围了武大的武昌珞珈山校园。一部分兵力在通往学校的要道路口街道口、杨家湾、洪山、农学院、东湖边等地秘密布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部分兵力直接包围男、女生宿舍和教员住宅，并在制高点架设机枪、迫击炮。

    武装军警在蒙着面罩的特务学生何钊带领下，手持黑名单逐室搜捕进步师生，并装上警车准备带走。学生与军警展开说理斗争无效。到早晨6时，天、地、元、黄字斋的学生首先冲出铁门，营救学友。汽车被100多名学生围住。后来司机被强行拉下，玻璃和方向盘被砸，车底的油路、电路也被破坏。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

    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3人，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进步师生员工24人，其中有教授缪朗山（外文系）、朱君允（中文系）、金克木（哲学系）、梁园东（历史系）、刘颖（工学院）等5人，助教1人，高级职员1人，学生17人。

    黄鸣岗，25岁，历史学系学生，湖北枝江县江口镇百新里人。其时患疟疾卧床，闻枪声而起，被达姆弹射入腋下，倒地痛极呼母而绝。直到入殓时还张着嘴巴和眼睛，后20日被家人迎丧以归。

    王志德，19岁，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学生，江苏武进县人。在营救最后一车被捕同学时，因军警突然开枪，他伏卧于宇日二斋间石级之上，抬头环顾间，即被一弹命中太阳穴。且鼻梁又伤两处。后葬于校侧张家山之北。

    陈如丰，22岁，政治学系一年级学生，台湾台南县新营人。他也是最早来武汉读大学的台湾学生。其时刚取完水，自锅炉房走出。军警开枪时，立即退回原处。枪声稍止，他乘机跑回宿舍途中，子弹从左颅骨射入而亡。后葬于校侧张家山之北。陈如丰的弟弟陈英武曾于1992年清明期间，与其兄妹一道来到武汉为陈如丰烈士扫墓，全家捐资设立了武汉大学“陈如丰奖学金”。

    惨案发生后，武汉当局不仅封锁新闻，而且还捏造事实，诬蔑武大学生私藏军火，企图暴动。

    中

    惨案发生当天，武汉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即派徐远、刘实、陈克东等人到武大了解情况，传达市工委对惨案的处理意见。武大学运核心组织负责人王尔杰、赵萌兰、夏雨亭等根据市工委意见，决定从各进步团体抽出骨干，建立秘密的临时领导机构。此外，以学生自治会出面公开成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

    国立武汉大学六一屠杀惨案处理委员会还印制了《“六一”屠杀惨案真相》，并组织了武汉大学赴京控诉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将惨案真相传遍全国。美国旧金山电台也将惨案真相向全世界播发。

    6月2日，武大学生自治会、教授会和讲助会都分别发表宣言，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在《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中提出4项最低要求：

    撤办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枪决警备司令彭善及肇事凶手。

    立即释放本校及武汉各校被捕教授、学生及工友。

    公葬死难同学，政府负担一切费用；优恤死难同学家属，并赔偿本校六一惨案全部损失（包括受伤同学、被捕师生一切物质及精神之损失）。

    切实保障人权，并保证以后绝不派遣军警或特务迳入学校非法捕人。

    上午10时，华中大学、湖北省立农学院、湖北省立医学院等校的学生，不顾军警威胁，一队队佩带白花、抬着花圈来到武大吊唁和慰问。下午4时，武大师生2000人的迎灵行列，自工学院（今行政楼）将死难三烈士的遗体经理学院、老斋舍移送至体育馆灵堂入殡。入殓典礼由代校长刘秉麟主祭，并即席简短致辞。

    国立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快邮代电门首的挽联：

    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无非是骗术；

    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合力慰英魂。

    灵堂前的挽联：

    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

    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武大全体学生敬献的挽联：

    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敲，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

    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清华大学自治会敬献的挽联：

    机枪扫射，军警包围，珞珈山竟成屠场，请看遍地鲜血，四项诺言何去？

    四海同胞，人神共愤，清华园遥祭英魂，谨献一瓣心血，亿万青年继后来。

    武大南京校友会敬献的挽联：

    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

    哀法治，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

    缪朗山教授敬献的挽联：

    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

    黎明未起，暮然觉醒竟捐生。

    珞珈山小贩敬献的挽联：

    你们大学生尚被捕杀；

    我等老百姓何堪生存。

    挽歌：

    “东湖在呜咽，珞珈山为你哭泣；苦难的人民，站在你的灵前伤悲。民主变成了泡影，自由已躺在心里，和平成了祭坛的牺牲，统一变成了屠杀的信号。只要战争，不要和平！只要屠杀，不要人民！无言的愤怒，无声的呼号，一人倒下，万人站起！安息吧，战士！为民主而死，为民主而生！安息吧，兄弟们！安息吧，战士们！”

    悼歌：

    “战士的血，结成了自由之死；勇者的生命，孕育了民主的幼芽。死去的同学，光荣属于你们；活着的我们，未了的责任更大。起来！有良心的人们，有正义的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死和监牢吓不了我们。我们要以海洋深的仇恨、火样热的战斗作为对反动派的回答。”

    武大教授沈祖棻在事后怀着愤激之情写下了一首《鹧鸪天》：“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体育馆灵堂里，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主动前来吊唁的队伍络绎不绝。华北学联为声援武大，决定罢课3天。清华、北大两校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组织罢课，并设祭坛遥祭武大死难三烈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也举行了追悼会。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社教学院、北平交通大学、唐山交通大学、武大上海校友会、武大自贡校友会都纷纷来电慰问和声援。来自台湾台南的林慧庆，代表武大台湾同学会发表《悼陈如丰君》。上海台湾同学会和台湾教育厅也发来唁电。以哲学系主任万卓恒教授为主席的武汉大学教授会，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多次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要反动当局给一个说法。

    下

    由于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公愤，蒋介石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故两次给武大教授会万主席回电，被迫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6月4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释放了被捕师生。

    此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校内体育馆侧建筑一座“六一纪念亭”，将三位同学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保永久性纪念。

    6月16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在三具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画像两边有一副对联：“主子提供达姆弹，奴才充当刽子手”。上边的横批字体格外巨大：“党国所赐”。

    祭坛两侧的墙壁上，挂满了许多学生社团撰写的挽联：

    屠夫断头日；烈士含笑时。

    血，洗清眼睛；血，照亮大路；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

    又是一笔血债；留待一起清算。

    死了的，安息吧；伤了的，仇恨在生根。活着的，战斗在继续！让血，清算血债！让死亡，迎接新生！

    6月22日，武汉大学举行追悼六一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次日为死难者出殡，在武昌、汉口市区抬棺游行。三烈士安葬在张家山。1955年，因张家山新建大学，故将灵中的遗骨取出，在宝塔寺火化后，移送武汉九峰山石门峰安葬。

    1947年11月，武大校园内的“六一惨案”纪念亭建成。此亭坐北朝南，边高6.5米，六角地尖顶，翠瓦飞檐，有6根朱漆圆柱支柱。亭内立纪念碑，碑为麻石基座，高1.9米，碑正面刻“六一”纪念碑记，背面刻有“死难三学生传”。

    碑记和传文均是由时任武大中文系讲师、35岁的李健章用文言文撰写。为不使国民政府当局看出其中的悲愤之情和暗示之语，故写得很含蓄、简约。碑记曾拿到校务会议上传阅，稍作修改即获通过。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4月22日，制造六一惨案的主犯裕昆、郝钊、牛俊斌、杨汉颐、胡挥血等11人被执行死刑。学校重修纪念亭时，根据李健章的要求，将碑记中当时为避免政治风险而补加的“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两句删去。后来，江城不少小学生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即在此举行。

    在“六一惨案”原址老斋舍旁亦置有纪念碑。并在当年死难学生流下的血迹处，专门按血迹原状铺成红色，以示铭记。

    后来，武汉市政府划定“六一惨案”历史文物保护范围：遗址以图书馆和男生寄宿舍以及宿舍前道路为保护范围；纪念亭以台基四周20米为保护范围。2001年，纪念亭随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武大进步师生还在1948年5月自发创办了“六一图书馆”，馆藏各类进步图书近万册，均为师生自动捐助。学生推选历史学家梁园东教授兼任“六一图书馆”馆长。1951年11月，“六一图书馆”的藏书归并到武汉大学图书馆。

    5、1949年：两岸分流

    上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主要有22所大陆大学在台复校。如：

    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原北京大学的师资。

    （新竹）清华大学，留在大陆的仍叫清华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校。

    中央大学，留在大陆的则叫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留在大陆的也叫中山大学。

    辅仁大学，留在大陆的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东吴大学，留在大陆的即今之苏州大学。

    政治大学，其前身为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

    黄埔军校，即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

    国民党退到台湾，主要带走了清华、交大、中大、北大4所大学的大部分教师，组成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交通大学（原交大校长凌宏勋）、台湾大学（原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他还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1962年才在台复校）。许多年来，台大、清华、交大的实力一直都非常强。

    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大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相约成为一项制度。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1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最后竟殉职在台大任上。

    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开始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建议。

    首先是1950年10月，“闹情绪”的私立辅仁大学被取消，并入北师大等校。

    （辅仁大学，始自1925年由天主教会设立的辅仁社，创始人之一为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先生，1927 年升格为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民国时期与北大、清华、燕京号称“北平四名校”。抗战期间，因为有教会支持，辅大成为北方沦陷区唯一不挂日本国旗、文理科仍使用原有教材的学校，也是唯一为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高等学府。该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学校之一；建国后取消，1952年被并入上述5所大学。）

    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一些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首批确定的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则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此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流传久远的中国私学传统遭到无情的抨击和残酷的对待，已经逝世的陶行知被点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随即停止活动，民间办学至此彻底中断。到1956年，私人所举办的一切事业，学校、企业、医院、报纸、商店都被扫除尽净。

    中共开始接受并改造旧国立大学。在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1952年是个“多事之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被取消；学分制改为学年制；采用苏联教学大纲……还有，招生和就业的两个口子被“扎”起来了，“自由知识分子”已无立锥之地。

    此年全国院校进行调整，学习苏联单科大学模式，除北京大学外，民国几所名校都被拆得七零八散，其中8所全国综合性大学是重点。

    在南京，以中大和金陵大学为主，被肢解、组合成几个大学，面目全非，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主要继承人。

    交大的理科、管理被拆到复旦等校，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

    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理科主要并入复旦。

    清华也调整为纯工科大学。

    清华、交大等校还支援东北，建立起了专门学习苏联的闻名学府——哈工大和哈军工。

    南开和天大也进行了文、理、工的组合。南开不但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

    可以说，在1952年的院校调整中，北大、复旦和南开是最大受益者。北大所有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特别是与革命运动颇有渊源的复旦，接收了圣约翰、震旦、沪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的有关系科，变得空前强大起来，一举成为全国顶尖大学，独步江南。

    清华、中大、浙大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清华虽然文、理被调到北大，元气大伤，但因地处首都，工科仍保留完整，还有所加强。只是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已荡然无存。

    其实，院系调整前，北京还有一所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叫陕北公学，后来组成延安大学，后来又分出，再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也是非常庞大而强大的。但是昙花一现，不几年后就被分割得不成样子了。

    院校调整后，全国最好的学校为北大、清华、复旦、人大、南开、交大、南大、哈工大和浙大。

    1956年，交大为支援西北，决定西迁。最后由于受到强烈反对，又分成西安、上海两部分，只好分别独立为上海、西安两交大，就再也无法与北大、清华、复旦抗争了。

    院校调整后，原有的55所全国性综合类大学被调整为14所；私立大学全部被改为公立，或者被取缔，并入其他院校。教会大学更是彻底被取缔，其资源（校舍、设备、师资等）则被重新调配。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教育界深深感到：苏联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它培养的人才太“专”，缺乏适应能力和创造力，人文精神无从谈起。人们开始思考那场院系调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资料十分稀缺。

    1992年，高校再次调整；并出现合并热潮，即“炮制”所谓的“航空母舰”，纯粹追求规模化，最大的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等。与1952年不同的是，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变“专业化”为“综合化”。学分制等被丢弃的做法，又被重新拾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大学又逐渐出现；特别是近几年，各个地方、各种性质、水平不一的私立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多如牛毛，但也良莠不齐。可是，它们基本上是企业运作，哪里能看到一点过去那些私立大学的影子？

    今天的大学，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是重点还是普通，是京沪还是地方，是综合类还是特征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才（其实是技术员）加工厂”、“技能培训班”，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

    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今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只告诉学生商业、信息社会需要什么。

    尤其是在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唯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

    记忆中的影像日渐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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